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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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們，匈牙利記者們，畫家們，皮條客們，世界著名的女演員們，途經這裡的巴爾幹國王們&mdash&mdash隻有領班侍者認識所有客人，他基于特殊的訓練和豐富的經驗，隻用一個眼神或一抹微笑，無須尊呼名銜就能準确地向每位客人緻以相稱的敬意&mdash&mdash隻需要這些，既不要多，也不能少！在每天下午四五點之間，這間小廳的空氣裡彌散着某種不可抗拒的誘惑。
我在這裡揣測世界，揣測它的深度、高度和隐秘的聯系&hellip&hellip我将許多副面孔存入了記憶，那些面孔，後來我在其他許多地方重又遇到，在軟卧車廂的過道裡，在海濱，在機艙裡，在英國或法國著名畫報的封面上&hellip&hellip在那幾個小時裡，我一刻都不覺得自己&ldquo附庸風雅&rdquo；我沒有别的目的，隻想近距離地&ldquo看&rdquo一會兒那些世界名角，看看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究竟有多少人在曆史的溝壑裡栽倒或爬出！在&ldquo雞尾酒時間&rdquo，大概六點鐘左右，在抽兩支雪茄煙的間歇，在一張張方桌旁，英、法、美的先生們跟西班牙經紀人，或跟隔壁旺多姆廣場上營業規模神速擴大的美國銀行家隻需通過握手和微笑，就能在閑談中順便談成大筆的生意。
銀行家們之所以下班後去麗茲吸煙室坐半個小時，就為做幾宗真正的買賣&hellip&hellip在那段時間，梅隆[255]光顧過這裡，還有一位波旁王朝的王儲也經常來這兒。
一般來說，每位屬于這個&ldquo世界&rdquo的人，其姓名和住址都被收錄在《誰是誰》[256]或别的哪部根據血緣、财富、權勢編排的不成文、不公開的權貴名冊裡。
在這個老派的地方，空氣裡彌漫着某種危險四伏的窒悶氣息；客人們靜靜地坐着，抽着煙，與此同時，大堂内發生着什麼雖不可見但可感知的大事件。
&ldquo謝謝，陛下！&rdquo小跑堂低聲地對坐在我臨桌的葡萄牙或希臘的前國王說；沒有人應聲，沒有人從報紙上擡起眼看，沒有誰的視線從《紐約時報》歐陸版的股票新聞欄移開。
我将麗茲吸煙室視為隻屬于自己的某種秘密。
匈牙利人大多去蒙帕納斯的藝術家咖啡館。
我更對這類巴黎大社交圈的秘密場所感興趣；我審視一張張面孔，觀察每個人的氣質、風度和言談舉止。
我就像一位身穿便裝的肖像攝影師在這裡&ldquo工作&rdquo。
我闖進了一個新世界，我在那裡連嘴巴都不敢張開。
我小心地品嘗這個特殊世界的奇味菜肴。
每天晚上，我們都坐到大環路上的某家咖啡館前。
壯觀的風景，巴黎的街道，滿足了我所有的娛樂需求。
在巴黎，我不記得有哪個晚上我們感到無聊。
我經常在咖啡館的露台上一直坐到拂曉，在&ldquo小那不勒斯&rdquo或&ldquo馬德裡&rdquo，或在那家正對晨報總部，午夜之後單身牌友、賽馬手、站街女郎和皮條客聚集的簡陋不堪的小酒館裡，望着街道出神&hellip&hellip初到巴黎的那段時間，有一點夢幻，有一點迷茫和羞怯。
慢慢地，這座城市變得迷人起來，我開始聽懂這裡的俚語，了解這裡的小秘密，在窄街小巷裡穿行自如&mdash&mdash她将我誘到懷抱裡，待我像一個舊日知己，不再放我走開。
我已經熟悉并喜歡上她的味道，這股甜絲絲的黃花煙草和汽車尾氣的味道，我的神經系統已經适應了她的節奏，适應了這種令人緊張、晝夜影響着這座城市的經濟波動。
我在咖啡館裡已不摘禮帽，半夜我跑到普呂尼耶小飯館，雖不算麻利但相當專業地用娴熟的動作吃一堆牡蛎。
種種迹象表明我已&ldquo巴黎化&rdquo了。
我已經變得沒有教養，要比早先在柏林更沒教養。
我開始學習歐洲人的生活習俗。
6 随着時光的流逝，當我真心地獲得了一切，當我刻意追逐&ldquo體驗&rdquo時，我的情感變得日益豐富，除了經驗，除了&ldquo真實&rdquo印象之外，别的我什麼都不看重。
我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對一位作家而言，一切事物的價值隻取決于能在自己個性的煉金爐中淬煉出多少。
我想看&hellip&hellip究竟想看什麼？我的上帝，我想看一切的一切！一天上午，我跑到大學解剖室看屍體，下午五點我在麗茲酒店喝茶，晚上我在追歡逐樂的夜店裡看身體，或在一場&ldquo咖啡音樂會&rdquo的露台上看面孔。
我爬到聖母院的鐘樓頂，或鑽進地下，鑽進迷宮。
我在巴黎城内東跑西颠，就像一隻被松開狗鍊的小狗。
我對拿破侖墓所抱的興趣，絲毫不亞于&ldquo維萊特&rdquo的斷頭台。
阿納托爾·法朗士對我來說，就跟我的樓長一樣陌生；我闖進他們的房子裡，在他們家中四下環顧，嗅聞，記錄，用眼睛和心靈拍照。
從我的體内迸發出一股原始的生命欲望，就像一個可以不受懲罰、毫無障礙地在白人城市裡行走的黑人。
我的法語并不好，但我總是心急火燎地語速飛快；在這種狀态下，誰會在乎不規則動詞的特殊性呢？早晨，我離開康邦街，沿着将杜伊勒裡宮花園與沃利拱廊隔開的栅欄散步，我看鮮花，看銅像，看盧浮宮屋頂上霧氣朦胧的晨曦；之後，我懷着&ldquo前進&rdquo的感覺沖向城市，幾乎是在放聲叫嚷，就像一個不能快速邁開腳步的人。
那些街名，那些建築，那所有的一切都是&ldquo記憶&rdquo，這記憶來自文學，這記憶來自經遙遠的時間、時代、民衆和習俗過濾下的知識，現在，這記憶慢慢複蘇并變成了現實，具有了形體，可以被觸摸。
&ldquo日常安排&rdquo的多姿多彩讓我沉迷其中：對我來講，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本質區别；我下午去法蘭西學院出席一次純化語言會議，或走進某家百貨商店的旋轉門，或在和平街看看商店的櫥窗，或在國立圖書館大廳裡讀《箴言報》的某個合訂本，或去皮托鎮[257]旅行，在那裡拍售廉價機票&mdash&mdash這所有的一切組成&ldquo記憶&rdquo，這所有的一切都&ldquo很有趣味&rdquo。
無論我翻開大畫冊的哪一頁，圖中的風景都令人心曠神怡&hellip&hellip仿佛一個相隔久遠、已被忘掉大半的童年時代&mdash&mdash某種共同擁有的、歐洲人的童年時代&mdash&mdash的記憶被喚醒了：許多場景與人物都從曆史、小說和童話裡複活，從雨果、法朗士、拉馬丁[258]、米什萊[259]的筆下複活，成為時下話題，成為日常新聞。
全世界所說的&ldquo法國&rdquo到底是什麼？石頭、血液和紙，風景和氣候，具有特别的、&ldquo那麼法國&rdquo味道的水果，微笑與風度的區别、與神經系統的區别和地理學因素，某種超人類的、超越其他種族的東西&hellip&hellip為什麼法國人擁有自己的文學，比方說荷蘭人就沒有？為什麼德國的平原人擁有自己的藝術，而斯堪的納維亞人就從來沒有過？為什麼挪威人能擁有自己的文學？為什麼法國音樂很一般？我在巴黎嗅到了&ldquo種族&rdquo的秘密；我所知道的東西，總是對差别的證實，但從來不是回答。
這種好奇心的自然結果是，我用自己的雙手借助于鉛筆和打字機，不由自主、激情勃發地開始在咖啡館裡、在地鐵中、在火車上為報紙撰稿。
我跟&ldquo事件&rdquo的關系僅僅在于我覺得自己是&ldquo在場者&rdquo，感覺自己生來逢時。
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所&ldquo發生&rdquo的一切都極其重要。
我沒有進行太多的挑選。
早晨我出門上路，穿過杜伊勒裡宮花園的郁金香花圃，開始做報道&hellip&hellip假如哪棟房子失火了，我會立即沖進去；我感覺那房子似乎是&ldquo為我點着的&rdquo，因為我在場，因為這個場面我隻能看到一次，此時此刻，我生活在這裡，在這個星球上，在法國人中間&hellip&hellip尤其是，那棟正在燃燒的房子是&ldquo法國的&rdquo，因此要比葡萄牙的房子&ldquo更有意義&rdquo；我必須迅速、仔細地進行觀察。
寫新聞報道也可以成為一件苦差事，可以是一項&ldquo使命&rdquo，但絕大多數時候，它隻是一種緊張狀态而已。
我總是時刻警惕着，仿佛巴黎和歐洲大陸的所有報紙都需要我提供新聞填充版面。
我急匆匆地吃完午餐，胡亂抹了一下嘴，立即直奔議會大廈去聽卡約[260]的講演，好像這事跟我有關系似的&hellip&hellip但這真的跟我沒關系嗎？莫非在萬象中、俗世裡、地球上所能意識到的所有事情真跟我，跟我這個同時代人，跟我過客的靈魂無關？卡約在講演，其實我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但我屏息靜氣地坐在議會大廈的旁聽席上，出神地盯着國家政要們肥如倉鼠、忽紅忽紫、吃過午餐的臉。
當然，不少人是從外地趕過來的，形形色色的法國人在大廳裡用拳頭捶椅子，在廳外走廊裡大喊大叫，享受各種方言的欣狂。
中午，他們在波旁宮附近的小酒館裡用午餐，胃裡灌滿了勃艮第葡萄酒，從他們的呼吸中能聞到大蒜味，他們滔滔不絕，醉意醺醺，滿腹伎倆，誇誇其談；不管怎麼說他們在這裡是民主的衛士、文明的最後堡壘，除了維護地方利益和拉選票外，他們還代表這個付出巨大代價、舉步維艱、雖不完美但畢竟在向更高的人類準則前進的歐洲。
與此同時，他們毫無疑問地也在做生意，貪婪而執着；必須抓緊時間，這個國家很大，裙帶關系都饑腸辘辘，總理們像走馬燈似的上台下台。
我永遠不能理解法國黨派政治的瞬息萬變；我不理解，因為我對這個不感興趣，我無法集中心思聽他們解釋。
但是這一點我能夠理解：第三共和國在也就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一百一十或一百二十屆政府内閣不得不為餓得發慌的一代代人提供職位和津貼&mdash&mdash總理們在寶座上的時間以小時計算，他們不得不發瘋似的任命親屬和助選人，向他們發放退休金和養恤金。
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議員們，總理們和那群緊随其後，渴望獲得職位、生意和薪水的隐形幫夥&hellip&hellip我坐在旁聽席上，看着坐在議席上的民主代表們，像聽一場酒氣沖天、怒火萬丈的鬥毆音樂會&mdash&mdash他們單槍匹馬，或許隻是些偷雞摸狗者，不過聚集到一起還是頗有力量，頗具權勢，還是有良心有紀律，在決定命運的問題上還是有民族的良心、法國的意志。
卡約在講演，白裡安[261]在講演，普恩加萊[262]在講台上拍桌子，情緒開朗的布伊松[263]議長帶着資産階級的傲慢和無黨派的氣質不露聲色地正襟危坐。
除了政治之外，法國議會還是雄辯與風格的自由大學；人們對發言者的講演風格、定語的清晰和力度、謂詞的力量、句與句連接的樂感所進行的評論，跟對其政治理念進行評論一樣認真。
我還去了裡爾[264]，我是乘特快列車去的，因為有一位絕食藝術家已經三十天沒吃東西了。
我去機場等候林德伯格[265]；他走下旋梯時，所有人都激動得流淚，大聲呼喊，這裡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再次證明了自己的魅力&hellip&hellip我參加了阿納托爾·法朗士的葬禮；我在火車站等候阿富汗國王阿曼努拉[266]；我在奧賽火車站等候流亡的西班牙王後，看到她到達和流淚&hellip&hellip我去過凡爾賽宮，見到了下台的白裡安，看到他步履蹒跚地走下台階，再次感覺法國人是對的，在這一刻，他們需要的不是仁愛、天才的白裡安，而是不怎麼仁愛、較為粗莽的杜美[267]。
我去造訪哈瑙夫人，聽她講據她所知誰在法國偷得最多；我還去過塞茜爾·索萊爾[268]家，她給我看了她的浴缸；我去拜訪了住在巴黎的羅斯柴爾德[269]，他用不容辯駁的聲調高聲朗誦了他新劇本中最打動人的一段戲。
我目睹過死刑，做過關于盧爾德[270]的報道。
我坐在宣誓就職大廳裡聽小個子、紅頭發、槍殺哥薩克酋長佩特尤拉的烏克蘭鐘表匠自白，他自豪地說：&ldquo因為他殺害了我的全家，所以我沖他開了六槍。
在他倒地後，我又向他補了一槍。
&rdquo他一邊說一邊得意地微笑。
我認真注視着他的微笑，努力在心裡原諒斯托爾派先生。
随後，我寫了一篇一百到一百五十行的報道，激動地記述了我的所見所聞。
我總是一句話從中間說起，迫不及待地匆忙講述，仿佛害怕被人将想說的話掐在嗓子眼裡。
我睡不安生，經常半夜裡爬起來，鑽進出租車，跑到蒙帕納斯，坐到酒桌旁偷聽别人談話，撰寫新聞。
7 接近歲末，我開始适應了蒙帕納斯的咖啡館。
我終于厭倦了麗茲酒店吸煙室獨立于世的那種狀态。
就在那一年和之後動蕩不安的幾年裡，在左岸的拉斯帕伊大道街角有兩家著名的&ldquo藝術家咖啡館&rdquo，那裡曾是歐洲精神與藝術運動的自由大學。
我在那裡的感覺從來就沒有良好過；但是如果我哪天沒在某個嘈雜擁擠的露台上聊上個把小時，我就會心顫手抖地煩躁不安，因為我的喉嚨裡沒吸到法蘭西的黃花煙草，沒有感到迷蒙的醉意。
想來在那片街區裡每個人都喝酒，一天到晚都有人醉醺醺地蹒跚走在汽車之間，在馬路上穿行；他們用水杯喝廉價威士忌，即使賢哲們也把啤酒當水喝。
這兩家享譽世界的咖啡館是：&ldquo多摩&rdquo和&ldquo圓頂&rdquo&mdash&mdash在它們周圍追風般地開了十多家歌舞場和飯館&mdash&mdash就在那一年，這裡算得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中央實驗室之一；一切都在這裡煮沸，蒸餾，革命與品性，政治與激情；誰要是繞開了這些肮髒的街巷，誰就錯過了諸多的大事件&hellip&hellip 烏納穆諾[271]每天下午都坐在這裡，帶着睿智的微笑和理解的目光，愉悅地承受流亡的殘酷；在他身邊聚集起一大批新西班牙的知識精英和冒險者，軍人、哲學家和作家們。
我很願意坐在他們中間。
他們都是憂傷的人；一般來說，跑到蒙帕納斯的家夥們大都是試圖尋找自身位置和身心家園的脆弱者。
烏納穆諾安慰他的戰友們，相信西班牙的明天，對歐洲文化的未來充滿懷疑。
這位西班牙流亡者的浪漫主義感召力，大概能跟1848年的科舒特媲美。
馬西亞上校[272]是加泰隆尼亞流亡者團體的靈魂人物，同時他也跟那些留在祖國的敵人們，跟普裡莫·德裡維拉[273]和長槍黨的将軍們一樣，是位充滿激情的民粹主義者；午夜過後，他神色迷亂地用水杯豪飲杜松子酒，這位陌生的旁觀者實在弄不清楚：流亡者跟國内的&ldquo壓迫者&rdquo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别？有一天早晨，馬西亞和烏納穆諾前腳剛剛返回祖國，西班牙大公、女大公們和顯貴、侯爵們就帶着首飾、愛犬、支票本和大管家搭乘南方特快列車抵達了巴黎&mdash&mdash&ldquo西班牙流亡者&rdquo遍布巴黎，隻是調換了一下角色而已。
維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274]是這一流亡群體中廣受喜愛的著名作家，他是阿方索國王[275]的死敵和激情澎湃的時事評論家；這位西班牙的約卡伊沒能看到他鬥争的勝利，在西班牙革命前夕死在了普羅旺斯的&ldquo玫瑰莊園&rdquo。
伊巴涅斯的同胞們、流亡哲學家和軍官們都對他非常尊敬和愛戴。
我吃驚地發現，通常在流亡群體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一個個人物，就其思想和領導能力而言，遠不配擔任這一角色。
跟在&ldquo玫瑰莊園&rdquo裡寫文風矯飾、水平中等的小說的伊巴涅斯相比，烏納穆諾要更聰明，而寡言、憂傷、脾氣暴躁的佛朗哥[276]少校則更具有革命性，但結果還是伊巴涅斯成為了所有人公認的精神領袖；就連那些比他更傑出的知識精英和著名人物，也都心甘情願地居身其下。
在蒙帕納斯，每個人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在那段時間裡都算是流亡者。
荷蘭、美國和蘇門答臘的流亡者們也生活在這裡&mdash&mdash這些人既沒在自己的國家裡受到歧視，也沒跟國家政權發生對抗，而是為了逃離時間；他們從第二個家鄉逃到蒙帕納斯，在這裡存在着另一套時間體系，在這裡即便&ldquo拿破侖密碼&rdquo也會突然失效&hellip&hellip蒙帕納斯是全世界無家可歸者的收容站，流亡者們憂傷地支着臂肘，托着腮幫，等待拯救他們命運的天象或地兆出現。
俄羅斯的流亡者也坐在這裡，他們對祖國的制度不滿；我見過有些俄羅斯年輕人将自己國家大權獨攬的當權者，将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數落得體無完膚&hellip&hellip蒙帕納斯的部落成員活在時間的前頭。
對老百姓來說尚不知道為何物的時尚和信條，在他們嘴裡不過是些過時、過氣的陳芝麻爛谷子。
當莫裡哀劇院公演科克托[277]創作的戲劇，&ldquo達達派&rdquo還讓市民們大驚失色；當畫商們還在用畢加索的立體派構圖刺激藝術愛好者，這位偉大的探索者和嬗變者已經回歸傳統形式。
當昔日的&ldquo超現實主義者&rdquo已經寫下錯綜複雜、擲地有聲的詩歌，當尤特裡羅[278]已經以圖畫書的風格畫房子和風景，公衆剛開始意識到在天地之間還存在着這類的藝術實驗&hellip&hellip蒙帕納斯不是一所&ldquo學校&rdquo，而是一個充滿藝術創作性的氛圍，就像伊甸園的果實嘲諷四季法則。
除此之外，這裡還像一個南方的累範特[279]碼頭。
時過不久，拉丁區果真變成了那個樣子：在街上就有人揮刀舞匕，黑人們拎着左輪手槍聚衆鬧事，馬來人、英國人、希臘人、瑞典人和匈牙利人也帶着自己的憂傷、願望和淺見加入午夜後的大辯論裡，最後經常以刀光和槍聲一決雌雄；尤其是波蘭人和意大利人，他們為各自的恐慌大聲争執。
巴黎警察手挽手地站在街角，一副視死如歸的冷漠神情。
法國平民在星期天下午傾巢出動，擁向蒙帕納斯，就像古代去東方做生意的法國人那樣目不轉睛地觀賞異國情調：父親、母親和已經成熟到足夠能接受這種體驗的青春期孩子都身穿黑色禮服，一本正經、面帶驚懼地坐在多摩咖啡館的大理石桌旁，聽那些單調叫賣、滿腹怨氣的小商販高聲兜售美國花生，聽醉酒女人的尖叫，聽那些帶着野獸般的眼神通過言語、動作和情态蔑視文明的神聖法則的外國人用世界上的各種語言進行争辯，抱怨，挑釁，夢想。
恐怕很可能會有那麼一天，某個憤怒的法國市民團體向這個闖入國門、聚衆鬧事的外來部落發起進攻，将他們踩成肉泥&hellip&hellip法國人去蒙帕納斯看外國人，就像我們外國人逛民俗博物館或盧浮宮一樣。
在他們的臉上挂着厭惡、恐懼的神情。
的确，我們身上有什麼東西值得他們喜歡呢？我們将自己标榜為&ldquo遊牧部落&rdquo，在畫室舞會結束後，渾身塗滿彩色顔料在巴黎街道上裸體狂奔，跑到協和廣場的噴泉池裡洗澡&hellip&hellip在巴黎人眼裡，這片街區和蒙帕納斯的藝術咖啡館就像是搬入動物園的喀麥隆部落，或是展示幽靈一般、唇大如盤、屬于巴黎冷漠而睿智的普世觀一部分的非洲民俗村。
掌燈時分，這群烏合之衆&mdash&mdash全世界憂傷的精英和婊子，妓女和天才，大藝術家和小偷，哲學家和用哥羅芳[280]作案的竊賊們，詩人和舊貨商，捕鲸者和教派創建者&mdash&mdash在這裡盡情狂歡，就像在齋月之後，在節日最後一個夜晚的開羅或大馬士革廣場上。
巴黎民衆拘謹地坐在他們中間，撚着胡須，戴着禮帽，觀賞這一節日盛況。
兩家咖啡館之間的馬路，慢慢被堵得水洩不通。
便道上，馬路上，街角上，人們擠得沒有立足之地。
人們大喊大叫、載歌載舞地歡慶什麼。
蒙帕納斯集大學神學院、蒸汽浴室和自由講壇于一體。
我在某張桌子旁坐上半個小時，孤獨地坐在人群裡抽完一支雪茄煙；我感到緊張焦慮，我待在這裡無所事事，虛度晝夜，命運在悄悄向我靠近，這是蒙帕納斯的命運，即便那些較為年長、較有經驗、較具閱曆的人也無力掙脫&hellip&hellip在那些年裡，這種特别的&ldquo蒙帕納斯的命運&rdquo降落到許多才華橫溢的人身上；那些人來自智利、紐約或鹿特丹，他們來到那個充滿異邦情調的碼頭，懷揣着生活計劃，好奇而幼稚地坐到著名的多摩咖啡館的一張桌子旁，從那之後，他們一直這樣坐在那兒，懷着期待，也許一坐就是十個春秋&hellip&hellip他們激烈辯論，喝法國白蘭地兌蘇打水，慢慢忘記了承諾、家庭、過去、家鄉和計劃，變成了蒙帕納斯的&ldquo名人&rdquo；就另一個家鄉和世界而言，他們悄無聲息、義無反顧地死掉了。
另一些人在這個肮髒不堪的收容站裡建立家庭，安居樂業，并且赢得了世界聲譽。
帕斯森[281]在這裡生活，并自缢。
我總是淡定地注視着周圍的一切，懷着不良
我在這裡揣測世界，揣測它的深度、高度和隐秘的聯系&hellip&hellip我将許多副面孔存入了記憶，那些面孔，後來我在其他許多地方重又遇到，在軟卧車廂的過道裡，在海濱，在機艙裡，在英國或法國著名畫報的封面上&hellip&hellip在那幾個小時裡，我一刻都不覺得自己&ldquo附庸風雅&rdquo；我沒有别的目的，隻想近距離地&ldquo看&rdquo一會兒那些世界名角，看看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究竟有多少人在曆史的溝壑裡栽倒或爬出！在&ldquo雞尾酒時間&rdquo，大概六點鐘左右，在抽兩支雪茄煙的間歇，在一張張方桌旁，英、法、美的先生們跟西班牙經紀人，或跟隔壁旺多姆廣場上營業規模神速擴大的美國銀行家隻需通過握手和微笑，就能在閑談中順便談成大筆的生意。
銀行家們之所以下班後去麗茲吸煙室坐半個小時，就為做幾宗真正的買賣&hellip&hellip在那段時間，梅隆[255]光顧過這裡，還有一位波旁王朝的王儲也經常來這兒。
一般來說，每位屬于這個&ldquo世界&rdquo的人，其姓名和住址都被收錄在《誰是誰》[256]或别的哪部根據血緣、财富、權勢編排的不成文、不公開的權貴名冊裡。
在這個老派的地方，空氣裡彌漫着某種危險四伏的窒悶氣息；客人們靜靜地坐着，抽着煙，與此同時，大堂内發生着什麼雖不可見但可感知的大事件。
&ldquo謝謝，陛下！&rdquo小跑堂低聲地對坐在我臨桌的葡萄牙或希臘的前國王說；沒有人應聲，沒有人從報紙上擡起眼看，沒有誰的視線從《紐約時報》歐陸版的股票新聞欄移開。
我将麗茲吸煙室視為隻屬于自己的某種秘密。
匈牙利人大多去蒙帕納斯的藝術家咖啡館。
我更對這類巴黎大社交圈的秘密場所感興趣；我審視一張張面孔，觀察每個人的氣質、風度和言談舉止。
我就像一位身穿便裝的肖像攝影師在這裡&ldquo工作&rdquo。
我闖進了一個新世界，我在那裡連嘴巴都不敢張開。
我小心地品嘗這個特殊世界的奇味菜肴。
每天晚上，我們都坐到大環路上的某家咖啡館前。
壯觀的風景，巴黎的街道，滿足了我所有的娛樂需求。
在巴黎，我不記得有哪個晚上我們感到無聊。
我經常在咖啡館的露台上一直坐到拂曉，在&ldquo小那不勒斯&rdquo或&ldquo馬德裡&rdquo，或在那家正對晨報總部，午夜之後單身牌友、賽馬手、站街女郎和皮條客聚集的簡陋不堪的小酒館裡，望着街道出神&hellip&hellip初到巴黎的那段時間，有一點夢幻，有一點迷茫和羞怯。
慢慢地，這座城市變得迷人起來，我開始聽懂這裡的俚語，了解這裡的小秘密，在窄街小巷裡穿行自如&mdash&mdash她将我誘到懷抱裡，待我像一個舊日知己，不再放我走開。
我已經熟悉并喜歡上她的味道，這股甜絲絲的黃花煙草和汽車尾氣的味道，我的神經系統已經适應了她的節奏，适應了這種令人緊張、晝夜影響着這座城市的經濟波動。
我在咖啡館裡已不摘禮帽，半夜我跑到普呂尼耶小飯館，雖不算麻利但相當專業地用娴熟的動作吃一堆牡蛎。
種種迹象表明我已&ldquo巴黎化&rdquo了。
我已經變得沒有教養，要比早先在柏林更沒教養。
我開始學習歐洲人的生活習俗。
6 随着時光的流逝，當我真心地獲得了一切，當我刻意追逐&ldquo體驗&rdquo時，我的情感變得日益豐富，除了經驗，除了&ldquo真實&rdquo印象之外，别的我什麼都不看重。
我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對一位作家而言，一切事物的價值隻取決于能在自己個性的煉金爐中淬煉出多少。
我想看&hellip&hellip究竟想看什麼？我的上帝，我想看一切的一切！一天上午，我跑到大學解剖室看屍體，下午五點我在麗茲酒店喝茶，晚上我在追歡逐樂的夜店裡看身體，或在一場&ldquo咖啡音樂會&rdquo的露台上看面孔。
我爬到聖母院的鐘樓頂，或鑽進地下，鑽進迷宮。
我在巴黎城内東跑西颠，就像一隻被松開狗鍊的小狗。
我對拿破侖墓所抱的興趣，絲毫不亞于&ldquo維萊特&rdquo的斷頭台。
阿納托爾·法朗士對我來說，就跟我的樓長一樣陌生；我闖進他們的房子裡，在他們家中四下環顧，嗅聞，記錄，用眼睛和心靈拍照。
從我的體内迸發出一股原始的生命欲望，就像一個可以不受懲罰、毫無障礙地在白人城市裡行走的黑人。
我的法語并不好，但我總是心急火燎地語速飛快；在這種狀态下，誰會在乎不規則動詞的特殊性呢？早晨，我離開康邦街，沿着将杜伊勒裡宮花園與沃利拱廊隔開的栅欄散步，我看鮮花，看銅像，看盧浮宮屋頂上霧氣朦胧的晨曦；之後，我懷着&ldquo前進&rdquo的感覺沖向城市，幾乎是在放聲叫嚷，就像一個不能快速邁開腳步的人。
那些街名，那些建築，那所有的一切都是&ldquo記憶&rdquo，這記憶來自文學，這記憶來自經遙遠的時間、時代、民衆和習俗過濾下的知識，現在，這記憶慢慢複蘇并變成了現實，具有了形體，可以被觸摸。
&ldquo日常安排&rdquo的多姿多彩讓我沉迷其中：對我來講，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本質區别；我下午去法蘭西學院出席一次純化語言會議，或走進某家百貨商店的旋轉門，或在和平街看看商店的櫥窗，或在國立圖書館大廳裡讀《箴言報》的某個合訂本，或去皮托鎮[257]旅行，在那裡拍售廉價機票&mdash&mdash這所有的一切組成&ldquo記憶&rdquo，這所有的一切都&ldquo很有趣味&rdquo。
無論我翻開大畫冊的哪一頁，圖中的風景都令人心曠神怡&hellip&hellip仿佛一個相隔久遠、已被忘掉大半的童年時代&mdash&mdash某種共同擁有的、歐洲人的童年時代&mdash&mdash的記憶被喚醒了：許多場景與人物都從曆史、小說和童話裡複活，從雨果、法朗士、拉馬丁[258]、米什萊[259]的筆下複活，成為時下話題，成為日常新聞。
全世界所說的&ldquo法國&rdquo到底是什麼？石頭、血液和紙，風景和氣候，具有特别的、&ldquo那麼法國&rdquo味道的水果，微笑與風度的區别、與神經系統的區别和地理學因素，某種超人類的、超越其他種族的東西&hellip&hellip為什麼法國人擁有自己的文學，比方說荷蘭人就沒有？為什麼德國的平原人擁有自己的藝術，而斯堪的納維亞人就從來沒有過？為什麼挪威人能擁有自己的文學？為什麼法國音樂很一般？我在巴黎嗅到了&ldquo種族&rdquo的秘密；我所知道的東西，總是對差别的證實，但從來不是回答。
這種好奇心的自然結果是，我用自己的雙手借助于鉛筆和打字機，不由自主、激情勃發地開始在咖啡館裡、在地鐵中、在火車上為報紙撰稿。
我跟&ldquo事件&rdquo的關系僅僅在于我覺得自己是&ldquo在場者&rdquo，感覺自己生來逢時。
從這個角度講，我認為所&ldquo發生&rdquo的一切都極其重要。
我沒有進行太多的挑選。
早晨我出門上路，穿過杜伊勒裡宮花園的郁金香花圃，開始做報道&hellip&hellip假如哪棟房子失火了，我會立即沖進去；我感覺那房子似乎是&ldquo為我點着的&rdquo，因為我在場，因為這個場面我隻能看到一次，此時此刻，我生活在這裡，在這個星球上，在法國人中間&hellip&hellip尤其是，那棟正在燃燒的房子是&ldquo法國的&rdquo，因此要比葡萄牙的房子&ldquo更有意義&rdquo；我必須迅速、仔細地進行觀察。
寫新聞報道也可以成為一件苦差事，可以是一項&ldquo使命&rdquo，但絕大多數時候，它隻是一種緊張狀态而已。
我總是時刻警惕着，仿佛巴黎和歐洲大陸的所有報紙都需要我提供新聞填充版面。
我急匆匆地吃完午餐，胡亂抹了一下嘴，立即直奔議會大廈去聽卡約[260]的講演，好像這事跟我有關系似的&hellip&hellip但這真的跟我沒關系嗎？莫非在萬象中、俗世裡、地球上所能意識到的所有事情真跟我，跟我這個同時代人，跟我過客的靈魂無關？卡約在講演，其實我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但我屏息靜氣地坐在議會大廈的旁聽席上，出神地盯着國家政要們肥如倉鼠、忽紅忽紫、吃過午餐的臉。
當然，不少人是從外地趕過來的，形形色色的法國人在大廳裡用拳頭捶椅子，在廳外走廊裡大喊大叫，享受各種方言的欣狂。
中午，他們在波旁宮附近的小酒館裡用午餐，胃裡灌滿了勃艮第葡萄酒，從他們的呼吸中能聞到大蒜味，他們滔滔不絕，醉意醺醺，滿腹伎倆，誇誇其談；不管怎麼說他們在這裡是民主的衛士、文明的最後堡壘，除了維護地方利益和拉選票外，他們還代表這個付出巨大代價、舉步維艱、雖不完美但畢竟在向更高的人類準則前進的歐洲。
與此同時，他們毫無疑問地也在做生意，貪婪而執着；必須抓緊時間，這個國家很大，裙帶關系都饑腸辘辘，總理們像走馬燈似的上台下台。
我永遠不能理解法國黨派政治的瞬息萬變；我不理解，因為我對這個不感興趣，我無法集中心思聽他們解釋。
但是這一點我能夠理解：第三共和國在也就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一百一十或一百二十屆政府内閣不得不為餓得發慌的一代代人提供職位和津貼&mdash&mdash總理們在寶座上的時間以小時計算，他們不得不發瘋似的任命親屬和助選人，向他們發放退休金和養恤金。
所有的人都匆匆忙忙，議員們，總理們和那群緊随其後，渴望獲得職位、生意和薪水的隐形幫夥&hellip&hellip我坐在旁聽席上，看着坐在議席上的民主代表們，像聽一場酒氣沖天、怒火萬丈的鬥毆音樂會&mdash&mdash他們單槍匹馬，或許隻是些偷雞摸狗者，不過聚集到一起還是頗有力量，頗具權勢，還是有良心有紀律，在決定命運的問題上還是有民族的良心、法國的意志。
卡約在講演，白裡安[261]在講演，普恩加萊[262]在講台上拍桌子，情緒開朗的布伊松[263]議長帶着資産階級的傲慢和無黨派的氣質不露聲色地正襟危坐。
除了政治之外，法國議會還是雄辯與風格的自由大學；人們對發言者的講演風格、定語的清晰和力度、謂詞的力量、句與句連接的樂感所進行的評論，跟對其政治理念進行評論一樣認真。
我還去了裡爾[264]，我是乘特快列車去的，因為有一位絕食藝術家已經三十天沒吃東西了。
我去機場等候林德伯格[265]；他走下旋梯時，所有人都激動得流淚，大聲呼喊，這裡發生了什麼，這個人再次證明了自己的魅力&hellip&hellip我參加了阿納托爾·法朗士的葬禮；我在火車站等候阿富汗國王阿曼努拉[266]；我在奧賽火車站等候流亡的西班牙王後，看到她到達和流淚&hellip&hellip我去過凡爾賽宮，見到了下台的白裡安，看到他步履蹒跚地走下台階，再次感覺法國人是對的，在這一刻，他們需要的不是仁愛、天才的白裡安，而是不怎麼仁愛、較為粗莽的杜美[267]。
我去造訪哈瑙夫人，聽她講據她所知誰在法國偷得最多；我還去過塞茜爾·索萊爾[268]家，她給我看了她的浴缸；我去拜訪了住在巴黎的羅斯柴爾德[269]，他用不容辯駁的聲調高聲朗誦了他新劇本中最打動人的一段戲。
我目睹過死刑，做過關于盧爾德[270]的報道。
我坐在宣誓就職大廳裡聽小個子、紅頭發、槍殺哥薩克酋長佩特尤拉的烏克蘭鐘表匠自白，他自豪地說：&ldquo因為他殺害了我的全家，所以我沖他開了六槍。
在他倒地後，我又向他補了一槍。
&rdquo他一邊說一邊得意地微笑。
我認真注視着他的微笑，努力在心裡原諒斯托爾派先生。
随後，我寫了一篇一百到一百五十行的報道，激動地記述了我的所見所聞。
我總是一句話從中間說起，迫不及待地匆忙講述，仿佛害怕被人将想說的話掐在嗓子眼裡。
我睡不安生，經常半夜裡爬起來，鑽進出租車，跑到蒙帕納斯，坐到酒桌旁偷聽别人談話，撰寫新聞。
7 接近歲末，我開始适應了蒙帕納斯的咖啡館。
我終于厭倦了麗茲酒店吸煙室獨立于世的那種狀态。
就在那一年和之後動蕩不安的幾年裡，在左岸的拉斯帕伊大道街角有兩家著名的&ldquo藝術家咖啡館&rdquo，那裡曾是歐洲精神與藝術運動的自由大學。
我在那裡的感覺從來就沒有良好過；但是如果我哪天沒在某個嘈雜擁擠的露台上聊上個把小時，我就會心顫手抖地煩躁不安，因為我的喉嚨裡沒吸到法蘭西的黃花煙草，沒有感到迷蒙的醉意。
想來在那片街區裡每個人都喝酒，一天到晚都有人醉醺醺地蹒跚走在汽車之間，在馬路上穿行；他們用水杯喝廉價威士忌，即使賢哲們也把啤酒當水喝。
這兩家享譽世界的咖啡館是：&ldquo多摩&rdquo和&ldquo圓頂&rdquo&mdash&mdash在它們周圍追風般地開了十多家歌舞場和飯館&mdash&mdash就在那一年，這裡算得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中央實驗室之一；一切都在這裡煮沸，蒸餾，革命與品性，政治與激情；誰要是繞開了這些肮髒的街巷，誰就錯過了諸多的大事件&hellip&hellip 烏納穆諾[271]每天下午都坐在這裡，帶着睿智的微笑和理解的目光，愉悅地承受流亡的殘酷；在他身邊聚集起一大批新西班牙的知識精英和冒險者，軍人、哲學家和作家們。
我很願意坐在他們中間。
他們都是憂傷的人；一般來說，跑到蒙帕納斯的家夥們大都是試圖尋找自身位置和身心家園的脆弱者。
烏納穆諾安慰他的戰友們，相信西班牙的明天，對歐洲文化的未來充滿懷疑。
這位西班牙流亡者的浪漫主義感召力，大概能跟1848年的科舒特媲美。
馬西亞上校[272]是加泰隆尼亞流亡者團體的靈魂人物，同時他也跟那些留在祖國的敵人們，跟普裡莫·德裡維拉[273]和長槍黨的将軍們一樣，是位充滿激情的民粹主義者；午夜過後，他神色迷亂地用水杯豪飲杜松子酒，這位陌生的旁觀者實在弄不清楚：流亡者跟國内的&ldquo壓迫者&rdquo之間到底有什麼區别？有一天早晨，馬西亞和烏納穆諾前腳剛剛返回祖國，西班牙大公、女大公們和顯貴、侯爵們就帶着首飾、愛犬、支票本和大管家搭乘南方特快列車抵達了巴黎&mdash&mdash&ldquo西班牙流亡者&rdquo遍布巴黎，隻是調換了一下角色而已。
維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274]是這一流亡群體中廣受喜愛的著名作家，他是阿方索國王[275]的死敵和激情澎湃的時事評論家；這位西班牙的約卡伊沒能看到他鬥争的勝利，在西班牙革命前夕死在了普羅旺斯的&ldquo玫瑰莊園&rdquo。
伊巴涅斯的同胞們、流亡哲學家和軍官們都對他非常尊敬和愛戴。
我吃驚地發現，通常在流亡群體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一個個人物，就其思想和領導能力而言，遠不配擔任這一角色。
跟在&ldquo玫瑰莊園&rdquo裡寫文風矯飾、水平中等的小說的伊巴涅斯相比，烏納穆諾要更聰明，而寡言、憂傷、脾氣暴躁的佛朗哥[276]少校則更具有革命性，但結果還是伊巴涅斯成為了所有人公認的精神領袖；就連那些比他更傑出的知識精英和著名人物，也都心甘情願地居身其下。
在蒙帕納斯，每個人以各自獨特的方式，在那段時間裡都算是流亡者。
荷蘭、美國和蘇門答臘的流亡者們也生活在這裡&mdash&mdash這些人既沒在自己的國家裡受到歧視，也沒跟國家政權發生對抗，而是為了逃離時間；他們從第二個家鄉逃到蒙帕納斯，在這裡存在着另一套時間體系，在這裡即便&ldquo拿破侖密碼&rdquo也會突然失效&hellip&hellip蒙帕納斯是全世界無家可歸者的收容站，流亡者們憂傷地支着臂肘，托着腮幫，等待拯救他們命運的天象或地兆出現。
俄羅斯的流亡者也坐在這裡，他們對祖國的制度不滿；我見過有些俄羅斯年輕人将自己國家大權獨攬的當權者，将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數落得體無完膚&hellip&hellip蒙帕納斯的部落成員活在時間的前頭。
對老百姓來說尚不知道為何物的時尚和信條，在他們嘴裡不過是些過時、過氣的陳芝麻爛谷子。
當莫裡哀劇院公演科克托[277]創作的戲劇，&ldquo達達派&rdquo還讓市民們大驚失色；當畫商們還在用畢加索的立體派構圖刺激藝術愛好者，這位偉大的探索者和嬗變者已經回歸傳統形式。
當昔日的&ldquo超現實主義者&rdquo已經寫下錯綜複雜、擲地有聲的詩歌，當尤特裡羅[278]已經以圖畫書的風格畫房子和風景，公衆剛開始意識到在天地之間還存在着這類的藝術實驗&hellip&hellip蒙帕納斯不是一所&ldquo學校&rdquo，而是一個充滿藝術創作性的氛圍，就像伊甸園的果實嘲諷四季法則。
除此之外，這裡還像一個南方的累範特[279]碼頭。
時過不久，拉丁區果真變成了那個樣子：在街上就有人揮刀舞匕，黑人們拎着左輪手槍聚衆鬧事，馬來人、英國人、希臘人、瑞典人和匈牙利人也帶着自己的憂傷、願望和淺見加入午夜後的大辯論裡，最後經常以刀光和槍聲一決雌雄；尤其是波蘭人和意大利人，他們為各自的恐慌大聲争執。
巴黎警察手挽手地站在街角，一副視死如歸的冷漠神情。
法國平民在星期天下午傾巢出動，擁向蒙帕納斯，就像古代去東方做生意的法國人那樣目不轉睛地觀賞異國情調：父親、母親和已經成熟到足夠能接受這種體驗的青春期孩子都身穿黑色禮服，一本正經、面帶驚懼地坐在多摩咖啡館的大理石桌旁，聽那些單調叫賣、滿腹怨氣的小商販高聲兜售美國花生，聽醉酒女人的尖叫，聽那些帶着野獸般的眼神通過言語、動作和情态蔑視文明的神聖法則的外國人用世界上的各種語言進行争辯，抱怨，挑釁，夢想。
恐怕很可能會有那麼一天，某個憤怒的法國市民團體向這個闖入國門、聚衆鬧事的外來部落發起進攻，将他們踩成肉泥&hellip&hellip法國人去蒙帕納斯看外國人，就像我們外國人逛民俗博物館或盧浮宮一樣。
在他們的臉上挂着厭惡、恐懼的神情。
的确，我們身上有什麼東西值得他們喜歡呢？我們将自己标榜為&ldquo遊牧部落&rdquo，在畫室舞會結束後，渾身塗滿彩色顔料在巴黎街道上裸體狂奔，跑到協和廣場的噴泉池裡洗澡&hellip&hellip在巴黎人眼裡，這片街區和蒙帕納斯的藝術咖啡館就像是搬入動物園的喀麥隆部落，或是展示幽靈一般、唇大如盤、屬于巴黎冷漠而睿智的普世觀一部分的非洲民俗村。
掌燈時分，這群烏合之衆&mdash&mdash全世界憂傷的精英和婊子，妓女和天才，大藝術家和小偷，哲學家和用哥羅芳[280]作案的竊賊們，詩人和舊貨商，捕鲸者和教派創建者&mdash&mdash在這裡盡情狂歡，就像在齋月之後，在節日最後一個夜晚的開羅或大馬士革廣場上。
巴黎民衆拘謹地坐在他們中間，撚着胡須，戴着禮帽，觀賞這一節日盛況。
兩家咖啡館之間的馬路，慢慢被堵得水洩不通。
便道上，馬路上，街角上，人們擠得沒有立足之地。
人們大喊大叫、載歌載舞地歡慶什麼。
蒙帕納斯集大學神學院、蒸汽浴室和自由講壇于一體。
我在某張桌子旁坐上半個小時，孤獨地坐在人群裡抽完一支雪茄煙；我感到緊張焦慮，我待在這裡無所事事，虛度晝夜，命運在悄悄向我靠近，這是蒙帕納斯的命運，即便那些較為年長、較有經驗、較具閱曆的人也無力掙脫&hellip&hellip在那些年裡，這種特别的&ldquo蒙帕納斯的命運&rdquo降落到許多才華橫溢的人身上；那些人來自智利、紐約或鹿特丹，他們來到那個充滿異邦情調的碼頭，懷揣着生活計劃，好奇而幼稚地坐到著名的多摩咖啡館的一張桌子旁，從那之後，他們一直這樣坐在那兒，懷着期待，也許一坐就是十個春秋&hellip&hellip他們激烈辯論，喝法國白蘭地兌蘇打水，慢慢忘記了承諾、家庭、過去、家鄉和計劃，變成了蒙帕納斯的&ldquo名人&rdquo；就另一個家鄉和世界而言，他們悄無聲息、義無反顧地死掉了。
另一些人在這個肮髒不堪的收容站裡建立家庭，安居樂業，并且赢得了世界聲譽。
帕斯森[281]在這裡生活，并自缢。
我總是淡定地注視着周圍的一切，懷着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