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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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那些筆力遒勁的版印文字比豹皮的花紋更神秘。
我當時還不知道它們的遭遇，因此自然沒有惋惜之情。
堂亞曆山大對費爾南德斯·伊拉拉和我特别親熱，也許因為隻有我們兩人不想奉承他。
他邀請我們去喀裡多尼亞莊園去住幾天，泥水匠們已經在那裡開工。
經過溯流而上長時間的航行，又換乘木筏，我們在拂曉時到達河對岸。
然後我們在寒酸的雜貨鋪裡過夜，在黑山地區通過許多栅欄。
我們兼程行進，這裡的田野比我出生的小莊園要遼闊荒涼得多。
我至今還保存着我對莊園的兩種印象：一是我預先的想象，二是我終于親眼目睹的情況。
我仿佛做夢一樣荒唐地想象出聖菲平原和阿瓜斯科連特斯宮殿的不可能的組合；事實上喀裡多尼亞莊園隻是一座長形土坯房子，尖塔形的茅草屋頂，磚砌的長廊。
建築十分堅固，經得住長期的風吹日曬。
牆壁幾乎有一巴拉[8]厚，門很寬大。
誰都沒有想到在周圍種些樹木。
從早到晚沒有一絲蔭翳。
牲口圈是石砌的；牛很多，但都瘦骨嶙峋；馬匹也缺少照料，亂蓬蓬的尾巴拖到地面。
我第一次嘗到新宰牛肉的滋味。
莊園裡的主食是城裡運來的硬餅幹；幾天後，我聽工頭說他一輩子沒有吃過新鮮面包。
伊拉拉問廁所在什麼地方；堂亞曆山大用手一揮，指向廣闊的田野。
夜裡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見伊拉拉在解手，附近還有一隻鴕鳥好奇地窺視。
晚上氣溫也不見下降，熱得難以忍受，大家都盼望涼快。
房間很多，但是低矮，空蕩蕩的沒有什麼陳設；我們住的是一個朝南房間，有兩張小床，一個櫃子，洗臉盆和盛水罐是銀的。
泥土地沒有鋪磚或木闆。
第二天，我在圖書室裡發現了卡萊爾的書，便尋找那篇專談人類發言人阿納察西斯·克盧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個早晨和那個荒涼的地方。
早餐和晚餐一樣，吃完後，堂亞曆山大帶領我們去看看莊園的工作情況。
我們在空曠的平原騎馬跑了一裡格路。
伊拉拉騎馬莽撞，出了一點小事故，工頭毫無笑容地評論說： &ldquo那個布宜諾斯艾利斯人下馬的功夫倒不壞。
&rdquo 我們打老遠就望見那項工程。
二十來個人已建起一個殘缺的階梯劇場似的東西。
門廊和腳手架中間還露出空白的天空。
我不止一次想同那些高喬人攀談，但是白費心思。
他們似乎知道他們和别人不一樣。
他們自己交談時，用一種帶鼻音的巴西化的西班牙語，言語不多。
他們的脈管裡顯然有印第安和黑人的血液。
他們身材矮小精壯；在喀裡多尼亞莊園，我算得上高大了，以前從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幾乎所有的人都用圍腰布，個别一兩個人穿燈籠褲。
他們和埃爾南德斯[9]或者拉斐爾·奧布利加多[10]筆下的憂郁的人物很不一樣，或者沒有共同之處。
星期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們很容易動武。
莊園裡沒有女人，我從沒有聽到吉他的樂聲。
比這一帶的人更使我感興趣的是堂亞曆山大的徹底改變。
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個和藹謹慎的老先生；在喀裡多尼亞卻成了一個嚴厲的族長，像是大家的長輩。
星期日上午，他給雇工們朗讀《聖經》，盡管他們一點也聽不懂。
一天晚上，工頭（一個接替他父親的青年人）來報告我們說有個臨時工和雇工在拼刀子。
堂亞曆山大不慌不忙地站起來。
他到了有不少人圍觀的圈子，掏出身邊經常攜帶的匕首交給那個哆哆嗦嗦的工頭，站到那兩把寒光閃閃的刀子中間。
然後我聽到他命令說： &ldquo把刀放下，孩子們。
&rdquo 然後用同樣平靜的聲調又說： &ldquo現在你們兩個握握手，規規矩矩的。
我這裡不準胡鬧。
&rdquo 兩個人服從了。
第二天，我聽說堂亞曆山大辭退了工頭。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來。
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不知道費爾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這種恐懼，但是我們常談到阿根廷，談我們回去之後想做些什麼。
我懷念九月十一日廣場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築門口的獅子塑像，懷念我不常去的一家雜貨鋪的燈光。
我騎術相當好，時常騎馬出去，跑許多路。
我還記得我常騎的白花黑馬，現在多半已死了。
某個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許到過巴西，因為邊境隻是一道有界石的線。
我學會了不再計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亞曆山大突然通知我們： &ldquo我們早些睡。
明天一早趁涼快動身。
&rdquo 回到河下遊之後，我感到高興，想起喀裡多尼亞莊園居然有點親切。
我們恢複了每星期六的會議。
春天的一次會上，特威爾要求發言。
他以慣用的華麗辭藻說世界代表大會的圖書館不能隻限于收集工具參考書，世界各國、各種語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曆史見證，我們如果忽視就太危險了。
他的發言當場通過，費爾南德斯·伊拉拉和身為拉丁文教授的克魯斯博士承擔了挑選必要書目的任務。
特威爾已經和尼倫斯坦談過這件事。
在那個時代，巴黎城是每個阿根廷人的烏托邦。
我們中間最想去巴黎的或許是費爾明·埃古倫，其次是費爾南德斯·伊拉拉，他們的動機卻不一樣。
對于《大理石雕》詩集的作者來說，巴黎就是魏爾蘭和勒孔特·德·李勒[11]；對于埃古倫說來，巴黎是胡甯街高檔的延伸。
我覺得埃古倫同特威爾取得了默契。
特威爾在另一次會議上提出大會代表應該用哪一種工作語言，并且建議派兩名代表分赴倫敦和巴黎了解背景。
為了裝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經遲疑後又提他的朋友埃古倫。
堂亞曆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我想上文已經說過雷恩開始教我浩如煙海的英文，作為我教他意大利語的交換。
他盡可能略去語法和為初學者準備的句型，直接進入形式要求簡練的詩歌。
我最初同那以後充實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觸，是斯蒂文森[12]精彩的小詩《墓志銘》，然後是帕西[13]用以揭示莊重的十八世紀的民謠。
我去倫敦前不久讀了斯溫伯恩光彩奪目的詩篇，它們使我像犯了過錯似的對伊拉拉的英雄體詩是否卓越産生了懷疑。
我是一九○二年一月初到倫敦的，我記得雪花飄落在臉上的愛撫感，我以前沒有見過雪，因此特别高興。
幸好我沒有同埃古倫一起旅行。
我住在不列颠博物館後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館附屬的圖書室，尋找适合世界代表大會使用的語言。
我沒有忽略世界性的語言，我涉獵了世界語[14]和沃拉普克[15]，《情感曆法》雜志把前者稱為&ldquo平等、簡單、經濟&rd
我當時還不知道它們的遭遇，因此自然沒有惋惜之情。
堂亞曆山大對費爾南德斯·伊拉拉和我特别親熱，也許因為隻有我們兩人不想奉承他。
他邀請我們去喀裡多尼亞莊園去住幾天，泥水匠們已經在那裡開工。
經過溯流而上長時間的航行，又換乘木筏，我們在拂曉時到達河對岸。
然後我們在寒酸的雜貨鋪裡過夜，在黑山地區通過許多栅欄。
我們兼程行進，這裡的田野比我出生的小莊園要遼闊荒涼得多。
我至今還保存着我對莊園的兩種印象：一是我預先的想象，二是我終于親眼目睹的情況。
我仿佛做夢一樣荒唐地想象出聖菲平原和阿瓜斯科連特斯宮殿的不可能的組合；事實上喀裡多尼亞莊園隻是一座長形土坯房子，尖塔形的茅草屋頂，磚砌的長廊。
建築十分堅固，經得住長期的風吹日曬。
牆壁幾乎有一巴拉[8]厚，門很寬大。
誰都沒有想到在周圍種些樹木。
從早到晚沒有一絲蔭翳。
牲口圈是石砌的；牛很多，但都瘦骨嶙峋；馬匹也缺少照料，亂蓬蓬的尾巴拖到地面。
我第一次嘗到新宰牛肉的滋味。
莊園裡的主食是城裡運來的硬餅幹；幾天後，我聽工頭說他一輩子沒有吃過新鮮面包。
伊拉拉問廁所在什麼地方；堂亞曆山大用手一揮，指向廣闊的田野。
夜裡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見伊拉拉在解手，附近還有一隻鴕鳥好奇地窺視。
晚上氣溫也不見下降，熱得難以忍受，大家都盼望涼快。
房間很多，但是低矮，空蕩蕩的沒有什麼陳設；我們住的是一個朝南房間，有兩張小床，一個櫃子，洗臉盆和盛水罐是銀的。
泥土地沒有鋪磚或木闆。
第二天，我在圖書室裡發現了卡萊爾的書，便尋找那篇專談人類發言人阿納察西斯·克盧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個早晨和那個荒涼的地方。
早餐和晚餐一樣，吃完後，堂亞曆山大帶領我們去看看莊園的工作情況。
我們在空曠的平原騎馬跑了一裡格路。
伊拉拉騎馬莽撞，出了一點小事故，工頭毫無笑容地評論說： &ldquo那個布宜諾斯艾利斯人下馬的功夫倒不壞。
&rdquo 我們打老遠就望見那項工程。
二十來個人已建起一個殘缺的階梯劇場似的東西。
門廊和腳手架中間還露出空白的天空。
我不止一次想同那些高喬人攀談，但是白費心思。
他們似乎知道他們和别人不一樣。
他們自己交談時，用一種帶鼻音的巴西化的西班牙語，言語不多。
他們的脈管裡顯然有印第安和黑人的血液。
他們身材矮小精壯；在喀裡多尼亞莊園，我算得上高大了，以前從沒有遇到這種情況。
幾乎所有的人都用圍腰布，個别一兩個人穿燈籠褲。
他們和埃爾南德斯[9]或者拉斐爾·奧布利加多[10]筆下的憂郁的人物很不一樣，或者沒有共同之處。
星期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們很容易動武。
莊園裡沒有女人，我從沒有聽到吉他的樂聲。
比這一帶的人更使我感興趣的是堂亞曆山大的徹底改變。
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個和藹謹慎的老先生；在喀裡多尼亞卻成了一個嚴厲的族長，像是大家的長輩。
星期日上午，他給雇工們朗讀《聖經》，盡管他們一點也聽不懂。
一天晚上，工頭（一個接替他父親的青年人）來報告我們說有個臨時工和雇工在拼刀子。
堂亞曆山大不慌不忙地站起來。
他到了有不少人圍觀的圈子，掏出身邊經常攜帶的匕首交給那個哆哆嗦嗦的工頭，站到那兩把寒光閃閃的刀子中間。
然後我聽到他命令說： &ldquo把刀放下，孩子們。
&rdquo 然後用同樣平靜的聲調又說： &ldquo現在你們兩個握握手，規規矩矩的。
我這裡不準胡鬧。
&rdquo 兩個人服從了。
第二天，我聽說堂亞曆山大辭退了工頭。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來。
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諾斯艾利斯。
不知道費爾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這種恐懼，但是我們常談到阿根廷，談我們回去之後想做些什麼。
我懷念九月十一日廣場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築門口的獅子塑像，懷念我不常去的一家雜貨鋪的燈光。
我騎術相當好，時常騎馬出去，跑許多路。
我還記得我常騎的白花黑馬，現在多半已死了。
某個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許到過巴西，因為邊境隻是一道有界石的線。
我學會了不再計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亞曆山大突然通知我們： &ldquo我們早些睡。
明天一早趁涼快動身。
&rdquo 回到河下遊之後，我感到高興，想起喀裡多尼亞莊園居然有點親切。
我們恢複了每星期六的會議。
春天的一次會上，特威爾要求發言。
他以慣用的華麗辭藻說世界代表大會的圖書館不能隻限于收集工具參考書，世界各國、各種語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曆史見證，我們如果忽視就太危險了。
他的發言當場通過，費爾南德斯·伊拉拉和身為拉丁文教授的克魯斯博士承擔了挑選必要書目的任務。
特威爾已經和尼倫斯坦談過這件事。
在那個時代，巴黎城是每個阿根廷人的烏托邦。
我們中間最想去巴黎的或許是費爾明·埃古倫，其次是費爾南德斯·伊拉拉，他們的動機卻不一樣。
對于《大理石雕》詩集的作者來說，巴黎就是魏爾蘭和勒孔特·德·李勒[11]；對于埃古倫說來，巴黎是胡甯街高檔的延伸。
我覺得埃古倫同特威爾取得了默契。
特威爾在另一次會議上提出大會代表應該用哪一種工作語言，并且建議派兩名代表分赴倫敦和巴黎了解背景。
為了裝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經遲疑後又提他的朋友埃古倫。
堂亞曆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我想上文已經說過雷恩開始教我浩如煙海的英文，作為我教他意大利語的交換。
他盡可能略去語法和為初學者準備的句型，直接進入形式要求簡練的詩歌。
我最初同那以後充實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觸，是斯蒂文森[12]精彩的小詩《墓志銘》，然後是帕西[13]用以揭示莊重的十八世紀的民謠。
我去倫敦前不久讀了斯溫伯恩光彩奪目的詩篇，它們使我像犯了過錯似的對伊拉拉的英雄體詩是否卓越産生了懷疑。
我是一九○二年一月初到倫敦的，我記得雪花飄落在臉上的愛撫感，我以前沒有見過雪，因此特别高興。
幸好我沒有同埃古倫一起旅行。
我住在不列颠博物館後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館附屬的圖書室，尋找适合世界代表大會使用的語言。
我沒有忽略世界性的語言，我涉獵了世界語[14]和沃拉普克[15]，《情感曆法》雜志把前者稱為&ldquo平等、簡單、經濟&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