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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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中産階級&mdash&mdash不管怎麼說，他們跟我也算是親屬，我理解他們的抱怨和憤懑，也理解他們不喜歡我身上的什麼東西，而且當他們排斥我身上那些對他們來說陌生、可疑的東西時，我從心裡認為他們有些道理。
在這一帶住着各種親屬；伴随他們的焦慮和誘惑、同情和厭恨，我慢慢地開始了我的布達生活&hellip&hellip在外人眼裡，這裡人的生活方式顯得樸實、單純；在家中的床頭櫃上總擺着一些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名字的雜志；當地常住居民讀的那些作家的文學作品，我隻通過拐彎抹角的途徑聽說過。
影響到這裡的那些文學潮流，在官方文學市場上沒有人知曉&mdash&mdash雖然在書店櫥窗裡擺的同樣是那幾位&ldquo明星&rdquo或官方文學的殘廢軍人，但是私下裡，匈牙利的中産階級卻以神秘、宗派的方式繼續固執地閱讀那些不知名的、全家人愛讀的書籍。
有一天，在我住所的窗前，人們為作家P.薩特馬利·卡洛伊[340]立了一尊雕像，今天這代人恐怕已經很少有人能再聽說到這個名字&mdash&mdash但在克麗絲蒂娜街區，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一位流行作家，他的長篇小說《艾爾代伊的指路明星》或《伊莎貝拉》在這個街區裡被人們争相傳閱。
有一段時間，當地的商人們見到我會畢恭畢敬地問好；後來我才知道，有人在這一帶傳說我是&ldquo房産商&rdquo。
當他們了解到真相，發現我隻不過是一位作家時&mdash&mdash在克麗絲蒂娜所有真相都會被揭開&mdash&mdash他們繼續向我問好，但不再那麼畢恭畢敬。
大多數時候，他們隻是向我回緻一個問候。
在街角巡邏的警察，好像也對我加強了監視，經常記錄我的行蹤，好像我是一個違規的養狗者。
我慢慢明白了，在克麗絲蒂娜街區，我是一個可疑的人。
8 &ldquo噢，噢，但您之後将會寫什麼呢？&rdquo在佩斯，在咖啡館裡，人們經常這樣問我，而且毫不掩飾心中的惡意。
是啊，在這之後我會寫什麼呢？我望着咖啡館桌子上的那杯水，心裡暗想：愛寫什麼寫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對我抱着什麼期待，而且我對此也不感興趣。
大概等待我的也沒什麼别的，隻有我的毀滅。
我感覺這個挺自然，挺人性。
與人相關的&ldquo文學生活&rdquo，不可能比寶石經紀人或肉食加工者的商行更清潔，更高貴。
在這場競争中失敗的人（所有創作上的競争也一樣，作品不僅是為自己創作，還服務于什麼，當然也可能是為反對什麼或什麼人），跟失敗的銀行家或破産商人一樣被套上了枷鎖。
我将寫什麼呢？我不知道。
寫我&ldquo喜歡&rdquo的東西？還是不管我喜不喜歡，都要&ldquo不計後果&rdquo地寫我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ldquo不計後果&rdquo是一個愚蠢、可憐的年輕人的口号，我在寫作中經常喜歡祭出它。
但是，在生活中從來就不會&ldquo不計後果&rdquo&mdash&mdash總會有一個要比絕對性原則更可取、更明智的出口&mdash&mdash人很容易讨價還價，很容易為讨價還價找到&ldquo道德&rdquo上的解釋。
我開始寫作，當然不隻是寫&ldquo我不計後果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rdquo&hellip&hellip我經常寫一些并不需要說服自己去寫的東西；我寫我即興想寫的東西，寫刹那間在空氣中顫抖的東西，寫幾乎觸摸不到、剛好需要講述但并不那麼&ldquo重要&rdquo的東西。
每天早晨我一醒來，就感覺發生了什麼大事，有什麼真相被披露，我錯過了機會，但是一切可以從頭開始。
随後，我天天寫作，隻因為在這座城裡的某個地下室内有一台每天半夜都開始運轉的機器，這台機器每天夜裡都要吃東西，吃紙吃墨吃血吃神經，每天都在同一個時辰要東西吃，沒法跟它讨價還價。
我拼命寫作，因為有某項法律強迫我寫&mdash&mdash并不是約定和需要，而是更深層、更複雜的法律；有一份綁縛我自己、綁縛我神經、綁縛我個性的契約強迫我寫。
新聞寫作不可能讓人&ldquo習慣&rdquo，不可能讓人樂在其中；記者不可能躺在桂冠上歇息；一篇糟糕或不負責任的文字能夠摧毀愛的信念；做這份職業不可能放慢節奏；假如一位記者&ldquo不計後果&rdquo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那也不是很負責任&mdash&mdash存在多種真相，每種真相有其不同的形式。
許多年過去了，我寫了數以千計的文章，每天都寫一兩篇，因為機器在午夜開動，因為每天下午都&ldquo發生着什麼&rdquo，有時在隔壁街道，有時在坦噶尼喀[341]。
有一天下午，一位稍微年長的朋友找到我，一本正經地盯着我說：&ldquo當心。
&rdquo我們坐在編輯部裡，坐在印刷味刺鼻、朝向庭院的悶熱房間内。
&ldquo當心，&rdquo他說，并用睿智的眼神望着我，&ldquo人很長時間都以為自己花的隻是利息。
但有一天意識到，他早就開始花本錢了；可這時已經晚了&hellip&hellip&rdquo我憐憫地聳聳肩将訪客送到門口；之後好長時間我都沒有當心。
新聞寫作也是種鴉片；它可以讓人毀滅，但在毀滅之前給你的隻是美妙的麻木和遺忘。
我有時疲憊，有時疑惑，有時過度亢奮，有時一知半解；但是每天我都寫，就像醫生每天做手術一樣。
仿佛有某種特殊的毒素在記者的神經系統裡作用，侵蝕，讓他不能忍受沉默。
每天下午六點左右，我都坐在桌子前，處于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态，既不舒服，也不浪漫，隻是一種故作的興奮：每天都有誰殺了人，每天都有誰遭受重挫，每天都有誰在某個地方撒彌天大謊，每天都有誰做虛僞之事，每天都在發生着&ldquo什麼&rdquo。
源于腐臭、悲涼的生活原态，我用筆尖劃拉出旁枝末節，即便這樣，它也是某天某地人類悲慘生活的芽孢杆菌，某種緻病源；我相信，這就是新聞寫作&hellip&hellip或許，其意義最多也不過如此；揭示什麼，并同時相信，我們揭示出什麼事情或什麼方向&hellip&hellip每天下午三點左右，我的神經系統仿佛被通上電，開始用觸角和犄角觸探世界：我埋頭在國内外報紙堆裡搜尋關于這一天的、必須講給什麼人的瑣碎事件，我必須講給自己或講給别人，否則就會難以忍受，就會喪失活着和寫作的意義&mdash&mdash有時拐彎抹角，有時非常拐彎抹角，有時隻是稍稍提到我想講的東西&mdash&mdash随後，我開始感到特别的恐懼、&ldquo高壓&rdquo、焦慮和持續幾小時不會消失的緊張，直到我被迫坐到寫字台前，不管寫得好壞，我都要寫下我相信自己能夠講述并能在生活的混沌中建立某些秩序的東西，或慷慨陳詞，或結結巴巴，或精神抖擻，或麻木笨拙。
好記者總是很好鬥&mdash&mdash即使在認可、同意或祝福什麼的時候也一樣。
記者固執地探究生活現象，阿們，确實相當無聊，不大讨人喜歡。
在馬戲院裡，人們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些打工的野獸出場，将所有誤入鬥獸場的人撕成碎片，不管你是異教徒還是基督徒。
我意識到，在每天下午六七點之間，我會機械性地嗅聞血腥，洞察詭計與出賣、敲詐與不公，我到處機警地捕捉&ldquo官員的醜行&rdquo、世界政要的貪腐、女人的不忠和偏執念頭。
我意識到自己這副&ldquo好鬥記者&rdquo的架勢，于是我開始用懷疑的目光審視自己。
世界充滿了卑鄙和詭計&mdash&mdash但有的時候，我很想能夠理解這些作為記者隻能譴責和揭露的東西&hellip&hellip尤其是，這是一種劇毒的鴉片，作家不可能毫無危險地吸食過久；憑着機械性的懷疑和趾高氣昂的傲慢，記者&ldquo肯定知道&rdquo世界上隻有兩類人，一類還沒有被發現，另一類已經&ldquo被發現了什麼&rdquo；慢慢地，作家也被培養成了公訴人。
是的，每個人都可疑&hellip&hellip在那些年裡，我近距離地看到了令人驚歎不已的死亡舞蹈，許多榮耀的名字、人類光輝的榜樣、富豪和當權者、道德者和罪犯、蠢人和天才們，轉眼就沉入時間的潭底，消失得無蹤無影！有一位大人物，三天前我還跟他一起在城裡的上流圈子裡共進晚餐，第三天早晨就額頭中彈躺在工作室的長沙發上，或透過監獄的鐵窗朝外叫罵；有一位半神之人，頭天在他的辦公室門前還擠滿了全國各地的名門貴族，第二天他就結結巴巴地回答法官冷峻的提問&mdash&mdash每個人遲早都會被&ldquo收進專欄&rdquo，我覺得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天成為文章的素材。
這種視角并不特殊；但實際上這就是新聞寫作&hellip&hellip 作家有時喜歡解疑消歧，有時喜歡贊同什麼，願意說&ldquo對&rdquo&hellip&hellip有時候在作家眼裡，記者揮舞兩把寶劍，即便同意或沉默，也是戰鬥。
我學會了，一位好記者要緊緊把握住他的怨憤、譴責與反感；出擊時，要同樣相信自己的憤怒；這種團結是記者的信念。
我花了許多年時間才意識到這點：我并非無條件地相信自己的憤怒。
總有一天我必須做出抉擇：當作家發聲時，記者必須沉默，一個人不能精神分裂地活着，不能兩面都信，不能在一天裡的另一個時段&ldquo理解&rdquo你在編輯部上班時無條件地厭惡但又不得不寫的東西&hellip&hellip總有一天我不再無條件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低俗、卑鄙和詭詐必須由我鏟除；是的，我也不再無條件地相信那些寫在紙上、長了翅膀、迅速橫飛的詞語能在世界上改變什麼。
一種困惑不安、令人暈眩的感覺将我吞噬，我就像一位石匠站在懸崖峭壁上低頭俯視。
我開始在意我所寫下的所有文字；我寫的東西比以前少了，雖然寫得少了，但表達的内容卻越來越多。
9 與&ldquo布達的生活&rdquo相平行，佩斯的生活也在流逝&hellip&hellip但是在佩斯，我誰都不認識。
有一段時間，我試着參加各種&ldquo聚會&rdquo；但我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嘗試。
出于天性，我孤身獨處，甚至有意避開人群。
每一位新面孔都是對我的挑戰，一個個熟人轉身離去，似乎都缺少足夠的氣力完成他們擔負的任務。
我戰勝怯懦，接受了&ldquo挑戰&rdquo。
這一切其實是多麼簡單&hellip&hellip這種因為怯懦而故作傲慢、因為惶惑而佯裝潇灑、剛剛啟程就好高骛遠的佩斯生活！它缺少兩三百年連巴黎雜貨商都受到過的社交預科培訓。
它缺少沙龍和社交生活缺之不可的非個性化。
佩斯的沙龍是多麼富麗堂皇啊！還有那些晚宴！多麼富裕、奇特、神秘、豐沛和顯貴，與之相比，一切都顯得簡陋、湊合、不雅和可疑！在佩斯，我坐在富豪們的餐桌前，時刻期待暗門打開，好發現什麼不堪的秘密&hellip&hellip通常來說，即使不是在那一刻，也會在幾個月或一年後發現&ldquo什麼&rdquo&mdash&mdash發現這些财富都根基不牢，這些沙龍全危機四伏，稍遇風雨，便不堪一擊！ 佩斯的社交帶着某種機敏、洞察、個體的色彩，德國人、英國人或法國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種機關算盡的進攻性。
佩斯生活的舞台是那樣狹小，人與人之間瘡疤相蹭，與其說是相互接觸，不如說是短兵相交。
法國的&ldquo社交&rdquo完美、諧和、圓熟、順暢，充滿精心打造的轉折點，行之有效，沒有危險，好像纏了護膝的人在對打，讓人聯想到的隻是佩斯人推心置腹的交談，聯想到貴族傳統中風度優雅的花劍、拳擊或摔跤。
戰前佩斯咖啡館的智慧和博學，後來也作為一張王牌保留在社會遊戲中；在咖啡館裡，人們可以知道每個人真實可信的個人隐私或财産秘聞，可以獲得某種身體的智慧和通常在蒸汽浴室裡才能夠獲得的人類知識，比方說，作家的頭發有口臭味，女人的嘴裡有腳汗味&hellip&hellip佩斯人的交談總是圍繞着&ldquo為什麼&rdquo和&ldquo針對誰&rdquo之類的口水話題；低俗的劇院小報信息無所不及，它毋庸置疑地宣稱：較高貴的人物也過性生活；作家、演員、伯爵和銀行家們經常垂青于城裡最漂亮的女郎，著名作家把精力鋪在一部新小說和一位金發女演員身上，愛好藝術的紡織大亨迷上了社交圈内一位女工藝美術師&mdash&mdash通常還要表明這個半官方的佩斯人觀點，人們還長有性器官。
消息靈通的佩斯中産階級津津有味地&ldquo談論&rdquo，在這一方面，基督徒跟猶太人沒什麼兩樣，利普特城區跟尤若夫城區沒什麼兩樣，但有羞恥感的人當然不會承認自己私下讀這類小報。
這類由單位主辦的新聞媒體經常會以直接、粗俗的機謀侵犯個人的隐私權。
佩斯人喜歡樂此不疲地談論這個國際性的可悲秘密：不僅在異性之間，有時在同性之間，人們也喜歡彼此相愛。
如果他們此刻沒有&ldquo交談&rdquo，那就會打牌；但我對所有技術性的娛樂都感到厭惡。
有一段時間，我試圖接受佩斯的&ldquo摩登化&rdquo洗禮；但後來我還是逃回了布達。
在我的記憶裡留下了幾次怪誕的佩斯&ldquo社交晚會&rdquo，那裡的男侍不知道雪茄煙和利口酒放在哪兒，因為他們是幾小時前剛從附近的賭場借過來的；那裡的桌子一撤，大家就都跑去打牌，人們在那裡談論最新&ldquo绯聞&rdquo，猶如談論股票行情。
我極力忘掉這個世界。
我孤獨地住在布達。
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現出一個高貴、優雅的小匈牙利世界；我的孤獨并沒有消除，而且框架清晰而牢固。
我去佩斯，永遠像一個誤闖進城的鄉下人，但在&ldquo那邊的家&rdquo，在大河的右岸[342]，在古老的街區，我逐漸熟悉了那裡的房子、廣場和人，我就像一個到一座小城過退休生活的外鄉人。
每天清晨，我都沿着布達城堡散步，眺望山谷中白雪覆蓋或綠樹蔥茏的古老城區，滿眼教堂的鐘樓和風格過時的屋頂&mdash&mdash有一天我意外地發現，這幾條街道，城堡内的散步，附近幾家破敗的咖啡館和彌漫着黴味與地下室潮氣的小酒館，這份孤獨，以及構成我孤獨邊緣的人的面孔，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對我來說有了一點家的感覺。
現在若讓我離開這裡，我會心懷抵觸，情緒低落；在國外時我想到的是布達，一想到布達的街巷，就會感到暖心的親切，那種親切，就像一個鄉下人在陌生之地聽人提起他家鄉的名字。
我已經了解了&ldquo克麗絲蒂娜&rdquo的秘密，熟悉了&ldquo摩登&rdquo農貿市場屋頂上沒标數字的新式塔鐘，鐘面上用線痕來标示時間&mdash&mdash&ldquo那麼布爾什維克&rdquo，連女仆們都這樣說，我慢慢理解了她們想說什麼。
我孤獨地生活，不過時間長了，我也結識了幾個熟人：一名修表工，一位木匠，一個壯漢，隔壁養老院的一位老演員，上夜班的跑堂們。
我跟這些人也能聊天了&hellip&hellip我在佩斯隻是去做講演，好像我總想說服誰。
肯定我自身有什麼問題。
也許，創傷和忌妒是我膽怯、羞澀的根源&mdash&mdash我害怕聰明的佩斯人想得太多，可能會覺得我很可笑。
這種忌妒是病态的，不公正的；但我從來未能徹底戰勝它。
&ldquo布達生活&rdquo的形式變得越來越深潛，越來越封閉。
我緊密、決然地讓自己的生命附着于這種生活的環境、氛圍與模式。
一個人一輩子可以多次安&ldquo家&rdquo。
布達曾經是一個家。
作家們孤獨地活着，好像在一座茔窟裡，匿影藏形，惶惑不安。
所謂的&ldquo文學生活&rdquo，看起來不過是争吵、不安全感和世代的忌妒。
我們全都生活在這麼小、這麼擁擠的地盤上，所有人都啃同樣薄片的面包。
在這裡能&ldquo得到&rdquo什麼呢？肯定得不到太多的什麼&mdash&mdash頂多也隻能繼續工作，有時可能會聽到自己作品微弱、羞澀無力的回聲&hellip&hellip是啊，我們該寫什麼呢？當我剛回到家鄉，人們帶着敵意的狂想在佩斯咖啡館内這樣問我，過了許多年之後，我才理解了這個問題。
每個星期我都在環路上的報刊亭買法文周報，書商每個月給我寄來國外雜志&mdash&mdash有時候，我内心狂跳地埋頭閱讀報刊上的訊息，就像一個遠在天邊的旅人，由于遠離了能為人類精神給養、使其開花結果的巨大暖流，已經不能完全準确地理解文字的含義，他隻能連猜帶嘗，通過貨樣揣測新産品的滋味&hellip&hellip我從遠方關注幾樁重要事件，但是關于新動向、年輕人、&ldquo運動&rdquo的消息隻能經過篩濾和稀釋才傳到這裡。
我隻聽到世界充滿威脅的沖撞聲；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烏合之衆，我們懷着緊張和恐懼試圖及時&ldquo組織起來&rdquo，締結同盟或聯手防衛，抵禦内容未知、陰影不祥的災難。
毫無疑問，這些集社結夥的嘗試最終總是失敗。
作家們依然孤獨。
我們的本性和命運也就這樣。
在佩斯，有時我坐到環路邊的長椅上，饒有興味地觀看&ldquo嘈雜混亂的首都生活&rdquo。
在這裡我過着徹徹底底的孤獨生活，仿佛被人逐出了邊境。
10 寫作像是一種疾病，慢慢統治了我的生活。
寫作不是&ldquo健康&rdquo人應該承擔的任務；健康人最重要的是健康，之所以工作，是為了能夠接近生活；作家之所以工作，是為了能夠接近作品的更深處，在那裡危機四伏，山崩地裂，洪水奔流，瓦斯爆炸。
我的神經官能症會随着對某個寫作題材的接近而周期性複發，我的焦慮越積越多，有時持續幾個月之久；冒着相對較小的生命危險，我舉步維艱地工作着，滿腔毒素，孤獨隐居，遠離人群&hellip&hellip我隻能幻想愛情、友誼、人類的團結和鄉愁，就像一名僧侶幻想都市生活；可是，這種鄉愁也是對自己的出賣&hellip&hellip每隔一段時間，我就尋找一個人或一個女人，但每次嘗試總是以不光彩的失敗告終，然而在作品裡能夠感到這種&ldquo鄉愁&rdquo，這是遁入生活的逃亡，怯懦的退隐。
之後，我必須直面現實：對我來說
在這一帶住着各種親屬；伴随他們的焦慮和誘惑、同情和厭恨，我慢慢地開始了我的布達生活&hellip&hellip在外人眼裡，這裡人的生活方式顯得樸實、單純；在家中的床頭櫃上總擺着一些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名字的雜志；當地常住居民讀的那些作家的文學作品，我隻通過拐彎抹角的途徑聽說過。
影響到這裡的那些文學潮流，在官方文學市場上沒有人知曉&mdash&mdash雖然在書店櫥窗裡擺的同樣是那幾位&ldquo明星&rdquo或官方文學的殘廢軍人，但是私下裡，匈牙利的中産階級卻以神秘、宗派的方式繼續固執地閱讀那些不知名的、全家人愛讀的書籍。
有一天，在我住所的窗前，人們為作家P.薩特馬利·卡洛伊[340]立了一尊雕像，今天這代人恐怕已經很少有人能再聽說到這個名字&mdash&mdash但在克麗絲蒂娜街區，即使在今天，他仍然是一位流行作家，他的長篇小說《艾爾代伊的指路明星》或《伊莎貝拉》在這個街區裡被人們争相傳閱。
有一段時間，當地的商人們見到我會畢恭畢敬地問好；後來我才知道，有人在這一帶傳說我是&ldquo房産商&rdquo。
當他們了解到真相，發現我隻不過是一位作家時&mdash&mdash在克麗絲蒂娜所有真相都會被揭開&mdash&mdash他們繼續向我問好，但不再那麼畢恭畢敬。
大多數時候，他們隻是向我回緻一個問候。
在街角巡邏的警察，好像也對我加強了監視，經常記錄我的行蹤，好像我是一個違規的養狗者。
我慢慢明白了，在克麗絲蒂娜街區，我是一個可疑的人。
8 &ldquo噢，噢，但您之後将會寫什麼呢？&rdquo在佩斯，在咖啡館裡，人們經常這樣問我，而且毫不掩飾心中的惡意。
是啊，在這之後我會寫什麼呢？我望着咖啡館桌子上的那杯水，心裡暗想：愛寫什麼寫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對我抱着什麼期待，而且我對此也不感興趣。
大概等待我的也沒什麼别的，隻有我的毀滅。
我感覺這個挺自然，挺人性。
與人相關的&ldquo文學生活&rdquo，不可能比寶石經紀人或肉食加工者的商行更清潔，更高貴。
在這場競争中失敗的人（所有創作上的競争也一樣，作品不僅是為自己創作，還服務于什麼，當然也可能是為反對什麼或什麼人），跟失敗的銀行家或破産商人一樣被套上了枷鎖。
我将寫什麼呢？我不知道。
寫我&ldquo喜歡&rdquo的東西？還是不管我喜不喜歡，都要&ldquo不計後果&rdquo地寫我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ldquo不計後果&rdquo是一個愚蠢、可憐的年輕人的口号，我在寫作中經常喜歡祭出它。
但是，在生活中從來就不會&ldquo不計後果&rdquo&mdash&mdash總會有一個要比絕對性原則更可取、更明智的出口&mdash&mdash人很容易讨價還價，很容易為讨價還價找到&ldquo道德&rdquo上的解釋。
我開始寫作，當然不隻是寫&ldquo我不計後果必須要講出來的東西&rdquo&hellip&hellip我經常寫一些并不需要說服自己去寫的東西；我寫我即興想寫的東西，寫刹那間在空氣中顫抖的東西，寫幾乎觸摸不到、剛好需要講述但并不那麼&ldquo重要&rdquo的東西。
每天早晨我一醒來，就感覺發生了什麼大事，有什麼真相被披露，我錯過了機會，但是一切可以從頭開始。
随後，我天天寫作，隻因為在這座城裡的某個地下室内有一台每天半夜都開始運轉的機器，這台機器每天夜裡都要吃東西，吃紙吃墨吃血吃神經，每天都在同一個時辰要東西吃，沒法跟它讨價還價。
我拼命寫作，因為有某項法律強迫我寫&mdash&mdash并不是約定和需要，而是更深層、更複雜的法律；有一份綁縛我自己、綁縛我神經、綁縛我個性的契約強迫我寫。
新聞寫作不可能讓人&ldquo習慣&rdquo，不可能讓人樂在其中；記者不可能躺在桂冠上歇息；一篇糟糕或不負責任的文字能夠摧毀愛的信念；做這份職業不可能放慢節奏；假如一位記者&ldquo不計後果&rdquo地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那也不是很負責任&mdash&mdash存在多種真相，每種真相有其不同的形式。
許多年過去了，我寫了數以千計的文章，每天都寫一兩篇，因為機器在午夜開動，因為每天下午都&ldquo發生着什麼&rdquo，有時在隔壁街道，有時在坦噶尼喀[341]。
有一天下午，一位稍微年長的朋友找到我，一本正經地盯着我說：&ldquo當心。
&rdquo我們坐在編輯部裡，坐在印刷味刺鼻、朝向庭院的悶熱房間内。
&ldquo當心，&rdquo他說，并用睿智的眼神望着我，&ldquo人很長時間都以為自己花的隻是利息。
但有一天意識到，他早就開始花本錢了；可這時已經晚了&hellip&hellip&rdquo我憐憫地聳聳肩将訪客送到門口；之後好長時間我都沒有當心。
新聞寫作也是種鴉片；它可以讓人毀滅，但在毀滅之前給你的隻是美妙的麻木和遺忘。
我有時疲憊，有時疑惑，有時過度亢奮，有時一知半解；但是每天我都寫，就像醫生每天做手術一樣。
仿佛有某種特殊的毒素在記者的神經系統裡作用，侵蝕，讓他不能忍受沉默。
每天下午六點左右，我都坐在桌子前，處于一種特殊的精神狀态，既不舒服，也不浪漫，隻是一種故作的興奮：每天都有誰殺了人，每天都有誰遭受重挫，每天都有誰在某個地方撒彌天大謊，每天都有誰做虛僞之事，每天都在發生着&ldquo什麼&rdquo。
源于腐臭、悲涼的生活原态，我用筆尖劃拉出旁枝末節，即便這樣，它也是某天某地人類悲慘生活的芽孢杆菌，某種緻病源；我相信，這就是新聞寫作&hellip&hellip或許，其意義最多也不過如此；揭示什麼，并同時相信，我們揭示出什麼事情或什麼方向&hellip&hellip每天下午三點左右，我的神經系統仿佛被通上電，開始用觸角和犄角觸探世界：我埋頭在國内外報紙堆裡搜尋關于這一天的、必須講給什麼人的瑣碎事件，我必須講給自己或講給别人，否則就會難以忍受，就會喪失活着和寫作的意義&mdash&mdash有時拐彎抹角，有時非常拐彎抹角，有時隻是稍稍提到我想講的東西&mdash&mdash随後，我開始感到特别的恐懼、&ldquo高壓&rdquo、焦慮和持續幾小時不會消失的緊張，直到我被迫坐到寫字台前，不管寫得好壞，我都要寫下我相信自己能夠講述并能在生活的混沌中建立某些秩序的東西，或慷慨陳詞，或結結巴巴，或精神抖擻，或麻木笨拙。
好記者總是很好鬥&mdash&mdash即使在認可、同意或祝福什麼的時候也一樣。
記者固執地探究生活現象，阿們，确實相當無聊，不大讨人喜歡。
在馬戲院裡，人們迫不及待地等着那些打工的野獸出場，将所有誤入鬥獸場的人撕成碎片，不管你是異教徒還是基督徒。
我意識到，在每天下午六七點之間，我會機械性地嗅聞血腥，洞察詭計與出賣、敲詐與不公，我到處機警地捕捉&ldquo官員的醜行&rdquo、世界政要的貪腐、女人的不忠和偏執念頭。
我意識到自己這副&ldquo好鬥記者&rdquo的架勢，于是我開始用懷疑的目光審視自己。
世界充滿了卑鄙和詭計&mdash&mdash但有的時候，我很想能夠理解這些作為記者隻能譴責和揭露的東西&hellip&hellip尤其是，這是一種劇毒的鴉片，作家不可能毫無危險地吸食過久；憑着機械性的懷疑和趾高氣昂的傲慢，記者&ldquo肯定知道&rdquo世界上隻有兩類人，一類還沒有被發現，另一類已經&ldquo被發現了什麼&rdquo；慢慢地，作家也被培養成了公訴人。
是的，每個人都可疑&hellip&hellip在那些年裡，我近距離地看到了令人驚歎不已的死亡舞蹈，許多榮耀的名字、人類光輝的榜樣、富豪和當權者、道德者和罪犯、蠢人和天才們，轉眼就沉入時間的潭底，消失得無蹤無影！有一位大人物，三天前我還跟他一起在城裡的上流圈子裡共進晚餐，第三天早晨就額頭中彈躺在工作室的長沙發上，或透過監獄的鐵窗朝外叫罵；有一位半神之人，頭天在他的辦公室門前還擠滿了全國各地的名門貴族，第二天他就結結巴巴地回答法官冷峻的提問&mdash&mdash每個人遲早都會被&ldquo收進專欄&rdquo，我覺得每個人都可能有一天成為文章的素材。
這種視角并不特殊；但實際上這就是新聞寫作&hellip&hellip 作家有時喜歡解疑消歧，有時喜歡贊同什麼，願意說&ldquo對&rdquo&hellip&hellip有時候在作家眼裡，記者揮舞兩把寶劍，即便同意或沉默，也是戰鬥。
我學會了，一位好記者要緊緊把握住他的怨憤、譴責與反感；出擊時，要同樣相信自己的憤怒；這種團結是記者的信念。
我花了許多年時間才意識到這點：我并非無條件地相信自己的憤怒。
總有一天我必須做出抉擇：當作家發聲時，記者必須沉默，一個人不能精神分裂地活着，不能兩面都信，不能在一天裡的另一個時段&ldquo理解&rdquo你在編輯部上班時無條件地厭惡但又不得不寫的東西&hellip&hellip總有一天我不再無條件地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低俗、卑鄙和詭詐必須由我鏟除；是的，我也不再無條件地相信那些寫在紙上、長了翅膀、迅速橫飛的詞語能在世界上改變什麼。
一種困惑不安、令人暈眩的感覺将我吞噬，我就像一位石匠站在懸崖峭壁上低頭俯視。
我開始在意我所寫下的所有文字；我寫的東西比以前少了，雖然寫得少了，但表達的内容卻越來越多。
9 與&ldquo布達的生活&rdquo相平行，佩斯的生活也在流逝&hellip&hellip但是在佩斯，我誰都不認識。
有一段時間，我試着參加各種&ldquo聚會&rdquo；但我很快就放棄了這種嘗試。
出于天性，我孤身獨處，甚至有意避開人群。
每一位新面孔都是對我的挑戰，一個個熟人轉身離去，似乎都缺少足夠的氣力完成他們擔負的任務。
我戰勝怯懦，接受了&ldquo挑戰&rdquo。
這一切其實是多麼簡單&hellip&hellip這種因為怯懦而故作傲慢、因為惶惑而佯裝潇灑、剛剛啟程就好高骛遠的佩斯生活！它缺少兩三百年連巴黎雜貨商都受到過的社交預科培訓。
它缺少沙龍和社交生活缺之不可的非個性化。
佩斯的沙龍是多麼富麗堂皇啊！還有那些晚宴！多麼富裕、奇特、神秘、豐沛和顯貴，與之相比，一切都顯得簡陋、湊合、不雅和可疑！在佩斯，我坐在富豪們的餐桌前，時刻期待暗門打開，好發現什麼不堪的秘密&hellip&hellip通常來說，即使不是在那一刻，也會在幾個月或一年後發現&ldquo什麼&rdquo&mdash&mdash發現這些财富都根基不牢，這些沙龍全危機四伏，稍遇風雨，便不堪一擊！ 佩斯的社交帶着某種機敏、洞察、個體的色彩，德國人、英國人或法國人可能很難理解這種機關算盡的進攻性。
佩斯生活的舞台是那樣狹小，人與人之間瘡疤相蹭，與其說是相互接觸，不如說是短兵相交。
法國的&ldquo社交&rdquo完美、諧和、圓熟、順暢，充滿精心打造的轉折點，行之有效，沒有危險，好像纏了護膝的人在對打，讓人聯想到的隻是佩斯人推心置腹的交談，聯想到貴族傳統中風度優雅的花劍、拳擊或摔跤。
戰前佩斯咖啡館的智慧和博學，後來也作為一張王牌保留在社會遊戲中；在咖啡館裡，人們可以知道每個人真實可信的個人隐私或财産秘聞，可以獲得某種身體的智慧和通常在蒸汽浴室裡才能夠獲得的人類知識，比方說，作家的頭發有口臭味，女人的嘴裡有腳汗味&hellip&hellip佩斯人的交談總是圍繞着&ldquo為什麼&rdquo和&ldquo針對誰&rdquo之類的口水話題；低俗的劇院小報信息無所不及，它毋庸置疑地宣稱：較高貴的人物也過性生活；作家、演員、伯爵和銀行家們經常垂青于城裡最漂亮的女郎，著名作家把精力鋪在一部新小說和一位金發女演員身上，愛好藝術的紡織大亨迷上了社交圈内一位女工藝美術師&mdash&mdash通常還要表明這個半官方的佩斯人觀點，人們還長有性器官。
消息靈通的佩斯中産階級津津有味地&ldquo談論&rdquo，在這一方面，基督徒跟猶太人沒什麼兩樣，利普特城區跟尤若夫城區沒什麼兩樣，但有羞恥感的人當然不會承認自己私下讀這類小報。
這類由單位主辦的新聞媒體經常會以直接、粗俗的機謀侵犯個人的隐私權。
佩斯人喜歡樂此不疲地談論這個國際性的可悲秘密：不僅在異性之間，有時在同性之間，人們也喜歡彼此相愛。
如果他們此刻沒有&ldquo交談&rdquo，那就會打牌；但我對所有技術性的娛樂都感到厭惡。
有一段時間，我試圖接受佩斯的&ldquo摩登化&rdquo洗禮；但後來我還是逃回了布達。
在我的記憶裡留下了幾次怪誕的佩斯&ldquo社交晚會&rdquo，那裡的男侍不知道雪茄煙和利口酒放在哪兒，因為他們是幾小時前剛從附近的賭場借過來的；那裡的桌子一撤，大家就都跑去打牌，人們在那裡談論最新&ldquo绯聞&rdquo，猶如談論股票行情。
我極力忘掉這個世界。
我孤獨地住在布達。
慢慢地，在我眼前展現出一個高貴、優雅的小匈牙利世界；我的孤獨并沒有消除，而且框架清晰而牢固。
我去佩斯，永遠像一個誤闖進城的鄉下人，但在&ldquo那邊的家&rdquo，在大河的右岸[342]，在古老的街區，我逐漸熟悉了那裡的房子、廣場和人，我就像一個到一座小城過退休生活的外鄉人。
每天清晨，我都沿着布達城堡散步，眺望山谷中白雪覆蓋或綠樹蔥茏的古老城區，滿眼教堂的鐘樓和風格過時的屋頂&mdash&mdash有一天我意外地發現，這幾條街道，城堡内的散步，附近幾家破敗的咖啡館和彌漫着黴味與地下室潮氣的小酒館，這份孤獨，以及構成我孤獨邊緣的人的面孔，這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對我來說有了一點家的感覺。
現在若讓我離開這裡，我會心懷抵觸，情緒低落；在國外時我想到的是布達，一想到布達的街巷，就會感到暖心的親切，那種親切，就像一個鄉下人在陌生之地聽人提起他家鄉的名字。
我已經了解了&ldquo克麗絲蒂娜&rdquo的秘密，熟悉了&ldquo摩登&rdquo農貿市場屋頂上沒标數字的新式塔鐘，鐘面上用線痕來标示時間&mdash&mdash&ldquo那麼布爾什維克&rdquo，連女仆們都這樣說，我慢慢理解了她們想說什麼。
我孤獨地生活，不過時間長了，我也結識了幾個熟人：一名修表工，一位木匠，一個壯漢，隔壁養老院的一位老演員，上夜班的跑堂們。
我跟這些人也能聊天了&hellip&hellip我在佩斯隻是去做講演，好像我總想說服誰。
肯定我自身有什麼問題。
也許，創傷和忌妒是我膽怯、羞澀的根源&mdash&mdash我害怕聰明的佩斯人想得太多，可能會覺得我很可笑。
這種忌妒是病态的，不公正的；但我從來未能徹底戰勝它。
&ldquo布達生活&rdquo的形式變得越來越深潛，越來越封閉。
我緊密、決然地讓自己的生命附着于這種生活的環境、氛圍與模式。
一個人一輩子可以多次安&ldquo家&rdquo。
布達曾經是一個家。
作家們孤獨地活着，好像在一座茔窟裡，匿影藏形，惶惑不安。
所謂的&ldquo文學生活&rdquo，看起來不過是争吵、不安全感和世代的忌妒。
我們全都生活在這麼小、這麼擁擠的地盤上，所有人都啃同樣薄片的面包。
在這裡能&ldquo得到&rdquo什麼呢？肯定得不到太多的什麼&mdash&mdash頂多也隻能繼續工作，有時可能會聽到自己作品微弱、羞澀無力的回聲&hellip&hellip是啊，我們該寫什麼呢？當我剛回到家鄉，人們帶着敵意的狂想在佩斯咖啡館内這樣問我，過了許多年之後，我才理解了這個問題。
每個星期我都在環路上的報刊亭買法文周報，書商每個月給我寄來國外雜志&mdash&mdash有時候，我内心狂跳地埋頭閱讀報刊上的訊息，就像一個遠在天邊的旅人，由于遠離了能為人類精神給養、使其開花結果的巨大暖流，已經不能完全準确地理解文字的含義，他隻能連猜帶嘗，通過貨樣揣測新産品的滋味&hellip&hellip我從遠方關注幾樁重要事件，但是關于新動向、年輕人、&ldquo運動&rdquo的消息隻能經過篩濾和稀釋才傳到這裡。
我隻聽到世界充滿威脅的沖撞聲；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烏合之衆，我們懷着緊張和恐懼試圖及時&ldquo組織起來&rdquo，締結同盟或聯手防衛，抵禦内容未知、陰影不祥的災難。
毫無疑問，這些集社結夥的嘗試最終總是失敗。
作家們依然孤獨。
我們的本性和命運也就這樣。
在佩斯，有時我坐到環路邊的長椅上，饒有興味地觀看&ldquo嘈雜混亂的首都生活&rdquo。
在這裡我過着徹徹底底的孤獨生活，仿佛被人逐出了邊境。
10 寫作像是一種疾病，慢慢統治了我的生活。
寫作不是&ldquo健康&rdquo人應該承擔的任務；健康人最重要的是健康，之所以工作，是為了能夠接近生活；作家之所以工作，是為了能夠接近作品的更深處，在那裡危機四伏，山崩地裂，洪水奔流，瓦斯爆炸。
我的神經官能症會随着對某個寫作題材的接近而周期性複發，我的焦慮越積越多，有時持續幾個月之久；冒着相對較小的生命危險，我舉步維艱地工作着，滿腔毒素，孤獨隐居，遠離人群&hellip&hellip我隻能幻想愛情、友誼、人類的團結和鄉愁，就像一名僧侶幻想都市生活；可是，這種鄉愁也是對自己的出賣&hellip&hellip每隔一段時間，我就尋找一個人或一個女人，但每次嘗試總是以不光彩的失敗告終，然而在作品裡能夠感到這種&ldquo鄉愁&rdquo，這是遁入生活的逃亡，怯懦的退隐。
之後，我必須直面現實：對我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