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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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關于俄國革命宣傳畫的著作，裡面有許多精美的圖片，一部分是彩色的。
我發現，這些圖片當中&mdash&mdash裡面的許多宣傳畫都很有效果&mdash&mdash沒有什麼是不能相當随意地用一種局部尚不明顯的資産階級工藝美術的風格元素來解釋的。
在&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我沒有遇見賴希。
在阿絲雅那裡，起初隻有我一個人。
她很疲倦，也許隻是假裝如此，為了避免和我說話。
後來，賴希出現了。
我走了，要去約巴塞基晚上一起去看戲。
由于打電話找不到他，我隻得去一趟。
整個下午一直頭疼。
後來，我和巴塞基，還有他的女朋友&mdash&mdash一個輕歌劇演員，一起去看《風暴》。
這位女友顯得很拘謹，身體也不太舒服，一看完戲就回家了。
《風暴》一劇講的是戰時共産主義時期圍繞着鄉村的一次傷寒疫情而展開的故事。
巴塞基翻譯得很投入，戲也演得比平時好，這一晚我收獲頗多。
這出戲&mdash&mdash就像俄國戲劇一貫的那樣（賴希語）&mdash&mdash缺少情節。
在我看來，此劇隻具有一部好的編年史的信息價值，而非戲劇價值。
将近十二點，我和巴塞基在特韋爾斯卡娅大街上的&ldquo克魯佐克&rdquo俱樂部吃飯。
由于這天（根據舊曆）是聖誕節的頭一天，俱樂部裡并不怎麼熱鬧。
飯菜很棒；伏特加裡摻入了一種草藥香精，酒成了黃色，更容易下咽了。
談了談為俄國報紙寫一篇關于法國藝術與文化的報道的計劃。
1月8日 上午換了錢，之後口授、打字。
一篇關于邁耶霍爾德劇院的那場争論的報告也許寫得還不錯，而要為《日記》所寫的記述莫斯科的文章就寫不下去了。
早晨和賴希起了争執，原因是我（有點兒欠考慮）帶着巴塞基去了&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
一次新的教訓：在此地務必謹慎，這很重要。
謹慎是政治滲入生活的顯而易見的表征之一。
在公使館口授打字時沒有看到巴塞基，我很高興，他還沒起床。
為了不必去&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我買了魚子醬和火腿在家吃。
大約下午四點半我到阿絲雅那裡時，賴希還沒去。
又過了一個多小時他才來。
後來他告訴我，他在去阿絲雅那裡的路上心髒病又犯了。
阿絲雅身體不佳，無暇他顧，對賴希的遲到并不十分在意。
她又發燒了。
那位叫人簡直無法忍受的同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房裡，後來她自己還有客來訪。
不過，她始終表現得很友好&mdash&mdash要是她不總在阿絲雅身邊出沒就好了。
我給阿絲雅讀了為《日記》而寫的提綱，她做了些很中肯的評論。
交談的最後甚至還流露出了些許親切之感。
然後，我們就在房間裡玩起了多米諾骨牌。
賴希來了，就四個人玩。
晚上賴希有個會。
将近七點，我和他一起在我們常去的那家甜品店喝咖啡，然後我回了住所。
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我需要為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規劃一個穩固的工作框架。
翻譯顯然是不可能作為這樣的框架的。
我的立場再度成了構建這一框架的先決條件。
阻撓我加入德國共産黨的，純粹是外在的顧慮。
現在也許正是入黨的良機，一旦錯過可能就有危險。
正因為入黨對我而言或許隻是一個插曲，一再推延并不妥當。
那些依然存在的外在的顧慮迫使我自問，是否可以通過努力工作實用而經濟地做一個左翼局外人，以确保我有可能繼續在迄今為止的工作領域内進行廣泛的創作。
隻是，這一創作是否能夠毫無裂痕地過渡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恰是問題所在。
就算是那樣的話，這一&ldquo框架&rdquo還必須由外部條件，比如說一個編輯的職位，加以支撐。
無論如何，在我看來，即将來臨的時期與以往時期的區别在于，情愛之事對我的影響将越來越小。
我對賴希和阿絲雅之間關系的觀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對此有了清楚的認識。
我注意到，面對阿絲雅反複無常的情緒和她的那些叫我心煩意亂的行為方式，賴希總是，或裝得很堅定，很少受其影響的樣子。
而他裝得也夠多的了。
這都是因為他在此地為其工作所找到的&ldquo框架&rdquo的緣故。
工作為他開創了各種現實的人際關系，除此之外，他還是這裡的統治階級的一員。
整個統治權力的這一新結構着實令此地的生活變得異常豐富。
這裡的生活自我封閉卻充滿事件，貧窮卻同時充滿了如克朗代克淘金生活般的前景。
從早到晚都在挖掘權勢。
與此地個人在一個月内所要面對的無數情況相比，一個知識界的西歐式存在的整個組合推理顯得絕對貧乏。
當然，可能的後果是某種程度的迷醉狀态，以至于根本無法想象沒有會議、委員會、辯論、決議和表決（所有這一切都是戰争或至少是權力意志的伎倆）的生活。
然而，（&hellip&hellip）文獻[1]，完全無條件地迫使人表明立場并向人提出問題，究竟是想要在充滿敵意且暴露無遺的、不舒适且透風漏雨的觀衆席上忍耐着，還是無論如何都要在鬧哄哄的舞台上把他的角色演下去。
*** [1]原文此處内容不詳。
1月9日 進一步考慮：入黨否？重大的好處：穩固的職位，一個即便隻是可能的席位。
有組織、有保障地與人接觸。
反之則是：身為一個由無産階級統治的國度裡的共産黨員，意味着必須完全放棄個人的獨立性。
這就是說，把組織自己的生活這一任務交付給了黨。
而在無産階級遭受壓迫的地方，就必須不計一切遲早可能産生的後果投身到受壓迫的階級中去。
先鋒位置&mdash&mdash要是在這個位置上沒有那些其做派每每向人表明這一位置之可疑之處的同人的話&mdash&mdash具有誘惑。
在黨内：巨大的好處是能将自己的思想好似投射到一個規定的立場。
不過，至于是否被準許做局外人最終取決于一個問題，即在不成為資産階級，同時又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能否憑借自身有據可依的、實實在在的利用價值而置身局外。
是否能為我今後的工作，尤其是具有形式和形而上學基礎的學術工作，做出具體的解釋呢？我的工作形式中有哪些&ldquo革命的東西&rdquo？其中究竟是否存在&ldquo革命的東西&rdquo？我非法地混迹于資産階級作家中間是否有意義？避開某些&ldquo唯物主義&rdquo的極端是否對我的工作大有裨益？或者，我是否必須在黨内尋求應對極端之道？此番思想鬥争關乎所有我迄今所做的專業工作中的保留之處。
這場鬥争必須随着入黨&mdash&mdash至少是試驗性的&mdash&mdash而結束，倘若在這一狹窄的基礎上我的工作不能追随我的信念，不能使我安身立命的話。
隻要我人在旅途，自然就無法考慮入黨的事。
&mdash&mdash這天是周日。
上午進行了翻譯。
中午在波爾沙亞·德米特洛夫卡大街的一家小餐館用餐。
下午在阿絲雅處，她感覺很糟。
晚上獨自在房裡翻譯。
1月10日 早晨和賴希起了争執，極不痛快。
争執的起因是他又提到了我此前的建議，把我寫的關于邁耶霍爾德劇院的那場争論的報告讀給他聽。
我現在已經沒這想法了，卻還是極不情願地給他讀了。
經過了此前幾次關于給《文學世界》所寫的幾篇報告所做的交談之後，我知道這次談話也不可能有什麼好的結果。
于是，我讀得飛快。
可是，我坐在那把迎着光的椅子上，坐姿實在太難看了，僅憑這一點我就已預知結果會如何。
賴希克制着，極力保持鎮定地聽着。
我讀完後，他隻說了幾句話。
他說話的語氣刹那間就引發了争吵。
我們越吵越不可收拾，争吵的内容已和争吵的真正起因無關。
就在我們唇槍舌劍的時候，響起了敲門聲&mdash&mdash阿絲雅來了。
她很快又走了。
她在的時候，我沉默寡言埋頭翻譯。
我懷着極其糟糕的心情離開了，要去巴塞基那裡口授幾封信和一篇文章。
那位女秘書雖然很有貴婦的派頭，我卻很喜歡她。
我聽說她打算重返柏林，就把我的名片給了她。
我不想中午和賴希碰面，就買了些東西回房裡吃。
去看阿絲雅的路上我喝了咖啡，後來從她那兒回來時，我又去喝了咖啡。
阿絲雅感覺很糟，很快就累了，我就讓她獨自待着，好睡覺。
不過，我們還是有那麼幾分鐘在房裡單獨相處的時間（或者是她顯得好像我倆是單獨相處的樣子）。
那時她說，要是我再來莫斯科并且她已康複的話，我就用不着這麼孤單地東走西逛了。
不過，要是她在這裡無法康複，她就去柏林，到那時我得在我房裡給她一個角落，擋一道屏風，她要讓德國醫生給她看病。
晚上我獨自在家。
賴希來得很晚，還講了些事情。
然而，因為早上的那場沖突，我已明确了這一點：在莫斯科期間我不打算在任何事情上再依賴賴希了，要是沒有他我的莫斯科之行不能有所收獲的話，離開此地就成了唯一的明智之舉。
1月11日 阿絲雅又需要注射了。
這天她要去診所。
前一天我們約好，她來接我，我再陪她坐雪橇去那裡。
可是，她直到将近十二點才來。
她已經在療養院打了針。
打過針後，她有點兒亢奮。
我倆單獨在樓道裡時（我要打電話，她也要打），她突然心血來潮，像當初那般任性地緊摟着我的胳膊。
賴希在房裡站着崗，看樣子沒打算離開。
就算阿絲雅這次是上午到我房裡來的，也是徒勞。
我再拖延幾分鐘離開也無濟于事。
她沒有說要和我一起走。
于是，我就讓賴希和她單獨待在一起。
我去了彼得羅夫卡大街（卻還拿不到我的護照），然後去了美術文化博物館。
這樁小小的突發事件使我最終決定打道回府，畢竟歸期也日益臨近了。
博物館裡可看的東西少之又少。
後來我聽說，拉廖諾夫、岡察洛娃都是赫赫有名的畫家。
他們的東西并無什麼特别之處，看起來和挂在三個展廳裡的其他大多數東西也差不多，完全受同時期的巴黎和柏林繪畫的影響，模仿得毫無技巧。
中午，我去文化處為巴塞基、他的女友和我自己取馬拉亞劇院的戲票，在那兒待了幾個小時。
不過，由于沒能同時打電話通知劇院，到了晚上，我們的票作廢了。
巴塞基來了，沒帶女友。
我原本想和他去看電影，可他要吃飯，我就陪他去了薩沃伊飯店。
這家飯店要比莫斯科大飯店樸素得多。
同巴塞基在一起很無聊。
除了談他的私事，别的他一概不談。
就算是談了，也明顯看得出他覺得自己是多麼的消息靈通，又是多麼善于向他人提供信息。
他不斷翻閱着《紅旗》。
之後，我坐他的車陪了他一程，直接回了住處。
還翻譯了點東西。
&mdash&mdash這天上午，我（在彼得羅夫卡大街）買了第一個漆盒。
這些天，我走在街上隻留意一樣東西（這樣的事在我身上經常發生）：這回是漆盒。
短暫的狂熱。
我要買三個，隻是還沒完全考慮好後來又買來的兩個到底要送給誰。
那天我買到的漆盒上有兩個姑娘坐在茶炊旁。
盒子很漂亮，隻是上面哪兒也找不到純黑色，而純黑色往往是這樣的漆盒上最漂亮的部分。
1月12日 這天，我在庫斯塔尼博物館買了一個更大一點的盒子，盒蓋的黑色底子上畫着一個賣香煙的女販。
女販旁邊是一棵瘦弱的小樹，樹旁有個男孩。
畫的是冬景，因為地上有積雪。
雖然另一個畫着兩個姑娘的漆盒也能令人聯想到雪天的氣息，因為她們坐在其間的小屋有扇窗戶，窗戶裡似乎凝結着藍色的霜氣，但是，這也未必。
新買的這個盒子要貴許多。
我在一大堆的漆盒裡選中了它。
很多盒子都不好看，都是依葫蘆畫瓢地仿制了舊日大師的傑作。
鍍金的盒子似乎特别貴（或許也是模仿了舊作），我卻不喜歡。
那個大一點的漆盒上的畫面題材可算是很新的，至少那個女販的圍裙上有&ldquo莫斯科農産品加工機構聯合會&rdquo的字樣。
我知道，我曾經在巴黎聖·奧諾雷街的一家高檔商店的櫥窗裡見到過這樣的盒子并在那裡伫立良久。
當時，我抵住了誘惑沒有買，我想，我得從阿絲雅那裡得到一個&mdash&mdash或者，也許隻買莫斯科産的。
我對漆盒的熱衷要歸因于布洛赫和埃爾澤在因特拉肯的寓所裡的一個類似的漆盒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由此可以估量，黑漆底子上的這些圖畫會給孩子留下多麼難以磨滅的印象。
不過，布洛赫那個盒子上的畫面我已不記得了。
&mdash&mdash同一天，我發現了一些我尋覓已久的、特别漂亮的明信片，那是些沙皇時代的、賣不出去的舊貨，大都是彩色的卡紙畫，還有西伯利亞風光（我要用其中一張去迷惑一下恩斯特）等等。
那是在特韋爾斯卡娅大街上的一家店裡，由于店主會說德語，我就用不着像平常在此地買東西時那麼費力了，可以從容不迫地挑選商品。
順便說一下，這天我很早就起床離開了屋子。
因為十點鐘左右阿絲雅來了。
她發現賴希還躺在床上。
她待了半個小時，給我們畫了些演員的漫畫，并模仿了那位創作了卡巴萊歌曲《舊金山》的歌手。
她很可能經常聽此人唱這首歌。
在卡普裡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這首歌了，她在那兒會時不時地唱一下。
起初我希望上午能陪她，然後和她去咖啡館坐一坐。
可是，時間太晚了。
我和她一起離開，把她送上了車，又一個人走了。
阿絲雅早晨的到訪對整個一天都産生了良好的影響。
當然，我剛到特列恰科夫美術館的時候還是有點兒不開心的。
我最喜歡的兩個展廳居然關閉了。
不過，其他展廳給我帶來了令人愉快的驚喜：我還從未像在這座博物館裡那樣在陌生的藏品中穿行；身心完全放松，像孩子般着了迷地觀賞着那一幅幅畫面所講述的内容。
要知道，這座博物館裡有一半是俄羅斯風俗畫，創辦人大約從1830年（？）起開始購買、收藏，幾乎隻關注同時代的作品。
後來，其收藏範圍一直擴展到了1900年前後。
由于館中最早的作品&mdash&mdash聖像除外&mdash&mdash看起來是出自18世紀下半葉的，因此，這座博物館總體上展現了19世紀俄羅斯繪畫藝術的曆史。
這正是風俗畫和風景畫盛行的時期。
由眼前所見我得出一個觀點，在歐洲各民族中，要數俄羅斯人将風俗畫發展到了極緻。
牆壁上布滿了講故事的圖畫以及對各個社會階層生活場景的描繪，使得這個美術館俨如一部巨大的連環畫冊。
這裡的參觀者也确實要比其他所有我所見過的博物館多得多。
看他們在展室裡穿梭，或成群結隊&mdash&mdash有時圍在導遊身邊&mdash&mdash或單獨站立，就能發現他們是多麼無拘無束，全然沒有在西方的博物館難得能看到的那些無産者的可憐巴巴的拘謹。
這也使人意識到：其一，這裡的無産階級已開始真正占有資産階級的文化财富；其二，正是這樣的收藏最使無産階級感到熟悉和親切。
他們在其中能找到自身曆史的素材：&ldquo貧窮的女家庭教師來到有錢的商人家&rdquo&ldquo警察突襲陰謀分子&rdquo。
而類似的場景完全是以資産階級繪畫藝術的精神加以體現的這一事實，非但無損于作品，而且使得無産階級更容易接近它們。
由此可見，并不是隻有通過觀賞&ldquo傑作&rdquo才能促進藝術教育（正如普魯斯特有時能很好地讓人明白的那樣）。
孩子或受教育的無産者所認同的傑作完全有别于收藏家，這是不無道理的。
這樣的圖畫對無産者而言，雖短暫卻具有團結的意義；他們評價藝術品的最嚴格的标準就是，用當下的藝術去反抗作用于其自身、其所在的階級及其工作的權力。
在最初參觀的一個展廳裡，我在兩幅謝德林的畫作前久久伫立。
一幅畫的是索倫托，另一幅是描繪同一地區風景的油畫。
兩幅畫都展現了卡普裡那難以言表的面貌，這景緻于我而言将永遠與阿絲雅聯系在一起。
我想為她寫行字，隻是忘了帶筆。
參觀伊始我便沉迷于畫作的題材，這也決定了我之後參觀的宗旨。
我看到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奧斯特洛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人的精美的肖像畫。
一道樓梯通往樓下一層，那裡有許多韋列夏金的作品。
不過，我對此不感興趣。
&mdash&mdash我非常愉快地走出了博物館。
其實，我也是以同樣的心情走進博物館的，這主要是因為車站旁的那座磚紅色教堂的緣故。
天氣很冷，但也許還沒有那天我第一次在這裡茫然地尋找這座博物館時那麼冷。
當時，我離它僅兩步之遙，卻沒有發現它。
這一天最後還在阿絲雅那裡度過了愉快的片刻時光。
七點不到賴希離開，阿絲雅送他下樓，待了很久。
當她終于回到房裡時，我盡管還是獨自待着，但留給我倆的時間卻隻有幾分鐘了。
後來發生了什麼，我不記得了：隻知道突然之間，我可以很親切地凝視着阿絲雅，感覺到她為我所吸引。
我給她講了一會兒白天做的事情。
可是，我得走了。
我把手伸給她，她用雙手握住了它。
她很想和我繼續聊下去，我對她說，如果我們能約定在我那兒見面，我就不去看我正打算去看的那場塔伊洛夫劇院的演出了。
可是，最終她不确定醫生是否允許她離開。
我們說定了，在接下來的某天晚上阿絲雅将會來看望我。
塔伊洛夫劇院上演的是《晝與夜》，改編自雷可克的一部輕歌劇。
我與那位約好見面的美國人碰了頭。
可是，他的女譯員沒給我翻譯幾句話，她隻顧着給他翻譯了。
劇情有些複雜，我也就隻能欣賞一下美麗的芭蕾舞場景了。
1月13日 這一天除了晚上都荒廢了。
另外，天氣開始變得非常寒冷：平均氣溫約（零下）二十六度（列氏溫标）。
我快凍得不行了。
連手套也幫不上忙，上面有窟窿。
上午起初還挺順利：就在我快要放棄希望的時候，我找到了彼得羅夫卡大街的那家旅行社，打聽到了火車票價。
然後，我想坐9路公交車去玩具博物館。
可是，車子在阿爾巴特廣場附近出了故障，我（錯誤地）以為車子會在那裡停很久，就下了車。
之前坐車經過時我滿懷渴望地觀望着阿爾巴茨卡娅集市，我最初是在那裡見識了莫斯科美麗的聖誕市場售貨亭。
這一次，好運以另一種方式眷顧了我。
前一天晚上，我疲憊不堪、精疲力竭，希望能在賴希之前趕回住所，誰知他已經到了。
到這個時候還不能獨自待着，這讓我很不開心。
（自從那次因那篇關于邁耶霍爾德的文章而引發的争吵以來，我常常見到賴希就生氣。
）我立刻去拿台燈，想把它放到床邊的一張椅子上去。
我曾這麼做過多次。
那個臨時的電線插頭的接觸又不靈了，我于是不耐煩地趴在桌上，試圖修複電路，姿勢非常别扭。
我搗鼓了很久，結果短路了。
&mdash&mdash在這家旅館甭想叫人來修理什麼東西。
靠天花闆上射下來的燈光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頭幾天遇到的問題再一次很現實地擺在了面前。
我躺在床上時，想起了&ldquo蠟燭&rdquo一詞。
不過，這也很難辦到。
請賴希幫忙去買點東西是越來越辦不到了，他自己就有許多事情要做，況且心情很糟糕。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自己動身去買，盡管隻掌握一個俄文單詞。
可是，就連這一個單詞我也得先聽阿絲雅說才記得起來。
正因如此，當我在這裡意外地發現一個售貨亭的貨攤上有蠟燭并能簡單地用手一指了之時，這真是一樁幸運的事。
不過，這一天的好運也就到此為止了。
我冷得要命。
想去&ldquo新聞之家&rdquo看版畫展：關門。
聖像博物館也關着門。
這下我明白了：這天是舊曆的除夕。
由于聖像博物館較遠，在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而且我也冷得走不動了，就坐上了一架雪橇。
我都已經走下雪橇了，才發現博物館的門是關着的。
在這種僅僅因為語言上的無能而不得不做些傻事的情況下，越發能體會到由此所造成的精力與時間的巨大的損失。
我發現反方向有電車可坐，沒有我以為的那麼遠，就坐車回去了。
&mdash&mdash我比賴希先到&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
他來時，對我說了這麼一句問候的話：&ldquo您不走運。
&rdquo原來，他去了《百科全書》編輯部，把我撰寫的&ldquo歌德&rdquo詞條交了過去。
正巧，拉德克來了，看到了桌上的書稿就把它拿了起來。
他一臉懷疑地問這是誰寫的。
&ldquo每一頁上，&lsquo階級鬥争&rsquo這個詞都出現了十次之多。
&rdquo賴希向他指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并且表示不用這一詞彙就無法闡明歌德的影響，因為歌德所處的年代正是階級鬥争激烈的年代。
拉德克說：&ldquo問題在于這個詞應該出現在準确的地方。
&rdquo由此看來，這一詞條被采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原因在于，這家出版公司的可憐的領導們太沒主見，隻要哪個權威說了句哪怕是非常蹩腳的玩笑話，他們就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了。
對這件事賴希比我還不痛快。
我直到下午和阿絲雅談起此事時才感到不開心。
因為，她一上來就說，拉德克的話肯定有對的地方，我肯定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不知道這裡的人會怎樣進行抨擊等等諸如此類的話。
我當即直截了當地對她說，她的話隻說明了她的膽小，說明她會不惜一切代價見風使舵。
賴希到後不久，我就離開了房間。
因為我知道，他會講這樁事的，我不想讓他當着我的面講。
這天晚上，我希望阿絲雅能來看我。
因為我離開時在門口這麼說過一句，盡管賴希在場。
我去買了東西，應有盡有：魚子醬、蛋糕、糖果，也給達佳買了些，賴希次日要去看她。
然後，我就坐在房裡，吃晚飯，寫作。
八點過後不久，我已不再指望阿絲雅會來。
許久以來，我都沒有如此這般地期待她的到來。
（當然，就具體情況而言，也根本不可能盼望她來。
）正當我開始為她把這份期待畫成一幅畫時，有人來敲門。
是阿絲雅，她第一句話就說有人不讓她到這裡來。
起初我以為是我住的這家旅館的人不讓她來。
因為這兒新來了一個戴毛帽的蘇聯大兵，此人也許會管得很嚴。
不過，阿絲雅指的是伊萬·彼得洛維奇。
這一晚，或者說這一短暫的時刻，已被全方位地縮減得所剩無多了，我得與時間作戰。
無論如何，第一回合我獲勝了。
我飛快地把腦袋裡的那幅畫畫了出來。
我把畫解釋給阿絲雅聽時，她把額頭緊緊地貼在我的額頭上。
然後，我朗讀了&ldquo歌德&rdquo詞條。
這也很順利，她喜歡這篇文章，甚至覺得我寫得格外清楚、客觀。
我和她談起&ldquo歌德&rdquo這一話題真正令我感興趣的地方：像歌德這麼一個完全在妥協中生存的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如此傑出的成就的？對此，我的回答是，類似的情形在一個無産階級作家的身上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資産階級的階級鬥争與無産階級的階級鬥争有本質區别。
人們不能刻闆地将這兩場運動中的&ldquo不忠&rdquo或&ldquo妥協&rdquo的觀念等同起來。
我也提到了盧卡奇的觀點，即認為曆史唯物主義歸根結底隻适用于工人運動史本身。
可是，阿絲雅很快就累了。
于是，為了碰碰運氣，我不得已拿出了《莫斯科日記》，目光落到哪裡就給她讀哪裡的文字。
可是，這麼做的效果并不好。
我正好遇到了分析共産主義教育的那一段。
&ldquo簡直是一派胡言&rdquo，阿絲雅說。
她很不滿意地說我根本不了解俄國。
我當然沒有反駁。
這時，她自己說了起來。
她說的話很重要，但說話令她情緒激動。
她說起自己一開始也是一點兒都不懂得俄國，剛到俄國的最初幾個星期就想重返歐洲，并認為在俄國一切都結束了，反對派絕對有理。
漸漸地她才看明白這裡的情形：革命工作向技術工作的轉化。
如今，已使每位共産黨員都明白了這一點：此刻的革命工作不是鬥争，不是内戰，而是電氣化、運河開鑿、工廠建設。
這回，我倒是自己也提到了謝爾巴爾特，因為他，我在這裡可沒少受阿絲雅和賴希的氣。
沒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樣強調技術工作的革命特征。
（我為沒有在那次訪談中說出這麼精辟的話而感到遺憾。
）我使出渾身解數使阿絲雅在我這裡多待了幾分鐘。
随後她走了，沒讓我送她。
有時，她要是覺得和我很親近，也不讓我送。
我留在房裡。
自始至終，那兩支蠟燭就立在桌上。
自從那次短路以來，它們每晚都在我房裡亮着。
後來，當賴希來時，我已睡下。
1月14日 這一天以及随後一天都叫人不痛快。
時鐘已指向&ldquo離别&rdquo。
天越來越冷（最低溫度持續在零下二十多度[1]），剩下的任務越來越難完成。
此外，賴希近來病情發作，症狀越來越明顯（我還不清楚他得了什麼病），能為我辦的事也就越來越少了。
這天，他裹得嚴嚴實實的，坐車去看望達佳。
我利用上午的時間參觀了位于卡蘭切夫斯卡娅廣場的三座火車站：庫爾斯克火車站、十月火車站（開往列甯格勒的火車由這兒始發）及雅羅斯拉夫斯基火車站（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由這兒始發）。
火車站的餐廳裡擺滿了棕榈樹，走出餐廳能看到一個粉刷成藍色的候車室，感覺像在動物園的羚羊屋裡。
我在那裡邊喝茶邊考慮離開的事。
我的眼前有一個漂亮的紅袋子，裡面裝着極好的克裡米亞香煙，是我在火車站前的一個售貨亭買的。
後來，我又搞到了一些新玩具。
奧霍特尼街上站着個賣木頭玩具的商販。
我注意到，在此地的街頭交易中有些商品是成批成批出現的。
比如說，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孩子玩的烙着圖案的木頭斧子，同樣的東西我在随後的某一天又在其他地方看到了滿滿的一籃筐。
我買了一個很好玩的木頭縫紉機模型，上面的&ldquo針&rdquo隻要轉一轉手柄就會動起來。
我還買了一個站在八音盒上的不倒翁紙偶，是一個我在博物館所看到過的某種玩具的簡易樣本。
之後，我冷得受不了了，就踉踉跄跄地進了一家咖啡館。
這地方看起來很有特色：小小的室内有幾件竹制家具；飯菜通過牆上的一個可關閉的小孔由廚房推進餐廳；一張大大的櫃台上擺放着光澤鮮亮的開胃小菜：肉片、黃瓜、魚。
還有一個陳列櫃，就像在法國和意大利餐館一樣。
那些令我垂涎欲滴的菜肴我一道也叫不上名字，隻喝了一杯咖啡暖暖身子。
然後，我走出咖啡館，到&ldquo上貿易行&rdquo去找那家我到莫斯科的頭幾天發現的、櫥窗裡擺着泥人的商店。
泥人還在櫥窗裡。
走過連接革命廣場和紅場的通道時，我更加仔細地搜尋着小販的身影，想發現一些此前未曾留意的東西：有賣女人内衣的、賣領帶和圍巾的、賣衣架的。
&mdash&mdash最後，将近兩點，渾身疲憊的我終于到了&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可那兒要到兩點半左右才有飯吃。
飯後，我坐車回去，把一包玩具放下。
大約四點半我到了療養院。
我正沿着室内樓梯往上走時，遇見了阿絲雅，她正要出門去裁縫那裡。
路上，我告訴她剛從賴希那兒&mdash&mdash我剛回到旅館房間他就來了&mdash&mdash聽說的關于達佳的情況。
聽起來不錯。
我們就這麼并肩走着，阿絲雅突然問我是否可以給她些錢。
可是，就在前一天我還和賴希商量向他借一百五十馬克的盤纏。
于是，我就對阿絲雅說我沒錢，我不知道她要錢派什麼用。
她回答說，問我要錢是永遠要不到的，然後就責備起我來，說
我發現，這些圖片當中&mdash&mdash裡面的許多宣傳畫都很有效果&mdash&mdash沒有什麼是不能相當随意地用一種局部尚不明顯的資産階級工藝美術的風格元素來解釋的。
在&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我沒有遇見賴希。
在阿絲雅那裡，起初隻有我一個人。
她很疲倦，也許隻是假裝如此，為了避免和我說話。
後來，賴希出現了。
我走了，要去約巴塞基晚上一起去看戲。
由于打電話找不到他，我隻得去一趟。
整個下午一直頭疼。
後來，我和巴塞基，還有他的女朋友&mdash&mdash一個輕歌劇演員，一起去看《風暴》。
這位女友顯得很拘謹，身體也不太舒服，一看完戲就回家了。
《風暴》一劇講的是戰時共産主義時期圍繞着鄉村的一次傷寒疫情而展開的故事。
巴塞基翻譯得很投入，戲也演得比平時好，這一晚我收獲頗多。
這出戲&mdash&mdash就像俄國戲劇一貫的那樣（賴希語）&mdash&mdash缺少情節。
在我看來，此劇隻具有一部好的編年史的信息價值，而非戲劇價值。
将近十二點，我和巴塞基在特韋爾斯卡娅大街上的&ldquo克魯佐克&rdquo俱樂部吃飯。
由于這天（根據舊曆）是聖誕節的頭一天，俱樂部裡并不怎麼熱鬧。
飯菜很棒；伏特加裡摻入了一種草藥香精，酒成了黃色，更容易下咽了。
談了談為俄國報紙寫一篇關于法國藝術與文化的報道的計劃。
1月8日 上午換了錢，之後口授、打字。
一篇關于邁耶霍爾德劇院的那場争論的報告也許寫得還不錯，而要為《日記》所寫的記述莫斯科的文章就寫不下去了。
早晨和賴希起了争執，原因是我（有點兒欠考慮）帶着巴塞基去了&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
一次新的教訓：在此地務必謹慎，這很重要。
謹慎是政治滲入生活的顯而易見的表征之一。
在公使館口授打字時沒有看到巴塞基，我很高興，他還沒起床。
為了不必去&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我買了魚子醬和火腿在家吃。
大約下午四點半我到阿絲雅那裡時，賴希還沒去。
又過了一個多小時他才來。
後來他告訴我，他在去阿絲雅那裡的路上心髒病又犯了。
阿絲雅身體不佳，無暇他顧，對賴希的遲到并不十分在意。
她又發燒了。
那位叫人簡直無法忍受的同屋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房裡，後來她自己還有客來訪。
不過，她始終表現得很友好&mdash&mdash要是她不總在阿絲雅身邊出沒就好了。
我給阿絲雅讀了為《日記》而寫的提綱，她做了些很中肯的評論。
交談的最後甚至還流露出了些許親切之感。
然後，我們就在房間裡玩起了多米諾骨牌。
賴希來了，就四個人玩。
晚上賴希有個會。
将近七點，我和他一起在我們常去的那家甜品店喝咖啡，然後我回了住所。
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我需要為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規劃一個穩固的工作框架。
翻譯顯然是不可能作為這樣的框架的。
我的立場再度成了構建這一框架的先決條件。
阻撓我加入德國共産黨的，純粹是外在的顧慮。
現在也許正是入黨的良機，一旦錯過可能就有危險。
正因為入黨對我而言或許隻是一個插曲，一再推延并不妥當。
那些依然存在的外在的顧慮迫使我自問，是否可以通過努力工作實用而經濟地做一個左翼局外人，以确保我有可能繼續在迄今為止的工作領域内進行廣泛的創作。
隻是，這一創作是否能夠毫無裂痕地過渡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恰是問題所在。
就算是那樣的話，這一&ldquo框架&rdquo還必須由外部條件，比如說一個編輯的職位，加以支撐。
無論如何，在我看來，即将來臨的時期與以往時期的區别在于，情愛之事對我的影響将越來越小。
我對賴希和阿絲雅之間關系的觀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對此有了清楚的認識。
我注意到，面對阿絲雅反複無常的情緒和她的那些叫我心煩意亂的行為方式，賴希總是，或裝得很堅定，很少受其影響的樣子。
而他裝得也夠多的了。
這都是因為他在此地為其工作所找到的&ldquo框架&rdquo的緣故。
工作為他開創了各種現實的人際關系，除此之外，他還是這裡的統治階級的一員。
整個統治權力的這一新結構着實令此地的生活變得異常豐富。
這裡的生活自我封閉卻充滿事件，貧窮卻同時充滿了如克朗代克淘金生活般的前景。
從早到晚都在挖掘權勢。
與此地個人在一個月内所要面對的無數情況相比，一個知識界的西歐式存在的整個組合推理顯得絕對貧乏。
當然，可能的後果是某種程度的迷醉狀态，以至于根本無法想象沒有會議、委員會、辯論、決議和表決（所有這一切都是戰争或至少是權力意志的伎倆）的生活。
然而，（&hellip&hellip）文獻[1]，完全無條件地迫使人表明立場并向人提出問題，究竟是想要在充滿敵意且暴露無遺的、不舒适且透風漏雨的觀衆席上忍耐着，還是無論如何都要在鬧哄哄的舞台上把他的角色演下去。
*** [1]原文此處内容不詳。
1月9日 進一步考慮：入黨否？重大的好處：穩固的職位，一個即便隻是可能的席位。
有組織、有保障地與人接觸。
反之則是：身為一個由無産階級統治的國度裡的共産黨員，意味着必須完全放棄個人的獨立性。
這就是說，把組織自己的生活這一任務交付給了黨。
而在無産階級遭受壓迫的地方，就必須不計一切遲早可能産生的後果投身到受壓迫的階級中去。
先鋒位置&mdash&mdash要是在這個位置上沒有那些其做派每每向人表明這一位置之可疑之處的同人的話&mdash&mdash具有誘惑。
在黨内：巨大的好處是能将自己的思想好似投射到一個規定的立場。
不過，至于是否被準許做局外人最終取決于一個問題，即在不成為資産階級，同時又不影響工作的前提下，能否憑借自身有據可依的、實實在在的利用價值而置身局外。
是否能為我今後的工作，尤其是具有形式和形而上學基礎的學術工作，做出具體的解釋呢？我的工作形式中有哪些&ldquo革命的東西&rdquo？其中究竟是否存在&ldquo革命的東西&rdquo？我非法地混迹于資産階級作家中間是否有意義？避開某些&ldquo唯物主義&rdquo的極端是否對我的工作大有裨益？或者，我是否必須在黨内尋求應對極端之道？此番思想鬥争關乎所有我迄今所做的專業工作中的保留之處。
這場鬥争必須随着入黨&mdash&mdash至少是試驗性的&mdash&mdash而結束，倘若在這一狹窄的基礎上我的工作不能追随我的信念，不能使我安身立命的話。
隻要我人在旅途，自然就無法考慮入黨的事。
&mdash&mdash這天是周日。
上午進行了翻譯。
中午在波爾沙亞·德米特洛夫卡大街的一家小餐館用餐。
下午在阿絲雅處，她感覺很糟。
晚上獨自在房裡翻譯。
1月10日 早晨和賴希起了争執，極不痛快。
争執的起因是他又提到了我此前的建議，把我寫的關于邁耶霍爾德劇院的那場争論的報告讀給他聽。
我現在已經沒這想法了，卻還是極不情願地給他讀了。
經過了此前幾次關于給《文學世界》所寫的幾篇報告所做的交談之後，我知道這次談話也不可能有什麼好的結果。
于是，我讀得飛快。
可是，我坐在那把迎着光的椅子上，坐姿實在太難看了，僅憑這一點我就已預知結果會如何。
賴希克制着，極力保持鎮定地聽着。
我讀完後，他隻說了幾句話。
他說話的語氣刹那間就引發了争吵。
我們越吵越不可收拾，争吵的内容已和争吵的真正起因無關。
就在我們唇槍舌劍的時候，響起了敲門聲&mdash&mdash阿絲雅來了。
她很快又走了。
她在的時候，我沉默寡言埋頭翻譯。
我懷着極其糟糕的心情離開了，要去巴塞基那裡口授幾封信和一篇文章。
那位女秘書雖然很有貴婦的派頭，我卻很喜歡她。
我聽說她打算重返柏林，就把我的名片給了她。
我不想中午和賴希碰面，就買了些東西回房裡吃。
去看阿絲雅的路上我喝了咖啡，後來從她那兒回來時，我又去喝了咖啡。
阿絲雅感覺很糟，很快就累了，我就讓她獨自待着，好睡覺。
不過，我們還是有那麼幾分鐘在房裡單獨相處的時間（或者是她顯得好像我倆是單獨相處的樣子）。
那時她說，要是我再來莫斯科并且她已康複的話，我就用不着這麼孤單地東走西逛了。
不過，要是她在這裡無法康複，她就去柏林，到那時我得在我房裡給她一個角落，擋一道屏風，她要讓德國醫生給她看病。
晚上我獨自在家。
賴希來得很晚，還講了些事情。
然而，因為早上的那場沖突，我已明确了這一點：在莫斯科期間我不打算在任何事情上再依賴賴希了，要是沒有他我的莫斯科之行不能有所收獲的話，離開此地就成了唯一的明智之舉。
1月11日 阿絲雅又需要注射了。
這天她要去診所。
前一天我們約好，她來接我，我再陪她坐雪橇去那裡。
可是，她直到将近十二點才來。
她已經在療養院打了針。
打過針後，她有點兒亢奮。
我倆單獨在樓道裡時（我要打電話，她也要打），她突然心血來潮，像當初那般任性地緊摟着我的胳膊。
賴希在房裡站着崗，看樣子沒打算離開。
就算阿絲雅這次是上午到我房裡來的，也是徒勞。
我再拖延幾分鐘離開也無濟于事。
她沒有說要和我一起走。
于是，我就讓賴希和她單獨待在一起。
我去了彼得羅夫卡大街（卻還拿不到我的護照），然後去了美術文化博物館。
這樁小小的突發事件使我最終決定打道回府，畢竟歸期也日益臨近了。
博物館裡可看的東西少之又少。
後來我聽說，拉廖諾夫、岡察洛娃都是赫赫有名的畫家。
他們的東西并無什麼特别之處，看起來和挂在三個展廳裡的其他大多數東西也差不多，完全受同時期的巴黎和柏林繪畫的影響，模仿得毫無技巧。
中午，我去文化處為巴塞基、他的女友和我自己取馬拉亞劇院的戲票，在那兒待了幾個小時。
不過，由于沒能同時打電話通知劇院，到了晚上，我們的票作廢了。
巴塞基來了，沒帶女友。
我原本想和他去看電影，可他要吃飯，我就陪他去了薩沃伊飯店。
這家飯店要比莫斯科大飯店樸素得多。
同巴塞基在一起很無聊。
除了談他的私事，别的他一概不談。
就算是談了，也明顯看得出他覺得自己是多麼的消息靈通，又是多麼善于向他人提供信息。
他不斷翻閱着《紅旗》。
之後，我坐他的車陪了他一程，直接回了住處。
還翻譯了點東西。
&mdash&mdash這天上午，我（在彼得羅夫卡大街）買了第一個漆盒。
這些天，我走在街上隻留意一樣東西（這樣的事在我身上經常發生）：這回是漆盒。
短暫的狂熱。
我要買三個，隻是還沒完全考慮好後來又買來的兩個到底要送給誰。
那天我買到的漆盒上有兩個姑娘坐在茶炊旁。
盒子很漂亮，隻是上面哪兒也找不到純黑色，而純黑色往往是這樣的漆盒上最漂亮的部分。
1月12日 這天，我在庫斯塔尼博物館買了一個更大一點的盒子，盒蓋的黑色底子上畫着一個賣香煙的女販。
女販旁邊是一棵瘦弱的小樹，樹旁有個男孩。
畫的是冬景，因為地上有積雪。
雖然另一個畫着兩個姑娘的漆盒也能令人聯想到雪天的氣息，因為她們坐在其間的小屋有扇窗戶，窗戶裡似乎凝結着藍色的霜氣，但是，這也未必。
新買的這個盒子要貴許多。
我在一大堆的漆盒裡選中了它。
很多盒子都不好看，都是依葫蘆畫瓢地仿制了舊日大師的傑作。
鍍金的盒子似乎特别貴（或許也是模仿了舊作），我卻不喜歡。
那個大一點的漆盒上的畫面題材可算是很新的，至少那個女販的圍裙上有&ldquo莫斯科農産品加工機構聯合會&rdquo的字樣。
我知道，我曾經在巴黎聖·奧諾雷街的一家高檔商店的櫥窗裡見到過這樣的盒子并在那裡伫立良久。
當時，我抵住了誘惑沒有買，我想，我得從阿絲雅那裡得到一個&mdash&mdash或者，也許隻買莫斯科産的。
我對漆盒的熱衷要歸因于布洛赫和埃爾澤在因特拉肯的寓所裡的一個類似的漆盒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由此可以估量，黑漆底子上的這些圖畫會給孩子留下多麼難以磨滅的印象。
不過，布洛赫那個盒子上的畫面我已不記得了。
&mdash&mdash同一天，我發現了一些我尋覓已久的、特别漂亮的明信片，那是些沙皇時代的、賣不出去的舊貨，大都是彩色的卡紙畫，還有西伯利亞風光（我要用其中一張去迷惑一下恩斯特）等等。
那是在特韋爾斯卡娅大街上的一家店裡，由于店主會說德語，我就用不着像平常在此地買東西時那麼費力了，可以從容不迫地挑選商品。
順便說一下，這天我很早就起床離開了屋子。
因為十點鐘左右阿絲雅來了。
她發現賴希還躺在床上。
她待了半個小時，給我們畫了些演員的漫畫，并模仿了那位創作了卡巴萊歌曲《舊金山》的歌手。
她很可能經常聽此人唱這首歌。
在卡普裡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這首歌了，她在那兒會時不時地唱一下。
起初我希望上午能陪她，然後和她去咖啡館坐一坐。
可是，時間太晚了。
我和她一起離開，把她送上了車，又一個人走了。
阿絲雅早晨的到訪對整個一天都産生了良好的影響。
當然，我剛到特列恰科夫美術館的時候還是有點兒不開心的。
我最喜歡的兩個展廳居然關閉了。
不過，其他展廳給我帶來了令人愉快的驚喜：我還從未像在這座博物館裡那樣在陌生的藏品中穿行；身心完全放松，像孩子般着了迷地觀賞着那一幅幅畫面所講述的内容。
要知道，這座博物館裡有一半是俄羅斯風俗畫，創辦人大約從1830年（？）起開始購買、收藏，幾乎隻關注同時代的作品。
後來，其收藏範圍一直擴展到了1900年前後。
由于館中最早的作品&mdash&mdash聖像除外&mdash&mdash看起來是出自18世紀下半葉的，因此，這座博物館總體上展現了19世紀俄羅斯繪畫藝術的曆史。
這正是風俗畫和風景畫盛行的時期。
由眼前所見我得出一個觀點，在歐洲各民族中，要數俄羅斯人将風俗畫發展到了極緻。
牆壁上布滿了講故事的圖畫以及對各個社會階層生活場景的描繪，使得這個美術館俨如一部巨大的連環畫冊。
這裡的參觀者也确實要比其他所有我所見過的博物館多得多。
看他們在展室裡穿梭，或成群結隊&mdash&mdash有時圍在導遊身邊&mdash&mdash或單獨站立，就能發現他們是多麼無拘無束，全然沒有在西方的博物館難得能看到的那些無産者的可憐巴巴的拘謹。
這也使人意識到：其一，這裡的無産階級已開始真正占有資産階級的文化财富；其二，正是這樣的收藏最使無産階級感到熟悉和親切。
他們在其中能找到自身曆史的素材：&ldquo貧窮的女家庭教師來到有錢的商人家&rdquo&ldquo警察突襲陰謀分子&rdquo。
而類似的場景完全是以資産階級繪畫藝術的精神加以體現的這一事實，非但無損于作品，而且使得無産階級更容易接近它們。
由此可見，并不是隻有通過觀賞&ldquo傑作&rdquo才能促進藝術教育（正如普魯斯特有時能很好地讓人明白的那樣）。
孩子或受教育的無産者所認同的傑作完全有别于收藏家，這是不無道理的。
這樣的圖畫對無産者而言，雖短暫卻具有團結的意義；他們評價藝術品的最嚴格的标準就是，用當下的藝術去反抗作用于其自身、其所在的階級及其工作的權力。
在最初參觀的一個展廳裡，我在兩幅謝德林的畫作前久久伫立。
一幅畫的是索倫托，另一幅是描繪同一地區風景的油畫。
兩幅畫都展現了卡普裡那難以言表的面貌，這景緻于我而言将永遠與阿絲雅聯系在一起。
我想為她寫行字，隻是忘了帶筆。
參觀伊始我便沉迷于畫作的題材，這也決定了我之後參觀的宗旨。
我看到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奧斯特洛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人的精美的肖像畫。
一道樓梯通往樓下一層，那裡有許多韋列夏金的作品。
不過，我對此不感興趣。
&mdash&mdash我非常愉快地走出了博物館。
其實，我也是以同樣的心情走進博物館的，這主要是因為車站旁的那座磚紅色教堂的緣故。
天氣很冷，但也許還沒有那天我第一次在這裡茫然地尋找這座博物館時那麼冷。
當時，我離它僅兩步之遙，卻沒有發現它。
這一天最後還在阿絲雅那裡度過了愉快的片刻時光。
七點不到賴希離開，阿絲雅送他下樓，待了很久。
當她終于回到房裡時，我盡管還是獨自待着，但留給我倆的時間卻隻有幾分鐘了。
後來發生了什麼，我不記得了：隻知道突然之間，我可以很親切地凝視着阿絲雅，感覺到她為我所吸引。
我給她講了一會兒白天做的事情。
可是，我得走了。
我把手伸給她，她用雙手握住了它。
她很想和我繼續聊下去，我對她說，如果我們能約定在我那兒見面，我就不去看我正打算去看的那場塔伊洛夫劇院的演出了。
可是，最終她不确定醫生是否允許她離開。
我們說定了，在接下來的某天晚上阿絲雅将會來看望我。
塔伊洛夫劇院上演的是《晝與夜》，改編自雷可克的一部輕歌劇。
我與那位約好見面的美國人碰了頭。
可是，他的女譯員沒給我翻譯幾句話，她隻顧着給他翻譯了。
劇情有些複雜，我也就隻能欣賞一下美麗的芭蕾舞場景了。
1月13日 這一天除了晚上都荒廢了。
另外，天氣開始變得非常寒冷：平均氣溫約（零下）二十六度（列氏溫标）。
我快凍得不行了。
連手套也幫不上忙，上面有窟窿。
上午起初還挺順利：就在我快要放棄希望的時候，我找到了彼得羅夫卡大街的那家旅行社，打聽到了火車票價。
然後，我想坐9路公交車去玩具博物館。
可是，車子在阿爾巴特廣場附近出了故障，我（錯誤地）以為車子會在那裡停很久，就下了車。
之前坐車經過時我滿懷渴望地觀望着阿爾巴茨卡娅集市，我最初是在那裡見識了莫斯科美麗的聖誕市場售貨亭。
這一次，好運以另一種方式眷顧了我。
前一天晚上，我疲憊不堪、精疲力竭，希望能在賴希之前趕回住所，誰知他已經到了。
到這個時候還不能獨自待着，這讓我很不開心。
（自從那次因那篇關于邁耶霍爾德的文章而引發的争吵以來，我常常見到賴希就生氣。
）我立刻去拿台燈，想把它放到床邊的一張椅子上去。
我曾這麼做過多次。
那個臨時的電線插頭的接觸又不靈了，我于是不耐煩地趴在桌上，試圖修複電路，姿勢非常别扭。
我搗鼓了很久，結果短路了。
&mdash&mdash在這家旅館甭想叫人來修理什麼東西。
靠天花闆上射下來的燈光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頭幾天遇到的問題再一次很現實地擺在了面前。
我躺在床上時，想起了&ldquo蠟燭&rdquo一詞。
不過，這也很難辦到。
請賴希幫忙去買點東西是越來越辦不到了，他自己就有許多事情要做，況且心情很糟糕。
剩下的唯一可能是自己動身去買，盡管隻掌握一個俄文單詞。
可是，就連這一個單詞我也得先聽阿絲雅說才記得起來。
正因如此，當我在這裡意外地發現一個售貨亭的貨攤上有蠟燭并能簡單地用手一指了之時，這真是一樁幸運的事。
不過，這一天的好運也就到此為止了。
我冷得要命。
想去&ldquo新聞之家&rdquo看版畫展：關門。
聖像博物館也關着門。
這下我明白了：這天是舊曆的除夕。
由于聖像博物館較遠，在一個我不認識的地方，而且我也冷得走不動了，就坐上了一架雪橇。
我都已經走下雪橇了，才發現博物館的門是關着的。
在這種僅僅因為語言上的無能而不得不做些傻事的情況下，越發能體會到由此所造成的精力與時間的巨大的損失。
我發現反方向有電車可坐，沒有我以為的那麼遠，就坐車回去了。
&mdash&mdash我比賴希先到&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
他來時，對我說了這麼一句問候的話：&ldquo您不走運。
&rdquo原來，他去了《百科全書》編輯部，把我撰寫的&ldquo歌德&rdquo詞條交了過去。
正巧，拉德克來了，看到了桌上的書稿就把它拿了起來。
他一臉懷疑地問這是誰寫的。
&ldquo每一頁上，&lsquo階級鬥争&rsquo這個詞都出現了十次之多。
&rdquo賴希向他指出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并且表示不用這一詞彙就無法闡明歌德的影響，因為歌德所處的年代正是階級鬥争激烈的年代。
拉德克說：&ldquo問題在于這個詞應該出現在準确的地方。
&rdquo由此看來，這一詞條被采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原因在于，這家出版公司的可憐的領導們太沒主見，隻要哪個權威說了句哪怕是非常蹩腳的玩笑話，他們就不敢堅持自己的觀點了。
對這件事賴希比我還不痛快。
我直到下午和阿絲雅談起此事時才感到不開心。
因為，她一上來就說，拉德克的話肯定有對的地方，我肯定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不知道這裡的人會怎樣進行抨擊等等諸如此類的話。
我當即直截了當地對她說，她的話隻說明了她的膽小，說明她會不惜一切代價見風使舵。
賴希到後不久，我就離開了房間。
因為我知道，他會講這樁事的，我不想讓他當着我的面講。
這天晚上，我希望阿絲雅能來看我。
因為我離開時在門口這麼說過一句，盡管賴希在場。
我去買了東西，應有盡有：魚子醬、蛋糕、糖果，也給達佳買了些，賴希次日要去看她。
然後，我就坐在房裡，吃晚飯，寫作。
八點過後不久，我已不再指望阿絲雅會來。
許久以來，我都沒有如此這般地期待她的到來。
（當然，就具體情況而言，也根本不可能盼望她來。
）正當我開始為她把這份期待畫成一幅畫時，有人來敲門。
是阿絲雅，她第一句話就說有人不讓她到這裡來。
起初我以為是我住的這家旅館的人不讓她來。
因為這兒新來了一個戴毛帽的蘇聯大兵，此人也許會管得很嚴。
不過，阿絲雅指的是伊萬·彼得洛維奇。
這一晚，或者說這一短暫的時刻，已被全方位地縮減得所剩無多了，我得與時間作戰。
無論如何，第一回合我獲勝了。
我飛快地把腦袋裡的那幅畫畫了出來。
我把畫解釋給阿絲雅聽時，她把額頭緊緊地貼在我的額頭上。
然後，我朗讀了&ldquo歌德&rdquo詞條。
這也很順利，她喜歡這篇文章，甚至覺得我寫得格外清楚、客觀。
我和她談起&ldquo歌德&rdquo這一話題真正令我感興趣的地方：像歌德這麼一個完全在妥協中生存的人，究竟是如何取得如此傑出的成就的？對此，我的回答是，類似的情形在一個無産階級作家的身上是完全無法想象的。
資産階級的階級鬥争與無産階級的階級鬥争有本質區别。
人們不能刻闆地将這兩場運動中的&ldquo不忠&rdquo或&ldquo妥協&rdquo的觀念等同起來。
我也提到了盧卡奇的觀點，即認為曆史唯物主義歸根結底隻适用于工人運動史本身。
可是，阿絲雅很快就累了。
于是，為了碰碰運氣，我不得已拿出了《莫斯科日記》，目光落到哪裡就給她讀哪裡的文字。
可是，這麼做的效果并不好。
我正好遇到了分析共産主義教育的那一段。
&ldquo簡直是一派胡言&rdquo，阿絲雅說。
她很不滿意地說我根本不了解俄國。
我當然沒有反駁。
這時，她自己說了起來。
她說的話很重要，但說話令她情緒激動。
她說起自己一開始也是一點兒都不懂得俄國，剛到俄國的最初幾個星期就想重返歐洲，并認為在俄國一切都結束了，反對派絕對有理。
漸漸地她才看明白這裡的情形：革命工作向技術工作的轉化。
如今，已使每位共産黨員都明白了這一點：此刻的革命工作不是鬥争，不是内戰，而是電氣化、運河開鑿、工廠建設。
這回，我倒是自己也提到了謝爾巴爾特，因為他，我在這裡可沒少受阿絲雅和賴希的氣。
沒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樣強調技術工作的革命特征。
（我為沒有在那次訪談中說出這麼精辟的話而感到遺憾。
）我使出渾身解數使阿絲雅在我這裡多待了幾分鐘。
随後她走了，沒讓我送她。
有時，她要是覺得和我很親近，也不讓我送。
我留在房裡。
自始至終，那兩支蠟燭就立在桌上。
自從那次短路以來，它們每晚都在我房裡亮着。
後來，當賴希來時，我已睡下。
1月14日 這一天以及随後一天都叫人不痛快。
時鐘已指向&ldquo離别&rdquo。
天越來越冷（最低溫度持續在零下二十多度[1]），剩下的任務越來越難完成。
此外，賴希近來病情發作，症狀越來越明顯（我還不清楚他得了什麼病），能為我辦的事也就越來越少了。
這天，他裹得嚴嚴實實的，坐車去看望達佳。
我利用上午的時間參觀了位于卡蘭切夫斯卡娅廣場的三座火車站：庫爾斯克火車站、十月火車站（開往列甯格勒的火車由這兒始發）及雅羅斯拉夫斯基火車站（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由這兒始發）。
火車站的餐廳裡擺滿了棕榈樹，走出餐廳能看到一個粉刷成藍色的候車室，感覺像在動物園的羚羊屋裡。
我在那裡邊喝茶邊考慮離開的事。
我的眼前有一個漂亮的紅袋子，裡面裝着極好的克裡米亞香煙，是我在火車站前的一個售貨亭買的。
後來，我又搞到了一些新玩具。
奧霍特尼街上站着個賣木頭玩具的商販。
我注意到，在此地的街頭交易中有些商品是成批成批出現的。
比如說，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孩子玩的烙着圖案的木頭斧子，同樣的東西我在随後的某一天又在其他地方看到了滿滿的一籃筐。
我買了一個很好玩的木頭縫紉機模型，上面的&ldquo針&rdquo隻要轉一轉手柄就會動起來。
我還買了一個站在八音盒上的不倒翁紙偶，是一個我在博物館所看到過的某種玩具的簡易樣本。
之後，我冷得受不了了，就踉踉跄跄地進了一家咖啡館。
這地方看起來很有特色：小小的室内有幾件竹制家具；飯菜通過牆上的一個可關閉的小孔由廚房推進餐廳；一張大大的櫃台上擺放着光澤鮮亮的開胃小菜：肉片、黃瓜、魚。
還有一個陳列櫃，就像在法國和意大利餐館一樣。
那些令我垂涎欲滴的菜肴我一道也叫不上名字，隻喝了一杯咖啡暖暖身子。
然後，我走出咖啡館，到&ldquo上貿易行&rdquo去找那家我到莫斯科的頭幾天發現的、櫥窗裡擺着泥人的商店。
泥人還在櫥窗裡。
走過連接革命廣場和紅場的通道時，我更加仔細地搜尋着小販的身影，想發現一些此前未曾留意的東西：有賣女人内衣的、賣領帶和圍巾的、賣衣架的。
&mdash&mdash最後，将近兩點，渾身疲憊的我終于到了&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可那兒要到兩點半左右才有飯吃。
飯後，我坐車回去，把一包玩具放下。
大約四點半我到了療養院。
我正沿着室内樓梯往上走時，遇見了阿絲雅，她正要出門去裁縫那裡。
路上，我告訴她剛從賴希那兒&mdash&mdash我剛回到旅館房間他就來了&mdash&mdash聽說的關于達佳的情況。
聽起來不錯。
我們就這麼并肩走着，阿絲雅突然問我是否可以給她些錢。
可是，就在前一天我還和賴希商量向他借一百五十馬克的盤纏。
于是，我就對阿絲雅說我沒錢，我不知道她要錢派什麼用。
她回答說，問我要錢是永遠要不到的，然後就責備起我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