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愛經》關于男歡女愛的古羅馬詩作
關燈
小
中
大
史家說，放在當時羅馬的社會來看，奧維德談情說愛的詩歌，其實算不了什麼傷風敗俗之作。
那時候的羅馬，婚外的情愛乃至姘居，都幾乎是合法的事。
&ldquo一個已婚的男人，除了自家的妻室之外，可以有一名或多名情婦或姘頭，誰也不覺得奇怪。
&rdquo9為什麼偏偏奧維德的幾篇詩作，竟惹此彌天大禍呢？ 于是又有另一種說法：當時暗地裡的宮廷鬥争正烈，奧古斯都正大力逐一清除有可能危及其位置的人。
奧維德與多方面的人士都有往來，掌握的&ldquo機密&rdquo太多，奧古斯都不得不把他清除出去。
換言之，奧維德本人無非是宮廷鬥争的犧牲品。
所謂他的詩歌有傷風化，完全是表面的理由，是下毒手的借口。
那麼，詩人的被放逐究竟是書之禍，抑或是人之禍，又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我們這裡就隻好存疑了。
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麼，詩人過了約十年的流放生活，終于以貧病之身客死他鄉。
他在流放期間仍然繼續創作，苦難沒有壓倒詩人，他的詩才成了他自己的最大慰藉。
他的故土要埋沒這位天才詩人，而他的詩篇卻在&ldquo蠻族&rdquo當中大受贊賞。
詩體與散文 詩人在《戀情集》的開篇中就寫道： &ldquo我本想把兵戎、戰火寫成莊重的詩句；前者宜于合律成詩，後者足與前者相比。
據說，丘比特笑了起來，偷偷截掉了一個音步。
&rdquo對于這句話，我加了如下的注釋：&ldquo寫戰争題材的史詩常用六音步的詩行，而情詩之類的抒情詩體則多用五音步詩行，故有此說。
&rdquo 由此不難知道：奧維德詩作的原文是嚴格的格律體。
為什麼我（當然還有戴望舒）卻譯成了散文體呢？是貪圖輕松？就我來說，抑或隻是想步戴譯的後塵？ 我手頭上也的确有一個詩體的法文譯本，我拿它來與其他的散文體的法文譯本對照讀一下，發現詩體的譯本為了照顧押韻和音頓，不乏削足适履或生硬充塞的地方。
我還是贊成周良沛就戴譯《愛經》所說的一番話： &ldquo&hellip&hellip從《愛經》現有的譯文來看，我認為還是譯成現在這樣子好。
否則，詩行中那麼多典，那麼多叙述、交代性的文字，僅僅分行書寫，并不能使之詩化，詩人在譯它時，是不會不考慮這些的。
&rdquo10 戴望舒是&ldquo考慮到這些&rdquo才譯成散文，或者隻是根據散文體的法文本譯出。
我未作深究，不敢妄說。
就我來說，譯成散文體，主要是從法文本所緻。
而且我認為，如果有誰真正熟谙古拉丁文，而且又能參考其他詩體譯本，倒無妨嘗試以詩體來譯。
我自己功力不逮，這項工作就隻好留給他人去做了。
在詩體譯本尚未問世之前，就請讀者暫時閱讀我這個散文體譯本吧。
但願你們不緻感到味同嚼蠟！ 注與譯 上文提到，奧維德這三部詩作，光是涉及的神話人物，就達三百名左右，加上地名以及其他典故，要注釋的地方也就更多。
古羅馬的讀者熟悉這些情況，也許一看便能捕捉到專名後面的意象或激發起豐富的聯想。
但對于中國普通讀者而言，如不作任何交代，則他們勢必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不過，我考慮到，這是文學作品，而不是學術著作，注釋太詳，會令讀者望而卻步。
因此，我采取了簡注的辦法，隻限于如不加注則讀者有可能掌握不了的部分。
有的人物，我甚至在行文中就把其身份點出來，省去文末的注釋。
例如：提及瑪爾斯的時候，我寫上&ldquo戰神瑪爾斯&rdquo，提及奧羅拉的地方，我寫上&ldquo曙光女神&rdquo；遇到地名，是山，是河，是泉，我都在譯名中點出，不必讀者費猜想。
然而即使這樣，我加的注文仍然達六百條左右。
不是我的&ldquo學識淵博&rdquo，而是我受的誘惑太大，因為我手頭的法譯本，除了詩體本之外，都有極其詳盡的注釋，其中一套，著文達一千兩百五十條，密麻麻的小字體印了八十餘頁。
這不消說，是人家的研究成果，我如照譯，一則會牽涉到版權的問題，二則其中許多内容也不是我國一般讀者所必需（例如引證古希臘文的出處），于是我就拿不同的注釋來個對照參考，再查閱幾本神話辭典，自撰簡短的注文。
我這裡不敢掠他人之美，我得坦率承認：如無法文譯者所下的功夫，有些注釋，我是無法去加的。
寫到這裡，我不免對周良沛關于戴譯的一段話産生了一點疑問： &ldquo譯者寫了四百多條注文，在這本譯本中，占了全書很大一部分篇幅，注文涉及古羅馬的曆史、傳說、神話及那時政治、風尚習俗，顯示了譯者淵博的學識和做學問的認真。
光讀這些注文，也大有收益。
&rdquo11 既然周先生還說&ldquo書也可能是根據法文轉譯的&rdquo，戴望舒大概不會不參考法譯者的注釋，如此一來，所謂&ldquo淵博的學識和做學問的認真&rdquo就勢必要打折扣。
因為，如果我盡量摘譯或借用法譯者的注釋，要讓注文占全書更大的篇幅，也并非難事。
隻是這樣注來，讀者是否會不耐煩，那就很難說了。
我這樣提出疑問，并無貶抑前人的意思，而隻是想還事物一個本來面目而已。
尚希戴望舒詩歌的欣賞者（其實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個）鑒我，諒我！ 黃建華 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校園
那時候的羅馬，婚外的情愛乃至姘居，都幾乎是合法的事。
&ldquo一個已婚的男人，除了自家的妻室之外，可以有一名或多名情婦或姘頭，誰也不覺得奇怪。
&rdquo9為什麼偏偏奧維德的幾篇詩作，竟惹此彌天大禍呢？ 于是又有另一種說法：當時暗地裡的宮廷鬥争正烈，奧古斯都正大力逐一清除有可能危及其位置的人。
奧維德與多方面的人士都有往來，掌握的&ldquo機密&rdquo太多，奧古斯都不得不把他清除出去。
換言之，奧維德本人無非是宮廷鬥争的犧牲品。
所謂他的詩歌有傷風化，完全是表面的理由，是下毒手的借口。
那麼，詩人的被放逐究竟是書之禍，抑或是人之禍，又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呢？我們這裡就隻好存疑了。
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麼，詩人過了約十年的流放生活，終于以貧病之身客死他鄉。
他在流放期間仍然繼續創作，苦難沒有壓倒詩人，他的詩才成了他自己的最大慰藉。
他的故土要埋沒這位天才詩人，而他的詩篇卻在&ldquo蠻族&rdquo當中大受贊賞。
詩體與散文 詩人在《戀情集》的開篇中就寫道： &ldquo我本想把兵戎、戰火寫成莊重的詩句；前者宜于合律成詩，後者足與前者相比。
據說，丘比特笑了起來，偷偷截掉了一個音步。
&rdquo對于這句話，我加了如下的注釋：&ldquo寫戰争題材的史詩常用六音步的詩行，而情詩之類的抒情詩體則多用五音步詩行，故有此說。
&rdquo 由此不難知道：奧維德詩作的原文是嚴格的格律體。
為什麼我（當然還有戴望舒）卻譯成了散文體呢？是貪圖輕松？就我來說，抑或隻是想步戴譯的後塵？ 我手頭上也的确有一個詩體的法文譯本，我拿它來與其他的散文體的法文譯本對照讀一下，發現詩體的譯本為了照顧押韻和音頓，不乏削足适履或生硬充塞的地方。
我還是贊成周良沛就戴譯《愛經》所說的一番話： &ldquo&hellip&hellip從《愛經》現有的譯文來看，我認為還是譯成現在這樣子好。
否則，詩行中那麼多典，那麼多叙述、交代性的文字，僅僅分行書寫，并不能使之詩化，詩人在譯它時，是不會不考慮這些的。
&rdquo10 戴望舒是&ldquo考慮到這些&rdquo才譯成散文，或者隻是根據散文體的法文本譯出。
我未作深究，不敢妄說。
就我來說，譯成散文體，主要是從法文本所緻。
而且我認為，如果有誰真正熟谙古拉丁文，而且又能參考其他詩體譯本，倒無妨嘗試以詩體來譯。
我自己功力不逮，這項工作就隻好留給他人去做了。
在詩體譯本尚未問世之前，就請讀者暫時閱讀我這個散文體譯本吧。
但願你們不緻感到味同嚼蠟！ 注與譯 上文提到，奧維德這三部詩作，光是涉及的神話人物，就達三百名左右，加上地名以及其他典故，要注釋的地方也就更多。
古羅馬的讀者熟悉這些情況，也許一看便能捕捉到專名後面的意象或激發起豐富的聯想。
但對于中國普通讀者而言，如不作任何交代，則他們勢必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不過，我考慮到，這是文學作品，而不是學術著作，注釋太詳，會令讀者望而卻步。
因此，我采取了簡注的辦法，隻限于如不加注則讀者有可能掌握不了的部分。
有的人物，我甚至在行文中就把其身份點出來，省去文末的注釋。
例如：提及瑪爾斯的時候，我寫上&ldquo戰神瑪爾斯&rdquo，提及奧羅拉的地方，我寫上&ldquo曙光女神&rdquo；遇到地名，是山，是河，是泉，我都在譯名中點出，不必讀者費猜想。
然而即使這樣，我加的注文仍然達六百條左右。
不是我的&ldquo學識淵博&rdquo，而是我受的誘惑太大，因為我手頭的法譯本，除了詩體本之外，都有極其詳盡的注釋，其中一套，著文達一千兩百五十條，密麻麻的小字體印了八十餘頁。
這不消說，是人家的研究成果，我如照譯，一則會牽涉到版權的問題，二則其中許多内容也不是我國一般讀者所必需（例如引證古希臘文的出處），于是我就拿不同的注釋來個對照參考，再查閱幾本神話辭典，自撰簡短的注文。
我這裡不敢掠他人之美，我得坦率承認：如無法文譯者所下的功夫，有些注釋，我是無法去加的。
寫到這裡，我不免對周良沛關于戴譯的一段話産生了一點疑問： &ldquo譯者寫了四百多條注文，在這本譯本中，占了全書很大一部分篇幅，注文涉及古羅馬的曆史、傳說、神話及那時政治、風尚習俗，顯示了譯者淵博的學識和做學問的認真。
光讀這些注文，也大有收益。
&rdquo11 既然周先生還說&ldquo書也可能是根據法文轉譯的&rdquo，戴望舒大概不會不參考法譯者的注釋，如此一來，所謂&ldquo淵博的學識和做學問的認真&rdquo就勢必要打折扣。
因為，如果我盡量摘譯或借用法譯者的注釋，要讓注文占全書更大的篇幅，也并非難事。
隻是這樣注來，讀者是否會不耐煩，那就很難說了。
我這樣提出疑問，并無貶抑前人的意思，而隻是想還事物一個本來面目而已。
尚希戴望舒詩歌的欣賞者（其實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個）鑒我，諒我！ 黃建華 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