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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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在一起，我是那麼溫文爾雅，乖覺順從，好像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我都沒跟女人在一起待過。
我會陪她散步，在寂靜的房間裡坐幾個小時，看着她，看她坐在鏡子前化妝，看她細心地護理身體&mdash&mdash飯店的窗戶朝向林登大道，冬日黃昏的街道上，彌漫着文明大都市的神秘氣息&mdash&mdash我聽她通過屋裡的電話跟陌生男人們撒謊或許諾。
她從來沒有要求過我什麼，對我從不吝啬時間，夜以繼日，溫柔體貼，抱着某種非同凡響、格外珍貴的騎士風度。
她很尊重我的憂郁，教我發現柏林的美麗，感受柏林的美好。
她對孤獨的藝術有着令人驚歎的理解力；她生活在貝殼内，就像一顆稀有的珍珠，價值連城；在那些懷揣欲望的人們眼裡，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
但是我對她沒有欲望；也正因如此，她逐漸向我袒露了所有秘密。
随着時間的推移，所有的面紗都從她頭上飄落，這樣的脫，要比所有的赤裸都更刺激。
聖誕節的上午，她跟我說： &ldquo凱賽爾[219]從監獄裡放出來了。
我們去看看他。
&rdquo 6 我們乘郊區小火車從柏林出發，走了一個半小時的路程，終于抵達勃蘭登堡伯爵家族的一個避暑地。
那是一座簡樸的鄉村别墅，幾幢花園小屋隐現在松林中、湖岸旁。
陪我們同去的是一位柏林劇作家，凱賽爾的朋友，一位秃頂、耳背的德國先生。
一路上他都喋喋不休，不等别人回應他的觀點，就用力排衆議的口吻大聲斷言：&ldquo他是對的。
&rdquo就在那天，在所有德國的文學咖啡館和報紙上，都在争論這件事的對錯。
我們趕到那裡時，天已經黑了。
我們在一家小客棧投宿，屋裡沒有暖氣，所有窗戶都朝向湖水，房間已經幾星期沒有供暖，盥洗池裡的水已經結了冰。
女演員裹着裘皮大衣坐在床上，在燭光中，她神色憂傷地望着窗外。
樹林裡，在白雪覆蓋的小徑上，伯利恒的孩子們[220]一腳深一腳淺地打着油燈在戲耍。
&ldquo什麼都不重要，&rdquo她說，&ldquo愛情也不重要。
隻有才華最重要。
&rdquo她的聲音很小，我知道，她說的是對的。
一個已從生活中得到了一切的女人，一旦遇到真正的才華，就會藐視一切，摒棄一切。
高傲、美麗、聰明的女人，一旦靠近才華，就突然變得謙卑起來。
&ldquo凱賽爾很有才華，&rdquo她用固執的語調重複道，&ldquo他有權這樣。
&rdquo我緘口不語。
我也這樣覺得，他有權這樣，但我拒絕凱賽爾采用的這種方式。
這位作家想要&ldquo活着&rdquo&mdash&mdash他到底想要怎麼活着？這個我也很清楚，他想要旅行，想喝香槟酒&mdash&mdash所以他才偷東西，從他的慕尼黑朋友，從他&ldquo恩人&rdquo的莊園裡偷出價值不菲的波斯壁毯拿出去賣。
女演員出于女性的本能從心裡相信，凱賽爾是位&ldquo有品德的人&rdquo；我後來認定，他不會是她想象的那樣。
女演員凍得渾身打顫。
這個男人對她來說，意義遠比&ldquo著名話劇導演&rdquo和臨時情人更重要。
她為他發誓，對他深信無疑，有那麼一刻，隻要男人想要，她可以為他付出一切；但我覺得，這種犧牲是白白的浪費，比錯誤更要命，是一場事故。
我們坐在黑暗中，坐在冰冷的房間裡，我們争論：有才華的人到底有權做什麼？ 女演員說，有權做一切。
我驚訝地意識到，這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那股迷人的甯靜從她的身上消失了。
她雙手緊攥，像在乞求什麼。
她需要鼓勵，需要幫助。
甯靜的女人燃燒了起來，火焰熊熊。
我這才得知，别墅是她租下的，也是她把凱賽爾一家，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安置到這裡。
我們坐在黑暗、冰冷的客房裡，仿佛是在一部&ldquo栩栩如生&rdquo的小說中；但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有無與倫比的才華。
有什麼東西在我們的眼前破碎了，我們拐進生活中的一條死巷，有什麼東西結束了。
我不認為對一位作家來說，偷壁毯、蹲監獄、和美女做愛、為喝法國香槟或開豪華汽車而揮金如土有什麼好的。
&ldquo作家應該表淺地活着，&rdquo我向女演員解釋，&ldquo模仿生活，十分專注地觀察它，但是盡可能不要投身進去。
&rdquo 但是女演員是一位無與倫比的高貴女人，美貌，年輕，善良，并且否認節制的必要性。
她一竅不通，我是說，她根本不知道才華&ldquo有權&rdquo做什麼或不做什麼&mdash&mdash簡而言之，&ldquo生活&rdquo對作家來說根本毫無用途。
因為在那裡找到的隻有物質；無論從質量上講，還是從混亂狀态上看，作家在&ldquo生活&rdquo中找到的都是一些無用之物。
我對一位既想活着又想寫作的作家，又能說些什麼呢？&hellip&hellip這次談話一直持續到夜深。
對我來說，那是一次難忘的記憶；當時，我在黑暗中道出了這個想法，這個每位創作者遲早都會意識到的認知；這一課是不可能從傳聞裡、從他人的經驗中、從古典或美好的榜樣身上學到的，就像那些直接作用到我們個體身上的任何宿命和法則一樣，不可能從他人的經驗中了解和接受。
有朝一日，作家會知道自己的宿命，但他隻能通過自己知道。
在我們交談時，我受到了某種命運的啟蒙；我了解了自身的命運，并在那一刻把它講述出來，幾乎是自發地，帶着冷靜的自信。
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了什麼是生活方式、寫作和對生活的眷戀&mdash&mdash我二十四歲那年，在&ldquo經驗&rdquo匮乏的情況下，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裡，獲得了命運的啟蒙，理解了這個與衆不同的判決；我謙卑地接受了，那是适合我的唯一的謙卑。
寫作，是可以讓作家在其靈魂中縱容自己謙卑的奢華的唯一準則；否則就會帶着冷酷的懷疑站到生活現象的背後，因為在那一瞬間，他在生活的&ldquo冒險&rdquo和&ldquo體驗&rdquo中繞開了真正、完整的精神生存，從而喪失了作家的名銜。
我就這樣喋喋不休地誨人不倦。
我們尋找生活的樣闆。
女演員認定，&ldquo激情使人變得純淨，使人升華&rdquo。
但是，這種蒼白的德國&mdash俄國式的理論并沒能打動我。
我回答說，隻有寫作能使人變得純淨。
而且，我根本就不在乎一位作家在他生活、宿命所進行的地方，到底純淨不純淨。
我隻對作品的純淨感興趣。
我認為，假如作家将自己的好奇心給了生活閱曆，那麼他就迷失了自我。
毫無疑問，王爾德在蹲過監獄後再沒能寫出更好的東西；《瑞丁監獄之歌》隻是證明了偉大的才華什麼都能忍受，包括&ldquo生活閱曆&rdquo&hellip&hellip 我們沒有希望達成一緻的看法，因為我想寫作，而這位年輕女士想要愛誰。
當我們動身穿過白雪覆蓋的林間小路朝凱賽爾住的小屋走去時，夜已經很深了。
房間裡頭應有盡有，但還是讓人覺得像置身于一間旅館客房，覺得住在裡面的人不能保證周末是否付得起房租。
房間裡有着某種臨時性的、既憤世嫉俗又驚恐無望的冷漠氛圍，鋼琴上擺着酒精爐，餐桌上擺着打字機和剛洗好的、還沒晾幹的尿布。
三個可憐的小孩子在家具之間一聲不響地摸來蹭去，孩子們帶着本能的敵意，他們知道家裡遇到了麻煩，巨大的偶像坍塌了，甜蜜的陌生人在胳肢窩下夾着成包的禮物，帶着假裝公正的笑容向他們俯身，實際上他們是食人族，靠他們全家人的血肉喂養自己。
凱賽爾的妻子是一位高大、肥胖的金發婦人，以痛苦、無聲的卑微接待&ldquo行善&rdquo的女情敵和接踵進門的客人們：一位柏林記者和他的情人，一位未來派詩人和他的妻子，還有一位信奉共産主義的出版商，在聚會上，那人總以一種不滿的眼神環顧四周，仿佛這天晚上隻有他才真正地理解在天才身上發生的這出人生悲劇，仿佛那個壁毯是他偷的，仿佛凱賽爾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寫的。
那位夫人，那位受挫詩人的妻子，後來坐到了孩子們中間，令人感動地将最小的男孩抱在膝頭，整個晚上都充滿敵意地一聲不發。
詩人在煮潘趣酒[221]。
在這棟房子裡，所有人都感覺像在自己家裡，而且家裡沒有一個人，我們的舉止都很放松。
孩子們不時地開始尖叫或哭鬧。
午夜時分，有人送來一封電報，内容是一份美國報紙駐柏林記者發給大家的新年問卷；這位記者想從德國名人們的嘴裡知道，他們認不認識六個人；如果認識的話，哪幾位是他們想在新的大洪水之日請上方舟的。
凱賽爾将電報揉成一團，随手扔掉，神色冷漠地說：&ldquo我一個也不救。
&rdquo監牢并沒有搞垮他。
在這個人體内蘊藏着出奇的力量。
他是第一位我能從他身上直接觀察并體驗到&ldquo天才悲劇&rdquo的悲劇樣闆，他是那類叵測&ldquo悲劇&rdquo的經典樣闆。
在凱賽爾身上，在他的每句話、每個動作、每個行為裡，都能讓人感覺到某種宿命的力量，無法仿效、無可指摘的舉止，天才的宿命。
我相信，他是一個天才，隻出現過一次的天才，一個永遠不可能再度出現的人類現象。
在我的同時代人裡，他是第一個讓我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就作品而言，光有&ldquo天才&rdquo還遠遠不夠；寫作為創作者限定了條件，比我們所能想象出的條件要複雜得多，對寫作而言，天才的能力隻是其中一個條件。
不管他做什麼，無論他沉默，還是開口；無論他憎恨，還是無聊；無論他突然介入談話使之發生轉折，或是拒絕這樣，這都是他，不可被說服，他剛愎自負，冷酷無情，小孩子氣，并且&mdash&mdash以他怯懦、羞慚的方式&mdash&mdash驚慌失措。
從他的外表上看，頗像一位超期服役的普魯士中士。
他是一個身材敦實、圓腦袋、小眼睛的金發德國人。
一年之後，他加入了德國共産黨。
有一段時間他銷聲匿迹。
偶爾，劇院裡上演他的一兩部戲，但并不太成功。
在國家社會主義者統治的帝國裡，他沒有受迫害，因為他是雅利安人[222]，但是他被趕進了巢穴。
在新的強權扼住他的喉嚨之前，真正的悲劇已經把他淹沒了。
凱賽爾并不是經紀人常說的那種時髦意義上的&ldquo舞台劇作家&rdquo，他要比這個更重要。
如果單看他的寫作成果，我覺得他遠不如那些勤奮、聰明的舞台劇大家們。
在他所處的時代（十五年後，當我回過頭來再看那一段流逝的歲月，仍覺得它比曆史上一個已畫上句号的章節要完美得多），或許他在我的同齡人中是唯一一個擁有力量和特殊能力喚醒先鋒戲劇新生的人。
繼豪普特曼[223]之後，凱賽爾是當時歐洲唯一能夠與之比肩的劇作家；蕭伯納拿大鼎，擺架勢；皮蘭德婁[224]當時還沒那麼有名。
凱賽爾将自己劇作家的才華和罕見的文學天賦，全都犧牲給了時髦政治。
他将自己的戲劇打造成時事政治的鼓動工具。
他劇中的角色剛一登場，就以宣傳畫的風格在舞台上講演。
他不能承受這種成功，這種巨大無比的危險，這種對天才造成毀滅性威脅的危險中的危險。
他四下嗅探民衆的期待，極力附和他們的風格要求；他寫人們希望他寫的東西，不再寫隻有他才能寫出的東西。
我對他出類拔萃的能力十分尊重，尤其尊重他用來觀察生活的特殊、酸澀、羞怯的好心腸和火暴脾氣。
在那段時間裡，我為女演員寫了一部戲&mdash&mdash專門為她寫了一個&ldquo角色&rdquo&mdash&mdash那部戲裡寫了一位作家的悲劇：一位絕望地從寫作逃進生活的作家的悲劇。
這出戲從文學上講是不錯的，但作為戲劇還是很弱，最後以這麼一句漂亮話結束：&ldquo語言扼殺了生活。
&rdquo但是，凱賽爾隻是希望能夠這樣發生；生活，出于次等的行為欲望，要比他内心文學行動的動機更為強烈；生活扼殺了他的文字。
7 這年冬天，羅拉被送到柏林，為了能夠&ldquo忘掉&rdquo什麼。
她是一個在小城市裡嬌生慣養的富家閨秀，懷揣一股對父母粗莽的&ldquo敵意&rdquo。
有一天，她帶着少女時代尚未完全愈合的愛情創傷，在安哈爾特火車站[225]跳下列車。
柏林城，到處充斥着化裝舞會的喧嚣。
她寄宿在一位親戚家，在選帝侯大街附近，這位親戚是她的舅舅，是最大的一家德國報業公司總經理。
這些親戚都是富人，而且都買了大房子。
羅拉就在他們那裡，過着她的&ldquo社會生活&rdquo。
她想要&ldquo忘掉&rdquo的那個男人是我朋友。
有一天，這人寫信向我求助，要我去找羅拉，對他倆的事情表一個态。
讀完信後，我把信随手一放，并沒把這事放在心上。
幾星期後的一個晚上，我跟羅拉在劇院巧遇。
當時，正好我父親也來柏林看我。
父親從布拉格過來，隻逗留一天。
那時候，我父親在捷克斯洛伐克任匈牙利黨議員，他利用一個上議院休會的機會轉道來看我。
無論之前，還是之後，他都沒有到過柏林。
我不清楚什麼是&ldquo偶然&rdquo，這種邂逅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mdash&mdash不管怎樣，我把這次見面記錄下來：這兩個人，羅拉和我父親，這天晚上在柏林見面。
就我的生活而言，他們确實是跟我有過什麼關系的兩個人。
我們在劇院的前廳不期而遇。
父親在我的提醒下，機械地跟羅拉打了個招呼，并朝她的背影瞥了一眼，心不在焉地問：&ldquo這個人是誰？&rdquo我告訴他後，他很有禮貌地說了一句：&ldquo她很漂亮。
&rdquo随後我們回到了觀衆席，再也沒有提起過她。
第二天，我父親啟程離開，仿佛他隻為了這次碰面&mdash&mdash他這輩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mdash&mdash來到柏林的。
下午，我在選帝侯大街的一家咖啡館露台上跟羅拉約會。
我給她講了朋友的來信，結結巴巴地說了兩句什麼無關痛癢的話。
随後，我尴尬地沉默；她也一聲不語。
我們倆心裡都很清楚，我們坐在這裡已無事可做。
這樣的約會總是很簡單。
出生也很簡單，死亡也一樣。
我對我的朋友從來沒抱過一刻的&ldquo自罪感&rdquo。
我裝不出那種虛僞、扯謊的&ldquo騎士風度&rdquo。
其實，這樣的約會既沒有意圖，也沒有确切結果。
我什麼也沒做，也沒有什麼好做。
後來，我多次從男人們手裡搶走女人，男人們也從我手裡搶走過女人。
這種時候，我有過自罪感，或者感到羞慚，或者強詞奪理，總之每次都能給這種法國式的四角關系做出&ldquo解釋&rdquo。
當我跟羅拉約會時，我既沒有跟自己解釋什麼，也沒有跟别人解釋什麼，就像一個人覺得沒必要解釋自己為什麼活着，為什麼呼吸。
我在巴黎有一位朋友，住在瓦格蘭大街，有一天下午四點鐘，他在街上&ldquo叫住&rdquo一個女郎，後來跟她生活在一起。
女郎還是處女，跟他走了。
他們去了一家小客棧，從那以後一起生活了十五年。
我跟所有人的關系都是這樣開始的。
我從來沒&ldquo追&rdquo過任何人。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追&mdash&mdash要麼在約會時互相看對方第一眼就水到渠成，要麼一切談話都是枉費氣力。
我們坐在選帝侯大街的露台上，已經談了有半個小時，之後我們都緘口不語，看别人跳舞。
我對那天下午的每個細節都記得異常清晰。
可以這麼講，我們根本還沒談自己的私事，我就已經滿腹心事地坐在她旁邊，盯着舞女在心裡暗想：我們以後靠什麼謀生呢？這種本能的直覺，對兩個人的關系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可能誤解。
後來，我們一起去看戲，去萊恩哈德劇院。
那裡正在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
&ldquo為人類感到惋惜&rdquo，海倫·提米格[226]演唱。
那是一個盛大，卻不迷狂的夜晚。
我們兩個人都情緒不佳。
那是一種&ldquo我們到底需不需要這個？&rdquo的感覺，焦慮，憂傷。
必須得認識什麼人，帶着所有的秘密和所有的結果：就是這個，用嗲氣、平俗的字眼講，被稱作&ldquo愛&rdquo。
相識，完美的相識，從來都不那麼羅曼蒂克。
我們心緒惆怅地往家走。
當我們在大門口告别的時候，我意識到，她哭了。
我們兩個都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還從來沒有體驗過這種在小城市的市民家庭中稱之為&ldquo伴侶&rdquo的感覺。
我還沒到二十三歲，我是個詩人，靠臨時性的收入謀生。
幾個月後，我娶了她。
柏林的親戚們贊成這個計劃。
羅拉的舅舅出身于古老的柏林貴族家庭，是一位風度翩翩、溫文爾雅的穩健派[227]紳士。
他家裡聚集了一大批德國名流：作家，前軍官，實業家和将軍們。
他們的家宅大得出奇，老先生掙錢很多，但生活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
他們第一次正式邀請我去吃晚餐，一家人穿着節日盛裝圍桌而坐，女主人客氣地勸我再吃一盤，因為&ldquo沒有别的了&rdquo&mdash&mdash當我按照家鄉的習慣婉言謝絕，他們也不堅持，一家人繼續享用冷餐，後來我才意識到，之後并沒有下一道菜。
他們經常在豪宅裡大宴賓客，晚餐隻有&ldquo德式三明治&rdquo和盛在黑盤子裡的豬肝餡餅。
老先生很喜歡我，有時非常隆重地寫信邀請我過去&ldquo小酌一杯&rdquo。
這有如授勳一般的邀請，在精心布置的儀式中進行。
我們穿着黑西裝，氣氛沉悶地坐在那兒，圍着一瓶葡萄酒，一臉虔誠地品飲高貴的瓊漿。
在我們家鄉，如果來了客人，立刻會拎來一大桶酒。
羅拉的兩個表妹是女售貨員，戰後的柏林女孩都過着自由的生活。
女孩們不帶男伴去酒吧裡尋歡，去&ldquo克羅爾&rdquo，或去&ldquo動物園&rdquo參加著名的畫室狂歡；這一類娛樂，并不是完全無害或毫無危險。
淩晨時分，在&ldquo動物園&rdquo的大理石廳堂和樓梯昏暗的角落裡，情侶們躺得橫七豎八，有的在嘔吐，有的在做愛。
在這些柏林的化裝晚會上，參加者将市民的道德準則抛到了腦後。
在拂曉的朦胧中，&ldquo柏林西區&rdquo最上流家庭的閨秀們在台階上打滾，躺在陌生騎士的懷抱裡。
後來，我在巴黎親眼目睹了幾次著名的畫室狂歡，可那裡的參加者也不會一直呻吟到黎明；這種瘋狂的群交是柏林酒吧的唯一目的、意義與結局，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再見到過。
羅拉的表妹們三天兩頭泡在酒吧。
沒有人在乎她們在這些化裝晚會上的經曆。
她們的父母不在乎，她們後來嫁給的市民丈夫們也不在乎。
對父母來說，已經成年的女孩們一個人在夜裡遊蕩，直到天亮才衣裙皺巴、花環歪斜、發绺散亂地回到家，這很自然。
簡而言之，在化裝晚會上發生的事情什麼都不算；隻有在白天&mdash&mdash在苛刻的市民生活中，在符合全部規矩、章程和嚴格儀式的情況下&mdash&mdash發生的事情才算數。
這種不言自明的約定是說，女孩們的性自由一直持續到出嫁之日。
這些柏林的女孩們，在疾風驟雨般的化裝晚會後，帶着天真無邪的羞澀嫁給在酒吧裡遇到的某個舞男，搖身變成妻子和孩子們的母親。
這些女孩說起肉體之愛，就像談論某項工作任務。
後來，她們有一天退縮到婚姻裡，結束了她們的愛情生涯。
對于家長們的自由主義态度，我一直未能找到恰當的解釋。
在這些柏林的市民女孩中，絕大多數都像羅拉的兩個表妹，有着極其嚴格和精心的家教。
在言談中，父母們很難說出什麼淫詞穢語或輕浮的笑話。
但是，他們對女孩們在走馬燈般趕赴的舞會上偶爾懷孕，卻又覺得再自然不過。
那是一個有趣的反常世界；而且，不可救藥地陌生。
8 初春，我們結婚了。
我十分鄭重地擔負起一家之主的義務。
首先，經過很長時間的深思熟慮，我買了一隻鞋櫃。
我為了買這件必要、有用的家具，花掉了準備用
跟她在一起，我是那麼溫文爾雅，乖覺順從，好像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我都沒跟女人在一起待過。
我會陪她散步，在寂靜的房間裡坐幾個小時，看着她，看她坐在鏡子前化妝，看她細心地護理身體&mdash&mdash飯店的窗戶朝向林登大道，冬日黃昏的街道上，彌漫着文明大都市的神秘氣息&mdash&mdash我聽她通過屋裡的電話跟陌生男人們撒謊或許諾。
她從來沒有要求過我什麼，對我從不吝啬時間，夜以繼日，溫柔體貼，抱着某種非同凡響、格外珍貴的騎士風度。
她很尊重我的憂郁，教我發現柏林的美麗，感受柏林的美好。
她對孤獨的藝術有着令人驚歎的理解力；她生活在貝殼内，就像一顆稀有的珍珠，價值連城；在那些懷揣欲望的人們眼裡，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女人。
但是我對她沒有欲望；也正因如此，她逐漸向我袒露了所有秘密。
随着時間的推移，所有的面紗都從她頭上飄落，這樣的脫，要比所有的赤裸都更刺激。
聖誕節的上午，她跟我說： &ldquo凱賽爾[219]從監獄裡放出來了。
我們去看看他。
&rdquo 6 我們乘郊區小火車從柏林出發，走了一個半小時的路程，終于抵達勃蘭登堡伯爵家族的一個避暑地。
那是一座簡樸的鄉村别墅，幾幢花園小屋隐現在松林中、湖岸旁。
陪我們同去的是一位柏林劇作家，凱賽爾的朋友，一位秃頂、耳背的德國先生。
一路上他都喋喋不休，不等别人回應他的觀點，就用力排衆議的口吻大聲斷言：&ldquo他是對的。
&rdquo就在那天，在所有德國的文學咖啡館和報紙上，都在争論這件事的對錯。
我們趕到那裡時，天已經黑了。
我們在一家小客棧投宿，屋裡沒有暖氣，所有窗戶都朝向湖水，房間已經幾星期沒有供暖，盥洗池裡的水已經結了冰。
女演員裹着裘皮大衣坐在床上，在燭光中，她神色憂傷地望着窗外。
樹林裡，在白雪覆蓋的小徑上，伯利恒的孩子們[220]一腳深一腳淺地打着油燈在戲耍。
&ldquo什麼都不重要，&rdquo她說，&ldquo愛情也不重要。
隻有才華最重要。
&rdquo她的聲音很小，我知道，她說的是對的。
一個已從生活中得到了一切的女人，一旦遇到真正的才華，就會藐視一切，摒棄一切。
高傲、美麗、聰明的女人，一旦靠近才華，就突然變得謙卑起來。
&ldquo凱賽爾很有才華，&rdquo她用固執的語調重複道，&ldquo他有權這樣。
&rdquo我緘口不語。
我也這樣覺得，他有權這樣，但我拒絕凱賽爾采用的這種方式。
這位作家想要&ldquo活着&rdquo&mdash&mdash他到底想要怎麼活着？這個我也很清楚，他想要旅行，想喝香槟酒&mdash&mdash所以他才偷東西，從他的慕尼黑朋友，從他&ldquo恩人&rdquo的莊園裡偷出價值不菲的波斯壁毯拿出去賣。
女演員出于女性的本能從心裡相信，凱賽爾是位&ldquo有品德的人&rdquo；我後來認定，他不會是她想象的那樣。
女演員凍得渾身打顫。
這個男人對她來說，意義遠比&ldquo著名話劇導演&rdquo和臨時情人更重要。
她為他發誓，對他深信無疑，有那麼一刻，隻要男人想要，她可以為他付出一切；但我覺得，這種犧牲是白白的浪費，比錯誤更要命，是一場事故。
我們坐在黑暗中，坐在冰冷的房間裡，我們争論：有才華的人到底有權做什麼？ 女演員說，有權做一切。
我驚訝地意識到，這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那股迷人的甯靜從她的身上消失了。
她雙手緊攥，像在乞求什麼。
她需要鼓勵，需要幫助。
甯靜的女人燃燒了起來，火焰熊熊。
我這才得知，别墅是她租下的，也是她把凱賽爾一家，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安置到這裡。
我們坐在黑暗、冰冷的客房裡，仿佛是在一部&ldquo栩栩如生&rdquo的小說中；但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有無與倫比的才華。
有什麼東西在我們的眼前破碎了，我們拐進生活中的一條死巷，有什麼東西結束了。
我不認為對一位作家來說，偷壁毯、蹲監獄、和美女做愛、為喝法國香槟或開豪華汽車而揮金如土有什麼好的。
&ldquo作家應該表淺地活着，&rdquo我向女演員解釋，&ldquo模仿生活，十分專注地觀察它，但是盡可能不要投身進去。
&rdquo 但是女演員是一位無與倫比的高貴女人，美貌，年輕，善良，并且否認節制的必要性。
她一竅不通，我是說，她根本不知道才華&ldquo有權&rdquo做什麼或不做什麼&mdash&mdash簡而言之，&ldquo生活&rdquo對作家來說根本毫無用途。
因為在那裡找到的隻有物質；無論從質量上講，還是從混亂狀态上看，作家在&ldquo生活&rdquo中找到的都是一些無用之物。
我對一位既想活着又想寫作的作家，又能說些什麼呢？&hellip&hellip這次談話一直持續到夜深。
對我來說，那是一次難忘的記憶；當時，我在黑暗中道出了這個想法，這個每位創作者遲早都會意識到的認知；這一課是不可能從傳聞裡、從他人的經驗中、從古典或美好的榜樣身上學到的，就像那些直接作用到我們個體身上的任何宿命和法則一樣，不可能從他人的經驗中了解和接受。
有朝一日，作家會知道自己的宿命，但他隻能通過自己知道。
在我們交談時，我受到了某種命運的啟蒙；我了解了自身的命運，并在那一刻把它講述出來，幾乎是自發地，帶着冷靜的自信。
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了什麼是生活方式、寫作和對生活的眷戀&mdash&mdash我二十四歲那年，在&ldquo經驗&rdquo匮乏的情況下，在一間漆黑的屋子裡，獲得了命運的啟蒙，理解了這個與衆不同的判決；我謙卑地接受了，那是适合我的唯一的謙卑。
寫作，是可以讓作家在其靈魂中縱容自己謙卑的奢華的唯一準則；否則就會帶着冷酷的懷疑站到生活現象的背後，因為在那一瞬間，他在生活的&ldquo冒險&rdquo和&ldquo體驗&rdquo中繞開了真正、完整的精神生存，從而喪失了作家的名銜。
我就這樣喋喋不休地誨人不倦。
我們尋找生活的樣闆。
女演員認定，&ldquo激情使人變得純淨，使人升華&rdquo。
但是，這種蒼白的德國&mdash俄國式的理論并沒能打動我。
我回答說，隻有寫作能使人變得純淨。
而且，我根本就不在乎一位作家在他生活、宿命所進行的地方，到底純淨不純淨。
我隻對作品的純淨感興趣。
我認為，假如作家将自己的好奇心給了生活閱曆，那麼他就迷失了自我。
毫無疑問，王爾德在蹲過監獄後再沒能寫出更好的東西；《瑞丁監獄之歌》隻是證明了偉大的才華什麼都能忍受，包括&ldquo生活閱曆&rdquo&hellip&hellip 我們沒有希望達成一緻的看法，因為我想寫作，而這位年輕女士想要愛誰。
當我們動身穿過白雪覆蓋的林間小路朝凱賽爾住的小屋走去時，夜已經很深了。
房間裡頭應有盡有，但還是讓人覺得像置身于一間旅館客房，覺得住在裡面的人不能保證周末是否付得起房租。
房間裡有着某種臨時性的、既憤世嫉俗又驚恐無望的冷漠氛圍，鋼琴上擺着酒精爐，餐桌上擺着打字機和剛洗好的、還沒晾幹的尿布。
三個可憐的小孩子在家具之間一聲不響地摸來蹭去，孩子們帶着本能的敵意，他們知道家裡遇到了麻煩，巨大的偶像坍塌了，甜蜜的陌生人在胳肢窩下夾着成包的禮物，帶着假裝公正的笑容向他們俯身，實際上他們是食人族，靠他們全家人的血肉喂養自己。
凱賽爾的妻子是一位高大、肥胖的金發婦人，以痛苦、無聲的卑微接待&ldquo行善&rdquo的女情敵和接踵進門的客人們：一位柏林記者和他的情人，一位未來派詩人和他的妻子，還有一位信奉共産主義的出版商，在聚會上，那人總以一種不滿的眼神環顧四周，仿佛這天晚上隻有他才真正地理解在天才身上發生的這出人生悲劇，仿佛那個壁毯是他偷的，仿佛凱賽爾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寫的。
那位夫人，那位受挫詩人的妻子，後來坐到了孩子們中間，令人感動地将最小的男孩抱在膝頭，整個晚上都充滿敵意地一聲不發。
詩人在煮潘趣酒[221]。
在這棟房子裡，所有人都感覺像在自己家裡，而且家裡沒有一個人，我們的舉止都很放松。
孩子們不時地開始尖叫或哭鬧。
午夜時分，有人送來一封電報，内容是一份美國報紙駐柏林記者發給大家的新年問卷；這位記者想從德國名人們的嘴裡知道，他們認不認識六個人；如果認識的話，哪幾位是他們想在新的大洪水之日請上方舟的。
凱賽爾将電報揉成一團，随手扔掉，神色冷漠地說：&ldquo我一個也不救。
&rdquo監牢并沒有搞垮他。
在這個人體内蘊藏着出奇的力量。
他是第一位我能從他身上直接觀察并體驗到&ldquo天才悲劇&rdquo的悲劇樣闆，他是那類叵測&ldquo悲劇&rdquo的經典樣闆。
在凱賽爾身上，在他的每句話、每個動作、每個行為裡，都能讓人感覺到某種宿命的力量，無法仿效、無可指摘的舉止，天才的宿命。
我相信，他是一個天才，隻出現過一次的天才，一個永遠不可能再度出現的人類現象。
在我的同時代人裡，他是第一個讓我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就作品而言，光有&ldquo天才&rdquo還遠遠不夠；寫作為創作者限定了條件，比我們所能想象出的條件要複雜得多，對寫作而言，天才的能力隻是其中一個條件。
不管他做什麼，無論他沉默，還是開口；無論他憎恨，還是無聊；無論他突然介入談話使之發生轉折，或是拒絕這樣，這都是他，不可被說服，他剛愎自負，冷酷無情，小孩子氣，并且&mdash&mdash以他怯懦、羞慚的方式&mdash&mdash驚慌失措。
從他的外表上看，頗像一位超期服役的普魯士中士。
他是一個身材敦實、圓腦袋、小眼睛的金發德國人。
一年之後，他加入了德國共産黨。
有一段時間他銷聲匿迹。
偶爾，劇院裡上演他的一兩部戲，但并不太成功。
在國家社會主義者統治的帝國裡，他沒有受迫害，因為他是雅利安人[222]，但是他被趕進了巢穴。
在新的強權扼住他的喉嚨之前，真正的悲劇已經把他淹沒了。
凱賽爾并不是經紀人常說的那種時髦意義上的&ldquo舞台劇作家&rdquo，他要比這個更重要。
如果單看他的寫作成果，我覺得他遠不如那些勤奮、聰明的舞台劇大家們。
在他所處的時代（十五年後，當我回過頭來再看那一段流逝的歲月，仍覺得它比曆史上一個已畫上句号的章節要完美得多），或許他在我的同齡人中是唯一一個擁有力量和特殊能力喚醒先鋒戲劇新生的人。
繼豪普特曼[223]之後，凱賽爾是當時歐洲唯一能夠與之比肩的劇作家；蕭伯納拿大鼎，擺架勢；皮蘭德婁[224]當時還沒那麼有名。
凱賽爾将自己劇作家的才華和罕見的文學天賦，全都犧牲給了時髦政治。
他将自己的戲劇打造成時事政治的鼓動工具。
他劇中的角色剛一登場，就以宣傳畫的風格在舞台上講演。
他不能承受這種成功，這種巨大無比的危險，這種對天才造成毀滅性威脅的危險中的危險。
他四下嗅探民衆的期待，極力附和他們的風格要求；他寫人們希望他寫的東西，不再寫隻有他才能寫出的東西。
我對他出類拔萃的能力十分尊重，尤其尊重他用來觀察生活的特殊、酸澀、羞怯的好心腸和火暴脾氣。
在那段時間裡，我為女演員寫了一部戲&mdash&mdash專門為她寫了一個&ldquo角色&rdquo&mdash&mdash那部戲裡寫了一位作家的悲劇：一位絕望地從寫作逃進生活的作家的悲劇。
這出戲從文學上講是不錯的，但作為戲劇還是很弱，最後以這麼一句漂亮話結束：&ldquo語言扼殺了生活。
&rdquo但是，凱賽爾隻是希望能夠這樣發生；生活，出于次等的行為欲望，要比他内心文學行動的動機更為強烈；生活扼殺了他的文字。
7 這年冬天，羅拉被送到柏林，為了能夠&ldquo忘掉&rdquo什麼。
她是一個在小城市裡嬌生慣養的富家閨秀，懷揣一股對父母粗莽的&ldquo敵意&rdquo。
有一天，她帶着少女時代尚未完全愈合的愛情創傷，在安哈爾特火車站[225]跳下列車。
柏林城，到處充斥着化裝舞會的喧嚣。
她寄宿在一位親戚家，在選帝侯大街附近，這位親戚是她的舅舅，是最大的一家德國報業公司總經理。
這些親戚都是富人，而且都買了大房子。
羅拉就在他們那裡，過着她的&ldquo社會生活&rdquo。
她想要&ldquo忘掉&rdquo的那個男人是我朋友。
有一天，這人寫信向我求助，要我去找羅拉，對他倆的事情表一個态。
讀完信後，我把信随手一放，并沒把這事放在心上。
幾星期後的一個晚上，我跟羅拉在劇院巧遇。
當時，正好我父親也來柏林看我。
父親從布拉格過來，隻逗留一天。
那時候，我父親在捷克斯洛伐克任匈牙利黨議員，他利用一個上議院休會的機會轉道來看我。
無論之前，還是之後，他都沒有到過柏林。
我不清楚什麼是&ldquo偶然&rdquo，這種邂逅有沒有什麼特殊意義？&mdash&mdash不管怎樣，我把這次見面記錄下來：這兩個人，羅拉和我父親，這天晚上在柏林見面。
就我的生活而言，他們确實是跟我有過什麼關系的兩個人。
我們在劇院的前廳不期而遇。
父親在我的提醒下，機械地跟羅拉打了個招呼，并朝她的背影瞥了一眼，心不在焉地問：&ldquo這個人是誰？&rdquo我告訴他後，他很有禮貌地說了一句：&ldquo她很漂亮。
&rdquo随後我們回到了觀衆席，再也沒有提起過她。
第二天，我父親啟程離開，仿佛他隻為了這次碰面&mdash&mdash他這輩子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mdash&mdash來到柏林的。
下午，我在選帝侯大街的一家咖啡館露台上跟羅拉約會。
我給她講了朋友的來信，結結巴巴地說了兩句什麼無關痛癢的話。
随後，我尴尬地沉默；她也一聲不語。
我們倆心裡都很清楚，我們坐在這裡已無事可做。
這樣的約會總是很簡單。
出生也很簡單，死亡也一樣。
我對我的朋友從來沒抱過一刻的&ldquo自罪感&rdquo。
我裝不出那種虛僞、扯謊的&ldquo騎士風度&rdquo。
其實，這樣的約會既沒有意圖，也沒有确切結果。
我什麼也沒做，也沒有什麼好做。
後來，我多次從男人們手裡搶走女人，男人們也從我手裡搶走過女人。
這種時候，我有過自罪感，或者感到羞慚，或者強詞奪理，總之每次都能給這種法國式的四角關系做出&ldquo解釋&rdquo。
當我跟羅拉約會時，我既沒有跟自己解釋什麼，也沒有跟别人解釋什麼，就像一個人覺得沒必要解釋自己為什麼活着，為什麼呼吸。
我在巴黎有一位朋友，住在瓦格蘭大街，有一天下午四點鐘，他在街上&ldquo叫住&rdquo一個女郎，後來跟她生活在一起。
女郎還是處女，跟他走了。
他們去了一家小客棧，從那以後一起生活了十五年。
我跟所有人的關系都是這樣開始的。
我從來沒&ldquo追&rdquo過任何人。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追&mdash&mdash要麼在約會時互相看對方第一眼就水到渠成，要麼一切談話都是枉費氣力。
我們坐在選帝侯大街的露台上，已經談了有半個小時，之後我們都緘口不語，看别人跳舞。
我對那天下午的每個細節都記得異常清晰。
可以這麼講，我們根本還沒談自己的私事，我就已經滿腹心事地坐在她旁邊，盯着舞女在心裡暗想：我們以後靠什麼謀生呢？這種本能的直覺，對兩個人的關系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可能誤解。
後來，我們一起去看戲，去萊恩哈德劇院。
那裡正在上演斯特林堡的《一出夢的戲劇》。
&ldquo為人類感到惋惜&rdquo，海倫·提米格[226]演唱。
那是一個盛大，卻不迷狂的夜晚。
我們兩個人都情緒不佳。
那是一種&ldquo我們到底需不需要這個？&rdquo的感覺，焦慮，憂傷。
必須得認識什麼人，帶着所有的秘密和所有的結果：就是這個，用嗲氣、平俗的字眼講，被稱作&ldquo愛&rdquo。
相識，完美的相識，從來都不那麼羅曼蒂克。
我們心緒惆怅地往家走。
當我們在大門口告别的時候，我意識到，她哭了。
我們兩個都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我還從來沒有體驗過這種在小城市的市民家庭中稱之為&ldquo伴侶&rdquo的感覺。
我還沒到二十三歲，我是個詩人，靠臨時性的收入謀生。
幾個月後，我娶了她。
柏林的親戚們贊成這個計劃。
羅拉的舅舅出身于古老的柏林貴族家庭，是一位風度翩翩、溫文爾雅的穩健派[227]紳士。
他家裡聚集了一大批德國名流：作家，前軍官，實業家和将軍們。
他們的家宅大得出奇，老先生掙錢很多，但生活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
他們第一次正式邀請我去吃晚餐，一家人穿着節日盛裝圍桌而坐，女主人客氣地勸我再吃一盤，因為&ldquo沒有别的了&rdquo&mdash&mdash當我按照家鄉的習慣婉言謝絕，他們也不堅持，一家人繼續享用冷餐，後來我才意識到，之後并沒有下一道菜。
他們經常在豪宅裡大宴賓客，晚餐隻有&ldquo德式三明治&rdquo和盛在黑盤子裡的豬肝餡餅。
老先生很喜歡我，有時非常隆重地寫信邀請我過去&ldquo小酌一杯&rdquo。
這有如授勳一般的邀請，在精心布置的儀式中進行。
我們穿着黑西裝，氣氛沉悶地坐在那兒，圍着一瓶葡萄酒，一臉虔誠地品飲高貴的瓊漿。
在我們家鄉，如果來了客人，立刻會拎來一大桶酒。
羅拉的兩個表妹是女售貨員，戰後的柏林女孩都過着自由的生活。
女孩們不帶男伴去酒吧裡尋歡，去&ldquo克羅爾&rdquo，或去&ldquo動物園&rdquo參加著名的畫室狂歡；這一類娛樂，并不是完全無害或毫無危險。
淩晨時分，在&ldquo動物園&rdquo的大理石廳堂和樓梯昏暗的角落裡，情侶們躺得橫七豎八，有的在嘔吐，有的在做愛。
在這些柏林的化裝晚會上，參加者将市民的道德準則抛到了腦後。
在拂曉的朦胧中，&ldquo柏林西區&rdquo最上流家庭的閨秀們在台階上打滾，躺在陌生騎士的懷抱裡。
後來，我在巴黎親眼目睹了幾次著名的畫室狂歡，可那裡的參加者也不會一直呻吟到黎明；這種瘋狂的群交是柏林酒吧的唯一目的、意義與結局，我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再見到過。
羅拉的表妹們三天兩頭泡在酒吧。
沒有人在乎她們在這些化裝晚會上的經曆。
她們的父母不在乎，她們後來嫁給的市民丈夫們也不在乎。
對父母來說，已經成年的女孩們一個人在夜裡遊蕩，直到天亮才衣裙皺巴、花環歪斜、發绺散亂地回到家，這很自然。
簡而言之，在化裝晚會上發生的事情什麼都不算；隻有在白天&mdash&mdash在苛刻的市民生活中，在符合全部規矩、章程和嚴格儀式的情況下&mdash&mdash發生的事情才算數。
這種不言自明的約定是說，女孩們的性自由一直持續到出嫁之日。
這些柏林的女孩們，在疾風驟雨般的化裝晚會後，帶着天真無邪的羞澀嫁給在酒吧裡遇到的某個舞男，搖身變成妻子和孩子們的母親。
這些女孩說起肉體之愛，就像談論某項工作任務。
後來，她們有一天退縮到婚姻裡，結束了她們的愛情生涯。
對于家長們的自由主義态度，我一直未能找到恰當的解釋。
在這些柏林的市民女孩中，絕大多數都像羅拉的兩個表妹，有着極其嚴格和精心的家教。
在言談中，父母們很難說出什麼淫詞穢語或輕浮的笑話。
但是，他們對女孩們在走馬燈般趕赴的舞會上偶爾懷孕，卻又覺得再自然不過。
那是一個有趣的反常世界；而且，不可救藥地陌生。
8 初春，我們結婚了。
我十分鄭重地擔負起一家之主的義務。
首先，經過很長時間的深思熟慮，我買了一隻鞋櫃。
我為了買這件必要、有用的家具，花掉了準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