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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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諧和音&mdash&mdash新的朋友們&mdash&mdash狂熱的黑格爾主義&mdash&mdash别林斯基、巴枯甯及其他人&mdash&mdash與别林斯基的争吵及和解&mdash&mdash在諾夫哥羅德與一位夫人的辯論&mdash&mdash斯坦克維奇小組 1840年初,我們告别了弗拉基米爾與可憐而狹小的克利亞濟馬河。

    離開我們結婚的城市,我的心情是悲痛的、惶恐的;我預見到,那單純而深刻的内心生活不會再有了,必須多挂些帆,應付不同的風浪了。

     不會再有那種孤獨而漫長的郊外散步,在那裡我們隐沒在大草原中,這麼鮮明地意識到大自然的春天和我們的春天&hellip&hellip 不會再有那種冬日的夜晚,在那時我們彼此緊挨着坐在一起,掩上書本,谛聽大雪橇的吱吱聲和鈴铛聲,不由得回想起1838年3月3日,或者我們5月9日的旅行&hellip&hellip 不會再有了! &hellip&hellip人們早已知道,也用各種方式歌唱過,&ldquo生命的五月隻有一次,永不再來&rdquo1,然而成年的六月,那繁忙的勞作,那路上的碎石,還是使人感到意外。

    在思想、感情和意願的代數學中,青春漫不經心地向前飛馳,商數如何不必理會,也無需考慮,隻有愛情,啊,未知數找到了,一切歸結為一個人,一切得通過一個人,他們共同的就是可貴的,他們中意的就是美好的,其餘一切都不在話下:隻要他們心心相印,哪管得周圍一片凄涼! 可是青春的道路上總要長出荊棘荨麻,它們遲早會刺痛肌膚,鈎破衣衫。

     我們知道,我們不能把弗拉基米爾随身帶走,可依然認為,五月尚未過去。

    我甚至覺得,回到莫斯科就是重新回到大學時期。

    周圍的一切也加深了這個幻覺。

    同樣的住宅,同樣的家具,這就是那間屋子,我和奧加遼夫曾在這裡鎖上房間,密謀策劃,盡管參政官和我父親近在咫尺&mdash&mdash啊,這就是他本人,我的父親,他老了,背駝了,但仍像當年一樣,随時預備責怪我回家太遲。

    &ldquo明天是誰講課?測驗在哪一天?放學後得找奧加遼夫&hellip&hellip&rdquo這是1833年啊! 奧加遼夫真的在這裡。

     他獲準回莫斯科比我早幾個月。

    他的家又成了老朋友和新朋友聚會的中心,盡管從前的一緻性消失了,大家還是同情地圍繞着他。

     正如我已指出過的一樣,奧加遼夫天然賦有一種獨特的磁性,那種女性的吸引力。

    别人雖無明顯的原因,卻樂于靠攏和接近這些人。

    他們鼓舞、聯合和安慰人們,他們是公開的餐桌,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入席,從中汲取力量,獲得休息,提高勇氣和信心,然後作為一個朋友離開這兒。

     熟人們侵占了他許多時間,有時他也為此苦惱,但并未關上大門,依然和顔悅色地迎接每一個人。

    許多人認為這是他的大缺點;不錯,光陰過去了,消失了,但得到了愛,不僅是親密朋友的愛,還有外人和其他弱者的愛;要知道,這是抵得上讀書和各種活動的! 我從來不能明白,為什麼要責備奧加遼夫這類人遊手好閑。

    工場和作坊的觀點在這裡未必合适。

    我記得,還在大學時期,一天,我們與瓦季姆一起喝萊茵葡萄酒,他越喝越煩悶,突然,眼中噙着淚珠,背誦了唐·卡洛斯的話,而唐·卡洛斯是背誦尤利烏斯·恺撒的話:&ldquo二十三歲,不朽的業績還一事無成!&rdquo2這使他憂心忡忡,以緻用盡力氣,一巴掌打在綠酒杯上,把手割破了一大塊。

    事情确實如此,但是無論恺撒,無論唐·卡洛斯和波沙3,無論我們與瓦季姆,都未曾說明,為什麼要幹不朽的業績?有工作就應該去做,問題在于是為工作而工作,還是為了流芳百世? 這一切還是模糊的;而且什麼叫工作? 工作,事業4&hellip&hellip官員們隻知道民事和刑事工作,商人隻承認經商是工作,軍人把立正稍息,在和平時期從頭到腳武裝起來,叫作他的工作。

    我認為,成為整整一群人的中心和紐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被隔絕和被奴役的社會中。

    沒有人責怪我遊手好閑,我所做的事,有一些曾赢得許多人的贊美,可是他們是否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中,有多少是反映了我們的談話,我們的論争,我們無所事事地踯躅街頭或在田野上漫步的夜晚,或者那些酒酣耳熱、更為閑散的時刻? &hellip&hellip但不久這環境中也吹來了一股逆流,令人想起春天已經過去。

    當團聚的歡樂平息,酒筵散席,當重要的話題已經講完,應該繼續前進的時候,我們發覺,那無憂無慮的歡快生活,我們從回憶中尋找的一切,在我們的圈子裡,特别是在奧加遼夫家中,已不複存在了。

    朋友們高談闊論,争争吵吵,有時觥籌交錯,但并不愉快,較從前已大為遜色。

    每人都隐藏着内心的想法,不能暢所欲言;氣氛有些勉強;奧加遼夫看了傷心,凱切爾陰郁地揚起了眉毛。

    在我們的和聲中,出現了不和諧的音符,那種刺耳的噪音;不論奧加遼夫的熱情和友誼多麼豐富,也無濟于事,無法消滅它們。

     我顧慮重重、擔心了一年的事,畢竟發生了,而且比我預料的更糟。

     奧加遼夫的父親已于1838年去世;他死前不久,奧加遼夫結了婚。

    他結婚的消息使我很吃驚&mdash&mdash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了。

    關于他妻子的流言蜚語,我也有所耳聞,對她不是很有利的5。

    雖然他的信寫得興奮而甜蜜,我也更相信他本人,但我還是為他擔憂。

     1839年初,他們到弗拉基米爾來過幾天。

    從奧蘭斯基向我們宣讀判決書以後,這還是我們初次見面。

    我不想多作評論,隻記得開頭幾分鐘,她的聲音在我心頭引起了不愉快的反應,但這印象轉瞬即逝,消失在興高采烈的歡樂中了。

    是的,這是個人幸福完美無缺的日子,在這些日子中,人們接觸到了個人幸福的最高極限,卻根本不會想到它的最後邊界。

    沒有絲毫陰郁的回憶,沒有一點不祥的預感,有的隻是青春,友誼,愛,充沛的精力,無限的能量,健康和遠大的前途。

    那時還沒完全消失的神秘主義情緒,也正如鐘聲、贊美詩和明亮的枝形燭台一樣,賦予我們的會見以莊嚴的節日氣氛。

     我房中一張桌上,放着一個耶稣受難像的小鐵十字架。

     &ldquo跪下!&rdquo奧加遼夫說,&ldquo為我們四人的團聚,讓我們感謝上帝吧!&rdquo 我們跪在他旁邊,一邊拭淚,一邊擁抱。

     但是四人中有一個人未必需要擦眼淚,這就是奧加遼夫的妻子,她看到這場面有些驚訝;我當時以為這是矜持,但後來她親口對我說,她覺得這場戲是牽強的,幼稚的。

    我想,在局外人眼中可能是這樣,但為什麼她要站在旁觀的立場上,為什麼在普遍的陶醉中唯獨她清醒,在這青春的激情中唯獨她老成持重呢? 奧加遼夫回自己的莊園,她前往彼得堡,為他辦理重返莫斯科的事。

     過了一個月,她再度路過弗拉基米爾&mdash&mdash這時是一個人。

    彼得堡和兩三家貴族客廳迷惑了她的頭腦。

    她愛好華麗的外表,向往富貴的生活。

    &ldquo她能與這人和諧相處嗎?&rdquo我想。

    這麼背道而馳的情趣,可能産生許多不幸。

    但财富、彼得堡和沙龍,對她都是新鮮的;也許這隻是一時的誘惑&mdash&mdash她生得聰明,又愛奧加遼夫,因此我仍抱有希望。

     在莫斯科,人們擔心她的轉變不那麼容易。

    與文學藝術界人士的交往,相當迎合她的虛榮心,但這還不是她的主流。

    在貴族的沙龍中,給文人學士們留一角席位,她會同意,但同時卻盡力把奧加遼夫拉向空虛的世界,那個使他感到窒息的世界。

    一些親密的朋友開始覺察這一點,凱切爾早已皺起眉頭,現在嚴峻地發出了警告。

    性情急躁、自尊心極強的她,不習慣約束自己,侮辱了與她同樣容易激動的人的自尊心。

    她桀骜不馴,态度生硬,對人冷嘲熱諷,而且聲音怪腔怪調,初次見面就引起過我的不快,現在這一切招來了強烈的反擊。

    她與凱切爾争吵了兩個月(凱切爾雖然在道理上是對的,方式方法卻總不對頭),又引起了幾個人的反對,這幾個人可能因物質地位不同,因而過分吹毛求疵;最後,她把矛頭指向了我。

     她怕我,但希望跟我較量,以便最後判明,友誼和愛情究竟何者居上,仿佛它們是勢不兩立的。

    這不僅是企圖通過任性的争論達到自己的目的,這裡還包含一種意識,認為我是實現她的願望的最大障礙,同時也涉及争風吃醋的嫉妒心理和女性的權力欲。

    她和凱切爾争執到落眼淚,像兇惡的孩子罵街一樣,每天吵架,但并沒有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對我,她卻一見就臉色發白,恨得發抖。

    她指責我自私自利,僭望獨占奧加遼夫的友誼,破壞她的幸福,指責我驕傲自大,不把她放在眼裡。

    我覺得這不公正,因而也變得殘忍無情。

    五年之後,她自己向我承認,她一度曾想害死我,這就可見她恨我之深。

    她與納塔利娅6斷絕了往來,因為她愛我,得到大家的好感。

     奧加遼夫是痛苦的。

    無論是她,無論是我,無論其他人,都不能諒解他。

    我們選擇了他的胸膛(這是他自己在一封信中講的)作&ldquo戰場&rdquo,并不考慮,無論哪一邊戰勝,他都同樣痛心。

    他懇求我們和解,竭力緩和矛盾,我們和解了;但隻要一句話,受辱的自尊心就會野性大發,觸痛的委屈感就會爆發成一場鏖戰。

    奧加遼夫驚恐萬狀,眼看他所珍惜的一切在坍毀,他所心愛的女人并不以他的神龛為神龛,她與他是兩種人,但他又不能不愛她。

    我們志同道合,然而他悲戚地看到,命運遞給他的苦水,我們不能為他分擔一滴。

    大自然的威力把他與她聯系在一起,他無法粗暴地割斷這聯系,也不能扼殺使我們結合的強烈共鳴。

    不論怎樣,他的血反正将因此流盡,他感到了這一點,力圖保留她,也保留我們,神經質地拉住她的手和我們的手,可是我們卻拼命要朝相反的方向奔跑,像劊子手一樣肢解他的身體! 人是殘酷的,隻有曆盡坎坷才能變得溫馴;孩子殘酷,因為他年幼無知;青年殘酷,因為他以純潔自豪;神父殘酷,因為他以聖徒自居;學究殘酷,因為他自負是飽學之士&mdash&mdash我們全都鐵面無情,每當自恃有理的時候,更是寸步不讓。

    人心融解和變軟,通常是在遍體鱗傷之後,在翅膀灼傷之後,在意識到自己的沒落之後,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發現之後&mdash&mdash當他獨自一人,沒有旁觀者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是多麼軟弱而渺小。

    心變得溫厚了,于是他一邊揩幹驚懼和羞愧的汗珠,怕人看見,一邊為自己尋找辯解的理由,但找到的卻是别人的理由。

    從這時起,法官和劊子手的角色才使他感到厭惡。

     那時我還離此甚遠! 敵對狀态時起時伏地繼續着。

    滿腹怨恨的女人在我們不知寬容的追擊下越走越遠,終于陷入這種糾紛中不能自拔,她掙紮,倒下,可是沒有改變。

    感到自己無力取勝,她為煩惱和委屈所苦,為沒有愛情而嫉妒。

    她那些混亂的思想,毫無系統地取自喬治·桑的小說,取自我們的談話,從來沒有使她對任何問題獲得鮮明的概念,卻把她從一種謬誤引向另一種,引向她錯認為獨立自主精神的乖戾行徑,引向所謂女性的解放,根據它,她從現存的和公認的事物中,随心所欲地否定她所不滿的一切,又固執地保留其他的一切。

     決裂成為不可避免了,但奧加遼夫仍對她戀戀不舍,拖了很久,想挽救她,對她寄托着希望。

    當她身上有時冒出一股柔情,或者一縷詩的氣息時,他便準備永遠忘記以往的一切,開始和諧、靜谧及愛的新生活;但她無法克制自己,再度喪失平衡,而每次的反複隻是使她愈陷愈深。

    他們之間的紐帶一絲一絲地痛苦地坼裂,終于無聲地磨破了最後一條線&mdash&mdash他們決裂了。

     在這一切中,有一個問題令人難以理解。

    奧加遼夫對周圍一切人産生的強烈影響,激發了共鳴,足以把外人引向崇高的境界,引向共同的事業,偏偏在這女人心頭輕輕掠過,未留下絲毫有益的痕迹,這是為什麼呢?何況他熱愛她,為了挽救她而花的力氣和精神,比花在其他一切方面的多;并且她自己起先也是愛他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我對這問題考慮過許久。

    開頭我當然責備一方,後來才逐漸明白,這個奇怪的反常的事實是可以解釋的,它本身并無矛盾。

    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間發生影響,比對一個婦人發生影響容易得多。

    在教堂内傳道,在講壇上說教,在課堂上講學,比教育一個孩子容易得多。

    在講堂内,在教堂和俱樂部中,共同的志願和趣味占據主導地位,人們為了它們而彙集一堂,以便繼續發展它們。

    奧加遼夫小組的成員包括從前的大學同學,年輕的學者、藝術家和文學家;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語言,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憎恨,把他們聯系在一起。

    對于某些人,這信仰事實上并未成為他們的生命問題,他們就相繼離開,由另一些人所代替,這種自由選擇的親和作用和具有粘合力的共同信念,鞏固了人們的思想和團結精神。

     與婦人的接觸純粹屬于私人生活,它的基礎不同,那是一種神秘的生理親和性,一種自發的本能。

    我們先是接近,然後才互相認識。

    有些人,生活沒有一定的目标,思想沒有一定的準則,均勢是容易建立的;他們一切都無定論,他讓步一半,她讓步一半;即使不讓步,也不足為患。

    相反,一個忠于自己的思想的人,一旦發現她并非他所想象的那種人,便張皇失措。

    倉促間,他就想喚醒她,但在多數場合,隻是使她惶恐和混亂。

    她與舊的一切隔絕了,但思想并未獲得解脫,她隻是被抛進了一個空無一物的峽谷,卻認為已經脫胎換骨,于是傲慢,自大,粗枝大葉地推翻舊事物,不加選擇地接受新事物。

    在思想和感情中都是一本糊塗賬,一片混亂&hellip&hellip這并不奇怪,缰繩丢開了,利己心失去了控制&hellip&hellip可是我們卻以為已經大功告成,站在講台上對她繼續說教! 教育的才能,就是善于耐心地愛,全心全意地、持之以恒地、忠誠不渝地愛,這是比其他一切更為罕見的才能。

    關懷備至的母愛,說理充分的辯證法,都不足以完全代替它。

     難道不是由于孩子不易教育才責罵他們嗎?有時對大人也是這樣,因為責罵是容易的。

    我們自己無能,卻用懲罰向他們進行報複! 這是奧加遼夫當時就理解的;正因為這樣,大家(包括我在内)才會責怪他過于溫和寬厚。

     &hellip&hellip聚集在奧加遼夫周圍的青年人,已經與以往不同。

    除了我們,隻有兩個老朋友還在。

    調子,趣味,活動&mdash&mdash一切都變了。

    斯坦克維奇7的朋友們占了主要地位;巴枯甯和别林斯基站在他們前列,他們每人手執黑格爾的哲學著作,年輕偏激,而沒有這種偏激情緒,就不可能有殺身成仁的熱烈信仰。

     德國哲學是由米·格·帕夫洛夫8移植到莫斯科大學内的。

    哲學教研室已于1826年撤銷。

    但帕夫洛夫講授的不是物理學和農業概論,而是哲學概論。

    聽他的課未必能學到物理學,也不能學到農藝學,然而他的講課使人獲益不淺。

    帕夫洛夫站在數理系門口向學生發問道:&ldquo你希望了解大自然嗎?但什麼是大自然?知識又是什麼呢?&rdquo 這非常重要;我們的年輕人跨進大學時對哲學一竅不通,隻有教會中學學生對它有些概念,然而完全是被曲解了的。

     作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帕夫洛夫在課堂上叙述謝林和奧凱恩9的學說,他講課具有雕塑似的明确性,沒有一個自然哲學家比得上他。

    如果說他還不能在一切方面做到透徹明了,那麼過錯不在于他,而在于謝林哲學的晦澀難懂。

    帕夫洛夫應受責備的,毋甯說是他停留在這哲學的《摩诃婆羅多》10上,沒有經曆黑格爾邏輯學的嚴峻鍛煉。

    但他甚至對自己的專業也沒有超出引言和概論一步,最低限度,他的教學内容是這樣。

    這種停留在入門階段不想登堂入室的現象,這種沒有屋頂的房屋,沒有房屋的地基,這種通向簡陋住所的華麗前室,是完全符合俄羅斯民族精神的。

    我們滿足于前室,不正因為我們的曆史還剛剛在叩門嗎? 帕夫洛夫沒有完成的事,由他的一個學生&mdash&mdash斯坦克維奇完成了。

     斯坦克維奇也是一個&ldquo遊手好閑&rdquo的人,終生一事無成,但在莫斯科青年中他是黑格爾的第一個追随者。

    他研究德國哲學,造詣極深,沒有功利觀念;他天賦的非凡才能,把許多友人引進了他所向往的活動。

    這些人是非常卓越的,他們中間産生了一大群學者、文學家和哲學家,别林斯基、巴枯甯、格拉諾夫斯基11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流放前,我們的小組和斯坦克維奇的小組不太融洽。

    他們不喜歡我們那種幾乎排斥其他一切的政治傾向,我們也不喜歡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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