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
關燈
小
中
大
“敵人精疲力竭日，是我高奏凱歌時，”謝爾皮林用從小記得的贊美詩裡的一句話來回答。
“最好能在明年開春之前，”父親說。
“否則，又隻能靠母牛和娘兒們來耕地啦。
” 謝爾皮林想起父親說過幹嗓子唱不出歌的話，于是打開箱子，把那瓶喝過的白蘭地取了出來。
“我們是不是喝點酒？” “有下酒的菜嗎？”父親問。
“沒有。
到那邊去才有。
” “那就到那邊去喝吧．” 謝爾皮林把酒瓶放回箱子裡，又在桌邊坐下。
“我們家裡的生活情況，你問過副官了嗎？”父親問。
“他把看到的和聽到的都給我講了。
” “他能聽到多少啊！他吃了一頓飯就去睡了，第二天又吃了一頓飯就走啦。
你該象我一樣，也去聽聽，咱們家裡那些娘兒們哭得可厲害哪……” 于是父親開始講述，三個女婿的陣亡通知書是在什麼時候，又是如何一張接一張地送到他們家裡來的。
第一次接到的并不是陣亡通知書，而是小女兒寫來的一封信。
她嫁給一個鐵路職工，從三九年起就跟他一起住在利沃夫。
戰争爆發後的第二天，她丈夫在把火車從車庫裡開出來的時候被打死了。
她帶了幾個孩子逃難，在路上從塔爾諾波耳給家裡寄來了一張明信片。
可是，看樣子她沒能逃出來，因為從此以後一直就沒有再來過信。
“塔爾諾波耳在三月份就已經解放了。
” “我在報上看到過，”父親說，“可是信還是沒有。
也許是給趕到德國去了。
報上說趕去了一大批人呢！” 他又繼續講下去，語調平靜，臉上毫無表情，仿佛他對這一切早已習慣，連想也懶得想了。
嫁給合作社職員的大女兒接到了一份通知書，說她那個做準尉的丈夫失蹤了。
通知書是戰地郵局寄來的，從什麼地方寄來的，卻沒有寫明。
“是在俄羅斯的某一個地方，可是俄羅斯大得很哪，”父親忽然悲痛難忍地說。
“通知書正好是在基督受難周的星期六收到的，咱們就流着眼淚，天天盼着，也許，他還能找回來。
我們那條街上，是有過這樣一個人的。
” 嫁給小學校長的第二個女兒，是在去年九月裡收到陣亡通知書的。
通知書裡寫得很詳細：一級政治指導員是在什麼地方陣亡、如何犧牲的，他的墓碑又在哪裡。
他就被安葬在離科馬裡契車站十公裡的尤裡耶夫卡村。
謝爾皮林聽到這裡就想，如果是在科馬裡契車站南面十公裡，那正是他的集團軍原先的防區。
那麼，他的妹夫過去也可能就在他的集團軍裡服役。
但是，現在去問尤裡耶夫卡村究竟是在科馬裡契車站南面還是北面，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現在提這個問題還有什麼用處呢？ 他沒有問這件事，而是問妹妹是否到墓地去看過。
“看來你對我們的生活情況很不了解，”父親說。
“現在怎麼能去呢！” 謝爾皮林沒作聲。
不，對于生活情況，他了解得并不差。
他知道，現在還不是掃墓的時候。
他也知道自己的兒子葬在什麼地方，而且那裡還畫了一張地形圖給他寄來，這張圖放在他的文件夾裡已經一年多了。
可是他沒有到墓地去看過，因為分不開身。
但是，婦女們有時會做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因此他就這樣問了一句。
“小女兒音信全無，大女兒天天在我們身邊唉聲歎氣，二女兒住在離我們家二十多公裡的一個國營農場裡，但也經常來哭哭啼啼……”父親揮了一下手，繼續說：“彼拉蓋娅為三個女兒大哭大叫。
幸好，她空閑的時間并不多。
年輕的時候，她上教堂去隻是為了讨幾隻紅蛋，和娘今們閑聊一陣。
現在她可成了一個虔誠的教徒啦。
”
“最好能在明年開春之前，”父親說。
“否則，又隻能靠母牛和娘兒們來耕地啦。
” 謝爾皮林想起父親說過幹嗓子唱不出歌的話，于是打開箱子，把那瓶喝過的白蘭地取了出來。
“我們是不是喝點酒？” “有下酒的菜嗎？”父親問。
“沒有。
到那邊去才有。
” “那就到那邊去喝吧．” 謝爾皮林把酒瓶放回箱子裡，又在桌邊坐下。
“我們家裡的生活情況，你問過副官了嗎？”父親問。
“他把看到的和聽到的都給我講了。
” “他能聽到多少啊！他吃了一頓飯就去睡了，第二天又吃了一頓飯就走啦。
你該象我一樣，也去聽聽，咱們家裡那些娘兒們哭得可厲害哪……” 于是父親開始講述，三個女婿的陣亡通知書是在什麼時候，又是如何一張接一張地送到他們家裡來的。
第一次接到的并不是陣亡通知書，而是小女兒寫來的一封信。
她嫁給一個鐵路職工，從三九年起就跟他一起住在利沃夫。
戰争爆發後的第二天，她丈夫在把火車從車庫裡開出來的時候被打死了。
她帶了幾個孩子逃難，在路上從塔爾諾波耳給家裡寄來了一張明信片。
可是，看樣子她沒能逃出來，因為從此以後一直就沒有再來過信。
“塔爾諾波耳在三月份就已經解放了。
” “我在報上看到過，”父親說，“可是信還是沒有。
也許是給趕到德國去了。
報上說趕去了一大批人呢！” 他又繼續講下去，語調平靜，臉上毫無表情，仿佛他對這一切早已習慣，連想也懶得想了。
嫁給合作社職員的大女兒接到了一份通知書，說她那個做準尉的丈夫失蹤了。
通知書是戰地郵局寄來的，從什麼地方寄來的，卻沒有寫明。
“是在俄羅斯的某一個地方，可是俄羅斯大得很哪，”父親忽然悲痛難忍地說。
“通知書正好是在基督受難周的星期六收到的，咱們就流着眼淚，天天盼着，也許，他還能找回來。
我們那條街上，是有過這樣一個人的。
” 嫁給小學校長的第二個女兒，是在去年九月裡收到陣亡通知書的。
通知書裡寫得很詳細：一級政治指導員是在什麼地方陣亡、如何犧牲的，他的墓碑又在哪裡。
他就被安葬在離科馬裡契車站十公裡的尤裡耶夫卡村。
謝爾皮林聽到這裡就想，如果是在科馬裡契車站南面十公裡，那正是他的集團軍原先的防區。
那麼，他的妹夫過去也可能就在他的集團軍裡服役。
但是，現在去問尤裡耶夫卡村究竟是在科馬裡契車站南面還是北面，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現在提這個問題還有什麼用處呢？ 他沒有問這件事，而是問妹妹是否到墓地去看過。
“看來你對我們的生活情況很不了解，”父親說。
“現在怎麼能去呢！” 謝爾皮林沒作聲。
不，對于生活情況，他了解得并不差。
他知道，現在還不是掃墓的時候。
他也知道自己的兒子葬在什麼地方，而且那裡還畫了一張地形圖給他寄來，這張圖放在他的文件夾裡已經一年多了。
可是他沒有到墓地去看過，因為分不開身。
但是，婦女們有時會做出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因此他就這樣問了一句。
“小女兒音信全無，大女兒天天在我們身邊唉聲歎氣，二女兒住在離我們家二十多公裡的一個國營農場裡，但也經常來哭哭啼啼……”父親揮了一下手，繼續說：“彼拉蓋娅為三個女兒大哭大叫。
幸好，她空閑的時間并不多。
年輕的時候，她上教堂去隻是為了讨幾隻紅蛋，和娘今們閑聊一陣。
現在她可成了一個虔誠的教徒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