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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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mdash&mdash老戈利岑&mdash&mdash小戈利岑&mdash&mdash斯塔阿爾将軍&mdash&mdash宣判&mdash&mdash索科洛夫斯基
&hellip&hellip然而閑話少說，我們的案子偵查得怎樣，進行得怎樣了呢？
新委員會像老委員會一樣，對案件感到棘手。
警察監視了我們很久，但操之過急，熱心過頭，等不及掌握确鑿證據便下手捉人，結果幹了傻事。
他們派了個退伍軍官斯卡裡亞特卡來引誘我們上鈎，搜集材料。
我們小組的每一個人，他幾乎都認識了，但我們很快識破了他的真面目，疏遠了他。
其他青年，大多是大學生，不如我們謹慎，但這些人與我們沒有任何重要聯系。
一個學生為了慶祝自己大學畢業，在1834年6月24日設宴招待他的朋友。
我們不僅沒有一人參加，而且沒有人被邀請。
這些年輕人喝多了酒，便開始胡鬧，跳瑪祖卡舞，還一起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那首著名的歌曲1： 俄國大皇帝， 一命歸西天； 醫生動手術， 剝開他肚皮。
全國辦喪事， 家家哭嚎啕； 接位是哪個？ 康斯坦丁醜八怪。
皇帝想享福， 不管人間事； 奏折寫上天， 要求禅帝位。
天主讀奏折， 發了慈悲心； 送來尼古拉， 一個大壞蛋。
晚上，斯卡裡亞特卡忽然想起，這天是他的命名日，又編了個故事，說他剛賣掉馬，占了便宜，想請大家上他家喝酒，他答應開十二瓶香槟招待這些大學生。
大家去了，香槟也開了，主人喝得搖搖晃晃，提議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
唱到一半，門開了，齊恩斯基帶着警察走進了屋子。
這一切是粗魯的，愚蠢的，笨拙的，同時也是失敗的。
警察想捉我們，隻得捕風捉影，捏造罪證，從五六個人的案子株連了二十個無辜的人。
俄國警察是不怕丢臉的。
過了兩個禮拜，我們被捕了，理由是跟宴會事件有關。
在索科洛夫斯基家查到了薩京的信，在薩京家查到了奧加遼夫的信，在奧加遼夫家查到了我的信，然而事情還是不得要領。
初審毫無結果。
皇上對第二個委員會寄托了極大希望，從彼得堡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務之一亞·費·戈利岑來當審判官。
這号人物在俄國也是不多的。
屬于這一類的有第三廳的著名頭子莫爾德維諾夫2，維爾諾大學校長佩利坎3，幾個日耳曼族官員和賣身投靠的波蘭人4。
但不幸的是，這麼一個異端審判庭，卻派了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爾作它的首席法官。
斯塔阿爾是心直口快的軍人，勇敢的老将，他分析了案情，發現它是由兩個方面構成的，它們之間沒有任何内在聯系：慶祝宴會的案件，有關人員應由警察給予懲處；但另一部分人，天知道他們是為什麼被捕的，他們的全部罪證不過是一些尚未明确表示過的意見，根據這些定罪是困難的，也是可笑的。
斯塔阿爾的觀點遭到了小戈利岑的反駁。
他們針鋒相對，争得面紅耳赤；老将軍一怒之下，用軍刀捶着地闆，說道： &ldquo我看您與其荼毒生靈，不如奏請皇上封閉所有的中學和大學，免得其他人繼續受害。
您可以随心所欲亂幹，但我不能跟着您造孽，我的腳絕不再踏進委員會。
&rdquo 說完，老頭兒就匆匆離開了大廳。
這件事當天就有人報告了皇上。
早晨當司令去彙報時，皇上問他為什麼不願再涉足委員會？斯塔阿爾講了理由。
&ldquo真是廢話，&rdquo皇帝反駁道。
&ldquo跟戈利岑吵嘴，不害羞嗎？我希望你照舊到委員會去。
&rdquo &ldquo皇上，&rdquo斯塔阿爾回答，&ldquo請憐惜我的白發吧，我活到這年紀沒有一個污點。
我的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餘年都屬于陛下。
但這件事關系到我的榮譽&mdash&mdash我的良心反對委員會中所幹的事。
&rdquo 皇上皺起了眉頭，斯塔阿爾告退了，從此沒再踏進委員會。
這個傳說的真實性是不容絲毫懷疑的，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尼古拉的性格。
他怎麼會沒有想到，如果一位他不否認是德高望重的人，一位勇敢的将軍，功績累累的老臣，這麼不肯讓步，要求顧全他的名譽，那麼可想而知，案件不是毫無問題的。
至少應該把戈利岑召來，命令斯塔阿爾當着他的面說清案情。
他不這麼做，卻下令對我們嚴加看管。
斯塔阿爾一走，委員會裡隻剩了敵視被告的人，而碌碌無能的謝·米·戈利岑是它的主席。
這個老頭子在工作九個月之後，還是像九個月前開始的那天一樣，對案情一無所知。
他始終保持着莊嚴的沉默，極少提出意見，每次審問結束，照例問一聲： &ldquo可以讓他走了嗎？&rdquo &ldquo可以。
&rdquo小戈利岑回答，于是老先生就神氣活現地對受審者說：&ldquo回去吧！&rdquo 我的第一次審問進行了四個小時。
問題分兩類。
一類的目的是要揭露我的思想方式，按照小戈利岑和奧蘭斯基秘書的說法，就是那些&ldquo不符合政府精神的思想，那種貫穿着聖西門的危險學說的革命言論&rdquo。
這些問題是容易回答的，其實也不是問題。
在查獲的文件和信函上，我們的觀點已和盤托出，因此問題無非是要确定一些具體的事實：這信是某人所寫，或寫的是這幾行嗎？但委員會卻節外生枝，對摘錄的每句話都要求作出說明：&ldquo您如何解釋您信中如下一段話？&rdquo 當然沒有什麼好解釋的，我的答複寫得模棱兩可，空空洞洞。
在一封信中，秘書找出了這麼一句話：&ldquo一切憲章都毫無用處，這是主人與奴隸訂立的契約；問題不在于改善奴隸的處境，而在于應該沒有奴隸。
&rdquo我必須對這句話作出解釋，于是我答道，我認為我沒有責任要替立憲制政府辯護，如果我替它辯護，那才是應該受處分的。
&ldquo對立憲制的攻擊可以來自兩個方面，&rdquo小戈利岑用那種神經質的嘶啞嗓音說道，&ldquo您不是站在君主制立場上進行抨擊，否則您就不會提到奴隸了。
&rdquo &ldquo那麼在這方面，我是犯了與葉卡捷琳娜
警察監視了我們很久，但操之過急，熱心過頭，等不及掌握确鑿證據便下手捉人，結果幹了傻事。
他們派了個退伍軍官斯卡裡亞特卡來引誘我們上鈎，搜集材料。
我們小組的每一個人，他幾乎都認識了，但我們很快識破了他的真面目，疏遠了他。
其他青年，大多是大學生，不如我們謹慎，但這些人與我們沒有任何重要聯系。
一個學生為了慶祝自己大學畢業，在1834年6月24日設宴招待他的朋友。
我們不僅沒有一人參加，而且沒有人被邀請。
這些年輕人喝多了酒，便開始胡鬧，跳瑪祖卡舞，還一起合唱了索科洛夫斯基那首著名的歌曲1： 俄國大皇帝， 一命歸西天； 醫生動手術， 剝開他肚皮。
全國辦喪事， 家家哭嚎啕； 接位是哪個？ 康斯坦丁醜八怪。
皇帝想享福， 不管人間事； 奏折寫上天， 要求禅帝位。
天主讀奏折， 發了慈悲心； 送來尼古拉， 一個大壞蛋。
晚上，斯卡裡亞特卡忽然想起，這天是他的命名日，又編了個故事，說他剛賣掉馬，占了便宜，想請大家上他家喝酒，他答應開十二瓶香槟招待這些大學生。
大家去了，香槟也開了，主人喝得搖搖晃晃，提議再唱一次索科洛夫斯基的歌。
唱到一半，門開了，齊恩斯基帶着警察走進了屋子。
這一切是粗魯的，愚蠢的，笨拙的，同時也是失敗的。
警察想捉我們，隻得捕風捉影，捏造罪證，從五六個人的案子株連了二十個無辜的人。
俄國警察是不怕丢臉的。
過了兩個禮拜，我們被捕了，理由是跟宴會事件有關。
在索科洛夫斯基家查到了薩京的信，在薩京家查到了奧加遼夫的信，在奧加遼夫家查到了我的信，然而事情還是不得要領。
初審毫無結果。
皇上對第二個委員會寄托了極大希望，從彼得堡派出了最得力的特務之一亞·費·戈利岑來當審判官。
這号人物在俄國也是不多的。
屬于這一類的有第三廳的著名頭子莫爾德維諾夫2，維爾諾大學校長佩利坎3，幾個日耳曼族官員和賣身投靠的波蘭人4。
但不幸的是，這麼一個異端審判庭，卻派了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爾作它的首席法官。
斯塔阿爾是心直口快的軍人，勇敢的老将，他分析了案情，發現它是由兩個方面構成的，它們之間沒有任何内在聯系：慶祝宴會的案件，有關人員應由警察給予懲處；但另一部分人，天知道他們是為什麼被捕的，他們的全部罪證不過是一些尚未明确表示過的意見，根據這些定罪是困難的，也是可笑的。
斯塔阿爾的觀點遭到了小戈利岑的反駁。
他們針鋒相對，争得面紅耳赤；老将軍一怒之下，用軍刀捶着地闆，說道： &ldquo我看您與其荼毒生靈，不如奏請皇上封閉所有的中學和大學，免得其他人繼續受害。
您可以随心所欲亂幹，但我不能跟着您造孽，我的腳絕不再踏進委員會。
&rdquo 說完，老頭兒就匆匆離開了大廳。
這件事當天就有人報告了皇上。
早晨當司令去彙報時，皇上問他為什麼不願再涉足委員會？斯塔阿爾講了理由。
&ldquo真是廢話，&rdquo皇帝反駁道。
&ldquo跟戈利岑吵嘴，不害羞嗎？我希望你照舊到委員會去。
&rdquo &ldquo皇上，&rdquo斯塔阿爾回答，&ldquo請憐惜我的白發吧，我活到這年紀沒有一個污點。
我的忠心，陛下是知道的，我的血、我的餘年都屬于陛下。
但這件事關系到我的榮譽&mdash&mdash我的良心反對委員會中所幹的事。
&rdquo 皇上皺起了眉頭，斯塔阿爾告退了，從此沒再踏進委員會。
這個傳說的真實性是不容絲毫懷疑的，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尼古拉的性格。
他怎麼會沒有想到，如果一位他不否認是德高望重的人，一位勇敢的将軍，功績累累的老臣，這麼不肯讓步，要求顧全他的名譽，那麼可想而知，案件不是毫無問題的。
至少應該把戈利岑召來，命令斯塔阿爾當着他的面說清案情。
他不這麼做，卻下令對我們嚴加看管。
斯塔阿爾一走，委員會裡隻剩了敵視被告的人，而碌碌無能的謝·米·戈利岑是它的主席。
這個老頭子在工作九個月之後，還是像九個月前開始的那天一樣，對案情一無所知。
他始終保持着莊嚴的沉默，極少提出意見，每次審問結束，照例問一聲： &ldquo可以讓他走了嗎？&rdquo &ldquo可以。
&rdquo小戈利岑回答，于是老先生就神氣活現地對受審者說：&ldquo回去吧！&rdquo 我的第一次審問進行了四個小時。
問題分兩類。
一類的目的是要揭露我的思想方式，按照小戈利岑和奧蘭斯基秘書的說法，就是那些&ldquo不符合政府精神的思想，那種貫穿着聖西門的危險學說的革命言論&rdquo。
這些問題是容易回答的，其實也不是問題。
在查獲的文件和信函上，我們的觀點已和盤托出，因此問題無非是要确定一些具體的事實：這信是某人所寫，或寫的是這幾行嗎？但委員會卻節外生枝，對摘錄的每句話都要求作出說明：&ldquo您如何解釋您信中如下一段話？&rdquo 當然沒有什麼好解釋的，我的答複寫得模棱兩可，空空洞洞。
在一封信中，秘書找出了這麼一句話：&ldquo一切憲章都毫無用處，這是主人與奴隸訂立的契約；問題不在于改善奴隸的處境，而在于應該沒有奴隸。
&rdquo我必須對這句話作出解釋，于是我答道，我認為我沒有責任要替立憲制政府辯護，如果我替它辯護，那才是應該受處分的。
&ldquo對立憲制的攻擊可以來自兩個方面，&rdquo小戈利岑用那種神經質的嘶啞嗓音說道，&ldquo您不是站在君主制立場上進行抨擊，否則您就不會提到奴隸了。
&rdquo &ldquo那麼在這方面，我是犯了與葉卡捷琳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