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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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的推論是我當笑話講的;根本不是,它完全符合俄國專制體制的精神。

     在保羅一世統治時期,有個近衛軍軍官進了醫院,團長在這個月的彙報中卻把這個軍官報了死亡。

    不幸的是軍官沒有死,恢複了健康。

    團長要求他先回自己的莊園住一兩年,希望找機會訂正事實。

    軍官同意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軍官的繼承人從公報中看到親屬死亡,無論如何不肯承認他還活着,眼睜睜遭受損失,堅決要求接管财産。

    活着的死者看到,他不得不再度死去,不是死在公報中,而是死在饑餓中,于是到彼得堡向保羅提出申訴。

    保羅親手在他的狀子上批道:&ldquo鑒于該軍官已由朕明令公布身亡,申訴礙難受理。

    &rdquo 這比我們的瓦西裡薩-瓦西裡一案更妙。

    在皇上的命令面前,粗俗的事實算得什麼?保羅不愧是詩人和獨裁制度的辯證學家! 這片官場的沼澤不論怎樣肮髒,怎樣遍地泥濘,我還要講幾句話。

    對于無聲無息地死于憂患的受難者,這些揭發不過是一點微不足道的、無足輕重的補償。

     政府喜歡把無主空地賜給達官貴人。

    這并無大害,雖然為日益增加的人口保留這些土地,更加恰當。

    賜予土地的範圍規定得相當詳細:不準侵占航道兩側、建築木材林、河流兩岸,最後,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兼并農民業已開墾的土地,盡管農民對這些土地除了長期使用外,别無其他權利可言&hellip&hellip27 這一切當然隻是一紙空文。

    事實上,把土地劃歸私人占有,已成為盜竊國家财富和迫害農民的萬惡根源。

     獲得了租賃權的達官貴人,通常把自己的權利出售給商人,或者千方百計通過省政當局,違反規定侵占某些特殊地段。

    奧爾洛夫伯爵領到的份地,便正好是薩拉托夫省的一條大路和一片飼養牲畜的牧場。

     因此毫不奇怪,一天早晨,科捷利尼奇縣達羅夫鄉的農民突然發現,從打谷場和住房起的整片土地,都已劃歸一些商人私人所有了,這些商人是從坎克林伯爵28的一個親戚那裡買到租賃權的。

    商人們規定了土地的租金。

    從此開始了訴訟。

    稅務局已被商人收買,而且不敢得罪坎克林的親戚,隻好敷衍了事。

    但是農民不肯罷休,推派了兩名能說會道的代表進京告狀。

    案子到了最高法院。

    土地丈量局發現農民是對的,但不知道怎麼辦,便向坎克林請示。

    坎克林直截了當承認土地劃分錯了,但認為已無法歸還原主,因為從那時以後,這片土地可能已經轉賣,它的所有人對土地可能已作了各種改進。

    好在伯爵手中有的是國家土地,他願意用另一邊同等數量的土地賠償農民。

    這麼辦皆大歡喜,隻有農民不滿意。

    首先,開墾荒地不是容易的事;其次,另一邊的土地其實是不适宜耕種的沼澤地。

    達羅夫鄉的農民主要從事谷物耕種,不是靠打野雞山鹬過活的,因此他們重新上訴。

     這時稅務局和财政部把新案子與舊案子分開,單獨處理,找出了一條法律,根據這條法律,如果分到的土地不宜耕作,不是重分,而是增加一半數量。

    這樣,它們下令除沼澤以外,再劃出半個沼澤給達羅夫農民。

     農民又向最高法院上告,但是案子還沒審理,土地丈量局已送來了新土地的平面圖,圖樣照例是彩色精裝的,用星号标明風向,還附有各種斜方形符号的相應說明,但主要是注明每俄畝應付款若幹。

    農民們發現,不僅不給土地,還向他們趁機勒索,便幹脆拒絕付錢。

     縣長報告了秋法耶夫。

    秋法耶夫派維亞特卡市警察局長帶了警察去強制執行。

    警察一到,立即逮捕了幾個農民,打了一頓,平息了事端,還把&ldquo罪犯&rdquo送交刑事法庭審問。

    一星期中,警察局長喊啞了嗓門。

    幾個農民受了笞刑,被押送西伯利亞永久流放。

     兩年後,皇太子路過達羅夫鄉,農民們向他遞了訴狀。

    他下令調查案件。

    我為此編寫了一份調查報告。

    這次審查結果如何,我不知道,隻是聽說,流放者赦回了,至于土地是否物歸原主,則不得而知了。

     最後,我還要講一下著名的馬鈴薯暴動事件,以及尼古拉如何把彼得堡的文化福利帶給流浪的吉蔔賽民族。

     俄國農民不願種馬鈴薯,這和從前全歐洲的農民沒有什麼不同,仿佛本能在告訴他們,這是劣等食物,既不能長力氣,也不能增強體質。

    然而精明的地主和許多國有村莊,在馬鈴薯恐怖發生前很久,已開始種&ldquo地蘋果&rdquo了。

    但是俄國政府曆來反對&ldquo自發傾向&rdquo,一切必須服從它的指揮棒,按照軍法精神統一行動。

     喀山省和一部分維亞特卡省的農民種了馬鈴薯。

    馬鈴薯收成時,部裡忽發奇想,要在各鄉建立中心地窖。

    地窖計劃制訂了,命令下達了,地窖也挖好了;初冬時節,農民懷着沉痛的心情把馬鈴薯運進中心地窖。

    但是下一年春天,想強迫他們種凍壞的馬鈴薯時,他們拒絕了。

    的确,驅使人們去幹顯然毫無意義的蠢事,這是對勞動最粗暴的侮辱。

    這種反對便被說成暴動向上呈報了。

    基謝廖夫大臣29從彼得堡派了一個官員來,這人聰明能幹,在第一個鄉裡向每人收一盧布,準許他們不種凍壞的馬鈴薯。

     到了第二個、第三個鄉,他仍照此辦理;但到了第四個鄉,鄉長堅決拒絕了,他既不種馬鈴薯,也不給錢。

    他對官員說:&ldquo你寬恕了某某鄉某某鄉,很明顯,也應該寬恕我們。

    &rdquo官員想靠恐吓和鞭打解決問題,結果農民拿起棍棒,把一隊警察趕跑了。

    總督派出了哥薩克。

    可是附近幾個鄉支援他們。

     最後當局動用了槍炮,可見事态的嚴重。

    農民離開家,分散到森林中。

    哥薩克把他們像野獸般趕出叢林,捉住後戴上鐐铐,送到了科茲莫傑米揚斯克的軍法處。

     事有湊巧,軍法處内部警備隊的老少校是個忠厚正直的人。

    他好心地說,一切都是彼得堡來的官員造成的。

    結果他遭到圍攻,大家罵他,不許他講話,恐吓他,甚至羞辱他,說他企圖&ldquo陷害無辜的人&rdquo。

     審訊按照俄國慣用的程序進行:農民在審問時被鞭打,在判刑時被鞭打,在示衆時被鞭打,在勒索錢财時被鞭打,打完之後被成批流放西伯利亞。

     值得一提的是:在審訊期間基謝廖夫赴各地視察,曾路過科茲莫傑米揚斯克。

    他應該可以到軍法處走一趟,或者召見一下少校的。

     但他沒有這麼做! &hellip&hellip著名的杜爾古30看到法國人讨厭馬鈴薯,就把它發給包稅商、供應商和他管轄的其他人,嚴禁命令農民種植。

    同時秘密通知他們,農民來偷馬鈴薯種子,不要攔阻。

    過了幾年,法國一些地區就種滿馬鈴薯了。

     從一切考慮,帕維爾·德米特裡耶維奇,這不是比用槍彈好嗎? 1836年,一群吉蔔賽人來到維亞特卡,在田野上紮營居住。

    這些人從遙遠的古代起就過着自由的流浪生活,帶着不朽的熊學究和一字不識的孩子,帶着醫馬術和星相占蔔,幹着小偷小摸的勾當,走南闖北,最遠達到托博爾斯克和伊爾比特。

    他們逍遙自在地唱着歌,偷着雞,可就在這時省長突然奉到皇上命令:凡無身份證之吉蔔賽人(從來沒有一個吉蔔賽人有過身份證,這是尼古拉和他的大臣們都很清楚的),限于某月某日前,在公文到達時之屯居地,就近向當地城鄉政府辦理登記。

     限期屆滿後,又來了一道命令:全部适齡壯丁應即征召入伍,其餘人員,除男性兒童另行安置外,一律送往西伯利亞永久流放。

     這道發瘋的命令,使人想起《聖經》上關于整個種族遭到殺戮和懲罰,全部男丁慘遭屠殺的記載31;連秋法耶夫本人看到這公文也覺得有些棘手。

    他一邊向吉蔔賽人宣讀這荒謬的命令,一邊複文彼得堡,表示無法執行。

    為了登記,需要錢,需要得到當地居民同意,而當地居民不會輕易接受吉蔔賽人落戶,何況吉蔔賽人是否肯在當地長期定居,也還不得而知。

    考慮到這一切,秋法耶夫要求部裡給予寬容,延期登記,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個功績。

     大臣指示,期滿之後,尼布甲尼撒32的命令應即執行。

    秋法耶夫不得已,派出一隊兵包圍了吉蔔賽人;包圍之後,警察局長率領一個警備營到達了那裡。

    這以後的情形是難以想象的,據說,婦女披頭散發,号啕大哭,發瘋似的奔來奔去,倒在警察的腳邊,白發老妪拉住兒子不放。

    但是秩序勝利了,瘸腿的警察局長奪走了孩子,帶走了壯丁,其餘的人被押送到各地定居。

     然而孩子奪來以後産生了一個問題:把他們安置在哪裡?靠什麼錢養活他們? 從前各省的社會救濟署下面設有孤兒院,不必國庫花一文錢。

    但是尼古拉的普魯士貞潔觀念認為它們對道德有害,撤銷了這些機構。

    秋法耶夫隻得自己墊錢,同時向部裡請求撥款。

    部裡辦事一向虎頭蛇尾,下令在未有處置辦法之前,先把孩子送往養老院,由老頭子和老太婆撫養。

     讓小孩與垂死的老人住在一起,強使他們呼吸死亡的氣息,并委托需要安甯的老人免費照料孩子&hellip&hellip 詩人的天才! 為了不緻間斷,我把一年半以後的一件事放在這裡一起叙述。

    它發生在弗拉基米爾省我父親的領地上,那兒有個村長,是個聰明的農民,熟悉人情世故,平日做運輸生意,自己有幾輛三駕馬車,在那個實行代役租的小村子裡已幹了二十來年村長。

     我住在弗拉基米爾的那一年,鄰村農民托他送一個新兵;他自以為老于此道,帶着繩捆索綁的未來的祖國保衛者,滿有把握地驅車進城了。

     &ldquo老爺,事在人為呢。

    &rdquo他曾對我說,用手指捋着已有幾莖銀絲的淡黃大胡須。

    &ldquo前年我們要送一個小夥子去當兵,可這人生得這麼瘦小、虛弱,大夥擔心他不合格。

    嗯,我就說:&lsquo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們,車輪不上油是轉不動的,你們說說能出幾個錢吧。

    &rsquo大夥合計了一會兒,決定出二十五個金币。

    我到了省裡,在稅務局講了幾句話,便直接去找主任,這是個聰明人,我早認識了,老爺。

    他吩咐我進書房見他,原來他腳痛,躺在沙發上。

    我把一切都給他講了,他笑笑回答道:&lsquo行,行,你講吧,這東西帶了多少來?你是個守财奴,我知道。

    &rsquo我掏出十個金币,放在桌上,深深鞠了一躬。

    他把錢拿在手裡,掂了幾掂,說道:&lsquo可你知道,要錢的不是我一個啊,你還帶着多少呢?&rsquo我回答他,十來個金币還辦得到。

    他說:&lsquo你看,這派得了什麼用場啊?你自己算吧:醫生兩個,新兵驗收員兩個,文書,嗯,還有其他各種費用,反正至少還得三個。

    這麼辦吧,你把剩下的十個統統給我,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rsquo&rdquo &ldquo那麼你給他了?&rdquo &ldquo當然給啦。

    就這樣,新兵收下了,一切很順利。

    &rdquo 村長在這種扣除尾數的辦法的熏陶下,習慣了這樣的經濟手腕,大概還拿慣了那五個金币(這些金币的命運,他沒有提),因此對成功是充滿信心的。

    他沒有料到,在賄賂和接受賄賂的那隻手之間,也會發生許多不幸。

    這時派到弗拉基米爾主持征兵事務的是侍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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