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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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制度把它表現出來，以及提供給它擴大和深化的可能性。
&rdquo(耶德爾斯：《德國大銀行同産業的關系》，1905年萊比錫版，第180頁。
) 耶德爾斯提供了如下的一張表(1903年)，說明一些銀行在股份大公司中的代表人數(見下頁表)。
這就是說，從整個來看，僅僅柏林的六家大銀行就掌握了751個監事的職位。
按最近的董事和監事會成員的名錄(1909年)，這種職位在德國有 德意志銀行貼現公司達姆施塔德銀行德累斯頓銀行沙福豪森聯合銀行柏林商業公司總計 董事1013151536840344 監事120615080623440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19210113313074751 12000個。
但是，2918個監事職位僅僅掌握179個人手中。
柏林商社的卡爾·菲爾斯滕貝格先生保持了占44個職位的紀錄。
德累斯頓銀行的歐根·古特曼先生占了35個職位。
一般說來，出任監事會成員的各種職業中，銀行業出任最多，因此兼職最多的也是銀行業。
關于這一點的詳細材料，參見奧伊倫堡的前述文章。
當然，同樣的現象也出現于美國。
1906年，約·皮·摩根公司出任了5個銀行、50條鐵路、3個航運公司、8個信托公司、8個保險公司和40個産業企業的董事會成員(施泰尼策爾：《股份公司的經濟理論》，1908年萊比錫版，第158頁)。
19相反地，法律虛拟意義上的監督，根本不起作用。
例如&ldquo柏林電燈和電力設備股份公司&rdquo總會主席直截了當地說：&ldquo以為某監事會或監事會成員會作法律規定他們作的事情，那就錯了。
立法者制定這一法律時，并不知道他們做了些什麼。
想想看，竟要監事會的一員或整個監事會，僅僅在一天時間裡，巡視我們的一個大公司的所有的企業部門!當一個人在一個地方進行監督的時候，而在其他十個地方可能鑄成了大錯。
監事會隻能指出管理公司的大的原則。
它可以監督管理部門，使它們不做違反法律和章程的事。
審查細節是檢查委員會的事情。
&rdquo(1908年11月28日的《柏林日報》) 20這裡所說的社會資本指的是：私人企業家受個别資本量的限制，而股份公司則受整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為了新的使用而遊離出來的貨币資本的限制。
21&ldquo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貫徹自己的積聚趨勢所掌握的最銳利、最可靠、因而也是最有效的武器。
而股份公司本身已經是一種完成的積聚：把小額的和分散的、本身多多少少被生産性使用排除在外的财産部分集合為一筆巨大的總資本，這一總資本本身在統一管理下用于經濟的即生産的目的，并且也是适宜于這種目的的。
而由于股票容易讓渡和承襲，其次由于股份公司通過差不多完全擺脫了企業家個人而比其他企業形式在高得多的程度上提供了較長壽命的可能性，最後由于對集合的資本所期待的股息(在理論上)沒有限制，所以股份公司也實際地對可以支配的資本發生了異常強大的吸引力。
因此，股份公司具有比任何其他企業形式更大的可能性，通過增加資本來滿足自己的信用需要和擴張需要。
而籌措資本的容易程度，當然又引起增大資本的趨勢，而且是按照越來越大的比例，因為無論是在工商業領域還是在銀行業領域，這似乎都成為一條經濟規律：一倍的資本使一倍以上的生産和一倍以上的銷售(注意：但并不直接也是一倍的盈利)成為可能，因此增大資本的趨勢随這種資本的增長而加強，從而在較大資本的場合遠比較小資本顯著。
&rdquo(裡斯納：《德國大銀行發展史》，第152頁) 22&ldquo尤其是關于股份公司的競争，1886年委員會聽到特别多的抱怨。
許多見證人斷言：商品價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股份公司在許多生産部門内過度地普及。
股份公司即使沒有利潤也能繼續經營，因為領導事業的人(董事、監事等等)所關心的，是不考慮盈利而繼續生産。
&rdquo(杜岡&mdash巴拉諾夫斯基：《英國商業危機的理論和曆史的研究》，1901年耶拿版，第162頁) 2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6頁。
24關于這兩個概念的區别，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頁以下。
25銀行資本增大的這種趨勢，還可以通過法律的幹預而加強。
例如，德國股票法規定：在私人企業向股份公司轉化的時候，創業後一年，股票才允許進入交易所交易。
其結果是：銀行資本在一年間不能被動員，因而在這一年内繼續向産業資本轉化，不能再采取貨币形式。
因此，特别是對大企業來說，創業活動成為擁有巨額自有資本的整個大銀行的壟斷。
同時，銀行業集中的趨勢也因此而受到促進。
于是，創業利潤也落到這些大銀行手中。
26見愛德華·舍伍德·米德：《托拉斯金融》，1907年紐約版，第243頁。
27參見威·普裡庸的富有教益的著作：《德國票據貼現業務》，1907年萊比錫版。
28注意：我們這裡所說的完全不是所謂的差額交易，在這種交易中,不發生有價證券的實際轉讓，投機通過市價差額的支付而完成。
相反地，任何投機盈利都是經濟意義上的差額利潤。
在這方面，作為基礎的交易所交易的技術是無關緊要的，正如資本家和一部分經濟學家把所有資本主義利潤看作差額，而對它是産業利潤或商業利潤、地租、利息、投機盈利都無所謂一樣。
29不僅在相同的方向上，而且也在相同的時間和相同的程度上。
因為隻有在一個人後來按比另一個人現在出賣時更高的價格購買證券時，或一個人現在付出比另一個人已經賣出的更高的價格的時候，投機盈利才能産生。
30對此，這裡舉一個适當的例子：&ldquo最近，出現了關于芬尼克斯公司接受了美國一大批鋼管訂貨的報道，據稱價值達數百萬馬克。
交易所輕信了這個報道，提高了我們國内礦山股票的市價，特别是芬尼克斯公司股票的市價。
交易所的确知道，美國市場狀況目前有不小的好轉&hellip&hellip但是，在國内其他地方，在工業區，特别是在芬尼克斯公司的管理部，都對這種離奇的報道付之一笑，而這一報道卻在柏林的交易所裡引起很大的振奮。
一個連一噸鋼管也不生産的、在德國鋼鐵同盟的鋼管裡連一根也不占有的企業，硬是被瞎說接受了一批訂貨，幾百萬馬克的訂貨，而且還是美國付款的。
這是一場拙劣的騙局。
&rdquo(1909年7月15日《柏林日報》) 因此，當阿恩霍爾德先生(《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一部分第444頁)侈談投機的思想活動時，毋甯說是對聽衆的思想活動進行投機。
此外，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對大量小投機家和公衆中的參加者來說，投機是偶然的和沒有規則的。
31關于狹義的生産勞動概念，參見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422頁以下。
32按卡爾納的用語，這是沒有規範的同時變化的法律制度的職能變化(見《馬克思研究》第1卷第81頁) 33最近時期的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恐怕就是鋼鐵托拉斯在1907年秋恐慌時接收了它的最主要的競争者坦内西鋼鐵和煤炭公司。
在1907年11月17日的《柏林日報》上，一名激憤的作者關于這一點寫道：&ldquo現在，從消息靈通人士方面證實，數日前被派往華盛頓的約·皮爾龐特·摩根的兩名代表(愛·亨·加裡［鋼鐵托拉斯］和亨·查·弗裡克)向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下述最後通牒：要麼安然聽任摩根的托拉斯吸收坦内西的鋼鐵和煤炭公司，答應政府不再按現行的反托拉斯法采取預防行動；要麼就得遭受國内所發生的最嚴重的恐慌，也許要伴随全部銀行的歇業。
這種在最激烈和最危險的經濟災難時刻冒險向國家總統瞄準的火器，當然是不會不奏效的。
總統屈從于危急情況，不得不拱手把自己的權力交給交易所。
他被粗暴地脅迫，暫時放棄他作為國家頭
&rdquo(耶德爾斯：《德國大銀行同産業的關系》，1905年萊比錫版，第180頁。
) 耶德爾斯提供了如下的一張表(1903年)，說明一些銀行在股份大公司中的代表人數(見下頁表)。
這就是說，從整個來看，僅僅柏林的六家大銀行就掌握了751個監事的職位。
按最近的董事和監事會成員的名錄(1909年)，這種職位在德國有 德意志銀行貼現公司達姆施塔德銀行德累斯頓銀行沙福豪森聯合銀行柏林商業公司總計 董事1013151536840344 監事120615080623440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19210113313074751 12000個。
但是，2918個監事職位僅僅掌握179個人手中。
柏林商社的卡爾·菲爾斯滕貝格先生保持了占44個職位的紀錄。
德累斯頓銀行的歐根·古特曼先生占了35個職位。
一般說來，出任監事會成員的各種職業中，銀行業出任最多，因此兼職最多的也是銀行業。
關于這一點的詳細材料，參見奧伊倫堡的前述文章。
當然，同樣的現象也出現于美國。
1906年，約·皮·摩根公司出任了5個銀行、50條鐵路、3個航運公司、8個信托公司、8個保險公司和40個産業企業的董事會成員(施泰尼策爾：《股份公司的經濟理論》，1908年萊比錫版，第158頁)。
19相反地，法律虛拟意義上的監督，根本不起作用。
例如&ldquo柏林電燈和電力設備股份公司&rdquo總會主席直截了當地說：&ldquo以為某監事會或監事會成員會作法律規定他們作的事情，那就錯了。
立法者制定這一法律時，并不知道他們做了些什麼。
想想看，竟要監事會的一員或整個監事會，僅僅在一天時間裡，巡視我們的一個大公司的所有的企業部門!當一個人在一個地方進行監督的時候，而在其他十個地方可能鑄成了大錯。
監事會隻能指出管理公司的大的原則。
它可以監督管理部門，使它們不做違反法律和章程的事。
審查細節是檢查委員會的事情。
&rdquo(1908年11月28日的《柏林日報》) 20這裡所說的社會資本指的是：私人企業家受個别資本量的限制，而股份公司則受整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的、為了新的使用而遊離出來的貨币資本的限制。
21&ldquo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貫徹自己的積聚趨勢所掌握的最銳利、最可靠、因而也是最有效的武器。
而股份公司本身已經是一種完成的積聚：把小額的和分散的、本身多多少少被生産性使用排除在外的财産部分集合為一筆巨大的總資本，這一總資本本身在統一管理下用于經濟的即生産的目的，并且也是适宜于這種目的的。
而由于股票容易讓渡和承襲，其次由于股份公司通過差不多完全擺脫了企業家個人而比其他企業形式在高得多的程度上提供了較長壽命的可能性，最後由于對集合的資本所期待的股息(在理論上)沒有限制，所以股份公司也實際地對可以支配的資本發生了異常強大的吸引力。
因此，股份公司具有比任何其他企業形式更大的可能性，通過增加資本來滿足自己的信用需要和擴張需要。
而籌措資本的容易程度，當然又引起增大資本的趨勢，而且是按照越來越大的比例，因為無論是在工商業領域還是在銀行業領域，這似乎都成為一條經濟規律：一倍的資本使一倍以上的生産和一倍以上的銷售(注意：但并不直接也是一倍的盈利)成為可能，因此增大資本的趨勢随這種資本的增長而加強，從而在較大資本的場合遠比較小資本顯著。
&rdquo(裡斯納：《德國大銀行發展史》，第152頁) 22&ldquo尤其是關于股份公司的競争，1886年委員會聽到特别多的抱怨。
許多見證人斷言：商品價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股份公司在許多生産部門内過度地普及。
股份公司即使沒有利潤也能繼續經營，因為領導事業的人(董事、監事等等)所關心的，是不考慮盈利而繼續生産。
&rdquo(杜岡&mdash巴拉諾夫斯基：《英國商業危機的理論和曆史的研究》，1901年耶拿版，第162頁) 2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6頁。
24關于這兩個概念的區别，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7頁以下。
25銀行資本增大的這種趨勢，還可以通過法律的幹預而加強。
例如，德國股票法規定：在私人企業向股份公司轉化的時候，創業後一年，股票才允許進入交易所交易。
其結果是：銀行資本在一年間不能被動員，因而在這一年内繼續向産業資本轉化，不能再采取貨币形式。
因此，特别是對大企業來說，創業活動成為擁有巨額自有資本的整個大銀行的壟斷。
同時，銀行業集中的趨勢也因此而受到促進。
于是，創業利潤也落到這些大銀行手中。
26見愛德華·舍伍德·米德：《托拉斯金融》，1907年紐約版，第243頁。
27參見威·普裡庸的富有教益的著作：《德國票據貼現業務》，1907年萊比錫版。
28注意：我們這裡所說的完全不是所謂的差額交易，在這種交易中,不發生有價證券的實際轉讓，投機通過市價差額的支付而完成。
相反地，任何投機盈利都是經濟意義上的差額利潤。
在這方面，作為基礎的交易所交易的技術是無關緊要的，正如資本家和一部分經濟學家把所有資本主義利潤看作差額，而對它是産業利潤或商業利潤、地租、利息、投機盈利都無所謂一樣。
29不僅在相同的方向上，而且也在相同的時間和相同的程度上。
因為隻有在一個人後來按比另一個人現在出賣時更高的價格購買證券時，或一個人現在付出比另一個人已經賣出的更高的價格的時候，投機盈利才能産生。
30對此，這裡舉一個适當的例子：&ldquo最近，出現了關于芬尼克斯公司接受了美國一大批鋼管訂貨的報道，據稱價值達數百萬馬克。
交易所輕信了這個報道，提高了我們國内礦山股票的市價，特别是芬尼克斯公司股票的市價。
交易所的确知道，美國市場狀況目前有不小的好轉&hellip&hellip但是，在國内其他地方，在工業區，特别是在芬尼克斯公司的管理部，都對這種離奇的報道付之一笑，而這一報道卻在柏林的交易所裡引起很大的振奮。
一個連一噸鋼管也不生産的、在德國鋼鐵同盟的鋼管裡連一根也不占有的企業，硬是被瞎說接受了一批訂貨，幾百萬馬克的訂貨，而且還是美國付款的。
這是一場拙劣的騙局。
&rdquo(1909年7月15日《柏林日報》) 因此，當阿恩霍爾德先生(《德國交易所調查報告》第一部分第444頁)侈談投機的思想活動時，毋甯說是對聽衆的思想活動進行投機。
此外，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對大量小投機家和公衆中的參加者來說，投機是偶然的和沒有規則的。
31關于狹義的生産勞動概念，參見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冊第422頁以下。
32按卡爾納的用語，這是沒有規範的同時變化的法律制度的職能變化(見《馬克思研究》第1卷第81頁) 33最近時期的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恐怕就是鋼鐵托拉斯在1907年秋恐慌時接收了它的最主要的競争者坦内西鋼鐵和煤炭公司。
在1907年11月17日的《柏林日報》上，一名激憤的作者關于這一點寫道：&ldquo現在，從消息靈通人士方面證實，數日前被派往華盛頓的約·皮爾龐特·摩根的兩名代表(愛·亨·加裡［鋼鐵托拉斯］和亨·查·弗裡克)向羅斯福總統提交了下述最後通牒：要麼安然聽任摩根的托拉斯吸收坦内西的鋼鐵和煤炭公司，答應政府不再按現行的反托拉斯法采取預防行動；要麼就得遭受國内所發生的最嚴重的恐慌，也許要伴随全部銀行的歇業。
這種在最激烈和最危險的經濟災難時刻冒險向國家總統瞄準的火器，當然是不會不奏效的。
總統屈從于危急情況，不得不拱手把自己的權力交給交易所。
他被粗暴地脅迫，暫時放棄他作為國家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