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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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裡姆林宮管理處&mdash&mdash莫斯科大學&mdash&mdash化學家&mdash&mdash我們&mdash&mdash馬洛夫事件&mdash&mdash霍亂&mdash&mdash菲拉列特&mdash&mdash孫古羅夫案&mdash&mdash瓦·帕謝克&mdash&mdash列索夫斯基将軍
啊，那自由的、思想發光的年代，
無限希望的年代，
那縱情歡笑、對酒高歌、
孜孜不倦、充滿理想的年代而今何在？
《感懷》1
父親不顧瘸腿将軍的不祥預言2，還是央求尤蘇波夫公爵讓我在克裡姆林宮管理處挂了個名。
我在一份文件上簽了字，事情便算完了；此後我再沒聽到這事，直到過了三年，尤蘇波夫派了一名宮廷建築師來，這人說話老是粗聲大氣，仿佛站在五層的建築架上向地面的工人發命令，他通知說，我已獲得初級軍官銜。
順便說一下，這些怪事實際上并無必要：任職取得的官銜，我通過學士考試一下子就能趕上，不必為了一個準尉頭銜花兩三年工夫。
相反，這個挂名差事幾乎害我進不了大學，因為大學校務會看見我是克裡姆林宮管理處的官員，便不準我參加入學考試。
公務人員有專為他們開設的夜校，它的學生隻限于準備參加所謂&ldquo委員會考試&rdquo3，希望取得投考資格的人。
一切有錢的懶漢，不學無術的公子哥兒，凡是不願服軍役又急于撈取八等文官頭銜的，都可通過這途徑參加委員會的考試；這有些像轉讓給老教授們開采的&ldquo金礦&rdquo，他們暗中一堂課可收二十盧布。
我的一生要從這種學習上的卡沃丁岔路4開始，遠非我始料所及。
我斷然向父親宣布，如果他找不到其他辦法，我隻得呈請辭職。
父親一聽大怒，說我胡思亂想，妨礙了他替我安排的前途，罵那些慫恿我胡鬧的教師，但看到這一切都無濟于事，絲毫不能使我動搖，便決定去找尤蘇波夫。
尤蘇波夫既是貴族老爺，又是鞑靼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解決了問題。
他把秘書叫來，命他寫一張準假三年的證書。
秘書有些為難，戰戰兢兢地報告道，沒有皇上的批準，假期最多不能超過四個月。
&ldquo真是廢話，老弟，&rdquo公爵對他說，&ldquo這有什麼難處？好吧，不能請假，你就寫，我派他進修科學&mdash&mdash上大學深造。
&rdquo 秘書寫好了，第二天我就坐進了數理系的梯形教室。
莫斯科大學和皇村學校，在俄國教育史上和最近兩代人的生活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1812年後，莫斯科大學的重要性随着莫斯科一起增長了。
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作為沙皇首都的地位，拿破侖皇帝卻有意無意地（主要是無意地）使它取得了俄羅斯人民的首都的地位。
人民得知莫斯科被敵人占領的時候，從痛苦的經曆中意識到了與它血肉不可分割的聯系。
從那時起，它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莫斯科大學日新月異，成了俄國教育的中心。
它具備發展的一切條件：曆史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沒有沙皇等。
彼得堡在保羅一世之後形成的慷慨激昂的思想活動，由于12月14日事件而悲慘地夭折了。
尼古拉帶來的是五座絞刑架，流放、苦役和兵營，以及穿藍制服的本肯多夫5。
一切後退了，但怒火從心頭升起，在風平浪靜的表面下，潛伏深處的活動在展開。
莫斯科大學巍然不動，從無邊的迷霧中首先顯露了頭角。
沙皇因為波列紮耶夫6事件憎恨它，派了編《卡盧加之夜》的少将亞·皮薩列夫7來當學區總監，命令學生穿制服，佩軍刀，後來又禁止佩軍刀。
他為了幾首詩，把波列紮耶夫送去當兵，為了幾篇文章，把科斯捷涅茨基8和他的同學送進了兵營，為了一個半身塑像，斷送了克裡特斯基弟兄9的一生，為了聖西門主義放逐了我們。
後來他又把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戈利岑公爵10派來當學區總監，從此不想再管這個&ldquo罪惡的淵薮&rdquo，隻是苦口婆心地勸告年輕人，從皇村學校和法政學堂畢業後，千萬别跨進這個大學。
戈利岑是個怪人，教授因病停課，他認為不合理，總是看不慣，因此規定要按次序由下一堂課的教師代課。
這樣，捷爾諾夫斯基神父有時就不得不在醫院為婦科病作臨床講授，而産科醫生裡希特不得不去講純潔受胎11。
盡管這樣，失寵的大學的影響還是與日俱增；它像一個大水庫，容納着來自俄國各地和各階層的年輕力量。
在它的講堂上，學生們清除了從家庭中沾染到的偏見，統一了思想認識，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然後又分散到了俄國各地和各個階層中。
1848年前，我國各大學的體制是純粹民主的。
它們的門為每一個人開着，隻要他能通過入學考試，而且既不是農奴，也不是被村社放逐的農民。
尼古拉篡改了這一切；他限制了入學條件，提高了自費生的學費，規定隻有貧窮的貴族才能免費。
這一切都屬于不明智的措施，它們将随着俄國車輪上這個制動裝置的最終覆滅而消失，與護照法12、宗教排他法令13等等一起送進曆史的垃圾箱。
14 各種各樣的青年來自上層，來自下層，來自南方和北方，在這裡迅速彙集成一個團結的、友愛的集體。
社會地位的不同，沒有在我們中間發生侮辱性的影響，像我們在英國的學校和軍營中看到的那樣；我在這裡沒有提到英國的大學，因為它們僅僅是為貴族和富豪存在的。
我們的大學生，如果誰要炫耀他的尊貴血統或萬貫家财，他立刻會失去&ldquo火和水&rdquo15，遭到同學們的唾棄。
學生之間那些表面的隔閡來自其他方面，而且并不很深。
例如，醫學系位在花園的另一邊，與我們的接觸不如其他系那麼多；而且它的學生多數是教會中學畢業生和德國人。
德國人不喜歡與别人來往，而且沾染了過多的西方小市民習氣。
至于不幸的教會中學學生，他們所受的教育，所有的觀念，與我們存在根本分歧，我們用的是不同的語言。
他們是在僧侶的專制主義壓力下長大的，飽讀了修辭學和神學，羨慕我們的無拘無束，但我們對他們那種謙謙風度十分反感。
16 我進了數理系，盡管我從來都不怎麼愛好數學，也沒有太高的天賦。
我與尼克一起，跟一個教師學過數學，我們愛他是因為他會講各種故事和笑話。
這個人談笑風生，未必會對自己的學科産生什麼特殊的興趣。
他的數學知識到圓錐曲線為止，也就是剛好滿足中學生進大學的需要。
作為真正的哲學家，他對數學的&ldquo大學部分&rdquo從來不存非分之想。
最妙的是他隻讀一本書，而且反反複複讀了十年，這就是弗朗凱爾17的《教程》。
但是胸無大志，不慕名利的他，從未把這本書讀完。
我選擇數理系是因為自然科學是在這個系裡教的，正是在這幾年，我對自然科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是一連串相當奇特的會晤引起的。
1822年那次著名的分家，我已講過了。
那以後，&ldquo二哥&rdquo就移居彼得堡，一去之後音訊杳然，後來突然傳說他結婚了。
那時他已六十多歲，大家知道，除了一個成年的兒子，他還有别的子女。
現在他便是與大兒子的母親正式結婚，&ldquo新娘&rdquo也五十多歲了。
正如古人所說，婚禮使兒子取得了&ldquo合法地位&rdquo。
為什麼不使所有的子女這樣呢？如果不知道他的主要意圖，就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原來他懷有一個願望：剝奪兩位兄弟的繼承權。
讓一個兒子取得&ldquo合法地位&rdquo，這就足以達到目的了。
1824年洪水泛濫，老頭兒坐馬車給水淋了，患了感冒，一病不起，終于在1825年初死了。
關于他的兒子，有各種離奇的傳說。
據說他生性孤僻，從不與人往來，常年獨自困守書齋研究化學，與顯微鏡朝夕相處，甚至吃飯也手不釋卷，還厭惡與女性接觸。
這種人《聰明誤》已有所介紹： 他是化學家，又是植物學家， 我們的侄少爺費奧多爾公爵， 見了女人逃之夭夭， 甚至看到我也要躲避。
18 叔父們把對他父親的不滿，發洩在他身上，從不稱他侄兒，隻管他叫&ldquo化學家&rdquo，這個雅号在他們口中帶有貶義，表示化學根本不是正經人幹的事兒。
他的父親生前百般虐待兒子，不僅以一個老色鬼厚顔無恥的淫蕩生活侮辱了他，而且為自己霸占的那些女人與他争風吃醋。
化學家有一次吞了鴉片，企圖結束這不名譽的處境，虧得一個與他一起研究化學的朋友偶然救了他。
父親吓了一跳，去世前才對兒子溫和一些。
父親死後，化學家遣散了那些不幸的女奴，給她們發了自由證；父親定下的苛重租稅，也被他減低了一半，還把曆年的積欠一筆勾銷。
父親在世時，每逢征兵，免役證是賣給仆人的，兒子卻免費發給了他們。
過了大約一年半，他回莫斯科來了。
我很想見見他，我為了農民愛他，也為了他的叔父們對他的敵對态度而替他鳴不平。
一天早上，一個中等身材、戴副金邊眼鏡的人來拜訪我父親。
這人大鼻子，頭發半秃，手指給化學試劑灼傷了。
我父親對他愛理不理的，話中帶刺；侄兒以牙還牙，不差分毫；較量之後，他們便開始談些不相幹的事，表面上心平氣和，分手時也客客氣氣，但彼此隐藏着敵意。
我的父親看到，他的對手同樣是寸步不讓的。
他們後來從未和好過。
化學家很少登門探望叔父們；最後一次他與我父親見面是在參政官故世後，他要借三萬盧布買地皮。
父親沒有答應，化學家大為生氣，一邊用手揉鼻子，一邊笑着對他道：&ldquo您不用怕擔風險，我有祖傳的田産，我借錢是為了改善它的條件，我沒有孩子，我們是彼此的繼承人。
&rdquo七十五歲的老人始終沒有寬恕侄兒這句狂妄的話。
我不時去看他，他的生活方式與衆不同。
在特維爾林蔭道的一幢大房子裡，他隻住一間小房間，還有一間實驗室。
他的老母親住另一間小房間，與他隔一條走廊。
其餘的屋子都空關着，保持着他父親遷往彼得堡時的樣子，絲毫未動。
發黑的枝形大燭台，式樣古怪的家具，各種古玩，仿佛彼得大帝從阿姆斯特丹買來的那種壁鐘，仿佛來自斯坦尼斯拉夫·列琴斯基19府上的安樂椅，沒有畫的鏡框，面朝牆壁反挂的畫&mdash&mdash這一切都随便放着，擺滿了三間不生火、不點燈的大客廳。
在前廳裡，仆人平常就是彈托爾班琴20和吸煙（而以前他們在這兒是連呼吸和祈禱都不敢的）。
一個仆人點了蠟燭，送我走過這&ldquo兵器陳列館&rdquo21時，每次總提醒我，不要脫外套，客廳中非常冷。
那些帶角的奇形怪狀的雜物上面蓋着厚厚一層灰塵，反映在奇巧精緻的大鏡子中，随着燭光移動。
地上，包裝時留下的幹草，剪剩的紙屑和繩子，都原封不動地到處躺着。
沿着這些房間過去，最後終于出現了一扇挂着毯子的門，門内是爐火燒得通紅的書房。
化學家就在這裡，穿了油污的灰鼠皮袍，從不外出，周圍堆滿了書，玻璃瓶，曲頸瓶，坩埚，各種儀器。
這裡現在是謝瓦利埃22的顯微鏡的天下，空氣中還有一股氯氣的臭味；幾年來這兒一直進行着駭人的、令人不安的試驗。
但從前我就出生在這間書房中&mdash&mdash我的父親回國之後，弟兄失和之前，曾在這裡寄居過幾個月。
我的妻也是1817年生在這幢房子裡的23。
兩年後，化學家賣掉了它，但我仍來過幾次，參加斯維爾别耶夫24的晚會，進行泛斯拉夫主義的辯論，對從不發脾氣的霍米亞科夫25大發脾氣。
房屋翻修過了，但大門，過道，樓梯，前廳等等仍照舊，這間小小的書房也沒有變動。
化學家的日常起居更為簡單，特别是夏天，這時他母親去了莫斯科鄉下，把廚師也帶走了。
他的聽差在四點鐘端了咖啡壺進來，把濃湯在壺裡加水沖淡一些，放在各種毒藥旁邊的化學爐上煮開；然後又從小飯店買來半隻松雞和面包；這就構成了他的正餐。
飯後，聽差洗幹淨咖啡壺，讓它繼續執行它的天然使命。
到了晚上，聽差又進來把沙發上的一大堆書搬開，把父親傳給他的一張虎皮取下，鋪上床單，放上枕頭和被子，這樣，書房就輕而易舉變成了卧室，正如它兼作廚房和餐廳一樣。
從我們認識開始，化學家就看到，我是真心想讀書的，于是勸我抛棄&ldquo空洞的&rdquo文學，&ldquo危險而徒勞無益的&rdquo政治，研究自然科學。
他給我看居維葉26關于地質變化的演講，德-康多爾27的《植物形态學》。
看到閱讀對我有效，他就向我推薦他收藏的那一大堆寶貝，那些儀器和植物标本，甚至表示願意給我當入門的向導。
一講到他的專長，他就滔滔不絕，學問淵博，談笑風生，甚至變得很可愛，但這是猴子也辦得到的。
從石塊到猩猩，他都有興趣，超出這範圍，他就不願過問了，特别是哲學，他認為隻是一堆廢話。
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落後，隻是對人不信任；他相信，利己主義是一切行動的唯一基礎，它之受到遏制在一些人僅僅由于精神混亂，在另一些人則是由于愚昧無知。
他的唯物主義使我十分反感。
我們父輩那種膚淺而膽怯的半伏爾泰主義，與化學家的唯物主義不能相提并論。
他的觀點是冷靜、徹底、全面的，它使我想起拉朗德28對拿破侖的著名回答。
拿破侖對他說：&ldquo康德接受關于上帝的假設。
&rdquo天文學家當即反駁道：&ldquo陛下，在我的研究中，我永遠不需要這個假設。
&rdquo 化學家的無神論已超出神學的範圍。
他認為若弗魯瓦·聖蒂萊爾29是神秘主義者，奧凱恩30則幹脆是神經病。
我父親曾以藐視的态度丢下卡拉姆津的《通史》，他也以同樣的輕蔑合上了自然哲學家的著作，說道：&ldquo這些人自己想出了最初的原因，神的力量，後來卻因無處尋找它們，無法理解它們，感到迷惑不解。
&rdquo這是在另一個時代、另一種教育中培養出來的我父親的另一版本。
在一切生活問題上，他的觀點更加枯燥乏味。
他認為，人與野獸相同，對善惡不負多大責任；一切都是機體的作用，環境的作用，總之，是神經系統的構造問題，而人們對它的期望往往超過了它所能給予的。
他不喜歡家庭生活，談到結婚就害怕，還天真地招認，他活了三十來歲，從未愛過一個女人。
然而這位冷若冰霜的人身上卻存在着一股小小的暖流，這從他對老母親的态度可以看到。
他們同樣受過父親不少折磨，災難把他們牢牢拴在一起。
他對她關懷得無微不至，令人感動，盡量要讓她安靜地度過孤獨多病的晚年。
除了化學方面，他從不宣揚自己的理論，偶然吐露一點，也是由我引起的。
我那些浪漫主義的哲學性反駁，他甚至不願答複；他的回答總是簡短的，講時面露微笑，侃侃而談，仿佛一頭大獵犬在跟小獅子狗玩兒，任它撩惹，隻是用爪子把它輕輕趕開。
然而正是這種态度最使我生氣，我不倦地一再發動攻擊，始終未能赢得一寸地盤。
後來，即過了十二年，我還多次想起化學家，也想起父親對他的評論。
不言而喻，我所反對的一切，四分之三都是他正确。
但是我也并不錯。
我已經說過，有些真理像政治權利一樣，不到一定年紀是不會取得的。
化學家的影響促使我選擇了數理系；也許我還是進醫學系更好一些，我的微積分隻得了中等成績，後來又忘得幹幹淨淨，不過這也無關緊要。
沒有自然科學，現代人就沒有出路；不接受這種有益的營養，不對思想實行實事求是的嚴格訓練，不接觸我們周圍的生活，不承認客觀實際的獨立性，那麼在我們的靈魂深處，必然還保存着僧侶的隐修室，潛伏着神秘主義的種子，有朝一日它便會用愚昧的毒液侵蝕我們的全部理性。
我大學畢業前，化學家已到彼得堡去了，直到我從維亞特卡回來，才與他再度見面。
我婚後幾個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莊園去過幾天，當時我父親住在那兒。
這次旅行的目的是為了與他最終和解，因為他仍為我的結婚在生我的氣。
路上，我在我們經常停留的彼爾霍什科沃村下車休息，化學家已在那兒等我，還準備了午膳和兩瓶香槟。
相隔四五年，他仍是那樣，沒有改變，隻是老了一些。
午膳前，他相當嚴肅地問我： &ldquo請您老實告訴我，您覺得家庭生活和結婚怎麼樣？有什麼好處，還是沒多大好處？&rdquo 我笑了。
&ldquo我很佩服您的勇敢，&rdquo他說了下去，&ldquo您使我驚訝；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是決不敢跨出這可怕的一步的。
有人給我說過兩三門親事，對方都不壞，但我一想起我的房間中要出現一個女人來支配一切，安排一切，比如，禁止我吸煙（他吸劣等煙草），吵吵鬧鬧，弄得我不能安靜，我便心驚膽戰，甯可一輩子過獨身生活。
&rdquo &ldquo我是留在這兒過夜好，還是去波克羅夫村31？&rdquo飯後我問他。
&ldquo這兒有您睡的地方，&rdquo他回答，&ldquo不過為您着想，您還是去的好，您可以在十點鐘見到令尊。
要知道，他還在生您的氣。
嗯，晚上臨睡前，老人家的神經一般比較虛弱，精神萎靡，他對待您大概會比明天早晨好得多。
到了早上，他精神十足，就不怕與您厮殺了。
&rdquo &ldquo哈，哈，哈，我的生理學和唯物主義老師又來了，&rdquo我放聲大笑道，&ldquo您的指教讓我回想起那些幸福的時刻，那時我像歌德的華格納那樣，向您登門求救，我的唯心論一定叫您很讨厭，但您那些冰冷的教訓，我聽了也不免氣憤。
&rdquo &ldquo那以後您增長了不少見識，&rdquo他回答，也笑了，&ldquo想必也已知道，人的一切作為不外是神經和化學成分決定的。
&rdquo 後來我們不知怎麼不再來往，看來兩人都不對&hellip&hellip盡管這樣，在1846年他給我寫過一封信。
那時《誰之罪》第一卷已問世，我有了些名氣。
化學家在信上說，他很擔憂，看到我把才能浪費在無聊的事情上。
&ldquo您那些《論研究自然的信》32使我與您和解了；從它們我理解了（按照人的頭腦所能理解的程度）德國哲學。
為什麼您不繼續嚴肅的著述，卻要寫小說呢？&rdquo我複了他幾行友好的話，我們的交往就此中斷了。
如果我這些文字能讓化學家本人看到，我要求他在神經衰弱的時候躺在床上讀完它們。
我相信，那時他會原諒我這種友好的饒舌，尤其因為我對他還保留着真摯而和善的回憶。
就這樣，父母家中的隐士生活終于結束了。
我進入了廣闊的天地；代替那小房間中的孤獨日子，那跟奧加遼夫一人半公開的小聲聚談，我的身邊出現了七百人的熱鬧家庭。
兩個星期我便适應了這裡的一切，覺得比在我出生以來一直居住的父母家中更習慣了。
可是甚至在大學中，家庭的陰影還是跟蹤着我：我的父親派了一名仆人陪我上學，特别是我步行的時候。
整整一個學期，我都在躲避這位保護人，最後總算正式辦成了。
我說正式，因為擔負這任務的我的聽差彼得·費奧多羅維奇不久就明白，首先，我不歡喜被人護送；其次，他自己也樂得到各種娛樂場所去溜達，這比待在數理系的前廳裡愉快得多，在這裡至多跟兩個門房閑聊，彼此敬煙或獨自吸煙。
為什麼要派人護送我？彼得這人從年輕時起就往往接連幾天喝得醉醺醺的，難道他能阻止我幹什麼不成？我看，父親根本沒考慮這些，他隻是為了使自己安心，才采取這措施，它盡管毫無效用，終究是一種措施，正如人們并不信神，仍要齋戒一樣。
這特點屬于我們傳統的地主教育。
七歲前，我得讓人攙着手，才準上下室内的樓梯，因為那樓梯有些陡；十一歲前，我得由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用木盆給我洗澡；因此非常合乎邏輯，我這個大學生得有仆人護送，而在二十一歲前，我不準在十點半以後回家。
直到流放時，我才真正獲得自由，真正獨立生活；如果沒有流放，那套規矩說不定會一直繼續到我二十五歲&hellip&hellip三十五歲。
我像大多數在孤獨中長大的、活躍的孩子一樣，懷着滿腔熱誠，迫不及待地去擁抱每一個人，如醉似狂地高談闊論，毫無顧慮，推心置腹地愛所有的人，這就自然而然從講堂各處引起了熱烈的回聲，因為這裡的青年幾乎都是同一年紀的（我那時十七歲）。
那些明智的守則（對大家要彬彬有禮，不要不拘形迹，不要相信任何人）也像我們一進大學就與我們形影不離的那個思想（我們的理想将在這裡得到實現，我們将在這裡播下種子，奠定聯合的基礎）一樣，都促進了我們的相互接近。
我們深信，從這講堂上将形成一支隊伍，它将沿着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血迹前進，而我們也在這隊伍中。
我們班級的年輕人是美好的。
正是在這年紀，求知的渴望從我們心頭一天天蘇醒。
教會中學的死記硬背，貴族子弟的懶散習氣，同樣消失了，然而德國功利主義還沒有侵蝕我們，這種功利主義把人的積累知識看作土地的施加肥料，是為了增加收成。
相當多的大學生不再把科學當成枯燥的，但也是必要的，取得八等文官頭銜的捷徑。
他們考慮的問題與升官發财根本無關。
另一方面，科學興趣還沒來得及退化成空談理論；科學不是把人與周圍的苦難生活隔開，對它不加幹預。
這種與生活的共鳴，前所未有地激發了大學生的公民意識。
我們與我們的同學在教室中公開談論頭腦中想到的
我在一份文件上簽了字，事情便算完了；此後我再沒聽到這事，直到過了三年，尤蘇波夫派了一名宮廷建築師來，這人說話老是粗聲大氣，仿佛站在五層的建築架上向地面的工人發命令，他通知說，我已獲得初級軍官銜。
順便說一下，這些怪事實際上并無必要：任職取得的官銜，我通過學士考試一下子就能趕上，不必為了一個準尉頭銜花兩三年工夫。
相反，這個挂名差事幾乎害我進不了大學，因為大學校務會看見我是克裡姆林宮管理處的官員，便不準我參加入學考試。
公務人員有專為他們開設的夜校，它的學生隻限于準備參加所謂&ldquo委員會考試&rdquo3，希望取得投考資格的人。
一切有錢的懶漢，不學無術的公子哥兒，凡是不願服軍役又急于撈取八等文官頭銜的，都可通過這途徑參加委員會的考試；這有些像轉讓給老教授們開采的&ldquo金礦&rdquo，他們暗中一堂課可收二十盧布。
我的一生要從這種學習上的卡沃丁岔路4開始，遠非我始料所及。
我斷然向父親宣布，如果他找不到其他辦法，我隻得呈請辭職。
父親一聽大怒，說我胡思亂想，妨礙了他替我安排的前途，罵那些慫恿我胡鬧的教師，但看到這一切都無濟于事，絲毫不能使我動搖，便決定去找尤蘇波夫。
尤蘇波夫既是貴族老爺，又是鞑靼人，他以他特有的方式一下子解決了問題。
他把秘書叫來，命他寫一張準假三年的證書。
秘書有些為難，戰戰兢兢地報告道，沒有皇上的批準，假期最多不能超過四個月。
&ldquo真是廢話，老弟，&rdquo公爵對他說，&ldquo這有什麼難處？好吧，不能請假，你就寫，我派他進修科學&mdash&mdash上大學深造。
&rdquo 秘書寫好了，第二天我就坐進了數理系的梯形教室。
莫斯科大學和皇村學校，在俄國教育史上和最近兩代人的生活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1812年後，莫斯科大學的重要性随着莫斯科一起增長了。
彼得大帝取消了莫斯科作為沙皇首都的地位，拿破侖皇帝卻有意無意地（主要是無意地）使它取得了俄羅斯人民的首都的地位。
人民得知莫斯科被敵人占領的時候，從痛苦的經曆中意識到了與它血肉不可分割的聯系。
從那時起，它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莫斯科大學日新月異，成了俄國教育的中心。
它具備發展的一切條件：曆史的重要性，地理位置，沒有沙皇等。
彼得堡在保羅一世之後形成的慷慨激昂的思想活動，由于12月14日事件而悲慘地夭折了。
尼古拉帶來的是五座絞刑架，流放、苦役和兵營，以及穿藍制服的本肯多夫5。
一切後退了，但怒火從心頭升起，在風平浪靜的表面下，潛伏深處的活動在展開。
莫斯科大學巍然不動，從無邊的迷霧中首先顯露了頭角。
沙皇因為波列紮耶夫6事件憎恨它，派了編《卡盧加之夜》的少将亞·皮薩列夫7來當學區總監，命令學生穿制服，佩軍刀，後來又禁止佩軍刀。
他為了幾首詩，把波列紮耶夫送去當兵，為了幾篇文章，把科斯捷涅茨基8和他的同學送進了兵營，為了一個半身塑像，斷送了克裡特斯基弟兄9的一生，為了聖西門主義放逐了我們。
後來他又把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戈利岑公爵10派來當學區總監，從此不想再管這個&ldquo罪惡的淵薮&rdquo，隻是苦口婆心地勸告年輕人，從皇村學校和法政學堂畢業後，千萬别跨進這個大學。
戈利岑是個怪人，教授因病停課，他認為不合理，總是看不慣，因此規定要按次序由下一堂課的教師代課。
這樣，捷爾諾夫斯基神父有時就不得不在醫院為婦科病作臨床講授，而産科醫生裡希特不得不去講純潔受胎11。
盡管這樣，失寵的大學的影響還是與日俱增；它像一個大水庫，容納着來自俄國各地和各階層的年輕力量。
在它的講堂上，學生們清除了從家庭中沾染到的偏見，統一了思想認識，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誼，然後又分散到了俄國各地和各個階層中。
1848年前，我國各大學的體制是純粹民主的。
它們的門為每一個人開着，隻要他能通過入學考試，而且既不是農奴，也不是被村社放逐的農民。
尼古拉篡改了這一切；他限制了入學條件，提高了自費生的學費，規定隻有貧窮的貴族才能免費。
這一切都屬于不明智的措施，它們将随着俄國車輪上這個制動裝置的最終覆滅而消失，與護照法12、宗教排他法令13等等一起送進曆史的垃圾箱。
14 各種各樣的青年來自上層，來自下層，來自南方和北方，在這裡迅速彙集成一個團結的、友愛的集體。
社會地位的不同，沒有在我們中間發生侮辱性的影響，像我們在英國的學校和軍營中看到的那樣；我在這裡沒有提到英國的大學，因為它們僅僅是為貴族和富豪存在的。
我們的大學生，如果誰要炫耀他的尊貴血統或萬貫家财，他立刻會失去&ldquo火和水&rdquo15，遭到同學們的唾棄。
學生之間那些表面的隔閡來自其他方面，而且并不很深。
例如，醫學系位在花園的另一邊，與我們的接觸不如其他系那麼多；而且它的學生多數是教會中學畢業生和德國人。
德國人不喜歡與别人來往，而且沾染了過多的西方小市民習氣。
至于不幸的教會中學學生，他們所受的教育，所有的觀念，與我們存在根本分歧，我們用的是不同的語言。
他們是在僧侶的專制主義壓力下長大的，飽讀了修辭學和神學，羨慕我們的無拘無束，但我們對他們那種謙謙風度十分反感。
16 我進了數理系，盡管我從來都不怎麼愛好數學，也沒有太高的天賦。
我與尼克一起，跟一個教師學過數學，我們愛他是因為他會講各種故事和笑話。
這個人談笑風生，未必會對自己的學科産生什麼特殊的興趣。
他的數學知識到圓錐曲線為止，也就是剛好滿足中學生進大學的需要。
作為真正的哲學家，他對數學的&ldquo大學部分&rdquo從來不存非分之想。
最妙的是他隻讀一本書，而且反反複複讀了十年，這就是弗朗凱爾17的《教程》。
但是胸無大志，不慕名利的他，從未把這本書讀完。
我選擇數理系是因為自然科學是在這個系裡教的，正是在這幾年，我對自然科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是一連串相當奇特的會晤引起的。
1822年那次著名的分家，我已講過了。
那以後，&ldquo二哥&rdquo就移居彼得堡，一去之後音訊杳然，後來突然傳說他結婚了。
那時他已六十多歲，大家知道，除了一個成年的兒子，他還有别的子女。
現在他便是與大兒子的母親正式結婚，&ldquo新娘&rdquo也五十多歲了。
正如古人所說，婚禮使兒子取得了&ldquo合法地位&rdquo。
為什麼不使所有的子女這樣呢？如果不知道他的主要意圖，就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原來他懷有一個願望：剝奪兩位兄弟的繼承權。
讓一個兒子取得&ldquo合法地位&rdquo，這就足以達到目的了。
1824年洪水泛濫，老頭兒坐馬車給水淋了，患了感冒，一病不起，終于在1825年初死了。
關于他的兒子，有各種離奇的傳說。
據說他生性孤僻，從不與人往來，常年獨自困守書齋研究化學，與顯微鏡朝夕相處，甚至吃飯也手不釋卷，還厭惡與女性接觸。
這種人《聰明誤》已有所介紹： 他是化學家，又是植物學家， 我們的侄少爺費奧多爾公爵， 見了女人逃之夭夭， 甚至看到我也要躲避。
18 叔父們把對他父親的不滿，發洩在他身上，從不稱他侄兒，隻管他叫&ldquo化學家&rdquo，這個雅号在他們口中帶有貶義，表示化學根本不是正經人幹的事兒。
他的父親生前百般虐待兒子，不僅以一個老色鬼厚顔無恥的淫蕩生活侮辱了他，而且為自己霸占的那些女人與他争風吃醋。
化學家有一次吞了鴉片，企圖結束這不名譽的處境，虧得一個與他一起研究化學的朋友偶然救了他。
父親吓了一跳，去世前才對兒子溫和一些。
父親死後，化學家遣散了那些不幸的女奴，給她們發了自由證；父親定下的苛重租稅，也被他減低了一半，還把曆年的積欠一筆勾銷。
父親在世時，每逢征兵，免役證是賣給仆人的，兒子卻免費發給了他們。
過了大約一年半，他回莫斯科來了。
我很想見見他，我為了農民愛他，也為了他的叔父們對他的敵對态度而替他鳴不平。
一天早上，一個中等身材、戴副金邊眼鏡的人來拜訪我父親。
這人大鼻子，頭發半秃，手指給化學試劑灼傷了。
我父親對他愛理不理的，話中帶刺；侄兒以牙還牙，不差分毫；較量之後，他們便開始談些不相幹的事，表面上心平氣和，分手時也客客氣氣，但彼此隐藏着敵意。
我的父親看到，他的對手同樣是寸步不讓的。
他們後來從未和好過。
化學家很少登門探望叔父們；最後一次他與我父親見面是在參政官故世後，他要借三萬盧布買地皮。
父親沒有答應，化學家大為生氣，一邊用手揉鼻子，一邊笑着對他道：&ldquo您不用怕擔風險，我有祖傳的田産，我借錢是為了改善它的條件，我沒有孩子，我們是彼此的繼承人。
&rdquo七十五歲的老人始終沒有寬恕侄兒這句狂妄的話。
我不時去看他，他的生活方式與衆不同。
在特維爾林蔭道的一幢大房子裡，他隻住一間小房間，還有一間實驗室。
他的老母親住另一間小房間，與他隔一條走廊。
其餘的屋子都空關着，保持着他父親遷往彼得堡時的樣子，絲毫未動。
發黑的枝形大燭台，式樣古怪的家具，各種古玩，仿佛彼得大帝從阿姆斯特丹買來的那種壁鐘，仿佛來自斯坦尼斯拉夫·列琴斯基19府上的安樂椅，沒有畫的鏡框，面朝牆壁反挂的畫&mdash&mdash這一切都随便放着，擺滿了三間不生火、不點燈的大客廳。
在前廳裡，仆人平常就是彈托爾班琴20和吸煙（而以前他們在這兒是連呼吸和祈禱都不敢的）。
一個仆人點了蠟燭，送我走過這&ldquo兵器陳列館&rdquo21時，每次總提醒我，不要脫外套，客廳中非常冷。
那些帶角的奇形怪狀的雜物上面蓋着厚厚一層灰塵，反映在奇巧精緻的大鏡子中，随着燭光移動。
地上，包裝時留下的幹草，剪剩的紙屑和繩子，都原封不動地到處躺着。
沿着這些房間過去，最後終于出現了一扇挂着毯子的門，門内是爐火燒得通紅的書房。
化學家就在這裡，穿了油污的灰鼠皮袍，從不外出，周圍堆滿了書，玻璃瓶，曲頸瓶，坩埚，各種儀器。
這裡現在是謝瓦利埃22的顯微鏡的天下，空氣中還有一股氯氣的臭味；幾年來這兒一直進行着駭人的、令人不安的試驗。
但從前我就出生在這間書房中&mdash&mdash我的父親回國之後，弟兄失和之前，曾在這裡寄居過幾個月。
我的妻也是1817年生在這幢房子裡的23。
兩年後，化學家賣掉了它，但我仍來過幾次，參加斯維爾别耶夫24的晚會，進行泛斯拉夫主義的辯論，對從不發脾氣的霍米亞科夫25大發脾氣。
房屋翻修過了，但大門，過道，樓梯，前廳等等仍照舊，這間小小的書房也沒有變動。
化學家的日常起居更為簡單，特别是夏天，這時他母親去了莫斯科鄉下，把廚師也帶走了。
他的聽差在四點鐘端了咖啡壺進來，把濃湯在壺裡加水沖淡一些，放在各種毒藥旁邊的化學爐上煮開；然後又從小飯店買來半隻松雞和面包；這就構成了他的正餐。
飯後，聽差洗幹淨咖啡壺，讓它繼續執行它的天然使命。
到了晚上，聽差又進來把沙發上的一大堆書搬開，把父親傳給他的一張虎皮取下，鋪上床單，放上枕頭和被子，這樣，書房就輕而易舉變成了卧室，正如它兼作廚房和餐廳一樣。
從我們認識開始，化學家就看到，我是真心想讀書的，于是勸我抛棄&ldquo空洞的&rdquo文學，&ldquo危險而徒勞無益的&rdquo政治，研究自然科學。
他給我看居維葉26關于地質變化的演講，德-康多爾27的《植物形态學》。
看到閱讀對我有效，他就向我推薦他收藏的那一大堆寶貝，那些儀器和植物标本，甚至表示願意給我當入門的向導。
一講到他的專長，他就滔滔不絕，學問淵博，談笑風生，甚至變得很可愛，但這是猴子也辦得到的。
從石塊到猩猩，他都有興趣，超出這範圍，他就不願過問了，特别是哲學，他認為隻是一堆廢話。
他既不是保守派，也不落後，隻是對人不信任；他相信，利己主義是一切行動的唯一基礎，它之受到遏制在一些人僅僅由于精神混亂，在另一些人則是由于愚昧無知。
他的唯物主義使我十分反感。
我們父輩那種膚淺而膽怯的半伏爾泰主義，與化學家的唯物主義不能相提并論。
他的觀點是冷靜、徹底、全面的，它使我想起拉朗德28對拿破侖的著名回答。
拿破侖對他說：&ldquo康德接受關于上帝的假設。
&rdquo天文學家當即反駁道：&ldquo陛下，在我的研究中，我永遠不需要這個假設。
&rdquo 化學家的無神論已超出神學的範圍。
他認為若弗魯瓦·聖蒂萊爾29是神秘主義者，奧凱恩30則幹脆是神經病。
我父親曾以藐視的态度丢下卡拉姆津的《通史》，他也以同樣的輕蔑合上了自然哲學家的著作，說道：&ldquo這些人自己想出了最初的原因，神的力量，後來卻因無處尋找它們，無法理解它們，感到迷惑不解。
&rdquo這是在另一個時代、另一種教育中培養出來的我父親的另一版本。
在一切生活問題上，他的觀點更加枯燥乏味。
他認為，人與野獸相同，對善惡不負多大責任；一切都是機體的作用，環境的作用，總之，是神經系統的構造問題，而人們對它的期望往往超過了它所能給予的。
他不喜歡家庭生活，談到結婚就害怕，還天真地招認，他活了三十來歲，從未愛過一個女人。
然而這位冷若冰霜的人身上卻存在着一股小小的暖流，這從他對老母親的态度可以看到。
他們同樣受過父親不少折磨，災難把他們牢牢拴在一起。
他對她關懷得無微不至，令人感動，盡量要讓她安靜地度過孤獨多病的晚年。
除了化學方面，他從不宣揚自己的理論，偶然吐露一點，也是由我引起的。
我那些浪漫主義的哲學性反駁，他甚至不願答複；他的回答總是簡短的，講時面露微笑，侃侃而談，仿佛一頭大獵犬在跟小獅子狗玩兒，任它撩惹，隻是用爪子把它輕輕趕開。
然而正是這種态度最使我生氣，我不倦地一再發動攻擊，始終未能赢得一寸地盤。
後來，即過了十二年，我還多次想起化學家，也想起父親對他的評論。
不言而喻，我所反對的一切，四分之三都是他正确。
但是我也并不錯。
我已經說過，有些真理像政治權利一樣，不到一定年紀是不會取得的。
化學家的影響促使我選擇了數理系；也許我還是進醫學系更好一些，我的微積分隻得了中等成績，後來又忘得幹幹淨淨，不過這也無關緊要。
沒有自然科學，現代人就沒有出路；不接受這種有益的營養，不對思想實行實事求是的嚴格訓練，不接觸我們周圍的生活，不承認客觀實際的獨立性，那麼在我們的靈魂深處，必然還保存着僧侶的隐修室，潛伏着神秘主義的種子，有朝一日它便會用愚昧的毒液侵蝕我們的全部理性。
我大學畢業前，化學家已到彼得堡去了，直到我從維亞特卡回來，才與他再度見面。
我婚後幾個月，半秘密地到莫斯科近郊的莊園去過幾天，當時我父親住在那兒。
這次旅行的目的是為了與他最終和解，因為他仍為我的結婚在生我的氣。
路上，我在我們經常停留的彼爾霍什科沃村下車休息，化學家已在那兒等我，還準備了午膳和兩瓶香槟。
相隔四五年，他仍是那樣，沒有改變，隻是老了一些。
午膳前，他相當嚴肅地問我： &ldquo請您老實告訴我，您覺得家庭生活和結婚怎麼樣？有什麼好處，還是沒多大好處？&rdquo 我笑了。
&ldquo我很佩服您的勇敢，&rdquo他說了下去，&ldquo您使我驚訝；在正常情況下，一個人是決不敢跨出這可怕的一步的。
有人給我說過兩三門親事，對方都不壞，但我一想起我的房間中要出現一個女人來支配一切，安排一切，比如，禁止我吸煙（他吸劣等煙草），吵吵鬧鬧，弄得我不能安靜，我便心驚膽戰，甯可一輩子過獨身生活。
&rdquo &ldquo我是留在這兒過夜好，還是去波克羅夫村31？&rdquo飯後我問他。
&ldquo這兒有您睡的地方，&rdquo他回答，&ldquo不過為您着想，您還是去的好，您可以在十點鐘見到令尊。
要知道，他還在生您的氣。
嗯，晚上臨睡前，老人家的神經一般比較虛弱，精神萎靡，他對待您大概會比明天早晨好得多。
到了早上，他精神十足，就不怕與您厮殺了。
&rdquo &ldquo哈，哈，哈，我的生理學和唯物主義老師又來了，&rdquo我放聲大笑道，&ldquo您的指教讓我回想起那些幸福的時刻，那時我像歌德的華格納那樣，向您登門求救，我的唯心論一定叫您很讨厭，但您那些冰冷的教訓，我聽了也不免氣憤。
&rdquo &ldquo那以後您增長了不少見識，&rdquo他回答，也笑了，&ldquo想必也已知道，人的一切作為不外是神經和化學成分決定的。
&rdquo 後來我們不知怎麼不再來往，看來兩人都不對&hellip&hellip盡管這樣，在1846年他給我寫過一封信。
那時《誰之罪》第一卷已問世，我有了些名氣。
化學家在信上說，他很擔憂，看到我把才能浪費在無聊的事情上。
&ldquo您那些《論研究自然的信》32使我與您和解了；從它們我理解了（按照人的頭腦所能理解的程度）德國哲學。
為什麼您不繼續嚴肅的著述，卻要寫小說呢？&rdquo我複了他幾行友好的話，我們的交往就此中斷了。
如果我這些文字能讓化學家本人看到，我要求他在神經衰弱的時候躺在床上讀完它們。
我相信，那時他會原諒我這種友好的饒舌，尤其因為我對他還保留着真摯而和善的回憶。
就這樣，父母家中的隐士生活終于結束了。
我進入了廣闊的天地；代替那小房間中的孤獨日子，那跟奧加遼夫一人半公開的小聲聚談，我的身邊出現了七百人的熱鬧家庭。
兩個星期我便适應了這裡的一切，覺得比在我出生以來一直居住的父母家中更習慣了。
可是甚至在大學中，家庭的陰影還是跟蹤着我：我的父親派了一名仆人陪我上學，特别是我步行的時候。
整整一個學期，我都在躲避這位保護人，最後總算正式辦成了。
我說正式，因為擔負這任務的我的聽差彼得·費奧多羅維奇不久就明白，首先，我不歡喜被人護送；其次，他自己也樂得到各種娛樂場所去溜達，這比待在數理系的前廳裡愉快得多，在這裡至多跟兩個門房閑聊，彼此敬煙或獨自吸煙。
為什麼要派人護送我？彼得這人從年輕時起就往往接連幾天喝得醉醺醺的，難道他能阻止我幹什麼不成？我看，父親根本沒考慮這些，他隻是為了使自己安心，才采取這措施，它盡管毫無效用，終究是一種措施，正如人們并不信神，仍要齋戒一樣。
這特點屬于我們傳統的地主教育。
七歲前，我得讓人攙着手，才準上下室内的樓梯，因為那樓梯有些陡；十一歲前，我得由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用木盆給我洗澡；因此非常合乎邏輯，我這個大學生得有仆人護送，而在二十一歲前，我不準在十點半以後回家。
直到流放時，我才真正獲得自由，真正獨立生活；如果沒有流放，那套規矩說不定會一直繼續到我二十五歲&hellip&hellip三十五歲。
我像大多數在孤獨中長大的、活躍的孩子一樣，懷着滿腔熱誠，迫不及待地去擁抱每一個人，如醉似狂地高談闊論，毫無顧慮，推心置腹地愛所有的人，這就自然而然從講堂各處引起了熱烈的回聲，因為這裡的青年幾乎都是同一年紀的（我那時十七歲）。
那些明智的守則（對大家要彬彬有禮，不要不拘形迹，不要相信任何人）也像我們一進大學就與我們形影不離的那個思想（我們的理想将在這裡得到實現，我們将在這裡播下種子，奠定聯合的基礎）一樣，都促進了我們的相互接近。
我們深信，從這講堂上将形成一支隊伍，它将沿着佩斯捷利和雷列耶夫的血迹前進，而我們也在這隊伍中。
我們班級的年輕人是美好的。
正是在這年紀，求知的渴望從我們心頭一天天蘇醒。
教會中學的死記硬背，貴族子弟的懶散習氣，同樣消失了，然而德國功利主義還沒有侵蝕我們，這種功利主義把人的積累知識看作土地的施加肥料，是為了增加收成。
相當多的大學生不再把科學當成枯燥的，但也是必要的，取得八等文官頭銜的捷徑。
他們考慮的問題與升官發财根本無關。
另一方面，科學興趣還沒來得及退化成空談理論；科學不是把人與周圍的苦難生活隔開，對它不加幹預。
這種與生活的共鳴，前所未有地激發了大學生的公民意識。
我們與我們的同學在教室中公開談論頭腦中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