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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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這種&ldquo牲口一樣的人&rdquo不無敬意，卻從心眼裡相信，這樣的生活也會在未來等待着自己。
懸浮在時間之中的生命必定毫無意義，一想到幸福隻能保存在事後的追憶之中，梅爾索就心生恐懼。
在和卡多納無言抽煙的時刻，梅爾索做出了&ldquo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rdquo的打算。
而在這片卑微生活的光譜的另一端，坐着紮格爾斯。
紮格爾斯是瑪爾特的衆多前任情人之一，他也享受過生活的美好，更何況他還（自稱是以詐騙手段）賺到了很多錢。
然而現在，他隻能整日坐在家裡，連大小便都需要人服侍。
通過他和梅爾索的對話，加缪寫出了另一種荒謬的隔閡：明明是被邀請來做對話的朋友，梅爾索卻無法從紮格爾斯那裡感覺到友情。
他發現，紮格爾斯企圖把自己從殘缺的生命中得到的羞辱轉嫁到他身上，用&ldquo别人看到我這雙殘腿所露出來的同情總是讓我抓狂&rdquo這樣的話來虐待他，梅爾索激于血氣，就以暗想&ldquo一個廢物&rdquo來抵禦。
他告誡自己不要濫施同情，無情才是對真實的一種捍衛态度。
《西西弗神話》的正文開篇已成名言：&ldquo真正嚴肅的哲學命題隻有一個，那便是自殺。
判斷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
&rdquo在《快樂的死》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思考的醞釀過程：紮格爾斯确信自己不值得生存了，隻是，他在截肢之後需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才做出這個判斷，而二十年後，他遇到了血氣方剛、四肢健全的梅爾索： 二十年來，我無法體驗某種快樂。
我已經被我自己的人生所吞噬，而我卻無法完全參透它。
而死亡最讓我恐懼的，是它會讓我非常确定&mdash&mdash我的人生耗盡時，我将從未參與其中。
我被迫成了我自己人生的旁觀者，您明白嗎？ 他并沒有明确地指示什麼，但兩人在沉默中達成了一緻。
槍響之後，沒有任何法律後果發生，這明确地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重點不在于法律，也不在于道德倫理，而在于哲學。
梅爾索輕松地遠走高飛，去實踐死者對他的忠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樂地活着。
紮格爾斯和卡多納，前者缺少健康，後者則主要缺錢。
兩人都無法得到幸福，而幸福看來又是生活的唯一意義，是人存在、生活的目标和理由。
在阿爾及爾大學接受的哲學教育，使加缪尤為關注真實問題，他主張真實，但真實又使人無法去行動，正如真實的大自然不會做出任何有意志的行動那樣，因為一條條道路，如果真實地去展望、去描述，都無非是通往衰退、乏味和死亡之路而已，那又何來的生活意義呢？ 梅爾索對他的殘疾朋友說，他覺得無論是結婚、自殺，還是訂閱《畫報》，都是&ldquo絕望的行動&rdquo&mdash這種過分的清醒似乎是加缪給自己設定的寫作倫理。
然而，紮格爾斯一語道破了他這麼認為的原因，并為了維持整個故事的哲理水平加上一句解釋： 梅爾索，您很窮。
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解釋了您的厭世。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您荒謬地同意了自己的貧窮。
四、布瓦維爾的白日殺手和布拉格的夜遊人 193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在奧蘭以西的布瓦維爾海灘，加缪的一個熟人與兩個阿拉伯人發生了沖突，那個人認為阿拉伯人侮辱了他的女朋友，于是去找了自己的弟兄回來與阿拉伯人争吵。
在争吵之中，他被其中一個持刀的阿拉伯人打傷，他們遂回别墅拿來一把小口徑手槍，要找阿拉伯人算賬，不過後來并沒有開槍，傷人者就被逮捕了。
關于這件事的細節，各種說法出入很大，但總之，這件事被加缪用來寫出了決定他命運的小說《局外人》，它是一曲存在主義的頌歌，開頭幾頁，一個怪異的、情感疏離的反英雄默爾索，送走了他去世的母親，同時不忘和女友瑪麗看電影。
他的母親，大概像卡多納的母親一樣，也是被葬到一個俗不可耐的鄉村公墓裡的。
而默爾索也像梅爾索一樣，時刻不忘了身體感知。
&ldquo天空的強光讓人無法忍受，&rdquo他說，&ldquo我可以感覺到血液在我的太陽穴裡跳動。
&rdquo 在默爾索的世界裡，陽光從《快樂的死》中的&ldquo純真無辜&rdquo變成了一種邪惡的力量，變成了暴力的誘發劑。
在一個很像布瓦維爾的海灘上，默爾索遇到了一個拿着刀的阿拉伯人，他開槍打死了他，除了令人不安的亮度和熱量，沒有其他明顯的原因。
殺人後，他仍然在感知太陽，覺得它&ldquo是和我埋葬母親那天一樣的太陽&rdquo。
《局外人》裡的默爾索也不是從一開始就立住了的，但随着這本書被經典化，默爾索也固化為一個套路型的文學形象，被人模仿。
對比之下，《快樂的死》中的梅爾索，并沒有受到加缪充分的信任，他為梅爾索設計了這一場僞裝成自殺的殺人行為。
1938年4月完稿後，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議修改了一番，最終還是匿而不發，直到他去世十年後，這部作品才被印刷出版。
梅爾索并非默爾索那樣一個疏離的、缺乏感情表露的人，他和瑪爾特的關系，也并非默爾索和瑪麗的關系那樣，隻是因為無聊才待在一起；梅爾索對自己的男性魅力、體力、健康都有更強的感知，因此合群或離群、和誰在一起度日都是他的主動選擇。
在第二部中，他憑着本有的優越感（和對自己可能喪失先天的優越條件的焦慮），加上從紮格爾斯那裡得來的錢，到歐洲做了一個自由旅行者，他到了布拉格，又從布拉格出發，不斷換目的地，從未決定在任何地方停留。
在車上，他有如下的思緒： 在這塊回歸天真的絕望大地上，他身為迷失在原始世界的旅人，找回了自己的聯系。
他握着拳放在胸口，臉緊貼着車窗玻璃，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生命力，沖向自身及其體内沉睡着的偉大。
行動自由的第三人稱主角梅爾索，比起陷入羅網的第一人稱主角默爾索來，更難獲得讀者的認同；可是他更像加缪本人。
默爾索是現代主義小說裡典型的反英雄，梅爾索卻是二十多歲的加缪把從自己能量十足的青春履曆裡外溢的那些内容收羅起來，進行加工的産物。
《快樂的死》的第二部中，梅爾索渡過地中海來到馬賽，然後去裡昂，又從那裡去往布拉格，這正是1936年加缪旅行的路徑。
那次旅行，他是和妻子西蒙娜，外帶友人布爾喬瓦一起出發的，但前往布拉格的時候他就隻是一個人了。
那時，肺結核已經在年方二十三歲的他身上多次發作，在異國他鄉，任何一種不熟悉的氣味都會觸發他的心神不甯。
奧利維埃·托德在《加缪傳》中說，加缪在布拉格&ldquo害怕病倒在沒有同情心的外國人之中&rdquo，而在《快樂的死》中，如下的一段話正是加缪當時的真實狀況： 他突然停下腳步。
一股奇特的味道在夜色中朝他飄來，這種氣味有點兒嗆鼻，有點兒發酸，喚醒了梅爾索内心全部的憂慮。
他感覺舌頭上、鼻腔深處和眼睛裡都充斥着這種味道。
它起初遙遠，接着飄到街角，現在又融入了漆黑的夜空，嵌入了油膩的人行道之間，恍然間便蹿到眼前，宛如布拉格暗夜的邪魅巫術。
他朝着這種味道走去，随着距離越來越近，它變得更加真實，裹挾了他整個人，嗆得他流下眼淚，讓他毫無招架之力。
走到街角，他明白了：一位老婦人正在賣醋腌小黃瓜，正是這味道俘獲了梅爾索。
加缪恐懼那氣味，他把一個路人大口咬着黃瓜的畫面也寫入了這篇小說中，目睹此景的梅爾索&ldquo找了根柱子靠在上面，久久地呼吸着此時此刻世界所呈現給他的奇異與孤獨&hellip&hellip&rdquo他這裡使用的修辭，又會讓我們想起本文開頭引用的那句描寫：&ldquo梅爾索手裡提着行李箱，走在塵世的晨光之中，他聽着自己急促的腳步聲，伴随着行李箱把手發出的規律的嘎吱聲，在這條寒冷的道路上不斷前行着。
&rdquo 五、死于荒謬與石化的人 梅爾索思念着他熟悉的故地，那裡有陽光，有海水，有女人。
當他在這趟旅途的最後階段穿越意大利北部，來到熱那亞時，他的下一站就是阿爾及爾，因為熱那亞已經有太多香豔的、酷似他家鄉那般的景物，強烈刺激了他的性欲和歸心。
回到故裡，他一度和三個女人生活在一起，這也是加缪本人的情況：他的女人緣出奇得好，哪怕他本人一直是拮據度日，也能吸引來某些大資産階級家的閨秀，變成圍着自己打轉、一起脫光衣服曬太陽的伴侶，就像書中那位卡特琳娜驕傲地說的：&ldquo我剛剛赤裸在世界面前。
&rdquo 加缪是在1937年動手寫《快樂的死》的。
在他長租的那座濱海的房子裡，他不缺女人，不缺宜人的氣候，也不缺時間，身為一個既善于勾引又懂得蔑視女性的頭号唐璜，他把自己身邊的女人改動名姓後，寫入了小說的第二部之中，我們讀起來，會感覺到它的情節略為零散，隻見梅爾索自己的内心戲不斷地出現： 就像按壓一塊熱乎乎的面包直到它失去彈性，他隻想把自己的人生握在手中。
就像在火車上的那兩個漫漫長夜，他和自己說着話，然後準備迎接新生活。
把人生當作麥芽糖一般舔舐，塑造它，打磨它，最後去愛上它，這就是他最為熱衷的事情。
像這樣地存在于自己面前，他今後所要做的，就是将這份存在呈現在人生中的所有面孔前面，即便是以一種他現在已經知道難以承受的孤獨為代價。
被這樣大段的自表決心弄到困惑實屬正常，因為加缪自己還沒有形成清晰的思路，他還無法把一個人身為智慧生物的宏大自戀，同他簡單、本能的基本存在之間的矛盾揭示出來；我們看到，梅爾索的大量動作都被飾以超越性的意義，&ldquo世界&rdquo&ldquo人間&rdquo像一些召之即來的小小神明，頻頻地出現和回響，往往顯得浮誇、過分；加缪尚未形成一種讨論荒謬的語言，從《快樂的死》來看，一個總在享受生命的饋贈的人，又為生命中沒有可識别的目的、為大自然的永恒冷漠而感到孤獨&mdash這種痛苦着實稱得上是奢侈的。
這種種不妥帖之處，加缪的好友雅克·厄爾貢當初已經指出過，加缪本人還需要數年時間搞明白自己真正想要說什麼，以及怎樣去說，并且真正沉入人的處境之中。
卡多納那樣的人物，可能是最适合他寄托悲天憫人之心的落腳點（比如他在《鼠疫》中塑造了一位日子越過越消沉、最後又趕上鼠疫的格朗）；而若讀他晚期的短篇小說如《不貞的妻子》，我們也将一上來就被一種沉郁的力量準确擊中： 冬天的早晨，陽光微弱，汽車走得很慢，颠得厲害，車皮和車軸叮當亂響。
雅妮娜望了望她的丈夫。
馬塞爾的頭發已經灰白了&hellip&hellip眼神依舊是呆滞的，麻木的，茫然的，隻有他那雙汗毛稀少的大手好像還在活動。
&hellip&hellip它緊緊地抓住夾在兩腿間的一口小帆布箱子&hellip&hellip 滄桑易老是人間的常道，自我優越的生命感隻是個别人在個别年齡上具有的特權。
那麼，那位聽着&ldquo行李箱把手發出的規律的嘎吱聲&rdquo、步履輕健地踏上殺人之路的梅爾索，又該如何肩負起活在荒謬之中的職分？ 箭已上弦，不得不發。
當小說進入一系列及時行樂的節奏中的時候，加缪考慮如何安排主角的結局：梅爾索必須死，若非如此，加缪将不能兌現他自期的&ldquo酷&rdquo的潛質，也将無從通過戳破凡間幸福的虛幻面目而将哲思推進到一定的深度。
死因也不妨是肺結核，這一險惡的病症，能使患者充分感覺到活着的不光彩&mdash加缪本人對此深有體會，他十七歲時就曾同肺結核首度結緣，若非如此，他怕是還不會有那麼強
懸浮在時間之中的生命必定毫無意義，一想到幸福隻能保存在事後的追憶之中，梅爾索就心生恐懼。
在和卡多納無言抽煙的時刻，梅爾索做出了&ldquo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rdquo的打算。
而在這片卑微生活的光譜的另一端，坐着紮格爾斯。
紮格爾斯是瑪爾特的衆多前任情人之一，他也享受過生活的美好，更何況他還（自稱是以詐騙手段）賺到了很多錢。
然而現在，他隻能整日坐在家裡，連大小便都需要人服侍。
通過他和梅爾索的對話，加缪寫出了另一種荒謬的隔閡：明明是被邀請來做對話的朋友，梅爾索卻無法從紮格爾斯那裡感覺到友情。
他發現，紮格爾斯企圖把自己從殘缺的生命中得到的羞辱轉嫁到他身上，用&ldquo别人看到我這雙殘腿所露出來的同情總是讓我抓狂&rdquo這樣的話來虐待他，梅爾索激于血氣，就以暗想&ldquo一個廢物&rdquo來抵禦。
他告誡自己不要濫施同情，無情才是對真實的一種捍衛态度。
《西西弗神話》的正文開篇已成名言：&ldquo真正嚴肅的哲學命題隻有一個，那便是自殺。
判斷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
&rdquo在《快樂的死》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思考的醞釀過程：紮格爾斯确信自己不值得生存了，隻是，他在截肢之後需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才做出這個判斷，而二十年後，他遇到了血氣方剛、四肢健全的梅爾索： 二十年來，我無法體驗某種快樂。
我已經被我自己的人生所吞噬，而我卻無法完全參透它。
而死亡最讓我恐懼的，是它會讓我非常确定&mdash&mdash我的人生耗盡時，我将從未參與其中。
我被迫成了我自己人生的旁觀者，您明白嗎？ 他并沒有明确地指示什麼，但兩人在沉默中達成了一緻。
槍響之後，沒有任何法律後果發生，這明确地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重點不在于法律，也不在于道德倫理，而在于哲學。
梅爾索輕松地遠走高飛，去實踐死者對他的忠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樂地活着。
紮格爾斯和卡多納，前者缺少健康，後者則主要缺錢。
兩人都無法得到幸福，而幸福看來又是生活的唯一意義，是人存在、生活的目标和理由。
在阿爾及爾大學接受的哲學教育，使加缪尤為關注真實問題，他主張真實，但真實又使人無法去行動，正如真實的大自然不會做出任何有意志的行動那樣，因為一條條道路，如果真實地去展望、去描述，都無非是通往衰退、乏味和死亡之路而已，那又何來的生活意義呢？ 梅爾索對他的殘疾朋友說，他覺得無論是結婚、自殺，還是訂閱《畫報》，都是&ldquo絕望的行動&rdquo&mdash這種過分的清醒似乎是加缪給自己設定的寫作倫理。
然而，紮格爾斯一語道破了他這麼認為的原因，并為了維持整個故事的哲理水平加上一句解釋： 梅爾索，您很窮。
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解釋了您的厭世。
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您荒謬地同意了自己的貧窮。
四、布瓦維爾的白日殺手和布拉格的夜遊人 193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在奧蘭以西的布瓦維爾海灘，加缪的一個熟人與兩個阿拉伯人發生了沖突，那個人認為阿拉伯人侮辱了他的女朋友，于是去找了自己的弟兄回來與阿拉伯人争吵。
在争吵之中，他被其中一個持刀的阿拉伯人打傷，他們遂回别墅拿來一把小口徑手槍，要找阿拉伯人算賬，不過後來并沒有開槍，傷人者就被逮捕了。
關于這件事的細節，各種說法出入很大，但總之，這件事被加缪用來寫出了決定他命運的小說《局外人》，它是一曲存在主義的頌歌，開頭幾頁，一個怪異的、情感疏離的反英雄默爾索，送走了他去世的母親，同時不忘和女友瑪麗看電影。
他的母親，大概像卡多納的母親一樣，也是被葬到一個俗不可耐的鄉村公墓裡的。
而默爾索也像梅爾索一樣，時刻不忘了身體感知。
&ldquo天空的強光讓人無法忍受，&rdquo他說，&ldquo我可以感覺到血液在我的太陽穴裡跳動。
&rdquo 在默爾索的世界裡，陽光從《快樂的死》中的&ldquo純真無辜&rdquo變成了一種邪惡的力量，變成了暴力的誘發劑。
在一個很像布瓦維爾的海灘上，默爾索遇到了一個拿着刀的阿拉伯人，他開槍打死了他，除了令人不安的亮度和熱量，沒有其他明顯的原因。
殺人後，他仍然在感知太陽，覺得它&ldquo是和我埋葬母親那天一樣的太陽&rdquo。
《局外人》裡的默爾索也不是從一開始就立住了的，但随着這本書被經典化，默爾索也固化為一個套路型的文學形象，被人模仿。
對比之下，《快樂的死》中的梅爾索，并沒有受到加缪充分的信任，他為梅爾索設計了這一場僞裝成自殺的殺人行為。
1938年4月完稿後，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議修改了一番，最終還是匿而不發，直到他去世十年後，這部作品才被印刷出版。
梅爾索并非默爾索那樣一個疏離的、缺乏感情表露的人，他和瑪爾特的關系，也并非默爾索和瑪麗的關系那樣，隻是因為無聊才待在一起；梅爾索對自己的男性魅力、體力、健康都有更強的感知，因此合群或離群、和誰在一起度日都是他的主動選擇。
在第二部中，他憑着本有的優越感（和對自己可能喪失先天的優越條件的焦慮），加上從紮格爾斯那裡得來的錢，到歐洲做了一個自由旅行者，他到了布拉格，又從布拉格出發，不斷換目的地，從未決定在任何地方停留。
在車上，他有如下的思緒： 在這塊回歸天真的絕望大地上，他身為迷失在原始世界的旅人，找回了自己的聯系。
他握着拳放在胸口，臉緊貼着車窗玻璃，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生命力，沖向自身及其體内沉睡着的偉大。
行動自由的第三人稱主角梅爾索，比起陷入羅網的第一人稱主角默爾索來，更難獲得讀者的認同；可是他更像加缪本人。
默爾索是現代主義小說裡典型的反英雄，梅爾索卻是二十多歲的加缪把從自己能量十足的青春履曆裡外溢的那些内容收羅起來，進行加工的産物。
《快樂的死》的第二部中，梅爾索渡過地中海來到馬賽，然後去裡昂，又從那裡去往布拉格，這正是1936年加缪旅行的路徑。
那次旅行，他是和妻子西蒙娜，外帶友人布爾喬瓦一起出發的，但前往布拉格的時候他就隻是一個人了。
那時，肺結核已經在年方二十三歲的他身上多次發作，在異國他鄉，任何一種不熟悉的氣味都會觸發他的心神不甯。
奧利維埃·托德在《加缪傳》中說，加缪在布拉格&ldquo害怕病倒在沒有同情心的外國人之中&rdquo，而在《快樂的死》中，如下的一段話正是加缪當時的真實狀況： 他突然停下腳步。
一股奇特的味道在夜色中朝他飄來，這種氣味有點兒嗆鼻，有點兒發酸，喚醒了梅爾索内心全部的憂慮。
他感覺舌頭上、鼻腔深處和眼睛裡都充斥着這種味道。
它起初遙遠，接着飄到街角，現在又融入了漆黑的夜空，嵌入了油膩的人行道之間，恍然間便蹿到眼前，宛如布拉格暗夜的邪魅巫術。
他朝着這種味道走去，随着距離越來越近，它變得更加真實，裹挾了他整個人，嗆得他流下眼淚，讓他毫無招架之力。
走到街角，他明白了：一位老婦人正在賣醋腌小黃瓜，正是這味道俘獲了梅爾索。
加缪恐懼那氣味，他把一個路人大口咬着黃瓜的畫面也寫入了這篇小說中，目睹此景的梅爾索&ldquo找了根柱子靠在上面，久久地呼吸着此時此刻世界所呈現給他的奇異與孤獨&hellip&hellip&rdquo他這裡使用的修辭，又會讓我們想起本文開頭引用的那句描寫：&ldquo梅爾索手裡提着行李箱，走在塵世的晨光之中，他聽着自己急促的腳步聲，伴随着行李箱把手發出的規律的嘎吱聲，在這條寒冷的道路上不斷前行着。
&rdquo 五、死于荒謬與石化的人 梅爾索思念着他熟悉的故地，那裡有陽光，有海水，有女人。
當他在這趟旅途的最後階段穿越意大利北部，來到熱那亞時，他的下一站就是阿爾及爾，因為熱那亞已經有太多香豔的、酷似他家鄉那般的景物，強烈刺激了他的性欲和歸心。
回到故裡，他一度和三個女人生活在一起，這也是加缪本人的情況：他的女人緣出奇得好，哪怕他本人一直是拮據度日，也能吸引來某些大資産階級家的閨秀，變成圍着自己打轉、一起脫光衣服曬太陽的伴侶，就像書中那位卡特琳娜驕傲地說的：&ldquo我剛剛赤裸在世界面前。
&rdquo 加缪是在1937年動手寫《快樂的死》的。
在他長租的那座濱海的房子裡，他不缺女人，不缺宜人的氣候，也不缺時間，身為一個既善于勾引又懂得蔑視女性的頭号唐璜，他把自己身邊的女人改動名姓後，寫入了小說的第二部之中，我們讀起來，會感覺到它的情節略為零散，隻見梅爾索自己的内心戲不斷地出現： 就像按壓一塊熱乎乎的面包直到它失去彈性，他隻想把自己的人生握在手中。
就像在火車上的那兩個漫漫長夜，他和自己說着話，然後準備迎接新生活。
把人生當作麥芽糖一般舔舐，塑造它，打磨它，最後去愛上它，這就是他最為熱衷的事情。
像這樣地存在于自己面前，他今後所要做的，就是将這份存在呈現在人生中的所有面孔前面，即便是以一種他現在已經知道難以承受的孤獨為代價。
被這樣大段的自表決心弄到困惑實屬正常，因為加缪自己還沒有形成清晰的思路，他還無法把一個人身為智慧生物的宏大自戀，同他簡單、本能的基本存在之間的矛盾揭示出來；我們看到，梅爾索的大量動作都被飾以超越性的意義，&ldquo世界&rdquo&ldquo人間&rdquo像一些召之即來的小小神明，頻頻地出現和回響，往往顯得浮誇、過分；加缪尚未形成一種讨論荒謬的語言，從《快樂的死》來看，一個總在享受生命的饋贈的人，又為生命中沒有可識别的目的、為大自然的永恒冷漠而感到孤獨&mdash這種痛苦着實稱得上是奢侈的。
這種種不妥帖之處，加缪的好友雅克·厄爾貢當初已經指出過，加缪本人還需要數年時間搞明白自己真正想要說什麼，以及怎樣去說，并且真正沉入人的處境之中。
卡多納那樣的人物，可能是最适合他寄托悲天憫人之心的落腳點（比如他在《鼠疫》中塑造了一位日子越過越消沉、最後又趕上鼠疫的格朗）；而若讀他晚期的短篇小說如《不貞的妻子》，我們也将一上來就被一種沉郁的力量準确擊中： 冬天的早晨，陽光微弱，汽車走得很慢，颠得厲害，車皮和車軸叮當亂響。
雅妮娜望了望她的丈夫。
馬塞爾的頭發已經灰白了&hellip&hellip眼神依舊是呆滞的，麻木的，茫然的，隻有他那雙汗毛稀少的大手好像還在活動。
&hellip&hellip它緊緊地抓住夾在兩腿間的一口小帆布箱子&hellip&hellip 滄桑易老是人間的常道，自我優越的生命感隻是個别人在個别年齡上具有的特權。
那麼，那位聽着&ldquo行李箱把手發出的規律的嘎吱聲&rdquo、步履輕健地踏上殺人之路的梅爾索，又該如何肩負起活在荒謬之中的職分？ 箭已上弦，不得不發。
當小說進入一系列及時行樂的節奏中的時候，加缪考慮如何安排主角的結局：梅爾索必須死，若非如此，加缪将不能兌現他自期的&ldquo酷&rdquo的潛質，也将無從通過戳破凡間幸福的虛幻面目而将哲思推進到一定的深度。
死因也不妨是肺結核，這一險惡的病症，能使患者充分感覺到活着的不光彩&mdash加缪本人對此深有體會，他十七歲時就曾同肺結核首度結緣，若非如此，他怕是還不會有那麼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