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九三年》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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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模棱兩可。
好像雨果作為藝術家的人格完全淹沒了他作為思想家的人格；好像偉大的雨果無法分清藝術創作的過程和理性認知的過程（這是利用同一個意識實體的兩種不同方法，它們具有和而不同的性質）；好像他一直用比喻思考，而不是用概念思考，在比喻當中暗含了太多交集的情感，還錯節着紛亂的符号，和一些談不上準确的意向。
雨果好像因為接觸了太多情感，而急于揮毫潑墨，記錄下他的感受而不是他的認知&mdash&mdash于是他寫下了很多可以暗示他的價值觀的理論，但是這其中沒有一個可以表達他的價值觀。
在《九三年》快要結尾的部分，雨果，作為藝術家，設置了兩個極其戲劇性的場景讓主要人物表達他們的觀點，闡明他們立場的深層次理由：一個場景發生在朗德納克和高芬之間，老保皇派朗德納克在雨果的導演下一邊奮力維護君主制，一邊狠狠挖苦了一番這位年輕的革命派小夥；另一個場景發生在西穆爾登和高芬之間，他們在雨果的導演下發生了沖突，使得革命派内部的兩股力量凸顯了出來。
我之所以說&ldquo在雨果的導演下&rdquo，是因為雨果作為一個思想家做不到這些：角色之間的對白沒有表達什麼明确的觀點，它們僅僅是故事所需要的暗示和總結。
當他需要處理這些理論概念的時候，他的熱情、文采和情感力量都好像背叛了他。
雨果，作為思想家，幾乎是19世紀的善與惡的始作俑者。
他認為人的生活是無限的和&ldquo自我能動的&rdquo。
他認為愚昧和貧窮是一切罪惡之源。
他相信公益，但是這種信仰時而激烈，時而消弭，但他的确十分急切地希望人類能夠擺脫痛苦，卻不從方法入手：他想要消除貧困，卻不知道财富從哪裡來；他想要人們自由，卻不知道應該如何保護自由；他想要全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卻不知道武力和恐懼恰恰和他想要的相悖；他認為理性與生俱來，卻沒有看到把理性與信仰結合起來會導緻的毀滅性後果&mdash&mdash盡管他自己的神秘主義還不是最可悲的東方神秘主義，但是與驕傲的希臘神話十分接近，他的上帝也是一種人類完美的象征。
他十分自大地崇拜着他的神，就像神是與他等同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一樣。
作為思想家的雨果所認可的理論不屬于作為藝術家的雨果的宇宙。
由于這些理論沒有被融入實際，他們實現的價值觀與雨果的人生觀恰恰相反。
作為藝術家，雨果為這種緻命的矛盾付出了代價。
盡管少有其他藝術家能夠描繪出跟他的世界一樣歡樂的世界，他的筆觸一直透着一種淡淡的哀愁。
他的大多數作品都以悲劇告終&mdash&mdash好像他無法想象他的主人公如何在世間成功，他隻能讓他死在激戰中，讓他的靈魂繼續堅守他的理想；雨果好像向往的不是天堂，而是人世，人世有他永遠觸碰不到的美好。
這就是雨果面對的矛盾的本質：他聲稱自己在意識上是一個神秘主義者，但是卻瘋狂地愛着現世；他聲稱自己是一個利他主義者，其實卻崇拜人的偉大，而不關心自己的痛苦和弱點；他聲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卻從未動搖自己的個人主義；他聲稱自己是感性高于理性的完美代表，他的角色之所以壯麗卻都是因為他們完全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他們跟随着自己的動機和欲望，對現實一絲不苟&mdash&mdash這可以應用于《九三年》中農民的母親，也可以應用于《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
上述的這一點使雨果的人物都顯得如此澄澈的秘密，去除了盲目和不理智，去除了混沌的人生漂流，乞丐都顯得偉大。
這是雨果的招牌，也應該是人類自尊的招牌。
那麼雨果在政治哲學上站在哪一邊呢？在這個被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統治的時代，他不被那些表面上看起來理想和雨果所聲稱的理想相同的人所喜歡，并不是一個意外。
我十三歲那年第一次讀雨果，當時我置身于蘇維埃俄國。
要想理解雨果的本意&mdash&mdash和他所構造的美妙的宇宙&mdash&mdash以及雨果對我的意義，就必須在最複雜的社會條件下生活過。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很榮幸可以為他的一部小說作序，并把這本書呈現給美國大衆。
這本書對于我來說具有雨果式的戲劇性。
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今天，沒有他我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
如果我可以幫助哪怕一位年輕的讀者發現我在這部小說中發現的東西的話，如果我可以把雨果的作品帶給應該看到它們的人，也算是我小小地回報了雨果對我的恩情。
[1] 選自維克多·雨果的《九三年》，羅威爾·拜爾譯，矮腳雞出版社1962年出版。
&mdash&mdash原注
好像雨果作為藝術家的人格完全淹沒了他作為思想家的人格；好像偉大的雨果無法分清藝術創作的過程和理性認知的過程（這是利用同一個意識實體的兩種不同方法，它們具有和而不同的性質）；好像他一直用比喻思考，而不是用概念思考，在比喻當中暗含了太多交集的情感，還錯節着紛亂的符号，和一些談不上準确的意向。
雨果好像因為接觸了太多情感，而急于揮毫潑墨，記錄下他的感受而不是他的認知&mdash&mdash于是他寫下了很多可以暗示他的價值觀的理論，但是這其中沒有一個可以表達他的價值觀。
在《九三年》快要結尾的部分，雨果，作為藝術家，設置了兩個極其戲劇性的場景讓主要人物表達他們的觀點，闡明他們立場的深層次理由：一個場景發生在朗德納克和高芬之間，老保皇派朗德納克在雨果的導演下一邊奮力維護君主制，一邊狠狠挖苦了一番這位年輕的革命派小夥；另一個場景發生在西穆爾登和高芬之間，他們在雨果的導演下發生了沖突，使得革命派内部的兩股力量凸顯了出來。
我之所以說&ldquo在雨果的導演下&rdquo，是因為雨果作為一個思想家做不到這些：角色之間的對白沒有表達什麼明确的觀點，它們僅僅是故事所需要的暗示和總結。
當他需要處理這些理論概念的時候，他的熱情、文采和情感力量都好像背叛了他。
雨果，作為思想家，幾乎是19世紀的善與惡的始作俑者。
他認為人的生活是無限的和&ldquo自我能動的&rdquo。
他認為愚昧和貧窮是一切罪惡之源。
他相信公益，但是這種信仰時而激烈，時而消弭，但他的确十分急切地希望人類能夠擺脫痛苦，卻不從方法入手：他想要消除貧困，卻不知道财富從哪裡來；他想要人們自由，卻不知道應該如何保護自由；他想要全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卻不知道武力和恐懼恰恰和他想要的相悖；他認為理性與生俱來，卻沒有看到把理性與信仰結合起來會導緻的毀滅性後果&mdash&mdash盡管他自己的神秘主義還不是最可悲的東方神秘主義，但是與驕傲的希臘神話十分接近，他的上帝也是一種人類完美的象征。
他十分自大地崇拜着他的神，就像神是與他等同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一樣。
作為思想家的雨果所認可的理論不屬于作為藝術家的雨果的宇宙。
由于這些理論沒有被融入實際，他們實現的價值觀與雨果的人生觀恰恰相反。
作為藝術家，雨果為這種緻命的矛盾付出了代價。
盡管少有其他藝術家能夠描繪出跟他的世界一樣歡樂的世界，他的筆觸一直透着一種淡淡的哀愁。
他的大多數作品都以悲劇告終&mdash&mdash好像他無法想象他的主人公如何在世間成功，他隻能讓他死在激戰中，讓他的靈魂繼續堅守他的理想；雨果好像向往的不是天堂，而是人世，人世有他永遠觸碰不到的美好。
這就是雨果面對的矛盾的本質：他聲稱自己在意識上是一個神秘主義者，但是卻瘋狂地愛着現世；他聲稱自己是一個利他主義者，其實卻崇拜人的偉大，而不關心自己的痛苦和弱點；他聲稱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卻從未動搖自己的個人主義；他聲稱自己是感性高于理性的完美代表，他的角色之所以壯麗卻都是因為他們完全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他們跟随着自己的動機和欲望，對現實一絲不苟&mdash&mdash這可以應用于《九三年》中農民的母親，也可以應用于《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
上述的這一點使雨果的人物都顯得如此澄澈的秘密，去除了盲目和不理智，去除了混沌的人生漂流，乞丐都顯得偉大。
這是雨果的招牌，也應該是人類自尊的招牌。
那麼雨果在政治哲學上站在哪一邊呢？在這個被利他主義和集體主義統治的時代，他不被那些表面上看起來理想和雨果所聲稱的理想相同的人所喜歡，并不是一個意外。
我十三歲那年第一次讀雨果，當時我置身于蘇維埃俄國。
要想理解雨果的本意&mdash&mdash和他所構造的美妙的宇宙&mdash&mdash以及雨果對我的意義，就必須在最複雜的社會條件下生活過。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很榮幸可以為他的一部小說作序，并把這本書呈現給美國大衆。
這本書對于我來說具有雨果式的戲劇性。
沒有他就沒有我的今天，沒有他我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
如果我可以幫助哪怕一位年輕的讀者發現我在這部小說中發現的東西的話，如果我可以把雨果的作品帶給應該看到它們的人，也算是我小小地回報了雨果對我的恩情。
[1] 選自維克多·雨果的《九三年》，羅威爾·拜爾譯，矮腳雞出版社1962年出版。
&mdash&mdash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