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關燈
小
中
大
1
我們計劃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
但是後來住了六年。
在頭幾個月裡，我們挨個住過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區内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
這些旅店又髒又臭，破破爛爛，搖搖欲墜。
早晨，我們用酒精[235]爐熱牛奶，用瀉藥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
那種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ldquo艾萊絲卡&rdquo，羅拉從某個電影廣告裡發現了它的好處：在節奏很快、動感強烈的動畫片裡，杜蓬先生在清晨将&ldquo艾萊絲卡&rdquo迅速撒到熱牛奶裡，滿意地吸溜進那杯難喝的液體，然後心滿意足地拍拍肚子。
在德國，所有人都習慣了吃替代品度日，我們從來都不沾那種難吃的營養品。
但是&ldquo艾萊絲卡&rdquo非常便宜，而羅拉對每一蘇[236]都精打細算。
在德國時，我總是住在豪華酒店或将軍遺孀們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種用品任你選用；而在巴黎，客房裡連櫥櫃都沒有，我們隻能将衣服放在皮箱裡或挂在衣架上，然後罩上一條床單。
盥洗池裡總冒出一股排水溝的惡臭。
旅店号稱有&ldquo熱自來水&rdquo，為此要付很多錢，但事實上隻在早晨和晚上才會從水龍頭裡流出很少的熱水。
我們生活在一種哈喇難聞的貧寒裡。
我們去聖日耳曼大道上一家髒兮兮的小飯館用午餐，那裡會将常客使用過的桌布收起來，留到第二天繼續使用，這樣我們可以節省每日的&ldquo餐具費&rdquo。
這家飯館還賣馬肉早餐，提供可怕的筋肉、難吃的燴蔬菜、用發酵粉做的面條。
我們二十個人圍桌而坐，浸泡在炸薯條的油煙味裡。
在大堂盡頭，在沒有遮擋的爐火前，一位穿着髒得簡直出乎中歐人想象的廚師服、滿頭大汗的家夥在炸馬肉餅。
即便我們離開了那裡，西服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油煙味，幾個小時也散不幹淨。
我們從一家旅店搬到另一家旅店。
一家比一家更破更髒。
開始那段時間，我在巴黎犯了名副其實的潔癖，不停地洗漱，每天我從聖米哈伊大街的咖啡館要跑回家洗好幾遍手，因為在咖啡館裡不管碰哪兒都黏糊糊地粘手，那裡的衛生間看上去就像一列載滿鬧痢疾士兵的戰時救護專列上的廁所。
在我們住過的大多數旅店裡，要花幾個小時說服房東們為我們這些外國&ldquo小資&rdquo準備洗澡水；我的衛生需求在他們眼裡，簡直就是别出心裁、恬不知恥的異想天開。
在旅店和咖啡館裡，我們随地都能踩到傳統的鋸末，鋸末被精心地撒在地上，為的是不把地闆弄壞。
我們體驗的一切都跟我們過去學到、想象的樣子&ldquo不同&rdquo。
我們膽戰心驚地住在巴黎。
法國人講話我們聽不太懂，他們語速飛快，大多數場合我們隻能禮貌而尴尬地點點頭，權當是回答。
我們無親無故地住在城裡，我們誰都不認識，那時候中歐的外國人還很少敢去凱歌高奏的巴黎。
我們對法國毫無了解。
我們隻認識一位匈牙利畫家，還有幾位設計師和學生。
這些家夥整日閑泡在蒙帕納斯街區的咖啡館裡。
但是，我對那些整日被來自兩大洲的&ldquo波希米亞&rdquo流民占據的咖啡館十分痛恨。
我更喜歡在學生街區，在盧森堡公園附近消磨時光。
開始那段時間，我們在巴黎毫無羞愧地以出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感到無聊。
這種無聊，我們誰都沒向對方承認：每天早晨我們都發誓，今天要好好&ldquo逛逛巴黎&rdquo，以證明我們在這裡生活得多麼惬意，我們離開柏林來到這裡是多麼的正确&hellip&hellip每天早晨，我都一個人去巴黎城；羅拉留在家裡洗熨衣服，因為我們沒錢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再者說，巴黎的洗衣店會過度漂洗我們精良的内衣。
在這座城市，一切都讓我痛苦不堪。
我厭惡寬大的法式雙人床；但我們卻努力向彼此證明，這張床是多麼漂亮啊，讓人感到親密和舒适&hellip&hellip開始那段時間，我的身體一觸到漿洗挺括的法式床單，就會感到涼氣上蹿，渾身起一層雞皮疙瘩。
羅拉上午在家洗衣服，用電熨鬥熨燙，直到旅店裡發現耗電增多，引發争吵。
之後，快到中午時，她也出門&ldquo逛逛巴黎&rdquo。
但是，她大多數時候隻待在塞納河左岸的老區；她最遠敢走到克拉尼博物館，去到&ldquo蓬馬歇&rdquo百貨商店的櫥窗前，看着&ldquo巴黎新款&rdquo出一會兒神，之後坐到盧森堡公園，在那裡看看街景，直至從萬神殿後面傳來正午的鐘聲。
這時，她散步到那家炸怪肉餅的飯館，坐到鋪了紙巾的桌前，在那裡等我。
我們就這樣生活了好幾個月。
我也不敢走太遠。
早上，我從家裡出來，坐到聖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館裡，連蒙帶猜地點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飲料，因為我看周圍幾位酒糟紅鼻頭的法國人都在喝它；我手裡拿一份新買的法國報紙，觀望街景，就這樣無聊地泡到中午。
我說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這裡的一切都與衆不同，一切都很&ldquo歐洲&rdquo，隻在這裡存在真正的藝術和文學，隻在這裡住着文化修養很高的市民們，所有能夠住在這裡，住在法國人中間的人都會中彩票。
在雙叟咖啡館裡，每天下午匈牙利畫家都指指點點地給我介紹&ldquo名人&rdquo&mdash&mdash名人們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裡的有畫家安德列·德蘭[237]，作家杜亞美[238]，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大人物，達達主義的明星們，懷着無窮無盡的藝術思想在灰底子上畫黑點的超現實主義者們。
我們滿心虔誠地坐在陰影裡。
就連羅拉也驚歎不已，按理說她通常不會根據鼻子的形狀、手勢和音調判斷一個人的。
午飯後，羅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對面教堂的大門口看一場場葬禮。
那是燥熱的秋季。
我感到無聊至極。
我沒有心思看書，我隻會一點法語，我羞于在巴黎的咖啡館裡翻着字典讀法文書。
在柏林，每天都會&ldquo發生什麼&rdquo。
在巴黎，什麼都沒發生&hellip&hellip 有的時候，我們下午穿過林蔭大道去塞納河右岸，站在聖馬德萊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場的轉門前&mdash&mdash在發出一陣驚歎後，我們小心翼翼地朝旁邊挪挪，哪裡都不敢進去。
（過了好幾年後，我才敢進入盧浮宮。
）有一次我們去歌劇院。
羅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腳地縫了一件晚禮服；但是我們自慚形穢，精神緊張，感覺自己是鄉下人、外國人，不是本地人，于是垂頭喪氣地回到拉丁區。
隻有在盧森堡公園附近，我才會有回家的感覺。
我對那裡的幾條街道和房子已經非常熟悉。
我喜歡在天文台周圍散步，溜達到女士大街，或從解剖研究所前走過，在潮腐的秋日，透過敞開的窗戶，飄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敗葉鋪地、污迹滿街的環境下，這種消毒用的藥液散發出某種文明、衛生、可以信賴的氣味&hellip&hellip我們根本不敢去劇院。
我們生活在法國人中間，但是我們越來越覺得，想要結識一位法國人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闆都不跟我們搭話。
我怕他們。
我害怕，因為他們是陌生人，是&ldquo歐洲人&rdquo。
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們，是因為他們是&ldquo勝利者&rdquo，他們是另一類人，敵人，凱歌高唱的種族。
在那一年裡，每個法國人嘴裡談論的都是勝利。
強大、好戰的一代人統治政壇。
就連街角賣雜貨的小販，也張口閉口就是&ldquo勝利&rdquo和&ldquo榮光&rdquo。
占領魯爾[239]，對許多法國家庭來說都感覺像是一樁私事或家事。
在一家咖啡館裡，我遇到了少年時代法語女教師克雷門汀小姐的哥哥。
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國律師，嘴裡總是叼着煙鬥，停戰已經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講，總抱怨德國兵在戰争中的傷亡太少太少。
在那些年裡，獲勝的父輩們總喜歡在人前慷慨陳詞。
我感到困惑，孤單。
而另一個巴黎，那個&ldquo流光溢彩的巴黎&rdquo，我什麼都沒看到。
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從文學作品裡品味到的那個甯靜、溫和、謙虛、含蓄、充滿平民化的生活愉悅的城市。
暫時，我們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個野蠻、帶着惡意的城市裡。
每星期我們都做出決定，必須盡快離開這裡。
2 然而，我們留了下來。
為什麼呢？我不知道。
在巴黎我沒有任何&ldquo事&rdquo可做。
有時我去索邦大學，但隻是去那裡逛一逛，聽聽課，我再也沒有正式修學業。
有的時候，我去國立圖書館翻閱雜志，我意識到，在各種日報和報刊亭裡賣的那些雜志背後，有一個在從沒聽說過劇名的時事諷刺劇中尋求表達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國，那裡的情況跟我通過官方途徑獲知的法國毫無任何相似之處。
&ldquo運動&rdquo，隐在&ldquo黨派生活&rdquo的背後，在雜志裡面醞釀，發展。
一份軍事專業雜志《法國軍事》以肯定的态度評價了紀德的作品。
不管是大型時事諷刺劇，還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徑，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種精神；大辯論在别的什麼地方進行着，在朦胧的地帶，在陌生的講壇。
我不大理解它們之間的關聯，隻是出于本能地關注和了解。
不管怎麼說，我留了下來。
三個星期過去了，三個月又過去了，我仍住在沃吉拉德大街，住在沒有櫥櫃和浴室、散發着排水溝臭氣的客房裡。
我們的錢越來越難掙。
我們慢慢變賣掉所有的一切。
羅拉搜羅出幾副小首飾、一枚戒指、一隻舊望遠鏡和一把象牙骨扇，出門去了拉斯巴依林蔭大道的古董店。
我家人偶爾寄來幾個馬克，考紹的報紙也付給我一點專欄稿費。
德國人深陷在貨币貶值的漩渦裡，現在連一枚銅币也不寄給我。
我們賣掉衣服，就為了能去吃頓晚飯。
這一切我們既不覺得羅曼蒂克，也不覺得刺激好玩。
在巴黎當窮人，是一種殘酷的娛樂。
我們身無分文，毫無浪漫可言。
如果生活在離家鄉近一些的維也納，怎麼講也會容易一些。
但我們還是留了下來。
我一向喜歡這樣&ldquo毫無目的&rdquo、置身局外、看起來沒有任何理由地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裡&mdash&mdash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羅拉也絕口不提離開的事。
她甚至連這種話都不說：咱們最好&ldquo開始&rdquo做點什麼吧。
在巴黎，什麼都不可能&ldquo開始&rdquo。
總之，她忍受住了我們這種絲毫不具任何實際内容的遊蕩、臨時性的存在和徹底絕望的逛街；我們生活在我們并不了解其真正生活方式的人群中間。
在那幾個月裡，我們在巴黎看到的東西，不外乎是一個外國遊客所能看到的浮光掠影。
在我們日複一日地試圖向彼此證實這座城市意義的熱忱裡，頗有一些中世紀的味道、履行義務的性質、文學癡狂和附庸風雅。
事實上，我們的自我感覺非常糟糕。
後來，我在歐洲各地，總能在第一瞬間感到熟悉和自在，從不像我剛到巴黎的那段時間。
出于某種原因，我不知道如何接近這座城市。
對于呈現在眼前的景物，我缺乏評測标準。
對周圍的冷漠，我以前連做夢都未曾想到，我不知道在人與人之間竟會彌漫着如此濃密、無法穿透的冷漠。
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在人與人之間存在着某種家庭式的緊密聯系：彼此相愛，彼此憎恨，有時還會彼此殘殺，但不管怎樣，在人們之間存在着聯系。
在剛到巴黎的那幾周，我就已經明白，我就是餓死在法國人眼前，他們連肩膀都不會聳一下，連一杯水也不會遞給我。
這一教訓使我幡然醒悟。
通過刻毒的冷漠，我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感受到拉丁式的嚴酷與公正。
由于這種冷漠的态度，我幾乎對他們報以尊崇之心。
很自然，我們無法出于某種&ldquo無條件的需求&rdquo在這裡多逗留一天。
每天我們都處在這種不确定的限期裡。
因為我已經意識到，我并不是完全&ldquo沒有理由&rdquo地待在這裡，我在這裡有什麼事情要做，有某種使命在等待我。
羅拉也是這樣感覺的。
隻是對此我們都避而不談。
我們根本就不清楚，在巴黎我們有什麼事能做。
一個人感到自己的命運，幽幽抱怨，瑟瑟蜷縮。
我們時刻準備上路地生活在這兒，隻差行李沒有打包，我們就這樣地等待和逗留。
聖誕節期間，羅拉病了；她在新年前夜差一點死掉。
她是内出血，已經奄奄一息。
我們在巴黎誰都不認識，也沒有錢。
旅店老闆在新年前的那天下午，請來了一位法國醫生。
蓄着胡須的年輕法國醫生上門之後，要了二十法郎，聳了聳肩，給病人注射了一針嗎啡，若有所思地盯着這張蒼白、冒汗、扭曲的面孔，抽着煙，沉思不語。
過了一會兒，他把我叫到房間的一角，告訴我說，問題非常嚴重，情況很危險，内出血已經滲入了腹腔，必須馬上動手術，最好就在一小時内。
我絕望、呆滞地望着他；現在我能做什麼呢？我是一個外國人，舉目無親，不知道能夠向誰求助，在新年前夜，在巴黎。
醫生聳聳肩膀，神情漠然地催我先交給他三千法郎，他去聯系醫院，請外科醫生，否則很遺憾，他也無能為力。
我結結巴巴地解釋說，我們都是外國人，我給他看我的護照，家裡肯定出得起這筆錢，等節日一過我就去找使館，他們了解我家的情況，肯定會提供幫助的，他們會發電報&hellip&hellip但是在新年前夜，在一個小時之内，我從誰那兒能搞到這三千法郎？他戴上禮帽，環顧了一圈，看到牆上挂着幾件衣服，角落裡放着一兩隻破舊的皮箱，心想，他在這兒能&ldquo撈到&rdquo什麼油水？&hellip&hellip隻需憑經驗瞥上一眼，他就知道，撈不到什麼；一個外國人，一個在學生區一間旅店客房内奄奄一息的外國學生：關他什麼事？他嘟嘟囔囔地找了句托詞，揚長離去。
羅拉在那個時辰裡，與其說活着，不如說死了。
半小時後，房間裡擠滿了匈牙利人。
我始終沒弄明白，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mdash&mdash在一個陌生的國度，在生死關頭，同類的人群通過某種秘電的方式相互通告。
我曾聽人講起過，在歐洲的大城市裡，中國人以某種隐秘的方式緊密抱團，一人有難，八方相助。
這個去湊錢，那個找醫生。
沒過多久，一位年長的俄羅斯醫生被請到家裡，他硬着頭皮、神色憂郁地忙活了一通，抱着深切的同情，充滿了愛心，隻是不知道該怎麼幫她。
這些流亡的俄羅斯醫生，大部分在巴黎偷偷地行醫，法國人要求這些來自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年長的、著名的臨床醫生和&ldquo大學教授&rdquo去索邦大學認證他們的學曆。
晚上，俄羅斯醫生急匆匆地走了，帶回一位法國外科醫生，這名巴黎外科界的耀眼新星是從新年舞會上被拽到學生區的。
外科醫生穿一件燕尾服，紐扣上别着閃閃的勳章，他是駕駛自己的轎車來的，這位法蘭西人文質彬彬，高傲自信。
他一進門就果斷做出決定，在蒙馬特療養院開了一間病房，叫來一輛救護車停在旅店門前，午夜時分，把羅拉接走了。
他沒有提錢的事情。
俄羅斯醫生的溫情令人感動，有那麼濃的&ldquo人情味&rdquo；法國醫生冷峻、紳士，行事果決，能呼風喚雨。
通過某一個人的性格特征來推斷一個民族的特征，這是多麼輕率的做法！我在那個令人難忘的巴黎新年前夜遇到的兩位醫生都是法國人&mdash&mdash假如我現在一言以蔽之地說&ldquo法國醫生&rdquo這樣或那樣，該是多麼輕率啊。
實際上，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種人&mdash&mdash或許能夠對人群進行歸類的是學派、觀點和某種知識的&ldquo淵博&rdquo，還有在我們國家醫生的行為準則來看屬于&ldquo草率&rdquo、&ldquo不周&rdquo的雷厲風行&hellip&hellip比如說，就在那個天寒地凍的夜晚，收羅拉住院的療養院裡沒有冰塊，午夜時分，我跑遍蒙馬特新年狂歡的咖啡館，乘出租車在一家家歌舞廳、夜總會之間疾馳，求他們高價賣給我降溫用的冰塊&hellip&hellip可是蒙馬特的娛樂場所也需要冰塊，跑堂領班隻是向我聳聳肩&hellip&hellip噢，法蘭西式的聳肩！很長時間我都不能忘記這個熟悉的動作，但是我能平和地接受，因為我還見過另外一種更溫情的動作。
最終，拉特&mdash莫特歌舞廳的大堂領班以出奇的高價仁慈地賣給我一桶冰塊，療養院的一位護士被從夢中叫醒，手忙腳亂地準備手術室，法國醫生在清晨為羅拉做了手術。
他沒有問我們是誰，是哪裡人，這位知識分子以他高尚的同情心向我們伸出救援之手，為病人安排好所需的一切，在療養院為我們提供救助，他既不詢問，也無要求，他做這一切時的态度委婉而周到，甚至帶有一點羞澀。
出于複雜的紳士精神，他知道施予、&ldquo行善&rdquo總有點像蹩腳演員的舉止，是人類最危險的行為之一&hellip&hellip在療養院裡，大家對我們的态度大都挺好；隻有第一天夜裡我們請的那位值班女護士，趁着羅拉病弱不堪，偷走了屋裡所有能拿的東西；當然，我們不敢對她直說，于是在床頭櫃的抽屜裡放些新的誘餌，讓她安心去偷，隻要她不傷害羅拉。
&ldquo療養院&rdquo是一幢坐落在蒙馬特最高處、類似别墅的樓房，以前可能曾是妓院或幽會場所；房間的布局、門上忘了撕掉的名片卡（&ldquo吉奈特&rdquo、&ldquo妮娜&rdquo和&ldquo朱麗葉&rdquo的名片卡）和樓道裡散發的廉價香水的刺鼻氣味，都确定無疑地向人證明：這棟建築用于公共醫療目的已經很久了。
隻要醫生和護士在療養院裡，就會對我們有求必應；但是晚上七點之後，所有人都去忙自己的事。
有的時候，白天剛做完手術的重症病人，夜裡不得不在沒有一位醫生、護士值班的情況下熬到天亮，隻有女門房為他煮茶。
最初幾日，療養院的管理讓我有點吃驚。
在家鄉或在德國，療養院裡通常都會儲備冰塊，夜裡不會丢下剛手術的病人而無人監護。
我跟一位醫生聊起這段獨特的經曆，他吃驚地聽我講完後，帶着煩躁的寬宏大量說，他不理解我擔心什麼，這是多麼&ldquo德國式&rdquo啊。
其他人則态度親切，熱心相幫，隻要他們有空或想起我們。
兩星期後，羅拉出院回到旅店。
這兩個星期，我們結識了幾張新面孔，結交了幾位好朋友，後來，他們陪伴我們走過了生活的一個階段。
羅拉的身體非常虛弱，惶恐不安。
不管怎麼說，在巴黎終于&ldquo發生了什麼&rdquo。
仿佛我們之所以來到巴黎，就是為了讓羅拉生一場大病，動一次手術，現在，所有的一切我們都挺了過來。
經過那段收獲不小的巴黎曆險，我們可以離開那裡了。
于是，我們滿心傷感、渾身哆嗦地開始收拾行囊。
我們看到了巴黎，并且經曆了什麼&hellip&hellip在一個冬季的清晨，我們上路了，朝着意大利，朝着家鄉。
3 我們一聲不響地在充滿敵意和緊張的情緒中旅行。
我們頂着烈日，沿着法國的蔚藍海岸走了好幾天。
在尼斯度假的都是英國人，我們在他們中間窮得自慚形穢，兜裡僅有的幾個克拉伊卡，我們也不假思索地當作閑錢輸在了蒙特卡洛[240]；我們幾乎身無分文地跨過意大利邊境。
在那些天裡，羅拉對自然風光漠然無視，要知道她剛從一次巨大曆險中幸存歸來。
我們離家鄉越來越近，我開始感到驚慌不安。
我們計劃在佛羅倫薩逗留幾日，然後啟程回家。
&ldquo家&rdquo&mdash&mdash當時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寬泛、松散、不确定的概念！&mdash&mdash指維也納、佩斯或考紹&hellip&hellip我們怯懦地安慰自己，我們的家人肯定能為我在維也納或佩斯找到一份&ldquo職業&rdquo；事實上，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以後該拿我怎麼辦，他們暗中為我們的婚姻能&ldquo維持至今&rdquo驚詫不已。
我們自己也為此感到意外。
那幾個星期，我們的&ldquo婚姻&rdquo出現了一些問題。
羅拉總是通過手柄式的單片眼鏡看周圍的世界，就像一個死而複活的人，不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做長期存活的打算，用觀望的态度審視我和我們途經的國家，并無抵觸地接受眼前的風景與一路體驗&mdash&mdash假如這時候我向她建議，我們去日本并在那裡開始&ldquo新生活&rdquo，很可能她會跟我去。
但是，我們在巴黎逗留的那段時光和現在傷殘、沮喪的蹒跚回鄉，恰讓我感到十分奇妙&hellip&hellip我從四面八方都嗅到了危險，心裡揣滿了疑惑不安的擔憂。
我感覺羅拉的患病是一種個體的傷害與出賣。
她想死，我通過這一切感覺到的隻是，我們進入了危險地帶，在我們周圍隐患四伏。
毫無疑問，我非常同情她，但與此同時我并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為什麼要有這樣的&ldquo體驗&rdquo？這一切跟我有什麼關系？我在熱那亞[241]第一次&ldquo發作&rdquo。
我一反常态，不再溫順，我向她表示，我不再固守我們的共同生活，換句話說，&ldquo順其自然&rdquo吧。
我并不知道，恰恰這種&ldquo順其
但是後來住了六年。
在頭幾個月裡，我們挨個住過沃吉拉德大街延伸至拉丁區内的那段街上的各家旅店。
這些旅店又髒又臭，破破爛爛，搖搖欲墜。
早晨，我們用酒精[235]爐熱牛奶，用瀉藥味道的代巧克力粉添加甜味。
那種代巧克力粉的牌子叫&ldquo艾萊絲卡&rdquo，羅拉從某個電影廣告裡發現了它的好處：在節奏很快、動感強烈的動畫片裡，杜蓬先生在清晨将&ldquo艾萊絲卡&rdquo迅速撒到熱牛奶裡，滿意地吸溜進那杯難喝的液體，然後心滿意足地拍拍肚子。
在德國，所有人都習慣了吃替代品度日，我們從來都不沾那種難吃的營養品。
但是&ldquo艾萊絲卡&rdquo非常便宜，而羅拉對每一蘇[236]都精打細算。
在德國時，我總是住在豪華酒店或将軍遺孀們家中，在那些地方有生活所需的各種用品任你選用；而在巴黎，客房裡連櫥櫃都沒有，我們隻能将衣服放在皮箱裡或挂在衣架上，然後罩上一條床單。
盥洗池裡總冒出一股排水溝的惡臭。
旅店号稱有&ldquo熱自來水&rdquo，為此要付很多錢，但事實上隻在早晨和晚上才會從水龍頭裡流出很少的熱水。
我們生活在一種哈喇難聞的貧寒裡。
我們去聖日耳曼大道上一家髒兮兮的小飯館用午餐，那裡會将常客使用過的桌布收起來，留到第二天繼續使用，這樣我們可以節省每日的&ldquo餐具費&rdquo。
這家飯館還賣馬肉早餐，提供可怕的筋肉、難吃的燴蔬菜、用發酵粉做的面條。
我們二十個人圍桌而坐，浸泡在炸薯條的油煙味裡。
在大堂盡頭，在沒有遮擋的爐火前，一位穿着髒得簡直出乎中歐人想象的廚師服、滿頭大汗的家夥在炸馬肉餅。
即便我們離開了那裡，西服上那股令人窒息的油煙味，幾個小時也散不幹淨。
我們從一家旅店搬到另一家旅店。
一家比一家更破更髒。
開始那段時間，我在巴黎犯了名副其實的潔癖，不停地洗漱，每天我從聖米哈伊大街的咖啡館要跑回家洗好幾遍手，因為在咖啡館裡不管碰哪兒都黏糊糊地粘手，那裡的衛生間看上去就像一列載滿鬧痢疾士兵的戰時救護專列上的廁所。
在我們住過的大多數旅店裡，要花幾個小時說服房東們為我們這些外國&ldquo小資&rdquo準備洗澡水；我的衛生需求在他們眼裡，簡直就是别出心裁、恬不知恥的異想天開。
在旅店和咖啡館裡，我們随地都能踩到傳統的鋸末，鋸末被精心地撒在地上，為的是不把地闆弄壞。
我們體驗的一切都跟我們過去學到、想象的樣子&ldquo不同&rdquo。
我們膽戰心驚地住在巴黎。
法國人講話我們聽不太懂，他們語速飛快，大多數場合我們隻能禮貌而尴尬地點點頭，權當是回答。
我們無親無故地住在城裡，我們誰都不認識，那時候中歐的外國人還很少敢去凱歌高奏的巴黎。
我們對法國毫無了解。
我們隻認識一位匈牙利畫家，還有幾位設計師和學生。
這些家夥整日閑泡在蒙帕納斯街區的咖啡館裡。
但是，我對那些整日被來自兩大洲的&ldquo波希米亞&rdquo流民占據的咖啡館十分痛恨。
我更喜歡在學生街區，在盧森堡公園附近消磨時光。
開始那段時間，我們在巴黎毫無羞愧地以出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感到無聊。
這種無聊，我們誰都沒向對方承認：每天早晨我們都發誓，今天要好好&ldquo逛逛巴黎&rdquo，以證明我們在這裡生活得多麼惬意，我們離開柏林來到這裡是多麼的正确&hellip&hellip每天早晨，我都一個人去巴黎城；羅拉留在家裡洗熨衣服，因為我們沒錢把衣服送到洗衣店洗，再者說，巴黎的洗衣店會過度漂洗我們精良的内衣。
在這座城市，一切都讓我痛苦不堪。
我厭惡寬大的法式雙人床；但我們卻努力向彼此證明，這張床是多麼漂亮啊，讓人感到親密和舒适&hellip&hellip開始那段時間，我的身體一觸到漿洗挺括的法式床單，就會感到涼氣上蹿，渾身起一層雞皮疙瘩。
羅拉上午在家洗衣服，用電熨鬥熨燙，直到旅店裡發現耗電增多，引發争吵。
之後，快到中午時，她也出門&ldquo逛逛巴黎&rdquo。
但是，她大多數時候隻待在塞納河左岸的老區；她最遠敢走到克拉尼博物館，去到&ldquo蓬馬歇&rdquo百貨商店的櫥窗前，看着&ldquo巴黎新款&rdquo出一會兒神，之後坐到盧森堡公園，在那裡看看街景，直至從萬神殿後面傳來正午的鐘聲。
這時，她散步到那家炸怪肉餅的飯館，坐到鋪了紙巾的桌前，在那裡等我。
我們就這樣生活了好幾個月。
我也不敢走太遠。
早上，我從家裡出來，坐到聖米哈伊大街一家咖啡館裡，連蒙帶猜地點一杯彩色的含酒精飲料，因為我看周圍幾位酒糟紅鼻頭的法國人都在喝它；我手裡拿一份新買的法國報紙，觀望街景，就這樣無聊地泡到中午。
我說服自己相信，我是在巴黎，這裡的一切都與衆不同，一切都很&ldquo歐洲&rdquo，隻在這裡存在真正的藝術和文學，隻在這裡住着文化修養很高的市民們，所有能夠住在這裡，住在法國人中間的人都會中彩票。
在雙叟咖啡館裡，每天下午匈牙利畫家都指指點點地給我介紹&ldquo名人&rdquo&mdash&mdash名人們就坐在隔壁的桌前抽雪茄，常去那裡的有畫家安德列·德蘭[237]，作家杜亞美[238]，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大人物，達達主義的明星們，懷着無窮無盡的藝術思想在灰底子上畫黑點的超現實主義者們。
我們滿心虔誠地坐在陰影裡。
就連羅拉也驚歎不已，按理說她通常不會根據鼻子的形狀、手勢和音調判斷一個人的。
午飯後，羅拉回家，我一直到晚上，都站在街道對面教堂的大門口看一場場葬禮。
那是燥熱的秋季。
我感到無聊至極。
我沒有心思看書，我隻會一點法語，我羞于在巴黎的咖啡館裡翻着字典讀法文書。
在柏林，每天都會&ldquo發生什麼&rdquo。
在巴黎，什麼都沒發生&hellip&hellip 有的時候，我們下午穿過林蔭大道去塞納河右岸，站在聖馬德萊娜教堂的石柱或某家大商場的轉門前&mdash&mdash在發出一陣驚歎後，我們小心翼翼地朝旁邊挪挪，哪裡都不敢進去。
（過了好幾年後，我才敢進入盧浮宮。
）有一次我們去歌劇院。
羅拉自己在家笨手笨腳地縫了一件晚禮服；但是我們自慚形穢，精神緊張，感覺自己是鄉下人、外國人，不是本地人，于是垂頭喪氣地回到拉丁區。
隻有在盧森堡公園附近，我才會有回家的感覺。
我對那裡的幾條街道和房子已經非常熟悉。
我喜歡在天文台周圍散步，溜達到女士大街，或從解剖研究所前走過，在潮腐的秋日，透過敞開的窗戶，飄出舒爽、清新的石碳酸味；在敗葉鋪地、污迹滿街的環境下，這種消毒用的藥液散發出某種文明、衛生、可以信賴的氣味&hellip&hellip我們根本不敢去劇院。
我們生活在法國人中間，但是我們越來越覺得，想要結識一位法國人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旅店老闆都不跟我們搭話。
我怕他們。
我害怕，因為他們是陌生人，是&ldquo歐洲人&rdquo。
現在我已經明白了，我之所以怕他們，是因為他們是&ldquo勝利者&rdquo，他們是另一類人，敵人，凱歌高唱的種族。
在那一年裡，每個法國人嘴裡談論的都是勝利。
強大、好戰的一代人統治政壇。
就連街角賣雜貨的小販，也張口閉口就是&ldquo勝利&rdquo和&ldquo榮光&rdquo。
占領魯爾[239]，對許多法國家庭來說都感覺像是一樁私事或家事。
在一家咖啡館裡，我遇到了少年時代法語女教師克雷門汀小姐的哥哥。
他是一位身材肥胖的法國律師，嘴裡總是叼着煙鬥，停戰已經五年了，可他每天上午仍然做血腥味十足的演講，總抱怨德國兵在戰争中的傷亡太少太少。
在那些年裡，獲勝的父輩們總喜歡在人前慷慨陳詞。
我感到困惑，孤單。
而另一個巴黎，那個&ldquo流光溢彩的巴黎&rdquo，我什麼都沒看到。
我所指的真正的巴黎，是從文學作品裡品味到的那個甯靜、溫和、謙虛、含蓄、充滿平民化的生活愉悅的城市。
暫時，我們被放逐般地生活在一個野蠻、帶着惡意的城市裡。
每星期我們都做出決定，必須盡快離開這裡。
2 然而，我們留了下來。
為什麼呢？我不知道。
在巴黎我沒有任何&ldquo事&rdquo可做。
有時我去索邦大學，但隻是去那裡逛一逛，聽聽課，我再也沒有正式修學業。
有的時候，我去國立圖書館翻閱雜志，我意識到，在各種日報和報刊亭裡賣的那些雜志背後，有一個在從沒聽說過劇名的時事諷刺劇中尋求表達的、我不知道的陌生法國，那裡的情況跟我通過官方途徑獲知的法國毫無任何相似之處。
&ldquo運動&rdquo，隐在&ldquo黨派生活&rdquo的背後，在雜志裡面醞釀，發展。
一份軍事專業雜志《法國軍事》以肯定的态度評價了紀德的作品。
不管是大型時事諷刺劇，還是官方或半官方的信息途徑，都流露和展示出某種精神；大辯論在别的什麼地方進行着，在朦胧的地帶，在陌生的講壇。
我不大理解它們之間的關聯，隻是出于本能地關注和了解。
不管怎麼說，我留了下來。
三個星期過去了，三個月又過去了，我仍住在沃吉拉德大街，住在沒有櫥櫃和浴室、散發着排水溝臭氣的客房裡。
我們的錢越來越難掙。
我們慢慢變賣掉所有的一切。
羅拉搜羅出幾副小首飾、一枚戒指、一隻舊望遠鏡和一把象牙骨扇，出門去了拉斯巴依林蔭大道的古董店。
我家人偶爾寄來幾個馬克，考紹的報紙也付給我一點專欄稿費。
德國人深陷在貨币貶值的漩渦裡，現在連一枚銅币也不寄給我。
我們賣掉衣服，就為了能去吃頓晚飯。
這一切我們既不覺得羅曼蒂克，也不覺得刺激好玩。
在巴黎當窮人，是一種殘酷的娛樂。
我們身無分文，毫無浪漫可言。
如果生活在離家鄉近一些的維也納，怎麼講也會容易一些。
但我們還是留了下來。
我一向喜歡這樣&ldquo毫無目的&rdquo、置身局外、看起來沒有任何理由地住在一座陌生的城市裡&mdash&mdash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羅拉也絕口不提離開的事。
她甚至連這種話都不說：咱們最好&ldquo開始&rdquo做點什麼吧。
在巴黎，什麼都不可能&ldquo開始&rdquo。
總之，她忍受住了我們這種絲毫不具任何實際内容的遊蕩、臨時性的存在和徹底絕望的逛街；我們生活在我們并不了解其真正生活方式的人群中間。
在那幾個月裡，我們在巴黎看到的東西，不外乎是一個外國遊客所能看到的浮光掠影。
在我們日複一日地試圖向彼此證實這座城市意義的熱忱裡，頗有一些中世紀的味道、履行義務的性質、文學癡狂和附庸風雅。
事實上，我們的自我感覺非常糟糕。
後來，我在歐洲各地，總能在第一瞬間感到熟悉和自在，從不像我剛到巴黎的那段時間。
出于某種原因，我不知道如何接近這座城市。
對于呈現在眼前的景物，我缺乏評測标準。
對周圍的冷漠，我以前連做夢都未曾想到，我不知道在人與人之間竟會彌漫着如此濃密、無法穿透的冷漠。
在那之前我一直相信，在人與人之間存在着某種家庭式的緊密聯系：彼此相愛，彼此憎恨，有時還會彼此殘殺，但不管怎樣，在人們之間存在着聯系。
在剛到巴黎的那幾周，我就已經明白，我就是餓死在法國人眼前，他們連肩膀都不會聳一下，連一杯水也不會遞給我。
這一教訓使我幡然醒悟。
通過刻毒的冷漠，我感受到巨大的力量，感受到拉丁式的嚴酷與公正。
由于這種冷漠的态度，我幾乎對他們報以尊崇之心。
很自然，我們無法出于某種&ldquo無條件的需求&rdquo在這裡多逗留一天。
每天我們都處在這種不确定的限期裡。
因為我已經意識到，我并不是完全&ldquo沒有理由&rdquo地待在這裡，我在這裡有什麼事情要做，有某種使命在等待我。
羅拉也是這樣感覺的。
隻是對此我們都避而不談。
我們根本就不清楚，在巴黎我們有什麼事能做。
一個人感到自己的命運，幽幽抱怨，瑟瑟蜷縮。
我們時刻準備上路地生活在這兒，隻差行李沒有打包，我們就這樣地等待和逗留。
聖誕節期間，羅拉病了；她在新年前夜差一點死掉。
她是内出血，已經奄奄一息。
我們在巴黎誰都不認識，也沒有錢。
旅店老闆在新年前的那天下午，請來了一位法國醫生。
蓄着胡須的年輕法國醫生上門之後，要了二十法郎，聳了聳肩，給病人注射了一針嗎啡，若有所思地盯着這張蒼白、冒汗、扭曲的面孔，抽着煙，沉思不語。
過了一會兒，他把我叫到房間的一角，告訴我說，問題非常嚴重，情況很危險，内出血已經滲入了腹腔，必須馬上動手術，最好就在一小時内。
我絕望、呆滞地望着他；現在我能做什麼呢？我是一個外國人，舉目無親，不知道能夠向誰求助，在新年前夜，在巴黎。
醫生聳聳肩膀，神情漠然地催我先交給他三千法郎，他去聯系醫院，請外科醫生，否則很遺憾，他也無能為力。
我結結巴巴地解釋說，我們都是外國人，我給他看我的護照，家裡肯定出得起這筆錢，等節日一過我就去找使館，他們了解我家的情況，肯定會提供幫助的，他們會發電報&hellip&hellip但是在新年前夜，在一個小時之内，我從誰那兒能搞到這三千法郎？他戴上禮帽，環顧了一圈，看到牆上挂着幾件衣服，角落裡放着一兩隻破舊的皮箱，心想，他在這兒能&ldquo撈到&rdquo什麼油水？&hellip&hellip隻需憑經驗瞥上一眼，他就知道，撈不到什麼；一個外國人，一個在學生區一間旅店客房内奄奄一息的外國學生：關他什麼事？他嘟嘟囔囔地找了句托詞，揚長離去。
羅拉在那個時辰裡，與其說活着，不如說死了。
半小時後，房間裡擠滿了匈牙利人。
我始終沒弄明白，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mdash&mdash在一個陌生的國度，在生死關頭，同類的人群通過某種秘電的方式相互通告。
我曾聽人講起過，在歐洲的大城市裡，中國人以某種隐秘的方式緊密抱團，一人有難，八方相助。
這個去湊錢，那個找醫生。
沒過多久，一位年長的俄羅斯醫生被請到家裡，他硬着頭皮、神色憂郁地忙活了一通，抱着深切的同情，充滿了愛心，隻是不知道該怎麼幫她。
這些流亡的俄羅斯醫生，大部分在巴黎偷偷地行醫，法國人要求這些來自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年長的、著名的臨床醫生和&ldquo大學教授&rdquo去索邦大學認證他們的學曆。
晚上，俄羅斯醫生急匆匆地走了，帶回一位法國外科醫生，這名巴黎外科界的耀眼新星是從新年舞會上被拽到學生區的。
外科醫生穿一件燕尾服，紐扣上别着閃閃的勳章，他是駕駛自己的轎車來的，這位法蘭西人文質彬彬，高傲自信。
他一進門就果斷做出決定，在蒙馬特療養院開了一間病房，叫來一輛救護車停在旅店門前，午夜時分，把羅拉接走了。
他沒有提錢的事情。
俄羅斯醫生的溫情令人感動，有那麼濃的&ldquo人情味&rdquo；法國醫生冷峻、紳士，行事果決，能呼風喚雨。
通過某一個人的性格特征來推斷一個民族的特征，這是多麼輕率的做法！我在那個令人難忘的巴黎新年前夜遇到的兩位醫生都是法國人&mdash&mdash假如我現在一言以蔽之地說&ldquo法國醫生&rdquo這樣或那樣，該是多麼輕率啊。
實際上，有多少個人就有多少種人&mdash&mdash或許能夠對人群進行歸類的是學派、觀點和某種知識的&ldquo淵博&rdquo，還有在我們國家醫生的行為準則來看屬于&ldquo草率&rdquo、&ldquo不周&rdquo的雷厲風行&hellip&hellip比如說，就在那個天寒地凍的夜晚，收羅拉住院的療養院裡沒有冰塊，午夜時分，我跑遍蒙馬特新年狂歡的咖啡館，乘出租車在一家家歌舞廳、夜總會之間疾馳，求他們高價賣給我降溫用的冰塊&hellip&hellip可是蒙馬特的娛樂場所也需要冰塊，跑堂領班隻是向我聳聳肩&hellip&hellip噢，法蘭西式的聳肩！很長時間我都不能忘記這個熟悉的動作，但是我能平和地接受，因為我還見過另外一種更溫情的動作。
最終，拉特&mdash莫特歌舞廳的大堂領班以出奇的高價仁慈地賣給我一桶冰塊，療養院的一位護士被從夢中叫醒，手忙腳亂地準備手術室，法國醫生在清晨為羅拉做了手術。
他沒有問我們是誰，是哪裡人，這位知識分子以他高尚的同情心向我們伸出救援之手，為病人安排好所需的一切，在療養院為我們提供救助，他既不詢問，也無要求，他做這一切時的态度委婉而周到，甚至帶有一點羞澀。
出于複雜的紳士精神，他知道施予、&ldquo行善&rdquo總有點像蹩腳演員的舉止，是人類最危險的行為之一&hellip&hellip在療養院裡，大家對我們的态度大都挺好；隻有第一天夜裡我們請的那位值班女護士，趁着羅拉病弱不堪，偷走了屋裡所有能拿的東西；當然，我們不敢對她直說，于是在床頭櫃的抽屜裡放些新的誘餌，讓她安心去偷，隻要她不傷害羅拉。
&ldquo療養院&rdquo是一幢坐落在蒙馬特最高處、類似别墅的樓房，以前可能曾是妓院或幽會場所；房間的布局、門上忘了撕掉的名片卡（&ldquo吉奈特&rdquo、&ldquo妮娜&rdquo和&ldquo朱麗葉&rdquo的名片卡）和樓道裡散發的廉價香水的刺鼻氣味，都确定無疑地向人證明：這棟建築用于公共醫療目的已經很久了。
隻要醫生和護士在療養院裡，就會對我們有求必應；但是晚上七點之後，所有人都去忙自己的事。
有的時候，白天剛做完手術的重症病人，夜裡不得不在沒有一位醫生、護士值班的情況下熬到天亮，隻有女門房為他煮茶。
最初幾日，療養院的管理讓我有點吃驚。
在家鄉或在德國，療養院裡通常都會儲備冰塊，夜裡不會丢下剛手術的病人而無人監護。
我跟一位醫生聊起這段獨特的經曆，他吃驚地聽我講完後，帶着煩躁的寬宏大量說，他不理解我擔心什麼，這是多麼&ldquo德國式&rdquo啊。
其他人則态度親切，熱心相幫，隻要他們有空或想起我們。
兩星期後，羅拉出院回到旅店。
這兩個星期，我們結識了幾張新面孔，結交了幾位好朋友，後來，他們陪伴我們走過了生活的一個階段。
羅拉的身體非常虛弱，惶恐不安。
不管怎麼說，在巴黎終于&ldquo發生了什麼&rdquo。
仿佛我們之所以來到巴黎，就是為了讓羅拉生一場大病，動一次手術，現在，所有的一切我們都挺了過來。
經過那段收獲不小的巴黎曆險，我們可以離開那裡了。
于是，我們滿心傷感、渾身哆嗦地開始收拾行囊。
我們看到了巴黎，并且經曆了什麼&hellip&hellip在一個冬季的清晨，我們上路了，朝着意大利，朝着家鄉。
3 我們一聲不響地在充滿敵意和緊張的情緒中旅行。
我們頂着烈日，沿着法國的蔚藍海岸走了好幾天。
在尼斯度假的都是英國人，我們在他們中間窮得自慚形穢，兜裡僅有的幾個克拉伊卡，我們也不假思索地當作閑錢輸在了蒙特卡洛[240]；我們幾乎身無分文地跨過意大利邊境。
在那些天裡，羅拉對自然風光漠然無視，要知道她剛從一次巨大曆險中幸存歸來。
我們離家鄉越來越近，我開始感到驚慌不安。
我們計劃在佛羅倫薩逗留幾日，然後啟程回家。
&ldquo家&rdquo&mdash&mdash當時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寬泛、松散、不确定的概念！&mdash&mdash指維也納、佩斯或考紹&hellip&hellip我們怯懦地安慰自己，我們的家人肯定能為我在維也納或佩斯找到一份&ldquo職業&rdquo；事實上，他們自己都不知道以後該拿我怎麼辦，他們暗中為我們的婚姻能&ldquo維持至今&rdquo驚詫不已。
我們自己也為此感到意外。
那幾個星期，我們的&ldquo婚姻&rdquo出現了一些問題。
羅拉總是通過手柄式的單片眼鏡看周圍的世界，就像一個死而複活的人，不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做長期存活的打算，用觀望的态度審視我和我們途經的國家，并無抵觸地接受眼前的風景與一路體驗&mdash&mdash假如這時候我向她建議，我們去日本并在那裡開始&ldquo新生活&rdquo，很可能她會跟我去。
但是，我們在巴黎逗留的那段時光和現在傷殘、沮喪的蹒跚回鄉，恰讓我感到十分奇妙&hellip&hellip我從四面八方都嗅到了危險，心裡揣滿了疑惑不安的擔憂。
我感覺羅拉的患病是一種個體的傷害與出賣。
她想死，我通過這一切感覺到的隻是，我們進入了危險地帶，在我們周圍隐患四伏。
毫無疑問，我非常同情她，但與此同時我并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為什麼要有這樣的&ldquo體驗&rdquo？這一切跟我有什麼關系？我在熱那亞[241]第一次&ldquo發作&rdquo。
我一反常态，不再溫順，我向她表示，我不再固守我們的共同生活，換句話說，&ldquo順其自然&rdquo吧。
我并不知道，恰恰這種&ldquo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