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一〇二 郁斯貝克寄伊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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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士麥那）
歐洲最強大的國家當數帝國[1]，以及法蘭西、西班牙和英吉利等王國。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一大部分，被分為數不清的小國，這些小國的國君，真正說無非王權的殉道者。他們中有些人治下的子民，還不及我們光榮的蘇丹們的後宮婦女多。意大利各小國的國君，彼此不甚團結，尤其可憐的是他們的國家門戶敞開，猶如給駱駝隊歇腳的旅店，他們在那裡不得不來者不拒，一律接待。所以他們必須依附大國君主，向他們表示誠惶誠恐，而不是友誼和好。
歐洲大半政府均為君主專制，或不如說，号稱君主專制。因為我不知道，是否曾經有過真正的君主專制政府，至少要求它們支持相當長的期間而保持純潔是困難的。這是橫暴的政制，它勢必蛻化為專制暴政，或轉變為共和國，因為政治權力不可能在君主與人民之間平均分配，非常難于保持平衡。權力勢必在一方面逐漸削弱，同時在另一方面逐漸增加，但是優勢通常總在君主方面，因為他率領軍隊。
所以歐洲各國國王的權力很大，并且可以說，他們要何種權力，就能辦到。可是他們施行權力的範圍，不如我們蘇丹之廣：首先，因為他們不願意刺激别國人民的風俗習慣與宗教；其次，将權力伸張得這樣廣，對他們并不利。
使我們的君主接近子民的處境的，無過于他們行使在人民頭上的無限權力；最使他們禍福不常、勝敗難久的，亦無過于這權力。
誰要是不得他們歡心，他們略一示意，就可以将誰處死。這種風俗推翻了過錯與懲罰間的比重。這比重是各政府的靈魂，各帝國的和諧。而各基督教國王小心着意，保持這比重，使他們比我們的蘇丹，不知優越多少。
一個波斯人由于失慎或由于倒運，得罪了君主，必死無疑。微不足道的錯失，微不足道的放肆，已足令他置身于此絕境。但是，如果圖謀刺殺國君，或将國中要塞出賣給敵人，他也不過一死而已。因而他在後一情況下所冒的險，比前一情況并不更為嚴重。
所以，略一失寵，自分必死，并且一死而外，不能有更劣的遭遇。自然而然，那人一定傾向于擾亂國家，密謀叛主：這是他剩下的惟一出路。
對于歐洲的權貴，情形就不一樣，他們若是失寵，至多君王取消對于他們的仁慈與恩惠。他們退出朝廷，一意去享受閑靜的生活以及他們身世所給予的特權。除了犯大逆不道罪以外，他們很少被處極刑，因此他們考慮得失，權衡輕重，很怕犯大逆不道之罪。結果人們很少看見叛變，很少見死于非命的君王。
如果我們的君主，不在他們的無限威權之中，如此小心謹慎，顧及生命安全，則他們連一天也難活；如果他們不雇用數不清的軍隊，借以虐待其餘的老百姓，他們的江山連一個月也難保。
法國某王違反當時風俗習慣，設置衛兵，以防亞洲某小國國君派來謀害他的刺客，這不過是四五個世紀以前的事。在那以前，國王們在臣民中間，度平靜無事的生活，猶如父親生活在子女之間。
法國曆代國王，遠不能自作主張，把一個老百姓逼上死路。相反，他們和我國的蘇丹一般，永遠将赦罪的恩澤帶在身邊。一個人隻要有幸而看見國王的尊嚴面目，他就可免于一死。這些君王正像太陽一般，到處帶來了熱，帶來了生命。
一七一七年，萊比爾·阿赫魯月八日，于巴黎。
***
[1]指神聖日耳曼帝國。
歐洲最強大的國家當數帝國[1]，以及法蘭西、西班牙和英吉利等王國。意大利以及德意志的一大部分，被分為數不清的小國，這些小國的國君，真正說無非王權的殉道者。他們中有些人治下的子民，還不及我們光榮的蘇丹們的後宮婦女多。意大利各小國的國君，彼此不甚團結，尤其可憐的是他們的國家門戶敞開，猶如給駱駝隊歇腳的旅店，他們在那裡不得不來者不拒，一律接待。所以他們必須依附大國君主，向他們表示誠惶誠恐，而不是友誼和好。
歐洲大半政府均為君主專制，或不如說，号稱君主專制。因為我不知道，是否曾經有過真正的君主專制政府，至少要求它們支持相當長的期間而保持純潔是困難的。這是橫暴的政制，它勢必蛻化為專制暴政，或轉變為共和國，因為政治權力不可能在君主與人民之間平均分配，非常難于保持平衡。權力勢必在一方面逐漸削弱，同時在另一方面逐漸增加，但是優勢通常總在君主方面，因為他率領軍隊。
所以歐洲各國國王的權力很大，并且可以說，他們要何種權力，就能辦到。可是他們施行權力的範圍，不如我們蘇丹之廣：首先，因為他們不願意刺激别國人民的風俗習慣與宗教；其次，将權力伸張得這樣廣，對他們并不利。
使我們的君主接近子民的處境的，無過于他們行使在人民頭上的無限權力；最使他們禍福不常、勝敗難久的，亦無過于這權力。
誰要是不得他們歡心，他們略一示意，就可以将誰處死。這種風俗推翻了過錯與懲罰間的比重。這比重是各政府的靈魂，各帝國的和諧。而各基督教國王小心着意，保持這比重，使他們比我們的蘇丹，不知優越多少。
一個波斯人由于失慎或由于倒運，得罪了君主，必死無疑。微不足道的錯失，微不足道的放肆，已足令他置身于此絕境。但是，如果圖謀刺殺國君，或将國中要塞出賣給敵人，他也不過一死而已。因而他在後一情況下所冒的險，比前一情況并不更為嚴重。
所以，略一失寵，自分必死，并且一死而外，不能有更劣的遭遇。自然而然，那人一定傾向于擾亂國家，密謀叛主：這是他剩下的惟一出路。
對于歐洲的權貴，情形就不一樣，他們若是失寵，至多君王取消對于他們的仁慈與恩惠。他們退出朝廷，一意去享受閑靜的生活以及他們身世所給予的特權。除了犯大逆不道罪以外，他們很少被處極刑，因此他們考慮得失，權衡輕重，很怕犯大逆不道之罪。結果人們很少看見叛變，很少見死于非命的君王。
如果我們的君主，不在他們的無限威權之中，如此小心謹慎，顧及生命安全，則他們連一天也難活；如果他們不雇用數不清的軍隊，借以虐待其餘的老百姓，他們的江山連一個月也難保。
法國某王違反當時風俗習慣，設置衛兵，以防亞洲某小國國君派來謀害他的刺客，這不過是四五個世紀以前的事。在那以前，國王們在臣民中間，度平靜無事的生活，猶如父親生活在子女之間。
法國曆代國王，遠不能自作主張，把一個老百姓逼上死路。相反，他們和我國的蘇丹一般，永遠将赦罪的恩澤帶在身邊。一個人隻要有幸而看見國王的尊嚴面目，他就可免于一死。這些君王正像太陽一般，到處帶來了熱，帶來了生命。
一七一七年，萊比爾·阿赫魯月八日，于巴黎。
***
[1]指神聖日耳曼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