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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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格施泰因(哈根)的陳述。
見《糾紛案》第六次會議，半成品協會，第444頁。
42格施泰因的陳述。
同上書，第445頁。
43同上書，第447頁。
格施泰因的陳述也表明(同上書，第556頁)，另一方面，大工廠對待它們較小的供應者有時是多麼嚴厲：&ldquo一家擁有礦山的大冶煉廠為訂購自己的工具材料制定了苛刻的條件，其中包括報價，并進一步規定：在數量方面，我們根據1904年的需要，沒有義務購買任何特定的數量。
按我們的要求交貨。
&rdquo 44《德國印刷紙廠聯合會的糾紛案》第Ⅳ冊，經理羅伊特的陳述，第110頁以下。
45&ldquo因此，辛迪加的任務是消除印刷紙貿易中的這種批發商。
在成功地通過締結辛迪加排除在其他紙張之外也經營印刷紙的大量代理商以後，卻仍然存在大量的經營印刷紙的商人。
因此，辛迪加的任務就不僅是拒絕向從事投機的商行提供印刷紙，而且也防止新的在印刷業範圍内出現商人。
于是，在許多情況下，辛迪加拒絕向那些在辛迪加存在時剛剛想把自己的商業擴大到印刷紙上的紙張商行出售印刷紙。
&rdquo(同上書，第111頁。
) 46《糾紛案》第1冊，第94頁以下。
1899年秋天，德國焦炭辛迪加迫使它的主顧購滿1900和1901兩年的需要量。
順便指出，辛迪加這時利用它的權力，把在1899年2月就已經确定為14馬克的1900年的價格提高到17馬克，作為上述兩年的價格。
在不如此就得不到焦炭的威脅下，各冶煉廠不得不同意締約。
這一事例之所以使人感興趣，是因為它表明，辛迪加對危機所能産生的影響是多麼小。
這些協定是在1899年即大約27個月之前簽訂的，1900年中期行情低落，1901年是一個危機年頭，但焦炭的最高價格卻得到保證。
因此，危機對加工工業的影響異常嚴重。
(《糾紛案》，第三次會議，第638、655、664頁) 47工業委員會：《關于托拉斯和産業聯合的初步報告》，第223頁。
48同上書，第63頁。
&ldquo我毫不關心你們的倫理觀&rdquo。
他補充說，為排除競争而制定低廉的價格，這是正确的商業原則。
因為像他後來所認為的那樣，托拉斯不是為競争者的健康而設置的事業(第223頁)。
49請聽聽對農場主聯盟比較親近的《德國農業通信》(1899年第8号)所報道的懲罰威脅： &ldquo拒絕加入協會的德國釀造業者，喪失了要求受到職業尊重的權利。
這幫先生們應被打上永久的烙印。
如果後來他們的錢包被洗劫一空，對這些正人君子的懲罰也不會比他們理應受到的唾棄更嚴重。
&rdquo 50《糾紛案》。
總書記克普克的陳述。
51《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Ⅰ卷第464頁。
貼現公司總經理魯塞爾的話。
52《社會科學詞典》第181頁以下。
53《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151頁。
範·居爾彭的陳述。
但是，不僅僅是這種時候。
V.瓜伊塔先克斷言：&ldquo如果他們使他(地方銀行家)的生計發生困難，那麼，他就不得不經營比以前可能經營更多的純投機證券。
&rdquo(同上書，第759頁) 54《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169頁。
55美國糖業托拉斯是哈韋邁爾在1887年通過15個小公司的合并組建的，這些小公司申報它們的總資本為650萬美元。
托拉斯的股份資本被确定為5000萬美元。
托拉斯立即提高精糖的價格而降低粗糖的價格。
1888年進行的調查表明，托拉斯在一噸精糖中約賺14美元，這可使它支付對全部股份資本10％的股息，即公司創立時實際付進的實際資本的70％左右。
另外，托拉斯有時還能支付額外股息，并留存大量的準備金。
現在，托拉斯擁有9000萬美元的股份資本，其中一半是有權獲得7％的累積股息的優先股，另一半是現在同樣掙得7％的普通股。
(1909年7月1日《柏林日報》)在《産業調查委員會關于托拉斯和工業聯合制企業的報告》中，也有大量事例。
56這裡所說的&ldquo資本價格&rdquo，等于資本化的利潤。
57實際上，&ldquo高利貸，即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轉入高利貸者手中，是資本積累的主要手段之一。
但是，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或多或少同土地所有者攜手共同反對資本的這種古舊的形式&rdquo(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Ⅰ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395頁)。
58同時，卡特爾利潤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
它是由無償勞動、剩餘價值構成的，但其中一部分是由其他資本家雇傭的工人生産出的剩餘價值構成的。
59這裡不是指社會總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而僅僅是指非卡特爾化産業中的平均有機構成。
60在下述情況下，卡特爾的超額利潤采取了一種有趣的形式。
19世紀90年代以前，德國工業中制鞋機器的供應差不多全掌握在美國之手。
向德國供貨的美國制鞋機器制造廠聯合成為&ldquo德國聯合制鞋機器公司&rdquo(DVSG)。
機器并不出賣，而是根據一定的租金出租。
如果制鞋廠主希望獲得機器，那就要簽定5&mdash20年的一份合同。
&rdquo合同規定，供貨公司有義務安裝機器、免費修理、供應所有新的設備以及以廉價提供零部件。
相反地，制鞋廠主支付大約相當于機器制造價格的一次性基本費，此外還繼續支付機器每運轉1000次的一定付費。
&hellip&hellip這種付費&hellip&hellip意味着，制鞋廠主向DVSG支付每雙長靴15&mdash25芬尼。
這是一筆貢金，其大小在我們獲悉下述情況時才能理解：例如，在1907年，埃爾富特的三個總共擁有885個工人和主要利用這種機器的制鞋廠，為這種利用一年支付61300馬克。
&rdquo(卡爾·雷埃：《德國制鞋大工業》第32頁)饒有興趣的是：這些機器的利用給德國制鞋廠主提供了超額利潤，因為它以此賦予他們以壓倒其競争者的優勢。
美國托拉斯強迫他們把這種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否則使用這種機器的動機就不存在了)轉讓給托拉斯。
每年支付租金的契約，使購買機器比較容易，也加強了制鞋廠主對托拉斯的依賴，因為他們被束縛于這種機器上。
這種機器的一切改良被立即加以應用，提高了超額利潤，從而增加了制鞋廠主的銷售額，也增加了向托拉斯的付費。
這樣，托拉斯便把别人的超額利潤的一部分轉化為自己的超額利潤。
因此，改良技術所獲得的利益，最大部分歸于托拉斯，較小部分歸于機器的使用者，最小的部分歸于消費者。
見《糾紛案》第六次會議，半成品協會，第444頁。
42格施泰因的陳述。
同上書，第445頁。
43同上書，第447頁。
格施泰因的陳述也表明(同上書，第556頁)，另一方面，大工廠對待它們較小的供應者有時是多麼嚴厲：&ldquo一家擁有礦山的大冶煉廠為訂購自己的工具材料制定了苛刻的條件，其中包括報價，并進一步規定：在數量方面，我們根據1904年的需要，沒有義務購買任何特定的數量。
按我們的要求交貨。
&rdquo 44《德國印刷紙廠聯合會的糾紛案》第Ⅳ冊，經理羅伊特的陳述，第110頁以下。
45&ldquo因此，辛迪加的任務是消除印刷紙貿易中的這種批發商。
在成功地通過締結辛迪加排除在其他紙張之外也經營印刷紙的大量代理商以後，卻仍然存在大量的經營印刷紙的商人。
因此，辛迪加的任務就不僅是拒絕向從事投機的商行提供印刷紙，而且也防止新的在印刷業範圍内出現商人。
于是，在許多情況下，辛迪加拒絕向那些在辛迪加存在時剛剛想把自己的商業擴大到印刷紙上的紙張商行出售印刷紙。
&rdquo(同上書，第111頁。
) 46《糾紛案》第1冊，第94頁以下。
1899年秋天，德國焦炭辛迪加迫使它的主顧購滿1900和1901兩年的需要量。
順便指出，辛迪加這時利用它的權力，把在1899年2月就已經确定為14馬克的1900年的價格提高到17馬克，作為上述兩年的價格。
在不如此就得不到焦炭的威脅下，各冶煉廠不得不同意締約。
這一事例之所以使人感興趣，是因為它表明，辛迪加對危機所能産生的影響是多麼小。
這些協定是在1899年即大約27個月之前簽訂的，1900年中期行情低落，1901年是一個危機年頭，但焦炭的最高價格卻得到保證。
因此，危機對加工工業的影響異常嚴重。
(《糾紛案》，第三次會議，第638、655、664頁) 47工業委員會：《關于托拉斯和産業聯合的初步報告》，第223頁。
48同上書，第63頁。
&ldquo我毫不關心你們的倫理觀&rdquo。
他補充說，為排除競争而制定低廉的價格，這是正确的商業原則。
因為像他後來所認為的那樣，托拉斯不是為競争者的健康而設置的事業(第223頁)。
49請聽聽對農場主聯盟比較親近的《德國農業通信》(1899年第8号)所報道的懲罰威脅： &ldquo拒絕加入協會的德國釀造業者，喪失了要求受到職業尊重的權利。
這幫先生們應被打上永久的烙印。
如果後來他們的錢包被洗劫一空，對這些正人君子的懲罰也不會比他們理應受到的唾棄更嚴重。
&rdquo 50《糾紛案》。
總書記克普克的陳述。
51《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Ⅰ卷第464頁。
貼現公司總經理魯塞爾的話。
52《社會科學詞典》第181頁以下。
53《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151頁。
範·居爾彭的陳述。
但是，不僅僅是這種時候。
V.瓜伊塔先克斷言：&ldquo如果他們使他(地方銀行家)的生計發生困難，那麼，他就不得不經營比以前可能經營更多的純投機證券。
&rdquo(同上書，第759頁) 54《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Ⅱ卷第2169頁。
55美國糖業托拉斯是哈韋邁爾在1887年通過15個小公司的合并組建的，這些小公司申報它們的總資本為650萬美元。
托拉斯的股份資本被确定為5000萬美元。
托拉斯立即提高精糖的價格而降低粗糖的價格。
1888年進行的調查表明，托拉斯在一噸精糖中約賺14美元，這可使它支付對全部股份資本10％的股息，即公司創立時實際付進的實際資本的70％左右。
另外，托拉斯有時還能支付額外股息，并留存大量的準備金。
現在，托拉斯擁有9000萬美元的股份資本，其中一半是有權獲得7％的累積股息的優先股，另一半是現在同樣掙得7％的普通股。
(1909年7月1日《柏林日報》)在《産業調查委員會關于托拉斯和工業聯合制企業的報告》中，也有大量事例。
56這裡所說的&ldquo資本價格&rdquo，等于資本化的利潤。
57實際上，&ldquo高利貸，即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轉入高利貸者手中，是資本積累的主要手段之一。
但是，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或多或少同土地所有者攜手共同反對資本的這種古舊的形式&rdquo(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Ⅰ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395頁)。
58同時，卡特爾利潤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
它是由無償勞動、剩餘價值構成的，但其中一部分是由其他資本家雇傭的工人生産出的剩餘價值構成的。
59這裡不是指社會總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而僅僅是指非卡特爾化産業中的平均有機構成。
60在下述情況下，卡特爾的超額利潤采取了一種有趣的形式。
19世紀90年代以前，德國工業中制鞋機器的供應差不多全掌握在美國之手。
向德國供貨的美國制鞋機器制造廠聯合成為&ldquo德國聯合制鞋機器公司&rdquo(DVSG)。
機器并不出賣，而是根據一定的租金出租。
如果制鞋廠主希望獲得機器，那就要簽定5&mdash20年的一份合同。
&rdquo合同規定，供貨公司有義務安裝機器、免費修理、供應所有新的設備以及以廉價提供零部件。
相反地，制鞋廠主支付大約相當于機器制造價格的一次性基本費，此外還繼續支付機器每運轉1000次的一定付費。
&hellip&hellip這種付費&hellip&hellip意味着，制鞋廠主向DVSG支付每雙長靴15&mdash25芬尼。
這是一筆貢金，其大小在我們獲悉下述情況時才能理解：例如，在1907年，埃爾富特的三個總共擁有885個工人和主要利用這種機器的制鞋廠，為這種利用一年支付61300馬克。
&rdquo(卡爾·雷埃：《德國制鞋大工業》第32頁)饒有興趣的是：這些機器的利用給德國制鞋廠主提供了超額利潤，因為它以此賦予他們以壓倒其競争者的優勢。
美國托拉斯強迫他們把這種超額利潤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否則使用這種機器的動機就不存在了)轉讓給托拉斯。
每年支付租金的契約，使購買機器比較容易，也加強了制鞋廠主對托拉斯的依賴，因為他們被束縛于這種機器上。
這種機器的一切改良被立即加以應用，提高了超額利潤，從而增加了制鞋廠主的銷售額，也增加了向托拉斯的付費。
這樣，托拉斯便把别人的超額利潤的一部分轉化為自己的超額利潤。
因此，改良技術所獲得的利益，最大部分歸于托拉斯，較小部分歸于機器的使用者，最小的部分歸于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