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尚有可為否？
關燈
小
中
大
邊。
到本世紀結束，如果我們人類足夠努力，或許到那時世界市場上的糧食總量會比現在的翻一番，可是到時人口的總量也差不多翻了一番，其中幾十億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半工業化的國家裡，他們将消費現在十倍左右的電力、淡水、木材和不可再生礦物質。
一言以蔽之，到了那時，糧食供給狀況一如今日般捉襟見肘，而原材料的供給狀況則要比今日更糟糕。
而要解決組織膨脹問題，也并不比解決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之間的問題來得容易。
如果單純從語言的角度泛泛而談，要回答這個問題同樣輕而易舉。
此處有一句政治格言：權力尾随财産而至。
但如今生産資料正迅速集中至大财團和大政府之手，這已經是鐵闆釘釘的事實了，所以，如果你信仰民主制度，請将你的财産分散出去吧，範圍越廣越好。
再來看看投票權的問題。
原則上，這是極大的權利。
但在現實中，正如近期的曆史反複呈現給我們看的那樣，投票權本身絕不能保證公民的自由。
因此，如果你想通過投票權來避免獨裁制度，請解散現代社會中僅具功能性的各類集體組織，學會自我管理，學會以自願為基礎組建小型的交流團體，使其能躲開大财團、大政府的官僚系統而獨立運作。
人口過剩和組織膨脹催生了現代化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中，想再過上由豐富多彩的人際關系構成的完滿的人性之生活，幾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所以，如果你想逃避個人的、社會的精神貧瘠狀态，離開大都市，讓小小的鄉村社區複活吧；或者破壞大都市機械化的組織體系，在其内部組建一個個與鄉村社區一樣的小型社區，在這些社區中，人們相聚，作為完全的個體相互交流，而不是僅僅作為專業化功能的人形化身出現。
這些問題，時至今日已然人人都能明了；其實，五十年之前，這些問題即已眉目清晰地為人所知。
從西萊爾·貝洛克[4]到莫蒂默·阿德勒先生[5]，從早期的信用合作社的信徒們，到今日意大利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者，善良的人們一代又一代地提倡去中心化（防止經濟巨鳄集中權力），以及廣泛地分散财産。
有不少分散生産力的天才的計劃提出來，緻力于重建小型的&ldquo鄉村工業&rdquo。
還有杜博瑞爾[6]那周詳的計劃，試圖在一個個的大型工業組織中的不同部門裡分配一定量的自治權和主動權。
還有工團主義者[7]，他們有一份藍圖，希望在産業聯合會的幫助之下，以生産集團的聯盟為組織架構，建立一個無政府的社會。
在美國，亞瑟·摩根[8]和貝克·布朗内爾[9]提出了一個理論，構想了一種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其規模維持在鄉村和小型市鎮的水平。
哈佛大學的斯金納教授在他的烏托邦小說《桃園二村》中，就人類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心理學家的看法，小說描寫了一個自給自足、自立自治的社會，其組織方式如此之科學，以至于沒有人會受到引誘去反對社會，無需借助高壓政治，也無需宣傳，而每個人都能為其所當為，樂其所當樂，人的創造力于是被普遍激發了。
在法國，二戰進行之時以及結束之後，馬塞爾·巴布[10]和他的追随者們建立了許多自治的、無等級的生産社區，社區之内人們互助互愛，過着純然人性化的生活。
同時在倫敦，佩克漢姆實驗[11]證明了通過互助的醫療幫助體系，使人人關注集體的更廣泛的利益，即使在一個大都市裡，也可以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性化的社區。
如此我們便可看到，組織膨脹的病毒已然清晰可辨，人們也開出了包羅萬象的藥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針對組織膨脹的病症做一些實驗性的治療，而其結果甚是喜人。
然而，不管如何倡導，也不管實驗性的舉措如何開展，這一病毒卻穩定發展，越發厲害。
我們固然知道權力不可集中在少數的寡頭統治者手中，然而真實情況卻是，權力确乎集中在越來越少數的人手上。
我們固然知道，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生活于一個大都市意味着成為一個匿名的、原子一樣的人，不能過純然人性化的生活，然而大城市卻在穩定地擴張，同時&ldquo城市&mdash工業&rdquo的生活模式卻毫無改變。
我們固然也知道，在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之中，
到本世紀結束，如果我們人類足夠努力，或許到那時世界市場上的糧食總量會比現在的翻一番，可是到時人口的總量也差不多翻了一番，其中幾十億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半工業化的國家裡，他們将消費現在十倍左右的電力、淡水、木材和不可再生礦物質。
一言以蔽之，到了那時，糧食供給狀況一如今日般捉襟見肘，而原材料的供給狀況則要比今日更糟糕。
而要解決組織膨脹問題，也并不比解決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之間的問題來得容易。
如果單純從語言的角度泛泛而談，要回答這個問題同樣輕而易舉。
此處有一句政治格言：權力尾随财産而至。
但如今生産資料正迅速集中至大财團和大政府之手，這已經是鐵闆釘釘的事實了，所以，如果你信仰民主制度，請将你的财産分散出去吧，範圍越廣越好。
再來看看投票權的問題。
原則上，這是極大的權利。
但在現實中，正如近期的曆史反複呈現給我們看的那樣，投票權本身絕不能保證公民的自由。
因此，如果你想通過投票權來避免獨裁制度，請解散現代社會中僅具功能性的各類集體組織，學會自我管理，學會以自願為基礎組建小型的交流團體，使其能躲開大财團、大政府的官僚系統而獨立運作。
人口過剩和組織膨脹催生了現代化的大都市，在大都市中，想再過上由豐富多彩的人際關系構成的完滿的人性之生活，幾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所以，如果你想逃避個人的、社會的精神貧瘠狀态，離開大都市，讓小小的鄉村社區複活吧；或者破壞大都市機械化的組織體系，在其内部組建一個個與鄉村社區一樣的小型社區，在這些社區中，人們相聚，作為完全的個體相互交流，而不是僅僅作為專業化功能的人形化身出現。
這些問題，時至今日已然人人都能明了；其實，五十年之前，這些問題即已眉目清晰地為人所知。
從西萊爾·貝洛克[4]到莫蒂默·阿德勒先生[5]，從早期的信用合作社的信徒們，到今日意大利和日本的土地改革者，善良的人們一代又一代地提倡去中心化（防止經濟巨鳄集中權力），以及廣泛地分散财産。
有不少分散生産力的天才的計劃提出來，緻力于重建小型的&ldquo鄉村工業&rdquo。
還有杜博瑞爾[6]那周詳的計劃，試圖在一個個的大型工業組織中的不同部門裡分配一定量的自治權和主動權。
還有工團主義者[7]，他們有一份藍圖，希望在産業聯合會的幫助之下，以生産集團的聯盟為組織架構，建立一個無政府的社會。
在美國，亞瑟·摩根[8]和貝克·布朗内爾[9]提出了一個理論，構想了一種新的社群生活方式，其規模維持在鄉村和小型市鎮的水平。
哈佛大學的斯金納教授在他的烏托邦小說《桃園二村》中，就人類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心理學家的看法，小說描寫了一個自給自足、自立自治的社會，其組織方式如此之科學，以至于沒有人會受到引誘去反對社會，無需借助高壓政治，也無需宣傳，而每個人都能為其所當為，樂其所當樂，人的創造力于是被普遍激發了。
在法國，二戰進行之時以及結束之後，馬塞爾·巴布[10]和他的追随者們建立了許多自治的、無等級的生産社區，社區之内人們互助互愛，過着純然人性化的生活。
同時在倫敦，佩克漢姆實驗[11]證明了通過互助的醫療幫助體系，使人人關注集體的更廣泛的利益，即使在一個大都市裡，也可以建立一個真正的人性化的社區。
如此我們便可看到，組織膨脹的病毒已然清晰可辨，人們也開出了包羅萬象的藥方，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針對組織膨脹的病症做一些實驗性的治療，而其結果甚是喜人。
然而，不管如何倡導，也不管實驗性的舉措如何開展，這一病毒卻穩定發展，越發厲害。
我們固然知道權力不可集中在少數的寡頭統治者手中，然而真實情況卻是，權力确乎集中在越來越少數的人手上。
我們固然知道，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生活于一個大都市意味着成為一個匿名的、原子一樣的人，不能過純然人性化的生活，然而大城市卻在穩定地擴張，同時&ldquo城市&mdash工業&rdquo的生活模式卻毫無改變。
我們固然也知道，在一個龐大、複雜的社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