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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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台，與這已完全不同。
1836年，我在維亞特卡的紳士淑女和秋法耶夫81面前，扮演&ldquo烏加爾&rdquo，憲兵上校的妻子扮演&ldquo馬爾法&rdquo。
82我們排練了一個月，然而當前奏曲結束，死一般的沉寂降臨，幕布可怕地動了幾動，開始升起的時候，我的心還是怦怦亂跳，手有些發抖。
我與馬爾法在側幕後面等待開場，她那麼可憐我，或者那麼擔心我把戲搞糟，因此給了我一大杯香槟酒，但喝了酒我還是毫無起色。
多虧國民教育部大臣和憲兵上校的關照，我在倫敦波蘭人大會83上發言時，就不再神經緊張，由于愛面子而羞澀不安了。
這是我第三次登台表演，退職的大臣烏瓦羅夫已由退職的部長賴德律-洛蘭84所代替。
但是，大學時代的回憶講得太多了吧？我怕這是因為我老了，才對它們如此喋喋不休；現在，我隻想就1831年的霍亂再談幾點細節。
霍亂這字眼今天在歐洲已經并不陌生，在俄國甚至家喻戶曉，以緻有一位愛國詩人，把霍亂稱為尼古拉一世的唯一忠實夥伴，可那時它還是首次在北方流行。
駭人的傳染病沿着伏爾加河向莫斯科進逼，弄得人心惶惶。
誇大的謠言使大家充滿恐怖，談虎色變。
疫病發展變幻莫測，有時停頓，有時跳躍前進，似乎已繞過莫斯科，可突然又傳出了可怕的消息：&ldquo莫斯科發現了霍亂！&rdquo 早晨政治系一個學生感到惡心，第二天在校醫院死了。
我們趕去看他的屍體。
他瘦了，像生了一場大病，眼窩塌陷，臉變了形；他旁邊躺着夜間得病的門房。
學校宣布，它已奉命關閉。
在我們系中，這命令是由工藝學教授傑尼索夫宣讀的；他憂心忡忡，可能非常害怕。
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們從各系向校部的大院子彙集，這群在瘟疫面前奉命疏散的年輕人有些依依惜别。
大家臉色蒼白，心情異常緊張，許多人惦記着親戚朋友。
我們與官費生（按檢疫措施，他們與我們隔開了）告别以後，便三三兩兩各自回家。
在家中，大家遇到的是醋酸和漂白粉的臭味，吃的是規定的飲食；即使沒有氯氣和霍亂，單單這種飲食就足以使人病倒了。
奇怪的是，這個悲慘的時期卻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莊嚴的印象。
莫斯科的面貌完全改變了，平時看不到的公共精神賦予了它新的生命。
馬車減少了，悲傷的人群聚集在十字街頭，談論着下毒的人。
運載病人的車子在警察的護送下緩緩駛過；人們站在兩旁，讓裝滿屍體的黑色大車通過。
疫情公報一天發布兩次。
城市封鎖了，就像爆發了戰争；一個可憐的教堂執事在偷偷過河時給哨兵開槍打死了。
這一切使人們提心吊膽，對疫病的恐怖取代了對權力的恐怖，居民怨聲載道，不祥的消息接連不斷：某某人病了，某某人死了&hellip&hellip 總主教下令全市舉行祈禱。
在同一天同一時間，神父們手執神幡，在各自的教區巡行。
驚慌不安的居民彙集街頭，在神父們經過時趕緊匍匐在地，含着眼淚祈求赦罪。
本來跟上帝不拘形迹的教士，也變得嚴肅和虔誠了。
他們中間一部分人走向克裡姆林宮；那兒的廣場上，總主教在無數高級教士的陪同下，正跪在地上祈禱：&ldquo我父呀，求你叫這杯離開吧。
&rdquo85六年前，就在這個地點，他曾為十二月黨人的慘遭殺害而感謝過上帝。
菲拉列特是一個反政府派主教，他為了什麼反對政府，我始終不明白。
除非是為了他個人。
他聰明，有學問，精通俄語，成功地把教會斯拉夫語引進了俄語；但這一切都不可能給他任何理由，使他成為反對派。
人民不喜歡他，稱他為共濟會員，因為他與亞·尼·戈利岑公爵關系密切，于聖經會86炙手可熱的時期在彼得堡替它做過宣傳。
東正教事務管理局禁止讀他的《教義問答》。
他為人專橫，屬他管轄的教士都怕他。
看來，他與尼古拉的彼此仇恨，正是由于互不服氣。
菲拉列特善于狡猾而巧妙地貶低世俗權力，他的講道流露出一種模糊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那種拉科代爾87和其他有遠見的天主教徒所傳播的信仰。
菲拉列特從主教的崇高講台上宣稱，人從來不可能是别人的合法工具，人與人之間隻能是相互服務的關系。
這話是他在一個半數是奴隸的國家中講的。
在麻雀山流放罪犯的臨時羁押站上，他對囚犯們說：&ldquo世俗的法律審問你們，放逐你們，可是教會趕來找你們，希望再對你們講一句話，再為你們祈禱，祝福你們路上平安。
&rdquo然後，他一邊安慰他們，一邊又說：&ldquo你們受了懲罰，已勾銷了過去的罪孽，面臨着新的生活，可是在其他的人們中間（看來，這其他人除了官吏，都并不在場）還有着更大的罪犯。
&rdquo他舉了與基督一起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作例子88。
在為霍亂舉行的祈禱中，菲拉列特的講道超過了他以前所講的一切；它的内容是說，上帝為了懲罰大衛，派天使找他，要他從戰争、饑荒和瘟疫中選擇一種，大衛選擇了瘟疫。
89皇上一到莫斯科就勃然大怒，派宮内大臣沃爾孔斯基公爵去把菲拉列特大罵了一頓，還威脅他，要把他送往格魯吉亞當主教。
大主教隻得低頭認錯，向各教堂發了新的指示，說明第一次講道文絕非影射笃信宗教的皇上，大衛&mdash&mdash這是我們自己，罪孽深重的我們。
理所當然，那些本來不理解它的意義的人，現在也恍然大悟了。
莫斯科總主教就這樣起了反對派的作用。
祈禱正如漂白粉一樣，并不能制止霍亂的傳播；疫情仍在蔓延。
1849年霍亂最猖獗的時期，我一直留在巴黎。
它來勢兇猛，可怕極了。
六月的炎熱更助長了它的氣焰，窮人像蒼蠅一樣死去，市民們紛紛逃離巴黎，其餘的人閉門坐在家中。
政府忙于全力應付革命者，不想采取切實的措施。
捐款杯水車薪，無濟于事。
貧苦的勞動者隻得聽天由命，醫院沒有足夠的病床，警察所沒有足夠的棺木，在擠滿各種人家的房子裡，屍體停在室内往往兩三天無法掩埋。
莫斯科不是這樣。
那時的總督是德·弗·戈利岑公爵，這人軟弱，但是正直，有見識，很得人心，他召集莫斯科上層人物，按照家常辦法，即在沒有政府特别參與的情況下，安排好了一切。
當地的知名人士&mdash&mdash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組成了委員會，每個委員分别負責莫斯科的一個區域。
幾天内開辦了二十家醫院，沒有花政府一文錢，一切都靠捐款。
商人捐獻了醫院必需的一切&mdash&mdash被子，床單，防寒衣服，供應正在康複的病人。
青年人義務擔任醫護工作，免得捐款一半落進辦事人員的腰包。
大學沒有袖手旁觀。
整個醫學系，包括學生和醫師，都向霍亂委員會報了名，聽候調遣。
他們被分派到各醫院，直至瘟疫結束沒有離開。
三四個月中，這些優異的年輕人在醫院中擔任了主治醫師、醫士、看護和辦事員&mdash&mdash這一切都是沒有報酬的，而且正是在人心惶惶、最害怕傳染的時期。
我記得，有一個小俄羅斯學生90，好像名叫費茨赫拉羅夫，霍亂開始時，因家裡有重要的事請了假。
在學期中間，假期是很難批準的，他好不容易請準了假，正準備動身。
就在這時，學生們分頭向各醫院出發；這個小俄羅斯人把準假單揣進口袋，随大夥兒一起走了。
等他離開醫院時，請假單早已過期，他卻毫不介意，一笑置之。
莫斯科外表上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光知道閑談、祈禱和結婚，其他什麼也不管，可是一旦必要，它就會蓦地醒來，在暴風雨君臨俄羅斯上空的時候挺身而出，無所畏懼。
1612年它在血泊中與俄羅斯結合91，1812年的戰火更使它們熔合在一起。
它向彼得低頭，因為俄國的未來握在他殘忍的手掌中。
但是它懷着怨恨和蔑視，在自己的城牆内接待那個被丈夫的鮮血染紅的女人92，那個不知悔改的麥克白夫人93，不屬于意大利血統的露克蘭修·博爾吉亞94，德國種的俄國皇後，以緻她隻得蹙緊眉頭，噘起嘴唇，悄悄離開了莫斯科。
拿破侖也是緊鎖雙眉，噘起嘴唇，在德拉戈米羅夫城門等待莫斯科的鑰匙，焦急不安地玩弄他的煙嘴，揪他的手套的。
他不習慣獨自走進别國的城市。
但是莫斯科沒有向他低頭，95 正如普希金所說，它送給他的是一場大火。
霍亂來了，這個人民的城市又變得情緒激昂，充滿活力了！ 1830年8月我們去瓦西裡耶夫莊園，照例在彼爾霍什科沃村的拉德克利夫式城堡96稍事逗留，吃了飯，喂了馬，再繼續趕路。
巴凱已把毛巾束到腰上，喊了聲&ldquo走！&rdquo突然一個人騎了馬飛馳而來，做手勢要我們停下。
這是參政官的前導馬馭者，他滿身灰塵，汗流浃背，從馬上一躍而下，遞給我父親一封信。
這封信帶來了七月革命的消息！&mdash&mdash兩份《辯論日報》97附在信内，我把它們讀了一百遍，甚至都背得出了；這時我在鄉下第一次感到了寂寞。
這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時期，形勢迅速向前發展。
查理十世98那消瘦的身體剛隐沒在聖盧德宮的霧影中，比利時燃燒起來了99，&ldquo平民國王&rdquo100的寶座開始動搖，一股熱烈的革命氣息吹進了輿論和文學。
小說，詩歌，戲劇&mdash&mdash一切重又成了宣傳和鬥争的工具。
法國革命戲劇的舞台裝置和布景，那時的我們還一無所知，因此對一切都信以為真。
誰希望知道，七月革命的消息對年輕一代的強烈影響，他不妨聽一下海涅的話。
海涅在赫爾戈蘭島聽到這事後寫道：&ldquo異教的大神潘死了。
&rdquo101這不是虛假的熱情：三十歲的海涅正如十八歲的我們一樣，被它所吸引，為它而陶醉。
我們密切注視着每一句話，每一件事，注視着震驚人心的問題和激昂慷慨的回答，注視着拉斐德将軍和拉馬克将軍102；我們不僅熟知，而且熱愛當時的一切活動家（當然是激進的活動家），珍藏着他們的肖像，從馬紐埃爾和邦雅曼·貢斯當起，到杜邦·德雷爾和阿芒·卡雷爾為止103，都在我們的關心之中。
在這熱火朝天的時代，突然一聲巨響，像一顆炮彈在我們身旁爆炸，傳來了華沙起義的消息。
這已經并不遙遠，是在自己家裡，我們噙着熱淚，互相凝望，反複吟哦心愛的詩句： 不，這不是毫無根據的幻想！104 我們為狄比奇105的每一挫折而歡呼，不相信波蘭人的失敗；我立刻在我的聖像壁上增加了塔杜什·柯斯丘什科106的畫像。
就在這時期，我第二次見到了尼古拉，他的臉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貴族為他舉行一次舞會，我正好站在大廳上面的回廊中，可以盡量觀察他。
他那時還沒留胡髭，相貌顯得年輕，但是與加冕典禮時相比，臉部的變化是驚人的。
他站在圓柱旁邊，兇惡地、冷漠地凝視着前方，可是沒有看任何人。
他瘦了。
從這張臉上，從這對鉛一般的眼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波蘭以至俄國的命運。
他覺得震驚，害怕，他懷疑107王位的鞏固，準備為他所受的痛苦、恐怖和疑慮進行報複。
征服波蘭之後，這個人把郁積的仇恨全部發洩出來了。
不久我們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從他登基起就布置在大學周圍的特務網開始收緊了。
1832年，我們系的一個波蘭學生突然失蹤。
他是靠官費派來求學的，因此違反他本人的志願，給安排在我們班上。
我們認識他以後，發現他為人謙遜，性情憂郁，我們從未聽他說過一句尖刻的話，但也從未聽他說過一句軟弱的話。
一天早晨他沒來上課，第二天也沒來。
我們開始打聽，官費生們暗中告訴我們，夜裡有人找他，把他帶到了辦公室，然後又派人來取走了他的信件和物品，并禁止大家議論這事。
一切便這麼結束了，這個不幸的年輕人從此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108 過了幾個月，教室中突然傳出消息：夜裡幾個同學被捕了，他們中間有科斯捷涅茨基，科爾列伊夫，安東諾維奇等等。
我與他們很熟，這都是相當好的青年。
科爾列伊夫是新教牧師家庭出身，一個很有天賦的音樂家。
為了審問他們，成立了軍法委員會，這就是說，他們已注定了滅亡的命運。
我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們将遭遇的一切，但開頭他們也杳無音訊。
一場摧毀新生幼苗的風暴正在到來。
我們不僅意識到了它的臨近，還聽到和看到了它，互相靠得更緊了。
危險使我們興奮的神經更加激昂，使我們的心跳得更猛烈，彼此之間的愛也更熾熱了。
我們起先一共五個人109，就在這時我們又認識了帕謝克110。
對我們說來，瓦季姆身上有許多新東西。
我們大家隻有細小的差别，每人的發展過程是相似的，那就是除了莫斯科和鄉村，什麼也不知道，讀的是相同的書，接受的是同樣一些教師的教育，在家庭或大學宿舍中長大。
瓦季姆出生在西伯利亞，他的父親是流放到那裡的，他從小過着窮困潦倒的生活；教育他的是他父親，他在多子女的大家庭中長大，經常饑寒交迫，但是無拘無束，十分自由。
西伯利亞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這是與我們的外省生活全然不同的；他絕不那麼庸俗和淺薄，相反，具有較強的體魄和較成熟的毅力。
與我們相比，瓦季姆像野生的樹苗。
他的勇敢屬于另一類型，與我們的不一樣，那是巨人式的，有些顯得桀骜不馴；對苦難生活的貴族式蔑視，在他身上養成了一種特殊的自尊心；但他對别人完全能真誠相愛，也能不惜一切地獻出自己。
他無所畏懼，甚至有些冒失。
單憑出生在西伯利亞，又是在流放者家庭中長大這一點，他就比我們高出一頭，因為他不怕西伯利亞。
瓦季姆從父親的血液中帶來了對專制制度的刻骨仇恨111，與我們一見面，就把我們當作知心朋友。
我們很快接近了。
不過話說回來，那時在我們的圈子裡，本來不存在客套和所謂适當的謹慎這類東西。
&ldquo凱切爾112這人你聽到很多了，你想認識他嗎？&rdquo瓦季姆對我說。
&ldquo當然想。
&rdquo &ldquo明天你來，晚上七點，但不要遲到，他會來找我。
&rdquo 我去了，瓦季姆不在家。
一個魁梧的男子正在等他，那張臉是富有表情的，眼鏡後射出威嚴而善良的目光。
我取了一本書，他也取了一本書。
&ldquo您&hellip&hellip您是赫爾岑吧？&rdquo他說，一邊打開了書。
&ldquo是的，您是凱切爾？&rdquo 談話開始了，我們越談越起勁&hellip&hellip &ldquo對不起，&rdquo凱切爾粗魯地打斷了我的話，&ldquo請原諒，請用&lsquo你&rsquo稱呼我。
&rdquo &ldquo讓我們都用你。
&rdquo 從這個時刻（大概在1831年底）起，我們就成了不可分離的朋友，也是從這個時刻起，凱切爾的憤怒和慈愛，笑容和叫喊聲，在我成長的各個階段，在我一生的所有事件中，便一再出現了。
與瓦季姆的結識，給我們的&ldquo紮波羅熱營地&rdquo113帶來了新的因素。
我們像以前一樣，大多在奧加遼夫家集會。
他的父親在鄉下養病，長期住在奔薩省的田莊上。
他獨自住在家中底層，他的家在尼基塔門附近，離大學不遠，大家特别喜歡到那裡去。
奧加遼夫有一種磁石似的吸引力，在一群萍水相逢的原子中，隻要這些原子之間存在共同性，他就能成為它們結合的第一根磁針。
他這樣的人不論出現在哪裡，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機體的心髒。
他的房間明亮，舒适，糊着金黃條紋的朱紅壁紙。
屋裡終日彌漫着雪茄的煙霧，熱糖酒的香味，以及其他&hellip&hellip我想說其他食物和飲料，但隻得住口，因為除了幹酪，幾乎什麼食物也沒有。
就是在這樣一個極端大學生化的地方，我們通宵辯論，有時通宵喝酒。
可現在除了它，又有一處地方越來越變得可愛了，我們在那裡幾乎是頭一次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意義。
我們談話時，瓦季姆往往中途退席回家。
他離開姊妹和母親太久，便會感到寂寞。
我們整個身心都沉醉在同學的友誼中，不理解他怎麼會把自己的家看得比我們更重要。
他給我們介紹了他的家。
這家中的一切都留下了沙皇降臨過的痕迹，它昨天剛從西伯利亞歸來，受盡了災難和折磨，但仍保持着自己的尊嚴&mdash&mdash這不是每一個受難者都能做到的，隻有在不幸的遭遇面前經得起考驗的人才會這樣。
這家的父親在保羅一世時期，由于政治上的告密被捕，起先關在施呂瑟爾堡，後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永久居住。
亞曆山大赦回了幾千名被瘋狂的父親放逐的人，卻忘了帕謝克。
他是另一個帕謝克的侄兒，那人因參與殺害彼得三世有功，後來在波蘭各省當總督114。
帕謝克有權索回已被别人侵占的一部分遺産，這些别人便設法把他留在西伯利亞。
關在施呂瑟爾堡時，帕謝克娶了當地警備部隊一位軍官的女兒。
年輕的姑娘知道前途是黯淡的，但沒有被流放吓住。
起先他們在西伯利亞艱苦度日，變賣了所有的雜物，但是可怕的貧困還是不可抗拒地到來，家庭人口增多更使它加快了步伐。
窮苦，勞累，缺少寒衣，有時還缺乏最低限度的食物，但他們終于熬過來了，養大了一大群小獅子。
父親傳給他們堅強不屈的高傲性格，對自己的信心，把一生的苦難經曆講給他們聽，以自己作榜樣教育他們，而母親靠自我犧牲和辛酸的眼淚哺育了他們。
姊妹們的英勇堅定，不亞于弟兄們。
我們可以大膽使用這句話：這是一個英雄的家庭。
他們為彼此忍受的一切，他們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難以置信的；他們始終高昂着頭，沒有屈服。
在西伯利亞，三個姊妹隻有一雙鞋；她們出門才穿鞋，免得别人看到她們的寒碜樣子。
1826年初，帕謝克獲得了回俄國115的許可。
這時是冬季。
這麼一家人，沒有外套，沒有錢，要從托博爾斯克省動身，可不容易啊，但另一方面，又恨不得一下子飛回去&mdash&mdash流放期滿之後仍待在原地是更難忍受的。
這些人曆盡艱辛，在漫長的道路上跋涉；一個農婦在母親患病期間，給一個孩子喂過奶，現在拿出了自己好不容易積攢的幾個錢，供他們作路費，隻要求帶她一起走。
驿站讓他們免費搭車，或者隻付很少的錢，把他們送到了俄國邊境。
一家人幾個坐車，幾個步行，年輕的輪流走路。
就這樣，他們穿過冰天雪地，越過烏拉爾嶺，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是這些青年人向往的地方，是他們的希望，可是在那裡等待他們的卻是饑餓。
政府赦回了帕謝克一家，但沒有想到發還他們的家産。
多年的勞累窮困摧殘了父親的健康，他病倒了；全家人吃了上頓不知下頓。
當時尼古拉正在慶祝登基大典，宴會接連不斷，莫斯科像布置得庸俗不堪的舞廳，到處張燈結彩，盛裝豔服&hellip&hellip兩個姐姐沒有與任何人商量，便寫了一份給尼古拉的申請書，陳述家庭的困難，要求重新審查案件，發還莊園。
早晨，她們偷偷離開家，走到克裡姆林宮，擠到前面，等候&ldquo萬衆欽仰、奉天加冕&rdquo的皇上。
當尼古拉走下紅色台階時，兩個姑娘悄悄跨前幾步，舉起申請書。
他揚長而過，裝作并未看見；一個侍從武官收下了呈文，警察把她們帶進了看守所。
尼古拉當時才三十來歲，已能這麼無動于衷。
這樣的冷漠和沉着是普通的小人物才有的，那是出納員和庶務員的性格。
我常在郵局的營業員、戲院和火車的售票員身上，發現這種不可動搖的堅定精神，這些人經常受到幹擾，每分鐘都有人打攪，他們才需要學會這套本領，對别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可是這位專制政權的司務長幹嗎也要學這一套，為什麼他不能耽擱一分鐘的時間呢？ 兩個姑娘在看守所待到了晚上。
她們又害怕又委屈，含着眼淚要求警察所長放她們回家，因為家裡不見她們回去，必定驚慌不安。
那份申請從此沒有下文。
父親再也不能支持，他吃夠了苦，死了，留下幾個孩子和母親一天天掙紮下去。
生活越困難，兒子們也越勤奮；三個人以優異的成績讀完大學，得了學位。
兩個哥哥去了彼得堡；兩個成了傑出的數學家，一個進了海軍，一個當了工程師，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教課，節衣縮食，掙錢寄回家中。
我至今還清楚記得那位老母親，她穿件黑罩衫，戴頂白包發帽，消瘦蒼白的臉上布滿皺紋，從外表看，她比實際老得多；隻有眼睛年輕一些，顯得那麼親切，仁慈，溫厚，這是一雙流過太多淚水的眼睛。
她愛自己的孩子，他們是她的财富，她的榮譽和她的青春&hellip&hellip她經常向我們反複念他們的信，懷着神聖深厚的感情談論他們，聲音輕輕的，有時不太平靜，由于克制着眼淚，有些發抖。
每逢他們全家在莫斯科團聚，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盡管吃的是家常便飯，老太太還是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桌邊打轉，忙這忙那，有時站住一會兒，端詳一下自己的年輕人，神态那麼自豪，那麼幸福，然後擡頭看我一眼，似乎在問：&ldquo他們多麼好呀，難道不是嗎？&rdquo這時我多麼想撲在她的頸上，吻她的手啊！何況即使從外表看，他們也确實是非常美好的。
這時她是幸福的&hellip&hellip為什麼她不在這麼一次吃飯的時候死去呢？ 兩年之内她失掉了三個最大的兒子116。
一個是在勝利和贊美聲中光榮犧牲的
1836年，我在維亞特卡的紳士淑女和秋法耶夫81面前，扮演&ldquo烏加爾&rdquo，憲兵上校的妻子扮演&ldquo馬爾法&rdquo。
82我們排練了一個月，然而當前奏曲結束，死一般的沉寂降臨，幕布可怕地動了幾動，開始升起的時候，我的心還是怦怦亂跳，手有些發抖。
我與馬爾法在側幕後面等待開場，她那麼可憐我，或者那麼擔心我把戲搞糟，因此給了我一大杯香槟酒，但喝了酒我還是毫無起色。
多虧國民教育部大臣和憲兵上校的關照，我在倫敦波蘭人大會83上發言時，就不再神經緊張，由于愛面子而羞澀不安了。
這是我第三次登台表演，退職的大臣烏瓦羅夫已由退職的部長賴德律-洛蘭84所代替。
但是，大學時代的回憶講得太多了吧？我怕這是因為我老了，才對它們如此喋喋不休；現在，我隻想就1831年的霍亂再談幾點細節。
霍亂這字眼今天在歐洲已經并不陌生，在俄國甚至家喻戶曉，以緻有一位愛國詩人，把霍亂稱為尼古拉一世的唯一忠實夥伴，可那時它還是首次在北方流行。
駭人的傳染病沿着伏爾加河向莫斯科進逼，弄得人心惶惶。
誇大的謠言使大家充滿恐怖，談虎色變。
疫病發展變幻莫測，有時停頓，有時跳躍前進，似乎已繞過莫斯科，可突然又傳出了可怕的消息：&ldquo莫斯科發現了霍亂！&rdquo 早晨政治系一個學生感到惡心，第二天在校醫院死了。
我們趕去看他的屍體。
他瘦了，像生了一場大病，眼窩塌陷，臉變了形；他旁邊躺着夜間得病的門房。
學校宣布，它已奉命關閉。
在我們系中，這命令是由工藝學教授傑尼索夫宣讀的；他憂心忡忡，可能非常害怕。
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們從各系向校部的大院子彙集，這群在瘟疫面前奉命疏散的年輕人有些依依惜别。
大家臉色蒼白，心情異常緊張，許多人惦記着親戚朋友。
我們與官費生（按檢疫措施，他們與我們隔開了）告别以後，便三三兩兩各自回家。
在家中，大家遇到的是醋酸和漂白粉的臭味，吃的是規定的飲食；即使沒有氯氣和霍亂，單單這種飲食就足以使人病倒了。
奇怪的是，這個悲慘的時期卻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莊嚴的印象。
莫斯科的面貌完全改變了，平時看不到的公共精神賦予了它新的生命。
馬車減少了，悲傷的人群聚集在十字街頭，談論着下毒的人。
運載病人的車子在警察的護送下緩緩駛過；人們站在兩旁，讓裝滿屍體的黑色大車通過。
疫情公報一天發布兩次。
城市封鎖了，就像爆發了戰争；一個可憐的教堂執事在偷偷過河時給哨兵開槍打死了。
這一切使人們提心吊膽，對疫病的恐怖取代了對權力的恐怖，居民怨聲載道，不祥的消息接連不斷：某某人病了，某某人死了&hellip&hellip 總主教下令全市舉行祈禱。
在同一天同一時間，神父們手執神幡，在各自的教區巡行。
驚慌不安的居民彙集街頭，在神父們經過時趕緊匍匐在地，含着眼淚祈求赦罪。
本來跟上帝不拘形迹的教士，也變得嚴肅和虔誠了。
他們中間一部分人走向克裡姆林宮；那兒的廣場上，總主教在無數高級教士的陪同下，正跪在地上祈禱：&ldquo我父呀，求你叫這杯離開吧。
&rdquo85六年前，就在這個地點，他曾為十二月黨人的慘遭殺害而感謝過上帝。
菲拉列特是一個反政府派主教，他為了什麼反對政府，我始終不明白。
除非是為了他個人。
他聰明，有學問，精通俄語，成功地把教會斯拉夫語引進了俄語；但這一切都不可能給他任何理由，使他成為反對派。
人民不喜歡他，稱他為共濟會員，因為他與亞·尼·戈利岑公爵關系密切，于聖經會86炙手可熱的時期在彼得堡替它做過宣傳。
東正教事務管理局禁止讀他的《教義問答》。
他為人專橫，屬他管轄的教士都怕他。
看來，他與尼古拉的彼此仇恨，正是由于互不服氣。
菲拉列特善于狡猾而巧妙地貶低世俗權力，他的講道流露出一種模糊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思想，那種拉科代爾87和其他有遠見的天主教徒所傳播的信仰。
菲拉列特從主教的崇高講台上宣稱，人從來不可能是别人的合法工具，人與人之間隻能是相互服務的關系。
這話是他在一個半數是奴隸的國家中講的。
在麻雀山流放罪犯的臨時羁押站上，他對囚犯們說：&ldquo世俗的法律審問你們，放逐你們，可是教會趕來找你們，希望再對你們講一句話，再為你們祈禱，祝福你們路上平安。
&rdquo然後，他一邊安慰他們，一邊又說：&ldquo你們受了懲罰，已勾銷了過去的罪孽，面臨着新的生活，可是在其他的人們中間（看來，這其他人除了官吏，都并不在場）還有着更大的罪犯。
&rdquo他舉了與基督一起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作例子88。
在為霍亂舉行的祈禱中，菲拉列特的講道超過了他以前所講的一切；它的内容是說，上帝為了懲罰大衛，派天使找他，要他從戰争、饑荒和瘟疫中選擇一種，大衛選擇了瘟疫。
89皇上一到莫斯科就勃然大怒，派宮内大臣沃爾孔斯基公爵去把菲拉列特大罵了一頓，還威脅他，要把他送往格魯吉亞當主教。
大主教隻得低頭認錯，向各教堂發了新的指示，說明第一次講道文絕非影射笃信宗教的皇上，大衛&mdash&mdash這是我們自己，罪孽深重的我們。
理所當然，那些本來不理解它的意義的人，現在也恍然大悟了。
莫斯科總主教就這樣起了反對派的作用。
祈禱正如漂白粉一樣，并不能制止霍亂的傳播；疫情仍在蔓延。
1849年霍亂最猖獗的時期，我一直留在巴黎。
它來勢兇猛，可怕極了。
六月的炎熱更助長了它的氣焰，窮人像蒼蠅一樣死去，市民們紛紛逃離巴黎，其餘的人閉門坐在家中。
政府忙于全力應付革命者，不想采取切實的措施。
捐款杯水車薪，無濟于事。
貧苦的勞動者隻得聽天由命，醫院沒有足夠的病床，警察所沒有足夠的棺木，在擠滿各種人家的房子裡，屍體停在室内往往兩三天無法掩埋。
莫斯科不是這樣。
那時的總督是德·弗·戈利岑公爵，這人軟弱，但是正直，有見識，很得人心，他召集莫斯科上層人物，按照家常辦法，即在沒有政府特别參與的情況下，安排好了一切。
當地的知名人士&mdash&mdash富裕的地主和商人，組成了委員會，每個委員分别負責莫斯科的一個區域。
幾天内開辦了二十家醫院，沒有花政府一文錢，一切都靠捐款。
商人捐獻了醫院必需的一切&mdash&mdash被子，床單，防寒衣服，供應正在康複的病人。
青年人義務擔任醫護工作，免得捐款一半落進辦事人員的腰包。
大學沒有袖手旁觀。
整個醫學系，包括學生和醫師，都向霍亂委員會報了名，聽候調遣。
他們被分派到各醫院，直至瘟疫結束沒有離開。
三四個月中，這些優異的年輕人在醫院中擔任了主治醫師、醫士、看護和辦事員&mdash&mdash這一切都是沒有報酬的，而且正是在人心惶惶、最害怕傳染的時期。
我記得，有一個小俄羅斯學生90，好像名叫費茨赫拉羅夫，霍亂開始時，因家裡有重要的事請了假。
在學期中間，假期是很難批準的，他好不容易請準了假，正準備動身。
就在這時，學生們分頭向各醫院出發；這個小俄羅斯人把準假單揣進口袋，随大夥兒一起走了。
等他離開醫院時，請假單早已過期，他卻毫不介意，一笑置之。
莫斯科外表上昏昏沉沉，萎靡不振，光知道閑談、祈禱和結婚，其他什麼也不管，可是一旦必要，它就會蓦地醒來，在暴風雨君臨俄羅斯上空的時候挺身而出，無所畏懼。
1612年它在血泊中與俄羅斯結合91，1812年的戰火更使它們熔合在一起。
它向彼得低頭，因為俄國的未來握在他殘忍的手掌中。
但是它懷着怨恨和蔑視，在自己的城牆内接待那個被丈夫的鮮血染紅的女人92，那個不知悔改的麥克白夫人93，不屬于意大利血統的露克蘭修·博爾吉亞94，德國種的俄國皇後，以緻她隻得蹙緊眉頭，噘起嘴唇，悄悄離開了莫斯科。
拿破侖也是緊鎖雙眉，噘起嘴唇，在德拉戈米羅夫城門等待莫斯科的鑰匙，焦急不安地玩弄他的煙嘴，揪他的手套的。
他不習慣獨自走進别國的城市。
但是莫斯科沒有向他低頭，95 正如普希金所說，它送給他的是一場大火。
霍亂來了，這個人民的城市又變得情緒激昂，充滿活力了！ 1830年8月我們去瓦西裡耶夫莊園，照例在彼爾霍什科沃村的拉德克利夫式城堡96稍事逗留，吃了飯，喂了馬，再繼續趕路。
巴凱已把毛巾束到腰上，喊了聲&ldquo走！&rdquo突然一個人騎了馬飛馳而來，做手勢要我們停下。
這是參政官的前導馬馭者，他滿身灰塵，汗流浃背，從馬上一躍而下，遞給我父親一封信。
這封信帶來了七月革命的消息！&mdash&mdash兩份《辯論日報》97附在信内，我把它們讀了一百遍，甚至都背得出了；這時我在鄉下第一次感到了寂寞。
這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時期，形勢迅速向前發展。
查理十世98那消瘦的身體剛隐沒在聖盧德宮的霧影中，比利時燃燒起來了99，&ldquo平民國王&rdquo100的寶座開始動搖，一股熱烈的革命氣息吹進了輿論和文學。
小說，詩歌，戲劇&mdash&mdash一切重又成了宣傳和鬥争的工具。
法國革命戲劇的舞台裝置和布景，那時的我們還一無所知，因此對一切都信以為真。
誰希望知道，七月革命的消息對年輕一代的強烈影響，他不妨聽一下海涅的話。
海涅在赫爾戈蘭島聽到這事後寫道：&ldquo異教的大神潘死了。
&rdquo101這不是虛假的熱情：三十歲的海涅正如十八歲的我們一樣，被它所吸引，為它而陶醉。
我們密切注視着每一句話，每一件事，注視着震驚人心的問題和激昂慷慨的回答，注視着拉斐德将軍和拉馬克将軍102；我們不僅熟知，而且熱愛當時的一切活動家（當然是激進的活動家），珍藏着他們的肖像，從馬紐埃爾和邦雅曼·貢斯當起，到杜邦·德雷爾和阿芒·卡雷爾為止103，都在我們的關心之中。
在這熱火朝天的時代，突然一聲巨響，像一顆炮彈在我們身旁爆炸，傳來了華沙起義的消息。
這已經并不遙遠，是在自己家裡，我們噙着熱淚，互相凝望，反複吟哦心愛的詩句： 不，這不是毫無根據的幻想！104 我們為狄比奇105的每一挫折而歡呼，不相信波蘭人的失敗；我立刻在我的聖像壁上增加了塔杜什·柯斯丘什科106的畫像。
就在這時期，我第二次見到了尼古拉，他的臉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貴族為他舉行一次舞會，我正好站在大廳上面的回廊中，可以盡量觀察他。
他那時還沒留胡髭，相貌顯得年輕，但是與加冕典禮時相比，臉部的變化是驚人的。
他站在圓柱旁邊，兇惡地、冷漠地凝視着前方，可是沒有看任何人。
他瘦了。
從這張臉上，從這對鉛一般的眼睛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波蘭以至俄國的命運。
他覺得震驚，害怕，他懷疑107王位的鞏固，準備為他所受的痛苦、恐怖和疑慮進行報複。
征服波蘭之後，這個人把郁積的仇恨全部發洩出來了。
不久我們也感覺到了這一點。
從他登基起就布置在大學周圍的特務網開始收緊了。
1832年，我們系的一個波蘭學生突然失蹤。
他是靠官費派來求學的，因此違反他本人的志願，給安排在我們班上。
我們認識他以後，發現他為人謙遜，性情憂郁，我們從未聽他說過一句尖刻的話，但也從未聽他說過一句軟弱的話。
一天早晨他沒來上課，第二天也沒來。
我們開始打聽，官費生們暗中告訴我們，夜裡有人找他，把他帶到了辦公室，然後又派人來取走了他的信件和物品，并禁止大家議論這事。
一切便這麼結束了，這個不幸的年輕人從此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108 過了幾個月，教室中突然傳出消息：夜裡幾個同學被捕了，他們中間有科斯捷涅茨基，科爾列伊夫，安東諾維奇等等。
我與他們很熟，這都是相當好的青年。
科爾列伊夫是新教牧師家庭出身，一個很有天賦的音樂家。
為了審問他們，成立了軍法委員會，這就是說，他們已注定了滅亡的命運。
我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們将遭遇的一切，但開頭他們也杳無音訊。
一場摧毀新生幼苗的風暴正在到來。
我們不僅意識到了它的臨近，還聽到和看到了它，互相靠得更緊了。
危險使我們興奮的神經更加激昂，使我們的心跳得更猛烈，彼此之間的愛也更熾熱了。
我們起先一共五個人109，就在這時我們又認識了帕謝克110。
對我們說來，瓦季姆身上有許多新東西。
我們大家隻有細小的差别，每人的發展過程是相似的，那就是除了莫斯科和鄉村，什麼也不知道，讀的是相同的書，接受的是同樣一些教師的教育，在家庭或大學宿舍中長大。
瓦季姆出生在西伯利亞，他的父親是流放到那裡的，他從小過着窮困潦倒的生活；教育他的是他父親，他在多子女的大家庭中長大，經常饑寒交迫，但是無拘無束，十分自由。
西伯利亞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這是與我們的外省生活全然不同的；他絕不那麼庸俗和淺薄，相反，具有較強的體魄和較成熟的毅力。
與我們相比，瓦季姆像野生的樹苗。
他的勇敢屬于另一類型，與我們的不一樣，那是巨人式的，有些顯得桀骜不馴；對苦難生活的貴族式蔑視，在他身上養成了一種特殊的自尊心；但他對别人完全能真誠相愛，也能不惜一切地獻出自己。
他無所畏懼，甚至有些冒失。
單憑出生在西伯利亞，又是在流放者家庭中長大這一點，他就比我們高出一頭，因為他不怕西伯利亞。
瓦季姆從父親的血液中帶來了對專制制度的刻骨仇恨111，與我們一見面，就把我們當作知心朋友。
我們很快接近了。
不過話說回來，那時在我們的圈子裡，本來不存在客套和所謂适當的謹慎這類東西。
&ldquo凱切爾112這人你聽到很多了，你想認識他嗎？&rdquo瓦季姆對我說。
&ldquo當然想。
&rdquo &ldquo明天你來，晚上七點，但不要遲到，他會來找我。
&rdquo 我去了，瓦季姆不在家。
一個魁梧的男子正在等他，那張臉是富有表情的，眼鏡後射出威嚴而善良的目光。
我取了一本書，他也取了一本書。
&ldquo您&hellip&hellip您是赫爾岑吧？&rdquo他說，一邊打開了書。
&ldquo是的，您是凱切爾？&rdquo 談話開始了，我們越談越起勁&hellip&hellip &ldquo對不起，&rdquo凱切爾粗魯地打斷了我的話，&ldquo請原諒，請用&lsquo你&rsquo稱呼我。
&rdquo &ldquo讓我們都用你。
&rdquo 從這個時刻（大概在1831年底）起，我們就成了不可分離的朋友，也是從這個時刻起，凱切爾的憤怒和慈愛，笑容和叫喊聲，在我成長的各個階段，在我一生的所有事件中，便一再出現了。
與瓦季姆的結識，給我們的&ldquo紮波羅熱營地&rdquo113帶來了新的因素。
我們像以前一樣，大多在奧加遼夫家集會。
他的父親在鄉下養病，長期住在奔薩省的田莊上。
他獨自住在家中底層，他的家在尼基塔門附近，離大學不遠，大家特别喜歡到那裡去。
奧加遼夫有一種磁石似的吸引力，在一群萍水相逢的原子中，隻要這些原子之間存在共同性，他就能成為它們結合的第一根磁針。
他這樣的人不論出現在哪裡，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機體的心髒。
他的房間明亮，舒适，糊着金黃條紋的朱紅壁紙。
屋裡終日彌漫着雪茄的煙霧，熱糖酒的香味，以及其他&hellip&hellip我想說其他食物和飲料，但隻得住口，因為除了幹酪，幾乎什麼食物也沒有。
就是在這樣一個極端大學生化的地方，我們通宵辯論，有時通宵喝酒。
可現在除了它，又有一處地方越來越變得可愛了，我們在那裡幾乎是頭一次懂得了家庭生活的意義。
我們談話時，瓦季姆往往中途退席回家。
他離開姊妹和母親太久，便會感到寂寞。
我們整個身心都沉醉在同學的友誼中，不理解他怎麼會把自己的家看得比我們更重要。
他給我們介紹了他的家。
這家中的一切都留下了沙皇降臨過的痕迹，它昨天剛從西伯利亞歸來，受盡了災難和折磨，但仍保持着自己的尊嚴&mdash&mdash這不是每一個受難者都能做到的，隻有在不幸的遭遇面前經得起考驗的人才會這樣。
這家的父親在保羅一世時期，由于政治上的告密被捕，起先關在施呂瑟爾堡，後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永久居住。
亞曆山大赦回了幾千名被瘋狂的父親放逐的人，卻忘了帕謝克。
他是另一個帕謝克的侄兒，那人因參與殺害彼得三世有功，後來在波蘭各省當總督114。
帕謝克有權索回已被别人侵占的一部分遺産，這些别人便設法把他留在西伯利亞。
關在施呂瑟爾堡時，帕謝克娶了當地警備部隊一位軍官的女兒。
年輕的姑娘知道前途是黯淡的，但沒有被流放吓住。
起先他們在西伯利亞艱苦度日，變賣了所有的雜物，但是可怕的貧困還是不可抗拒地到來，家庭人口增多更使它加快了步伐。
窮苦，勞累，缺少寒衣，有時還缺乏最低限度的食物，但他們終于熬過來了，養大了一大群小獅子。
父親傳給他們堅強不屈的高傲性格，對自己的信心，把一生的苦難經曆講給他們聽，以自己作榜樣教育他們，而母親靠自我犧牲和辛酸的眼淚哺育了他們。
姊妹們的英勇堅定，不亞于弟兄們。
我們可以大膽使用這句話：這是一個英雄的家庭。
他們為彼此忍受的一切，他們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是難以置信的；他們始終高昂着頭，沒有屈服。
在西伯利亞，三個姊妹隻有一雙鞋；她們出門才穿鞋，免得别人看到她們的寒碜樣子。
1826年初，帕謝克獲得了回俄國115的許可。
這時是冬季。
這麼一家人，沒有外套，沒有錢，要從托博爾斯克省動身，可不容易啊，但另一方面，又恨不得一下子飛回去&mdash&mdash流放期滿之後仍待在原地是更難忍受的。
這些人曆盡艱辛，在漫長的道路上跋涉；一個農婦在母親患病期間，給一個孩子喂過奶，現在拿出了自己好不容易積攢的幾個錢，供他們作路費，隻要求帶她一起走。
驿站讓他們免費搭車，或者隻付很少的錢，把他們送到了俄國邊境。
一家人幾個坐車，幾個步行，年輕的輪流走路。
就這樣，他們穿過冰天雪地，越過烏拉爾嶺，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是這些青年人向往的地方，是他們的希望，可是在那裡等待他們的卻是饑餓。
政府赦回了帕謝克一家，但沒有想到發還他們的家産。
多年的勞累窮困摧殘了父親的健康，他病倒了；全家人吃了上頓不知下頓。
當時尼古拉正在慶祝登基大典，宴會接連不斷，莫斯科像布置得庸俗不堪的舞廳，到處張燈結彩，盛裝豔服&hellip&hellip兩個姐姐沒有與任何人商量，便寫了一份給尼古拉的申請書，陳述家庭的困難，要求重新審查案件，發還莊園。
早晨，她們偷偷離開家，走到克裡姆林宮，擠到前面，等候&ldquo萬衆欽仰、奉天加冕&rdquo的皇上。
當尼古拉走下紅色台階時，兩個姑娘悄悄跨前幾步，舉起申請書。
他揚長而過，裝作并未看見；一個侍從武官收下了呈文，警察把她們帶進了看守所。
尼古拉當時才三十來歲，已能這麼無動于衷。
這樣的冷漠和沉着是普通的小人物才有的，那是出納員和庶務員的性格。
我常在郵局的營業員、戲院和火車的售票員身上，發現這種不可動搖的堅定精神，這些人經常受到幹擾，每分鐘都有人打攪，他們才需要學會這套本領，對别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可是這位專制政權的司務長幹嗎也要學這一套，為什麼他不能耽擱一分鐘的時間呢？ 兩個姑娘在看守所待到了晚上。
她們又害怕又委屈，含着眼淚要求警察所長放她們回家，因為家裡不見她們回去，必定驚慌不安。
那份申請從此沒有下文。
父親再也不能支持，他吃夠了苦，死了，留下幾個孩子和母親一天天掙紮下去。
生活越困難，兒子們也越勤奮；三個人以優異的成績讀完大學，得了學位。
兩個哥哥去了彼得堡；兩個成了傑出的數學家，一個進了海軍，一個當了工程師，他們利用業餘時間教課，節衣縮食，掙錢寄回家中。
我至今還清楚記得那位老母親，她穿件黑罩衫，戴頂白包發帽，消瘦蒼白的臉上布滿皺紋，從外表看，她比實際老得多；隻有眼睛年輕一些，顯得那麼親切，仁慈，溫厚，這是一雙流過太多淚水的眼睛。
她愛自己的孩子，他們是她的财富，她的榮譽和她的青春&hellip&hellip她經常向我們反複念他們的信，懷着神聖深厚的感情談論他們，聲音輕輕的，有時不太平靜，由于克制着眼淚，有些發抖。
每逢他們全家在莫斯科團聚，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盡管吃的是家常便飯，老太太還是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桌邊打轉，忙這忙那，有時站住一會兒，端詳一下自己的年輕人，神态那麼自豪，那麼幸福，然後擡頭看我一眼，似乎在問：&ldquo他們多麼好呀，難道不是嗎？&rdquo這時我多麼想撲在她的頸上，吻她的手啊！何況即使從外表看，他們也确實是非常美好的。
這時她是幸福的&hellip&hellip為什麼她不在這麼一次吃飯的時候死去呢？ 兩年之内她失掉了三個最大的兒子116。
一個是在勝利和贊美聲中光榮犧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