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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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弗瑞吉阿諾教堂［實為：聖弗瑞迪阿諾教堂］）。
不巧的是，那名女工正好不在，我們沒能參觀那家工廠。
我和賴希很快分了手。
我走過庫斯涅茨基大橋去逛書店。
莫斯科最大的書店（從外表判斷）就在這條街上。
我在櫥窗裡也看到了外國文學書籍，不過貴得離譜。
俄文書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平裝出售。
這裡的紙張價格是德國的三倍，大都是進口紙，因此，在我看來，他們就在書籍的裝幀上節省成本。
我去銀行換了錢後，在路上買了一個熱騰騰的餡兒餅，這種餅滿大街都有得賣。
沒走幾步，一個小男孩朝我沖來。
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不是要錢而是要吃的，于是，我就掰了一塊餅給他。
&mdash&mdash中午下棋，我赢了賴希。
下午在阿絲雅那裡，和前幾天一樣平淡乏味。
由于恐懼症，阿絲雅有些遲鈍。
我犯了個大錯，居然幫着賴希反駁她的那些十分愚蠢的指責。
于是，第二天，賴希就對我說，他要一個人去阿絲雅那裡。
而到了晚上，他又似乎想表現得非常友善。
時間太晚了，我們不能按原計劃去看伊列什劇作的彩排了，而且阿絲雅也不會來了，于是，我們就去克瑞斯坦斯基俱樂部旁聽一場&ldquo審訊&rdquo。
我們到那裡時是八點半，得知人家一個小時前就開始了。
大廳已滿，不再讓人進入了。
不過，一個聰明的女人卻想到利用我的在場來做文章。
她發現我是外國人，就介紹說賴希和我是她陪同的外賓，就這樣，她把自己和我們都帶了進去。
我們走進一個挂着紅色帷幕的大廳，裡面大約坐了三百人。
大廳裡人滿為患，許多人站着。
一個壁龛裡擺着一尊列甯的半身像。
審訊在台上進行，左、右兩側是無産階級人物的畫像，一個農民和一個工人。
審訊台上方懸挂着蘇維埃徽章。
我們到時，傳訊證人的過程已經結束，一位鑒定人正在發言。
他和一位同事坐在一張小桌子旁，對面是辯護人的桌子，兩張桌子的縱側面朝向審訊台。
法官席正對着觀衆，前面的椅子上坐着被告，這是一個農婦，身穿黑衣，手拄一根粗拐杖。
所有工作人員都衣冠整潔。
被告被指控非法行醫，害人性命。
這個農婦在一次幫人接生（或堕胎）時，因失誤導緻了不幸的後果。
圍繞這起案件的法庭辯論極其馬虎草率。
鑒定人給出了鑒定：産婦的死完全是由被告對其施行的手術造成的。
辯護人争辯說，被告沒有惡意，且鄉村缺乏公共衛生援助及宣傳教育。
公訴人要求判處死刑。
農婦的最後陳詞：人總是要死的。
随後，主審法官面對觀衆：有問題嗎？一個共青團員來到台上，強烈要求從嚴懲處。
之後，退庭商議，休庭。
宣判時全體起立。
酌情減刑，判有期徒刑兩年。
由此排除了隔離監禁。
主審法官從他的角度指出了在農村地區建立衛生醫療及教育中心的必要性。
審判結束後，人們散了。
此前，我在莫斯科還從未見過這樣的一些再普通不過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
他們當中興許有許多農民，因為這家俱樂部就是特别為農民而辦的。
我被帶領着在俱樂部裡到處參觀。
在閱覽室我發現，牆上張貼的都是些直觀的東西，就跟我在兒童療養院所看到的一樣。
尤其是那些統計圖表，其中部分配有彩色插圖，是由農民們親手制作的（村莊紀事、農業發展、生産條件、文化機構等都有記載）。
此外，這裡的牆上還到處陳列着工具、機器零件、化學蒸餾瓶等等。
我好奇地走到一個壁架前，架子上的兩個黑人面具沖着我獰笑。
不過，再仔細一看，才知道那是防毒面罩。
最後，他們還帶我去了俱樂部的宿舍。
這些宿舍是為進城&ldquo奉命公幹&rdquo的農民或農婦的個人或團隊而準備的。
大房間裡大多擺着六張床，每個人過夜時都把衣物放在自己的床上。
盥洗室肯定在别的什麼地方，房間本身是沒有盥洗條件的。
牆上挂着列甯、加裡甯、李可夫等人的畫像。
在此地，對列甯的偶像崇拜尤為泛濫。
在庫斯涅茨基橋邊我看見有一家列甯專賣店，出售各種尺寸、各種姿勢、各種材質的列甯像。
俱樂部的娛樂室裡正在播放廣播音樂會，那裡有一幅生動的、真人大小的列甯半身浮雕，畫面上的他正在作演講。
就連大多數公共機構的廚房和洗衣房裡都挂着列甯的小畫像。
這幢房子能容納四百多位客人。
我們在那位幫我們混進來的女導遊的陪同下走着，覺得越來越不勝其煩。
當我們終于離開她單獨待着的時候，我們決定再去一家酒館，看看那裡的夜間娛樂。
我們走進酒館時，看見門口有幾個人正費勁地把一個醉鬼擡走。
屋子不算太大，不過，沒有完全坐滿。
人們或單獨或三五成群地坐着喝啤酒。
我們坐得離木闆搭的台子很近，木台的後面隔着一片迷蒙的草地，上面有一小堆廢墟，仿佛要與空氣融為一體。
不過，這幅立體圖畫不足以涵蓋木台的整個長度。
兩首歌曲之後是今晚的壓軸節目&mdash&mdash一場&ldquo戲劇表演&rdquo，實際上是一出取材于叙事詩或抒情詩的改編戲。
看起來就像是給一首首情歌和農民歌曲套了一個戲劇的框架。
一開始隻有一個女子上場，傾聽鳥鳴。
随後，從布景後走出一個男子，接着又不斷有人走上舞台，直到舞台上站滿了人。
整出節目在合唱與群舞中結束。
這樣的表演與家庭歡聚并無多大區别，不過，也許正是因為現實生活中家庭歡慶的衰亡，這樣的舞台表演對小資産階級而言才更具吸引力。
喝啤酒時的下酒菜很獨特：小塊的白面包和黑面包幹，外面有層鹽巴，還有浸在鹽水裡的幹豌豆。
12月29日 對老百姓而言，俄羅斯已開始成形。
一部大型的宣傳影片《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即将上映。
攤販們把蘇聯地圖堆放在街上的雪地裡售賣。
邁耶霍爾德在《我們的歐洲》一劇中使用了這張地圖。
在這張地圖上，西方是一個由諸多小俄羅斯半島構成的複雜體系。
這張地圖就和列甯的肖像一樣幾乎成為新的俄羅斯偶像崇拜的一大中心。
與此同此，舊的偶像崇拜在教堂中延續。
這一天，我在閑逛時走進了卡贊聖母教堂。
阿絲雅曾告訴過我，她喜歡這座教堂。
教堂坐落在紅場一角。
首先步入一個寬敞的前廳，裡面是寥寥幾幅聖徒像。
這前廳似乎主要供那位看守教堂的婦女使用。
裡面陰沉沉的，昏暗的光線倒挺适合策劃陰謀。
在這樣的屋子裡可以密謀最可疑的勾當，甚至大屠殺，假如湊巧的話。
緊鄰前廳的是真正的祈禱室。
登上後面的幾級小台階便是一個狹窄、低矮的台子，在台上可以走過一幅幅聖徒畫像。
祭壇與祭壇的間距很小，每一個上面都有一盞紅色小燈閃爍着微光。
祈禱室的側牆上是大幅的聖徒像。
牆上沒有被畫像遮住的地方都塗着閃亮的金色。
天花闆上的畫俗不可耐，從上面垂下一盞水晶枝形吊燈。
我坐在祈禱室入口處的一把椅子上觀看儀式。
這是最古老的聖像崇拜儀式。
祈禱者或忏悔者一邊畫着十字一邊問候大幅聖像，然後下跪，額必觸地，接着又在胸前畫十字，走向下一幅聖像。
在用玻璃罩着的、或單獨或成排放在斜桌面上的小幅聖像前，跪拜的儀式沒有了，人們俯身在畫像上，親吻玻璃。
我走過去，發現在同一張斜桌面上除了珍貴的古代畫像外還有許多不值錢的油印畫。
莫斯科的教堂比預料的要多。
西歐人是通過空中聳立的尖塔來尋找教堂的。
一開始，得習慣于将長長的圍牆和許多低矮的圓頂歸于由一座座修道院或小教堂形成的開闊的建築群落。
随後，也就明白了為什麼莫斯科在許多地方看起來像座密不透風的堡壘：低矮的塔頂在西方是世俗住宅建築的特征。
我從郵局發了電報出來，又去綜合技術博物館轉了很久，沒有找到精神病人繪畫展。
為了補償自己，我就沿着&ldquo中國城&rdquo的城牆一路逛小攤。
這裡是舊書交易的中心。
在這裡搜尋有意思的非俄語的文學書籍一無所獲。
舊版的俄語書（從裝幀判斷）也沒有。
然而，在最近這幾年，肯定關閉了許多圖書館。
不過，也許隻是列甯格勒的圖書館少了，而莫斯科的沒少？在一個小攤上，我給斯特凡買了一隻口琴。
&mdash&mdash再說說街頭的買賣。
所有聖誕用品（包括銀絲條、蠟燭、燭台、聖誕樹裝飾品以及聖誕樹）在12月24日後還在賣。
我想會賣到第二個教會聖誕節為止。
&mdash&mdash比較一下小攤上的價格和國營商店裡的價格。
在12月8日買了11月20日的《柏林日報》。
在庫斯涅茨基橋上有個男孩，依次敲打着一個個陶罐和小碟子、小碗，向人表明它們有多麼結實。
在奧霍特尼街上有個奇怪的現象：女人們攤着手站在那裡，手上鋪層稻草，上面要麼放塊生肉，要麼擺隻雞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向過往的路人兜售。
她們是沒有營業執照的小販。
她們沒有錢付攤位費，也沒有時間為租一天或一周的攤位去排隊。
要是民警來了，她們拿着東西就跑。
&mdash&mdash下午的事不記得了。
晚上和賴希一起在我住的旅館附近看了場糟糕的電影（伊林斯基演的）。
12月30日 那棵聖誕樹還在我房裡擺着。
我漸漸掌握了周圍那些聲音的結構體系。
序曲始于清晨，引入了全部的主導動機：先是踩踏樓梯的聲音，樓梯在我房間的對面，通往地下室。
大概是工作人員從那裡走上來開始上班。
接着，走廊裡開始打電話，一直打到夜裡一兩點，幾乎沒有間斷。
在莫斯科打電話真不錯，比在柏林和巴黎要好。
所有電話隻需三四秒鐘就能接通。
我聽到特别多的是一個孩子扯着嗓子對着電話講話。
耳朵裡聽了那麼多的數字，也就慢慢聽得懂俄文數字了。
随後，九點左右會有一個男人前來挨個敲門，問房裡的那扇小窗是否已經關上。
這個時候開始供暖。
賴希猜想，會有少量的煤氣透過那扇小窗&mdash&mdash即使它是關着的&mdash&mdash滲進我的房間。
晚上，房間裡常常悶得透不過氣來，可見賴希的話是有可能的。
另外，地闆也往外冒熱氣，就像火山地帶，有的地方熱得發燙。
要是這時還沒有起床，一陣有節奏的敲打聲就會把睡夢震醒，好像在捶打巨大的牛排似的。
這是有人在院子裡劈柴。
伴随着所有這些聲響，我的房間甯靜地呼吸着。
我很少住過比這一間更容易讓人工作的屋子。
&mdash&mdash記錄一下俄羅斯的形勢。
在與賴希的交談中，我詳述了我的觀點，認為目前俄羅斯的形勢很矛盾。
政府對外尋求和平，以便與帝國主義國家簽訂貿易合同。
不過，其主要還是力圖（在内政方面）擱置軍事共産主義，尋求暫時的階級和平，盡可能使公民的生活去政治化。
而另一方面，年輕人卻在先鋒組織，在共青團接受&ldquo革命的&rdquo教育。
這意味着，革命的事物并非作為經驗，而是作為口号為其所接受。
人們試圖在國家生活中切斷革命進程的動力&mdash&mdash無論人們願意與否，都已進入修複期，而人們卻無視于此，希望在年輕人身上儲備革命的能量，就像電池儲存電力一樣。
這麼做行不通。
必須由此在大多數接受過一定教育的第一代年輕人中培養共産主義者的自豪，這在俄國已有了一個專門的詞彙。
修複期的特别的困難也十分明顯地體現在教育問題上。
針對災難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狀況，俄國人提出口号，要傳播俄國及西歐的經典。
（而正是主要由于這個原因，邁耶霍爾德将《欽差大臣》搬上舞台以及該劇沒有獲得成功才被賦予了如此重大的意義。
）至于這一口号是多麼必要，聽了不久前在一場辯論中列别丁斯基對賴希所說的關于莎士比亞的話就能夠衡量得出：莎士比亞生活的年代尚未發明印刷術。
另一方面，這些資産階級的文化價值本身已經随着資産階級社會的衰亡進入了生死存亡的關鍵階段。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這些價值在資産階級的手中形成與發展，如今，它們将無法被剝奪，要是不能同時令其喪失其最後的，即便還是成問題的、糟糕的重要性的話。
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價值就像昂貴的玻璃一樣必須經受住長途運輸的考驗，而假如沒有包裝，它們是無法免于破碎的。
然而，包裝就意味着使其變得看不見，這就與官方，即黨所要求的對這些價值進行普及相對立了。
如今，在蘇維埃俄國的情形是，這些價值恰恰就是以被扭曲了的、無望的形态被普及着，而這樣的形态最終須歸功于帝國主義。
像瓦爾策爾（奧斯卡·瓦爾策爾）這樣的人被任命為科學院院士。
科學院院長柯剛在《莫斯科晚報》上撰文談論西方文學，完全無知地随意關聯（居然把普魯斯特和布羅恩扯在一起！），并企圖憑幾個名字來提供關于外國的&ldquo信息&rdquo。
不過，也許美國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唯一能令俄羅斯生動理解并值得其去研究的文化。
文化上的民族諒解本身，也就是說不以具體的經濟關系為基礎，是帝國主義之和平主義變種的興趣所在，對于俄羅斯而言這是修複期的現象。
此外，由于俄羅斯掐斷了與國外的聯系，信息的獲取就越發困難了。
更準确地說：與國外的聯系基本上都經由黨，且主要涉及政治問題。
大資産階級已被毀滅；新興的小資産階級在物質與精神上都無法在與外國的關系中牽線搭橋。
現在，如果不是受國家或黨的委派前往國外的話，辦理一張出國簽證得花兩百盧布。
毫無疑問，俄羅斯對外國的了解遠遠少于外國對俄羅斯的了解（也許要将羅曼語族的國家排除在外）。
在這裡，人們主要緻力于在廣袤的領土上建立各民族之間的聯系，不過，最主要的還是建立工人與農民之間的聯系。
可以說，俄羅斯人關于外國文化的極其有限的了解就好比十盧布的鈔票：在俄國本土很值錢，但在國外卻不是流通貨币。
極有意思的是：有個叫伊林斯基的普普通通的俄國電影演員是個恬不知恥的、粗俗的卓别林模仿者，卻在此地享有喜劇名家的盛譽，隻因為卓别林的電影太貴，這裡的人們看不到罷了。
總體而言，俄羅斯政府在外國電影方面的投資是很少的。
那些相互競争的電影業都對占領俄國市場懷有興趣，俄羅斯吃準了這一點，就能廉價購買外國電影，一些片子幾乎被當作廣告樣片或宣傳樣本而白送予它。
俄國電影本身的平均水準&mdash&mdash佳作除外&mdash&mdash卻并不太高。
俄羅斯電影要為題材而奮鬥，因為俄國的電影審查是很嚴的；與戲劇審查完全不同的是，電影審查&mdash&mdash也許是考慮到國外的情況&mdash&mdash限制了俄國電影的題材範圍。
在電影中對蘇維埃領袖進行嚴肅的批評是不可能的，這與戲劇中的情況不同。
不過，表現資産階級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美式荒誕喜劇在這裡同樣缺乏生存空間。
這樣的戲立足于毫無約束的技巧遊戲。
然而，一切技巧的東西在此地都是神聖的，沒有什麼比技巧更被當回事了。
不過，俄羅斯電影對性愛最是無知。
衆所周知，對愛情與性生活的鄙夷屬于共産主義的信仰。
在電影或戲劇中表現悲劇的愛情糾葛會被視為反革命宣傳。
如果說社會諷刺喜劇尚有存在的可能，那麼其諷刺的對象基本上是新生的資産階級。
至于在這樣的基礎上，電影作為帝國主義統治民衆的首當其沖的機器之一是否會被剝奪，這很成問題。
&mdash&mdash上午工作，後來和賴希一起去了國家電影局。
潘斯基卻不在。
我們一同坐車去了綜合技術博物館。
精神病人繪畫展的入口在一條支路上。
展覽本身令人興味索然；作品幾乎無一例外缺乏藝術趣味，不過布局倒是不錯，無疑具有科學研究的價值。
參觀時，有人為我們做簡短的解說。
不過，我們所聽到的無非是展品旁的小紙片上已經寫明了的内容。
離開博物館，賴希先坐車去了&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我後來也去了。
在此之前，我先去了卡梅涅娃學院要了晚上的由塔伊洛夫執導的演出戲票。
下午在阿絲雅那裡，還是很無聊。
賴希在療養院（從那個烏克蘭人那裡）給自己借了一件第二天穿的毛皮大衣。
我們及時趕到了劇院。
上演的是奧尼爾的劇作《榆樹下的愛情》。
演出非常糟糕，女演員珂楠飾演的角色尤其令人失望，沒意思透了。
有意思的倒是通過落幕和燈光變化把該劇分割成一幕幕單獨的場景（電影化）&mdash&mdash不過，賴希正确地指出，這種處理方式是不恰當的。
該劇的節奏比此地一般的戲快了許多，而布景的動态又使節奏變得更快。
布景同時展現了三個房間的橫截面：底層是個大房間，看得到室外和出口。
從一定的位置看過去，這房間的牆壁呈一百八十度角&ldquo豎立&rdquo着，于是，室外就從四面八方照進了室内。
另外兩個房間在第二層，由一道樓梯通達。
樓梯被隔闆擋住了，觀衆看不到。
看演員們橫穿隔闆上下樓梯頗有意思。
石棉幕布上分六欄預告了随後數日的節目。
（該劇院周一休演。
）賴希請求我在沙發上過夜，我同意了，并答應第二天早上叫醒他。
12月31日 這天，賴希坐車去看達佳。
十點左右，阿絲雅來了（我還沒有收拾好），我們去了她的裁縫那裡。
這次外出從頭到尾都很沉悶、乏味。
一開始就是一通指責：說我把賴希拽到東拽到西，把他累壞了。
後來，她對我承認說，這些天她生我的氣是因為那件我送給她的絲綢襯衫的緣故。
她第一次穿就把它扯破了，因為她把它當罩衫穿了。
我還愚蠢地說了一句，這襯衫是我在柏林維特海姆百貨公司買的。
（扯了個小謊&mdash&mdash這終究是愚蠢的。
）不過，我也沒法多說什麼，因為我一直在等待柏林的消息，真叫個磨人，我又感到心煩意亂了。
最後，我們去一家咖啡館打算坐上幾分鐘。
可是，這咖啡館就像白去了一樣。
阿絲雅隻想着一件事：準時回療養院。
我不知道，為何最近幾天，當我倆共處時，當我們的目光注視彼此時，那所有的生機全都消失不見了。
然而，我所感到的不安令我無法掩飾這一事實。
阿絲雅所希求的那種山盟海誓般的專一恰是我所無法給予的，因為我沒有得到任何來自她的鼓勵與友善。
她自己正因為達佳的緣故而心情糟糕，賴希帶回來的消息至少不能令她滿意。
我正在考慮下午少去看她，因為就連那個小房間也令我感到壓抑。
現在，那裡很少隻有三個人，經常是四個，而要是阿絲雅的同屋有客人的話，那人就更多了。
我聽着那麼多的俄語，什麼也聽不懂，不是打瞌睡就是看書。
下午，我給阿絲雅帶去了蛋糕。
她卻隻是一味地責備，心情糟糕透頂。
賴希已經在我之前半個小時去了她那裡&mdash&mdash我要把給黑塞爾（弗朗茨·黑塞爾）的一封信寫完&mdash&mdash，他講的關于達佳的情況令阿絲雅的情緒非常激動。
氣氛始終陰沉沉的。
我早早離開，去邁耶霍爾德劇院為我們取當晚上演的《我們的歐洲》的戲票。
之前還回了一趟旅館，告訴賴希演出于七點三刻開始。
我順便看了看有沒有郵件：什麼都沒有。
中午，賴希幫我聯系上了邁耶霍爾德，他同意給我戲票。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第二經理，在那裡取了票。
令人吃驚的是，阿絲雅按時來了。
她又圍着她的黃圍巾。
這幾天，她的臉泛着一種可怕的光澤。
演出還沒開始，我們站在布告前，我說：&ldquo其實，賴希是個了不起的家夥。
&rdquo&ldquo？&rdquo&ldquo要是今晚我不得不獨自坐在什麼地方的話，我會憂郁得上吊。
&rdquo不過，即便我說了這些話也沒有使我們的交談變得活躍。
那出歌舞劇非常有意思，有那麼一會兒&mdash&mdash我已不記得是看到什麼地方的時候&mdash&mdash我倆又覺得彼此很親近。
我想起來了，是《裡西咖啡館》那幕，伴着音樂和印第安舞。
&ldquo十五年來，&rdquo我對阿絲雅說道，&ldquo這種印第安浪漫風情風靡全歐洲，其所到之處，人們無不為之傾倒。
&rdquo幕間休息時我們和邁耶霍爾德交談。
第二次休息時他讓一位女士帶我們去&ldquo博物館&rdquo，那裡保存着他的舞台布景的模型。
在那裡，我看到了《可笑的男人》一劇的精美的場景布置，《布布斯》一劇有名的用竹子圍起來的布景（在演員上台與下台時以及劇中所有重要之處，都會由竹管發出或響或輕的擊打聲），還有《咆哮吧，中國！》一劇中的船頭和舞台前方的水以及其他東西。
我在一本書裡簽了名。
最後一幕中的槍擊令阿絲雅感到煩擾。
第一次休息時，我們去找邁耶霍爾德（直到休息快結束時我們才找到他）。
有片刻時間，我在阿絲雅前面走着台階。
這時，我感到阿絲雅的手碰到了我的脖子。
我的衣領翻翹着，她把它又翻服帖了。
這一觸碰使我意識到我已有很久沒有被哪隻手親切地觸摸過了。
十一點半，我們又來到了大街上。
阿絲雅責備我什麼都沒有買，她說，否則她還會去我那兒慶祝除夕的。
我請她再去咖啡館坐坐，卻是徒勞。
她也不認為賴希可能會買了吃的。
我很傷心，一聲不吭地陪她回去。
這一晚的雪泛着星光。
（還有一次，我在她的大衣上看到了水晶般的雪花，在德國也許永遠不會有這樣的雪花。
）到了她的住所前，我幾乎是有意違逆，并且是為了試探她而非出于真情地請求她給我一個吻，就在歲末。
她沒有吻我。
我轉過身，此刻，在新年來臨之際，固然落寞，卻并不悲傷。
因為我知道阿絲雅也是孤獨的。
我剛走到旅館前，一陣微弱的鐘聲恰好響起。
我駐足聆聽了一會兒。
賴希開了門，大失所望。
他買了很多東西：波爾圖葡萄酒、哈爾瓦、鲑魚、香腸。
這時，我又為阿絲雅沒來我這裡而感到不愉快了。
不過，我們很快就談笑風生地度過了快活的時光。
我躺在床上吃了許多東西，美美地喝了不少波爾圖葡萄酒，以至于最後隻能既費勁又機械地進行交談。
不巧的是，那名女工正好不在，我們沒能參觀那家工廠。
我和賴希很快分了手。
我走過庫斯涅茨基大橋去逛書店。
莫斯科最大的書店（從外表判斷）就在這條街上。
我在櫥窗裡也看到了外國文學書籍，不過貴得離譜。
俄文書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平裝出售。
這裡的紙張價格是德國的三倍，大都是進口紙，因此，在我看來，他們就在書籍的裝幀上節省成本。
我去銀行換了錢後，在路上買了一個熱騰騰的餡兒餅，這種餅滿大街都有得賣。
沒走幾步，一個小男孩朝我沖來。
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不是要錢而是要吃的，于是，我就掰了一塊餅給他。
&mdash&mdash中午下棋，我赢了賴希。
下午在阿絲雅那裡，和前幾天一樣平淡乏味。
由于恐懼症，阿絲雅有些遲鈍。
我犯了個大錯，居然幫着賴希反駁她的那些十分愚蠢的指責。
于是，第二天，賴希就對我說，他要一個人去阿絲雅那裡。
而到了晚上，他又似乎想表現得非常友善。
時間太晚了，我們不能按原計劃去看伊列什劇作的彩排了，而且阿絲雅也不會來了，于是，我們就去克瑞斯坦斯基俱樂部旁聽一場&ldquo審訊&rdquo。
我們到那裡時是八點半，得知人家一個小時前就開始了。
大廳已滿，不再讓人進入了。
不過，一個聰明的女人卻想到利用我的在場來做文章。
她發現我是外國人，就介紹說賴希和我是她陪同的外賓，就這樣，她把自己和我們都帶了進去。
我們走進一個挂着紅色帷幕的大廳，裡面大約坐了三百人。
大廳裡人滿為患，許多人站着。
一個壁龛裡擺着一尊列甯的半身像。
審訊在台上進行，左、右兩側是無産階級人物的畫像，一個農民和一個工人。
審訊台上方懸挂着蘇維埃徽章。
我們到時，傳訊證人的過程已經結束，一位鑒定人正在發言。
他和一位同事坐在一張小桌子旁，對面是辯護人的桌子，兩張桌子的縱側面朝向審訊台。
法官席正對着觀衆，前面的椅子上坐着被告，這是一個農婦，身穿黑衣，手拄一根粗拐杖。
所有工作人員都衣冠整潔。
被告被指控非法行醫，害人性命。
這個農婦在一次幫人接生（或堕胎）時，因失誤導緻了不幸的後果。
圍繞這起案件的法庭辯論極其馬虎草率。
鑒定人給出了鑒定：産婦的死完全是由被告對其施行的手術造成的。
辯護人争辯說，被告沒有惡意，且鄉村缺乏公共衛生援助及宣傳教育。
公訴人要求判處死刑。
農婦的最後陳詞：人總是要死的。
随後，主審法官面對觀衆：有問題嗎？一個共青團員來到台上，強烈要求從嚴懲處。
之後，退庭商議，休庭。
宣判時全體起立。
酌情減刑，判有期徒刑兩年。
由此排除了隔離監禁。
主審法官從他的角度指出了在農村地區建立衛生醫療及教育中心的必要性。
審判結束後，人們散了。
此前，我在莫斯科還從未見過這樣的一些再普通不過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
他們當中興許有許多農民，因為這家俱樂部就是特别為農民而辦的。
我被帶領着在俱樂部裡到處參觀。
在閱覽室我發現，牆上張貼的都是些直觀的東西，就跟我在兒童療養院所看到的一樣。
尤其是那些統計圖表，其中部分配有彩色插圖，是由農民們親手制作的（村莊紀事、農業發展、生産條件、文化機構等都有記載）。
此外，這裡的牆上還到處陳列着工具、機器零件、化學蒸餾瓶等等。
我好奇地走到一個壁架前，架子上的兩個黑人面具沖着我獰笑。
不過，再仔細一看，才知道那是防毒面罩。
最後，他們還帶我去了俱樂部的宿舍。
這些宿舍是為進城&ldquo奉命公幹&rdquo的農民或農婦的個人或團隊而準備的。
大房間裡大多擺着六張床，每個人過夜時都把衣物放在自己的床上。
盥洗室肯定在别的什麼地方，房間本身是沒有盥洗條件的。
牆上挂着列甯、加裡甯、李可夫等人的畫像。
在此地，對列甯的偶像崇拜尤為泛濫。
在庫斯涅茨基橋邊我看見有一家列甯專賣店，出售各種尺寸、各種姿勢、各種材質的列甯像。
俱樂部的娛樂室裡正在播放廣播音樂會，那裡有一幅生動的、真人大小的列甯半身浮雕，畫面上的他正在作演講。
就連大多數公共機構的廚房和洗衣房裡都挂着列甯的小畫像。
這幢房子能容納四百多位客人。
我們在那位幫我們混進來的女導遊的陪同下走着，覺得越來越不勝其煩。
當我們終于離開她單獨待着的時候，我們決定再去一家酒館，看看那裡的夜間娛樂。
我們走進酒館時，看見門口有幾個人正費勁地把一個醉鬼擡走。
屋子不算太大，不過，沒有完全坐滿。
人們或單獨或三五成群地坐着喝啤酒。
我們坐得離木闆搭的台子很近，木台的後面隔着一片迷蒙的草地，上面有一小堆廢墟，仿佛要與空氣融為一體。
不過，這幅立體圖畫不足以涵蓋木台的整個長度。
兩首歌曲之後是今晚的壓軸節目&mdash&mdash一場&ldquo戲劇表演&rdquo，實際上是一出取材于叙事詩或抒情詩的改編戲。
看起來就像是給一首首情歌和農民歌曲套了一個戲劇的框架。
一開始隻有一個女子上場，傾聽鳥鳴。
随後，從布景後走出一個男子，接着又不斷有人走上舞台，直到舞台上站滿了人。
整出節目在合唱與群舞中結束。
這樣的表演與家庭歡聚并無多大區别，不過，也許正是因為現實生活中家庭歡慶的衰亡，這樣的舞台表演對小資産階級而言才更具吸引力。
喝啤酒時的下酒菜很獨特：小塊的白面包和黑面包幹，外面有層鹽巴，還有浸在鹽水裡的幹豌豆。
12月29日 對老百姓而言，俄羅斯已開始成形。
一部大型的宣傳影片《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即将上映。
攤販們把蘇聯地圖堆放在街上的雪地裡售賣。
邁耶霍爾德在《我們的歐洲》一劇中使用了這張地圖。
在這張地圖上，西方是一個由諸多小俄羅斯半島構成的複雜體系。
這張地圖就和列甯的肖像一樣幾乎成為新的俄羅斯偶像崇拜的一大中心。
與此同此，舊的偶像崇拜在教堂中延續。
這一天，我在閑逛時走進了卡贊聖母教堂。
阿絲雅曾告訴過我，她喜歡這座教堂。
教堂坐落在紅場一角。
首先步入一個寬敞的前廳，裡面是寥寥幾幅聖徒像。
這前廳似乎主要供那位看守教堂的婦女使用。
裡面陰沉沉的，昏暗的光線倒挺适合策劃陰謀。
在這樣的屋子裡可以密謀最可疑的勾當，甚至大屠殺，假如湊巧的話。
緊鄰前廳的是真正的祈禱室。
登上後面的幾級小台階便是一個狹窄、低矮的台子，在台上可以走過一幅幅聖徒畫像。
祭壇與祭壇的間距很小，每一個上面都有一盞紅色小燈閃爍着微光。
祈禱室的側牆上是大幅的聖徒像。
牆上沒有被畫像遮住的地方都塗着閃亮的金色。
天花闆上的畫俗不可耐，從上面垂下一盞水晶枝形吊燈。
我坐在祈禱室入口處的一把椅子上觀看儀式。
這是最古老的聖像崇拜儀式。
祈禱者或忏悔者一邊畫着十字一邊問候大幅聖像，然後下跪，額必觸地，接着又在胸前畫十字，走向下一幅聖像。
在用玻璃罩着的、或單獨或成排放在斜桌面上的小幅聖像前，跪拜的儀式沒有了，人們俯身在畫像上，親吻玻璃。
我走過去，發現在同一張斜桌面上除了珍貴的古代畫像外還有許多不值錢的油印畫。
莫斯科的教堂比預料的要多。
西歐人是通過空中聳立的尖塔來尋找教堂的。
一開始，得習慣于将長長的圍牆和許多低矮的圓頂歸于由一座座修道院或小教堂形成的開闊的建築群落。
随後，也就明白了為什麼莫斯科在許多地方看起來像座密不透風的堡壘：低矮的塔頂在西方是世俗住宅建築的特征。
我從郵局發了電報出來，又去綜合技術博物館轉了很久，沒有找到精神病人繪畫展。
為了補償自己，我就沿着&ldquo中國城&rdquo的城牆一路逛小攤。
這裡是舊書交易的中心。
在這裡搜尋有意思的非俄語的文學書籍一無所獲。
舊版的俄語書（從裝幀判斷）也沒有。
然而，在最近這幾年，肯定關閉了許多圖書館。
不過，也許隻是列甯格勒的圖書館少了，而莫斯科的沒少？在一個小攤上，我給斯特凡買了一隻口琴。
&mdash&mdash再說說街頭的買賣。
所有聖誕用品（包括銀絲條、蠟燭、燭台、聖誕樹裝飾品以及聖誕樹）在12月24日後還在賣。
我想會賣到第二個教會聖誕節為止。
&mdash&mdash比較一下小攤上的價格和國營商店裡的價格。
在12月8日買了11月20日的《柏林日報》。
在庫斯涅茨基橋上有個男孩，依次敲打着一個個陶罐和小碟子、小碗，向人表明它們有多麼結實。
在奧霍特尼街上有個奇怪的現象：女人們攤着手站在那裡，手上鋪層稻草，上面要麼放塊生肉，要麼擺隻雞或諸如此類的東西，向過往的路人兜售。
她們是沒有營業執照的小販。
她們沒有錢付攤位費，也沒有時間為租一天或一周的攤位去排隊。
要是民警來了，她們拿着東西就跑。
&mdash&mdash下午的事不記得了。
晚上和賴希一起在我住的旅館附近看了場糟糕的電影（伊林斯基演的）。
12月30日 那棵聖誕樹還在我房裡擺着。
我漸漸掌握了周圍那些聲音的結構體系。
序曲始于清晨，引入了全部的主導動機：先是踩踏樓梯的聲音，樓梯在我房間的對面，通往地下室。
大概是工作人員從那裡走上來開始上班。
接着，走廊裡開始打電話，一直打到夜裡一兩點，幾乎沒有間斷。
在莫斯科打電話真不錯，比在柏林和巴黎要好。
所有電話隻需三四秒鐘就能接通。
我聽到特别多的是一個孩子扯着嗓子對着電話講話。
耳朵裡聽了那麼多的數字，也就慢慢聽得懂俄文數字了。
随後，九點左右會有一個男人前來挨個敲門，問房裡的那扇小窗是否已經關上。
這個時候開始供暖。
賴希猜想，會有少量的煤氣透過那扇小窗&mdash&mdash即使它是關着的&mdash&mdash滲進我的房間。
晚上，房間裡常常悶得透不過氣來，可見賴希的話是有可能的。
另外，地闆也往外冒熱氣，就像火山地帶，有的地方熱得發燙。
要是這時還沒有起床，一陣有節奏的敲打聲就會把睡夢震醒，好像在捶打巨大的牛排似的。
這是有人在院子裡劈柴。
伴随着所有這些聲響，我的房間甯靜地呼吸着。
我很少住過比這一間更容易讓人工作的屋子。
&mdash&mdash記錄一下俄羅斯的形勢。
在與賴希的交談中，我詳述了我的觀點，認為目前俄羅斯的形勢很矛盾。
政府對外尋求和平，以便與帝國主義國家簽訂貿易合同。
不過，其主要還是力圖（在内政方面）擱置軍事共産主義，尋求暫時的階級和平，盡可能使公民的生活去政治化。
而另一方面，年輕人卻在先鋒組織，在共青團接受&ldquo革命的&rdquo教育。
這意味着，革命的事物并非作為經驗，而是作為口号為其所接受。
人們試圖在國家生活中切斷革命進程的動力&mdash&mdash無論人們願意與否，都已進入修複期，而人們卻無視于此，希望在年輕人身上儲備革命的能量，就像電池儲存電力一樣。
這麼做行不通。
必須由此在大多數接受過一定教育的第一代年輕人中培養共産主義者的自豪，這在俄國已有了一個專門的詞彙。
修複期的特别的困難也十分明顯地體現在教育問題上。
針對災難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下的狀況，俄國人提出口号，要傳播俄國及西歐的經典。
（而正是主要由于這個原因，邁耶霍爾德将《欽差大臣》搬上舞台以及該劇沒有獲得成功才被賦予了如此重大的意義。
）至于這一口号是多麼必要，聽了不久前在一場辯論中列别丁斯基對賴希所說的關于莎士比亞的話就能夠衡量得出：莎士比亞生活的年代尚未發明印刷術。
另一方面，這些資産階級的文化價值本身已經随着資産階級社會的衰亡進入了生死存亡的關鍵階段。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這些價值在資産階級的手中形成與發展，如今，它們将無法被剝奪，要是不能同時令其喪失其最後的，即便還是成問題的、糟糕的重要性的話。
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價值就像昂貴的玻璃一樣必須經受住長途運輸的考驗，而假如沒有包裝，它們是無法免于破碎的。
然而，包裝就意味着使其變得看不見，這就與官方，即黨所要求的對這些價值進行普及相對立了。
如今，在蘇維埃俄國的情形是，這些價值恰恰就是以被扭曲了的、無望的形态被普及着，而這樣的形态最終須歸功于帝國主義。
像瓦爾策爾（奧斯卡·瓦爾策爾）這樣的人被任命為科學院院士。
科學院院長柯剛在《莫斯科晚報》上撰文談論西方文學，完全無知地随意關聯（居然把普魯斯特和布羅恩扯在一起！），并企圖憑幾個名字來提供關于外國的&ldquo信息&rdquo。
不過，也許美國文化是西方文化中唯一能令俄羅斯生動理解并值得其去研究的文化。
文化上的民族諒解本身，也就是說不以具體的經濟關系為基礎，是帝國主義之和平主義變種的興趣所在，對于俄羅斯而言這是修複期的現象。
此外，由于俄羅斯掐斷了與國外的聯系，信息的獲取就越發困難了。
更準确地說：與國外的聯系基本上都經由黨，且主要涉及政治問題。
大資産階級已被毀滅；新興的小資産階級在物質與精神上都無法在與外國的關系中牽線搭橋。
現在，如果不是受國家或黨的委派前往國外的話，辦理一張出國簽證得花兩百盧布。
毫無疑問，俄羅斯對外國的了解遠遠少于外國對俄羅斯的了解（也許要将羅曼語族的國家排除在外）。
在這裡，人們主要緻力于在廣袤的領土上建立各民族之間的聯系，不過，最主要的還是建立工人與農民之間的聯系。
可以說，俄羅斯人關于外國文化的極其有限的了解就好比十盧布的鈔票：在俄國本土很值錢，但在國外卻不是流通貨币。
極有意思的是：有個叫伊林斯基的普普通通的俄國電影演員是個恬不知恥的、粗俗的卓别林模仿者，卻在此地享有喜劇名家的盛譽，隻因為卓别林的電影太貴，這裡的人們看不到罷了。
總體而言，俄羅斯政府在外國電影方面的投資是很少的。
那些相互競争的電影業都對占領俄國市場懷有興趣，俄羅斯吃準了這一點，就能廉價購買外國電影，一些片子幾乎被當作廣告樣片或宣傳樣本而白送予它。
俄國電影本身的平均水準&mdash&mdash佳作除外&mdash&mdash卻并不太高。
俄羅斯電影要為題材而奮鬥，因為俄國的電影審查是很嚴的；與戲劇審查完全不同的是，電影審查&mdash&mdash也許是考慮到國外的情況&mdash&mdash限制了俄國電影的題材範圍。
在電影中對蘇維埃領袖進行嚴肅的批評是不可能的，這與戲劇中的情況不同。
不過，表現資産階級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美式荒誕喜劇在這裡同樣缺乏生存空間。
這樣的戲立足于毫無約束的技巧遊戲。
然而，一切技巧的東西在此地都是神聖的，沒有什麼比技巧更被當回事了。
不過，俄羅斯電影對性愛最是無知。
衆所周知，對愛情與性生活的鄙夷屬于共産主義的信仰。
在電影或戲劇中表現悲劇的愛情糾葛會被視為反革命宣傳。
如果說社會諷刺喜劇尚有存在的可能，那麼其諷刺的對象基本上是新生的資産階級。
至于在這樣的基礎上，電影作為帝國主義統治民衆的首當其沖的機器之一是否會被剝奪，這很成問題。
&mdash&mdash上午工作，後來和賴希一起去了國家電影局。
潘斯基卻不在。
我們一同坐車去了綜合技術博物館。
精神病人繪畫展的入口在一條支路上。
展覽本身令人興味索然；作品幾乎無一例外缺乏藝術趣味，不過布局倒是不錯，無疑具有科學研究的價值。
參觀時，有人為我們做簡短的解說。
不過，我們所聽到的無非是展品旁的小紙片上已經寫明了的内容。
離開博物館，賴希先坐車去了&ldquo赫爾岑之家&rdquo，我後來也去了。
在此之前，我先去了卡梅涅娃學院要了晚上的由塔伊洛夫執導的演出戲票。
下午在阿絲雅那裡，還是很無聊。
賴希在療養院（從那個烏克蘭人那裡）給自己借了一件第二天穿的毛皮大衣。
我們及時趕到了劇院。
上演的是奧尼爾的劇作《榆樹下的愛情》。
演出非常糟糕，女演員珂楠飾演的角色尤其令人失望，沒意思透了。
有意思的倒是通過落幕和燈光變化把該劇分割成一幕幕單獨的場景（電影化）&mdash&mdash不過，賴希正确地指出，這種處理方式是不恰當的。
該劇的節奏比此地一般的戲快了許多，而布景的動态又使節奏變得更快。
布景同時展現了三個房間的橫截面：底層是個大房間，看得到室外和出口。
從一定的位置看過去，這房間的牆壁呈一百八十度角&ldquo豎立&rdquo着，于是，室外就從四面八方照進了室内。
另外兩個房間在第二層，由一道樓梯通達。
樓梯被隔闆擋住了，觀衆看不到。
看演員們橫穿隔闆上下樓梯頗有意思。
石棉幕布上分六欄預告了随後數日的節目。
（該劇院周一休演。
）賴希請求我在沙發上過夜，我同意了，并答應第二天早上叫醒他。
12月31日 這天，賴希坐車去看達佳。
十點左右，阿絲雅來了（我還沒有收拾好），我們去了她的裁縫那裡。
這次外出從頭到尾都很沉悶、乏味。
一開始就是一通指責：說我把賴希拽到東拽到西，把他累壞了。
後來，她對我承認說，這些天她生我的氣是因為那件我送給她的絲綢襯衫的緣故。
她第一次穿就把它扯破了，因為她把它當罩衫穿了。
我還愚蠢地說了一句，這襯衫是我在柏林維特海姆百貨公司買的。
（扯了個小謊&mdash&mdash這終究是愚蠢的。
）不過，我也沒法多說什麼，因為我一直在等待柏林的消息，真叫個磨人，我又感到心煩意亂了。
最後，我們去一家咖啡館打算坐上幾分鐘。
可是，這咖啡館就像白去了一樣。
阿絲雅隻想着一件事：準時回療養院。
我不知道，為何最近幾天，當我倆共處時，當我們的目光注視彼此時，那所有的生機全都消失不見了。
然而，我所感到的不安令我無法掩飾這一事實。
阿絲雅所希求的那種山盟海誓般的專一恰是我所無法給予的，因為我沒有得到任何來自她的鼓勵與友善。
她自己正因為達佳的緣故而心情糟糕，賴希帶回來的消息至少不能令她滿意。
我正在考慮下午少去看她，因為就連那個小房間也令我感到壓抑。
現在，那裡很少隻有三個人，經常是四個，而要是阿絲雅的同屋有客人的話，那人就更多了。
我聽着那麼多的俄語，什麼也聽不懂，不是打瞌睡就是看書。
下午，我給阿絲雅帶去了蛋糕。
她卻隻是一味地責備，心情糟糕透頂。
賴希已經在我之前半個小時去了她那裡&mdash&mdash我要把給黑塞爾（弗朗茨·黑塞爾）的一封信寫完&mdash&mdash，他講的關于達佳的情況令阿絲雅的情緒非常激動。
氣氛始終陰沉沉的。
我早早離開，去邁耶霍爾德劇院為我們取當晚上演的《我們的歐洲》的戲票。
之前還回了一趟旅館，告訴賴希演出于七點三刻開始。
我順便看了看有沒有郵件：什麼都沒有。
中午，賴希幫我聯系上了邁耶霍爾德，他同意給我戲票。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第二經理，在那裡取了票。
令人吃驚的是，阿絲雅按時來了。
她又圍着她的黃圍巾。
這幾天，她的臉泛着一種可怕的光澤。
演出還沒開始，我們站在布告前，我說：&ldquo其實，賴希是個了不起的家夥。
&rdquo&ldquo？&rdquo&ldquo要是今晚我不得不獨自坐在什麼地方的話，我會憂郁得上吊。
&rdquo不過，即便我說了這些話也沒有使我們的交談變得活躍。
那出歌舞劇非常有意思，有那麼一會兒&mdash&mdash我已不記得是看到什麼地方的時候&mdash&mdash我倆又覺得彼此很親近。
我想起來了，是《裡西咖啡館》那幕，伴着音樂和印第安舞。
&ldquo十五年來，&rdquo我對阿絲雅說道，&ldquo這種印第安浪漫風情風靡全歐洲，其所到之處，人們無不為之傾倒。
&rdquo幕間休息時我們和邁耶霍爾德交談。
第二次休息時他讓一位女士帶我們去&ldquo博物館&rdquo，那裡保存着他的舞台布景的模型。
在那裡，我看到了《可笑的男人》一劇的精美的場景布置，《布布斯》一劇有名的用竹子圍起來的布景（在演員上台與下台時以及劇中所有重要之處，都會由竹管發出或響或輕的擊打聲），還有《咆哮吧，中國！》一劇中的船頭和舞台前方的水以及其他東西。
我在一本書裡簽了名。
最後一幕中的槍擊令阿絲雅感到煩擾。
第一次休息時，我們去找邁耶霍爾德（直到休息快結束時我們才找到他）。
有片刻時間，我在阿絲雅前面走着台階。
這時，我感到阿絲雅的手碰到了我的脖子。
我的衣領翻翹着，她把它又翻服帖了。
這一觸碰使我意識到我已有很久沒有被哪隻手親切地觸摸過了。
十一點半，我們又來到了大街上。
阿絲雅責備我什麼都沒有買，她說，否則她還會去我那兒慶祝除夕的。
我請她再去咖啡館坐坐，卻是徒勞。
她也不認為賴希可能會買了吃的。
我很傷心，一聲不吭地陪她回去。
這一晚的雪泛着星光。
（還有一次，我在她的大衣上看到了水晶般的雪花，在德國也許永遠不會有這樣的雪花。
）到了她的住所前，我幾乎是有意違逆，并且是為了試探她而非出于真情地請求她給我一個吻，就在歲末。
她沒有吻我。
我轉過身，此刻，在新年來臨之際，固然落寞，卻并不悲傷。
因為我知道阿絲雅也是孤獨的。
我剛走到旅館前，一陣微弱的鐘聲恰好響起。
我駐足聆聽了一會兒。
賴希開了門，大失所望。
他買了很多東西：波爾圖葡萄酒、哈爾瓦、鲑魚、香腸。
這時，我又為阿絲雅沒來我這裡而感到不愉快了。
不過，我們很快就談笑風生地度過了快活的時光。
我躺在床上吃了許多東西，美美地喝了不少波爾圖葡萄酒，以至于最後隻能既費勁又機械地進行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