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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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uo始終不是一個可以統計、公開登記的政黨，赤色分子從那個時期一開始就在社會中存在，就跟其他政黨一樣，隻是在特定的曆史瞬間才浮出水面。
當他們受到鎮壓、組織被迫解散、領導人被處死時（殉難者中包括一位心靈格外純淨、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古斯塔夫·蘭道爾[180]）：&ldquo赤色分子&rdquo并沒有消失，他們隻是在白色恐怖的社會裡轉移到地下，如同細菌在危險的培養基裡受到抑制，但随時随地試圖東山再起。
機關槍哒哒哒地掃射，我躲進門洞，等待槍聲平息。
幾輛卡車開過來，拉走了傷員，我終于可以走到街上，跨進街對面的咖啡館&hellip&hellip我并沒有覺得特别震驚。
我年輕時代的散步，有時被機關槍掃射打斷，這對我來說很自然。
人們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
小小的宇宙，完全被存在的狂喜充滿了；我滿心迷戀地享受存在的美妙，那種迷戀阻礙了對細節的欣賞或懷疑。
我在慕尼黑逗留期間，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
這座城市憂郁，頹靡，到處充斥着啤酒的歡愉，職業的友善和品味低下、霸道、造作的藝術活動。
我住在&ldquo英國公園&rdquo内的一個家庭旅店，住在一群附庸風雅的英國人和匈牙利人中間，他們去施瓦賓格區[181]參加畫廊活動和在兩次革命之間剛剛興起的慕尼黑化裝舞會。
在施瓦賓格，在一個類似場合，我結識了一位說話有口音的慕尼黑女士。
黎明時分，頂着朦胧的天光，她陪我回到英國公園内的住所，上床睡覺前，她像家庭主婦一樣開始忙活，我吃驚得險些下颌脫臼：她先把我的外套刷幹淨挂好，用鹿皮擦亮我的皮鞋，将家具打掃得一塵不染，随後小心翼翼地脫下衣服，把每件衣物都整齊地疊好，擺好，最後将頭發編成發辮，并用紙片将前額的發绺精心卷好。
之後，她才用再自然不過的動作，用一位家庭主婦終于可以招呼客人了的那種親熱躺到床上。
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
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我都沒有遇到過這樣居然能在偷情的時候，在一個陌生男人的住處，仍然保持家庭主婦美德的女人。
我驚歎不已。
跟我通過文學了解到的世界相比，世界畢竟是另一個樣子。
一切都是&ldquo另一個樣子&rdquo&mdash&mdash要想在如此紛雜無序的意外之中持有某種觀點，這是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
8 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裡打盹兒的花園别墅。
我走進屋裡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裡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卧室裡站一會兒，那裡現在也需要&ldquo更多的光明&rdquo；要麼，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裡，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
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隐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秘、怪異的奇案。
我不用向任何人彙報，我想通過詩人生前使用過的物品和他的收藏，弄清這樁神秘、怪異案例中&ldquo天才&rdquo的秘密&mdash&mdash我試圖通過他的故居理解什麼，理解某些不僅作品從未說透，就連生平和&ldquo個性&rdquo都不能完全解答的東西&mdash&mdash這兩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比什麼都更令人不安的現象，天才和他對世界的影響。
我尋蹤覓迹，在一隻水杯上尋找手印、唇印和在人生各個階段中的指紋變化，我凝視一幅描繪他在遊曆意大利途中小憩、風格樸實的學院派風景畫，我能一周七天都在這些房間裡踱步。
在魏瑪，這位大人物的肉體存在至今都未冷卻，某種濃縮的化身留了下來，而他的存在的物質影響，隻以無限緩慢的速度随時間消散。
我不想對歌德做一番學術評價。
我也不打算寫一篇關于&ldquo詩人壯年時代&rdquo或晚年的研究論文&hellip&hellip我在公爵公園裡漫步，在那裡，這位&ldquo小太陽王&rdquo[182]，邀請歌德前去的公爵，憑借不食人間煙火的唯美主義努力蹩腳地複制了凡爾賽宮的設想；夜晚，我坐進劇院欣賞《坦克雷德》或《伊菲革涅亞》&mdash&mdash在魏瑪劇院裡，我感覺賓至如歸的舒服自在，歌德曾在那裡不無忌妒地目睹了廣受贊美的扣贊伯[183]的成功&hellip&hellip上午我去圖書館，歌德在那裡至高無上，超越了所有被放大到極限的生活真理和人類可能達到的情感尺度。
我跟圖書管理員交上了朋友，他五十年如一日地負責保管、整理和收集所有與詩人在當地居住有關的警察局資料；我們一起核實洗衣費發票和買調料收據，滿心驚喜地揣摩推測，我們無須解釋就彼此理解。
我跟所有那些突然有意無意地走進歌德的世界并在那裡駐足的人一樣迷途其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改變。
我們好幾個人在一家名為&ldquo大象&rdquo的小客棧裡投宿，大夥兒在魏瑪都沒有什麼特别的事做，我們并不想通過自己的深入了解或在那裡逗留的樸實體驗傳播歌德文學；我們隻是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裡，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
魏瑪是一座比例适當、精緻優雅的城市，幾乎凝固在歌德的傳統中，不會蘇醒，不敢談論别的，也不敢想别的，一切都圍繞着對天才的紀念。
在客棧下榻的有蘇格蘭的&ldquo藍絲襪&rdquo[184]，有脾氣暴躁、神經兮兮的老婦人，有一位頗像塞特姆布裡尼[185]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不過他比托馬斯·曼的《魔山》問世早十幾年，晚上，他在旅館會客廳裡逐字逐句地給我講&ldquo共和國與好國王&rdquo，還有心性孤獨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他們到這裡一待就是幾個月，沉浸在冰冷閃爍的夜色裡，沐浴着與衆不同的精神之光，陶醉在魏瑪的氛圍裡。
這裡還有許多附庸風雅者和遊客。
但在這個精神錯亂的世界裡，轉眼就能劃拉進來幾個死人，合同已經拟好，這為以後能在大屠殺中緩解内心的罪惡感提供了方式。
魏瑪，戲院，圖書館，那家&ldquo大象&rdquo客棧，以及另一家後來我在那裡住過、由一位匈牙利學者的妻子主管的廉價旅店，我跟她有過幾天身心的瓜葛：這一切加在一起，就像那類俗世修道院，隻有精神氣質相同的人才會心誠意切地聚到那裡，進行俗世的靈魂修煉。
從遠處旁觀，你也許會覺得這種做派有點誇張，但那些已習慣了的人，就會覺得找到了歸宿。
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
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裡栖身。
人，具有物質的命運，也具有在其身上自然展開的精神的命運。
一個人要麼遇到歌德，要麼遇不到；我很幸運，很早我就遇到了他。
我不能說自己生活在某種狂熱、傲慢的歌德崇拜中。
但是我相信，當我在上中學時背誦海爾曼和多蘿西娅的六步格詩時，我就已經在一位天才的氣場裡，以某種神秘莫測、無法解釋的方式，接受了這一似曾相識的命運；我既沒有吓得渾身發抖，也沒有覺得自己堕落。
當我旅行到魏瑪時，我大概還在讀維特[186]；今天我站在壯年的門檻，已經在讀《詩與真》了；歌德就這樣陪伴着我的一生，就像是身體成長的物質階梯，不可能&ldquo跳過&rdquo某個階段，不可能抗拒，必須走完整個旅途，在道路的盡頭有一首神秘的大合唱回答浮士德的提問&mdash&mdash假如我有時間聆聽和理解，我想做出這樣的選擇。
在時間面前不能&hellip&hellip我心情舒暢、多愁善感地住在魏瑪。
歌德不是一位導師；人們可以懷着某種崇敬但不羞怯的令人愉悅的親密與他為鄰。
無論從什麼角度說，那裡都是家，就連陽光、植物、日常熟悉的習慣和禮儀，都跟在家裡一模一樣。
在德國，我在三座城市住了較長時間：萊比錫、魏瑪和法蘭克福。
我并沒有刻意地計劃，可也不能說完全偶然，我在流浪歲月裡選擇歇腳的這三座城市，都是歌德的城市。
我沿着他的足迹旅行，本能地隐在他的影子裡。
讀歌德的書，我從來不能這樣随便：好吧，現在我坐下來翻翻《西東詩集》。
如果這樣讀他，很可能就會令我厭煩。
歌德陪伴生命一起成長，一起前行，讓人将自己與他連為一體。
我随身總揣一本歌德的書，無論在家，還是在路上，至今如此。
後來，我隻找到了一位能讓我以如此固執的散漫閱讀的作家，我手頭總會有他的書，每天我都會讀他的幾行信或幾句評論：他就是奧朗尼·雅諾什。
我從奧朗尼那裡學了匈牙利語，而且至今都在學。
我從歌德那裡什麼都沒學到。
他天才的著作改變了他身後幾代人的思想氛圍；也許，我隻在想擺脫他或否定他時，才會想起他。
每過一段時間，我就會去一次魏瑪。
圖書館的人已經認識了我，看别墅的門房像熟人一樣歡迎我，我看過園中的冬景和春色。
我不敢寫作；确切地說，我一到魏瑪就不再寫東西。
歌德身上那種跟其作品相比或許稍顯遜色但具有同樣巨大感染力的永恒個性所形成的神話，是我在魏瑪感知到的，這個神話與時間和作品無關，不會釋解，不會消失，能夠影響許多代人。
在那裡，我第一次讀到這三行詩句，讀它時我并沒有特别在意，隻是後來，過了許多年後我才意識到，它在我心裡開啟了什麼，它活在我的體内，用不着加重語氣，柔聲細語，就像有人教我呼吸： 我曾經相信，現在才真正相信 我的命運時而奇妙，時而卑微 我繼續恪守信徒的教規。
9 在法蘭克福，我在棕榈園附近的利比希大街租下一個房間。
房東是一位駝背的裁縫，他在我搬去後的第二周結的婚。
他娶的女人又高又瘦，讓人聯想到神話中的女性人物。
新婚之夜，她跟裁縫在隔壁小屋裡做愛，午夜激戰；駝背裁縫是個性虐待狂，用鞭子抽他兩米高的妻子，新娘被抽得亢奮地呻吟，整夜欣狂地叫喊：&ldquo你太棒了！&rdquo我饒有興味地偷聽這不同凡響的洞房狂想曲，絲毫沒有厭惡感，一點不覺得有什麼意外。
我對一切都感到熟悉和自然，覺得不過是人生常态。
這種态度不可能學來，而是精神氣質的自然結果。
有人敢吃老虎肉，法蘭克福裁縫鞭撻妻子，女人亢奮地呻吟：這就是生活，我在天亮時想。
新婚夫婦累了，我也睡着了。
每天上午十一點鐘，我都站在窗前探出頭張望，看羅斯柴爾德家族最年長的祖母古杜拉老夫人布巾纏頭，罩着披肩，打着蕾絲邊綢傘，坐在由兩匹黑駿馬拉的轎車上。
她住在街道盡頭、坐落在巨大園林正中的羅斯柴爾德城堡裡。
園林四周，晝夜都有持槍的警衛把守。
古杜拉夫人透過轎廂的小窗溫和地跟法蘭克福市民打招呼，市民們摘下帽子向她緻意，好像是對古代封建社會的公爵夫人緻意。
她年齡很大，幹癟的臉上布滿皺紋。
在駕駛位上，坐着頭戴大禮帽、腳蹬漆皮靴、身穿白褲子的馬夫和男仆，馬車就這樣在&ldquo革命的&rdquo德國共和國裡招搖過市，簡直像在示威遊行或公開叫闆。
國王和王儲們都逃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留了下來。
古杜拉夫人置身事外地住在她的法蘭克福城堡裡，她的兒子們、親戚們和住在巴黎、倫敦、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後代們每年隻有一次借某個家族慶典之機，從世界各地趕過來探望她；每逢這種日子，利比希大街的所有窗戶前都站滿了人，當地居民争相目睹這個王朝的嘉年華。
這個家族在法蘭克福發迹，錢多得就像博肯海姆大道宮殿前金屬圍欄矛尖上的鍍金。
錢在這座城市裡落戶，經過幾個世紀的風雨已站穩了腳跟，輻射到城市的每個角落，一切都要用黃金打造。
這個王朝還有一位成員住在法蘭克福，他就是羅斯柴爾德男爵；在他的辦公室裡，來自世界各地的乞讨者接踵而至，其中有不少匈牙利流浪漢。
這些遊民帶着寫有準确姓名和地址的名單來到德國，就像勤奮的代理人，抱着做生意的态度逐個造訪所有的慈善家、宗教組織負責人、各政治黨派和國家或城市的慈善機構。
有一個流浪漢，一個身高馬大的塞凱伊[187]男孩還找到了我，聲稱是我在佩斯的一位熟人介紹來的，他在我那裡借宿，跟我要幹淨襯衫，并向我借錢，并出于感激給我看了一份這樣的&ldquo施主名單&rdquo。
那是一本相當厚的小冊子，用化學墨水寫的，不知抄寫過多少份，在每位施主的名字和住址旁，還簡明扼要地注明了每個人的&ldquo軟肋&rdquo；比方說，對拉比[188]要稱自己是流浪的猶太人，對牧師要稱自己是基督教徒，在黨部要稱自己是逃亡的社會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要稱自己是共産黨員，對民族組織要稱自己在為愛國行動募捐，在特别願意呵護音樂家的羅斯柴爾德&mdash戈德史密斯男爵的辦公室裡，則要稱自己是遊走世界的音樂家。
男爵給每位造訪者一張火車票和五十馬克；當然，火車票随後會被賣掉。
我的造訪者是一個細心、謹慎、性情平和的人。
他旅行不帶任何行李，隻帶着那份&ldquo施主名單&rdquo，身披一件破舊雨披，口袋裡揣着各種稀奇古怪、令人不安的東西來到我家，我記得有流行小說、放大鏡鏡片和一條很粗的船用纜繩。
另外，他在德累斯頓銀行的一家柏林分行開有賬戶，在流浪途中每天還能掙兩三百馬克，講一口帶塞凱伊口音的匈牙利語；他是一個生活節儉、行事周密的人，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勤奮的小公務員。
後來，我跟他在柏林重逢，那時候他已是一家大電影廠的一名經理。
在那些年裡，我遇到不少類似的人物。
他們被暴風雨席卷，沒有&ldquo原則&rdquo，沒有目标；的确，連良心的不安都沒有。
他們隻顧生活，現實而具體，把謀生當成一個職業，不大在乎世界觀和社會良心。
後來，地址在他們手中互相傳遞。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有才華，但并非是在某個領域，而是一般而言，就像動物；他們處心積慮、不遺餘力地逃避工作。
不管怎樣，他們注重&ldquo生活&rdquo，注重特殊的同盟，注重人的本性。
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偷過東西，如果借錢，大多數人都會寄還。
總之，我覺得自己多多少少跟他們有一點親屬關系。
在那段時間裡，我是一個沒有目标的年輕人，誰也不是，也沒想成為什麼人。
當時，文學對我而言還隻是團迷霧，隻是一個朦胧、痛楚、惱人的含混概念。
剛一開始，我就像一部羅曼蒂克小說裡的主人公，整日遊蕩在法蘭克福。
中午起床，之後在市中心廣場上氣氛高雅的豪普特瓦咖啡館裡坐到深夜，抽廉價、甜味的英國雪茄，可以一連幾周隻讀一本書。
在那段時間裡，我自己發現了一位名叫列内·希克萊的阿爾薩斯[189]作家，對他十分敬重。
我記得，我在他身上感到一股&ldquo歐洲愛國主義精神&rdquo，并為之所吸引。
我對每一位新認識的人，都從這個視角進行審視，我想知道，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歐洲人？在某個波蘭沙龍或丹麥大學裡，到底有沒有這類首先作為歐洲人、之後才作為丹麥人或波蘭人高談闊論的人？那時候，庫登霍夫·卡萊基和胡伯曼·波羅尼斯拉夫[190]還未提出他們的泛歐洲主義觀點，但空氣中傳播着類似的口号。
有時我真以為，生活或文學将一個個這樣的&ldquo歐洲人&rdquo推到我跟前。
但是絕大多數時候，他們隻是流浪漢或冒險家，他們是被富有的城市吸引來的。
我聽漂泊者和流浪漢們說，在法蘭克福所有人都給他們施舍，隻有古杜拉夫人不給；她覺得，她的孩子們已經給得夠多的了。
這座城市，簡直像一個洛可可沙龍。
有一天早上我睜眼醒來，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它接受了。
在這裡有18世紀人理解的那種&ldquo社交生活&rdquo；在宮殿和沙龍裡，極具修養的富豪們以名副其實的歐洲人方式生活着&mdash&mdash在這座城市裡，人的心靈需求要比肉體生活的林林總總都更強烈，更通達。
人們在宮殿裡過着隐居生活，四周擺滿了哥特和印度風格的收藏品。
他們跟世界著名的作家、銀行家、學者和神秘人物通信&mdash&mdash有一天我應邀去喝茶，被一位身穿白禮服的男仆引到客廳，我才意識到，正是那些我從來沒有見過、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的人，統治着這個工業發達與精神豐富的國家區域。
這個意外發現，要感謝我在大學結識的新朋友漢斯·埃裡希。
漢斯·埃裡希對德國了如指掌，特别是這個封閉、矯情、法國味的法蘭克福。
漢斯·埃裡希比我大兩歲，是一個富有的西裡西亞工廠主的兒子，他的博士學位課題是斯賓諾莎[191]。
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同時還加入了另外一個活躍在歐洲各地、由某種戚戚相通的文化自罪感集聚起來的國際組織。
我對他心懷感激，另外，從我見到他的第一刻起，就懷疑他是一名同性戀者。
但我這個猜測從來沒能得到證實。
10 漢斯·埃裡希住在離我很近、環境優雅的帝國飯店，他的女朋友是帝國議會的一位社會主義黨女議員。
這位年輕女士留給我的印象，隻有那雙嘲諷、聰穎的大眼睛；出于過分的虛榮，她總是在裝束上竭力符合自己女議員的身份，總是追趕大城市知識女性的時髦。
我跟他倆一起參加工人集會，去法蘭克福的貴族沙龍，能夠參加這種小圈子聚會的都是些已在某個領域卓有名望或可以信賴的佼佼者。
漢斯·埃裡希和我算不上什麼成功人士；但在那個時候，人們對帝國議會的女議員總會抱着某種期待。
事實上，這兩個團體對邀請的客人都很挑剔；的确，進德國工人圈子要比進擺滿哥特風格雕塑的市民沙龍更困難。
在法蘭克福，在這座多愁善感的城市裡，不出幾個月我的名字就廣為人知。
就像在生活中發生的所有至關重要、決定命運的轉折一樣，這次也是在未經籌算、揣測的情況下發生的：不是由&ldquo我自己決定的&rdquo，想來我下定決心、在紙上計劃要實現的東西，在生活中一樣都沒有成功；但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我一早醒來，發現自己活在與以往截然不同、内容全新的生活裡。
我就這樣去的《法蘭克福日報》報社，有一天我去報社造訪，給專欄編輯吉克先生遞了一張我的名片。
編輯立即接待了我，我給了他一篇文章，然後惶惶不安地告辭離開。
要知道，《法蘭克福日報》對德語水平的要求苛刻至極，簡直像提防七首毒龍。
當然，在德國這份能夠稱得上唯一名副其實的世界報版面上，一個副句裡的連詞符号，永遠不會比副句的思想内容更重要。
當時專欄有三位編輯：吉克先生是那種心地善良、自命不凡、中規中矩的公務員類型的記者，貝恩哈德·迪博爾德是一位評論家，還有一位則是可愛、熱心但完全不能讓人信任的酒鬼威洛·烏爾。
我的文章第二天就發表了。
我并沒感到意外，也不 知為什麼，我懷着一種恬不知恥、孩子式的自信，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hellip&hellip托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蓋爾哈特·霍普特曼[192]等為《法蘭克福日報》寫專欄，他們的名字在中歐家喻戶曉。
報紙是在老城區的一條小巷，在埃舍爾謝梅爾大街一幢搖搖欲墜的老房子裡編輯的，臨街的牆壁刷得就像一座獵人城堡，夾在兩座蒸汽磨坊中間。
但是這份在這幢房子裡編輯并印刷的報紙，在世界範圍内都有很大影響。
它的一條社會經濟新聞，能夠觸動紐約或倫敦的股票市場；它的一行評論文字，每周讓誰的名字出現兩三次，足以讓一個文壇新手在德國開始他的&ldquo職業生涯&rdquo。
我帶着一股盲目的自信開始寫作，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責任，不知道世界各地的讀者對報社同仁的期待。
當他們受到鎮壓、組織被迫解散、領導人被處死時（殉難者中包括一位心靈格外純淨、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古斯塔夫·蘭道爾[180]）：&ldquo赤色分子&rdquo并沒有消失，他們隻是在白色恐怖的社會裡轉移到地下，如同細菌在危險的培養基裡受到抑制，但随時随地試圖東山再起。
機關槍哒哒哒地掃射，我躲進門洞，等待槍聲平息。
幾輛卡車開過來，拉走了傷員，我終于可以走到街上，跨進街對面的咖啡館&hellip&hellip我并沒有覺得特别震驚。
我年輕時代的散步，有時被機關槍掃射打斷，這對我來說很自然。
人們做的一切，都自然而然。
小小的宇宙，完全被存在的狂喜充滿了；我滿心迷戀地享受存在的美妙，那種迷戀阻礙了對細節的欣賞或懷疑。
我在慕尼黑逗留期間，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覺得自己是個外國人。
這座城市憂郁，頹靡，到處充斥着啤酒的歡愉，職業的友善和品味低下、霸道、造作的藝術活動。
我住在&ldquo英國公園&rdquo内的一個家庭旅店，住在一群附庸風雅的英國人和匈牙利人中間，他們去施瓦賓格區[181]參加畫廊活動和在兩次革命之間剛剛興起的慕尼黑化裝舞會。
在施瓦賓格，在一個類似場合，我結識了一位說話有口音的慕尼黑女士。
黎明時分，頂着朦胧的天光，她陪我回到英國公園内的住所，上床睡覺前，她像家庭主婦一樣開始忙活，我吃驚得險些下颌脫臼：她先把我的外套刷幹淨挂好，用鹿皮擦亮我的皮鞋，将家具打掃得一塵不染，随後小心翼翼地脫下衣服，把每件衣物都整齊地疊好，擺好，最後将頭發編成發辮，并用紙片将前額的發绺精心卷好。
之後，她才用再自然不過的動作，用一位家庭主婦終于可以招呼客人了的那種親熱躺到床上。
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
無論之前，還是之後，我都沒有遇到過這樣居然能在偷情的時候，在一個陌生男人的住處，仍然保持家庭主婦美德的女人。
我驚歎不已。
跟我通過文學了解到的世界相比，世界畢竟是另一個樣子。
一切都是&ldquo另一個樣子&rdquo&mdash&mdash要想在如此紛雜無序的意外之中持有某種觀點，這是一個相當緩慢的過程。
8 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裡打盹兒的花園别墅。
我走進屋裡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裡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卧室裡站一會兒，那裡現在也需要&ldquo更多的光明&rdquo；要麼，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裡，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
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隐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秘、怪異的奇案。
我不用向任何人彙報，我想通過詩人生前使用過的物品和他的收藏，弄清這樁神秘、怪異案例中&ldquo天才&rdquo的秘密&mdash&mdash我試圖通過他的故居理解什麼，理解某些不僅作品從未說透，就連生平和&ldquo個性&rdquo都不能完全解答的東西&mdash&mdash這兩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比什麼都更令人不安的現象，天才和他對世界的影響。
我尋蹤覓迹，在一隻水杯上尋找手印、唇印和在人生各個階段中的指紋變化，我凝視一幅描繪他在遊曆意大利途中小憩、風格樸實的學院派風景畫，我能一周七天都在這些房間裡踱步。
在魏瑪，這位大人物的肉體存在至今都未冷卻，某種濃縮的化身留了下來，而他的存在的物質影響，隻以無限緩慢的速度随時間消散。
我不想對歌德做一番學術評價。
我也不打算寫一篇關于&ldquo詩人壯年時代&rdquo或晚年的研究論文&hellip&hellip我在公爵公園裡漫步，在那裡，這位&ldquo小太陽王&rdquo[182]，邀請歌德前去的公爵，憑借不食人間煙火的唯美主義努力蹩腳地複制了凡爾賽宮的設想；夜晚，我坐進劇院欣賞《坦克雷德》或《伊菲革涅亞》&mdash&mdash在魏瑪劇院裡，我感覺賓至如歸的舒服自在，歌德曾在那裡不無忌妒地目睹了廣受贊美的扣贊伯[183]的成功&hellip&hellip上午我去圖書館，歌德在那裡至高無上，超越了所有被放大到極限的生活真理和人類可能達到的情感尺度。
我跟圖書管理員交上了朋友，他五十年如一日地負責保管、整理和收集所有與詩人在當地居住有關的警察局資料；我們一起核實洗衣費發票和買調料收據，滿心驚喜地揣摩推測，我們無須解釋就彼此理解。
我跟所有那些突然有意無意地走進歌德的世界并在那裡駐足的人一樣迷途其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改變。
我們好幾個人在一家名為&ldquo大象&rdquo的小客棧裡投宿，大夥兒在魏瑪都沒有什麼特别的事做，我們并不想通過自己的深入了解或在那裡逗留的樸實體驗傳播歌德文學；我們隻是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裡，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
魏瑪是一座比例适當、精緻優雅的城市，幾乎凝固在歌德的傳統中，不會蘇醒，不敢談論别的，也不敢想别的，一切都圍繞着對天才的紀念。
在客棧下榻的有蘇格蘭的&ldquo藍絲襪&rdquo[184]，有脾氣暴躁、神經兮兮的老婦人，有一位頗像塞特姆布裡尼[185]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不過他比托馬斯·曼的《魔山》問世早十幾年，晚上，他在旅館會客廳裡逐字逐句地給我講&ldquo共和國與好國王&rdquo，還有心性孤獨的斯堪的納維亞人，他們到這裡一待就是幾個月，沉浸在冰冷閃爍的夜色裡，沐浴着與衆不同的精神之光，陶醉在魏瑪的氛圍裡。
這裡還有許多附庸風雅者和遊客。
但在這個精神錯亂的世界裡，轉眼就能劃拉進來幾個死人，合同已經拟好，這為以後能在大屠殺中緩解内心的罪惡感提供了方式。
魏瑪，戲院，圖書館，那家&ldquo大象&rdquo客棧，以及另一家後來我在那裡住過、由一位匈牙利學者的妻子主管的廉價旅店，我跟她有過幾天身心的瓜葛：這一切加在一起，就像那類俗世修道院，隻有精神氣質相同的人才會心誠意切地聚到那裡，進行俗世的靈魂修煉。
從遠處旁觀，你也許會覺得這種做派有點誇張，但那些已習慣了的人，就會覺得找到了歸宿。
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
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裡栖身。
人，具有物質的命運，也具有在其身上自然展開的精神的命運。
一個人要麼遇到歌德，要麼遇不到；我很幸運，很早我就遇到了他。
我不能說自己生活在某種狂熱、傲慢的歌德崇拜中。
但是我相信，當我在上中學時背誦海爾曼和多蘿西娅的六步格詩時，我就已經在一位天才的氣場裡，以某種神秘莫測、無法解釋的方式，接受了這一似曾相識的命運；我既沒有吓得渾身發抖，也沒有覺得自己堕落。
當我旅行到魏瑪時，我大概還在讀維特[186]；今天我站在壯年的門檻，已經在讀《詩與真》了；歌德就這樣陪伴着我的一生，就像是身體成長的物質階梯，不可能&ldquo跳過&rdquo某個階段，不可能抗拒，必須走完整個旅途，在道路的盡頭有一首神秘的大合唱回答浮士德的提問&mdash&mdash假如我有時間聆聽和理解，我想做出這樣的選擇。
在時間面前不能&hellip&hellip我心情舒暢、多愁善感地住在魏瑪。
歌德不是一位導師；人們可以懷着某種崇敬但不羞怯的令人愉悅的親密與他為鄰。
無論從什麼角度說，那裡都是家，就連陽光、植物、日常熟悉的習慣和禮儀，都跟在家裡一模一樣。
在德國，我在三座城市住了較長時間：萊比錫、魏瑪和法蘭克福。
我并沒有刻意地計劃，可也不能說完全偶然，我在流浪歲月裡選擇歇腳的這三座城市，都是歌德的城市。
我沿着他的足迹旅行，本能地隐在他的影子裡。
讀歌德的書，我從來不能這樣随便：好吧，現在我坐下來翻翻《西東詩集》。
如果這樣讀他，很可能就會令我厭煩。
歌德陪伴生命一起成長，一起前行，讓人将自己與他連為一體。
我随身總揣一本歌德的書，無論在家，還是在路上，至今如此。
後來，我隻找到了一位能讓我以如此固執的散漫閱讀的作家，我手頭總會有他的書，每天我都會讀他的幾行信或幾句評論：他就是奧朗尼·雅諾什。
我從奧朗尼那裡學了匈牙利語，而且至今都在學。
我從歌德那裡什麼都沒學到。
他天才的著作改變了他身後幾代人的思想氛圍；也許，我隻在想擺脫他或否定他時，才會想起他。
每過一段時間，我就會去一次魏瑪。
圖書館的人已經認識了我，看别墅的門房像熟人一樣歡迎我，我看過園中的冬景和春色。
我不敢寫作；确切地說，我一到魏瑪就不再寫東西。
歌德身上那種跟其作品相比或許稍顯遜色但具有同樣巨大感染力的永恒個性所形成的神話，是我在魏瑪感知到的，這個神話與時間和作品無關，不會釋解，不會消失，能夠影響許多代人。
在那裡，我第一次讀到這三行詩句，讀它時我并沒有特别在意，隻是後來，過了許多年後我才意識到，它在我心裡開啟了什麼，它活在我的體内，用不着加重語氣，柔聲細語，就像有人教我呼吸： 我曾經相信，現在才真正相信 我的命運時而奇妙，時而卑微 我繼續恪守信徒的教規。
9 在法蘭克福，我在棕榈園附近的利比希大街租下一個房間。
房東是一位駝背的裁縫，他在我搬去後的第二周結的婚。
他娶的女人又高又瘦，讓人聯想到神話中的女性人物。
新婚之夜，她跟裁縫在隔壁小屋裡做愛，午夜激戰；駝背裁縫是個性虐待狂，用鞭子抽他兩米高的妻子，新娘被抽得亢奮地呻吟，整夜欣狂地叫喊：&ldquo你太棒了！&rdquo我饒有興味地偷聽這不同凡響的洞房狂想曲，絲毫沒有厭惡感，一點不覺得有什麼意外。
我對一切都感到熟悉和自然，覺得不過是人生常态。
這種态度不可能學來，而是精神氣質的自然結果。
有人敢吃老虎肉，法蘭克福裁縫鞭撻妻子，女人亢奮地呻吟：這就是生活，我在天亮時想。
新婚夫婦累了，我也睡着了。
每天上午十一點鐘，我都站在窗前探出頭張望，看羅斯柴爾德家族最年長的祖母古杜拉老夫人布巾纏頭，罩着披肩，打着蕾絲邊綢傘，坐在由兩匹黑駿馬拉的轎車上。
她住在街道盡頭、坐落在巨大園林正中的羅斯柴爾德城堡裡。
園林四周，晝夜都有持槍的警衛把守。
古杜拉夫人透過轎廂的小窗溫和地跟法蘭克福市民打招呼，市民們摘下帽子向她緻意，好像是對古代封建社會的公爵夫人緻意。
她年齡很大，幹癟的臉上布滿皺紋。
在駕駛位上，坐着頭戴大禮帽、腳蹬漆皮靴、身穿白褲子的馬夫和男仆，馬車就這樣在&ldquo革命的&rdquo德國共和國裡招搖過市，簡直像在示威遊行或公開叫闆。
國王和王儲們都逃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留了下來。
古杜拉夫人置身事外地住在她的法蘭克福城堡裡，她的兒子們、親戚們和住在巴黎、倫敦、維也納的羅斯柴爾德後代們每年隻有一次借某個家族慶典之機，從世界各地趕過來探望她；每逢這種日子，利比希大街的所有窗戶前都站滿了人，當地居民争相目睹這個王朝的嘉年華。
這個家族在法蘭克福發迹，錢多得就像博肯海姆大道宮殿前金屬圍欄矛尖上的鍍金。
錢在這座城市裡落戶，經過幾個世紀的風雨已站穩了腳跟，輻射到城市的每個角落，一切都要用黃金打造。
這個王朝還有一位成員住在法蘭克福，他就是羅斯柴爾德男爵；在他的辦公室裡，來自世界各地的乞讨者接踵而至，其中有不少匈牙利流浪漢。
這些遊民帶着寫有準确姓名和地址的名單來到德國，就像勤奮的代理人，抱着做生意的态度逐個造訪所有的慈善家、宗教組織負責人、各政治黨派和國家或城市的慈善機構。
有一個流浪漢，一個身高馬大的塞凱伊[187]男孩還找到了我，聲稱是我在佩斯的一位熟人介紹來的，他在我那裡借宿，跟我要幹淨襯衫，并向我借錢，并出于感激給我看了一份這樣的&ldquo施主名單&rdquo。
那是一本相當厚的小冊子，用化學墨水寫的，不知抄寫過多少份，在每位施主的名字和住址旁，還簡明扼要地注明了每個人的&ldquo軟肋&rdquo；比方說，對拉比[188]要稱自己是流浪的猶太人，對牧師要稱自己是基督教徒，在黨部要稱自己是逃亡的社會主義者，對布爾什維克要稱自己是共産黨員，對民族組織要稱自己在為愛國行動募捐，在特别願意呵護音樂家的羅斯柴爾德&mdash戈德史密斯男爵的辦公室裡，則要稱自己是遊走世界的音樂家。
男爵給每位造訪者一張火車票和五十馬克；當然，火車票随後會被賣掉。
我的造訪者是一個細心、謹慎、性情平和的人。
他旅行不帶任何行李，隻帶着那份&ldquo施主名單&rdquo，身披一件破舊雨披，口袋裡揣着各種稀奇古怪、令人不安的東西來到我家，我記得有流行小說、放大鏡鏡片和一條很粗的船用纜繩。
另外，他在德累斯頓銀行的一家柏林分行開有賬戶，在流浪途中每天還能掙兩三百馬克，講一口帶塞凱伊口音的匈牙利語；他是一個生活節儉、行事周密的人，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勤奮的小公務員。
後來，我跟他在柏林重逢，那時候他已是一家大電影廠的一名經理。
在那些年裡，我遇到不少類似的人物。
他們被暴風雨席卷，沒有&ldquo原則&rdquo，沒有目标；的确，連良心的不安都沒有。
他們隻顧生活，現實而具體，把謀生當成一個職業，不大在乎世界觀和社會良心。
後來，地址在他們手中互相傳遞。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很有才華，但并非是在某個領域，而是一般而言，就像動物；他們處心積慮、不遺餘力地逃避工作。
不管怎樣，他們注重&ldquo生活&rdquo，注重特殊的同盟，注重人的本性。
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偷過東西，如果借錢，大多數人都會寄還。
總之，我覺得自己多多少少跟他們有一點親屬關系。
在那段時間裡，我是一個沒有目标的年輕人，誰也不是，也沒想成為什麼人。
當時，文學對我而言還隻是團迷霧，隻是一個朦胧、痛楚、惱人的含混概念。
剛一開始，我就像一部羅曼蒂克小說裡的主人公，整日遊蕩在法蘭克福。
中午起床，之後在市中心廣場上氣氛高雅的豪普特瓦咖啡館裡坐到深夜，抽廉價、甜味的英國雪茄，可以一連幾周隻讀一本書。
在那段時間裡，我自己發現了一位名叫列内·希克萊的阿爾薩斯[189]作家，對他十分敬重。
我記得，我在他身上感到一股&ldquo歐洲愛國主義精神&rdquo，并為之所吸引。
我對每一位新認識的人，都從這個視角進行審視，我想知道，到底存不存在這樣的歐洲人？在某個波蘭沙龍或丹麥大學裡，到底有沒有這類首先作為歐洲人、之後才作為丹麥人或波蘭人高談闊論的人？那時候，庫登霍夫·卡萊基和胡伯曼·波羅尼斯拉夫[190]還未提出他們的泛歐洲主義觀點，但空氣中傳播着類似的口号。
有時我真以為，生活或文學将一個個這樣的&ldquo歐洲人&rdquo推到我跟前。
但是絕大多數時候，他們隻是流浪漢或冒險家，他們是被富有的城市吸引來的。
我聽漂泊者和流浪漢們說，在法蘭克福所有人都給他們施舍，隻有古杜拉夫人不給；她覺得，她的孩子們已經給得夠多的了。
這座城市，簡直像一個洛可可沙龍。
有一天早上我睜眼醒來，意識到自己已經被它接受了。
在這裡有18世紀人理解的那種&ldquo社交生活&rdquo；在宮殿和沙龍裡，極具修養的富豪們以名副其實的歐洲人方式生活着&mdash&mdash在這座城市裡，人的心靈需求要比肉體生活的林林總總都更強烈，更通達。
人們在宮殿裡過着隐居生活，四周擺滿了哥特和印度風格的收藏品。
他們跟世界著名的作家、銀行家、學者和神秘人物通信&mdash&mdash有一天我應邀去喝茶，被一位身穿白禮服的男仆引到客廳，我才意識到，正是那些我從來沒有見過、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的人，統治着這個工業發達與精神豐富的國家區域。
這個意外發現，要感謝我在大學結識的新朋友漢斯·埃裡希。
漢斯·埃裡希對德國了如指掌，特别是這個封閉、矯情、法國味的法蘭克福。
漢斯·埃裡希比我大兩歲，是一個富有的西裡西亞工廠主的兒子，他的博士學位課題是斯賓諾莎[191]。
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同時還加入了另外一個活躍在歐洲各地、由某種戚戚相通的文化自罪感集聚起來的國際組織。
我對他心懷感激，另外，從我見到他的第一刻起，就懷疑他是一名同性戀者。
但我這個猜測從來沒能得到證實。
10 漢斯·埃裡希住在離我很近、環境優雅的帝國飯店，他的女朋友是帝國議會的一位社會主義黨女議員。
這位年輕女士留給我的印象，隻有那雙嘲諷、聰穎的大眼睛；出于過分的虛榮，她總是在裝束上竭力符合自己女議員的身份，總是追趕大城市知識女性的時髦。
我跟他倆一起參加工人集會，去法蘭克福的貴族沙龍，能夠參加這種小圈子聚會的都是些已在某個領域卓有名望或可以信賴的佼佼者。
漢斯·埃裡希和我算不上什麼成功人士；但在那個時候，人們對帝國議會的女議員總會抱着某種期待。
事實上，這兩個團體對邀請的客人都很挑剔；的确，進德國工人圈子要比進擺滿哥特風格雕塑的市民沙龍更困難。
在法蘭克福，在這座多愁善感的城市裡，不出幾個月我的名字就廣為人知。
就像在生活中發生的所有至關重要、決定命運的轉折一樣，這次也是在未經籌算、揣測的情況下發生的：不是由&ldquo我自己決定的&rdquo，想來我下定決心、在紙上計劃要實現的東西，在生活中一樣都沒有成功；但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事，我一早醒來，發現自己活在與以往截然不同、内容全新的生活裡。
我就這樣去的《法蘭克福日報》報社，有一天我去報社造訪，給專欄編輯吉克先生遞了一張我的名片。
編輯立即接待了我，我給了他一篇文章，然後惶惶不安地告辭離開。
要知道，《法蘭克福日報》對德語水平的要求苛刻至極，簡直像提防七首毒龍。
當然，在德國這份能夠稱得上唯一名副其實的世界報版面上，一個副句裡的連詞符号，永遠不會比副句的思想内容更重要。
當時專欄有三位編輯：吉克先生是那種心地善良、自命不凡、中規中矩的公務員類型的記者，貝恩哈德·迪博爾德是一位評論家，還有一位則是可愛、熱心但完全不能讓人信任的酒鬼威洛·烏爾。
我的文章第二天就發表了。
我并沒感到意外，也不 知為什麼，我懷着一種恬不知恥、孩子式的自信，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hellip&hellip托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蓋爾哈特·霍普特曼[192]等為《法蘭克福日報》寫專欄，他們的名字在中歐家喻戶曉。
報紙是在老城區的一條小巷，在埃舍爾謝梅爾大街一幢搖搖欲墜的老房子裡編輯的，臨街的牆壁刷得就像一座獵人城堡，夾在兩座蒸汽磨坊中間。
但是這份在這幢房子裡編輯并印刷的報紙，在世界範圍内都有很大影響。
它的一條社會經濟新聞，能夠觸動紐約或倫敦的股票市場；它的一行評論文字，每周讓誰的名字出現兩三次，足以讓一個文壇新手在德國開始他的&ldquo職業生涯&rdquo。
我帶着一股盲目的自信開始寫作，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責任，不知道世界各地的讀者對報社同仁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