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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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可以不用點燈。

     我要作這份鑒定,是因為我開頭受過這些先生的蒙蔽,真心相信他們比其他人好,其實根本不然&hellip&hellip 我離開彼爾姆時,隻有一個人是我依依不舍,難以忘懷的。

     一次省長檢閱流放者時,有個波蘭天主教教士邀我上他家玩。

    我在他家遇見幾個波蘭人,其中一人默默坐着,一邊沉思,一邊吸一隻小煙鬥,那張臉上的每一根線條都流露出無法排遣的苦悶。

    他的背有點駝,甚至肋部歪了,他的相貌屬于那種不規則的波蘭立陶宛人臉型,它起先使人驚訝,繼而又吸引人。

    有些最偉大的波蘭人的臉就是這樣,如法傑伊·科斯秋什科。

    采哈諾維奇的衣衫證明他非常貧窮。

     過了幾天,我在一條荒涼的林蔭道上散步,那是彼爾姆的市郊,時間是5月下半月。

    青青的嫩葉正在發芽,白桦開花了(我記得這是桦樹林蔭道),路上一個人也沒有。

    我們的外省人不愛柏拉圖式的散步。

    我徘徊了好久,最後望見另一頭的田野裡有一個人正在采集标本,或者隻是攀折這一帶那些單調而罕見的花草。

    那人擡起頭來,我認出了他是采哈諾維奇,便朝他走去。

     後來我見過很多波蘭事業的受難者;波蘭鬥争的史冊上載滿了為它獻身的聖徒,但采哈諾維奇是我認識的第一個人。

    他告訴了我,身穿将軍制服的劊子手們,作為冬宮專制暴君的鐵拳,如何迫害他們,我聽了頓時覺得,我們的災難,我們的牢獄和審問,簡直毫不足道。

     在維爾諾12,那時有一個長官,他來自戰勝的敵人那邊,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叛徒穆拉維約夫13,他的不朽功績在于說過一句曆史名言:&ldquo他不屬于那些被人絞死的穆拉維約夫,而是屬于絞死他人的穆拉維約夫。

    &rdquo14從狹隘的、報複心重的尼古拉看來,好大喜功、專橫暴戾的獨夫最有價值,至少最讨人喜歡。

     将軍們在刑訊室拷問波蘭密使,密使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他們像喪失一切教養、一切高尚感情的暴徒一樣對待犯人,知道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可以得到尼古拉的軍用大衣的庇護,這件大衣上沾滿了波蘭蒙難者的鮮血和波蘭母親們的眼淚&hellip&hellip這全民族的受難周還在等待自己的路加或馬太15&hellip&hellip不過他們必須知道,劊子手們會一個接一個給帶到曆史的恥辱柱前示衆,在那裡留下自己的名字。

    這将成為尼古拉皇朝的肖像畫廊,與1812年将領的畫廊遙遙相對16。

     穆拉維約夫對待犯人态度粗野,用下流話辱罵他們。

    有一次他大發雷霆,竟然走到采哈諾維奇面前,想當胸揪他的衣服,也許還想打他,可是在戴鐐铐的犯人的目光逼視下,他退縮了,改變了聲調。

     我猜想得到,這目光應該是怎樣的。

    事隔三年,他講起當時的情形,眼睛還炯炯逼人,額角和扭歪的脖子上青筋突起。

     &ldquo您上了鎖鍊,還能幹什麼呢?&rdquo &ldquo我可以用牙齒咬他,用腦瓜頂他,用鐵鍊打他。

    &rdquo他顫抖着說。

     采哈諾維奇起先被流放到上圖裡耶,這是彼爾姆省最偏僻的城市之一,位于烏拉爾深山裡,常年積雪,遠離一切交通要道,冬季幾乎與外界隔絕。

    不言而喻,上圖裡耶的居住條件,比鄂木斯克或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更壞。

    采哈諾維奇孑然一身,在那裡研究自然科學,從烏拉爾山上采集稀有植物,後來獲得批準移居彼爾姆;這對他說來,處境已算有所改善了:他重又聽到了自己的語言,會見了不幸的同志們。

    他的妻子留在立陶宛,寫信給他,要從維爾諾省步行來探望他&hellip&hellip他在等她。

     當我出乎意外被調往維亞特卡時,我去向采哈諾維奇告别。

    他住的小房間幾乎空無一物;一隻破舊的小皮箱放在寒碜的床邊,一張木闆釘成的桌子,一把椅子,這便是他的全部家具,它們使我想起克魯季茨兵營的隐修室。

     我要離開的消息使他非常傷心,但他已經習慣了一切不幸的遭遇,因此過不一會兒,便露出了幾乎是歡快的笑容,對我說道: &ldquo我之所以愛好大自然,就因為不論你給弄到哪裡,誰也無法剝奪你享受大自然的權利。

    &rdquo 我想留點什麼給他作紀念,從襯衣上拉下一粒小小的袖扣,請他收下。

     &ldquo它不适合我的襯衣,&rdquo他對我說,&ldquo但我要把它保存到生命的最後一息,帶着它走進墳墓。

    &rdquo 然後他想了想,突然走去翻箱子,找出了一隻小袋子,從裡邊掏出一條很别緻的小鐵鍊,拉下幾節,一邊遞給我一邊說: &ldquo這鍊條對我是很寶貴的,它與我另一時期一些最神聖的回憶聯系在一起;我不能把它全部給您,隻能給您幾節。

    我從未想到,我這個立陶宛的流放者17會把它們送給俄羅斯的流放者。

    &rdquo 我擁抱了他,與他告别。

     &ldquo您什麼時候動身?&rdquo他問。

     &ldquo明天早上,但我不要您送行,我屋裡已有一個憲兵一刻不離地守着了。

    &rdquo &ldquo那麼,祝您一路平安,未來比我幸福。

    &rdquo 第二天早上九時,警察局長就到了我的住所,催我動身。

    彼爾姆的憲兵比克魯季茨的馴服得多,他并不掩飾他的歡樂:在三百五十俄裡的路上,他不愁沒有酒喝了。

    一切準備就緒,我無意間擡頭望望街上,忽然發現采哈諾維奇走過,我奔到窗口。

     &ldquo啊,多謝上帝,&rdquo他說,&ldquo我已經來回走了四次,想哪怕跟您遠遠告别一下也好,可您總不轉過臉來。

    &rdquo 我熱淚盈眶,感謝了他。

    這溫柔的、女性般的關懷深深打動了我;沒有這奇遇,我對彼爾姆就毫不留戀了。

     &hellip&hellip從彼爾姆動身後,第二天黎明起,天下大雨了,雨一刻不停,下了一整天,在森林地帶這是常有的。

    二時左右,我們到達了維亞特卡一個貧苦荒涼的山村。

    這一帶沒有驿站,隻有一些不識字的沃恰克人在代行站長的職務,他們打開驿馬使用證,看看上面蓋的是一個印還是兩個印,嘴裡喊着&ldquo很快,很快!&rdquo立刻動手套馬了,比有站長的地方還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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