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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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并陪羅拉經曆了一場險些喪命的重病&hellip&hellip盡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貧寒，但精神生活十分豐富，作為記者，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他親耳聆聽過阿波尼·阿爾伯特在日内瓦的著名演講，見到張伯倫向這位曾五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緻意&hellip&hellip在這期間，他還去過大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倫敦，最重要的是讀了普魯斯特；毫無疑問，《追憶似水年華》對馬洛伊後來寫《一個市民的自白》影響至深，難怪評論家經常将他倆相提并論。
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寫的一封信裡說：&ldquo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會流浪到哪裡，最後都會回到這裡。
&rdquo在巴黎期間，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屠殺》（1924）在維也納問世，同時他還完成了一本遊記《跟随上帝的足迹》。
5 &ldquo有什麼東西結束了，獲得了某種形式，一個生命的階段載滿了記憶，悄然流逝。
我應該走向另一個現實，走向&lsquo小世界&rsquo，選擇角色，開始日常的絮叨，某種簡單而永恒的對話，我的個體生命與命運的對話；這個對話我隻能在家鄉進行，用匈牙利語。
我從蒙特勒寫了一封信，我決定回家。
&rdquo1928年春天，馬洛伊回到了布達佩斯，但羅拉繼續留在巴黎，因為她不相信馬洛伊心血來潮的決定：&ldquo我名下的公寓還在巴黎，羅拉還留在那裡，她不相信我的心血來潮。
&rdquo 一方面，馬洛伊自己也心裡打鼓：&ldquo我不安地想：回去後我必須要謹言慎行；必須學會另一種匈牙利語，一種在書裡面隻選擇使用的生活語言，我必須重新學匈牙利語&hellip&hellip在家鄉，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個全新的家鄉&hellip&hellip我必須再次&lsquo證實&rsquo自己是誰&mdash&mdash我必須從頭開始，每天都得從頭開始&hellip&hellip我在家鄉能夠做什麼呢？&rdquo另一方面，馬洛伊了解自己是&ldquo一名能從每天機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幾個小時滿足自己文學愛好的記者&rdquo，了解自己與生俱來的&ldquo匈牙利作家的命運&rdquo。
他離開家鄉，是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鄉，則是為了成為自己。
這時的匈牙利，已經不是他離開時的那個祖國。
1920年簽訂的《特裡亞農條約》，使原來的&ldquo大匈牙利&rdquo四分五裂，喪失了72%的領土和64%的人口；考紹也被劃歸給捷克斯洛伐克。
馬洛伊沒有回家鄉，而是留在了布達佩斯。
這時的他，已經是著名的詩人、作家和記者了，他的文學素養、獨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階層，成為社會影響力很大的《佩斯新聞報》的記者。
1928年，馬洛伊出版了長篇小說《寶貝，我的初戀》。
1930年，随着青春小說《反叛者》的問世，開啟了馬洛伊小說創作的黃金時代。
《反叛者》的主人公們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們以烏托邦式的挑戰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ldquo我們不想與你們為伍！&rdquo他們以純潔的理想，喊出了戰後一代年輕人對世界、對成年人社會的懷疑。
這部小說于1930年被譯成法語，大作家紀德讀後，興奮地緻信這位素不相識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義思想家加布裡埃爾·馬塞爾親自撰寫評論。
這部小說與法國作家讓·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們》，成為歐洲文壇的重要事件。
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則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講述了一個長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對自己的内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mdash&mdash分為兩部的自傳體小說《一個市民的自白》，時間跨越世紀，空間縱橫歐陸。
小說的第一部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長史，生動再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新興市民階層的生活全景畫卷。
他用工筆的手法翔實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市民階層的生存環境、生活習慣、家族傳統、人際關系、審美趣味、道德準則、行為規範和社會風俗，刻畫之詳之細，如同攝像機拍攝後的慢放鏡頭，精細到各個房間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來曆、父母書櫃中藏書的作者和書名、妓院房間牆上貼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類人群的時尚裝扮。
書裡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上百個，從皇帝到女傭，從親友到鄰裡，從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個人都擁有個性的面孔和命運的痕迹。
從文學水準看，該書毫不遜色于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
在第二部中，馬洛伊回憶了并不久遠的流浪歲月。
從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等西歐國家，寫到東歐的布達佩斯，不僅講述了個人的流浪、寫作和情感經曆，還勾勒出歐洲大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動蕩、不安、複雜、激進的歲月影像，各地人文曆史宛然在目，無數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謂一部大時代的百科全書。
更重要的是，《一個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記錄了一位東歐年輕知識分子的生理和心靈成長史，對内心世界的變化刻畫得毛舉縷析，委曲畢現，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誠，都是自傳作品中少見的。
如果讓我作比的話，我首先想到的是薩義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ldquo舌耳眼三部曲&rdquo。
不過，也正是由于坦誠，馬洛伊于1936年官司惹身，他當年的一位神父教師以毀譽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幾位親戚也對書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感到不滿，因此，馬洛伊被迫銷毀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筆可觀的賠款，并對該書進行了大幅度的删減，主要删掉了對天主教寄宿學校中男孩們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關于幾位親戚的家庭秘聞，減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
從那之後的近八十年裡，讀者隻能看到删節後的《一個市民的自白》，我翻譯的這個版本也是1936年後的删節本。
匈牙利終于出版了全本的《一個市民的自白》，遺憾的是，當時我的譯文已經交稿，隻能寄希望于以後中文版再版時，我再花時間彌補這個小小的缺憾。
對&ldquo馬洛伊迷&rdquo來說，還有一個好消息：作為馬洛伊的遺稿在箱底壓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發現并編輯出版，這部書便是馬洛伊曾在日記中提到的《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
至此，馬洛伊的這本自傳終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後能以完整的面貌與讀者見面，我想中文版面世隻是早晚的事情。
6 從1928年回國，到1948年出國，馬洛伊小說的黃金時代持續了整整二十年。
毫無疑問，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奮、最多産、最嚴肅，也最真誠的作家之一，在當時的匈牙利文壇，他的成就和聲譽無人比肩。
在馬洛伊的長篇小說中，1942年聖誕節問世的《燭燼》是語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動人、情感最深沉、風格最強烈的一部。
兩位老友在離别多年後重逢，在昏暗、空寂的莊園客廳裡秉燭對坐，徹夜長談，追憶久遠的過去，一個成了審判者，另一個成了被審判者。
年輕的時候，他倆曾是形影不離的金蘭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後來，其中一個人背叛了另一個，甚至有一刻動了殺機，結果導緻一系列悲劇。
馬洛伊講故事，但不僅講故事，還用莎士比亞式的語言懷念逝去的帝國時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貴族品德和君子情誼，他通過兩位老人的對話告訴讀者，悲劇的根源不是一時的軟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時人們傳統道德觀念的動搖。
1998年，《燭燼》最先被譯為意大利語，随後英文版、德文版問世，之後迅速傳遍世界，台灣地區也于2006年出版了從意大利語轉譯的繁體版，在華語讀者中影響甚廣。
至今，《燭燼》是馬洛伊作品中翻譯語種最多、讀者最熟悉、市場最暢銷的一部小說，後來被多次改編成電影、話劇和廣播劇。
不久前，書評家康慨先生告訴我，他正在讀我剛出爐的《燭燼》譯稿，激動得禁不住大聲朗讀，并摘出他最喜愛的關于音樂、友情、孤獨、衰老的段落發給我，說書寫得好，也譯得好，我心裡不僅感到安慰，還感到一種&ldquo古代君子&rdquo的情愫在胸中湧流，我希望，它能通過我的翻譯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讓讀者們通過閱讀留下一些。
《真愛》是一部婚姻小說，通過兩段長長的自白，先出場的是妻子，随後出場的是丈夫，從兩個截然不同的階層、視角、修養和感受講述了同一個失敗的婚姻。
他們兩個都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判斷對方，都以自己的真實看待這段婚姻。
按照馬洛伊的觀念，這個婚姻是注定失敗的，因為與生俱來的修養差别和階層烙印。
其實這個觀點，作者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過：&ldquo大多數的婚姻都不美滿。
夫妻倆都不曾預想到，随着時間的推移，有什麼會将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
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破壞他們共同生活的潛在敵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卻，而是再簡單不過的階層嫉恨。
幾十年來，他們在無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為其中一方的身份優越，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姿态優雅地攥刀執叉，或是腦袋裡有某種來自童年時代的矯情、錯亂的思維。
當夫妻間的情感關系變得松懈之後，很快，階層争鬥便開始在兩個人之間醞釀并爆發&hellip&hellip&rdquo 《草葉集》是馬洛伊流傳最廣的散文集，談人生，談品德，談理想，談哲學，談情感，為那些處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棄的人指點迷津。
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感人的話：&ldquo我讀了《草葉集》，頻頻點頭，就像一位讀者對它表示肯定。
這本書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
我從這本書裡學到了許多。
是的，是的，必須要活着，體驗，為生命與死亡做準備。
&rdquo 與馬洛伊同時代的大詩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Attila）這樣評價他，稱他為&ldquo匈牙利浪漫主義文學偉大一代的合法後代&rdquo。
7 浪漫主義作家的生活并不總是浪漫的，更準确地說，浪漫主義作家通常會比常人更多一層憂患。
在新一場戰争臨近的陰霾下，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來越沉重。
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主流文化的沖突和他桀骜不馴的個性，以及他犀利的語言和獨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亂世之中從不動搖意志，從不依附任何勢力，從不被任何思想沖昏頭腦，他與左翼的激進、暴力保持距離，他對右翼的危險時刻充滿警惕，因此使得當時各類右翼對他的厭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翼對他的記恨一樣深，無論哪派都視他為&ldquo難鬥的天敵&rdquo。
1934年10月12日，對馬洛伊來說是個悲傷的日子，他父親的去世對他打擊很大。
雖然父親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養上給予他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
中學畢業時，馬洛伊曾寫信向好友傾訴，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樣：&ldquo一個許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歡的人，一個從來不向外部世界妥協、永遠沒有家的人。
也許在這個坍塌的家裡正是這個将我們維系在一起：無家感。
&rdquo父親的死，使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獨，很少寫詩了的他，在悲痛中寫了一首《父親》。
1930年代初，德國納粹主義日益嚣張，托馬斯·曼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貝多芬廳發表著名的《德意志緻詞》，直言不諱地稱納粹主義是&ldquo怪僻野蠻行徑的狂潮，低級的蠱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見的粗魯&rdquo，是&ldquo群衆性痙攣，流氓叫嚣，哈利路亞，德維斯僧侶式的反複頌念單一口号，直到口邊帶沫&rdquo，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
馬洛伊與托馬斯·曼的觀點一緻，他也率先在匈牙利報紙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結果遭到本國的民粹主義者憎恨，視他為激進的左派分子。
1935年，他與動身流亡的托馬斯·曼在布達城堡會面，更堅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場。
1939年2月28日，羅拉為馬洛伊生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取名&ldquo克利斯托夫&rdquo，但孩子隻活了幾個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
從那之後，馬洛伊寫了一張字條放在文件夾裡帶在身邊，字條上寫着：&ldquo克利斯托夫，親愛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rdquo葬禮之後，他長達幾個月沉默不語，寫了一首《一個嬰兒之死》： 他留下了什麼？他的名字。
他頭發的香氣留在梳子上。
一隻維尼熊，他的死亡證明。
一塊帶血的破布和一條繃帶。
世界的萬能與全知啊， 我不懂，為什麼要對我這樣？ 我不叫喊。
活着并沉默。
現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話&mdash&mdash 但這裡，在地下，一切都無聊和愚蠢， 我不能原諒任何人，永遠不能。
就在馬洛伊喪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馬洛伊感到十分悲憤，他在《佩斯新聞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告别》的文章，寫道：&ldquo現在，當黑暗的陰雲籠罩了這片高貴的土地，我的第二故鄉，它的地理名稱叫歐洲：我閉上了眼睛，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這一瞬間，我不相信，就此告别&hellip&hellip&rdquo 8 1944年3月19日，德軍占領了匈牙利。
馬洛伊在日記中悲憤地寫下：&ldquo恥辱地活着！恥辱地在百日行走！恥辱地活着！&hellip&hellip我心裡仿佛有什麼東西在3月19日破碎了。
我聽不到我的聲音；就像被樂器震聾了耳朵。
&rdquo 三天之後，作家夫婦逃到了布達佩斯郊外的女兒村（Leányfalu）避難，當時，羅拉的父親被關入了考紹的&ldquo猶太人集中區&rdquo，羅拉的妹妹和兩個孩子跟他們在一起。
馬洛伊還在日記中記錄了一件事：曾有一個女人找到他們，說隻要他們付一筆錢，就可以讓他們在蓋世太保的秘密幫助下搭乘一架紅十字會飛機飛往開羅，但被馬洛伊回絕了&hellip&hellip後來證明，馬洛伊的決定使他們幸運地躲過一劫，搭乘那架飛機的人全部被送進了德軍在奧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營。
這一年，他沒有出新書。
1945年2月，馬洛伊在布達佩斯的公寓在空襲中被炸成了廢墟，六萬冊藏書的毀滅，象征了文化的毀滅。
戰火平息後，馬洛伊創作的新戲《冒險》公演大獲成功，他用這筆收入買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裡住到1948年流亡，之後他母親住在那裡直到1964年去世。
戰後，有關當局請馬洛伊出任匈牙利&mdash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協會主席，被他拒絕了，因為他無法在自己的家鄉被割讓、自己的同胞被驅逐的情況下扮演這個玩偶，他說：&ldquo恐怖從法西斯那裡學到了一切：最終，沒有人從中吸取經驗。
&rdquo他不但拒絕當主席，還退出協會表示抗議，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記恨，被社會主義者視為危險的右派、&ldquo與新社會格格不入的資産階級殘渣&rdquo。
回顧曆史，無論右派左派，都是對馬洛伊先攻擊，後拉攏，拉攏不成，打壓噤聲；最後，連他的肉身存在都會令當權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hellip&hellip不過有趣的是，馬洛伊在文學上卓越的造詣、優雅的風格和高超的水準使他的作品充滿了魅力，令人欲罷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觀點的人都忍不住會去讀他的書。
因為不管他寫什麼都會獨樹一幟，都會觸動人心，都擁有不容否認的文學價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馬洛伊雖然當選為匈牙利科學院院士，擁有名銜和勳章，但由于他的文學風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與主流文學保持清醒的距離，最終仍難逃脫當局的打壓。
1948年，馬洛伊永遠地離開了故鄉。
自從1948年8月31日馬洛伊和羅拉離開匈牙利後，至死都沒有再回那片土地。
他們走的時候十分孤獨，沒有人到火車站送行。
在瑞士，匈牙利使館的人找到他問：&ldquo您是左派的自由主義作家，現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為什麼還要離開？&rdquo馬洛伊回答：&ldquo為了那5%。
&rdquo 他們先在瑞士逗留了幾周，之後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裡一直住到1952年。
1949年，馬洛伊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寫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hellip&hellip！》，這部回憶錄講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
在《我想要沉默》被發現之前，這本書一直被視為《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現在看來，它應該是第四部。
馬洛伊在《土地，土地&hellip&hellip！》中寫道：&ldquo我之所以必須離開，并不僅僅因為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寫作，更有甚者的是，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沉默。
&rdquo 在意大利期間，他開始在《自由》日報和&ldquo自由歐洲電台&rdquo工作。
9 1952年，馬洛伊和羅拉移居美國紐約，并在倫敦出版了流亡中寫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薩卡島》。
1954年在《文化人》雜志發表長詩《亡人的話》，被譽為20世紀匈牙利詩歌的傑作。
身在異邦，心在家鄉，馬洛伊曾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裡寫過一首小詩《我這是在哪兒？》，流露出他背井離鄉的無奈和惆怅： 我坐在長椅上，仰望着天空。
是中央公園，不是瑪格麗特島。
生活多麼美好&mdash&mdash我要什麼，就得到什麼。
這裡的面包有股多麼怪的味道。
怎樣的房屋和怎樣的街道！ 莫非現在叫卡洛伊環路？ 這是怎樣的民衆啊！&mdash&mdash能夠忍受匆忙的腳步。
到底誰在照看可憐祖母的墳冢？
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寫的一封信裡說：&ldquo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會流浪到哪裡，最後都會回到這裡。
&rdquo在巴黎期間，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屠殺》（1924）在維也納問世，同時他還完成了一本遊記《跟随上帝的足迹》。
5 &ldquo有什麼東西結束了，獲得了某種形式，一個生命的階段載滿了記憶，悄然流逝。
我應該走向另一個現實，走向&lsquo小世界&rsquo，選擇角色，開始日常的絮叨，某種簡單而永恒的對話，我的個體生命與命運的對話；這個對話我隻能在家鄉進行，用匈牙利語。
我從蒙特勒寫了一封信，我決定回家。
&rdquo1928年春天，馬洛伊回到了布達佩斯，但羅拉繼續留在巴黎，因為她不相信馬洛伊心血來潮的決定：&ldquo我名下的公寓還在巴黎，羅拉還留在那裡，她不相信我的心血來潮。
&rdquo 一方面，馬洛伊自己也心裡打鼓：&ldquo我不安地想：回去後我必須要謹言慎行；必須學會另一種匈牙利語，一種在書裡面隻選擇使用的生活語言，我必須重新學匈牙利語&hellip&hellip在家鄉，肯定不是所有的一切我都能理解；我回到一個全新的家鄉&hellip&hellip我必須再次&lsquo證實&rsquo自己是誰&mdash&mdash我必須從頭開始，每天都得從頭開始&hellip&hellip我在家鄉能夠做什麼呢？&rdquo另一方面，馬洛伊了解自己是&ldquo一名能從每天機械性的工作中省出幾個小時滿足自己文學愛好的記者&rdquo，了解自己與生俱來的&ldquo匈牙利作家的命運&rdquo。
他離開家鄉，是為了找到自己；回到家鄉，則是為了成為自己。
這時的匈牙利，已經不是他離開時的那個祖國。
1920年簽訂的《特裡亞農條約》，使原來的&ldquo大匈牙利&rdquo四分五裂，喪失了72%的領土和64%的人口；考紹也被劃歸給捷克斯洛伐克。
馬洛伊沒有回家鄉，而是留在了布達佩斯。
這時的他，已經是著名的詩人、作家和記者了，他的文學素養、獨立精神和世界眼光，都使他很快跻身于精英階層，成為社會影響力很大的《佩斯新聞報》的記者。
1928年，馬洛伊出版了長篇小說《寶貝，我的初戀》。
1930年，随着青春小說《反叛者》的問世，開啟了馬洛伊小說創作的黃金時代。
《反叛者》的主人公們是一群青春期少年，他們以烏托邦式的挑戰姿态向成年人世界宣布：&ldquo我們不想與你們為伍！&rdquo他們以純潔的理想，喊出了戰後一代年輕人對世界、對成年人社會的懷疑。
這部小說于1930年被譯成法語，大作家紀德讀後，興奮地緻信這位素不相識的匈牙利作者；存在主義思想家加布裡埃爾·馬塞爾親自撰寫評論。
這部小說與法國作家讓·谷克多同年出版的《可怕的孩子們》，成為歐洲文壇的重要事件。
同年出版的《陌生人》，則根植于他在巴黎的生活感受，講述了一個長大成人的男孩如何面對自己的内心世界。
1934年至1935年，馬洛伊完成了他的代表作&mdash&mdash分為兩部的自傳體小說《一個市民的自白》，時間跨越世紀，空間縱橫歐陸。
小說的第一部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自己的家族史和青春期成長史，生動再現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新興市民階層的生活全景畫卷。
他用工筆的手法翔實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市民階層的生存環境、生活習慣、家族傳統、人際關系、審美趣味、道德準則、行為規範和社會風俗，刻畫之詳之細，如同攝像機拍攝後的慢放鏡頭，精細到各個房間内每件家具的雕花和來曆、父母書櫃中藏書的作者和書名、妓院房間牆上貼的告示内容和傍晚在中央大街散步的各類人群的時尚裝扮。
書裡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上百個，從皇帝到女傭，從親友到鄰裡，從文人、政客到情人、路人，每個人都擁有個性的面孔和命運的痕迹。
從文學水準看，該書毫不遜色于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
在第二部中，馬洛伊回憶了并不久遠的流浪歲月。
從德國、法國、英國、瑞士等西歐國家，寫到東歐的布達佩斯，不僅講述了個人的流浪、寫作和情感經曆，還勾勒出歐洲大陸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動蕩、不安、複雜、激進的歲月影像，各地人文曆史宛然在目，無數曆史人物呼之欲出，真可謂一部大時代的百科全書。
更重要的是，《一個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記錄了一位東歐年輕知識分子的生理和心靈成長史，對内心世界的變化刻畫得毛舉縷析，委曲畢現，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誠，都是自傳作品中少見的。
如果讓我作比的話，我首先想到的是薩義德的《格格不入》和卡内蒂的&ldquo舌耳眼三部曲&rdquo。
不過，也正是由于坦誠，馬洛伊于1936年官司惹身，他當年的一位神父教師以毀譽罪将他送上法庭，另外作者的幾位親戚也對書中披露的一些細節感到不滿，因此，馬洛伊被迫銷毀了第一版，支付了神父一筆可觀的賠款，并對該書進行了大幅度的删減，主要删掉了對天主教寄宿學校中男孩們暧昧的情色生活的描述和關于幾位親戚的家庭秘聞，減掉了至少有三章的篇幅。
從那之後的近八十年裡，讀者隻能看到删節後的《一個市民的自白》，我翻譯的這個版本也是1936年後的删節本。
匈牙利終于出版了全本的《一個市民的自白》，遺憾的是，當時我的譯文已經交稿，隻能寄希望于以後中文版再版時，我再花時間彌補這個小小的缺憾。
對&ldquo馬洛伊迷&rdquo來說，還有一個好消息：作為馬洛伊的遺稿在箱底壓了多年的《我想要沉默》被意外發現并編輯出版，這部書便是馬洛伊曾在日記中提到的《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
至此，馬洛伊的這本自傳終于在作者去世二十四年後能以完整的面貌與讀者見面，我想中文版面世隻是早晚的事情。
6 從1928年回國，到1948年出國，馬洛伊小說的黃金時代持續了整整二十年。
毫無疑問，馬洛伊是我知道的世界上最勤奮、最多産、最嚴肅，也最真誠的作家之一，在當時的匈牙利文壇，他的成就和聲譽無人比肩。
在馬洛伊的長篇小說中，1942年聖誕節問世的《燭燼》是語言最精美考究、故事最動人、情感最深沉、風格最強烈的一部。
兩位老友在離别多年後重逢，在昏暗、空寂的莊園客廳裡秉燭對坐，徹夜長談，追憶久遠的過去，一個成了審判者，另一個成了被審判者。
年輕的時候，他倆曾是形影不離的金蘭之友，相互交心，不分你我；後來，其中一個人背叛了另一個，甚至有一刻動了殺機，結果導緻一系列悲劇。
馬洛伊講故事，但不僅講故事，還用莎士比亞式的語言懷念逝去的帝國時代，以及随之逝去的貴族品德和君子情誼，他通過兩位老人的對話告訴讀者，悲劇的根源不是一時的軟弱，而是世界秩序坍塌時人們傳統道德觀念的動搖。
1998年，《燭燼》最先被譯為意大利語，随後英文版、德文版問世，之後迅速傳遍世界，台灣地區也于2006年出版了從意大利語轉譯的繁體版，在華語讀者中影響甚廣。
至今，《燭燼》是馬洛伊作品中翻譯語種最多、讀者最熟悉、市場最暢銷的一部小說，後來被多次改編成電影、話劇和廣播劇。
不久前，書評家康慨先生告訴我，他正在讀我剛出爐的《燭燼》譯稿，激動得禁不住大聲朗讀，并摘出他最喜愛的關于音樂、友情、孤獨、衰老的段落發給我，說書寫得好，也譯得好，我心裡不僅感到安慰，還感到一種&ldquo古代君子&rdquo的情愫在胸中湧流，我希望，它能通過我的翻譯在我身上留下一部分，也能讓讀者們通過閱讀留下一些。
《真愛》是一部婚姻小說，通過兩段長長的自白，先出場的是妻子，随後出場的是丈夫，從兩個截然不同的階層、視角、修養和感受講述了同一個失敗的婚姻。
他們兩個都以自己的生活經驗判斷對方，都以自己的真實看待這段婚姻。
按照馬洛伊的觀念，這個婚姻是注定失敗的，因為與生俱來的修養差别和階層烙印。
其實這個觀點，作者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就清楚地表述過：&ldquo大多數的婚姻都不美滿。
夫妻倆都不曾預想到，随着時間的推移，有什麼會将他們分裂成對立的兩派。
他們永遠不會知道，破壞他們共同生活的潛在敵人，并不是性生活的冷卻，而是再簡單不過的階層嫉恨。
幾十年來，他們在無聊、世俗的冰河上流浪，相互嫉恨，就因為其中一方的身份優越，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姿态優雅地攥刀執叉，或是腦袋裡有某種來自童年時代的矯情、錯亂的思維。
當夫妻間的情感關系變得松懈之後，很快，階層争鬥便開始在兩個人之間醞釀并爆發&hellip&hellip&rdquo 《草葉集》是馬洛伊流傳最廣的散文集，談人生，談品德，談理想，談哲學，談情感，為那些處于痛苦之中和被上帝抛棄的人指點迷津。
作者在1943年自己的日記裡寫了這樣一段感人的話：&ldquo我讀了《草葉集》，頻頻點頭，就像一位讀者對它表示肯定。
這本書比我要更智睿、更勇敢、更有同情心得多。
我從這本書裡學到了許多。
是的，是的，必須要活着，體驗，為生命與死亡做準備。
&rdquo 與馬洛伊同時代的大詩人尤若夫·阿蒂拉（JózsefAttila）這樣評價他，稱他為&ldquo匈牙利浪漫主義文學偉大一代的合法後代&rdquo。
7 浪漫主義作家的生活并不總是浪漫的，更準确地說，浪漫主義作家通常會比常人更多一層憂患。
在新一場戰争臨近的陰霾下，馬洛伊的精神生活越來越沉重。
他的自由主義思想、與主流文化的沖突和他桀骜不馴的個性，以及他犀利的語言和獨立的人格，都使他在亂世之中從不動搖意志，從不依附任何勢力，從不被任何思想沖昏頭腦，他與左翼的激進、暴力保持距離，他對右翼的危險時刻充滿警惕，因此使得當時各類右翼對他的厭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左翼對他的記恨一樣深，無論哪派都視他為&ldquo難鬥的天敵&rdquo。
1934年10月12日，對馬洛伊來說是個悲傷的日子，他父親的去世對他打擊很大。
雖然父親很少跟他在一起生活，但在精神、品德和修養上給予他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
中學畢業時，馬洛伊曾寫信向好友傾訴，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榜樣：&ldquo一個許多人敬重但很少有人喜歡的人，一個從來不向外部世界妥協、永遠沒有家的人。
也許在這個坍塌的家裡正是這個将我們維系在一起：無家感。
&rdquo父親的死，使馬洛伊陷入内心更深的孤獨，很少寫詩了的他，在悲痛中寫了一首《父親》。
1930年代初，德國納粹主義日益嚣張，托馬斯·曼于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貝多芬廳發表著名的《德意志緻詞》，直言不諱地稱納粹主義是&ldquo怪僻野蠻行徑的狂潮，低級的蠱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見的粗魯&rdquo，是&ldquo群衆性痙攣，流氓叫嚣，哈利路亞，德維斯僧侶式的反複頌念單一口号，直到口邊帶沫&rdquo，為此受到希特勒的迫害。
馬洛伊與托馬斯·曼的觀點一緻，他也率先在匈牙利報紙上撰文，提醒同胞提高警惕，結果遭到本國的民粹主義者憎恨，視他為激進的左派分子。
1935年，他與動身流亡的托馬斯·曼在布達城堡會面，更堅定了他的反法西斯立場。
1939年2月28日，羅拉為馬洛伊生了一個可愛的兒子，取名&ldquo克利斯托夫&rdquo，但孩子隻活了幾個星期，不幸死于内出血。
從那之後，馬洛伊寫了一張字條放在文件夾裡帶在身邊，字條上寫着：&ldquo克利斯托夫，親愛的克利斯托夫！你别生病！！！&rdquo葬禮之後，他長達幾個月沉默不語，寫了一首《一個嬰兒之死》： 他留下了什麼？他的名字。
他頭發的香氣留在梳子上。
一隻維尼熊，他的死亡證明。
一塊帶血的破布和一條繃帶。
世界的萬能與全知啊， 我不懂，為什麼要對我這樣？ 我不叫喊。
活着并沉默。
現在他是天使，假如存在天使的話&mdash&mdash 但這裡，在地下，一切都無聊和愚蠢， 我不能原諒任何人，永遠不能。
就在馬洛伊喪子的同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馬洛伊感到十分悲憤，他在《佩斯新聞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告别》的文章，寫道：&ldquo現在，當黑暗的陰雲籠罩了這片高貴的土地，我的第二故鄉，它的地理名稱叫歐洲：我閉上了眼睛，為了能更清晰地看到這一瞬間，我不相信，就此告别&hellip&hellip&rdquo 8 1944年3月19日，德軍占領了匈牙利。
馬洛伊在日記中悲憤地寫下：&ldquo恥辱地活着！恥辱地在百日行走！恥辱地活着！&hellip&hellip我心裡仿佛有什麼東西在3月19日破碎了。
我聽不到我的聲音；就像被樂器震聾了耳朵。
&rdquo 三天之後，作家夫婦逃到了布達佩斯郊外的女兒村（Leányfalu）避難，當時，羅拉的父親被關入了考紹的&ldquo猶太人集中區&rdquo，羅拉的妹妹和兩個孩子跟他們在一起。
馬洛伊還在日記中記錄了一件事：曾有一個女人找到他們，說隻要他們付一筆錢，就可以讓他們在蓋世太保的秘密幫助下搭乘一架紅十字會飛機飛往開羅，但被馬洛伊回絕了&hellip&hellip後來證明，馬洛伊的決定使他們幸運地躲過一劫，搭乘那架飛機的人全部被送進了德軍在奧地利境内建造的茅特森集中營。
這一年，他沒有出新書。
1945年2月，馬洛伊在布達佩斯的公寓在空襲中被炸成了廢墟，六萬冊藏書的毀滅，象征了文化的毀滅。
戰火平息後，馬洛伊創作的新戲《冒險》公演大獲成功，他用這筆收入買了一套一居的公寓，在那裡住到1948年流亡，之後他母親住在那裡直到1964年去世。
戰後，有關當局請馬洛伊出任匈牙利&mdash捷克斯洛伐克友好協會主席，被他拒絕了，因為他無法在自己的家鄉被割讓、自己的同胞被驅逐的情況下扮演這個玩偶，他說：&ldquo恐怖從法西斯那裡學到了一切：最終，沒有人從中吸取經驗。
&rdquo他不但拒絕當主席，還退出協會表示抗議，這一态度，自然受到左翼政府的記恨，被社會主義者視為危險的右派、&ldquo與新社會格格不入的資産階級殘渣&rdquo。
回顧曆史，無論右派左派，都是對馬洛伊先攻擊，後拉攏，拉攏不成，打壓噤聲；最後，連他的肉身存在都會令當權者不堪容忍，于是逼迫他流亡西方&hellip&hellip不過有趣的是，馬洛伊在文學上卓越的造詣、優雅的風格和高超的水準使他的作品充滿了魅力，令人欲罷不能，不管持有哪派觀點的人都忍不住會去讀他的書。
因為不管他寫什麼都會獨樹一幟，都會觸動人心，都擁有不容否認的文學價值和人文思想。
1947年，馬洛伊雖然當選為匈牙利科學院院士，擁有名銜和勳章，但由于他的文學風骨、他的抗拒性沉默、他與主流文學保持清醒的距離，最終仍難逃脫當局的打壓。
1948年，馬洛伊永遠地離開了故鄉。
自從1948年8月31日馬洛伊和羅拉離開匈牙利後，至死都沒有再回那片土地。
他們走的時候十分孤獨，沒有人到火車站送行。
在瑞士，匈牙利使館的人找到他問：&ldquo您是左派的自由主義作家，現在95%您想要的都得到了，為什麼還要離開？&rdquo馬洛伊回答：&ldquo為了那5%。
&rdquo 他們先在瑞士逗留了幾周，之後移居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在那裡一直住到1952年。
1949年，馬洛伊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寫完了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土地，土地&hellip&hellip！》，這部回憶錄講述了流亡初期的生活，直到1972年才正式出版。
在《我想要沉默》被發現之前，這本書一直被視為《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三部，現在看來，它應該是第四部。
馬洛伊在《土地，土地&hellip&hellip！》中寫道：&ldquo我之所以必須離開，并不僅僅因為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寫作，更有甚者的是，他們不允許我自由地沉默。
&rdquo 在意大利期間，他開始在《自由》日報和&ldquo自由歐洲電台&rdquo工作。
9 1952年，馬洛伊和羅拉移居美國紐約，并在倫敦出版了流亡中寫的第一部作品《和平的伊薩卡島》。
1954年在《文化人》雜志發表長詩《亡人的話》，被譽為20世紀匈牙利詩歌的傑作。
身在異邦，心在家鄉，馬洛伊曾在紐約的中央公園裡寫過一首小詩《我這是在哪兒？》，流露出他背井離鄉的無奈和惆怅： 我坐在長椅上，仰望着天空。
是中央公園，不是瑪格麗特島。
生活多麼美好&mdash&mdash我要什麼，就得到什麼。
這裡的面包有股多麼怪的味道。
怎樣的房屋和怎樣的街道！ 莫非現在叫卡洛伊環路？ 這是怎樣的民衆啊！&mdash&mdash能夠忍受匆忙的腳步。
到底誰在照看可憐祖母的墳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