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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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憑着源于潛意識的自發性理解與冷靜，将自己的觀點和對人對事的看法付諸筆端，就像米克薩特[193]在故事中描寫的那位鄉村鐵匠用小刮刀做眼科手術。
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什麼是文字該負的責任，這時候我才感到敬畏。
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經寫了好長時間，現在回想，《法蘭克福日報》出于讓我無法理解的善意刊登我的文章。
我為這家久負盛名、切實代表歐洲精神的報社工作了許多年。
他們從來沒有派給我任何無聊的任務；後來，我從國外，從巴黎、倫敦、耶路撒冷、開羅寫文章寄給他們，我在篇幅有限的短文裡寫下所有可能引發讀者興趣的見聞與随想，寫下某個特殊人物的聲調，寫下凱約[194]講演的手勢，寫下傑裡科[195]一位婦人的腳步，寫下馬賽一個跑堂的煩惱，寫下裡昂旅館裡的雜亂無序，寫下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或一個皮革商寫的小書；總之，我構思巧妙地寫下生活中遇到的一切，發表在《法蘭克福日報》上&hellip&hellip那段時間我用德語寫作，好像我真會德語似的；我的手迹原封原樣地印在這份影響巨大、語言考究、門檻很高的報紙上。
報社老闆兼主編亨利·西蒙滿懷善意地關注我的每個細微嘗試，自始至終都對我的文章大開綠燈。
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把寫作當成自己的&ldquo職業&rdquo，我想，我根本就沒把自己跟這份&ldquo外國報紙&rdquo之間的關系當成多大的一回事。
至少對我來說，文章登在《法蘭克福日報》上，還是登在考紹報紙上，并沒有什麼太大區别，考紹和法蘭克福評論家對我文章的看法同等重要；在我看來，都是在大報的星期日專欄版發表文章。
在我的生活中，一切就這樣一蹴而就。
如果我特别&ldquo想&rdquo在《法蘭克福日報》上發表文章，可能他們理都不會理我。
一位新手要想跨進一家佩斯周報編輯部的門檻，肯定要比被這家世界級大報接受更難。
對于寫作，對于詞語的分量，對于文字的後果，我根本毫無概念。
我寫文章就像一個年輕人的呼吸，抱着某種粗野的歡樂張大肺葉。
我不知道一位年長、博學的作家為了能在這家報紙上發表幾行自己的文字要走東闖西地花費多少精力；我不過把為大報工作視為一種消遣，他們為此支付昂貴的費用。
我後來意識到，根本沒必要向他們讨錢，如果完全聽憑他們确定稿酬的額度，我會得到更多。
在我離開法蘭克福後，他們打電話到巴黎，派我去倫敦出席某個政治會議，或到日内瓦做一些&ldquo豐富多彩&rdquo的政治報道，或到意大利、比利時的某個&ldquo發生了什麼事件&rdquo的小城市，或派我去東歐幾個月，他們支付全部費用&hellip&hellip我知道了，為《法蘭克福日報》工作沒有必要給他們寄費用清單，從來不需要我伸手要，報社就會主動給我彙足夠的經費。
這家報社非常出色，就像一個小國的外交機構那樣敏感。
他們的外交官們坐在紐約、倫敦和巴黎，享有威望的編輯部能夠通過電報、國外評論影響倫敦的時尚潮流&hellip&hellip對報社而言，對事件進行追蹤報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有趣的則是對事件的政治意義進行評論，确定各種時代現象的精神或文化的曆史地位。
人們都說，德國的重工業是報紙的經濟後盾；但在20年代初，這個傳聞并不屬實。
德國工業最大的控股公司插手媒體是後來的事，更後來才是第三帝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對媒體都很謹慎；或許，在第三帝國時期，《法蘭克福日報》是唯一一家納粹很長時間都未能&ldquo操控住&rdquo的報紙。
為了保持報紙的信譽、精神的高尚與獨立，這份報紙以大家庭的方式在法蘭克福總部進行編輯；亨利·西蒙統管一切，事無巨細，即使一日出三份報紙，任何一個欄目都不會刊登一則無意義的消息，每則消息都要經主編兼社長親自過目。
他們隻要接受了誰，就會将誰視為家庭成員。
隻要是他們相信的人，随時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
的确，在這份報紙裡刊登的每一行字，都必須能夠經得住考驗；從他們手裡絕不會漏出一行随便或懈怠的文字。
我跟這家大報社保持了許多年的工作關系。
有一天，我們的聯系就像剛開始建立時那樣以特别的方式突然中斷&hellip&hellip那時，我已經移居巴黎多年，我為他們寫過許多東西，在很多方面合作過。
從某一天起，他們開始退我的稿子。
發表一篇，退回三篇。
我不明白這是因為什麼，我寫的文章跟以前的相比，既不差，也不蠢。
他們在退稿信中寫道：&ldquo總之，我們希望您寫的不是這樣的文章&hellip&hellip&rdquo我左思右想，表示理解。
當我為他們寫專欄時，我十分好學，耍小聰明；我給他們寫他們希望我寫的東西。
當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後，我寫的東西對他們來說變得陌生。
我用德語寫作，但是用外國人的心靈寫作。
偶爾，他們出于禮貌還會發表幾篇，但就像一個人對待已被自己抛棄的情人。
11 有一天早晨，翻譯K帶着兩條狗和他的女友從黑森林[196]來到法蘭克福，與他同行的還有一位年輕，肥胖，總用充滿苦難、憤世嫉俗的眼光看世界的匈牙利流亡作家。
K的女友是一位奧地利女伯爵，她将美國作家的作品譯成德語，後來，她本人也成為左翼德國文學&ldquo運動&rdquo中一位相當多産的女作家。
我在火車站等他們。
他們進駐法蘭克福相當惹眼。
那兩條狗惹出不少麻煩，他們剛到那天，入住的家庭旅館很快就下了驅逐令，我隻好讓他們住到我後來的住處；當時，我早就從虐待狂的裁縫家搬走，在埃舍爾謝梅爾大街離報社不遠、與名為&ldquo呂騰與勒甯&rdquo的出版社緊鄰的一幢房子裡租了一套漂亮、敞亮的三室公寓。
我一個人住在别墅的一層，非常喜歡屋裡賞心悅目的陳設。
當K由于世界觀和養狗問題跟法蘭克福家庭旅館房東吵翻後，他們搬到我那裡住，我則搬到别墅二層的一間閣樓裡。
就這樣，我跟在國外相遇的陌生人住到一起，三天兩頭發生争執。
尤其是K，他最容易生氣，也最愛生氣。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過得十分開心。
K和他的朋友們工作很忙，在那段時期，我自己也有固定工作。
K是一個生性多疑的人，他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疑心重重，他把所有的猜疑都寫到牢騷滿腹的信件裡，并且用挂号、加急、航空的方式郵寄。
在我的熟人當中，他是寫加急挂号信最多的人。
後來，我在國外也收到過他寄的這類信件，信是K在半夜三更以加急、挂号的方式寄出來的，信裡的全部内容隻是告訴我，他的工作按計劃進行，或者收回他對我的好感，或者他認為誤解已經消除，我們的友誼依然如舊。
對他來說，不管什麼都十萬火急。
他性情火暴，經常跟德國人發生沖突，動不動就寫信投訴。
戰争期間，他跟女伯爵在達沃斯[197]相識；當時兩個人都在患病，他倆在達沃斯療養院締結的情誼，要比任何病人之間可能締結的正式而永恒的友誼都更加純潔、更有魅力、更牢不可破。
他們兩人都激情洋溢，都喜歡文學，喜歡狗。
從那以後，我再沒見過能像K和他的女友那樣奴顔媚骨地跟狗或作家說話的人。
他們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用在寵愛狗和翻譯書上了。
他們翻譯了許多作品，他們是那個行業的藝術家。
這是一個特殊行業，需要兩位藝術家來完成：翻譯家總是流産的作家，就像攝影家總是迷途的畫家。
K和女伯爵用真正藝術家的謙遜将自己的天賦傾注到對外國作家作品的翻譯上。
有的時候，他們會為如何将一個匈牙利文或英文概念準确譯成德語而争論好幾個小時。
K從匈牙利語翻譯，他是第一個将匈牙利新文學介紹給世界的人。
官方不僅從來沒有支持過他，反而不承認他。
他們就這樣生活在法蘭克福的别墅裡，K從早到晚都為他的兩條狗捉虱子、逮跳蚤，經常寫發洩牢騷的加急挂号信&mdash&mdash毫不誇張地說，K的一半收入都花在為那些令人氣憤的信貼郵票上&mdash&mdash他總是躁動不安，興奮不已；隻要有K在，空氣裡總彌漫着火藥味。
我住在别墅的閣樓裡，從早到晚都可以寫詩。
K做午飯，在手稿和打字機之間，他做得最多的是青菜炖牛肉，因為他不會做别的。
K和女伯爵，這兩個人由一條牢不可破的紐帶生死相系。
如此牢固的人與人關系，我後來不曾在任何人身上看到過。
我都不清楚，&ldquo他們活得好不好？&rdquo&mdash&mdash通常被稱為羅曼蒂克的東西，大概不是以這種依存關系為特征。
他們是在患病的時候相識的。
後來，K的病好了，但婦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女人給我留下的印象，與&ldquo健壯&rdquo、&ldquo沉靜&rdquo等通常用來形容奧地利貴婦的概念毫無關聯。
她個子很高，消瘦羸弱；皮包骨頭的臉上，隻有一雙充滿激情的眼睛格外生動，那是一雙因死亡恐懼而顯得高貴、因人類團結而散射溫暖光芒的眼睛。
她自己縫制的衣裳和踱步時不安的神情，都讓德國人驚歎不已。
我們在城裡所到之處，都會招緻敵意的目光，因為在女人身上，總有什麼讓人感到與衆不同，某種既令人害怕又讓人着迷的鶴立雞群，一道在痛苦、徹悟和激情中經受過洗禮的精神光芒。
我們走到哪裡，哪裡的人就鴉雀無聲。
女伯爵走在前頭，目不斜視，低着腦袋，像微服出逃似的穿過人群；随後是K，腋窩下夾着兩條狗，他那副淡漠、抱怨的眼神惹人反感，充滿猜疑、暴躁和憂傷，已經準備好立即給讓他生疑的人寫加急挂号信；我隻是這行人裡的一個小無賴，揚揚自得地走在隊列最後。
女伯爵的父親是奧匈帝國的一位大使，母親是一位奧地利女男爵；女伯爵的孩提時代是在父親出任外交官的地方度過的，從小就生活在大世界裡。
她嫁給了鮑爾提男爵，曾跟丈夫住在立陶宛的哪個地方，後來由于患病，從那裡去了達沃斯，從那之後，她再也沒有回到過丈夫的領地。
她能講能寫德語、法語、西班牙語和英語，翻譯厄普敦·辛克萊爾[198]和查爾斯·佩吉[199]的作品；辛克萊爾用很小号的打字字體給她寫過厚厚一大摞信，不管是誰，隻要接觸到這顆心靈，就會跟她成為一世的朋友。
在政治上，她抱着充滿激情的左翼觀點；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她這樣能将個性的傲慢與自己的言行，将無可仿效的知性女神做派與&ldquo女革命家&rdquo激昂的獻身行為如此絕妙地結合到一起的女人。
不管她坐到哪兒，那裡就立即形成沙龍，所有人都會圍繞着她&mdash&mdash有的時候，一些狂熱、暧昧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坐在這個&ldquo沙龍&rdquo裡，因為在K的周圍聚集了不少崇拜他的&ldquo革命者&rdquo&mdash&mdash他倆也不得不扮演沙龍主人的角色。
每天下午，我們都這樣待在女伯爵的客廳内，手裡捧着茶杯；作家，工人，革命者，法蘭克福的理論家和貴族們，都溫柔地集聚在她的裙角下；無論是誰，隻要一走近女伯爵，就再不可能從她身邊逃走。
我們舉辦&ldquo社交活動&rdquo，應邀前來的客人們感覺自己置身于女伯爵擔任大使的父親在開羅或巴黎的奧匈帝國大使館的宮殿内喝午茶。
女伯爵主持&ldquo社交活動&rdquo&mdash&mdashK則坐在某一個角落，寵護他的愛犬，用懷疑的眼光左顧右盼&mdash&mdash應邀而來的客人們乖覺地追随那躁動不安的高貴心靈，浮遊在文學與政治的戰場上空。
不，這個女人不是&ldquo藍絲襪&rdquo。
在她羸弱、病重的軀體裡，蘊含着能夠蠱惑民衆的力量。
她的肺髒幾近萎縮，即使這樣，她仍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個小時，伏身坐在打字機前，嘴裡總叼着一支英國或美國産的很粗、冒煙的鴉片雪茄。
她很少上街，害怕人們的眼神。
有一次她跟我說，&ldquo她非常可憐那些人&rdquo。
她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階層與過去，帶着某種忌妒的懷舊之情憎恨它們。
那些不時聚到她身邊的人，時過不久會徹底消失，許多時候連姓名都不會留下；革命者們隐藏身份光顧女伯爵的沙龍，他們仿佛有一個誓約，都從來不講更激烈的細節&hellip&hellip有一天，一位有着女性般白皙面孔、留着栗色胡須的男人出現在我們的聚會上，他的手白皙、光潤、柔軟，目光迷離而狡黠，他坐在我們中間，斷續、幹巴地回答我們的提問，極力隐瞞自己的名字。
有人傳言，他是法蘭克福一家汽車廠的工人。
雖然他去哪兒都穿一件工作服，但從夾克細密的布紋看，肯定出于一位好裁縫之手；從雪白、光潤的指甲看，那雙手從來就沒沾過機油碰過鐵粉&hellip&hellip他的頭顱形狀、嘴和額頭，都很像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毫無疑問，關于這個人的傳說很快就開始在沙龍裡流傳。
在女伯爵充滿魔力的氣場裡，有過許多這樣來無影去無蹤的無名客。
K把他的酒、英國煙和書稱作&ldquo孩子&rdquo，并且與我分享。
我十分溫存地生活在他身邊，忍受他的粗暴、古怪、非人的特質，外加女人；我就這樣無私、謙恭、悲傷地忍受着，就像忍受那位與衆不同的女伯爵。
痛苦的生活方式對她來說是命中注定，她帶着蔑視和反抗予以接受。
她是貴族，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貴族。
有一天，斯蒂芬·茨威格來看望我們，做完客後，我們在雨中散了幾小時的步。
茨威格向我講述了這位卓爾不群的婦人的人生故事，感覺就像他寫人物傳記那樣翔實細膩，充滿感人的激情，講述的方式我們隻在談論那種人時才會使用。
當階層、原則和價值準則在我們四周坍塌，他們能夠有足夠的力量與堅韌保持身心的平衡。
有的時候，我們到法蘭克福的郊區旅行，去工人聚居區，女伯爵在赫希斯特鎮[200]一家大型化工廠的工人宿舍裡朗讀作品。
&ldquo運動&rdquo的積極分子們也懷着由衷的愛戴簇擁着她，盡管她并非完全、無條件地屬于他們，但他們應該将她視為自己人。
初秋時節，K又被什麼惹惱了，從樓下給我寫了一封加急挂号信寄到閣樓。
毫無疑問，女伯爵站在K的一邊；不管遇到什麼事情，她總是跟K團結一緻，或許他們兩人關系的特征和意義就是團結，就像一顆卓爾不群的心靈接納了另一顆受傷、憤懑的心靈。
當我離開他們搬到火車站對面一家旅館後，我過了一段流浪藝術家的日子。
在那段時間，我遇到了不少類似愛情的經曆，我成了當地冒險故事中傷感的主人公，成天糾纏在分手與醜聞當中；我的行為舉止已經染上了神經症，反映到所有的人際關系上。
我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這種病裡蘊藏了多少反抗的力量。
不管怎樣我都覺得，我不能在法蘭克福繼續住下去了，在這裡，我已從這座城市和人們那裡得到了他們在深夜和霧中所能給予我的最多的東西。
我沒有跟周圍的環境保持一緻，沒有跟各個階級、利益階層和任何人團結一心。
我在旅館的客房裡跟仙人掌、黑人雕像為伍，每天夜裡我都惴惴不安地回到住處，擔心在淩晨會被逮捕。
12 有一天醒來我意識到，客居法蘭克福的這一年在我體内引發了某種變化。
我既沒有足夠的能力真正寫下或表達什麼隻屬于自己的東西，也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進行表達。
我在《法蘭克福日報》發表的那些塗鴉之作，那些詩歌、戲劇習作，都不過是初試牛刀之人結結巴巴的表達嘗試，有時候顯得相當聰明，這樣的文字就像小孩子抱着音樂家的自信在鋼琴上亂敲，感覺占有了這件樂器。
我意識到，客居法蘭克福的這一年在我的内心勾勒出什麼，某種寫作的初始狀态，或許，隻不過是一些偶然、模糊、膽怯的舉止。
我生活在人群中間，我對這些人的了解少得可憐；我生活在青春的迷霧裡，我上大學的感覺就像一個陌生人，臉拉得很長，一副軍人做派，跟帥氣可愛的同齡人一起既缺少共享的快樂，也沒什麼話好談。
我隻對新聞寫作感興趣，我對唾手可得的成功雖然感覺良好，但并不太看重這種表達的機會。
我覺得，新聞學對我來說隻不過是一種謀生手段。
作家的行為、态度和觀點立場，都是在人與事件背後影綽浮現的另一種&ldquo幻想&rdquo。
跟我唾手可及、受到制約的生活方式相比，我更喜歡對作家而言的那種真正現實。
文字創作的終極意義不過是行為而已，如果用漂亮的話講：道德行為。
我意識到有某種使命在等着我，這種使命，我必須在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獨自完成；由于我覺得自己還很軟弱，還不成熟，這種任務讓我感到焦慮，有時感到恐懼。
客居法蘭克福的那一年，我結識了很多很多人。
報社有時派我去達姆施塔特，恩斯特·路德維希大公[201]退位後仍舊住在位于該市中心的宮殿裡，依然保持着宮廷内的精神生活；哲學家蓋沙令伯爵[202]是精神領袖。
那座年輕人雲集的大公府邸，被人稱作&ldquo智慧學校&rdquo，在那裡，渴望知識的美少年們坐在絲絨面的扶手椅裡，光着腳闆在花園裡散步，聆聽蓋沙令伯爵談生活，談死亡，或者參加某位應邀而來、地位顯赫的外國貴客主持的講座。
在這裡，我結識了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對我來說，他的樣子有些可疑，我對所有穿長袍的人都覺得可疑，感覺是反歐洲，反理性。
跟大公府邸的日常生活相仿，&ldquo智慧學校&rdquo裡也基本都是單一性别。
恩斯特·路德維希身材矮胖，弗恩[203]模樣，拄着拐杖，經常一瘸一拐地在學員們的衆星捧月下出現在公園裡，一聲不語地觀察着這支&ldquo精英隊伍&rdquo，仿佛欣賞一件特别的造物，之後在神秘的沉默中返回城堡，回到罕見的書籍、陶瓷和他賞識的哲學家們中間。
這些達姆施塔特的造訪者們&mdash&mdash我必須撰寫關于這些地位顯赫的外國貴客或講演者的&ldquo報道&rdquo&mdash&mdash給我留下了令人壓抑、很不舒服的記憶。
但是法蘭克福本身也窒悶，擁擠&mdash&mdash有太多的金錢和太多的人，那些人充滿了因金錢誘發的恐懼、奇思妙想、怪癖和需求。
在法蘭克福的生活&ldquo有趣&rdquo得幾乎不真實；我的每一天都過得矯揉造作，仿佛閃爍着石英的光，生活在紫外線的光芒裡。
在格羅撒·希爾施格拉本大街的歌德故居裡，一百年前，人們在這裡過着驕奢、舒适的生活，就像現在住在&ldquo黑爾·拉特&rdquo樓宇裡的貴族家庭；毫無疑問，這裡的城市氛圍在整個德國最為奇特，我遲早必須得逃離這裡，這裡到處充滿了刺激、甜蜜和過分的餍足。
的确，我本可以在法蘭克福幹一番事業的。
但是當時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卻是帶着我的法蘭克福情人，一位正在打離婚官司的女士，搭乘午夜列車逃亡柏林。
我沒有驚動任何人，隻跟女伯爵、K和他的狗道了别。
那位正在打離婚官司的女士比我年長十歲，整夜抱着痙攣的肚子躺在車廂裡。
我情緒低落地坐在她身邊，望着車窗外黎明破曉的德國，我并沒有意識到我離開的是自己青年時代最重要的一站，後來我再沒有回到過那裡。
就在客居法蘭克福的那一年裡，我的世界觀或秉性氣質逐步形成，從而決定了我整個一生跟寫作和世界的關系。
那時候我知道的隻是自己的處境，我在那座異邦的城市裡住了一年，并從那裡将一個女人帶入記憶，這個女人我并不愛，我真想盡快逃離她。
那年我二十歲。
我在生活刺眼的光芒裡精神煥發。
我上了&ldquo冒險之路&rdquo。
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什麼是文字該負的責任，這時候我才感到敬畏。
但是在那之前，我已經寫了好長時間，現在回想，《法蘭克福日報》出于讓我無法理解的善意刊登我的文章。
我為這家久負盛名、切實代表歐洲精神的報社工作了許多年。
他們從來沒有派給我任何無聊的任務；後來，我從國外，從巴黎、倫敦、耶路撒冷、開羅寫文章寄給他們，我在篇幅有限的短文裡寫下所有可能引發讀者興趣的見聞與随想，寫下某個特殊人物的聲調，寫下凱約[194]講演的手勢，寫下傑裡科[195]一位婦人的腳步，寫下馬賽一個跑堂的煩惱，寫下裡昂旅館裡的雜亂無序，寫下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或一個皮革商寫的小書；總之，我構思巧妙地寫下生活中遇到的一切，發表在《法蘭克福日報》上&hellip&hellip那段時間我用德語寫作，好像我真會德語似的；我的手迹原封原樣地印在這份影響巨大、語言考究、門檻很高的報紙上。
報社老闆兼主編亨利·西蒙滿懷善意地關注我的每個細微嘗試，自始至終都對我的文章大開綠燈。
我根本沒有想過要把寫作當成自己的&ldquo職業&rdquo，我想，我根本就沒把自己跟這份&ldquo外國報紙&rdquo之間的關系當成多大的一回事。
至少對我來說，文章登在《法蘭克福日報》上，還是登在考紹報紙上，并沒有什麼太大區别，考紹和法蘭克福評論家對我文章的看法同等重要；在我看來，都是在大報的星期日專欄版發表文章。
在我的生活中，一切就這樣一蹴而就。
如果我特别&ldquo想&rdquo在《法蘭克福日報》上發表文章，可能他們理都不會理我。
一位新手要想跨進一家佩斯周報編輯部的門檻，肯定要比被這家世界級大報接受更難。
對于寫作，對于詞語的分量，對于文字的後果，我根本毫無概念。
我寫文章就像一個年輕人的呼吸，抱着某種粗野的歡樂張大肺葉。
我不知道一位年長、博學的作家為了能在這家報紙上發表幾行自己的文字要走東闖西地花費多少精力；我不過把為大報工作視為一種消遣，他們為此支付昂貴的費用。
我後來意識到，根本沒必要向他們讨錢，如果完全聽憑他們确定稿酬的額度，我會得到更多。
在我離開法蘭克福後，他們打電話到巴黎，派我去倫敦出席某個政治會議，或到日内瓦做一些&ldquo豐富多彩&rdquo的政治報道，或到意大利、比利時的某個&ldquo發生了什麼事件&rdquo的小城市，或派我去東歐幾個月，他們支付全部費用&hellip&hellip我知道了，為《法蘭克福日報》工作沒有必要給他們寄費用清單，從來不需要我伸手要，報社就會主動給我彙足夠的經費。
這家報社非常出色，就像一個小國的外交機構那樣敏感。
他們的外交官們坐在紐約、倫敦和巴黎，享有威望的編輯部能夠通過電報、國外評論影響倫敦的時尚潮流&hellip&hellip對報社而言，對事件進行追蹤報道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更有趣的則是對事件的政治意義進行評論，确定各種時代現象的精神或文化的曆史地位。
人們都說，德國的重工業是報紙的經濟後盾；但在20年代初，這個傳聞并不屬實。
德國工業最大的控股公司插手媒體是後來的事，更後來才是第三帝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們對媒體都很謹慎；或許，在第三帝國時期，《法蘭克福日報》是唯一一家納粹很長時間都未能&ldquo操控住&rdquo的報紙。
為了保持報紙的信譽、精神的高尚與獨立，這份報紙以大家庭的方式在法蘭克福總部進行編輯；亨利·西蒙統管一切，事無巨細，即使一日出三份報紙，任何一個欄目都不會刊登一則無意義的消息，每則消息都要經主編兼社長親自過目。
他們隻要接受了誰，就會将誰視為家庭成員。
隻要是他們相信的人，随時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
的确，在這份報紙裡刊登的每一行字，都必須能夠經得住考驗；從他們手裡絕不會漏出一行随便或懈怠的文字。
我跟這家大報社保持了許多年的工作關系。
有一天，我們的聯系就像剛開始建立時那樣以特别的方式突然中斷&hellip&hellip那時，我已經移居巴黎多年，我為他們寫過許多東西，在很多方面合作過。
從某一天起，他們開始退我的稿子。
發表一篇，退回三篇。
我不明白這是因為什麼，我寫的文章跟以前的相比，既不差，也不蠢。
他們在退稿信中寫道：&ldquo總之，我們希望您寫的不是這樣的文章&hellip&hellip&rdquo我左思右想，表示理解。
當我為他們寫專欄時，我十分好學，耍小聰明；我給他們寫他們希望我寫的東西。
當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後，我寫的東西對他們來說變得陌生。
我用德語寫作，但是用外國人的心靈寫作。
偶爾，他們出于禮貌還會發表幾篇，但就像一個人對待已被自己抛棄的情人。
11 有一天早晨，翻譯K帶着兩條狗和他的女友從黑森林[196]來到法蘭克福，與他同行的還有一位年輕，肥胖，總用充滿苦難、憤世嫉俗的眼光看世界的匈牙利流亡作家。
K的女友是一位奧地利女伯爵，她将美國作家的作品譯成德語，後來，她本人也成為左翼德國文學&ldquo運動&rdquo中一位相當多産的女作家。
我在火車站等他們。
他們進駐法蘭克福相當惹眼。
那兩條狗惹出不少麻煩，他們剛到那天，入住的家庭旅館很快就下了驅逐令，我隻好讓他們住到我後來的住處；當時，我早就從虐待狂的裁縫家搬走，在埃舍爾謝梅爾大街離報社不遠、與名為&ldquo呂騰與勒甯&rdquo的出版社緊鄰的一幢房子裡租了一套漂亮、敞亮的三室公寓。
我一個人住在别墅的一層，非常喜歡屋裡賞心悅目的陳設。
當K由于世界觀和養狗問題跟法蘭克福家庭旅館房東吵翻後，他們搬到我那裡住，我則搬到别墅二層的一間閣樓裡。
就這樣，我跟在國外相遇的陌生人住到一起，三天兩頭發生争執。
尤其是K，他最容易生氣，也最愛生氣。
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過得十分開心。
K和他的朋友們工作很忙，在那段時期，我自己也有固定工作。
K是一個生性多疑的人，他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疑心重重，他把所有的猜疑都寫到牢騷滿腹的信件裡，并且用挂号、加急、航空的方式郵寄。
在我的熟人當中，他是寫加急挂号信最多的人。
後來，我在國外也收到過他寄的這類信件，信是K在半夜三更以加急、挂号的方式寄出來的，信裡的全部内容隻是告訴我，他的工作按計劃進行，或者收回他對我的好感，或者他認為誤解已經消除，我們的友誼依然如舊。
對他來說，不管什麼都十萬火急。
他性情火暴，經常跟德國人發生沖突，動不動就寫信投訴。
戰争期間，他跟女伯爵在達沃斯[197]相識；當時兩個人都在患病，他倆在達沃斯療養院締結的情誼，要比任何病人之間可能締結的正式而永恒的友誼都更加純潔、更有魅力、更牢不可破。
他們兩人都激情洋溢，都喜歡文學，喜歡狗。
從那以後，我再沒見過能像K和他的女友那樣奴顔媚骨地跟狗或作家說話的人。
他們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用在寵愛狗和翻譯書上了。
他們翻譯了許多作品，他們是那個行業的藝術家。
這是一個特殊行業，需要兩位藝術家來完成：翻譯家總是流産的作家，就像攝影家總是迷途的畫家。
K和女伯爵用真正藝術家的謙遜将自己的天賦傾注到對外國作家作品的翻譯上。
有的時候，他們會為如何将一個匈牙利文或英文概念準确譯成德語而争論好幾個小時。
K從匈牙利語翻譯，他是第一個将匈牙利新文學介紹給世界的人。
官方不僅從來沒有支持過他，反而不承認他。
他們就這樣生活在法蘭克福的别墅裡，K從早到晚都為他的兩條狗捉虱子、逮跳蚤，經常寫發洩牢騷的加急挂号信&mdash&mdash毫不誇張地說，K的一半收入都花在為那些令人氣憤的信貼郵票上&mdash&mdash他總是躁動不安，興奮不已；隻要有K在，空氣裡總彌漫着火藥味。
我住在别墅的閣樓裡，從早到晚都可以寫詩。
K做午飯，在手稿和打字機之間，他做得最多的是青菜炖牛肉，因為他不會做别的。
K和女伯爵，這兩個人由一條牢不可破的紐帶生死相系。
如此牢固的人與人關系，我後來不曾在任何人身上看到過。
我都不清楚，&ldquo他們活得好不好？&rdquo&mdash&mdash通常被稱為羅曼蒂克的東西，大概不是以這種依存關系為特征。
他們是在患病的時候相識的。
後來，K的病好了，但婦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女人給我留下的印象，與&ldquo健壯&rdquo、&ldquo沉靜&rdquo等通常用來形容奧地利貴婦的概念毫無關聯。
她個子很高，消瘦羸弱；皮包骨頭的臉上，隻有一雙充滿激情的眼睛格外生動，那是一雙因死亡恐懼而顯得高貴、因人類團結而散射溫暖光芒的眼睛。
她自己縫制的衣裳和踱步時不安的神情，都讓德國人驚歎不已。
我們在城裡所到之處，都會招緻敵意的目光，因為在女人身上，總有什麼讓人感到與衆不同，某種既令人害怕又讓人着迷的鶴立雞群，一道在痛苦、徹悟和激情中經受過洗禮的精神光芒。
我們走到哪裡，哪裡的人就鴉雀無聲。
女伯爵走在前頭，目不斜視，低着腦袋，像微服出逃似的穿過人群；随後是K，腋窩下夾着兩條狗，他那副淡漠、抱怨的眼神惹人反感，充滿猜疑、暴躁和憂傷，已經準備好立即給讓他生疑的人寫加急挂号信；我隻是這行人裡的一個小無賴，揚揚自得地走在隊列最後。
女伯爵的父親是奧匈帝國的一位大使，母親是一位奧地利女男爵；女伯爵的孩提時代是在父親出任外交官的地方度過的，從小就生活在大世界裡。
她嫁給了鮑爾提男爵，曾跟丈夫住在立陶宛的哪個地方，後來由于患病，從那裡去了達沃斯，從那之後，她再也沒有回到過丈夫的領地。
她能講能寫德語、法語、西班牙語和英語，翻譯厄普敦·辛克萊爾[198]和查爾斯·佩吉[199]的作品；辛克萊爾用很小号的打字字體給她寫過厚厚一大摞信，不管是誰，隻要接觸到這顆心靈，就會跟她成為一世的朋友。
在政治上，她抱着充滿激情的左翼觀點；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像她這樣能将個性的傲慢與自己的言行，将無可仿效的知性女神做派與&ldquo女革命家&rdquo激昂的獻身行為如此絕妙地結合到一起的女人。
不管她坐到哪兒，那裡就立即形成沙龍，所有人都會圍繞着她&mdash&mdash有的時候，一些狂熱、暧昧的無政府主義者也坐在這個&ldquo沙龍&rdquo裡，因為在K的周圍聚集了不少崇拜他的&ldquo革命者&rdquo&mdash&mdash他倆也不得不扮演沙龍主人的角色。
每天下午，我們都這樣待在女伯爵的客廳内，手裡捧着茶杯；作家，工人，革命者，法蘭克福的理論家和貴族們，都溫柔地集聚在她的裙角下；無論是誰，隻要一走近女伯爵，就再不可能從她身邊逃走。
我們舉辦&ldquo社交活動&rdquo，應邀前來的客人們感覺自己置身于女伯爵擔任大使的父親在開羅或巴黎的奧匈帝國大使館的宮殿内喝午茶。
女伯爵主持&ldquo社交活動&rdquo&mdash&mdashK則坐在某一個角落，寵護他的愛犬，用懷疑的眼光左顧右盼&mdash&mdash應邀而來的客人們乖覺地追随那躁動不安的高貴心靈，浮遊在文學與政治的戰場上空。
不，這個女人不是&ldquo藍絲襪&rdquo。
在她羸弱、病重的軀體裡，蘊含着能夠蠱惑民衆的力量。
她的肺髒幾近萎縮，即使這樣，她仍每天工作十到十二個小時，伏身坐在打字機前，嘴裡總叼着一支英國或美國産的很粗、冒煙的鴉片雪茄。
她很少上街，害怕人們的眼神。
有一次她跟我說，&ldquo她非常可憐那些人&rdquo。
她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階層與過去，帶着某種忌妒的懷舊之情憎恨它們。
那些不時聚到她身邊的人，時過不久會徹底消失，許多時候連姓名都不會留下；革命者們隐藏身份光顧女伯爵的沙龍，他們仿佛有一個誓約，都從來不講更激烈的細節&hellip&hellip有一天，一位有着女性般白皙面孔、留着栗色胡須的男人出現在我們的聚會上，他的手白皙、光潤、柔軟，目光迷離而狡黠，他坐在我們中間，斷續、幹巴地回答我們的提問，極力隐瞞自己的名字。
有人傳言，他是法蘭克福一家汽車廠的工人。
雖然他去哪兒都穿一件工作服，但從夾克細密的布紋看，肯定出于一位好裁縫之手；從雪白、光潤的指甲看，那雙手從來就沒沾過機油碰過鐵粉&hellip&hellip他的頭顱形狀、嘴和額頭，都很像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毫無疑問，關于這個人的傳說很快就開始在沙龍裡流傳。
在女伯爵充滿魔力的氣場裡，有過許多這樣來無影去無蹤的無名客。
K把他的酒、英國煙和書稱作&ldquo孩子&rdquo，并且與我分享。
我十分溫存地生活在他身邊，忍受他的粗暴、古怪、非人的特質，外加女人；我就這樣無私、謙恭、悲傷地忍受着，就像忍受那位與衆不同的女伯爵。
痛苦的生活方式對她來說是命中注定，她帶着蔑視和反抗予以接受。
她是貴族，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貴族。
有一天，斯蒂芬·茨威格來看望我們，做完客後，我們在雨中散了幾小時的步。
茨威格向我講述了這位卓爾不群的婦人的人生故事，感覺就像他寫人物傳記那樣翔實細膩，充滿感人的激情，講述的方式我們隻在談論那種人時才會使用。
當階層、原則和價值準則在我們四周坍塌，他們能夠有足夠的力量與堅韌保持身心的平衡。
有的時候，我們到法蘭克福的郊區旅行，去工人聚居區，女伯爵在赫希斯特鎮[200]一家大型化工廠的工人宿舍裡朗讀作品。
&ldquo運動&rdquo的積極分子們也懷着由衷的愛戴簇擁着她，盡管她并非完全、無條件地屬于他們，但他們應該将她視為自己人。
初秋時節，K又被什麼惹惱了，從樓下給我寫了一封加急挂号信寄到閣樓。
毫無疑問，女伯爵站在K的一邊；不管遇到什麼事情，她總是跟K團結一緻，或許他們兩人關系的特征和意義就是團結，就像一顆卓爾不群的心靈接納了另一顆受傷、憤懑的心靈。
當我離開他們搬到火車站對面一家旅館後，我過了一段流浪藝術家的日子。
在那段時間，我遇到了不少類似愛情的經曆，我成了當地冒險故事中傷感的主人公，成天糾纏在分手與醜聞當中；我的行為舉止已經染上了神經症，反映到所有的人際關系上。
我不知道自己病了，也不知道這種病裡蘊藏了多少反抗的力量。
不管怎樣我都覺得，我不能在法蘭克福繼續住下去了，在這裡，我已從這座城市和人們那裡得到了他們在深夜和霧中所能給予我的最多的東西。
我沒有跟周圍的環境保持一緻，沒有跟各個階級、利益階層和任何人團結一心。
我在旅館的客房裡跟仙人掌、黑人雕像為伍，每天夜裡我都惴惴不安地回到住處，擔心在淩晨會被逮捕。
12 有一天醒來我意識到，客居法蘭克福的這一年在我體内引發了某種變化。
我既沒有足夠的能力真正寫下或表達什麼隻屬于自己的東西，也不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進行表達。
我在《法蘭克福日報》發表的那些塗鴉之作，那些詩歌、戲劇習作，都不過是初試牛刀之人結結巴巴的表達嘗試，有時候顯得相當聰明，這樣的文字就像小孩子抱着音樂家的自信在鋼琴上亂敲，感覺占有了這件樂器。
我意識到，客居法蘭克福的這一年在我的内心勾勒出什麼，某種寫作的初始狀态，或許，隻不過是一些偶然、模糊、膽怯的舉止。
我生活在人群中間，我對這些人的了解少得可憐；我生活在青春的迷霧裡，我上大學的感覺就像一個陌生人，臉拉得很長，一副軍人做派，跟帥氣可愛的同齡人一起既缺少共享的快樂，也沒什麼話好談。
我隻對新聞寫作感興趣，我對唾手可得的成功雖然感覺良好，但并不太看重這種表達的機會。
我覺得，新聞學對我來說隻不過是一種謀生手段。
作家的行為、态度和觀點立場，都是在人與事件背後影綽浮現的另一種&ldquo幻想&rdquo。
跟我唾手可及、受到制約的生活方式相比，我更喜歡對作家而言的那種真正現實。
文字創作的終極意義不過是行為而已，如果用漂亮的話講：道德行為。
我意識到有某種使命在等着我，這種使命，我必須在沒有外界幫助的情況下獨自完成；由于我覺得自己還很軟弱，還不成熟，這種任務讓我感到焦慮，有時感到恐懼。
客居法蘭克福的那一年，我結識了很多很多人。
報社有時派我去達姆施塔特，恩斯特·路德維希大公[201]退位後仍舊住在位于該市中心的宮殿裡，依然保持着宮廷内的精神生活；哲學家蓋沙令伯爵[202]是精神領袖。
那座年輕人雲集的大公府邸，被人稱作&ldquo智慧學校&rdquo，在那裡，渴望知識的美少年們坐在絲絨面的扶手椅裡，光着腳闆在花園裡散步，聆聽蓋沙令伯爵談生活，談死亡，或者參加某位應邀而來、地位顯赫的外國貴客主持的講座。
在這裡，我結識了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
對我來說，他的樣子有些可疑，我對所有穿長袍的人都覺得可疑，感覺是反歐洲，反理性。
跟大公府邸的日常生活相仿，&ldquo智慧學校&rdquo裡也基本都是單一性别。
恩斯特·路德維希身材矮胖，弗恩[203]模樣，拄着拐杖，經常一瘸一拐地在學員們的衆星捧月下出現在公園裡，一聲不語地觀察着這支&ldquo精英隊伍&rdquo，仿佛欣賞一件特别的造物，之後在神秘的沉默中返回城堡，回到罕見的書籍、陶瓷和他賞識的哲學家們中間。
這些達姆施塔特的造訪者們&mdash&mdash我必須撰寫關于這些地位顯赫的外國貴客或講演者的&ldquo報道&rdquo&mdash&mdash給我留下了令人壓抑、很不舒服的記憶。
但是法蘭克福本身也窒悶，擁擠&mdash&mdash有太多的金錢和太多的人，那些人充滿了因金錢誘發的恐懼、奇思妙想、怪癖和需求。
在法蘭克福的生活&ldquo有趣&rdquo得幾乎不真實；我的每一天都過得矯揉造作，仿佛閃爍着石英的光，生活在紫外線的光芒裡。
在格羅撒·希爾施格拉本大街的歌德故居裡，一百年前，人們在這裡過着驕奢、舒适的生活，就像現在住在&ldquo黑爾·拉特&rdquo樓宇裡的貴族家庭；毫無疑問，這裡的城市氛圍在整個德國最為奇特，我遲早必須得逃離這裡，這裡到處充滿了刺激、甜蜜和過分的餍足。
的确，我本可以在法蘭克福幹一番事業的。
但是當時對我來說更重要的，卻是帶着我的法蘭克福情人，一位正在打離婚官司的女士，搭乘午夜列車逃亡柏林。
我沒有驚動任何人，隻跟女伯爵、K和他的狗道了别。
那位正在打離婚官司的女士比我年長十歲，整夜抱着痙攣的肚子躺在車廂裡。
我情緒低落地坐在她身邊，望着車窗外黎明破曉的德國，我并沒有意識到我離開的是自己青年時代最重要的一站，後來我再沒有回到過那裡。
就在客居法蘭克福的那一年裡，我的世界觀或秉性氣質逐步形成，從而決定了我整個一生跟寫作和世界的關系。
那時候我知道的隻是自己的處境，我在那座異邦的城市裡住了一年，并從那裡将一個女人帶入記憶，這個女人我并不愛，我真想盡快逃離她。
那年我二十歲。
我在生活刺眼的光芒裡精神煥發。
我上了&ldquo冒險之路&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