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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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及爾商會的貨棚前，一艘艘黑色船身、紅色煙囪的貨船正在裝載一袋袋麥子。
細密粉塵的芬芳與太陽炙烤出來的厚重瀝青味交融在一起。
在一艘散發着油漆味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有些人在喝酒，一些穿着紅色緊身衣的阿拉伯雜耍藝人在發燙的地面上不斷轉動着身體，陽光也在他們身後的海面上躍動着。
我們看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mdash一個加缪式的季節；我們看到了靠身體吃飯的雜耍人，看到了顯得精力充沛的陽光，在海浪上炫耀着自己的靈活；我們還看到了茴香酒&mdash阿爾及爾的标志性飲品，在十年後發表的《鼠疫》中，加缪就用城裡重新飄起了茴香酒的香味作為鼠疫過去、社會恢複正常的寫照&hellip&hellip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人文環境，在加缪寫來都是&ldquo慷慨&rdquo的，正是這些激發他去獵取、去品嘗活着的幸福和快樂。
除此之外，瑪爾特的肉體和容貌對梅爾索來說也是一種盛大的供應：&ldquo她走在他前面，笑靥如花，美得攝人心魄。
&rdquo 二、被豐盈覆蓋的貧窮的人 加缪以一場槍殺來為這篇小說開頭：腿腳靈活有力的梅爾索，開槍打死了一個雙腿被截的男人羅朗·紮格爾斯。
你若事先讀過《局外人》，必然會想到默爾索的殺人，然後感到兩個殺人事件之間似同似異：同樣是晴好的天氣，同樣是在一種整體算是悠閑的氣氛下做出的一個極端&ldquo冷酷&rdquo的行為，默爾索很快就要受審，而梅爾索隻是舌頭發幹，腦袋嗡嗡作響，身體有些發冷，并無其他的懲罰在等着他。
要到後來，我們才能逐漸得知這次殺人的緣由（這就明顯區别于《局外人》中完全無因的殺人）。
他好像是應被殺者的邀請殺死他的，這個人讓梅爾索奪走他的性命，并拿走他的錢。
殘疾人紮格爾斯對梅爾索說的一番話，不像是加缪的典型風格： 人沒有錢不可能快樂。
就是這樣。
&hellip&hellip我發現某些精英分子身上有一種自命清高，他們總以為金錢不是快樂的基礎。
這很蠢，顯然也是錯誤的，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懦弱的。
&hellip&hellip在幾乎所有情況下，我們耗費生命去賺錢，但明明應該用錢來換取時間。
這就是一直以來唯一讓我感興趣的問題。
它很明确，很具體。
這些關于錢、幸福和時間的關系的論說固然有着哲理色彩，其中的焦慮卻是簡單淺白的：對一個擁有健康、相貌的年輕男人來說，要實現個人自由隻剩最後一道障礙：貧窮。
日後在加缪的其他作品裡，貧窮沒有得到過這樣的強調，在《鼠疫》中，貧窮甚至是聖徒一樣的人物塔魯用來自我曆練的選擇，塔魯告訴裡厄醫生，他因為不滿檢察官父親判人死刑而離開了富裕的家，去過窮苦日子。
實際上，加缪是真正體會過窮苦的滋味的，在裡昂大街，加缪一家人的住房條件差到了極點：在這個沒有父親的家庭裡，他和媽媽以及哥哥呂西安、他們的舅爺艾蒂安、外祖母和清潔工凱瑟琳·海倫共用三個房間、一個廚房和一個衛生間，樓裡沒有電，沒有管道系統。
加缪和哥哥、媽媽共住的房間隻有十平方米左右。
窮是無法掩飾的。
我們還可以從加缪的散文中推知一些真實的信息：他喜歡在一家阿拉伯人開的咖啡館裡坐很久，那裡長時間空無一人，他會盡量坐得晚一些，等到必須回家睡覺時，他不用開燈就能摸着黑上樓，他把每一步都擡得很高，避免絆倒，他的手從來不敢碰欄杆，以免摸到過路的蟑螂。
《快樂的死》中寫到一個箍桶匠卡多納，也很像從加缪自己的生活裡抽取出來的，他是&ldquo一個不喜歡待在家裡的窮人&rdquo，因此總是選擇咖啡館作為自己的栖身之所，那是個&ldquo出入方便、華麗敞亮且随時歡迎他光臨的家&rdquo，幾家生機勃勃的咖啡店，有人群的熱氣蒸騰，&ldquo是對抗孤獨的恐懼及其朦胧願景的最後庇護所&rdquo。
加缪在他未完成的自傳體小說《第一個人》中寫到，自己從未從貝爾庫艱辛、困厄的童年裡恢複過來。
可是《第一個人》的文字完全成熟，以至于我們讀後，對他早年生活最深的印象不是貧苦，而是某種帶有詩意的&ldquo清寒&rdquo，是一個人為了充分體會外界的慷慨豐盈而必須付出的成本。
他對貝爾庫地區和阿爾及爾整個城市及其居民的描寫，都很容易讓人忽略貧窮這一現實：裡昂街非常寬闊，道路兩旁栽種着無花果樹，鋪設着電車軌道。
小街裡店鋪密集如林，手工作坊和公寓比肩而立，孩子們在街上玩棍子球，鬧哄哄地在行人之間穿梭，跨過流浪狗和母雞，小心别撞到各種小販&mdash一個&ldquo人間煙火&rdquo的叢集之地，&ldquo地氣&rdquo充沛，永遠熱鬧。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阿爾及爾平等開放的氛圍吸引來了很多歐洲人在此活動，加缪認識很多藝術家、運動員、小店主。
雜耍藝人和廣大的工人都是窮的&mdash不窮也不會去做體力勞動&mdash但似乎并沒有到赤貧的程度。
雖然困厄但也随時會受到慷慨的補充：海灘和海水&mdash并沒有被少數有錢人圈起來獨享，而是一視同仁地滋養榮華、撫慰窮困。
不管你是高官子弟還是一文不名之人，不管你是哪個國家的人，都能脫得赤條條地去領取免費的日光和空氣。
海灘上還有标準的海景舞廳，窮人家的街坊兒女可以在那裡半日盡歡。
阿拉伯老人在玩多米諾骨牌，咖啡館裡坐着喝薄荷茶的顧客，世俗化的人和宗教信徒穿着對比鮮明的服裝走在同一條路上，至今如此。
加缪筆下豐盈的身體感受完全覆蓋了對物質條件的顧慮。
對地中海的愛簡直是他的名片，被他随時攜帶，成為靈魂的背景。
在《鼠疫》中，裡厄醫生一旦難忍城裡的喧嘩和焦慮，就沉入海水之中，哪怕隻是暫避一時。
文字中的加缪就死死地留在這暫時之中：活着若還值得繼續，人就必須探求與世界融為一體，而這一點，隻有當其在水中暢遊或坐在地中海的沙灘上時才能體會到。
三、兩個無從幸福的人 在《快樂的死》中，我們看到加缪對此尚有根本的不滿足&mdash不滿足于精神和體感上的豐盈，也不滿足于物質上的貧窮；不滿足于享有自己已經享有的，也不滿足于缺失自己一直缺失的。
他托身于&ldquo帕特裡斯·梅爾索&rdquo這個名字來确認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存在：這個梅爾索&mdash加缪的合體對自己的感知有着無窮的熱情，他極度自戀，但這種自戀似乎基于想要打通人和他所處的世界之間那種天然的界隔的動機： （殺人取錢後的梅爾索）他打了兩個噴嚏，小山谷裡響起回聲，像是一種嘲笑，在清澈的天空中越飛越高。
他的腳步有些蹒跚，便停了下來，深深吸了口氣。
從湛藍的天際落下千千萬萬個小小的白色微笑。
它們嬉戲在滿是雨水的葉子上、在小巷濕漉漉的石闆上，它們飛向血紅色瓦片做頂的屋舍，又振翅飛向剛才孕育了它們的湖泊。
這是加缪一直堅持的追問：人的活動究竟能賦予自然環境以怎樣的意義？常人都不會想到的是，自然界并非為人類所準備，自然界可以壯麗、優雅、美好、兇暴，卻不會回應人的贊美和驚駭。
所以&ldquo與世界融為一體&rdquo的感覺也是不可靠的，不失為幻想；可是加缪卻要在此追問，他要去想象，并用筆來讓自然界裡的事物盡量動起來，同時又不讓其僅僅成為&ldquo觸景傷情&rdquo裡的&ldquo景&rdquo，或成為人的情緒的回音壁和應聲蟲，他那些事物是自顧自地動，以自己的節奏和邏輯。
于是，所謂的&ldquo荒謬&rdquo（中文的&ldquo荒謬&rdquo一詞用于描述加缪的觀點終究是不夠合适的，無數膚淺的理解來自望文生義）在此趨向于深刻，那&ldquo千千萬萬個小小的白色微笑&rdquo并不是回應梅爾索的心情的，它像是一種莫名的起哄。
加缪顯然還在摸索之中，浮誇的修辭是他為自己的&ldquo荒謬&rdquo的世界觀定調的需要，他試圖捏合感知敏銳的人物，始終對人物保持陌生的環境，他想在兩者間實現一種頻繁的周轉：&ldquo窗外，早晨在金色的寒冷大地上展露笑顔。
一股冰冷的巨大喜悅和鳥兒發出的不安的尖銳叫聲，還有那漫溢的冷酷無情的光線都為這個早晨描繪出一張無辜又真實的臉龐。
&rdquo這裡浮現出的重點&mdash&ldquo無辜又真實&rdquo，可以用到自然界裡每一個客觀存在的事物上，不管是抽象的還是具象的。
的确，外物都是真的，隻有人是世故的，有着複雜的焦慮和不滿，會掩飾，懂避諱，相對而言就太&ldquo假&rdquo了。
追求真實的人，都會承認自己戴着假面，加缪就說過，隻有在海水中或沙灘上，他才能把一張名叫&ldquo阿爾貝·加缪&rdquo的面具取下來。
殘疾人紮格爾斯開着房門，為了讓奪他性命的人進來。
他房間的矮櫃裡，黑色手槍熠熠發亮，&ldquo宛如一隻優雅的貓鎮壓着紮格爾斯的那個白色信封&rdquo&mdash這個讓人想起弗蘭納裡·奧康納那篇驚世駭俗的故事《好人難尋》中的殺人事件，加缪在後文裡慢慢叙述其原委。
半身殘疾的紮格爾斯不肯賴活着，為此，他奇怪地把活着的意義寄托在了讓年輕的梅爾索更好地活着上面：&ldquo梅爾索，擁有這副身軀，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樂地活着。
&rdquo健全的人受到殘疾人的祝福，這很合理，但是為了這種祝福，殘疾人請健全的人槍殺自己并拿走自己的錢，這一點卻怎麼也難稱是合理的。
這是加缪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則手記裡寫下的話，那時他正在寫這本小說： 有價值或無價值。
創造或無創造。
在第一種情況中，一切都有正當理由。
毫無例外，在第二種情況中是徹底的荒謬。
剩下的就是選擇最美的自殺方式：婚姻、四十小時工作制或手槍。
執迷于這種思索的加缪是不會考慮合理性的。
殺了人的梅爾索，不像《罪與罰》裡的拉斯柯爾尼科夫那樣，出乎自己意料地受到了良心的追責。
他的行為也沒有引來法律後果，仿佛隻要他自己不在意，那些司法力量、輿論力量就自覺退散了似的。
在第一部第四章，我們看到梅爾索決定殺紮格爾斯，真就是出于對生活本質的無意義的認識。
他目睹了一個熟人&mdash那位箍桶匠卡多納的情況： 一扇朝着院子的窗戶緊閉着，另一扇窗也才開了一條縫。
懸吊着的煤油燈周圍圍繞着一圈小型紙牌，平行的圓形光線投射在桌面、梅爾索和卡多納的腳上，以及牆邊一張面對着他們的椅子上。
這時，卡多納把照片握在手中凝視着，親吻着，用沙啞的聲音說着：&ldquo可憐的媽媽。
&rdquo但他其實也在顧影自憐。
她被葬在城市另一端的可怖墓地，梅爾索很熟悉那裡。
卡多納很窮，但他的問題不是窮，不是母親去世，也不是母親葬在&ldquo可怖&rdquo的公墓裡，而是兒子無法給她一個更好的歸宿&mdash在梅爾索眼裡，卡多納代表了一個真實人生的典型樣子：人因為經濟限制而無法改善自己的生活，進而隻能依戀他已有的東西（一門可以糊口的手藝）和人（感情深厚的母親），以及一條狗。
而這些擁有又注定是要失去的。
喪母後的卡多納十分憂傷，自己也一下子衰微下去： 回到家裡，他又拿出這張照片，對着照片，消逝的往事又袅袅浮現。
他又見到了他曾經深愛又嘲弄的母親。
在這個醜陋的房間裡，獨自面對着自己一無是處的人生，彙聚起最後的一些力量，他意識到那段過去正是他的快樂所在。
梅爾索
細密粉塵的芬芳與太陽炙烤出來的厚重瀝青味交融在一起。
在一艘散發着油漆味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有些人在喝酒，一些穿着紅色緊身衣的阿拉伯雜耍藝人在發燙的地面上不斷轉動着身體，陽光也在他們身後的海面上躍動着。
我們看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mdash一個加缪式的季節；我們看到了靠身體吃飯的雜耍人，看到了顯得精力充沛的陽光，在海浪上炫耀着自己的靈活；我們還看到了茴香酒&mdash阿爾及爾的标志性飲品，在十年後發表的《鼠疫》中，加缪就用城裡重新飄起了茴香酒的香味作為鼠疫過去、社會恢複正常的寫照&hellip&hellip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人文環境，在加缪寫來都是&ldquo慷慨&rdquo的，正是這些激發他去獵取、去品嘗活着的幸福和快樂。
除此之外，瑪爾特的肉體和容貌對梅爾索來說也是一種盛大的供應：&ldquo她走在他前面，笑靥如花，美得攝人心魄。
&rdquo 二、被豐盈覆蓋的貧窮的人 加缪以一場槍殺來為這篇小說開頭：腿腳靈活有力的梅爾索，開槍打死了一個雙腿被截的男人羅朗·紮格爾斯。
你若事先讀過《局外人》，必然會想到默爾索的殺人，然後感到兩個殺人事件之間似同似異：同樣是晴好的天氣，同樣是在一種整體算是悠閑的氣氛下做出的一個極端&ldquo冷酷&rdquo的行為，默爾索很快就要受審，而梅爾索隻是舌頭發幹，腦袋嗡嗡作響，身體有些發冷，并無其他的懲罰在等着他。
要到後來，我們才能逐漸得知這次殺人的緣由（這就明顯區别于《局外人》中完全無因的殺人）。
他好像是應被殺者的邀請殺死他的，這個人讓梅爾索奪走他的性命，并拿走他的錢。
殘疾人紮格爾斯對梅爾索說的一番話，不像是加缪的典型風格： 人沒有錢不可能快樂。
就是這樣。
&hellip&hellip我發現某些精英分子身上有一種自命清高，他們總以為金錢不是快樂的基礎。
這很蠢，顯然也是錯誤的，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懦弱的。
&hellip&hellip在幾乎所有情況下，我們耗費生命去賺錢，但明明應該用錢來換取時間。
這就是一直以來唯一讓我感興趣的問題。
它很明确，很具體。
這些關于錢、幸福和時間的關系的論說固然有着哲理色彩，其中的焦慮卻是簡單淺白的：對一個擁有健康、相貌的年輕男人來說，要實現個人自由隻剩最後一道障礙：貧窮。
日後在加缪的其他作品裡，貧窮沒有得到過這樣的強調，在《鼠疫》中，貧窮甚至是聖徒一樣的人物塔魯用來自我曆練的選擇，塔魯告訴裡厄醫生，他因為不滿檢察官父親判人死刑而離開了富裕的家，去過窮苦日子。
實際上，加缪是真正體會過窮苦的滋味的，在裡昂大街，加缪一家人的住房條件差到了極點：在這個沒有父親的家庭裡，他和媽媽以及哥哥呂西安、他們的舅爺艾蒂安、外祖母和清潔工凱瑟琳·海倫共用三個房間、一個廚房和一個衛生間，樓裡沒有電，沒有管道系統。
加缪和哥哥、媽媽共住的房間隻有十平方米左右。
窮是無法掩飾的。
我們還可以從加缪的散文中推知一些真實的信息：他喜歡在一家阿拉伯人開的咖啡館裡坐很久，那裡長時間空無一人，他會盡量坐得晚一些，等到必須回家睡覺時，他不用開燈就能摸着黑上樓，他把每一步都擡得很高，避免絆倒，他的手從來不敢碰欄杆，以免摸到過路的蟑螂。
《快樂的死》中寫到一個箍桶匠卡多納，也很像從加缪自己的生活裡抽取出來的，他是&ldquo一個不喜歡待在家裡的窮人&rdquo，因此總是選擇咖啡館作為自己的栖身之所，那是個&ldquo出入方便、華麗敞亮且随時歡迎他光臨的家&rdquo，幾家生機勃勃的咖啡店，有人群的熱氣蒸騰，&ldquo是對抗孤獨的恐懼及其朦胧願景的最後庇護所&rdquo。
加缪在他未完成的自傳體小說《第一個人》中寫到，自己從未從貝爾庫艱辛、困厄的童年裡恢複過來。
可是《第一個人》的文字完全成熟，以至于我們讀後，對他早年生活最深的印象不是貧苦，而是某種帶有詩意的&ldquo清寒&rdquo，是一個人為了充分體會外界的慷慨豐盈而必須付出的成本。
他對貝爾庫地區和阿爾及爾整個城市及其居民的描寫，都很容易讓人忽略貧窮這一現實：裡昂街非常寬闊，道路兩旁栽種着無花果樹，鋪設着電車軌道。
小街裡店鋪密集如林，手工作坊和公寓比肩而立，孩子們在街上玩棍子球，鬧哄哄地在行人之間穿梭，跨過流浪狗和母雞，小心别撞到各種小販&mdash一個&ldquo人間煙火&rdquo的叢集之地，&ldquo地氣&rdquo充沛，永遠熱鬧。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阿爾及爾平等開放的氛圍吸引來了很多歐洲人在此活動，加缪認識很多藝術家、運動員、小店主。
雜耍藝人和廣大的工人都是窮的&mdash不窮也不會去做體力勞動&mdash但似乎并沒有到赤貧的程度。
雖然困厄但也随時會受到慷慨的補充：海灘和海水&mdash并沒有被少數有錢人圈起來獨享，而是一視同仁地滋養榮華、撫慰窮困。
不管你是高官子弟還是一文不名之人，不管你是哪個國家的人，都能脫得赤條條地去領取免費的日光和空氣。
海灘上還有标準的海景舞廳，窮人家的街坊兒女可以在那裡半日盡歡。
阿拉伯老人在玩多米諾骨牌，咖啡館裡坐着喝薄荷茶的顧客，世俗化的人和宗教信徒穿着對比鮮明的服裝走在同一條路上，至今如此。
加缪筆下豐盈的身體感受完全覆蓋了對物質條件的顧慮。
對地中海的愛簡直是他的名片，被他随時攜帶，成為靈魂的背景。
在《鼠疫》中，裡厄醫生一旦難忍城裡的喧嘩和焦慮，就沉入海水之中，哪怕隻是暫避一時。
文字中的加缪就死死地留在這暫時之中：活着若還值得繼續，人就必須探求與世界融為一體，而這一點，隻有當其在水中暢遊或坐在地中海的沙灘上時才能體會到。
三、兩個無從幸福的人 在《快樂的死》中，我們看到加缪對此尚有根本的不滿足&mdash不滿足于精神和體感上的豐盈，也不滿足于物質上的貧窮；不滿足于享有自己已經享有的，也不滿足于缺失自己一直缺失的。
他托身于&ldquo帕特裡斯·梅爾索&rdquo這個名字來确認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存在：這個梅爾索&mdash加缪的合體對自己的感知有着無窮的熱情，他極度自戀，但這種自戀似乎基于想要打通人和他所處的世界之間那種天然的界隔的動機： （殺人取錢後的梅爾索）他打了兩個噴嚏，小山谷裡響起回聲，像是一種嘲笑，在清澈的天空中越飛越高。
他的腳步有些蹒跚，便停了下來，深深吸了口氣。
從湛藍的天際落下千千萬萬個小小的白色微笑。
它們嬉戲在滿是雨水的葉子上、在小巷濕漉漉的石闆上，它們飛向血紅色瓦片做頂的屋舍，又振翅飛向剛才孕育了它們的湖泊。
這是加缪一直堅持的追問：人的活動究竟能賦予自然環境以怎樣的意義？常人都不會想到的是，自然界并非為人類所準備，自然界可以壯麗、優雅、美好、兇暴，卻不會回應人的贊美和驚駭。
所以&ldquo與世界融為一體&rdquo的感覺也是不可靠的，不失為幻想；可是加缪卻要在此追問，他要去想象，并用筆來讓自然界裡的事物盡量動起來，同時又不讓其僅僅成為&ldquo觸景傷情&rdquo裡的&ldquo景&rdquo，或成為人的情緒的回音壁和應聲蟲，他那些事物是自顧自地動，以自己的節奏和邏輯。
于是，所謂的&ldquo荒謬&rdquo（中文的&ldquo荒謬&rdquo一詞用于描述加缪的觀點終究是不夠合适的，無數膚淺的理解來自望文生義）在此趨向于深刻，那&ldquo千千萬萬個小小的白色微笑&rdquo并不是回應梅爾索的心情的，它像是一種莫名的起哄。
加缪顯然還在摸索之中，浮誇的修辭是他為自己的&ldquo荒謬&rdquo的世界觀定調的需要，他試圖捏合感知敏銳的人物，始終對人物保持陌生的環境，他想在兩者間實現一種頻繁的周轉：&ldquo窗外，早晨在金色的寒冷大地上展露笑顔。
一股冰冷的巨大喜悅和鳥兒發出的不安的尖銳叫聲，還有那漫溢的冷酷無情的光線都為這個早晨描繪出一張無辜又真實的臉龐。
&rdquo這裡浮現出的重點&mdash&ldquo無辜又真實&rdquo，可以用到自然界裡每一個客觀存在的事物上，不管是抽象的還是具象的。
的确，外物都是真的，隻有人是世故的，有着複雜的焦慮和不滿，會掩飾，懂避諱，相對而言就太&ldquo假&rdquo了。
追求真實的人，都會承認自己戴着假面，加缪就說過，隻有在海水中或沙灘上，他才能把一張名叫&ldquo阿爾貝·加缪&rdquo的面具取下來。
殘疾人紮格爾斯開着房門，為了讓奪他性命的人進來。
他房間的矮櫃裡，黑色手槍熠熠發亮，&ldquo宛如一隻優雅的貓鎮壓着紮格爾斯的那個白色信封&rdquo&mdash這個讓人想起弗蘭納裡·奧康納那篇驚世駭俗的故事《好人難尋》中的殺人事件，加缪在後文裡慢慢叙述其原委。
半身殘疾的紮格爾斯不肯賴活着，為此，他奇怪地把活着的意義寄托在了讓年輕的梅爾索更好地活着上面：&ldquo梅爾索，擁有這副身軀，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樂地活着。
&rdquo健全的人受到殘疾人的祝福，這很合理，但是為了這種祝福，殘疾人請健全的人槍殺自己并拿走自己的錢，這一點卻怎麼也難稱是合理的。
這是加缪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則手記裡寫下的話，那時他正在寫這本小說： 有價值或無價值。
創造或無創造。
在第一種情況中，一切都有正當理由。
毫無例外，在第二種情況中是徹底的荒謬。
剩下的就是選擇最美的自殺方式：婚姻、四十小時工作制或手槍。
執迷于這種思索的加缪是不會考慮合理性的。
殺了人的梅爾索，不像《罪與罰》裡的拉斯柯爾尼科夫那樣，出乎自己意料地受到了良心的追責。
他的行為也沒有引來法律後果，仿佛隻要他自己不在意，那些司法力量、輿論力量就自覺退散了似的。
在第一部第四章，我們看到梅爾索決定殺紮格爾斯，真就是出于對生活本質的無意義的認識。
他目睹了一個熟人&mdash那位箍桶匠卡多納的情況： 一扇朝着院子的窗戶緊閉着，另一扇窗也才開了一條縫。
懸吊着的煤油燈周圍圍繞着一圈小型紙牌，平行的圓形光線投射在桌面、梅爾索和卡多納的腳上，以及牆邊一張面對着他們的椅子上。
這時，卡多納把照片握在手中凝視着，親吻着，用沙啞的聲音說着：&ldquo可憐的媽媽。
&rdquo但他其實也在顧影自憐。
她被葬在城市另一端的可怖墓地，梅爾索很熟悉那裡。
卡多納很窮，但他的問題不是窮，不是母親去世，也不是母親葬在&ldquo可怖&rdquo的公墓裡，而是兒子無法給她一個更好的歸宿&mdash在梅爾索眼裡，卡多納代表了一個真實人生的典型樣子：人因為經濟限制而無法改善自己的生活，進而隻能依戀他已有的東西（一門可以糊口的手藝）和人（感情深厚的母親），以及一條狗。
而這些擁有又注定是要失去的。
喪母後的卡多納十分憂傷，自己也一下子衰微下去： 回到家裡，他又拿出這張照片，對着照片，消逝的往事又袅袅浮現。
他又見到了他曾經深愛又嘲弄的母親。
在這個醜陋的房間裡，獨自面對着自己一無是處的人生，彙聚起最後的一些力量，他意識到那段過去正是他的快樂所在。
梅爾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