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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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的議論和将軍的談話&mdash&mdash尴尬的地位&mdash&mdash俄國百科全書派&mdash&mdash苦悶&mdash&mdash女仆和男仆的住所&mdash&mdash兩個德國人&mdash&mdash上課和讀書&mdash&mdash教義問答和福音書
十歲以前，我沒發覺我的處境有什麼與衆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一切都很自然，很平常：我住在我父親的家裡，在他這半邊屋子我總是循規蹈矩，而在我母親那邊，我可以喊叫，淘氣，愛怎麼就怎麼；大法官寵我，給我玩具；卡洛抱我，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替我穿衣服，安排我睡覺，給我洗澡；普羅沃太太帶我散步，跟我講德語。
一切都很正常，可就在這時，我開始了思索。
零星的議論，人們脫口而出的片言隻語，引起了我的注意。
老婦人普羅沃和全體仆役都毫無保留地敬重我的母親，懼怕我的父親，也根本不喜歡他。
他們之間有時發生的家庭争執，往往成為普羅沃太太和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議論的話題，她們總站在我母親一邊。
我母親的煩惱确實夠多的。
她是非常善良的婦人，但缺乏堅強的意志，完全處在我父親的壓制下，隻能在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上做些無望的反抗，像生性懦弱的人常有的那樣。
不幸的是，正是在這些小事上，我父親往往是正确的，因此争執總是以他的勝利結束。
例如，普羅沃太太常常這麼說：&ldquo真的，我要是太太的話，幹脆一走了事，回斯圖加特；老是鬧意氣，争争吵吵，厭煩死了，有什麼樂趣。
&rdquo 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便接着道：&ldquo話是這麼說，可被這個縛住了手腳呢，&rdquo于是用織襪針指指我。
&ldquo帶走吧，上哪兒去？以後怎麼辦？丢他一個人在這兒吧，這個家又這副樣子，旁人看了也不免心酸呢！&rdquo 孩子們的敏感往往是大人想象不到的。
他們在驚訝之餘立即釋然，暫時忘記了，然而會一再想起它，特别是一切神秘或可怕的事，他們總會以驚人的毅力和機靈探聽個水落石出。
自從引起注意之後，我在幾星期内便了解到了父親與母親結識的一切細節，她怎樣決心離開娘家，躲在卡塞爾的俄國大使館中參政官那兒，然後女扮男裝越過國境。
我了解到了這一切，盡管從未向任何人提過一個問題。
這些發現的第一個後果是我疏遠了父親，這是由于我上面談到的那些口角。
以前我雖然看到他們争吵，卻認為這是完全正常的。
家中所有的人，參政官也不例外，都怕我的父親，對此我已經習慣，因此看見他訓斥别人，也不以為怪。
現在我對事情有了另一種看法，我覺得，一部分不幸是我造成的；這思想有時像濃密的烏雲，籠罩了我童年明朗的想象力。
從那時起，另一個思想也在我頭腦中紮了根，這就是我跟一般的兒童不同，與父親很少瓜葛。
這種我自己想象出來的獨立性，使我感到揚揚自得。
又過了兩三年，一天晚上，我父親團裡的兩位老同事來看我父親，一位是奧倫堡省省長彼·基·埃森，另一位是曾任比薩拉比亞總督的阿·尼·巴赫梅捷夫将軍，他曾在波羅金諾戰役中打斷了一條大腿。
他們坐在客廳裡，我的房間就在客廳隔壁。
閑談中我的父親順便提到，他跟尤蘇波夫公爵談過，請他為我安排一份差事。
&ldquo不應再耽擱了，&rdquo他補充道，&ldquo你們明白，他得幹上好幾年才能撈到一官半職。
&rdquo &ldquo老兄，你要他去當一名小文書，這又何苦呢，&rdquo埃森好心地說，&ldquo你把這事交給我，我安排他在烏拉爾哥薩克中入伍，栽培他當一名軍官&mdash&mdash這是首要的，以後他就可以像我們大家一樣逐步高升了。
&rdquo 父親不以為然，說所有的軍職他都不中意，他希望我以後能在一個氣候溫和的地方當外交官，他也可以在那兒安度晚年。
巴赫梅捷夫很少插話，這時拄着拐棍兒站起來開口了： &ldquo我認為彼得·基裡洛維奇的勸告，值得您鄭重考慮。
您不肯讓他去奧倫堡，那就在這兒入伍吧。
我跟您是老朋友了，我不妨對您直說：當文官，念大學，對您這位少爺既一無好處，對社會也不利。
不必諱言，他的處境有些尴尬，1隻有軍職可以一舉為他打開仕途的大門，讓他走上正常的道路。
到他升任連長之前，一切危險思想都會煙消雲散。
軍隊的紀律是所大學校，此後的一切全憑他的努力了。
您說他有才華，難道隻有蠢貨才當軍官不成！我跟您，還有我們這些人，不全是這麼過來的嗎？您隻有一點可以反對，這就是他要取得軍官官銜，必須花更多時間。
但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幫助您。
&rdquo 這場談話跟普羅沃太太和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的議論，發生了同樣大的作用。
我那時已經十三歲2，這堂課經過我在完全孤獨的環境中多方面推敲琢磨，日複一日地反複思索，終于産生了它的後果。
本來，我像所有的兒童一樣，幻想當軍官，穿制服，為了父親希望我當文官，我幾乎痛哭流涕，現在，這場談話之後，我對軍隊的向往突然冷卻，那種對肩章、穗帶和彩色鑲條的仰慕和眷戀，盡管不是一下子，卻終于逐漸淡漠了。
當然，對軍裝的正在熄滅的熱情仍複燃過一次。
我家有一個親戚，原本在莫斯科寄宿中學讀書，每逢節日常上我家玩兒，後來他進了揚堡槍騎兵團。
1825年他來莫斯科，成了槍騎兵士官，在我家住了幾天。
我看到他身上粗粗細細的各色帶子，看到他的軍刀和稍微歪戴、用一根帶子系住的四角高筒軍帽，心便怦怦跳動。
他當時十七歲，身材矮小。
第二天早晨，我穿起他的軍裝，挂上軍刀，戴上軍帽，對着鏡子顧影自憐。
我的天哪，這套短小的藍制服，配上紅鑲邊，穿在我身上多麼漂亮啊！還有帽穗，絨球，子彈帶&hellip&hellip我日常穿的那種粗呢上裝和黃布褲子，相比之下實在太寒酸了！ 親戚的到來，幾乎動搖了将軍們談話的作用，但是不久，環境又終于使我棄絕了對軍官制服的羨慕心理。
關于&ldquo尴尬的處境的思考&rdquo，其内在結果和我從兩位保姆的議論中所引出的結論，是相當接近的。
我覺得我與這個社會更少關系了，雖然當時我對它還一無所知；我還覺得，實質上我的命運隻能由我自己掌握。
我懷着帶一點孩子氣的高傲感這麼想：我要讓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3這批家夥看看，我是怎樣一個人。
我父親的家是一所特殊的修道院，我在這兒的日子過得多麼單調而沉悶，看了上述一切就可了然。
我得不到獎勵，得不到歡樂，父親對我幾乎始終心懷不滿，我隻在十歲以前得到過他的寵愛。
我沒有同伴，教師來後便走了，我一送走他們，就悄悄溜進院子，跟仆人們的孩子玩兒，而這是嚴格禁止的。
其餘時間，我就在那些白天緊閉窗戶，晚上很少點燈的黑暗的大房間裡遊蕩，什麼也不幹，或者閱讀五花八門的圖書。
前室4和女仆房于是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樂園。
在那裡我無拘無束，贊成一些人，反對另一些人，與我的夥伴們一起商量和安排他們的事務；我了解他們的一切秘密，但從未在客廳中洩露過一句話。
關于這個問題，我不能不說幾句。
我是根本不回避節外生枝和插話的，因為一切談話本來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
孩子們大多喜歡與仆人做伴，但父母禁止他們互相接近，特别在俄國。
孩子們不聽父母的訓導，因為客廳中太枯燥，而女仆室卻愉快活潑。
這件事正如千百件别的事一樣，叫父母束手無策。
我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什麼前室對兒童有害，而&ldquo茶室&rdquo與&ldquo起居室&rdquo卻不然。
在前室，孩子們學會粗魯的談吐，沾染不良的習氣，這誠然不錯，但在客廳中，他們接受的卻是污穢的思想和惡劣的感情。
強迫孩子們跟他們不斷接觸的人疏遠，這要求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
我們經常談論仆人，特别是農奴的道德嚴重敗壞。
确實，嚴格地說，他們的行為不足為訓，他們的精神堕落也很明顯，隻要看他們對一切都逆來順受，很少反抗，就知道了。
但問題不在這裡。
我倒想請教，俄國哪一個階層比他們高尚？難道是貴族或官僚嗎？或者是教士嗎？ 你們笑什麼啊？ 也許隻有農民才有權利&hellip&hellip 貴族與奴仆的區别如此微不足道，正如他們的名稱之相似一樣5。
我憎恨（特别是在1848年的災難6之後）花言巧語奉承群衆，但貴族老爺們對人民的誣蔑，更令我發指。
剝削者把仆人與奴隸描摹成放蕩的野獸，是為了轉移别人的視線，扼殺自己良心的呼聲。
我們不見得比老百姓高明，隻是表現方式比較溫和，更善于掩蓋自己的私心雜念罷了。
我們的欲望輕易就能得到滿足，經常不受約束，因此看來才不那麼粗野，那麼刺目。
我們不過因為有錢，度着溫飽的生活，這才可以自命清高。
阿勒馬維華伯爵向塞維勒的理發師羅列過他對仆人的要求，費加羅聽後，歎了口氣，指出：&ldquo如果仆人必須具備這一切優良品質，老爺中間恐怕也找不出幾個人配當仆人吧？&rdquo7 一般說來，俄國人的堕落并不深，與其說深，不如說是野蠻和猥亵，嚣張和粗俗，放肆和無恥。
僧侶躲在家中與商人飲酒作樂，大吃大喝。
貴族是公開喝酒，通宵打牌，毆打仆人，調戲使女，把家務搞得亂七八糟，家庭生活更弄得烏煙瘴氣。
官吏照此行事，隻是更加下流，而且在上司面前奴顔婢膝，東偷西摸。
貴族雖然較少偷盜行為，但他們是公然掠奪，一有機會決不放手。
所有這一切可愛的弱點，在第十四等以下的小官吏身上，在不隸屬沙皇，而隸屬于地主的大臣們身上8，隻是表現得更粗俗一些。
但是作為一個階層，我看不出他們比别的階層究竟壞多少。
我不僅對我家和參政官家的仆人，也對兩三戶近親家的仆役逐一作了回憶，我沒有發現，在漫長的二十五年中，他們的行為有什麼特别的罪惡。
充其量不過是些小
我覺得一切都很自然，很平常：我住在我父親的家裡，在他這半邊屋子我總是循規蹈矩，而在我母親那邊，我可以喊叫，淘氣，愛怎麼就怎麼；大法官寵我，給我玩具；卡洛抱我，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替我穿衣服，安排我睡覺，給我洗澡；普羅沃太太帶我散步，跟我講德語。
一切都很正常，可就在這時，我開始了思索。
零星的議論，人們脫口而出的片言隻語，引起了我的注意。
老婦人普羅沃和全體仆役都毫無保留地敬重我的母親，懼怕我的父親，也根本不喜歡他。
他們之間有時發生的家庭争執，往往成為普羅沃太太和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議論的話題，她們總站在我母親一邊。
我母親的煩惱确實夠多的。
她是非常善良的婦人，但缺乏堅強的意志，完全處在我父親的壓制下，隻能在一些無關緊要的瑣事上做些無望的反抗，像生性懦弱的人常有的那樣。
不幸的是，正是在這些小事上，我父親往往是正确的，因此争執總是以他的勝利結束。
例如，普羅沃太太常常這麼說：&ldquo真的，我要是太太的話，幹脆一走了事，回斯圖加特；老是鬧意氣，争争吵吵，厭煩死了，有什麼樂趣。
&rdquo 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便接着道：&ldquo話是這麼說，可被這個縛住了手腳呢，&rdquo于是用織襪針指指我。
&ldquo帶走吧，上哪兒去？以後怎麼辦？丢他一個人在這兒吧，這個家又這副樣子，旁人看了也不免心酸呢！&rdquo 孩子們的敏感往往是大人想象不到的。
他們在驚訝之餘立即釋然，暫時忘記了，然而會一再想起它，特别是一切神秘或可怕的事，他們總會以驚人的毅力和機靈探聽個水落石出。
自從引起注意之後，我在幾星期内便了解到了父親與母親結識的一切細節，她怎樣決心離開娘家，躲在卡塞爾的俄國大使館中參政官那兒，然後女扮男裝越過國境。
我了解到了這一切，盡管從未向任何人提過一個問題。
這些發現的第一個後果是我疏遠了父親，這是由于我上面談到的那些口角。
以前我雖然看到他們争吵，卻認為這是完全正常的。
家中所有的人，參政官也不例外，都怕我的父親，對此我已經習慣，因此看見他訓斥别人，也不以為怪。
現在我對事情有了另一種看法，我覺得，一部分不幸是我造成的；這思想有時像濃密的烏雲，籠罩了我童年明朗的想象力。
從那時起，另一個思想也在我頭腦中紮了根，這就是我跟一般的兒童不同，與父親很少瓜葛。
這種我自己想象出來的獨立性，使我感到揚揚自得。
又過了兩三年，一天晚上，我父親團裡的兩位老同事來看我父親，一位是奧倫堡省省長彼·基·埃森，另一位是曾任比薩拉比亞總督的阿·尼·巴赫梅捷夫将軍，他曾在波羅金諾戰役中打斷了一條大腿。
他們坐在客廳裡，我的房間就在客廳隔壁。
閑談中我的父親順便提到，他跟尤蘇波夫公爵談過，請他為我安排一份差事。
&ldquo不應再耽擱了，&rdquo他補充道，&ldquo你們明白，他得幹上好幾年才能撈到一官半職。
&rdquo &ldquo老兄，你要他去當一名小文書，這又何苦呢，&rdquo埃森好心地說，&ldquo你把這事交給我，我安排他在烏拉爾哥薩克中入伍，栽培他當一名軍官&mdash&mdash這是首要的，以後他就可以像我們大家一樣逐步高升了。
&rdquo 父親不以為然，說所有的軍職他都不中意，他希望我以後能在一個氣候溫和的地方當外交官，他也可以在那兒安度晚年。
巴赫梅捷夫很少插話，這時拄着拐棍兒站起來開口了： &ldquo我認為彼得·基裡洛維奇的勸告，值得您鄭重考慮。
您不肯讓他去奧倫堡，那就在這兒入伍吧。
我跟您是老朋友了，我不妨對您直說：當文官，念大學，對您這位少爺既一無好處，對社會也不利。
不必諱言，他的處境有些尴尬，1隻有軍職可以一舉為他打開仕途的大門，讓他走上正常的道路。
到他升任連長之前，一切危險思想都會煙消雲散。
軍隊的紀律是所大學校，此後的一切全憑他的努力了。
您說他有才華，難道隻有蠢貨才當軍官不成！我跟您，還有我們這些人，不全是這麼過來的嗎？您隻有一點可以反對，這就是他要取得軍官官銜，必須花更多時間。
但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幫助您。
&rdquo 這場談話跟普羅沃太太和薇拉·阿爾達莫諾夫娜的議論，發生了同樣大的作用。
我那時已經十三歲2，這堂課經過我在完全孤獨的環境中多方面推敲琢磨，日複一日地反複思索，終于産生了它的後果。
本來，我像所有的兒童一樣，幻想當軍官，穿制服，為了父親希望我當文官，我幾乎痛哭流涕，現在，這場談話之後，我對軍隊的向往突然冷卻，那種對肩章、穗帶和彩色鑲條的仰慕和眷戀，盡管不是一下子，卻終于逐漸淡漠了。
當然，對軍裝的正在熄滅的熱情仍複燃過一次。
我家有一個親戚，原本在莫斯科寄宿中學讀書，每逢節日常上我家玩兒，後來他進了揚堡槍騎兵團。
1825年他來莫斯科，成了槍騎兵士官，在我家住了幾天。
我看到他身上粗粗細細的各色帶子，看到他的軍刀和稍微歪戴、用一根帶子系住的四角高筒軍帽，心便怦怦跳動。
他當時十七歲，身材矮小。
第二天早晨，我穿起他的軍裝，挂上軍刀，戴上軍帽，對着鏡子顧影自憐。
我的天哪，這套短小的藍制服，配上紅鑲邊，穿在我身上多麼漂亮啊！還有帽穗，絨球，子彈帶&hellip&hellip我日常穿的那種粗呢上裝和黃布褲子，相比之下實在太寒酸了！ 親戚的到來，幾乎動搖了将軍們談話的作用，但是不久，環境又終于使我棄絕了對軍官制服的羨慕心理。
關于&ldquo尴尬的處境的思考&rdquo，其内在結果和我從兩位保姆的議論中所引出的結論，是相當接近的。
我覺得我與這個社會更少關系了，雖然當時我對它還一無所知；我還覺得，實質上我的命運隻能由我自己掌握。
我懷着帶一點孩子氣的高傲感這麼想：我要讓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3這批家夥看看，我是怎樣一個人。
我父親的家是一所特殊的修道院，我在這兒的日子過得多麼單調而沉悶，看了上述一切就可了然。
我得不到獎勵，得不到歡樂，父親對我幾乎始終心懷不滿，我隻在十歲以前得到過他的寵愛。
我沒有同伴，教師來後便走了，我一送走他們，就悄悄溜進院子，跟仆人們的孩子玩兒，而這是嚴格禁止的。
其餘時間，我就在那些白天緊閉窗戶，晚上很少點燈的黑暗的大房間裡遊蕩，什麼也不幹，或者閱讀五花八門的圖書。
前室4和女仆房于是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的樂園。
在那裡我無拘無束，贊成一些人，反對另一些人，與我的夥伴們一起商量和安排他們的事務；我了解他們的一切秘密，但從未在客廳中洩露過一句話。
關于這個問題，我不能不說幾句。
我是根本不回避節外生枝和插話的，因為一切談話本來如此，生活本身也是如此。
孩子們大多喜歡與仆人做伴，但父母禁止他們互相接近，特别在俄國。
孩子們不聽父母的訓導，因為客廳中太枯燥，而女仆室卻愉快活潑。
這件事正如千百件别的事一樣，叫父母束手無策。
我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什麼前室對兒童有害，而&ldquo茶室&rdquo與&ldquo起居室&rdquo卻不然。
在前室，孩子們學會粗魯的談吐，沾染不良的習氣，這誠然不錯，但在客廳中，他們接受的卻是污穢的思想和惡劣的感情。
強迫孩子們跟他們不斷接觸的人疏遠，這要求本身就是不合情理的。
我們經常談論仆人，特别是農奴的道德嚴重敗壞。
确實，嚴格地說，他們的行為不足為訓，他們的精神堕落也很明顯，隻要看他們對一切都逆來順受，很少反抗，就知道了。
但問題不在這裡。
我倒想請教，俄國哪一個階層比他們高尚？難道是貴族或官僚嗎？或者是教士嗎？ 你們笑什麼啊？ 也許隻有農民才有權利&hellip&hellip 貴族與奴仆的區别如此微不足道，正如他們的名稱之相似一樣5。
我憎恨（特别是在1848年的災難6之後）花言巧語奉承群衆，但貴族老爺們對人民的誣蔑，更令我發指。
剝削者把仆人與奴隸描摹成放蕩的野獸，是為了轉移别人的視線，扼殺自己良心的呼聲。
我們不見得比老百姓高明，隻是表現方式比較溫和，更善于掩蓋自己的私心雜念罷了。
我們的欲望輕易就能得到滿足，經常不受約束，因此看來才不那麼粗野，那麼刺目。
我們不過因為有錢，度着溫飽的生活，這才可以自命清高。
阿勒馬維華伯爵向塞維勒的理發師羅列過他對仆人的要求，費加羅聽後，歎了口氣，指出：&ldquo如果仆人必須具備這一切優良品質，老爺中間恐怕也找不出幾個人配當仆人吧？&rdquo7 一般說來，俄國人的堕落并不深，與其說深，不如說是野蠻和猥亵，嚣張和粗俗，放肆和無恥。
僧侶躲在家中與商人飲酒作樂，大吃大喝。
貴族是公開喝酒，通宵打牌，毆打仆人，調戲使女，把家務搞得亂七八糟，家庭生活更弄得烏煙瘴氣。
官吏照此行事，隻是更加下流，而且在上司面前奴顔婢膝，東偷西摸。
貴族雖然較少偷盜行為，但他們是公然掠奪，一有機會決不放手。
所有這一切可愛的弱點，在第十四等以下的小官吏身上，在不隸屬沙皇，而隸屬于地主的大臣們身上8，隻是表現得更粗俗一些。
但是作為一個階層，我看不出他們比别的階層究竟壞多少。
我不僅對我家和參政官家的仆人，也對兩三戶近親家的仆役逐一作了回憶，我沒有發現，在漫長的二十五年中，他們的行為有什麼特别的罪惡。
充其量不過是些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