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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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務部在尋開心。
然而又不能不提出工作報告，呈交表格和結論。
這件事成了整個辦公廳的大難題，看來簡直無法完成；但是誰都不敢表示異議，免得自讨沒趣，受到申斥。
我答應阿列尼岑編寫緒論和開頭部分，制定表格式樣，保證欄目清楚醒目，有外文字，還有引文和令人信服的結論，但是有一個條件：他得準許我在家中，而不是在辦公廳幹這項繁重的工作。
阿列尼岑請示秋法耶夫後，答應了我的條件。
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的開端部分，由于目前沒什麼好談，我談了要求和計劃。
阿列尼岑看後，向我連聲道謝。
秋法耶夫本人也認為章法高明。
統計工作就這麼草草收場，不了了之，但是委員會卻交給我負責了。
從此我擺脫了抄寫公文的勞役，我那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科長幾乎變成了我的屬員。
阿列尼岑隻是考慮到規章制度，才要求我每天上辦公廳坐一兩個鐘頭。
為了說明認真的統計根本不可能，我不妨從縣轄市卡依送來的表格中摘錄幾點。
那裡除了各種廢話以外，是這麼填寫的：&ldquo溺斃者&mdash&mdash二人；溺斃原因不明者&mdash&mdash二人&rdquo，而在總數欄中寫的是&ldquo四人&rdquo。
在重大事故欄中記了下面這一則悲慘事件：&ldquo某某，市民，因食用烈性飲料精神失常，自缢身亡。
&rdquo在居民的道德面貌一欄中寫道：&ldquo卡依市内并無猶太人&rdquo。
對于有沒有撥款修建教堂、市場、養老院的問題，回答是這樣的：&ldquo為修建市場撥款&mdash&mdash沒有&rdquo&hellip&hellip 統計從辦公廳的勞役中拯救了我，卻在我與秋法耶夫的私人關系上引起了不幸後果。
有一個時期，我很讨厭這人，然而這早已過去，何況這人已經去世；他是1845年前後死在自己的喀山莊園的。
現在我對他并無仇恨，在我的記憶中，他隻是森林中的一頭野獸，我們應該加以研究的一種特殊動物，但大可不必因為他是野獸而對他生氣。
當初我不得不與他鬥争，這是每一個正直的人所不可避免的。
機會幫助了我，要不他會害得我走投無路；但是為了他沒有幹成的壞事而耿耿于懷，是可笑的，也是不值得的。
秋法耶夫是單身，他的太太與他離婚了。
但是在省長公館的後院，他故意半公開地養着一個姘婦，這是他的廚師的老婆，廚師隻因為是她的丈夫，給遣送到了鄉下。
她并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但是大小官員，特别是忠于省長，即怕他陷害的官員，都成了&ldquo紅極一時&rdquo的廚子老婆小朝廷上的臣子。
他們的太太小姐們雖不聲張，卻經常在夜間偷偷拜訪她。
這位姘婦繼承了她一位飛黃騰達的前輩&mdash&mdash波将金的衣缽，掌握了一種手腕：她了解老頭兒的性子，擔心失寵，因此主動為他物色并不危險的對手。
老頭兒感激涕零，用依依不舍來報答這種俯就的愛，兩人因而相處得融洽無間。
秋法耶夫整個上午都在省政府辦公，詩的生活開始于三點鐘。
晚餐對他不是一件小事。
他講究口腹之欲，而且要有人一起進膳。
他的廚房總是準備十二個人的飲食；如果客人不到一半，他會悶悶不樂；如果隻有兩人，他會感到不幸；如果一個也沒有，他就近乎絕望，隻得到杜爾西内娅19屋裡與她對酌。
找一些客人，把他們的肚子填飽，這不是難事，但他的官場身份和下級對他的畏懼，使他們不能無拘無束地享受他的款待，也不允許他把自己的家變成飯館。
他的座上客隻能限于高級文官，機關首長之類，而這些人半數與他争吵過，不能獲得他的好感；此外就隻是稀有的過路旅客，富商巨賈，包稅人，以及具備某種&ldquo資格&rdquo的怪物，也就是路易-菲力普曾企圖引進大選中的那類角色。
20理所當然，我是維亞特卡的第一号怪物。
因&ldquo思想問題&rdquo被放逐到邊遠城市居住的人，大家有些怕，但從來不把他們看作一般的凡人。
外省對&ldquo危險分子&rdquo發生興趣，正如婦女對著名的洛弗萊斯21，男人對交際花感到興趣一樣，彼得堡的官僚和莫斯科的闊佬，見了他們趕緊回避，外省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亞人卻不是這樣。
因12月14日事件被流放的人享有極高聲譽。
官員們每到新年，首先登門拜訪尤什涅夫斯基22的遺孀。
樞密官托爾斯泰23視察西伯利亞時，從流放的十二月黨人那裡搜集材料，用這些材料檢察官員們呈送的報告。
米尼赫24坐在佩雷姆的塔樓裡，指揮托博爾斯克的省政。
凡有重大事務，省長們都得登門向他求教。
老百姓對流放者更少敵意，他們大多站在受害者一邊。
到了西伯利亞邊境，&ldquo流放犯&rdquo一詞消失了，換了&ldquo不幸者&rdquo的名稱。
在俄國人民眼中，法庭的判決無損于一個人的聲譽。
從彼爾姆省到托博爾斯克，一路上都有農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口，萬一&ldquo不幸者&rdquo從西伯利亞秘密逃亡，随時可以取食。
談到流放者，順便說一下，過了尼日尼，就會遇到流放的波蘭人，過了喀山，他們的人數便迅速增加。
在彼爾姆有四十來個，在維亞特卡不少于此數。
此外，每一縣城都有幾個。
他們的生活完全與俄國人隔絕，與居民不發生任何瓜葛；但他們自己彼此極為融洽，貧富之間經常互通有無，親如手足。
我看到，當地居民對他們既不抱敵意，也沒有特殊的好感，隻是把他們看作一般的外地人&mdash&mdash這也難怪，他們幾乎沒有一人懂得俄語。
一個固執的薩爾馬特老人25（他曾在波尼亞托夫斯基26手下當過槍騎兵軍官，參加過拿破侖的一部分軍事行動）1837年獲得批準返回自己在立陶宛的莊園。
動身前夕，老頭兒邀請我與幾個波蘭人一起用飯。
飯後，這位騎兵軍官擎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擁抱着我，用軍人的直爽态度在我耳邊說道：&ldquo為什麼您是俄國人啊？！&rdquo我沒有回答什麼，但這句話卻深印在我的心中。
我明白，這一代人是不可能解放波蘭的。
從科納爾斯基27開始，波蘭人已完全改變了對俄國人的看法。
一般說，流放的波蘭移民沒有受到欺壓，但沒有财産的人，他們的物質狀況是可怕的。
政府發給這些人每人每月十五紙盧布，這點錢得付房租、衣食和烤火費。
在比較大的城市，如喀山和托博爾斯克，可以靠教書、開音樂會、在舞會上演奏、畫肖像、辦舞蹈訓練班等等，多少掙些錢。
在彼爾姆和維亞特卡，這些辦法就行不通了。
盡管這樣，他們從不向俄國人乞求任何東西。
被秋法耶夫請到他那西伯利亞式酒席上吃大魚大肉，對我是一種真正的懲罰。
他的餐廳與他的辦公廳是一路貨色，隻是形式不同，少髒一些，但更鄙俗，因為它披上了一件親善的、而不是暴力的外衣。
秋法耶夫對自己的客人都了如指掌，他瞧不起他們，有時甚至翻臉不認人，通常對他們的态度也像主人對自己的狗一樣：有時過分親熱，有時又蠻不講理，失去一切分寸。
盡管這樣，他還是邀請他們吃飯，而他們懷着又怕又喜的心情去赴席，在那裡低聲下氣，吹牛拍馬，巴結奉承，賠盡笑臉，真是醜态百出。
我為他們臉紅，為他們害羞。
我們的友誼沒有維持多久。
秋法耶夫很快就猜到，我不可能與維亞特卡的&ldquo上流&rdquo社會打成一片。
過了幾個月，他已對我不滿，又過了幾個月，他便開始恨我，
然而又不能不提出工作報告，呈交表格和結論。
這件事成了整個辦公廳的大難題，看來簡直無法完成；但是誰都不敢表示異議，免得自讨沒趣，受到申斥。
我答應阿列尼岑編寫緒論和開頭部分，制定表格式樣，保證欄目清楚醒目，有外文字，還有引文和令人信服的結論，但是有一個條件：他得準許我在家中，而不是在辦公廳幹這項繁重的工作。
阿列尼岑請示秋法耶夫後，答應了我的條件。
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的開端部分，由于目前沒什麼好談，我談了要求和計劃。
阿列尼岑看後，向我連聲道謝。
秋法耶夫本人也認為章法高明。
統計工作就這麼草草收場，不了了之，但是委員會卻交給我負責了。
從此我擺脫了抄寫公文的勞役，我那位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科長幾乎變成了我的屬員。
阿列尼岑隻是考慮到規章制度，才要求我每天上辦公廳坐一兩個鐘頭。
為了說明認真的統計根本不可能，我不妨從縣轄市卡依送來的表格中摘錄幾點。
那裡除了各種廢話以外，是這麼填寫的：&ldquo溺斃者&mdash&mdash二人；溺斃原因不明者&mdash&mdash二人&rdquo，而在總數欄中寫的是&ldquo四人&rdquo。
在重大事故欄中記了下面這一則悲慘事件：&ldquo某某，市民，因食用烈性飲料精神失常，自缢身亡。
&rdquo在居民的道德面貌一欄中寫道：&ldquo卡依市内并無猶太人&rdquo。
對于有沒有撥款修建教堂、市場、養老院的問題，回答是這樣的：&ldquo為修建市場撥款&mdash&mdash沒有&rdquo&hellip&hellip 統計從辦公廳的勞役中拯救了我，卻在我與秋法耶夫的私人關系上引起了不幸後果。
有一個時期，我很讨厭這人，然而這早已過去，何況這人已經去世；他是1845年前後死在自己的喀山莊園的。
現在我對他并無仇恨，在我的記憶中，他隻是森林中的一頭野獸，我們應該加以研究的一種特殊動物，但大可不必因為他是野獸而對他生氣。
當初我不得不與他鬥争，這是每一個正直的人所不可避免的。
機會幫助了我，要不他會害得我走投無路；但是為了他沒有幹成的壞事而耿耿于懷，是可笑的，也是不值得的。
秋法耶夫是單身，他的太太與他離婚了。
但是在省長公館的後院，他故意半公開地養着一個姘婦，這是他的廚師的老婆，廚師隻因為是她的丈夫，給遣送到了鄉下。
她并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但是大小官員，特别是忠于省長，即怕他陷害的官員，都成了&ldquo紅極一時&rdquo的廚子老婆小朝廷上的臣子。
他們的太太小姐們雖不聲張，卻經常在夜間偷偷拜訪她。
這位姘婦繼承了她一位飛黃騰達的前輩&mdash&mdash波将金的衣缽，掌握了一種手腕：她了解老頭兒的性子，擔心失寵，因此主動為他物色并不危險的對手。
老頭兒感激涕零，用依依不舍來報答這種俯就的愛，兩人因而相處得融洽無間。
秋法耶夫整個上午都在省政府辦公，詩的生活開始于三點鐘。
晚餐對他不是一件小事。
他講究口腹之欲，而且要有人一起進膳。
他的廚房總是準備十二個人的飲食；如果客人不到一半，他會悶悶不樂；如果隻有兩人，他會感到不幸；如果一個也沒有，他就近乎絕望，隻得到杜爾西内娅19屋裡與她對酌。
找一些客人，把他們的肚子填飽，這不是難事，但他的官場身份和下級對他的畏懼，使他們不能無拘無束地享受他的款待，也不允許他把自己的家變成飯館。
他的座上客隻能限于高級文官，機關首長之類，而這些人半數與他争吵過，不能獲得他的好感；此外就隻是稀有的過路旅客，富商巨賈，包稅人，以及具備某種&ldquo資格&rdquo的怪物，也就是路易-菲力普曾企圖引進大選中的那類角色。
20理所當然，我是維亞特卡的第一号怪物。
因&ldquo思想問題&rdquo被放逐到邊遠城市居住的人，大家有些怕，但從來不把他們看作一般的凡人。
外省對&ldquo危險分子&rdquo發生興趣，正如婦女對著名的洛弗萊斯21，男人對交際花感到興趣一樣，彼得堡的官僚和莫斯科的闊佬，見了他們趕緊回避，外省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亞人卻不是這樣。
因12月14日事件被流放的人享有極高聲譽。
官員們每到新年，首先登門拜訪尤什涅夫斯基22的遺孀。
樞密官托爾斯泰23視察西伯利亞時，從流放的十二月黨人那裡搜集材料，用這些材料檢察官員們呈送的報告。
米尼赫24坐在佩雷姆的塔樓裡，指揮托博爾斯克的省政。
凡有重大事務，省長們都得登門向他求教。
老百姓對流放者更少敵意，他們大多站在受害者一邊。
到了西伯利亞邊境，&ldquo流放犯&rdquo一詞消失了，換了&ldquo不幸者&rdquo的名稱。
在俄國人民眼中，法庭的判決無損于一個人的聲譽。
從彼爾姆省到托博爾斯克，一路上都有農民把克瓦斯、牛奶、面包放在小窗口，萬一&ldquo不幸者&rdquo從西伯利亞秘密逃亡，随時可以取食。
談到流放者，順便說一下，過了尼日尼，就會遇到流放的波蘭人，過了喀山，他們的人數便迅速增加。
在彼爾姆有四十來個，在維亞特卡不少于此數。
此外，每一縣城都有幾個。
他們的生活完全與俄國人隔絕，與居民不發生任何瓜葛；但他們自己彼此極為融洽，貧富之間經常互通有無，親如手足。
我看到，當地居民對他們既不抱敵意，也沒有特殊的好感，隻是把他們看作一般的外地人&mdash&mdash這也難怪，他們幾乎沒有一人懂得俄語。
一個固執的薩爾馬特老人25（他曾在波尼亞托夫斯基26手下當過槍騎兵軍官，參加過拿破侖的一部分軍事行動）1837年獲得批準返回自己在立陶宛的莊園。
動身前夕，老頭兒邀請我與幾個波蘭人一起用飯。
飯後，這位騎兵軍官擎着酒杯，走到我面前，擁抱着我，用軍人的直爽态度在我耳邊說道：&ldquo為什麼您是俄國人啊？！&rdquo我沒有回答什麼，但這句話卻深印在我的心中。
我明白，這一代人是不可能解放波蘭的。
從科納爾斯基27開始，波蘭人已完全改變了對俄國人的看法。
一般說，流放的波蘭移民沒有受到欺壓，但沒有财産的人，他們的物質狀況是可怕的。
政府發給這些人每人每月十五紙盧布，這點錢得付房租、衣食和烤火費。
在比較大的城市，如喀山和托博爾斯克，可以靠教書、開音樂會、在舞會上演奏、畫肖像、辦舞蹈訓練班等等，多少掙些錢。
在彼爾姆和維亞特卡，這些辦法就行不通了。
盡管這樣，他們從不向俄國人乞求任何東西。
被秋法耶夫請到他那西伯利亞式酒席上吃大魚大肉，對我是一種真正的懲罰。
他的餐廳與他的辦公廳是一路貨色，隻是形式不同，少髒一些，但更鄙俗，因為它披上了一件親善的、而不是暴力的外衣。
秋法耶夫對自己的客人都了如指掌，他瞧不起他們，有時甚至翻臉不認人，通常對他們的态度也像主人對自己的狗一樣：有時過分親熱，有時又蠻不講理，失去一切分寸。
盡管這樣，他還是邀請他們吃飯，而他們懷着又怕又喜的心情去赴席，在那裡低聲下氣，吹牛拍馬，巴結奉承，賠盡笑臉，真是醜态百出。
我為他們臉紅，為他們害羞。
我們的友誼沒有維持多久。
秋法耶夫很快就猜到，我不可能與維亞特卡的&ldquo上流&rdquo社會打成一片。
過了幾個月，他已對我不滿，又過了幾個月，他便開始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