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為何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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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作的動機和目的是勾勒一個理想的人。
描繪道德理想本身是我終極的文學目标&mdash&mdash跟這個目标相比，小說中的一切含義和哲學思考都隻是方式而已。
請允許我強調這一點：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哲學上啟迪我的讀者，不是用我的小說教人行善，也不是說我的小說能夠輔助人的心智發展。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它們都是附加的考慮，它們僅僅是效果和結果而已，不是原因和主導。
我的目的，作為原因和主導，是描寫霍華德·洛克、約翰·高爾特、漢克·裡爾登、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亞他們自身&mdash&mdash他們不是實現任何更高目的的方式。
他們恰恰是我能為讀者提供的最高價值觀。
這就是為什麼當我被問到我主要是一個小說家還是一個哲學家，我的作品是不是宣傳我的想法的工具，我的主要目的是不是政治和聲援資本主義的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mdash&mdash我希望能有機會耐心地解釋，又覺出這些問題本身的荒唐，甚至有的時候我會感到很惱火。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不着邊際的，不僅不是我想問題的方式，而且完全沒有問到點子上。
我想問題的方式既比這個要簡單，同時也比這個複雜，這是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來講。
簡單地說，我對文學的觀點和孩子一樣：我寫作，或是讀書，都是為了故事。
複雜的是把這種态度&ldquo轉譯&rdquo為成人世界的概念。
特定的存在，也就是價值觀的各類形式，是随着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而變化的。
但是&ldquo價值觀&rdquo的概念不會變。
承認的價值觀可能包含他一切活動的集合，包括哲學&mdash&mdash應該說，尤其是包括哲學。
但是基本的原則&mdash&mdash價值觀在人生和文學中的功能和意義&mdash&mdash是一貫的。
我對任何一個故事都會問如下的問題：我會想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這個人或這件事嗎？這個故事所帶來的經曆本身是值得我追求的嗎？思索這些人物本身能給我帶來快樂嗎？ 就是這麼簡單。
但正是在這種簡單當中，蘊含了人的整個存在。
因為這涉及如下的問題：我希望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什麼樣的人&mdash&mdash為什麼？我希望發生什麼樣的事，我希望人怎麼做&mdash&mdash為什麼？我希望過什麼樣的生活，我的目标是什麼&mdash&mdash為什麼？ 這些問題很明顯地屬于一個領域：倫理學。
什麼是善？什麼行為是正确的？什麼樣的價值觀是正确的？ 由于我的目的是表現一個理想的人，我必須構造并展現一個允許他存在的客觀條件。
由于人格需要前提，我必須構造并展現使得他成為現在的樣子所需要的前提和價值觀；這樣我就必須構造并展現一個理性的價值觀體系。
由于人要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我必須展現一個社會系統使得理想的人可以存在并發揮功能&mdash&mdash一個自由、高效、理性的系統，要求并鼓勵人做最好的自己，無論這個人是高貴還是低賤。
這種制度很明顯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1]。
但是無論是政治還是倫理、哲學，在人生和文學中都不是目的。
隻有人才是目的。
有一個文學流派激烈地批駁像我一樣的作家，這個文學流派是自然主義。
他們聲稱作家必須以所謂&ldquo一五一十&rdquo的方式複刻&ldquo現實生活&rdquo，不能加以挑剔和選擇，不能做價值觀的判斷。
所謂&ldquo複刻&rdquo，其實就是像攝影一樣；所謂&ldquo現實生活&rdquo，其實就是他們恰好觀察到的存在；所謂&ldquo一五一十&rdquo，其實就是&ldquo與我身邊的人毫無二緻&rdquo。
但是這些自然主義者&mdash&mdash或者他們當中還看得過去的幾位&mdash&mdash在兩種文學屬性上其實非常挑剔：風格和刻畫。
沒有選擇，就談不上刻畫，無論是非同尋常的人物，還是一個統計學上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普通人物。
因此，自然主義者其實隻是在一個屬性上刻意避開選擇：情節的内容。
他們認為，對内容的選擇上，小說家不應該有所選擇。
這是為什麼？ 自然主義者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mdash&mdash至少沒有用理性的、有邏輯的、不自相矛盾的方法回答它。
為什麼一個作家要不加選擇地&ldquo拍攝&rdquo他的人物的一舉一動呢？是因為它們&ldquo真實&rdquo發生了嗎？記錄下發生過的事情是曆史學家的職責，不是小說家的職責。
為了啟迪讀者、教育讀者嗎？這是科學的職責，不是文學的職責，至少不是小說類作品的職責。
讓人見識苦難來升華他的靈魂嗎？但是這已經是一個價值觀判斷了，已經帶有道德目的，帶有一個&ldquo主題&rdquo了&mdash&mdash這些根據自然主義的章法是應該被禁止的。
另外，要想升華任何東西，都必須了
描繪道德理想本身是我終極的文學目标&mdash&mdash跟這個目标相比，小說中的一切含義和哲學思考都隻是方式而已。
請允許我強調這一點：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哲學上啟迪我的讀者，不是用我的小說教人行善，也不是說我的小說能夠輔助人的心智發展。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它們都是附加的考慮，它們僅僅是效果和結果而已，不是原因和主導。
我的目的，作為原因和主導，是描寫霍華德·洛克、約翰·高爾特、漢克·裡爾登、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亞他們自身&mdash&mdash他們不是實現任何更高目的的方式。
他們恰恰是我能為讀者提供的最高價值觀。
這就是為什麼當我被問到我主要是一個小說家還是一個哲學家，我的作品是不是宣傳我的想法的工具，我的主要目的是不是政治和聲援資本主義的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複雜的&mdash&mdash我希望能有機會耐心地解釋，又覺出這些問題本身的荒唐，甚至有的時候我會感到很惱火。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不着邊際的，不僅不是我想問題的方式，而且完全沒有問到點子上。
我想問題的方式既比這個要簡單，同時也比這個複雜，這是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來講。
簡單地說，我對文學的觀點和孩子一樣：我寫作，或是讀書，都是為了故事。
複雜的是把這種态度&ldquo轉譯&rdquo為成人世界的概念。
特定的存在，也就是價值觀的各類形式，是随着一個人的成長和發展而變化的。
但是&ldquo價值觀&rdquo的概念不會變。
承認的價值觀可能包含他一切活動的集合，包括哲學&mdash&mdash應該說，尤其是包括哲學。
但是基本的原則&mdash&mdash價值觀在人生和文學中的功能和意義&mdash&mdash是一貫的。
我對任何一個故事都會問如下的問題：我會想在現實生活中遇到這個人或這件事嗎？這個故事所帶來的經曆本身是值得我追求的嗎？思索這些人物本身能給我帶來快樂嗎？ 就是這麼簡單。
但正是在這種簡單當中，蘊含了人的整個存在。
因為這涉及如下的問題：我希望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什麼樣的人&mdash&mdash為什麼？我希望發生什麼樣的事，我希望人怎麼做&mdash&mdash為什麼？我希望過什麼樣的生活，我的目标是什麼&mdash&mdash為什麼？ 這些問題很明顯地屬于一個領域：倫理學。
什麼是善？什麼行為是正确的？什麼樣的價值觀是正确的？ 由于我的目的是表現一個理想的人，我必須構造并展現一個允許他存在的客觀條件。
由于人格需要前提，我必須構造并展現使得他成為現在的樣子所需要的前提和價值觀；這樣我就必須構造并展現一個理性的價值觀體系。
由于人要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我必須展現一個社會系統使得理想的人可以存在并發揮功能&mdash&mdash一個自由、高效、理性的系統，要求并鼓勵人做最好的自己，無論這個人是高貴還是低賤。
這種制度很明顯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1]。
但是無論是政治還是倫理、哲學，在人生和文學中都不是目的。
隻有人才是目的。
有一個文學流派激烈地批駁像我一樣的作家，這個文學流派是自然主義。
他們聲稱作家必須以所謂&ldquo一五一十&rdquo的方式複刻&ldquo現實生活&rdquo，不能加以挑剔和選擇，不能做價值觀的判斷。
所謂&ldquo複刻&rdquo，其實就是像攝影一樣；所謂&ldquo現實生活&rdquo，其實就是他們恰好觀察到的存在；所謂&ldquo一五一十&rdquo，其實就是&ldquo與我身邊的人毫無二緻&rdquo。
但是這些自然主義者&mdash&mdash或者他們當中還看得過去的幾位&mdash&mdash在兩種文學屬性上其實非常挑剔：風格和刻畫。
沒有選擇，就談不上刻畫，無論是非同尋常的人物，還是一個統計學上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普通人物。
因此，自然主義者其實隻是在一個屬性上刻意避開選擇：情節的内容。
他們認為，對内容的選擇上，小說家不應該有所選擇。
這是為什麼？ 自然主義者沒有回答過這個問題&mdash&mdash至少沒有用理性的、有邏輯的、不自相矛盾的方法回答它。
為什麼一個作家要不加選擇地&ldquo拍攝&rdquo他的人物的一舉一動呢？是因為它們&ldquo真實&rdquo發生了嗎？記錄下發生過的事情是曆史學家的職責，不是小說家的職責。
為了啟迪讀者、教育讀者嗎？這是科學的職責，不是文學的職責，至少不是小說類作品的職責。
讓人見識苦難來升華他的靈魂嗎？但是這已經是一個價值觀判斷了，已經帶有道德目的，帶有一個&ldquo主題&rdquo了&mdash&mdash這些根據自然主義的章法是應該被禁止的。
另外，要想升華任何東西，都必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