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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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當然比他有理一些，我苦苦思索，不抱成見，看到我的大夫沾沾自喜，在一旁發笑，不免有些不滿。
我十分關心這場論争，因此重又發奮攻讀黑格爾的著作。
我的疑慮痛苦持續了不多久，真理便在我眼前閃現，終于豁然開朗。
我倒向了我的對手一邊，但并非像她希望的那樣。
我對她說：&ldquo您是完全對的，跟您争論使我很慚愧；當然，沒有神的個體，也沒有不滅的靈魂，因此才無從證明它們的存在。
您瞧，排除了這些先入之見的假設，一切就變得又簡單又自然了。
&rdquo 我的話使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立刻鎮靜下來，說道： &ldquo我為您感到惋惜，不過也許事情會逐步好轉，您在這條路上不會停留太久，因為它太空虛，太沉悶了。
&rdquo她笑了笑，又道：&ldquo至于我們的大夫，他已不可救藥，他不怕待在這迷霧中，連前面一步路也看不到。
&rdquo 然而她的臉色比平時更蒼白了。
過了兩三個月，奧加遼夫路過諾夫哥羅德，給我捎來了一本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46。
我剛讀了開頭幾頁，就高興得跳了起來。
打倒僞裝的衣衫，打倒隐晦曲折，打倒拐彎抹角，我們是自由人，不是桑恩斯47的奴隸，不需要把真理隐藏在神話中！ 在我的哲學熱的全盛時期，我着手寫了一系列文章，這就是《科學中的一知半解态度》48，在那裡我順便鞭撻了一下醫師。
現在我們回頭來談别林斯基。
他于1840年去彼得堡，過了幾個月我們也到了那裡。
我沒有找他。
我與别林斯基的争執使奧加遼夫很傷心，他明白，别林斯基的荒謬觀點隻是暫時性的疾病，我也這麼看，但奧加遼夫比我善良。
最後，他寫信強使我們見面。
我們的會晤起先是冷淡的，不友好的，不和睦的；但無論别林斯基或我都不是大外交家，在無關緊要的閑話中間，我提到了《波羅金諾周年紀念》這篇文章。
别林斯基從座位上一躍而起，漲紅了臉，非常坦率地對我說道： &ldquo謝天謝地，您談到了這個問題，要不，我的牛脾氣真叫我不知從何開始才好&hellip&hellip您勝利了，在彼得堡的三四個月，比一切論證更能說服我。
這件倒黴事不必再提。
我告訴您一個情況就夠了：前幾天我在一個朋友家用膳，同席有一位工兵部隊軍官；主人問他，想不想認識我？軍官湊在他耳邊問：&lsquo這就是那篇關于波羅金諾周年紀念文章的作者？&rsquo主人說：&lsquo是。
&rsquo軍官冷冷地回答道：&lsquo謝謝，我不想認識他。
&rsquo這一切我都聽到了，我再也忍不住，熱烈地握住軍官的手，對他說：&lsquo您是個正直的人，我向您緻敬&hellip&hellip&rsquo瞧，這還需要說什麼！&rdquo 從這時起直到别林斯基謝世之日，我與他都是手挽手前進的。
可以預料，别林斯基會用盡他尖刻的語言，不遺餘力地攻擊他先前的觀點。
但他的朋友中有許多人是不夠光彩的，他們的保皇派立場超過了君主本人，他們不幸非常英勇，力圖保衛自己的觀點，盡管他們并不拒絕體面的停戰。
一切實事求是的有識之士都轉向了别林斯基一邊，隻有頑固的形式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與他分道揚镳。
其中一些人鑽進了德國煩瑣的死科學的牛角尖，失去了與生活的一切聯系，然後默默無聞地消失了。
另一些人變成了東正教斯拉夫主義者。
黑格爾和斯特凡·亞沃爾斯基49的結合，看似不可思議，實際上卻是可能的；拜占庭神學正是一種膚淺的決疑論，一套邏輯公式的遊戲，與形式主義地理解的黑格爾辯證法并無二緻。
《莫斯科人》50的一些文章已不容懷疑地證明，哲學與宗教的雞奸可以達到如何登峰造極的地步。
别林斯基揚棄了對黑格爾的片面理解，但絕對沒有抛開他的哲學。
恰恰相反，哲學觀念和革命思想正是在這裡開始了它們那生動、精确、獨特的結合。
我認為，别林斯基是尼古拉時期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在1825年後碩果僅存的自由派分子波列沃伊之後，在恰達耶夫那些陰森的文章51之後，别林斯基那憤世嫉俗的否定從痛苦中誕生了；他熱烈幹預一切問題，在一系列批評文章中，不管切題不切題，他無所不談，帶着始終不渝的憎恨攻擊一切權威，并經常上升到詩的靈感的高度。
他所分析的作品大抵隻是為他的出發點提供一點材料，半路上他便抛開它，專談某一問題。
《奧涅金》中一行詩句：&ldquo所謂親戚便是這麼一群人&rdquo52，已足夠他借題發揮，把家庭生活傳到法庭上，剝開親屬關系的畫皮。
誰不記得他那些論《旅行馬車》53，論屠格涅夫的《巴拉莎》54，論傑爾查文，論莫恰洛夫55和哈姆雷特的文章？他堅持原則，始終如一，無所畏懼，在書報審查制度的暗礁間巧妙地航行，英勇地抨擊文化界的學閥，抨擊三個上層階級的作家，抨擊禦用的文人學士、官僚政客，這些人随時企圖把反對他們的人置之死地，軟的不成便用硬的，反駁不成便用密告陷害。
别林斯基無情地鞭撻他們，那些迂腐狹隘的風花雪月的讴歌者，那些文明、善行和溫情的鑒賞家，他們淺薄的自尊心無不受到他的挖苦。
他嘲笑他們視作珍寶的内心思想，他們在風燭殘年煥發的詩情畫意，他們靠安娜绶帶掩蓋的天真稚氣。
為了這一切，他們對他真是恨之入骨！ 從斯拉夫派說來，它是通過與别林斯基的鏖戰正式形成的；他盡情諷刺他們，連他們戴的農民皮帽、穿的老式粗呢上衣也不放過。
隻要想一下，别林斯基起先是在《祖國紀事》上撰文，而基列耶夫斯基56最早出版的卓越期刊名叫《歐羅巴人》；這些名稱最足以證明，開頭還沒有明顯的分歧，還沒有形成兩種理論和派别。
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青年從每月25号起便如饑似渴地等待着别林斯基的文章。
大學生們三番五次跑進咖啡館，打聽《祖國紀事》到了沒有；厚厚的雜志一到便争相翻閱。
&ldquo有沒有别林斯基的文章？&rdquo&ldquo有。
&rdquo于是懷着狂熱的同情，把它一口氣讀完，一邊讀一邊笑，一邊争論&hellip&hellip三四種不同的信仰和根據頓時化為烏有。
難怪彼得保羅要塞司令斯科别列夫一天在涅瓦大街上遇到别林斯基，跟他開玩笑道：&ldquo您什麼時候駕臨我們的要塞啊，我已準備好一間溫暖的牢房供閣下居住。
&rdquo 我在另一部書57中，已就别林斯基的發展和他的文學活動作了論述，這裡隻想談一下他本人。
别林斯基非常怕羞，平常遇見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時候，他就會手足失措；他知道這一點，想要掩飾，結果反而弄得很滑稽。
K58要他一起拜訪一位夫人；離她家越來越近，别林斯基也變得越來越不安，他問，可不可改天再去，說他頭痛。
K了解他，不理睬他的借口。
車到門口，别林斯基一下雪橇，便想溜之大吉，被K一把抓住大衣，拖進了屋子。
他有時也上奧多耶夫斯基公爵59府，參加文學界和外交界的晚會。
在那裡聚會的人，除了某種相互的猜忌和厭惡之外，沒有任何共同點。
這些人形形色色，有大使館官員和考古學家薩哈羅夫60，也有畫家和亞·邁恩多夫61，還有學者出身的高等文官，北京來的雅金甫·比丘林62，半憲兵半文學家的人物，以及全部是憲兵而根本不是文學家的人物。
安·克63在那裡始終保持沉默，以緻将軍們都把他當作權威。
主婦看到丈夫這些粗俗的座上客，心中不免暗暗叫苦，她之容忍他們，正如路易-菲力普登基之初，遷就自己的擁戴者，請他們參加杜伊勒裡宮的舞會，讓吊襪帶技師、雜貨店老闆、鞋匠和其他可敬的公民擠滿整個底層一樣。
在這種晚會上，别林斯基總是心慌意亂，不知怎麼辦才好；他一邊是不懂一句俄國話的薩克森公使，另一邊是連别人頭腦中的話也懂得的第三廳官員。
他每參加一次這樣的晚會總要病兩三天，把帶他去的人大罵一頓。
有一次在星期六，新年前夕，大部分客人已經離開，主人忽發奇想，要煮熱糖酒款待親密朋友。
别林斯基本來一定也走了，但家具攔住了他的出路，他不知怎麼被擠進了一個角落，前面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放着酒和杯子。
茹科夫斯基穿了繡金邊的白官服褲，端坐在他斜對面。
别林斯基耐心坐了好久，但看到自己的命運毫無好轉的希望，便開始慢慢挪動桌子。
桌子起先還聽話，後來忽然一晃，砰的一聲倒在地上，把一瓶波爾多酒潑了茹科夫斯基一身。
他跳了起來，紅葡萄酒便順着褲子往下流。
大家慌了手腳，一個仆役拼命用餐巾給他擦褲子，把沒沾酒的地方也弄髒了，另一個仆役拾掇打碎的酒杯&hellip&hellip别林斯基趁騷亂當口一溜煙走了；他窘得要死，是步行奔回家中的。
可愛的别林斯基！這類事件總是使他怨恨不已，幾天不能平靜，一想起來不是覺得好笑，隻是覺得可怕，在屋裡踱來踱去直搖頭。
但是這個腼腆的人，這個虛弱的身體，卻具有一種強大的、鬥士般的性格；是的，這是一個堅強的戰士！他不善于說教，勸導，他需要論争。
沒有對手，沒有憤恨，他就語不驚人，但是一旦他覺得自己受了傷害，一旦他心愛的信念遭到觸犯，他的臉部肌肉開始顫動，聲音噴薄而出，情形就不同了；他像一頭小老虎，撲到對方身上，撕裂他的肢體，剝開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狽不堪，醜态百出，同時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詩意，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論争結束之時，這位病人往往咯血不止，臉色蒼白，氣喘籲籲，眼睛注視着與他談話的人，用哆嗦的手拿起手帕，按在嘴邊，緘默不語，為自己的體弱多病而深感苦惱和沮喪。
每逢這種時候，我是多麼愛他和可憐他啊！ 他在經濟上受到文學包工頭的剝削，在精神上受到書報審查制度的摧殘，在彼得堡他的周圍很少志同道合的人，波羅的海氣候對折磨他的疾病又有緻命的危害，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他變得愈來愈憤憤不平，容易動怒。
他回避生人，怕羞到閉門不出，有時幾個星期悶悶不樂，無所事事。
于是編輯部一再寫條子來催稿，這位被奴役的文學家隻得咬緊牙關，拿起了筆，寫出了那些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尖刻文章，那些使讀者心驚膽戰的起訴書。
筋疲力盡的他，常常跑到我家中休息，接連幾個小時躺在地闆上，逗我兩歲的兒子玩兒。
隻有我們三個人的時候，一切都太平無事，但一旦傳來門鈴聲，驚悸的神色馬上會從他臉上掠過，他不安地四面張望，尋找帽子；後來由于斯拉夫人的弱點，又留下了。
這時隻要一句話，一個意見不合他的心意，便會引起一場别開生面的争吵和辯論&hellip&hellip 一天他在一個文學家64那兒用膳，這時正是耶稣受難周的齋期，吃的是素餐。
&ldquo您幾時變得這麼虔誠的？&rdquo他問。
&ldquo我們吃齋也是不得已，&rdquo文學家回答，&ldquo總得為人表率啊。
&rdquo &ldquo為人表率？&rdquo别林斯基問，氣得臉色發白。
&ldquo是做給那些仆人看吧？&rdquo他又說一遍，離開了座位。
&ldquo您的仆人在哪裡？我要告訴他們，他們受騙了。
這種對弱者、對無知者的愚弄，這種助長愚昧的假仁假義，比任何公開的罪惡更壞，更不人道。
您以為您是自由人嗎？您與一切帝王、神父和剝削者不過是一丘之貉。
再見，我不能為了愚弄人民吃齋，我不想為人表率！&rdquo 在那些已徹底德國化的俄國人中，有一個是我們大學的碩士，剛從柏林回來65；這位好好先生戴一副藍眼鏡，墨守成規，拘泥禮節，已被哲學和語文學弄得頭腦遲鈍，冥頑不靈，再也不能有所作為了。
可是這個有些迂腐的書呆子偏愛高談闊論。
一次在那位恪守齋期、要為人表率的小說家的文學晚會上，碩士大放厥詞，發表了一通冠冕堂皇、四平八穩的議論。
别林斯基靠在牆角的躺椅上，我走過時，他一把拉住我的衣襟，說道： &ldquo你聽見這個混蛋在胡謅什麼嗎？我的舌頭早已忍不住了，可是胸口有些痛，人又太多，我央求你行行好，捉弄他一下，給他點顔色看，想幾句話挖苦他，反正這是你的拿手戲，來吧，替我出出氣。
&rdquo 我哈哈大笑，對他說，他慫恿我做這事，正如唆使哈巴狗去捉老鼠。
我與這位先生可說素昧平生，而且幾乎沒聽到他在說什麼。
晚會臨近結束時，戴藍眼鏡的碩士大罵科利佐夫66抛棄了人民的服裝，罵了一會兒忽然把話題一轉，談到了恰達耶夫的著名《書簡》，他的話庸俗無聊，口氣卻那麼妄自尊大，令人覺得好笑，最後他說道： &ldquo不論怎樣，我認為他的行為是卑鄙的，可恥的，這種人為我所不齒。
&rdquo 有一個在場的人是熟知恰達耶夫的，這便是我。
關于恰達耶夫，我以後還有不少話要講，我始終愛他，尊敬他，也為他所愛，我不能對這種粗野的攻擊置之不理。
我嚴厲責問他，他是否認為，恰達耶夫寫這文章是别有用心或者言不由衷的？ &ldquo完全不是。
&rdquo碩士回答。
這就開始了不愉快的對話，我向他證明，把&ldquo卑鄙&rdquo、&ldquo可恥&rdquo這類形容詞加在敢于直抒己見、并為此承受痛苦的人身上，這行為本身就是卑鄙可恥的。
于是他向我大談民族的統一，國家的團結，破壞這種團結便是犯罪，它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等等。
突然，别林斯基打斷了我的話，從沙發上一躍而起，臉色像紙一樣白，走到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道： &ldquo事情很清楚，他們要當審判官和檢察官，統治人民的思想&hellip&hellip&rdquo于是他滔滔不絕說了下去。
他的話具有振奮人心的威力，在嚴厲的措辭中夾雜着匕首似的譏刺。
&ldquo瞧他們那副大義凜然的架勢！鞭打&mdash&mdash他們無動于衷，流放西伯利亞&mdash&mdash他們無動于衷，可是一旦恰達耶夫觸犯了他們的民族榮譽，他們就開口了：不準講話！講話就是大逆不道，奴隸從來沒有資格講話！在比較文明的國家，人們的感覺應該也比在科斯特羅馬和卡盧加發達一些，為什麼在那裡倒不怕人講話？&rdquo &ldquo文明的國家裡有監獄，&rdquo碩士說，露出一副無與倫比的得意神色，&ldquo監獄可以把亵渎全民族榮譽的瘋子囚禁起來&hellip&hellip這麼做非常好。
&rdquo 别林斯基挺直了身子，這時他像巨人一樣，神色是可怕的，他把兩手合抱在衰弱的胸前，逼視着碩士，用深沉的嗓音回答道： &ldquo在更文明的國家中有斷頭台，它可以處死那些認為這麼做非常好的人。
&rdquo 說完這話，他已精疲力竭，倒在安樂椅上，不再作聲。
聽到&ldquo斷頭台&rdquo，主人面色發白，客人目瞪口呆，大廳中一時鴉雀無聲。
碩士被弄得十分尴尬，但人的自尊心在這種時候偏偏不肯善罷甘休。
屠格涅夫勸人在卷進一場風波怒不可遏時，講話之前先把舌頭在嘴巴内卷動十來次。
碩士不懂得這個簡便的辦法，繼續喋喋不休，但這些廢話與其說是對别林斯基，不如說是對其他人講的。
&ldquo不論您如何偏激，&rdquo他最後說，&ldquo我相信有一點我還是與您一緻的&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不！&rdquo别林斯基回答，&ldquo随您怎麼花言巧語，我與您什麼也不會一緻！&rdquo 大家笑了一會兒便吃夜宵去了。
碩士也拿起帽子走了。
&hellip&hellip物質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痛苦，很快損傷了别林斯基虛弱的肌體。
他的臉，特别是嘴角邊的肌肉和凝然不動的悲憤目光，都說明他内心活動的激烈，體力消耗的迅速。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巴黎，這是1847年秋，他已病重，怕大聲講話，從前的精力隻是回光返照似的偶爾重現一下。
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寫了給果戈理的信。
二月革命67的消息傳到時，他還活着；直到臨終，他仍把它看作黎明前的曙光！ 這一章68在1854年便是這麼結束的；那以後情況有了很大不同。
我與那個時期已變得接近多了，這是由于我與這裡的人距離擴大了，也是由于奧加遼夫的到來69和兩部書的問世：安年科夫70的斯坦克維奇傳記和别林斯基文集的頭幾卷71。
病房的窗戶突然打開，田野上的新鮮空氣吹進了屋子，這是一股春天的清新氣流&hellip&hellip 斯坦克維奇的書信沒有引起注意，它發表得不是時候。
1857年底，俄國在尼古拉的葬禮之後還沒有清醒過來，還在期待和瞻望；這不是回憶的适當時機&hellip&hellip但是這本書不會湮沒無聞。
它将作為時代的罕見的紀念
她當然比他有理一些，我苦苦思索，不抱成見，看到我的大夫沾沾自喜，在一旁發笑，不免有些不滿。
我十分關心這場論争，因此重又發奮攻讀黑格爾的著作。
我的疑慮痛苦持續了不多久，真理便在我眼前閃現，終于豁然開朗。
我倒向了我的對手一邊，但并非像她希望的那樣。
我對她說：&ldquo您是完全對的，跟您争論使我很慚愧；當然，沒有神的個體，也沒有不滅的靈魂，因此才無從證明它們的存在。
您瞧，排除了這些先入之見的假設，一切就變得又簡單又自然了。
&rdquo 我的話使她有些不好意思，但她立刻鎮靜下來，說道： &ldquo我為您感到惋惜，不過也許事情會逐步好轉，您在這條路上不會停留太久，因為它太空虛，太沉悶了。
&rdquo她笑了笑，又道：&ldquo至于我們的大夫，他已不可救藥，他不怕待在這迷霧中，連前面一步路也看不到。
&rdquo 然而她的臉色比平時更蒼白了。
過了兩三個月，奧加遼夫路過諾夫哥羅德，給我捎來了一本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46。
我剛讀了開頭幾頁，就高興得跳了起來。
打倒僞裝的衣衫，打倒隐晦曲折，打倒拐彎抹角，我們是自由人，不是桑恩斯47的奴隸，不需要把真理隐藏在神話中！ 在我的哲學熱的全盛時期，我着手寫了一系列文章，這就是《科學中的一知半解态度》48，在那裡我順便鞭撻了一下醫師。
現在我們回頭來談别林斯基。
他于1840年去彼得堡，過了幾個月我們也到了那裡。
我沒有找他。
我與别林斯基的争執使奧加遼夫很傷心，他明白，别林斯基的荒謬觀點隻是暫時性的疾病，我也這麼看，但奧加遼夫比我善良。
最後，他寫信強使我們見面。
我們的會晤起先是冷淡的，不友好的，不和睦的；但無論别林斯基或我都不是大外交家，在無關緊要的閑話中間，我提到了《波羅金諾周年紀念》這篇文章。
别林斯基從座位上一躍而起，漲紅了臉，非常坦率地對我說道： &ldquo謝天謝地，您談到了這個問題，要不，我的牛脾氣真叫我不知從何開始才好&hellip&hellip您勝利了，在彼得堡的三四個月，比一切論證更能說服我。
這件倒黴事不必再提。
我告訴您一個情況就夠了：前幾天我在一個朋友家用膳，同席有一位工兵部隊軍官；主人問他，想不想認識我？軍官湊在他耳邊問：&lsquo這就是那篇關于波羅金諾周年紀念文章的作者？&rsquo主人說：&lsquo是。
&rsquo軍官冷冷地回答道：&lsquo謝謝，我不想認識他。
&rsquo這一切我都聽到了，我再也忍不住，熱烈地握住軍官的手，對他說：&lsquo您是個正直的人，我向您緻敬&hellip&hellip&rsquo瞧，這還需要說什麼！&rdquo 從這時起直到别林斯基謝世之日，我與他都是手挽手前進的。
可以預料，别林斯基會用盡他尖刻的語言，不遺餘力地攻擊他先前的觀點。
但他的朋友中有許多人是不夠光彩的，他們的保皇派立場超過了君主本人，他們不幸非常英勇，力圖保衛自己的觀點，盡管他們并不拒絕體面的停戰。
一切實事求是的有識之士都轉向了别林斯基一邊，隻有頑固的形式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與他分道揚镳。
其中一些人鑽進了德國煩瑣的死科學的牛角尖，失去了與生活的一切聯系，然後默默無聞地消失了。
另一些人變成了東正教斯拉夫主義者。
黑格爾和斯特凡·亞沃爾斯基49的結合，看似不可思議，實際上卻是可能的；拜占庭神學正是一種膚淺的決疑論，一套邏輯公式的遊戲，與形式主義地理解的黑格爾辯證法并無二緻。
《莫斯科人》50的一些文章已不容懷疑地證明，哲學與宗教的雞奸可以達到如何登峰造極的地步。
别林斯基揚棄了對黑格爾的片面理解，但絕對沒有抛開他的哲學。
恰恰相反，哲學觀念和革命思想正是在這裡開始了它們那生動、精确、獨特的結合。
我認為，别林斯基是尼古拉時期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在1825年後碩果僅存的自由派分子波列沃伊之後，在恰達耶夫那些陰森的文章51之後，别林斯基那憤世嫉俗的否定從痛苦中誕生了；他熱烈幹預一切問題，在一系列批評文章中，不管切題不切題，他無所不談，帶着始終不渝的憎恨攻擊一切權威，并經常上升到詩的靈感的高度。
他所分析的作品大抵隻是為他的出發點提供一點材料，半路上他便抛開它，專談某一問題。
《奧涅金》中一行詩句：&ldquo所謂親戚便是這麼一群人&rdquo52，已足夠他借題發揮，把家庭生活傳到法庭上，剝開親屬關系的畫皮。
誰不記得他那些論《旅行馬車》53，論屠格涅夫的《巴拉莎》54，論傑爾查文，論莫恰洛夫55和哈姆雷特的文章？他堅持原則，始終如一，無所畏懼，在書報審查制度的暗礁間巧妙地航行，英勇地抨擊文化界的學閥，抨擊三個上層階級的作家，抨擊禦用的文人學士、官僚政客，這些人随時企圖把反對他們的人置之死地，軟的不成便用硬的，反駁不成便用密告陷害。
别林斯基無情地鞭撻他們，那些迂腐狹隘的風花雪月的讴歌者，那些文明、善行和溫情的鑒賞家，他們淺薄的自尊心無不受到他的挖苦。
他嘲笑他們視作珍寶的内心思想，他們在風燭殘年煥發的詩情畫意，他們靠安娜绶帶掩蓋的天真稚氣。
為了這一切，他們對他真是恨之入骨！ 從斯拉夫派說來，它是通過與别林斯基的鏖戰正式形成的；他盡情諷刺他們，連他們戴的農民皮帽、穿的老式粗呢上衣也不放過。
隻要想一下，别林斯基起先是在《祖國紀事》上撰文，而基列耶夫斯基56最早出版的卓越期刊名叫《歐羅巴人》；這些名稱最足以證明，開頭還沒有明顯的分歧，還沒有形成兩種理論和派别。
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青年從每月25号起便如饑似渴地等待着别林斯基的文章。
大學生們三番五次跑進咖啡館，打聽《祖國紀事》到了沒有；厚厚的雜志一到便争相翻閱。
&ldquo有沒有别林斯基的文章？&rdquo&ldquo有。
&rdquo于是懷着狂熱的同情，把它一口氣讀完，一邊讀一邊笑，一邊争論&hellip&hellip三四種不同的信仰和根據頓時化為烏有。
難怪彼得保羅要塞司令斯科别列夫一天在涅瓦大街上遇到别林斯基，跟他開玩笑道：&ldquo您什麼時候駕臨我們的要塞啊，我已準備好一間溫暖的牢房供閣下居住。
&rdquo 我在另一部書57中，已就别林斯基的發展和他的文學活動作了論述，這裡隻想談一下他本人。
别林斯基非常怕羞，平常遇見陌生人或者人太多的時候，他就會手足失措；他知道這一點，想要掩飾，結果反而弄得很滑稽。
K58要他一起拜訪一位夫人；離她家越來越近，别林斯基也變得越來越不安，他問，可不可改天再去，說他頭痛。
K了解他，不理睬他的借口。
車到門口，别林斯基一下雪橇，便想溜之大吉，被K一把抓住大衣，拖進了屋子。
他有時也上奧多耶夫斯基公爵59府，參加文學界和外交界的晚會。
在那裡聚會的人，除了某種相互的猜忌和厭惡之外，沒有任何共同點。
這些人形形色色，有大使館官員和考古學家薩哈羅夫60，也有畫家和亞·邁恩多夫61，還有學者出身的高等文官，北京來的雅金甫·比丘林62，半憲兵半文學家的人物，以及全部是憲兵而根本不是文學家的人物。
安·克63在那裡始終保持沉默，以緻将軍們都把他當作權威。
主婦看到丈夫這些粗俗的座上客，心中不免暗暗叫苦，她之容忍他們，正如路易-菲力普登基之初，遷就自己的擁戴者，請他們參加杜伊勒裡宮的舞會，讓吊襪帶技師、雜貨店老闆、鞋匠和其他可敬的公民擠滿整個底層一樣。
在這種晚會上，别林斯基總是心慌意亂，不知怎麼辦才好；他一邊是不懂一句俄國話的薩克森公使，另一邊是連别人頭腦中的話也懂得的第三廳官員。
他每參加一次這樣的晚會總要病兩三天，把帶他去的人大罵一頓。
有一次在星期六，新年前夕，大部分客人已經離開，主人忽發奇想，要煮熱糖酒款待親密朋友。
别林斯基本來一定也走了，但家具攔住了他的出路，他不知怎麼被擠進了一個角落，前面有一張小桌子，桌上放着酒和杯子。
茹科夫斯基穿了繡金邊的白官服褲，端坐在他斜對面。
别林斯基耐心坐了好久，但看到自己的命運毫無好轉的希望，便開始慢慢挪動桌子。
桌子起先還聽話，後來忽然一晃，砰的一聲倒在地上，把一瓶波爾多酒潑了茹科夫斯基一身。
他跳了起來，紅葡萄酒便順着褲子往下流。
大家慌了手腳，一個仆役拼命用餐巾給他擦褲子，把沒沾酒的地方也弄髒了，另一個仆役拾掇打碎的酒杯&hellip&hellip别林斯基趁騷亂當口一溜煙走了；他窘得要死，是步行奔回家中的。
可愛的别林斯基！這類事件總是使他怨恨不已，幾天不能平靜，一想起來不是覺得好笑，隻是覺得可怕，在屋裡踱來踱去直搖頭。
但是這個腼腆的人，這個虛弱的身體，卻具有一種強大的、鬥士般的性格；是的，這是一個堅強的戰士！他不善于說教，勸導，他需要論争。
沒有對手，沒有憤恨，他就語不驚人，但是一旦他覺得自己受了傷害，一旦他心愛的信念遭到觸犯，他的臉部肌肉開始顫動，聲音噴薄而出，情形就不同了；他像一頭小老虎，撲到對方身上，撕裂他的肢體，剝開他的表皮，把他弄得狼狽不堪，醜态百出，同時以非凡的力量，非凡的詩意，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論争結束之時，這位病人往往咯血不止，臉色蒼白，氣喘籲籲，眼睛注視着與他談話的人，用哆嗦的手拿起手帕，按在嘴邊，緘默不語，為自己的體弱多病而深感苦惱和沮喪。
每逢這種時候，我是多麼愛他和可憐他啊！ 他在經濟上受到文學包工頭的剝削，在精神上受到書報審查制度的摧殘，在彼得堡他的周圍很少志同道合的人，波羅的海氣候對折磨他的疾病又有緻命的危害，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他變得愈來愈憤憤不平，容易動怒。
他回避生人，怕羞到閉門不出，有時幾個星期悶悶不樂，無所事事。
于是編輯部一再寫條子來催稿，這位被奴役的文學家隻得咬緊牙關，拿起了筆，寫出了那些憤激之情溢于言表的尖刻文章，那些使讀者心驚膽戰的起訴書。
筋疲力盡的他，常常跑到我家中休息，接連幾個小時躺在地闆上，逗我兩歲的兒子玩兒。
隻有我們三個人的時候，一切都太平無事，但一旦傳來門鈴聲，驚悸的神色馬上會從他臉上掠過，他不安地四面張望，尋找帽子；後來由于斯拉夫人的弱點，又留下了。
這時隻要一句話，一個意見不合他的心意，便會引起一場别開生面的争吵和辯論&hellip&hellip 一天他在一個文學家64那兒用膳，這時正是耶稣受難周的齋期，吃的是素餐。
&ldquo您幾時變得這麼虔誠的？&rdquo他問。
&ldquo我們吃齋也是不得已，&rdquo文學家回答，&ldquo總得為人表率啊。
&rdquo &ldquo為人表率？&rdquo别林斯基問，氣得臉色發白。
&ldquo是做給那些仆人看吧？&rdquo他又說一遍，離開了座位。
&ldquo您的仆人在哪裡？我要告訴他們，他們受騙了。
這種對弱者、對無知者的愚弄，這種助長愚昧的假仁假義，比任何公開的罪惡更壞，更不人道。
您以為您是自由人嗎？您與一切帝王、神父和剝削者不過是一丘之貉。
再見，我不能為了愚弄人民吃齋，我不想為人表率！&rdquo 在那些已徹底德國化的俄國人中，有一個是我們大學的碩士，剛從柏林回來65；這位好好先生戴一副藍眼鏡，墨守成規，拘泥禮節，已被哲學和語文學弄得頭腦遲鈍，冥頑不靈，再也不能有所作為了。
可是這個有些迂腐的書呆子偏愛高談闊論。
一次在那位恪守齋期、要為人表率的小說家的文學晚會上，碩士大放厥詞，發表了一通冠冕堂皇、四平八穩的議論。
别林斯基靠在牆角的躺椅上，我走過時，他一把拉住我的衣襟，說道： &ldquo你聽見這個混蛋在胡謅什麼嗎？我的舌頭早已忍不住了，可是胸口有些痛，人又太多，我央求你行行好，捉弄他一下，給他點顔色看，想幾句話挖苦他，反正這是你的拿手戲，來吧，替我出出氣。
&rdquo 我哈哈大笑，對他說，他慫恿我做這事，正如唆使哈巴狗去捉老鼠。
我與這位先生可說素昧平生，而且幾乎沒聽到他在說什麼。
晚會臨近結束時，戴藍眼鏡的碩士大罵科利佐夫66抛棄了人民的服裝，罵了一會兒忽然把話題一轉，談到了恰達耶夫的著名《書簡》，他的話庸俗無聊，口氣卻那麼妄自尊大，令人覺得好笑，最後他說道： &ldquo不論怎樣，我認為他的行為是卑鄙的，可恥的，這種人為我所不齒。
&rdquo 有一個在場的人是熟知恰達耶夫的，這便是我。
關于恰達耶夫，我以後還有不少話要講，我始終愛他，尊敬他，也為他所愛，我不能對這種粗野的攻擊置之不理。
我嚴厲責問他，他是否認為，恰達耶夫寫這文章是别有用心或者言不由衷的？ &ldquo完全不是。
&rdquo碩士回答。
這就開始了不愉快的對話，我向他證明，把&ldquo卑鄙&rdquo、&ldquo可恥&rdquo這類形容詞加在敢于直抒己見、并為此承受痛苦的人身上，這行為本身就是卑鄙可恥的。
于是他向我大談民族的統一，國家的團結，破壞這種團結便是犯罪，它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等等。
突然，别林斯基打斷了我的話，從沙發上一躍而起，臉色像紙一樣白，走到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道： &ldquo事情很清楚，他們要當審判官和檢察官，統治人民的思想&hellip&hellip&rdquo于是他滔滔不絕說了下去。
他的話具有振奮人心的威力，在嚴厲的措辭中夾雜着匕首似的譏刺。
&ldquo瞧他們那副大義凜然的架勢！鞭打&mdash&mdash他們無動于衷，流放西伯利亞&mdash&mdash他們無動于衷，可是一旦恰達耶夫觸犯了他們的民族榮譽，他們就開口了：不準講話！講話就是大逆不道，奴隸從來沒有資格講話！在比較文明的國家，人們的感覺應該也比在科斯特羅馬和卡盧加發達一些，為什麼在那裡倒不怕人講話？&rdquo &ldquo文明的國家裡有監獄，&rdquo碩士說，露出一副無與倫比的得意神色，&ldquo監獄可以把亵渎全民族榮譽的瘋子囚禁起來&hellip&hellip這麼做非常好。
&rdquo 别林斯基挺直了身子，這時他像巨人一樣，神色是可怕的，他把兩手合抱在衰弱的胸前，逼視着碩士，用深沉的嗓音回答道： &ldquo在更文明的國家中有斷頭台，它可以處死那些認為這麼做非常好的人。
&rdquo 說完這話，他已精疲力竭，倒在安樂椅上，不再作聲。
聽到&ldquo斷頭台&rdquo，主人面色發白，客人目瞪口呆，大廳中一時鴉雀無聲。
碩士被弄得十分尴尬，但人的自尊心在這種時候偏偏不肯善罷甘休。
屠格涅夫勸人在卷進一場風波怒不可遏時，講話之前先把舌頭在嘴巴内卷動十來次。
碩士不懂得這個簡便的辦法，繼續喋喋不休，但這些廢話與其說是對别林斯基，不如說是對其他人講的。
&ldquo不論您如何偏激，&rdquo他最後說，&ldquo我相信有一點我還是與您一緻的&hellip&hellip&rdquo &ldquo不！&rdquo别林斯基回答，&ldquo随您怎麼花言巧語，我與您什麼也不會一緻！&rdquo 大家笑了一會兒便吃夜宵去了。
碩士也拿起帽子走了。
&hellip&hellip物質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痛苦，很快損傷了别林斯基虛弱的肌體。
他的臉，特别是嘴角邊的肌肉和凝然不動的悲憤目光，都說明他内心活動的激烈，體力消耗的迅速。
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巴黎，這是1847年秋，他已病重，怕大聲講話，從前的精力隻是回光返照似的偶爾重現一下。
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寫了給果戈理的信。
二月革命67的消息傳到時，他還活着；直到臨終，他仍把它看作黎明前的曙光！ 這一章68在1854年便是這麼結束的；那以後情況有了很大不同。
我與那個時期已變得接近多了，這是由于我與這裡的人距離擴大了，也是由于奧加遼夫的到來69和兩部書的問世：安年科夫70的斯坦克維奇傳記和别林斯基文集的頭幾卷71。
病房的窗戶突然打開，田野上的新鮮空氣吹進了屋子，這是一股春天的清新氣流&hellip&hellip 斯坦克維奇的書信沒有引起注意，它發表得不是時候。
1857年底，俄國在尼古拉的葬禮之後還沒有清醒過來，還在期待和瞻望；這不是回憶的适當時機&hellip&hellip但是這本書不會湮沒無聞。
它将作為時代的罕見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