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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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玩的鏟子則有黃有紅。

    還有一些肩上扛着一捆捆五顔六色的風車到處走的商販。

    所有這些手工藝品都比德國的質樸、結實,帶有鮮明的農家特色。

    在一處拐角,我看見一個賣聖誕樹飾物的婦女。

    那些黃的、紅的玻璃球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看起來就像一籃子被施了魔法的水果,各種各樣的果子閃耀着紅色和黃色的光芒。

    在這裡,木頭和顔色之間也有一種比起其他任何地方來都更直接的關系,無論是最樸拙的玩具還是最精緻的漆器都體現了這一點。

    &mdash&mdash在&ldquo中國城&rdquo的城牆邊站着些蒙古人。

    也許,他們老家的冬天也像此地一樣嚴寒,他們身上破爛的毛皮也不比本地人的更糟糕。

    然而,他們卻是這裡唯一因氣候而叫人情不自禁心生憐憫的人。

    他們站在那兒賣皮箱,彼此間隔不超過五步,所賣的東西一模一樣。

    這肯定是有組織的行為,否則他們之間不可能當真做如此無望的競争。

    和在裡加一樣,這裡的商店招牌上有漂亮、樸拙的繪畫:鞋子從一隻籃子裡掉下來,一隻尖嘴狗叼着一隻涼鞋逃跑了。

    一家土耳其餐館前有兩塊牌子,對稱的,畫面上的男子頭戴菲斯帽坐在餐桌旁,帽子上飾有一彎蛾眉月。

    阿絲雅說得對,人們喜歡随處,包括在廣告中,看到對任意一件真實事情的表現,這是很有特色的。

    &mdash&mdash晚上和賴希一起去了伊列什家。

    後來,&ldquo革命劇院&rdquo的經理也來了,該劇院将于12月30日首演伊列什的劇作。

    這個經理是早年的一位紅軍将領,在消滅弗蘭格爾的行動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并兩次在托洛茨基的軍隊命令中被提名。

    後來,他在政治上犯了愚蠢的錯誤,斷送了前程。

    由于他原先是個文人,就給了他這個劇院的領導職務,這個位置無須他有所作為。

    他顯得相當愚鈍,談話并不怎麼活躍。

    我聽了賴希的提醒,說話也很小心。

    我們談論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理論。

    房間裡沒幾件家具,最顯眼的是一張很不結實的兒童床和一個浴盆。

    我們去的時候,那個小男孩還醒着,後來,他大喊大叫着被放到了床上,不過,我們在的時候他始終沒睡着。

     12月14日(記于15日) 今天我見不到阿絲雅。

    療養院裡的情況很嚴峻。

    經過長時間的談判,昨天晚上他們才允許她出院,而今天早晨她并沒有如約來接我。

    我們原本打算去給她買布料做裙子的。

    我來這兒才一個星期,就不得不像預料的一樣,見到她的難度越來越大,更别說單獨相見了。

    &mdash&mdash昨天上午,她急匆匆地來了,情緒激動,她那像往常一樣不安的神情更令人感到不安,好像害怕在我的房裡待上一分鐘,害怕面對我似的。

    我陪她去了一個委員會的辦公大樓,她受到該委員會的傳喚。

    我告訴她前一天晚上我得到的消息:賴希有望在一家非常重要的雜志社得到一個劇評家的新職位。

    我們走過薩多瓦娅大街。

    總的來說,我說得很少,她則興奮地大談她在兒童院與孩子們打交道的工作。

    我第二次聽她講起兒童院的一個孩子被另一個孩子打破了腦袋的事。

    真奇怪,我現在才明白這個非常簡單的故事意味着什麼(這件事有可能給阿絲雅造成不良後果,不過醫生認為那個孩子有救)。

    經常會發生這種情況:她說什麼我幾乎沒聽見,因為我非常專注地看着她。

    她陳述了自己的想法:孩子們必須被分成小組,因為無論如何都無法同時應對那些最野的&mdash&mdash她稱其為最有天分的&mdash&mdash孩子和其他孩子。

    令普通孩子感到非常充實的東西卻令那些野孩子感到無聊。

    很顯然,正如她自己所說,阿絲雅在和野孩子打交道的過程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阿絲雅還談到自己的寫作情況:為一份在莫斯科出版的拉脫維亞共産黨報寫三篇文章。

    這份報紙通過非法途徑到達裡加。

    對阿絲雅而言,她的文章能被那裡的人們閱讀是非常有用的。

    那個委員會的大樓位于斯特拉斯諾伊大街和彼得羅夫卡大街交彙處的廣場邊。

    我邊等邊在彼得羅夫卡大街上來來回回走了半個多小時。

    她終于出來了,我們去國家銀行,我要換錢。

    今天早晨,我感覺充滿了力量,得以簡潔而平靜地談論我在莫斯科的逗留以及在此期間的微乎其微的機會。

    我的話給她留下了印象。

    她說,那位救治她的醫生曾明确禁止她待在城裡,并要求她去一家森林療養院。

    可她卻留了下來,因為她害怕森林裡令人悲傷的孤獨,也為了等待我的到來。

    在一家皮貨商店前,我們停了下來。

    我們第一次經過彼得羅夫卡大街散步時,阿絲雅也在此停留過。

    店裡的牆上挂着一件漂亮的皮衣,上面綴着五彩的珍珠。

    我們進去問價錢,得知這是通古斯人的手藝(而非阿絲雅所猜想的&ldquo愛斯基摩&rdquo服裝)。

    皮衣開價二百五十盧布,阿絲雅想買下它。

    我說:&ldquo假如我買下它,我就得馬上離開。

    &rdquo不過,她讓我允諾日後送她一份能伴其終生的大禮。

    去國家銀行要從彼得羅夫卡大街穿過一條拱廊街,街上有一家古玩代銷店。

    櫥窗裡陳列着一個&ldquo帝國風格&rdquo的櫥櫃,鑲嵌工藝異常精美。

    繼續走向拱廊街的端頭,隻見人們在木制陳列架旁拆裝着瓷器。

    我們走回公交車站的路上,度過了非常美妙的幾分鐘。

    随後,我去見了卡梅涅娃。

    下午,我在城裡亂逛。

    我不能去見阿絲雅,克諾林在她那兒。

    此人是位重量級的拉脫維亞共産黨人,最高審查委員會的成員。

    (今天也不能去見阿絲雅;我寫此日記時,賴希單獨在她那兒。

    )我的下午結束于斯塔列施尼科夫大街的法國咖啡館,面對着一杯咖啡。

    &mdash&mdash關于這座城市:拜占庭教堂的窗戶似乎沒有形成自己的風格。

    給人一種魔幻的印象,沒有親切感;那些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窗戶從拜占庭風格教堂的尖頂和大廳臨街而開,就像住宅樓的窗戶一樣。

    東正教的神父住在這裡,就像和尚住在寺廟裡一樣。

    聖巴西爾大教堂的下層部分倒像是一座華麗的貴族宅邸的底樓。

    教堂穹頂上的十字架看起來卻像矗立雲霄的巨大的耳環。

    &mdash&mdash奢華就像患病的嘴巴裡的牙垢一樣附着于這座貧窮困苦的城市:N.克拉夫特巧克力店,彼得羅夫卡大街上高檔的時裝店以及毛皮間擺放着的冰冷、醜陋的瓷花瓶。

    &mdash&mdash這兒的乞丐不像南方的那麼富于攻擊性:在南方,衣衫褴褛的叫花子會一個勁兒地糾纏不休,這好歹是殘存的生命力的體現;而這裡的叫花子卻是一幫垂死之人。

    破爛的鋪蓋卷占據着街角,在那些外國人做生意的區域尤甚,就像露天的&ldquo莫斯科大戰地醫院&rdquo的床鋪一樣。

    電車上的乞讨有另外的組織形式。

    有些環線車在線路上停留的時間較長,要飯的就趁機溜上車;或是一個孩子站在車廂的角落裡開始唱歌。

    然後,孩子撿起戈比。

    很少看見有人給錢。

    乞讨已經失去了社會良知這一最強大的基礎,比起同情心,社會良知更容易打開錢包。

    &mdash&mdash拱廊街:與其他任何地方不同,這裡的拱廊街有着高低不同的樓層,廊台往往空空蕩蕩,和教堂裡的一樣。

    農民和闊太太們穿着大氈靴走來走去。

    靴子看上去像内衣似的緊貼腿肚,就像緊身胸衣一樣叫人覺得萬般難受。

    氈靴是雙腳的華麗行頭。

    還是說說教堂:它們大多似乎無人照管,空蕩蕩、冷冰冰,就像我在聖巴西爾大教堂裡面看到的那樣。

    祭壇上隻剩下零星的火光照向雪地,不過,這火光卻在遍布木頭售貨亭的城裡被完好地保存着。

    白雪覆蓋的窄巷子很安靜,隻能聽見賣服裝的猶太人在輕聲叫賣。

    他們的攤位旁是個賣紙的攤子。

    女販置身于銀色的箱子後面,遮着身子,露出腦袋,面前擺放着挂在聖誕樹上的銀絲條和填襯着棉絮的聖誕老人,好似一位蒙着面紗的東方女子。

    我發現最美的攤子在阿爾巴茨卡娅-普羅夏基街上。

    &mdash&mdash幾天前,在我房裡和賴希談論新聞業。

    基希(埃貢·埃爾文·基希)曾向他透露過幾條黃金規則,我還新拟了幾條:①一篇文章必須包含盡可能多的人名;②首句和尾句一定要好,中間則無關緊要;③将由一個名字所喚起的想象作為對這一名字進行真實描述的背景加以利用。

    我想在此和賴希合作寫一部唯物主義百科全書的綱要,他對此有很棒的主意。

    七點過後,阿絲雅來了。

    (不過,賴希跟着一起去了劇院。

    )上演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執導的《土爾賓一家的日子》。

    自然主義風格的舞台布景非常出色,表演卻不怎麼差也不怎麼好,布爾加科夫的戲完全是一種鼓動造反的挑釁。

    尤其是最後一幕,其中,白衛軍&ldquo皈依&rdquo布爾什維主義,不僅戲劇情節乏味,而且思想觀念虛僞。

    共産黨反對此劇的上演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

    至于這最後一幕是像賴希所猜測的那樣迫于審查而附加上去的還是原本就有,都不影響對這出戲的評價。

    (這裡的觀衆明顯有别于我在另外兩家劇院所看到的。

    似乎沒有一個共産黨人在場,哪兒都看不到黑色或藍色的襯衫。

    )我們的座位不在一起,我隻在演出第一場景的時候與阿絲雅相鄰而坐。

    随後,賴希坐到了我旁邊,他覺得翻譯太累了,阿絲雅會吃不消。

     12月15日 賴希起床後離開了一會兒,于是,我希望能單獨迎接阿絲雅。

    可是,她根本沒有來。

    下午,賴希得知她早上情況不好,卻也不讓我下午去看她。

    上午,我們在一起待了一段時間:他給我翻譯了卡梅涅夫在&ldquo共産國際&rdquo的演講。

    &mdash&mdash隻有從盡可能多的角度體驗了一個地方之後,才會熟悉這個地方。

    為了能對一個廣場了然于心,之前就得從東、南、西、北各個方向踏上這個廣場,當然也要朝着各個方向離它而去。

    否則,它會三番五次出乎意料地躍入你的路途,而你還沒有準備好碰上它。

    過了一個階段,你會找尋這個廣場,憑它來确定方位。

    熟悉房屋也是如此。

    隻有在你試圖一路沿着其他房屋找到某一幢特定的屋子後,你才會知道那些房子裡都有什麼。

    從拱形的大門後、從屋門的框架中,生活躍然而出;在大大小小黑色的、藍色的、黃色的和紅色的字母中,在畫着靴子或剛熨好的衣服的箭頭上,在踩壞了的台階或堅固的樓梯上,生活沉默着、忍耐着、鬥争着。

    必須坐着有軌電車在街上轉悠過才會發現,這場戰鬥如何随着樓層而不斷延伸,直至樓頂而進入最後的決勝階段。

    隻有最強勁、最老牌的招牌标語才能堅挺于那個高度,也隻有從飛機上俯瞰才能看到這座城市的工業精英(這裡指幾個名字)。

    &mdash&mdash上午去了聖巴西爾大教堂。

    教堂的外牆散發出溫暖舒适的光芒,映照在雪地上。

    均勻的布局使得這一建築無論從哪個方向看都無法一目了然地看出其對稱性。

    這幢建築總讓人感覺在躲躲閃閃,隻有從飛機上往下看才能逮住其全貌,而它的建造者忘記了防禦這一點。

    教堂裡面不光是被清理了,而且像一頭斃命的野獸一樣被摘除了内髒,成了民衆教育的&ldquo博物館&rdquo。

    清除了那些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mdash&mdash從留存下來的巴洛克風格的祭壇看來&mdash&mdash沒有藝術價值的内部裝飾之後,那被當作壁畫綴滿過道和拱頂的鮮亮的植物藤蔓便暴露無遺。

    令人悲哀的是,這藤蔓将室内為數不多的、能讓人想起彩色拱頂螺旋且無疑要古老得多的石壁繪畫扭曲成了一種洛可可風格的戲耍。

    拱頂的過道很狹窄,到了祭壇室或圓形的祈禱室時卻豁然開闊。

    從上面透過高高的窗戶照進祈禱室的光線很暗,因此,看不清擺放在那裡的各種祈禱用品是什麼樣子。

    不過,有一間明亮的小室,鋪着一道紅地毯。

    裡面陳列着莫斯科和諾夫哥羅德諸教派的聖像,此外還有幾本很可能是無價之寶的福音書,壁毯上白色綠底地畫着亞當和基督,赤身裸體,不過沒畫生殖器。

    這裡由一個胖女人看管着,這人看起來像個農婦。

    我真想聽聽她給幾個來看畫的無産者所做的講解。

    &mdash&mdash此前,在被叫作&ldquo上貿易行&rdquo的拱廊街逛了逛。

    我想買一家玩具商店櫥窗裡的泥人,是些有趣的彩色騎士,卻沒買成。

    沿莫斯科河坐有軌電車去吃飯,途經&ldquo救世主大教堂&rdquo,穿過阿爾巴茨卡娅廣場。

    傍晚,在夜色中再次回到那裡,在一排排木屋間穿行,後又穿過伏龍芝大街,經過氣派的&ldquo戰事部&rdquo,最後迷了路。

    坐有軌電車回家。

    (賴希想一個人去阿絲雅那裡。

    )晚上,走過剛結冰的路面去潘斯基家。

    在他家大樓門口我們碰上了,他正要和妻子去看戲。

    由于一次誤會&mdash&mdash到第二天才澄清,他請我們過兩天去他辦公室。

    随後去斯特拉斯諾伊廣場旁的那幢大房子見賴希的一個熟人。

    在電梯裡,我們遇到了那人的妻子,她告訴我們,她丈夫正在參加一個集會。

    不過,因為索菲娅的母親就住在那類似大型寄宿公寓的同一幢房子裡,所以,我們決定去問候一聲。

    與所有我曾見到過的房間一樣(在格拉諾夫斯基家和伊列什家),這間屋子裡的家具也很少。

    由于房間陳設簡陋,那幾件小資産階級的寒碜的家具就越發顯得令人沮喪。

    不過,小資産階級的室内裝飾風格包括下列整套東西:牆壁上必須有畫,沙發上得有靠墊,靠墊要有罩子,挂壁擱闆上要有擺設,窗戶要裝彩色玻璃。

    這諸多的東西中,隻有這一樣或那一樣被不加選擇地保留了下來。

    這些房間看似剛剛進行過體檢的戰地醫院,人們在此忍受生活,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已使得他們的房間變得陌生。

    人們逗留在辦公室、俱樂部和馬路上。

    一走進這間屋子,馬上就意識到索菲娅果敢的性格中那令人驚訝的局限性得自她的家庭,隻是,她已脫離了這個家,盡管談不上一刀兩斷。

    在回去的路上,我從賴希那兒知道了她家的事情。

    索菲娅的哥哥就是那個克雷連科将軍,此人最初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并為革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由于其政治天賦不高,後來就給了他一個最高檢察官的象征性的職位。

    (在金德曼的案子中他也是公訴人。

    )索菲娅的母親可能也是某個組織的成員。

    老太太肯定有七十上下的年紀了,仍然顯得精力旺盛。

    索菲娅的孩子們須受其管束:他們一會兒被推給外婆,一會兒又被推給姨媽,已有多年沒見到母親了。

    兩個孩子都是索菲娅和第一任丈夫所生。

    他是個貴族,内戰時站在布爾什維克一邊,後來死了。

    我們去的時候,那個小女兒在那裡。

    小姑娘極其漂亮,舉止十分自信、優雅。

    她看起來很内向。

    她母親剛來了一封信,由于她拆了信,她的外婆就和她吵了起來,而那封信是寫給她的。

    索菲娅在信中寫道,德國人不允許她繼續待在德國了。

    她的家人猜想到她在從事非法的事情。

    她真是喪門星,她的母親顯得很不安。

    從屋子往外俯瞰特韋爾斯科伊大道,一長串燈光非常美麗。

     12月16日 我寫着日記,不再指望阿絲雅還會來。

    這時,她敲響了門。

    她進來時,我想吻她。

    像往常一樣,沒成功。

    我把寫給布洛赫(恩斯特·布洛赫)的明信片拿出來給她,我已經開了頭,讓她再寫點兒什麼。

    又一次試圖吻她,徒勞。

    我讀了她寫的話。

    她問我寫得怎樣,我告訴她:&ldquo比你寫給我的好。

    &rdquo她說我&ldquo厚顔無恥&rdquo,卻為此而吻了我,甚至還擁抱了我。

    我們坐雪橇進城,去了彼得羅夫卡大街的許多商店,給她買布料做裙子,也就是做她的制服。

    我把她的裙子稱作制服,是因為她要求新裙子的款式要和在巴黎買的舊裙子一模一樣。

    先去了一家國營商店,在牆壁的上半部分可以看見宣傳工農階級聯合的紙闆畫。

    畫面表現出甜蜜美好的感覺,這種趣味在此地很普遍:用蒙着一層絨面的紙闆仿制鐮刀和鐵錘、齒輪和其他工具,給人一種說不出的反感。

    這家店隻賣農民和無産者所需的商品。

    近來,在&ldquo經濟制度&rdquo的主導下,國有工廠不再生産其他東西。

    櫃台前擠滿了人。

    其他商店很空,在那裡買衣料要憑票,或者不要票,但價格十分高昂。

    在一個街頭小販那裡,阿絲雅幫着我買了一個木偶娃娃,送給達佳,其實,我是想借此機會給自己也買一個。

    之後又在另一個小販那裡買了一隻裝點聖誕樹的玻璃鴿子。

    我記得阿絲雅和我沒怎麼說話。

    &mdash&mdash後來,和賴希去了潘斯基的辦公室。

    不過,他原以為事關公務才約了我們見面。

    既然我已經來了,他就打發我去放映室,那裡正在給兩個美國記者放電影。

    隻可惜,當我辦完了無數手續終于走到樓上的時候,電影《戰艦波将金号》剛好快要結束了,我隻看到了最後一幕。

    随後放映的是《按照法律》,該電影改編自傑克·倫敦的一部小說。

    數天前,這部電影在莫斯科首映,沒有獲得成功。

    就技術而言,這部片子不錯&mdash&mdash其導演庫裡肖夫的口碑不錯。

    不過,成堆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節使主題流于荒誕。

    據說這部電影有一種反抗法制的無政府主義傾向。

    放映快結束的時候,潘斯基自己也到樓上的放映室來了,最後還把我帶去了他的辦公室。

    要不是我擔心錯過了和阿絲雅的見面,我們在那裡的談話還會持續很久。

    吃午飯無論如何是來不及了。

    我到療養院的時候,阿絲雅已經離開。

    我回到住處。

    很快,賴希來了。

    不一會兒,阿絲雅也來了。

    他們給達佳買了氈靴和其他東西。

    我們在我房裡談話,聊到了在小資産階級的屋子裡,作為家具的鋼琴是屋子裡的悲哀和一切災難的真正的動力中心。

    這個想法令阿絲雅好似觸了電,她想就此與我合寫一篇文章,而賴希則想把這一題材寫進一個滑稽短劇。

    阿絲雅和我單獨待了幾分鐘。

    我隻記得我說了句&ldquo永遠,最愛&rdquo,她聽了就笑,看得出,她明白了我的話。

    晚上,我和賴希在一家素食餐館吃飯,餐廳的牆壁上全是宣傳口号。

    &ldquo沒有上帝&mdash&mdash宗教是無中生有的發明&mdash&mdash沒有創世&rdquo,諸如此類。

    許多涉及&ldquo資本&rdquo話題的内容,賴希沒法給我翻譯。

    回到住處後,我通過賴希終于和羅特(約瑟夫·羅特)通了電話。

    他聲稱第二天下午就要離開莫斯科,考慮片刻後,他隻得接受邀請,十一點半在他下榻的賓館與我共進晚餐。

    否則我就别再指望和他說上話了。

    十一點一刻左右,我渾身疲憊地坐上了雪橇。

    整個晚上,賴希一直在給我讀他寫的文章。

    他的那篇論人文主義的文章&mdash&mdash尚處于研究的最初階段&mdash&mdash基于一個富于真知灼見的提問:作為大革命先驅的法國知識分子緣何在1792年之後不久就退下了舞台并成為了資産階級的工具?在我們談論這一話題時,我産生了這樣的想法:&ldquo受教育者&rdquo的曆史必須被唯物主義地作為功能并且在與一種&ldquo未受教育史&rdquo的嚴格的關聯中加以描述。

    後者肇始于近代,因為中世紀的統治形式不再成為被統治者的一種&mdash&mdash不管是什麼性質的&mdash&mdash(教會的)教育形式。

    &ldquo誰掌握權力,誰決定宗教&rdquo的原則摧毀了世俗統治形式的精神權威。

    這麼一種&ldquo未受教育史&rdquo将告訴我們,在數百年的曆程中,革命的能量總是形成于那些未受教育階層的宗教之&ldquo蛹&rdquo,而知識分子不僅始終以一群背離資産階級的倒戈者,而且以&ldquo未受教育&rdquo之先鋒的形象示人。

    坐雪橇使我清醒多了,羅特已經在寬敞的餐廳裡坐下。

    這裡有喧嘩的樂隊,兩棵僅半個屋頂高的粗大的棕榈樹,五光十色的吧台和自助餐台以及素雅精美的餐桌,一如從歐洲移置于遠東的豪華飯店,招待着賓客。

    我第一次在俄羅斯喝了伏特加,我們吃了魚子醬、冷肉和煮水果。

    綜觀整個晚上,羅特給我的印象沒有在巴黎時好,要不然就是&mdash&mdash這種可能性更大&mdash&mdash在巴黎時,我意識到了同樣的、當初還是隐藏的一些東西,而這一次,它們就暴露于眼前,使我大為驚詫。

    在他的房裡,我們繼續就飯桌上展開的一個話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讨。

    他又開始給我讀一篇關于俄國教育體制的長文。

    我在房裡四處打量,隻見桌上擺放着用過的茶具,顯然,至少有三個人在這裡享用過一頓豐盛的茶點。

    看起來,羅特的日子過得很闊綽,這賓館的房間&mdash&mdash像餐廳一樣的歐式裝潢&mdash&mdash肯定很貴。

    同樣,他這次從高加索到克裡米亞再到西伯利亞的考察之旅也要花不少錢。

    他讀完文章後,我們聊了起來,我趕緊要求他攤牌,表明政治立場。

    結果是,一句話:來俄國時,他是(幾乎)堅定的布爾什維克;離開俄國時,他成了保皇黨。

    這個國家常常必須為某些人的意識形态的變色而支付代價,這些泛着微紅、粉紅之光的政客來到這個國家,代表&ldquo左翼&rdquo反對派,體現出一種愚蠢的樂觀主義。

    羅特的臉上布滿了皺紋,一副東聞西嗅、令人不悅的長相。

    兩天後,我在卡梅涅娃學院再次遇見他時(他肯定推遲了行期),又一次留意到了這點。

    我接受了他的邀請,坐上了雪橇,将近兩點回到了我的旅館。

    在一些大賓館和特韋爾斯卡娅大街的一家咖啡館前的馬路上有一些夜生活。

    由于寒冷,人們聚攏在一起。

     12月17日 探望達佳。

    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