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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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種費力掩飾的決裂。
當然，這部日記的核心，如文中所揭示的那樣，無疑是本雅明與阿絲雅·拉西斯（1891&mdash1979）那問題重重的關系。
幾年前，阿絲雅出了一本回憶錄《職業革命家》，其中有專門的一章講瓦爾特·本雅明。
對那一章的讀者而言，眼前的這部日記必定會令其大吃一驚，覺得既苦澀又壓抑。
1924年5月，本雅明與阿絲雅·拉西斯相識于卡普裡。
他在從卡普裡寫給我的幾封信裡提到過她，并沒有說她的名字，隻是提到&ldquo一個裡加來的信奉布爾什維克的拉脫維亞女子&rdquo以及在談到&ldquo對一種極端的共産主義之現實性的深刻洞見&rdquo時所說的一位&ldquo裡加來的俄羅斯革命者，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女性之一&rdquo。
無疑，從那時開始直到至少1930年，阿絲雅·拉西斯對本雅明的生活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在本雅明主要為了阿絲雅·拉西斯的緣故而動身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和她還分别于1924年在柏林，1925年在裡加，也許甚至還有另一次在柏林相處過。
繼朵拉·凱爾納（DoraKellner）和尤拉·科恩（JulaCohn）之後，阿絲雅·拉西斯成了第三位對本雅明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女性。
由本雅明在其作品《單行道》中寫給阿絲雅·拉西斯的獻詞來看，情愛的紐帶還與她施加給他的一種強烈的才智上的影響聯系在一起：&ldquo這條街名叫阿絲雅·拉西斯大街，通往那個作為工程師在作者心裡将它開鑿出來的人。
&rdquo不過，這本日記恰恰未能讓我們見識并理解本雅明所愛的這位女子才智的一面。
這部講述了一個幾乎直至逗留的最後一刻都未獲成功的追求故事的日記，簡直懇切得令人絕望。
當然，本雅明去莫斯科的時候，阿絲雅正卧病在床，一直待在一家療養院，幾乎直到他離開。
然而，她究竟得了什麼病，我們卻一無所知。
于是，他倆在一起的時候大多都是在療養院的房間裡，隻有幾次阿絲雅去了本雅明下榻的旅館。
她此前與人所生的女兒，我估計約莫八九歲的樣子，也同樣生着病，住在莫斯科城外的一家兒童療養院裡。
所以說，阿絲雅不可能積極地參與本雅明的各種活動。
她始終隻是他所寫的一篇篇報道的收聽者，是他所追求的、卻對其幾乎完全拒斥的對象，以及，這種情況并不少見，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幸的争吵時的對手。
對阿絲雅的徒勞的等待、永遠的拒斥，最後甚至還有一種程度不低的對待情愛的玩世不恭，所有這一切都被極度詳細地寫入了日記，使得任何有說服力的、體現才智的迹象的缺失越發顯得不可思議。
與此相應的是，所有見過本雅明和阿絲雅在一起的人，在對我講述他們的印象時都一緻表達了他們對這對隻會不斷吵架的情侶的驚訝。
另外，1929年和1930年，阿絲雅去了柏林和法蘭克福，本雅明竟然為了她而離了婚！如此看來，這裡留下了一些無法解釋的東西，這其實很符合像本雅明那樣的人生。
耶路撒冷 1980年2月1日 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Scholem） *** [1]此前言譯自蘇爾坎普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單行本《莫斯科日記》。
除特殊說明外，注釋均為譯者所注。
[2]指《莫斯科日記》單行本。
當然，這部日記的核心，如文中所揭示的那樣，無疑是本雅明與阿絲雅·拉西斯（1891&mdash1979）那問題重重的關系。
幾年前，阿絲雅出了一本回憶錄《職業革命家》，其中有專門的一章講瓦爾特·本雅明。
對那一章的讀者而言，眼前的這部日記必定會令其大吃一驚，覺得既苦澀又壓抑。
1924年5月，本雅明與阿絲雅·拉西斯相識于卡普裡。
他在從卡普裡寫給我的幾封信裡提到過她，并沒有說她的名字，隻是提到&ldquo一個裡加來的信奉布爾什維克的拉脫維亞女子&rdquo以及在談到&ldquo對一種極端的共産主義之現實性的深刻洞見&rdquo時所說的一位&ldquo裡加來的俄羅斯革命者，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女性之一&rdquo。
無疑，從那時開始直到至少1930年，阿絲雅·拉西斯對本雅明的生活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在本雅明主要為了阿絲雅·拉西斯的緣故而動身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和她還分别于1924年在柏林，1925年在裡加，也許甚至還有另一次在柏林相處過。
繼朵拉·凱爾納（DoraKellner）和尤拉·科恩（JulaCohn）之後，阿絲雅·拉西斯成了第三位對本雅明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女性。
由本雅明在其作品《單行道》中寫給阿絲雅·拉西斯的獻詞來看，情愛的紐帶還與她施加給他的一種強烈的才智上的影響聯系在一起：&ldquo這條街名叫阿絲雅·拉西斯大街，通往那個作為工程師在作者心裡将它開鑿出來的人。
&rdquo不過，這本日記恰恰未能讓我們見識并理解本雅明所愛的這位女子才智的一面。
這部講述了一個幾乎直至逗留的最後一刻都未獲成功的追求故事的日記，簡直懇切得令人絕望。
當然，本雅明去莫斯科的時候，阿絲雅正卧病在床，一直待在一家療養院，幾乎直到他離開。
然而，她究竟得了什麼病，我們卻一無所知。
于是，他倆在一起的時候大多都是在療養院的房間裡，隻有幾次阿絲雅去了本雅明下榻的旅館。
她此前與人所生的女兒，我估計約莫八九歲的樣子，也同樣生着病，住在莫斯科城外的一家兒童療養院裡。
所以說，阿絲雅不可能積極地參與本雅明的各種活動。
她始終隻是他所寫的一篇篇報道的收聽者，是他所追求的、卻對其幾乎完全拒斥的對象，以及，這種情況并不少見，不友好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幸的争吵時的對手。
對阿絲雅的徒勞的等待、永遠的拒斥，最後甚至還有一種程度不低的對待情愛的玩世不恭，所有這一切都被極度詳細地寫入了日記，使得任何有說服力的、體現才智的迹象的缺失越發顯得不可思議。
與此相應的是，所有見過本雅明和阿絲雅在一起的人，在對我講述他們的印象時都一緻表達了他們對這對隻會不斷吵架的情侶的驚訝。
另外，1929年和1930年，阿絲雅去了柏林和法蘭克福，本雅明竟然為了她而離了婚！如此看來，這裡留下了一些無法解釋的東西，這其實很符合像本雅明那樣的人生。
耶路撒冷 1980年2月1日 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Scholem） *** [1]此前言譯自蘇爾坎普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單行本《莫斯科日記》。
除特殊說明外，注釋均為譯者所注。
[2]指《莫斯科日記》單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