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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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幾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思辨傾向。
他們稱我們為投石黨分子12和法國人，我們稱他們為感傷主義者和德國人。
我們和他們公認的第一個人是格拉諾夫斯基，他對雙方都伸出了友誼之手，以自己溫厚的愛與和解的天性掃除了彼此誤解的最後痕迹；但是當我抵達莫斯科的時候，他還在柏林，而可憐的斯坦克維奇在科摩湖邊13已奄奄一息，那時他才二十七歲。
斯坦克維奇體弱多病，天性文靜，是詩人和幻想家，這樣的人必然更喜愛直觀和抽象思維，不願接觸生活中純粹的實際問題。
藝術的理想主義對他是合适的，在他夭折前年輕蒼白的額上，這成了一頂&ldquo勝利的桂冠&rdquo。
其他人太強壯，也太少詩人氣質，不能長期留在理論思維中而不轉向生活。
純思辨傾向是完全違背俄羅斯性格的，我們不久即會看到，俄國精神怎樣改造黑格爾學說，我們的現實天性，盡管已剃度為哲學的僧侶，仍要發揮作用。
但在1840年初，奧加遼夫周圍的青年人還沒有想到要為精神反對理論文章，為生活反對抽象概念。
新的友人接待我，像接待流亡者和老兵，接待出獄的囚徒，從奴役或放逐中歸來的人，他們懷着尊敬和寬容的心情，歡迎我參加他們的行列，但同時毫不退讓，暗示他們是今天的，而我們已屬于昨天，要求我們無條件接受黑格爾的《現象學》和《邏輯學》，而且尊重他們的解釋。
他們孜孜不倦地探讨這些著作，三卷《邏輯學》，兩卷《美學》，以及《哲學全書》等，沒有一節沒有經過幾個通宵的熱烈論争。
彼此友愛的人們，由于對&ldquo無所不包的精神&rdquo的定義各執己見，整整幾個星期不相往來，由于對&ldquo絕對個性及其自我存在&rdquo看法不一緻，彼此攻擊，相持不下。
一切毫無價值的小冊子，在柏林和其他省城，以至縣城出版的德國哲學書，隻要提到黑格爾的，無不被一一搜羅來，在幾天之内讀到書頁破爛、脫落、沾滿污迹。
弗朗凱爾14在巴黎聽說，俄國人公認他是一個偉大的數學家，整個年輕一代都在用他用過的那些字母，解決各次幂的方程式，他感動得哭了，那麼，一切湮沒無聞的韋爾德、馬海内克、米希勒、奧托、瓦德克、沙萊爾、羅森克蘭茨15，以及被海涅惟妙惟肖地稱之為&ldquo黑格爾哲學司阍者&rdquo的阿爾諾德·盧格16本人，如果知道，他們在莫斯科的馬羅謝卡街和青苔街17之間，如何引起激烈的戰鬥和論争，大家如何誦讀和搶購他們的著作，他們一定也會失聲痛哭的。
帕夫洛夫的主要功績在于他的闡述深入淺出&mdash&mdash淺顯卻并不損害德國思想的深度。
相反，現在一些年輕哲學家，接受了一套特殊的術語，不把它們譯成俄語，卻全部照搬，為了方便省事，還原封不動保留了所有的拉丁文，隻是加上斯拉夫語尾，按俄文七格變位而已。
我有權利這麼說，因為我也被卷進了當時的潮流，我自己就是這麼寫的，著名的天文學家佩列沃希科夫把這稱為&ldquo鳥的語言&rdquo18，我還覺得奇怪呢。
那時沒有一個人會反對這樣的句子：&ldquo抽象思想在雕塑領域的具體化，表現自我探索精神之某一階段，在此階段它為使其自身得到明确化，從自然内在性還原為在和諧範圍内的美之形象化。
&rdquo很清楚，這裡的俄國話，正如葉爾莫洛夫19講的一次著名筵席上将軍們的談話一樣，比拉丁文更外國化。
德國科學習慣于使用矯揉造作、佶屈聱牙的煩瑣哲學語言，這是它的主要缺陷，其原因即在于它生活在學院中，生活在唯心主義的大寺院中。
這是科學上神父的語言，為信徒們使用的語言，沒有一個入門者會懂得它；它像密碼電報，必須掌握了密碼才能理解。
這些密碼今天已不是秘密，人們了解它，因而驚訝地發現，科學闡述的道理有條不紊，那些深奧的措辭實際上非常簡單。
費爾巴哈是第一個用普通人的語言講話的。
機械模拟德國經院學究的行話之所以不可容忍，正在于我國語言的主要特點就是它十分靈活。
它一切都可以表達：抽象的思想，内心的抒情感覺，&ldquo耗子的擾攘奔突&rdquo20，憤怒的呼聲，妙趣橫生的戲谑和驚心動魄的情欲。
除了語言晦澀，還有一種錯誤更為嚴重。
我們的青年哲學家們不僅損害詞句，也曲解了實質。
生活和現實的關系，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關系，這種對普通事物的學究式理解，歌德曾通過靡非斯特菲勒斯與大學生的對話，給予天才的嘲笑。
21一切本來直接明了的東西，各種尋常的感覺，都被提高為抽象的範疇，再從那裡折回時已沒有一滴鮮血，成了蒼白的代數學符号。
這在他們還不失為一種天真作風，因為他們是完全真誠的。
在他們看來，如果有人到索科利尼基郊外散步，那麼這是為了領略泛神論樂趣，讓自己感到與宇宙已融為一體；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個喝醉的士兵或一個女人與他談話，那麼這位哲學家不僅是與他們談話，而且是在通過直接的、偶然的現象，确認人民的實體。
奪眶而出的眼淚也被嚴格分類屬于：&ldquo精神狀态&rdquo還是&ldquo内心的悲痛感&rdquo&hellip&hellip 在藝術中也這樣。
歌德的知識，尤其對于《浮士德》第二部（也許正由于這一點，它比第一部遜色，或者艱澀難懂），是像衣服之于人一樣不可缺少的。
在音樂中，哲學占了首要地位。
理所當然，羅西尼不值一談，莫紮特還差強人意，雖然也被認為幼稚和貧乏，可是貝多芬的每一個和音都被進行了哲學分析，舒伯特則被推崇備至，我想，這與其說是因為他那些優美的樂章，不如說因為他采用了哲理的主題，例如《全能之主》和《阿特拉斯》22。
與意大利音樂同樣被打入冷宮的是法國文學和一切法國産物，因而也是一切政治傾向性。
由此不難理解，我們必然會遭遇并進行厮殺的戰場在哪裡。
論争如果隻限于歌德是客觀的，但他的客觀性是主觀的，而席勒是主觀的詩人，但他的主觀性是客觀的，或者相反，一切都會太平無事。
然而更激烈的問題不久終于出現了。
黑格爾在柏林擔任大學教授時期，部分地由于年老，但雙倍重要的是因為滿足于自己的地位和聲譽，故意把他的哲學架空到地平線之上，讓它浮在空中，在那裡一切當前的利益和情緒都變得模糊不清，正如從氣球上俯瞰房屋和村莊一樣。
他不願觸及這些可惡的實際問題，它們很難處理，而且必須正面給予回答。
在科學中強行推銷這種暧昧二元論，其荒謬是一目了然的，因為科學的出發點就是要取消二元論，使它變得容易理解。
真正的黑格爾是耶拿大學的那個樸實的教授，荷爾德林23的朋友，在拿破侖進城時曾把自己的《現象學》藏在衣襟内24的哲學家，那時他的哲學還不是印度的無為主義，也不是對現存社會形式的辯護，又不是普魯士式的基督教；那時他不是在宣講自己的宗教哲學，而是在寫天才的作品，如後來刊載在羅森克蘭茨寫的傳記上的《論劊子手及死刑》25。
黑格爾停留在抽象的領域，是為了避免與經驗的結論及實際的應用發生接觸，為此他非常巧妙地選擇了美學這片風平浪靜的海洋；他很少走進新鮮的空氣中，偶爾涉足也隻一會兒，還得像病人一樣裹緊衣衫，而且哪怕這時仍要把當代人最關心的問題留在辯證法的迷宮中。
簇擁在他身邊的一群低能兒（隻有甘斯26可說是例外），把文字當作事實，喜歡侈談辯證法。
也許，老頭兒看到自己的學生過分自滿而又淺薄無知，有時也難免覺得痛心和慚愧。
辯證法如果不能體現事物本質的發展，培養這種思想可以說隻是純粹把它作為一種外部手段，以便把形形色色的事物納入範疇的體系，這是一種邏輯操練方式，其作用正如它在希臘詭辯學派和阿伯拉爾27以後的中世紀經院哲學家那裡一樣。
有一句哲學名言造成的危害最大，德國的保守派企圖用它調和哲學與德國的政治狀況，它便是：&ldquo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rdquo28，這隻是充足理由律29、邏輯和事實統一的原則的另一說法。
黑格爾這一被曲解的名句，在哲學上體現了基督教的吉倫特黨人30保羅說的話：&ldquo沒有權柄不是出于上帝的&rdquo31。
但如果一切權力都來自上帝，如果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合乎理性的，那麼反對它的鬥争隻要也是現實存在的，就也是合理的。
從形式上看，這兩句箴言純粹是同義反複，但不論是否同義反複，它直接引導到承認當前的政權，使人停止鬥争，而這正是柏林的佛教徒們所期望的。
這種觀點不論怎樣違背俄國精神，我們莫斯科的黑格爾主義者們卻公然奉為至理名言，跟着它走上了歧途。
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躍、最容易激動、最富于辯證精神的勇猛戰士，那時他鼓吹的不是鬥争，而是印度的靜觀哲學和理論研究。
他信仰這種觀點，面對任何後果而毫無懼色，也不向任何道德說教低頭，在可以使沒有主見的懦夫望而生畏的别人的議論面前，他絕不退縮一步；他不知膽怯為何物，因為他是堅強的，真誠的，他的良心是純潔的。
&ldquo您可知道，&rdquo我對他說，想用自己的革命的最後通牒使他懾服，&ldquo從您的觀點來看，您可能證明壓在我們頭上的醜惡的專制政體是合理的，應該存在的。
&rdquo &ldquo毫無疑問。
&rdquo别林斯基回答，給我念了普希金的《波羅金諾周年紀念》32。
這使我不能忍耐，在我們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鬥。
我們的争執影響了别人，小組分裂為兩個陣營。
巴枯甯企圖進行調停，勸解，講得苦口婆心，但沒有取得真正的和平。
别林斯基一怒之下，帶着不滿情緒去了彼得堡，從那裡向我們發出了最後一批炮彈，這就是那篇他故意取名為《波羅金諾周年紀念》的文章。
這時我與他斷絕了一切往來。
巴枯甯雖然争論激烈，但開始自我反省了，他的革命精神在把他推向另一邊。
别林斯基責備他軟弱，退讓；他的偏激情緒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連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也感到吃驚。
但是群衆站在别林斯基一邊，他們瞧不起我們，驕傲地聳聳肩膀，認為我們已經落伍了。
在這場内讧中，我看到必須追本溯源，認真從事黑格爾的研究。
我甚至想，沒有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蒲魯東的《社會經濟矛盾》33中接受過考驗，沒有經曆過這熔爐的錘煉的，都算不得完備的現代人。
等我習慣了黑格爾的語言，掌握了他的方法，我才發現，我們的觀點比黑格爾的追随者的觀點，與黑格爾更接近得多。
他早期的著作是這樣，凡是他才氣橫溢、一往直前、忘記了&ldquo勃蘭登堡門&rdquo34的時候，都是這樣。
黑格爾的哲學是革命的代數學，它空前解放了人，徹底摧毀了基督教世界，摧毀了過時的傳統世界。
但它（也許是故意的）采取了艱澀的表達方式。
正如在數學中（隻是那裡更有權利這麼做）人們不會回頭去确定空間、運動、力的定義，隻會讓它們的性質和規律繼續進行辯證的發展，在哲學形式的理解上也是這樣，一旦習慣了那些原則，人們就隻是繼續從那裡推演出結論。
一個新手還不能使方法變成習慣，與它打成一片，因此總是把這些教條和慣例當作思想本身，抱住不放。
早已熟谙此道，因此不可能毫無偏愛的人們，便難免奇怪，這麼&ldquo明擺着&rdquo的事物，為什麼别人偏不理解。
怎麼能不理解如此簡單的真理，例如：&ldquo精神是不滅的，隻有個體才會死亡&rdquo&mdash&mdash這個思想已由柏林的米希勒在其著作中作了淋漓盡緻的發揮35。
還有一個真理更為簡單，即絕對精神是通過世界認識自己，同時其本身也能進行自我認識的個體。
所有這些事物，在我們的朋友們看來都如此簡單明了，以緻他們嘲笑&ldquo法國人&rdquo的反駁，使我有一個時期感到壓力極大，隻得刻苦鑽研，務必把他們的哲學&ldquo行話&rdquo弄得一清二楚才成。
幸虧煩瑣哲學也像神秘主義一樣，與我極少因緣，我把它的弓拉得太緊，結果弦斷了，情況也清楚了。
奇怪的是，使我達到這一點的是我與一位夫人的辯論。
一年後，我在諾夫哥羅德認識了一位将軍，我與他來往是因為他最不像一個将軍。
他的家庭是陰郁的，空氣中含着眼淚，顯然死神剛從這裡經過。
白發過早覆蓋了他的頭頂，慈祥凄恻的笑容比皺紋流露出更多的憂患。
他五十來歲。
在他妻子蒼白消瘦的臉上，摧殘一切生機的命運，留下了更加清晰的痕迹。
他們過得太寂寞了。
将軍在研究力學，他的妻子每天早晨給一些貧窮的女孩子上法文課，她們走後，她就讀書；這裡鮮花很多，也隻有它們使人想起另一芬芳馥郁、陽光燦爛的時期；櫃子裡還放着玩具，隻是已經沒有人玩了。
他們有過三個孩子，兩年前一個聰明伶俐的男孩死了，他才九歲；過了幾個月，另一個孩子患猩紅熱，又死了；母親想換換空氣，挽救最後一個孩子，跑到了鄉下，過了幾天她回來了，與她一起回來的是馬車上的一具小棺木。
他們的生活失去了意義，它已經結束，隻是毫無必要、毫無目的地延續着。
他們彼此憐惜，相依為命，唯一的安慰隻在于深信，一方的存在對于另一方是必要的，對于度過苦難的殘年是必要的。
我很少見到更和諧的夫婦，但這已不是夫婦，聯系他們的不是愛，而是一種同病相憐的深厚感情；三雙冰冷的小手，充滿在他們周圍和前面的無望的空虛，把他們的命運緊緊拴在一起，不能分開了。
孤苦伶仃的母親完全沉溺在神秘主義中，和平肅穆的神秘世界，成了她解脫煩惱的避難所，宗教對人心的阿谀哄騙了她。
對于她，神秘主義不是遊戲，不是幻覺，這是她再次獲得的孩子，保衛她的宗教就是保衛他們。
但是作為一個智力特别發達的人，她喜歡挑起論争，檢驗自己的力量。
在此前後，我遇見過許多神秘主義者，他們形形色色，有維特貝格和托維揚斯基36的追随者，那些把拿破侖看作神在戰争中的化身，走過旺多姆圓柱37要脫帽緻敬的人，也有如今已無人記得的&ldquo媽爸&rdquo38&mdash&mdash此人曾親口對我說，他在蒙莫朗西和巴黎之間的公路上遇見過上帝。
這些人大多患有歇斯底裡症，他們刺激人的神經，利用人的幻想或心靈，把任意的符号與哲學概念混為一談，不願走進明朗的邏輯的田野。
拉·德39堅守虛無世界，毫無懼色。
她這種雄辯的藝術才能從何而來，我不得而知。
一般說來，女性的發展是個謎，從塗脂抹粉，跳舞，打情罵俏，看小說，做媚眼，流眼淚，往往猝然一變，變得意志剛毅，思想成熟，知識淵博。
談情說愛的少女倏地不見，出現了泰羅昂·德·梅裡庫爾40，屹立在講台上慷慨陳詞，鼓動人民群衆；出現了達什科娃公爵夫人41，她年方十八便高踞馬上，手持利劍指揮叛軍。
對于拉·德，一切都結束了，她沒有懷疑，沒有動搖，沒有理論上的薄弱環節。
耶稣會教徒或卡爾文派教士，恐怕都不會像她那樣心安理得，堅信自己的學說。
&ldquo她失去孩子之後，不是憎恨死，而是憎恨生。
這正是基督教所需要的，基督教就是對死的全面讴歌&mdash&mdash蔑視塵世，蔑視肉體，不可能有其他意義。
因此它才壓制一切生命力，壓制現實精神，壓制享樂，壓制健康和歡樂，壓制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
拉·德甚至發展到不愛歌德，也不愛普希金。
她對我的哲學的攻擊是别出心裁的。
她譏笑我，要我相信，辯證法的一切表演和奧妙，不過是一場喧鬧的鑼鼓聲，懦夫們可以靠它來掩蓋良心的驚恐。
她說：&ldquo你們永遠不能靠任何哲學找到神的個體，找到不滅的靈魂，你們又沒有勇氣做無神論者，否定死後的生活。
你們是徹頭徹尾的人，不可能不怕這些後果，不厭惡和回避它們，所以才想出了那些邏輯的魔術，以便轉移視線，達到簡單幼稚的宗教所要達到的目的。
&rdquo 我反駁，争辯，但内心覺得我沒有充足的論據，她的理由比我的站得住。
一個衛生局長42自告奮勇要幫助我，結果隻是使我不得不徹底認輸。
這人是好好先生，但屬于我所遇見的最可笑的德國人之一。
他是奧凱恩和卡魯斯43的忠實信徒，談問題時引經據典，對一切都有現成的解答，從來不對任何事發生懷疑；他自以為與我完全一緻。
醫生按捺不住，大發脾氣，特别因為沒有其他辦法取勝，便把拉·德的反駁說成女人的異想天開，還引證了謝林關于學院理論的講演44，念了布爾達赫45的生理學中的幾段話，企圖證明人身上确有永恒的和精神的因素，而在大自然内部潛藏着某種具有個體的&ldquo神靈&rdquo。
拉·德早已熟知這種泛神論的&ldquo老生常談&rdquo，把他駁得體無完膚，頻頻含笑向我使眼
他們稱我們為投石黨分子12和法國人，我們稱他們為感傷主義者和德國人。
我們和他們公認的第一個人是格拉諾夫斯基，他對雙方都伸出了友誼之手，以自己溫厚的愛與和解的天性掃除了彼此誤解的最後痕迹；但是當我抵達莫斯科的時候，他還在柏林，而可憐的斯坦克維奇在科摩湖邊13已奄奄一息，那時他才二十七歲。
斯坦克維奇體弱多病，天性文靜，是詩人和幻想家，這樣的人必然更喜愛直觀和抽象思維，不願接觸生活中純粹的實際問題。
藝術的理想主義對他是合适的，在他夭折前年輕蒼白的額上，這成了一頂&ldquo勝利的桂冠&rdquo。
其他人太強壯，也太少詩人氣質，不能長期留在理論思維中而不轉向生活。
純思辨傾向是完全違背俄羅斯性格的，我們不久即會看到，俄國精神怎樣改造黑格爾學說，我們的現實天性，盡管已剃度為哲學的僧侶，仍要發揮作用。
但在1840年初，奧加遼夫周圍的青年人還沒有想到要為精神反對理論文章，為生活反對抽象概念。
新的友人接待我，像接待流亡者和老兵，接待出獄的囚徒，從奴役或放逐中歸來的人，他們懷着尊敬和寬容的心情，歡迎我參加他們的行列，但同時毫不退讓，暗示他們是今天的，而我們已屬于昨天，要求我們無條件接受黑格爾的《現象學》和《邏輯學》，而且尊重他們的解釋。
他們孜孜不倦地探讨這些著作，三卷《邏輯學》，兩卷《美學》，以及《哲學全書》等，沒有一節沒有經過幾個通宵的熱烈論争。
彼此友愛的人們，由于對&ldquo無所不包的精神&rdquo的定義各執己見，整整幾個星期不相往來，由于對&ldquo絕對個性及其自我存在&rdquo看法不一緻，彼此攻擊，相持不下。
一切毫無價值的小冊子，在柏林和其他省城，以至縣城出版的德國哲學書，隻要提到黑格爾的，無不被一一搜羅來，在幾天之内讀到書頁破爛、脫落、沾滿污迹。
弗朗凱爾14在巴黎聽說，俄國人公認他是一個偉大的數學家，整個年輕一代都在用他用過的那些字母，解決各次幂的方程式，他感動得哭了，那麼，一切湮沒無聞的韋爾德、馬海内克、米希勒、奧托、瓦德克、沙萊爾、羅森克蘭茨15，以及被海涅惟妙惟肖地稱之為&ldquo黑格爾哲學司阍者&rdquo的阿爾諾德·盧格16本人，如果知道，他們在莫斯科的馬羅謝卡街和青苔街17之間，如何引起激烈的戰鬥和論争，大家如何誦讀和搶購他們的著作，他們一定也會失聲痛哭的。
帕夫洛夫的主要功績在于他的闡述深入淺出&mdash&mdash淺顯卻并不損害德國思想的深度。
相反，現在一些年輕哲學家，接受了一套特殊的術語，不把它們譯成俄語，卻全部照搬，為了方便省事，還原封不動保留了所有的拉丁文，隻是加上斯拉夫語尾，按俄文七格變位而已。
我有權利這麼說，因為我也被卷進了當時的潮流，我自己就是這麼寫的，著名的天文學家佩列沃希科夫把這稱為&ldquo鳥的語言&rdquo18，我還覺得奇怪呢。
那時沒有一個人會反對這樣的句子：&ldquo抽象思想在雕塑領域的具體化，表現自我探索精神之某一階段，在此階段它為使其自身得到明确化，從自然内在性還原為在和諧範圍内的美之形象化。
&rdquo很清楚，這裡的俄國話，正如葉爾莫洛夫19講的一次著名筵席上将軍們的談話一樣，比拉丁文更外國化。
德國科學習慣于使用矯揉造作、佶屈聱牙的煩瑣哲學語言，這是它的主要缺陷，其原因即在于它生活在學院中，生活在唯心主義的大寺院中。
這是科學上神父的語言，為信徒們使用的語言，沒有一個入門者會懂得它；它像密碼電報，必須掌握了密碼才能理解。
這些密碼今天已不是秘密，人們了解它，因而驚訝地發現，科學闡述的道理有條不紊，那些深奧的措辭實際上非常簡單。
費爾巴哈是第一個用普通人的語言講話的。
機械模拟德國經院學究的行話之所以不可容忍，正在于我國語言的主要特點就是它十分靈活。
它一切都可以表達：抽象的思想，内心的抒情感覺，&ldquo耗子的擾攘奔突&rdquo20，憤怒的呼聲，妙趣橫生的戲谑和驚心動魄的情欲。
除了語言晦澀，還有一種錯誤更為嚴重。
我們的青年哲學家們不僅損害詞句，也曲解了實質。
生活和現實的關系，變成了尋章摘句、咬文嚼字的關系，這種對普通事物的學究式理解，歌德曾通過靡非斯特菲勒斯與大學生的對話，給予天才的嘲笑。
21一切本來直接明了的東西，各種尋常的感覺，都被提高為抽象的範疇，再從那裡折回時已沒有一滴鮮血，成了蒼白的代數學符号。
這在他們還不失為一種天真作風，因為他們是完全真誠的。
在他們看來，如果有人到索科利尼基郊外散步，那麼這是為了領略泛神論樂趣，讓自己感到與宇宙已融為一體；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一個喝醉的士兵或一個女人與他談話，那麼這位哲學家不僅是與他們談話，而且是在通過直接的、偶然的現象，确認人民的實體。
奪眶而出的眼淚也被嚴格分類屬于：&ldquo精神狀态&rdquo還是&ldquo内心的悲痛感&rdquo&hellip&hellip 在藝術中也這樣。
歌德的知識，尤其對于《浮士德》第二部（也許正由于這一點，它比第一部遜色，或者艱澀難懂），是像衣服之于人一樣不可缺少的。
在音樂中，哲學占了首要地位。
理所當然，羅西尼不值一談，莫紮特還差強人意，雖然也被認為幼稚和貧乏，可是貝多芬的每一個和音都被進行了哲學分析，舒伯特則被推崇備至，我想，這與其說是因為他那些優美的樂章，不如說因為他采用了哲理的主題，例如《全能之主》和《阿特拉斯》22。
與意大利音樂同樣被打入冷宮的是法國文學和一切法國産物，因而也是一切政治傾向性。
由此不難理解，我們必然會遭遇并進行厮殺的戰場在哪裡。
論争如果隻限于歌德是客觀的，但他的客觀性是主觀的，而席勒是主觀的詩人，但他的主觀性是客觀的，或者相反，一切都會太平無事。
然而更激烈的問題不久終于出現了。
黑格爾在柏林擔任大學教授時期，部分地由于年老，但雙倍重要的是因為滿足于自己的地位和聲譽，故意把他的哲學架空到地平線之上，讓它浮在空中，在那裡一切當前的利益和情緒都變得模糊不清，正如從氣球上俯瞰房屋和村莊一樣。
他不願觸及這些可惡的實際問題，它們很難處理，而且必須正面給予回答。
在科學中強行推銷這種暧昧二元論，其荒謬是一目了然的，因為科學的出發點就是要取消二元論，使它變得容易理解。
真正的黑格爾是耶拿大學的那個樸實的教授，荷爾德林23的朋友，在拿破侖進城時曾把自己的《現象學》藏在衣襟内24的哲學家，那時他的哲學還不是印度的無為主義，也不是對現存社會形式的辯護，又不是普魯士式的基督教；那時他不是在宣講自己的宗教哲學，而是在寫天才的作品，如後來刊載在羅森克蘭茨寫的傳記上的《論劊子手及死刑》25。
黑格爾停留在抽象的領域，是為了避免與經驗的結論及實際的應用發生接觸，為此他非常巧妙地選擇了美學這片風平浪靜的海洋；他很少走進新鮮的空氣中，偶爾涉足也隻一會兒，還得像病人一樣裹緊衣衫，而且哪怕這時仍要把當代人最關心的問題留在辯證法的迷宮中。
簇擁在他身邊的一群低能兒（隻有甘斯26可說是例外），把文字當作事實，喜歡侈談辯證法。
也許，老頭兒看到自己的學生過分自滿而又淺薄無知，有時也難免覺得痛心和慚愧。
辯證法如果不能體現事物本質的發展，培養這種思想可以說隻是純粹把它作為一種外部手段，以便把形形色色的事物納入範疇的體系，這是一種邏輯操練方式，其作用正如它在希臘詭辯學派和阿伯拉爾27以後的中世紀經院哲學家那裡一樣。
有一句哲學名言造成的危害最大，德國的保守派企圖用它調和哲學與德國的政治狀況，它便是：&ldquo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rdquo28，這隻是充足理由律29、邏輯和事實統一的原則的另一說法。
黑格爾這一被曲解的名句，在哲學上體現了基督教的吉倫特黨人30保羅說的話：&ldquo沒有權柄不是出于上帝的&rdquo31。
但如果一切權力都來自上帝，如果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合乎理性的，那麼反對它的鬥争隻要也是現實存在的，就也是合理的。
從形式上看，這兩句箴言純粹是同義反複，但不論是否同義反複，它直接引導到承認當前的政權，使人停止鬥争，而這正是柏林的佛教徒們所期望的。
這種觀點不論怎樣違背俄國精神，我們莫斯科的黑格爾主義者們卻公然奉為至理名言，跟着它走上了歧途。
别林斯基是天性最活躍、最容易激動、最富于辯證精神的勇猛戰士，那時他鼓吹的不是鬥争，而是印度的靜觀哲學和理論研究。
他信仰這種觀點，面對任何後果而毫無懼色，也不向任何道德說教低頭，在可以使沒有主見的懦夫望而生畏的别人的議論面前，他絕不退縮一步；他不知膽怯為何物，因為他是堅強的，真誠的，他的良心是純潔的。
&ldquo您可知道，&rdquo我對他說，想用自己的革命的最後通牒使他懾服，&ldquo從您的觀點來看，您可能證明壓在我們頭上的醜惡的專制政體是合理的，應該存在的。
&rdquo &ldquo毫無疑問。
&rdquo别林斯基回答，給我念了普希金的《波羅金諾周年紀念》32。
這使我不能忍耐，在我們之間爆發了激烈的戰鬥。
我們的争執影響了别人，小組分裂為兩個陣營。
巴枯甯企圖進行調停，勸解，講得苦口婆心，但沒有取得真正的和平。
别林斯基一怒之下，帶着不滿情緒去了彼得堡，從那裡向我們發出了最後一批炮彈，這就是那篇他故意取名為《波羅金諾周年紀念》的文章。
這時我與他斷絕了一切往來。
巴枯甯雖然争論激烈，但開始自我反省了，他的革命精神在把他推向另一邊。
别林斯基責備他軟弱，退讓；他的偏激情緒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連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也感到吃驚。
但是群衆站在别林斯基一邊，他們瞧不起我們，驕傲地聳聳肩膀，認為我們已經落伍了。
在這場内讧中，我看到必須追本溯源，認真從事黑格爾的研究。
我甚至想，沒有在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和蒲魯東的《社會經濟矛盾》33中接受過考驗，沒有經曆過這熔爐的錘煉的，都算不得完備的現代人。
等我習慣了黑格爾的語言，掌握了他的方法，我才發現，我們的觀點比黑格爾的追随者的觀點，與黑格爾更接近得多。
他早期的著作是這樣，凡是他才氣橫溢、一往直前、忘記了&ldquo勃蘭登堡門&rdquo34的時候，都是這樣。
黑格爾的哲學是革命的代數學，它空前解放了人，徹底摧毀了基督教世界，摧毀了過時的傳統世界。
但它（也許是故意的）采取了艱澀的表達方式。
正如在數學中（隻是那裡更有權利這麼做）人們不會回頭去确定空間、運動、力的定義，隻會讓它們的性質和規律繼續進行辯證的發展，在哲學形式的理解上也是這樣，一旦習慣了那些原則，人們就隻是繼續從那裡推演出結論。
一個新手還不能使方法變成習慣，與它打成一片，因此總是把這些教條和慣例當作思想本身，抱住不放。
早已熟谙此道，因此不可能毫無偏愛的人們，便難免奇怪，這麼&ldquo明擺着&rdquo的事物，為什麼别人偏不理解。
怎麼能不理解如此簡單的真理，例如：&ldquo精神是不滅的，隻有個體才會死亡&rdquo&mdash&mdash這個思想已由柏林的米希勒在其著作中作了淋漓盡緻的發揮35。
還有一個真理更為簡單，即絕對精神是通過世界認識自己，同時其本身也能進行自我認識的個體。
所有這些事物，在我們的朋友們看來都如此簡單明了，以緻他們嘲笑&ldquo法國人&rdquo的反駁，使我有一個時期感到壓力極大，隻得刻苦鑽研，務必把他們的哲學&ldquo行話&rdquo弄得一清二楚才成。
幸虧煩瑣哲學也像神秘主義一樣，與我極少因緣，我把它的弓拉得太緊，結果弦斷了，情況也清楚了。
奇怪的是，使我達到這一點的是我與一位夫人的辯論。
一年後，我在諾夫哥羅德認識了一位将軍，我與他來往是因為他最不像一個将軍。
他的家庭是陰郁的，空氣中含着眼淚，顯然死神剛從這裡經過。
白發過早覆蓋了他的頭頂，慈祥凄恻的笑容比皺紋流露出更多的憂患。
他五十來歲。
在他妻子蒼白消瘦的臉上，摧殘一切生機的命運，留下了更加清晰的痕迹。
他們過得太寂寞了。
将軍在研究力學，他的妻子每天早晨給一些貧窮的女孩子上法文課，她們走後，她就讀書；這裡鮮花很多，也隻有它們使人想起另一芬芳馥郁、陽光燦爛的時期；櫃子裡還放着玩具，隻是已經沒有人玩了。
他們有過三個孩子，兩年前一個聰明伶俐的男孩死了，他才九歲；過了幾個月，另一個孩子患猩紅熱，又死了；母親想換換空氣，挽救最後一個孩子，跑到了鄉下，過了幾天她回來了，與她一起回來的是馬車上的一具小棺木。
他們的生活失去了意義，它已經結束，隻是毫無必要、毫無目的地延續着。
他們彼此憐惜，相依為命，唯一的安慰隻在于深信，一方的存在對于另一方是必要的，對于度過苦難的殘年是必要的。
我很少見到更和諧的夫婦，但這已不是夫婦，聯系他們的不是愛，而是一種同病相憐的深厚感情；三雙冰冷的小手，充滿在他們周圍和前面的無望的空虛，把他們的命運緊緊拴在一起，不能分開了。
孤苦伶仃的母親完全沉溺在神秘主義中，和平肅穆的神秘世界，成了她解脫煩惱的避難所，宗教對人心的阿谀哄騙了她。
對于她，神秘主義不是遊戲，不是幻覺，這是她再次獲得的孩子，保衛她的宗教就是保衛他們。
但是作為一個智力特别發達的人，她喜歡挑起論争，檢驗自己的力量。
在此前後，我遇見過許多神秘主義者，他們形形色色，有維特貝格和托維揚斯基36的追随者，那些把拿破侖看作神在戰争中的化身，走過旺多姆圓柱37要脫帽緻敬的人，也有如今已無人記得的&ldquo媽爸&rdquo38&mdash&mdash此人曾親口對我說，他在蒙莫朗西和巴黎之間的公路上遇見過上帝。
這些人大多患有歇斯底裡症，他們刺激人的神經，利用人的幻想或心靈，把任意的符号與哲學概念混為一談，不願走進明朗的邏輯的田野。
拉·德39堅守虛無世界，毫無懼色。
她這種雄辯的藝術才能從何而來，我不得而知。
一般說來，女性的發展是個謎，從塗脂抹粉，跳舞，打情罵俏，看小說，做媚眼，流眼淚，往往猝然一變，變得意志剛毅，思想成熟，知識淵博。
談情說愛的少女倏地不見，出現了泰羅昂·德·梅裡庫爾40，屹立在講台上慷慨陳詞，鼓動人民群衆；出現了達什科娃公爵夫人41，她年方十八便高踞馬上，手持利劍指揮叛軍。
對于拉·德，一切都結束了，她沒有懷疑，沒有動搖，沒有理論上的薄弱環節。
耶稣會教徒或卡爾文派教士，恐怕都不會像她那樣心安理得，堅信自己的學說。
&ldquo她失去孩子之後，不是憎恨死，而是憎恨生。
這正是基督教所需要的，基督教就是對死的全面讴歌&mdash&mdash蔑視塵世，蔑視肉體，不可能有其他意義。
因此它才壓制一切生命力，壓制現實精神，壓制享樂，壓制健康和歡樂，壓制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
拉·德甚至發展到不愛歌德，也不愛普希金。
她對我的哲學的攻擊是别出心裁的。
她譏笑我，要我相信，辯證法的一切表演和奧妙，不過是一場喧鬧的鑼鼓聲，懦夫們可以靠它來掩蓋良心的驚恐。
她說：&ldquo你們永遠不能靠任何哲學找到神的個體，找到不滅的靈魂，你們又沒有勇氣做無神論者，否定死後的生活。
你們是徹頭徹尾的人，不可能不怕這些後果，不厭惡和回避它們，所以才想出了那些邏輯的魔術，以便轉移視線，達到簡單幼稚的宗教所要達到的目的。
&rdquo 我反駁，争辯，但内心覺得我沒有充足的論據，她的理由比我的站得住。
一個衛生局長42自告奮勇要幫助我，結果隻是使我不得不徹底認輸。
這人是好好先生，但屬于我所遇見的最可笑的德國人之一。
他是奧凱恩和卡魯斯43的忠實信徒，談問題時引經據典，對一切都有現成的解答，從來不對任何事發生懷疑；他自以為與我完全一緻。
醫生按捺不住，大發脾氣，特别因為沒有其他辦法取勝，便把拉·德的反駁說成女人的異想天開，還引證了謝林關于學院理論的講演44，念了布爾達赫45的生理學中的幾段話，企圖證明人身上确有永恒的和精神的因素，而在大自然内部潛藏着某種具有個體的&ldquo神靈&rdquo。
拉·德早已熟知這種泛神論的&ldquo老生常談&rdquo，把他駁得體無完膚，頻頻含笑向我使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