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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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澤民
1
我第一次看到并記住了馬洛伊·山多爾（MáraiSándor）這個名字，是在2003年翻譯匈牙利諾獎作家凱爾泰斯的《船夫日記》時。
凱爾泰斯不僅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馬洛伊，将他與托馬斯·曼相提并論，稱他為&ldquo民族精神的哺育者&rdquo，還抄錄了好幾段馬洛伊的日記，比如：&ldquo謊言，還從來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裡這樣地成為創造曆史的力量&rdquo；&ldquo上帝無處不在，在教堂裡也可以找到&rdquo；&ldquo新型的狂熱崇拜，是陳腐的狂熱崇拜&rdquo&hellip&hellip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開始買馬洛伊的小說讀，則是幾年後的事。
原因很簡單，我在給自己翻譯的匈牙利作品寫譯者序時，發現我喜歡的作家們全都獲過&ldquo馬洛伊·山多爾文學獎&rdquo，包括凱爾泰斯·伊姆萊（KertészImre）、艾斯特哈茲·彼得（EsterházyPéter）、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László）、納道什·彼得（NádasPéter）、巴爾提斯·阿蒂拉（BartisAttila）和德拉古曼·久爾吉（DragománGyörgy）。
可以這麼說，當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長起來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讀他的書。
我讀他的第一本小說是《反叛者》，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群對現實社會恐懼、迷惘的年輕人試圖遠離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結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陰謀。
第二本是《草葉集》，是一位朋友作為聖誕禮物送給我的，後來我又從另一位朋友那裡得到一張這本書的朗誦光盤。
坦白地說，《草葉集》裡講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讀；準确地說，隻适合有理想主義氣質的精神貴族讀，雖是半個世紀前寫的，卻是超時空的，從側面也證明了一個事實，什麼主義都可能過時或被修正，但理想主義始終如一。
我接下來讀的是《燭燼》和《一個市民的自白》，這兩部書使我徹底成為了馬洛伊的推崇者。
也許，在拜物的小時代，有人會覺得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離我們有點遙遠，跟我們面對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讀來感覺貼心貼肺，字字抵心。
馬洛伊一生記錄、描寫、崇尚并踐行的人格，頗像中世紀的騎士，用凱爾泰斯的話說是&ldquo一種将自身與所有理想息息相牽系的人格&rdquo。
三年前，譯林出版社與我聯系，請我推薦幾部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薦了自己喜歡的這幾本，并攬下了《一個市民的自白》和《燭燼》的翻譯工作，其他幾部作品分别由郭曉晶、趙靜和舒荪樂三位好友擔綱翻譯。
譯林出的這幾本書中，《燭燼》和《僞裝成獨白的愛情》，台灣地區在八年前出過繁體版，但是從意大利譯本轉譯的，自然留下許多遺憾，有不少誤譯、漏譯和猜譯之處，馬洛伊的語言風格也打了折扣。
當然這不是譯者的過失，是&ldquo轉譯&rdquo本身造成的。
所以，值得向讀者強調的是，譯林推出的這套馬洛伊作品，全部是從匈牙利語直譯的，單從這個角度講也最貼近原著，即使讀過繁體版的讀者也不妨再讀一遍我們的譯本，肯定會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慮到繁體版的影響，編輯也曾打算沿用繁體版作者名&ldquo桑多·馬芮&rdquo的譯法，但我不同意這樣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後的歐洲民族，馬洛伊是姓，山多爾是名，繁體版把姓名順序颠倒過來，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
另外音譯也不對，是從其他語言轉譯造成的，并不是根據匈牙利語發音。
既然我們是從匈牙利語直譯，沒必要延續這樣的錯誤。
再說，糾正錯譯正好強調了簡體譯本的權威性，能與&ldquo轉譯本&rdquo相區别。
關于書名的譯法。
《燭燼》的匈文原名是Agyertyákcsonkigégnek，直譯為&ldquo蠟燭燃燒到了根部&rdquo。
蠟燭是小說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從點燃蠟燭迎客講起，到蠟燭熄滅送客結束，兩位四十一年未見的老人聊了他們一生的滄桑。
&ldquo燭燼&rdquo最貼近原文原意，&ldquo餘燼&rdquo讓人聯想到燼火的餘熱，少了&ldquo燭&rdquo字，意思偏差很大。
《僞裝成獨白的愛情》，匈文版原本是兩本書。
1941年，馬洛伊寫了《真愛》（Azigazi）；四十年後，續寫了《尤迪特&hellip&hellip和尾聲》（Judit&hellipésazutóhang）。
中文版将兩本書合在了一起，由四個人的獨白組成，另起一個書名是可以的。
《僞裝成獨白的愛情》意在強調這是一部&ldquo令人驚豔的多視角多聲道的獨白小說&rdquo，是不錯的書名，但是提請讀者留意：盡管簡體版沿用了繁體版書名，但是由郭曉晶女士從匈牙利文重譯的，譯文質量高出許多，糾正了繁體譯本的大量錯誤。
2 馬洛伊·山多爾是20世紀匈牙利文壇舉足輕重的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他還是20世紀曆史的記錄者、省思者和孤獨的鬥士。
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義，堅持獨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風風雨雨，從來不與任何政治力量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諱，從來不怕當少數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協。
縱觀百年曆史，無論對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個派别來說，馬洛伊都是一塊讓人難啃卻又不能不啃的硬骨頭，由于他的文學造詣，即便那些敵視他的人，也照樣會讀他的書。
無論他的作品，還是他的人格，對匈牙利現當代的精神生活都影響深遠。
1900年4月11日，馬洛伊·山多爾出生在匈牙利王國北部的考紹市（Kassa），那時候還是奧匈帝國時期。
考紹坐落在霍爾納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腳下，最早的文獻記錄見于13世紀初，在匈牙利曆史上多次扮演過重要角色。
馬洛伊的家族原姓&ldquo格羅施密德&rdquo（Grosschmid），是當地一個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門望族，家族中出過許多位著名的法學家。
18世紀末，由于這個家族的社會威望，國王賜給了他們兩個貴族稱謂&mdash&mdash&ldquo馬洛伊&rdquo（Márai）和&ldquo拉德瓦尼&rdquo（Ládványi）。
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ldquo我走在亡人中間，必須小聲說話。
亡人當中，有幾位對我來說已經死了，其他人則活在我的言行舉止和頭腦裡，無論我抽煙、做愛，還是品嘗某種食物，都受到他們的操控。
他們人數衆多。
一個人待在人群裡，很長時間都自覺孤獨；有一天，他來到亡人中間，感受到他們随時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場。
他們不打攪任何人。
我長到很大，才開始跟我母親的家族保持親戚關系，終于有一天，我談論起他們，聽到他們的聲音；當我向他們舉杯緻意，我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舉止。
&lsquo個性&rsquo，是人們從亡人那裡獲得的一種相當有限、很少能夠自行添加的遺産。
那些我從未見過面的人，他們還活着，他們在焦慮，在創作，在渴望，在為我擔心。
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從我父親家族那裡繼承的，我的性格則是承繼我母親那支的某位親戚的。
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假如有誰侮辱我，或者我必須迅速做出某種決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說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爾瓦地區的磨坊裡所想的一模一樣。
&rdquo 馬洛伊的母親勞特科夫斯基·瑪爾吉特是一位知識女性，年輕時畢業于高等女子師範學院，出嫁之前，當了幾年教師。
父親格羅施密德·蓋佐博士是著名律師，先後擔任過王室的公證員、考紹市律師協會主席和考紹信貸銀行法律顧問，還曾在布拉格議會的上議院當過兩屆全國基督民主黨參議員。
馬洛伊的叔叔格羅施密德·貝尼是布達佩斯大學非常權威的法學教授，曾為牛津大學等外國高校撰寫法學專著和教科書，其他的親戚們也都是社會名流。
馬洛伊的父母總共生了五個孩子，馬洛伊·山多爾排行老大，他有個弟弟蓋佐，用了&ldquo拉德瓦尼&rdquo的貴族稱謂為姓，是一位著名電影導演，曾任布達佩斯戲劇電影學院導演系主任，代表作有《歐洲不回答》、《密談》和《在歐洲的某個地方》等。
對于童年的家，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詳盡的描述，工筆描繪了帝國末年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市民生活的全景畫卷。
3 在馬洛伊生活的時代，考紹是一個迅速資本主義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機勃勃的&ldquo市民文化&rdquo，作家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度過的。
親身的經曆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調，并決定了他的生活信仰。
在馬洛伊的小說裡，&ldquo市民&rdquo是一個關鍵詞，也是很難譯準的一個詞。
馬洛伊說的&ldquo市民&rdquo和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紀初匈牙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包括貴族、名流、資本家、銀行家、中産者和破落貴族等，譯文中大多保留了&ldquo市民&rdquo譯法，有的地方根據具體内容譯為&ldquo布爾喬亞&rdquo、&ldquo資産階級&rdquo或&ldquo中産階層&rdquo。
在匈語裡，市民階層内還分&ldquo大市民&rdquo、&ldquo小市民&rdquo。
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階層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資本家和豪紳顯貴；後者容易引起誤解，并不是我們所說的&ldquo小資&rdquo或&ldquo小市民&rdquo，而是指中産者、個體經營者和破落貴族，而我們習慣理解的&ldquo小市民&rdquo，則是後來才引申出的一個含義，指思想局限、短視、世俗之人，但這在馬洛伊的時代并不适用。
因此，我在小說中根據内容将&ldquo小市民&rdquo譯為&ldquo中産者&rdquo、&ldquo破落者&rdquo或&ldquo平民&rdquo，至少不帶貶義。
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奧匈帝國的貴族傳統，也恪守市民階層的社會道德，成員們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孩子們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馬洛伊在十歲前，一直跟私教老師學習，十歲後才被送進學校。
青少年時期，馬洛伊先後四次轉學，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
有一次，他在中學校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學校的老師們虐待手執手杖、頭戴禮帽、叼着香煙在大街上散步的學生，結果遭到校長的訓誡，馬洛伊憤怒之中摔門而去，嘴裡大喊：&ldquo你們将會在匈牙利文學課上講到我！&rdquo還有一次轉學，是因為他離家出走。
1916年11月21日，馬洛伊正在國王天主教中學上文學課，校長走進教室宣布：&ldquo孩子們，全體起立！國王駕崩了！&rdquo過了一會兒又說：&ldquo你們可以回家了，明天學校放假。
&rdquo馬洛伊後來回憶說：&ldquo在這個重要的曆史時刻，我們由衷地高興。
我們并不清楚弗朗茨·約瑟夫國王的死意味着什麼。
國王死了，國王萬歲！&rdquo馬洛伊就是一位倔強、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學會了德語、法語和拉丁語，而且很早就在寫作、閱讀和口頭表達能力方面表現出超群的天賦。
1916年，他第一次以&ldquo薩拉蒙·阿古什&rdquo（SalamonÁkos）的筆名在《佩斯周報》上發表了小說處女作《盧克蕾西亞家的孩子》，盡管學校教師對這個短篇小說評價不高，但對酷愛文學的少年來講，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從這年起，他開始使用家族的貴族稱謂&ldquo馬洛伊&rdquo。
1918年1月，成年的馬洛伊應征入伍，但由于身體羸弱沒被錄取，後來證明沒有服役是一種幸運：沒過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學在戰場上陣亡。
同年，馬洛伊搬到了布達佩斯，遵照父親的意願，在帕茲馬尼大學法律系讀書，但一年之後他就厭倦了枯燥的法學，轉到了人文學系，接連在首都和家鄉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詩集《記憶書》，深獲著名詩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熱（KosztolányiDezsö）的賞識。
科斯托拉尼在文學雜志《佩斯日記》中撰寫評論，贊賞年輕詩人&ldquo對形式有着驚人的感覺&rdquo。
但是，此時的馬洛伊更熱衷于直面現實的記者職業，詩集出版後，他對詩友米哈伊·厄頓（MihályiÖdön）說，他之所以出版《記憶書》，是想就此了結自己與詩歌的關系，&ldquo也許我永遠不會再寫詩了&rdquo。
4 馬洛伊中學畢業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結束了。
布達佩斯陷入革命風暴和反革命屠殺，一是為了遠離血腥，二是為了徹底逃離家庭的管束，馬洛伊決定去西方求學。
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國萊比錫的新聞學院讀書，随後去了法蘭克福（1920）和柏林（1921）。
在德國，他實現了自己的記者夢，為多家德國報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僅二十歲的他和托馬斯·曼、亨利希·曼、狄奧多·阿多諾等知名作家一起成為《法蘭克福日報》的專欄作家；同時，他還向布拉格、布達佩斯和家鄉考紹的報紙投稿。
&ldquo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為，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
我想象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松、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hellip&hellip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
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lsquo瞬息萬變&rsquo，&lsquo令人興奮&rsquo。
&rdquo 在德國期間，他還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圖加特&hellip&hellip&ldquo我在那裡并無什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
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裡，總是興奮地窺伺，揣着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将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産生巨大影響。
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隻是我的錢花光了。
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
&rdquo在德國，與其說留學，不如說流浪，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作為一個不屈從于他人意志的個體人在地球上走，看，聽，寫和思考。
魏瑪是歌德的城市，那裡對馬洛伊的影響最深最大。
&ldquo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裡打盹兒的花園别墅。
我走進屋裡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裡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卧室裡站一會兒，那裡現在也需要&lsquo更多的光明&rsquo；要麼，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裡，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
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隐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秘、怪異的奇案。
&rdquo在魏瑪，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圍：&ldquo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裡，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hellip&hellip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
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裡栖身。
&rdquo 在德國期間，自由、動蕩、多彩的生活使馬洛伊重又燃起寫詩的熱情，他在給好友米哈伊·厄頓的一封信中表示：&ldquo在所有的生活任務之中隻有一項真的值得人去完成：當一名詩人。
&rdquo1921年，他的第二部詩集《人類的聲音》在考紹出版，著名詩人薩布·呂林茨（SzábóLörincz）親自撰文，贊賞有加。
同年，他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mdash&mdash翻譯并在家鄉雜志上發表了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和《審判》，成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語譯者和評論者。
馬洛伊承認，卡夫卡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寫作風格上，而是在文學精神上。
1921年，對馬洛伊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他還在柏林與瑪茨奈爾·伊倫娜（昵稱&ldquo羅拉&rdquo，這位考紹的名門閨秀也是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見鐘情。
從那之後，馬洛伊與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從那之後，羅拉不僅是他的妻子，還是他的旅伴、難友和最高貴意義上的&ldquo精神伴侶&rdquo，幾乎他以後寫下的所有文字，羅拉都是第一位讀者。
1922年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書》在家鄉出版，其中有一篇《親戚們》，描寫自己的親戚們和青少年時代生活，為後來創作《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馬洛伊與羅拉在布達佩斯結婚，随後兩人移居巴黎。
&ldquo我們計劃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
但是後來住了六年。
&rdquo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裡詳細講述他戲劇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學讀書，去圖書館翻雜志，做一些勉強糊口的工作，給德國和匈牙利報紙撰寫新
凱爾泰斯不僅在日記中多次提到馬洛伊，将他與托馬斯·曼相提并論，稱他為&ldquo民族精神的哺育者&rdquo，還抄錄了好幾段馬洛伊的日記，比如：&ldquo謊言，還從來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裡這樣地成為創造曆史的力量&rdquo；&ldquo上帝無處不在，在教堂裡也可以找到&rdquo；&ldquo新型的狂熱崇拜，是陳腐的狂熱崇拜&rdquo&hellip&hellip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開始買馬洛伊的小說讀，則是幾年後的事。
原因很簡單，我在給自己翻譯的匈牙利作品寫譯者序時，發現我喜歡的作家們全都獲過&ldquo馬洛伊·山多爾文學獎&rdquo，包括凱爾泰斯·伊姆萊（KertészImre）、艾斯特哈茲·彼得（EsterházyPéter）、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László）、納道什·彼得（NádasPéter）、巴爾提斯·阿蒂拉（BartisAttila）和德拉古曼·久爾吉（DragománGyörgy）。
可以這麼說，當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長起來的，所以我覺得應該讀他的書。
我讀他的第一本小說是《反叛者》，描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群對現實社會恐懼、迷惘的年輕人試圖遠離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結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陰謀。
第二本是《草葉集》，是一位朋友作為聖誕禮物送給我的，後來我又從另一位朋友那裡得到一張這本書的朗誦光盤。
坦白地說，《草葉集》裡講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讀；準确地說，隻适合有理想主義氣質的精神貴族讀，雖是半個世紀前寫的，卻是超時空的，從側面也證明了一個事實，什麼主義都可能過時或被修正，但理想主義始終如一。
我接下來讀的是《燭燼》和《一個市民的自白》，這兩部書使我徹底成為了馬洛伊的推崇者。
也許，在拜物的小時代，有人會覺得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離我們有點遙遠，跟我們面對的現實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讀來感覺貼心貼肺，字字抵心。
馬洛伊一生記錄、描寫、崇尚并踐行的人格，頗像中世紀的騎士，用凱爾泰斯的話說是&ldquo一種将自身與所有理想息息相牽系的人格&rdquo。
三年前，譯林出版社與我聯系，請我推薦幾部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薦了自己喜歡的這幾本，并攬下了《一個市民的自白》和《燭燼》的翻譯工作，其他幾部作品分别由郭曉晶、趙靜和舒荪樂三位好友擔綱翻譯。
譯林出的這幾本書中，《燭燼》和《僞裝成獨白的愛情》，台灣地區在八年前出過繁體版，但是從意大利譯本轉譯的，自然留下許多遺憾，有不少誤譯、漏譯和猜譯之處，馬洛伊的語言風格也打了折扣。
當然這不是譯者的過失，是&ldquo轉譯&rdquo本身造成的。
所以，值得向讀者強調的是，譯林推出的這套馬洛伊作品，全部是從匈牙利語直譯的，單從這個角度講也最貼近原著，即使讀過繁體版的讀者也不妨再讀一遍我們的譯本，肯定會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慮到繁體版的影響，編輯也曾打算沿用繁體版作者名&ldquo桑多·馬芮&rdquo的譯法，但我不同意這樣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後的歐洲民族，馬洛伊是姓，山多爾是名，繁體版把姓名順序颠倒過來，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
另外音譯也不對，是從其他語言轉譯造成的，并不是根據匈牙利語發音。
既然我們是從匈牙利語直譯，沒必要延續這樣的錯誤。
再說，糾正錯譯正好強調了簡體譯本的權威性，能與&ldquo轉譯本&rdquo相區别。
關于書名的譯法。
《燭燼》的匈文原名是Agyertyákcsonkigégnek，直譯為&ldquo蠟燭燃燒到了根部&rdquo。
蠟燭是小說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從點燃蠟燭迎客講起，到蠟燭熄滅送客結束，兩位四十一年未見的老人聊了他們一生的滄桑。
&ldquo燭燼&rdquo最貼近原文原意，&ldquo餘燼&rdquo讓人聯想到燼火的餘熱，少了&ldquo燭&rdquo字，意思偏差很大。
《僞裝成獨白的愛情》，匈文版原本是兩本書。
1941年，馬洛伊寫了《真愛》（Azigazi）；四十年後，續寫了《尤迪特&hellip&hellip和尾聲》（Judit&hellipésazutóhang）。
中文版将兩本書合在了一起，由四個人的獨白組成，另起一個書名是可以的。
《僞裝成獨白的愛情》意在強調這是一部&ldquo令人驚豔的多視角多聲道的獨白小說&rdquo，是不錯的書名，但是提請讀者留意：盡管簡體版沿用了繁體版書名，但是由郭曉晶女士從匈牙利文重譯的，譯文質量高出許多，糾正了繁體譯本的大量錯誤。
2 馬洛伊·山多爾是20世紀匈牙利文壇舉足輕重的小說家、詩人和劇作家，他還是20世紀曆史的記錄者、省思者和孤獨的鬥士。
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義，堅持獨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風風雨雨，從來不與任何政治力量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諱，從來不怕當少數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協。
縱觀百年曆史，無論對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個派别來說，馬洛伊都是一塊讓人難啃卻又不能不啃的硬骨頭，由于他的文學造詣，即便那些敵視他的人，也照樣會讀他的書。
無論他的作品，還是他的人格，對匈牙利現當代的精神生活都影響深遠。
1900年4月11日，馬洛伊·山多爾出生在匈牙利王國北部的考紹市（Kassa），那時候還是奧匈帝國時期。
考紹坐落在霍爾納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腳下，最早的文獻記錄見于13世紀初，在匈牙利曆史上多次扮演過重要角色。
馬洛伊的家族原姓&ldquo格羅施密德&rdquo（Grosschmid），是當地一個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門望族，家族中出過許多位著名的法學家。
18世紀末，由于這個家族的社會威望，國王賜給了他們兩個貴族稱謂&mdash&mdash&ldquo馬洛伊&rdquo（Márai）和&ldquo拉德瓦尼&rdquo（Ládványi）。
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ldquo我走在亡人中間，必須小聲說話。
亡人當中，有幾位對我來說已經死了，其他人則活在我的言行舉止和頭腦裡，無論我抽煙、做愛，還是品嘗某種食物，都受到他們的操控。
他們人數衆多。
一個人待在人群裡，很長時間都自覺孤獨；有一天，他來到亡人中間，感受到他們随時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場。
他們不打攪任何人。
我長到很大，才開始跟我母親的家族保持親戚關系，終于有一天，我談論起他們，聽到他們的聲音；當我向他們舉杯緻意，我清楚地看到他們的舉止。
&lsquo個性&rsquo，是人們從亡人那裡獲得的一種相當有限、很少能夠自行添加的遺産。
那些我從未見過面的人，他們還活着，他們在焦慮，在創作，在渴望，在為我擔心。
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從我父親家族那裡繼承的，我的性格則是承繼我母親那支的某位親戚的。
在某個特定的時刻，假如有誰侮辱我，或者我必須迅速做出某種決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說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爾瓦地區的磨坊裡所想的一模一樣。
&rdquo 馬洛伊的母親勞特科夫斯基·瑪爾吉特是一位知識女性，年輕時畢業于高等女子師範學院，出嫁之前，當了幾年教師。
父親格羅施密德·蓋佐博士是著名律師，先後擔任過王室的公證員、考紹市律師協會主席和考紹信貸銀行法律顧問，還曾在布拉格議會的上議院當過兩屆全國基督民主黨參議員。
馬洛伊的叔叔格羅施密德·貝尼是布達佩斯大學非常權威的法學教授，曾為牛津大學等外國高校撰寫法學專著和教科書，其他的親戚們也都是社會名流。
馬洛伊的父母總共生了五個孩子，馬洛伊·山多爾排行老大，他有個弟弟蓋佐，用了&ldquo拉德瓦尼&rdquo的貴族稱謂為姓，是一位著名電影導演，曾任布達佩斯戲劇電影學院導演系主任，代表作有《歐洲不回答》、《密談》和《在歐洲的某個地方》等。
對于童年的家，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中也有詳盡的描述，工筆描繪了帝國末年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東歐市民生活的全景畫卷。
3 在馬洛伊生活的時代，考紹是一個迅速資本主義化的古老城市，孕育了生機勃勃的&ldquo市民文化&rdquo，作家的青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裡度過的。
親身的經曆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形成了他的作品基調，并決定了他的生活信仰。
在馬洛伊的小說裡，&ldquo市民&rdquo是一個關鍵詞，也是很難譯準的一個詞。
馬洛伊說的&ldquo市民&rdquo和我們通常理解的城市居民不是一回事，它是指在20世紀初匈牙利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形成的一個特殊社會階層，包括貴族、名流、資本家、銀行家、中産者和破落貴族等，譯文中大多保留了&ldquo市民&rdquo譯法，有的地方根據具體内容譯為&ldquo布爾喬亞&rdquo、&ldquo資産階級&rdquo或&ldquo中産階層&rdquo。
在匈語裡，市民階層内還分&ldquo大市民&rdquo、&ldquo小市民&rdquo。
前者容易理解，是市民階層内最上流、最富有的大資本家和豪紳顯貴；後者容易引起誤解，并不是我們所說的&ldquo小資&rdquo或&ldquo小市民&rdquo，而是指中産者、個體經營者和破落貴族，而我們習慣理解的&ldquo小市民&rdquo，則是後來才引申出的一個含義，指思想局限、短視、世俗之人，但這在馬洛伊的時代并不适用。
因此，我在小說中根據内容将&ldquo小市民&rdquo譯為&ldquo中産者&rdquo、&ldquo破落者&rdquo或&ldquo平民&rdquo，至少不帶貶義。
馬洛伊的家庭是典型的市民家庭，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家境富裕，既保留奧匈帝國的貴族傳統，也恪守市民階層的社會道德，成員們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孩子們被送去接受最良好的教育。
馬洛伊在十歲前，一直跟私教老師學習，十歲後才被送進學校。
青少年時期，馬洛伊先後四次轉學，每次的起因都是他反叛的性格。
有一次，他在中學校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天主教學校的老師們虐待手執手杖、頭戴禮帽、叼着香煙在大街上散步的學生，結果遭到校長的訓誡，馬洛伊憤怒之中摔門而去，嘴裡大喊：&ldquo你們将會在匈牙利文學課上講到我！&rdquo還有一次轉學，是因為他離家出走。
1916年11月21日，馬洛伊正在國王天主教中學上文學課，校長走進教室宣布：&ldquo孩子們，全體起立！國王駕崩了！&rdquo過了一會兒又說：&ldquo你們可以回家了，明天學校放假。
&rdquo馬洛伊後來回憶說：&ldquo在這個重要的曆史時刻，我們由衷地高興。
我們并不清楚弗朗茨·約瑟夫國王的死意味着什麼。
國王死了，國王萬歲！&rdquo馬洛伊就是一位倔強、自信的早慧少年，不但學會了德語、法語和拉丁語，而且很早就在寫作、閱讀和口頭表達能力方面表現出超群的天賦。
1916年，他第一次以&ldquo薩拉蒙·阿古什&rdquo（SalamonÁkos）的筆名在《佩斯周報》上發表了小說處女作《盧克蕾西亞家的孩子》，盡管學校教師對這個短篇小說評價不高，但對酷愛文學的少年來講，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
從這年起，他開始使用家族的貴族稱謂&ldquo馬洛伊&rdquo。
1918年1月，成年的馬洛伊應征入伍，但由于身體羸弱沒被錄取，後來證明沒有服役是一種幸運：沒過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與馬洛伊同班的有十六位同學在戰場上陣亡。
同年，馬洛伊搬到了布達佩斯，遵照父親的意願，在帕茲馬尼大學法律系讀書，但一年之後他就厭倦了枯燥的法學，轉到了人文學系，接連在首都和家鄉的報刊上發表文章，并出版了第一部詩集《記憶書》，深獲著名詩人、作家科斯托拉尼·德熱（KosztolányiDezsö）的賞識。
科斯托拉尼在文學雜志《佩斯日記》中撰寫評論，贊賞年輕詩人&ldquo對形式有着驚人的感覺&rdquo。
但是，此時的馬洛伊更熱衷于直面現實的記者職業，詩集出版後，他對詩友米哈伊·厄頓（MihályiÖdön）說，他之所以出版《記憶書》，是想就此了結自己與詩歌的關系，&ldquo也許我永遠不會再寫詩了&rdquo。
4 馬洛伊中學畢業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結束了。
布達佩斯陷入革命風暴和反革命屠殺，一是為了遠離血腥，二是為了徹底逃離家庭的管束，馬洛伊決定去西方求學。
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國萊比錫的新聞學院讀書，随後去了法蘭克福（1920）和柏林（1921）。
在德國，他實現了自己的記者夢，為多家德國報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僅二十歲的他和托馬斯·曼、亨利希·曼、狄奧多·阿多諾等知名作家一起成為《法蘭克福日報》的專欄作家；同時，他還向布拉格、布達佩斯和家鄉考紹的報紙投稿。
&ldquo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為，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
我想象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松、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hellip&hellip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
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lsquo瞬息萬變&rsquo，&lsquo令人興奮&rsquo。
&rdquo 在德國期間，他還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圖加特&hellip&hellip&ldquo我在那裡并無什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
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裡，總是興奮地窺伺，揣着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将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産生巨大影響。
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隻是我的錢花光了。
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
&rdquo在德國，與其說留學，不如說流浪，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作為一個不屈從于他人意志的個體人在地球上走，看，聽，寫和思考。
魏瑪是歌德的城市，那裡對馬洛伊的影響最深最大。
&ldquo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裡打盹兒的花園别墅。
我走進屋裡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裡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卧室裡站一會兒，那裡現在也需要&lsquo更多的光明&rsquo；要麼，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裡，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
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隐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秘、怪異的奇案。
&rdquo在魏瑪，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圍：&ldquo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裡，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hellip&hellip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
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裡栖身。
&rdquo 在德國期間，自由、動蕩、多彩的生活使馬洛伊重又燃起寫詩的熱情，他在給好友米哈伊·厄頓的一封信中表示：&ldquo在所有的生活任務之中隻有一項真的值得人去完成：當一名詩人。
&rdquo1921年，他的第二部詩集《人類的聲音》在考紹出版，著名詩人薩布·呂林茨（SzábóLörincz）親自撰文，贊賞有加。
同年，他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mdash&mdash翻譯并在家鄉雜志上發表了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和《審判》，成為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語譯者和評論者。
馬洛伊承認，卡夫卡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寫作風格上，而是在文學精神上。
1921年，對馬洛伊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他還在柏林與瑪茨奈爾·伊倫娜（昵稱&ldquo羅拉&rdquo，這位考紹的名門閨秀也是為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見鐘情。
從那之後，馬洛伊與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從那之後，羅拉不僅是他的妻子，還是他的旅伴、難友和最高貴意義上的&ldquo精神伴侶&rdquo，幾乎他以後寫下的所有文字，羅拉都是第一位讀者。
1922年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書》在家鄉出版，其中有一篇《親戚們》，描寫自己的親戚們和青少年時代生活，為後來創作《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馬洛伊與羅拉在布達佩斯結婚，随後兩人移居巴黎。
&ldquo我們計劃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
但是後來住了六年。
&rdquo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裡詳細講述他戲劇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學讀書，去圖書館翻雜志，做一些勉強糊口的工作，給德國和匈牙利報紙撰寫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