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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必須是既定的，必須是固定的量。
邊際效用理論力圖以供給不變為前提，因而從一定的儲備出發，也是由此而來。
因此，當熊彼特(《理論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和主要内容》，1908年萊比錫版)努力保衛邊際效用理論而最終把政治經濟學歸結為靜态的學說時，是完全首尾一貫的。
但是，政治經濟學必然是動态的學說，必然是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規律的學說。
實際上，這樣便很好地和極其尖銳地表述了同馬克思主義的對立，但同時也同樣表明了邊際效用理論的毫無結果，按海德曼的俏皮話說，就是：最終效用的最終無效用(thefinafutilityoffinalutility)。
從經濟學上說明供給量，即說明生産量的經濟規律性，還有困難。
需求本身是由生産及其分配以及社會産品分配的規律決定的。
在決定利息率的原因方面，困難也僅僅在于說明那些決定供給量的因素。
86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65頁。
87就現有的可以比較的經驗材料來看，根本不支持利息率下降的教條。
斯密曾指出：在荷蘭，在他那個時期，政府支付2％的利息，有信用的私人支付3％的利息。
在英國，在上次戰争(1673年)後的一段時間内，不僅最有信用的私人，而且倫敦的最大的幾家商店，通常都支付5％的利息；而他們在此以前常常最多支付4％到4.5％的利息。
圖克引用了後一材料，對此指出：&ldquo1764年，四分息的國庫證券下降到平價以下；海軍證券決定9.625％的貼現率；三分息的公債，1763年3月達96，10月則下降至80。
但是1765年，三分息的國庫證券(其中包括新發行的)一般達到平價，有時超過平價；三分息公債提高到92。
&rdquo此外，施穆勤(《一般國民經濟學大綱》，第二卷第207頁)指出，三分息的公債1767年已經達到107。
還服從于其他決定原因的國家證券的市價，當然不是利息率水平的絕對可靠的尺度，但總還是應該注意。
但是，對發券銀行貼現率的考察，也看不出同樣下降的趨勢。
我們從1907年11月26日和27日《柏林日報》上阿爾弗雷德·施沃納博士的一篇頗有興趣的文章《從統計的角度看利息率和危機》中，借用如下一張圖表：K表示危機年份，但1895年和1882年&ldquo邦圖破産&rdquo是純粹的投機危機： 最近55年中歐洲四個主要銀行的平均貼現率： 英格蘭銀行法蘭西銀行德意志帝國銀行(1874年到1875年是普魯士銀行)奧匈銀行(以前是國立銀行) 1907(頭10個月)3.35.724.72 19064.273.05.124.4 19053.0833.823.68 19043.334.23.5 19033.7633.773.5 19023.3333.323.55 K19013.934.14.08 K19003.943.25.334.58 18993.753.065.045.04 18983.192.24.274.16 18972.6423.814 18962.4823.664.09 K189522.13.144.3 18942.112.53.124.08 18933.062.54.074.24 K18922.522.73.24.02 K18913.3533.784.4 18904.6934.524.48 18893.553.163.684.19 18883.33.13.324.17 18873.3433.414.12 18863.0533.284 18852.9234.124 18842.96344 18833.583.084.44.11 K18824.143.84.544.02 18813.483.844.424 18802.762.814.244 18792.382.583.074.33 18783.752.24.345 18772.852.264.425 18762.623.44.165 18753.2544.714.6 18743.754.34.384.87 K18734.755.154.955.22 18724.125.154.295.55 18712.855.354.165.5 18703.123.94.405.44 18693.252.54.244.34 18682.252.544 18672.52.744 K186673.676.214.94 18654.753.664.965 18647.53.515.315 18634.54.635.085 18622.53.734.25 18615.255.864.25.06 18604.253.564.25.5 18592.753.474.25.12 185833.684.25 K18576.765.765 18565.85.54.945 18554.854.084.27 18545.14.374.364 18533.43.234.254 18522.53.1844 施沃納對這個表作如下說明： &ldquo此外，如果想由19世紀銀行貼現的統計中得出關于利息率運動的一般結論，那麼，事實表明，不可能證明一個向上或向下的一定趨勢。
4％以下的公定貼現率，隻是在時間的過程中才出現的，而且是按照國家的經濟發展或遲或早地出現的。
在這方面，英國遠遠走在其他國家前面。
在那裡，1845年已經第一次出現2％的銀行貼現。
在法蘭西銀行，1852年第一次出現了3％的利息率，1867年第一次出現2.5％的利息率，1877年第一次出現2％的利息率。
在柏林銀行，在上一世紀的20年代，已經出現3％的最低利息率，而在普魯士銀行和德意志帝國銀行的支配下，利息率在1880年第一次下降到4％以下。
在奧匈銀行中，1903年第一次出現3.5％的利息率，這是帝國在币制調整後所經曆的最初的蕭條時期。
因此，就利息率的界限随銀行組織和币制的技術的完成而向下運動這一點來說，應該認為是一種進步。
&rdquo 施沃耐爾還提供了下列數字： 最近50年中每10年的平均貼現率： 年代英格蘭銀行法蘭西銀行德意志帝國銀行奧匈銀行總平均 1897&mdash19063.522.854.284.053.67 1887&mdash18963.042.713.594.213.38 1877&mdash18863.192.964.114.263.63 1867&mdash18763.253.894.344.854.09 1857&mdash18664.824.484.835.064.79 &ldquo總平均在1857&mdash1866這10年間最高，是4.79％。
在1867&mdash1876這10年間，它降到4.09％，但仍然很高。
1877&mdash1886年，它跌到3.63％。
在1887&mdash1896的10年間，它是3.38％，達到谷底。
最後10年，平均為3.67％，高于前20年，但比産業和金融高漲的最初20年(1857&mdash1876)還低得多。
&rdquo 從所有這些材料可以得出結論:利息率的高低并不是以某種方式由利潤率決定的，而是由對貨币資本需求的大小決定的，正像這種需求受繁榮期的發展快慢、速度、強度和範圍的制約一樣。
在考察非常高的利息率時，情況總是表明，應該在貨币制度中尋求它的原因。
例如，在1799年，漢堡的貼現率提高到15％。
但是，隻有最好的票據和僅僅在有限的規模上，才能按這一比率貼現(圖克：《價格史》，第一卷第241頁)。
原因恰恰在于缺少有彈性的貨币體系，正像現在在美國利息率很高而又經曆巨大波動時所表明的那樣。
相反地，它們同利潤率的某些變化完全無關。
88&ldquo在使用貨币所獲較多的地方，對于貨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較多的報酬；在使用貨币所獲較少的地方，對于貨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較少的報酬。
&rdquo(斯密：《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81頁)亞當·斯密的這一原理雖然很清楚，但卻沒有被證明，而且也不正确。
邊際效用理論力圖以供給不變為前提，因而從一定的儲備出發，也是由此而來。
因此，當熊彼特(《理論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和主要内容》，1908年萊比錫版)努力保衛邊際效用理論而最終把政治經濟學歸結為靜态的學說時，是完全首尾一貫的。
但是，政治經濟學必然是動态的學說，必然是資本主義社會運動規律的學說。
實際上，這樣便很好地和極其尖銳地表述了同馬克思主義的對立，但同時也同樣表明了邊際效用理論的毫無結果，按海德曼的俏皮話說，就是：最終效用的最終無效用(thefinafutilityoffinalutility)。
從經濟學上說明供給量，即說明生産量的經濟規律性，還有困難。
需求本身是由生産及其分配以及社會産品分配的規律決定的。
在決定利息率的原因方面，困難也僅僅在于說明那些決定供給量的因素。
86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65頁。
87就現有的可以比較的經驗材料來看，根本不支持利息率下降的教條。
斯密曾指出：在荷蘭，在他那個時期，政府支付2％的利息，有信用的私人支付3％的利息。
在英國，在上次戰争(1673年)後的一段時間内，不僅最有信用的私人，而且倫敦的最大的幾家商店，通常都支付5％的利息；而他們在此以前常常最多支付4％到4.5％的利息。
圖克引用了後一材料，對此指出：&ldquo1764年，四分息的國庫證券下降到平價以下；海軍證券決定9.625％的貼現率；三分息的公債，1763年3月達96，10月則下降至80。
但是1765年，三分息的國庫證券(其中包括新發行的)一般達到平價，有時超過平價；三分息公債提高到92。
&rdquo此外，施穆勤(《一般國民經濟學大綱》，第二卷第207頁)指出，三分息的公債1767年已經達到107。
還服從于其他決定原因的國家證券的市價，當然不是利息率水平的絕對可靠的尺度，但總還是應該注意。
但是，對發券銀行貼現率的考察，也看不出同樣下降的趨勢。
我們從1907年11月26日和27日《柏林日報》上阿爾弗雷德·施沃納博士的一篇頗有興趣的文章《從統計的角度看利息率和危機》中，借用如下一張圖表：K表示危機年份，但1895年和1882年&ldquo邦圖破産&rdquo是純粹的投機危機： 最近55年中歐洲四個主要銀行的平均貼現率： 英格蘭銀行法蘭西銀行德意志帝國銀行(1874年到1875年是普魯士銀行)奧匈銀行(以前是國立銀行) 1907(頭10個月)3.35.724.72 19064.273.05.124.4 19053.0833.823.68 19043.334.23.5 19033.7633.773.5 19023.3333.323.55 K19013.934.14.08 K19003.943.25.334.58 18993.753.065.045.04 18983.192.24.274.16 18972.6423.814 18962.4823.664.09 K189522.13.144.3 18942.112.53.124.08 18933.062.54.074.24 K18922.522.73.24.02 K18913.3533.784.4 18904.6934.524.48 18893.553.163.684.19 18883.33.13.324.17 18873.3433.414.12 18863.0533.284 18852.9234.124 18842.96344 18833.583.084.44.11 K18824.143.84.544.02 18813.483.844.424 18802.762.814.244 18792.382.583.074.33 18783.752.24.345 18772.852.264.425 18762.623.44.165 18753.2544.714.6 18743.754.34.384.87 K18734.755.154.955.22 18724.125.154.295.55 18712.855.354.165.5 18703.123.94.405.44 18693.252.54.244.34 18682.252.544 18672.52.744 K186673.676.214.94 18654.753.664.965 18647.53.515.315 18634.54.635.085 18622.53.734.25 18615.255.864.25.06 18604.253.564.25.5 18592.753.474.25.12 185833.684.25 K18576.765.765 18565.85.54.945 18554.854.084.27 18545.14.374.364 18533.43.234.254 18522.53.1844 施沃納對這個表作如下說明： &ldquo此外，如果想由19世紀銀行貼現的統計中得出關于利息率運動的一般結論，那麼，事實表明，不可能證明一個向上或向下的一定趨勢。
4％以下的公定貼現率，隻是在時間的過程中才出現的，而且是按照國家的經濟發展或遲或早地出現的。
在這方面，英國遠遠走在其他國家前面。
在那裡，1845年已經第一次出現2％的銀行貼現。
在法蘭西銀行，1852年第一次出現了3％的利息率，1867年第一次出現2.5％的利息率，1877年第一次出現2％的利息率。
在柏林銀行，在上一世紀的20年代，已經出現3％的最低利息率，而在普魯士銀行和德意志帝國銀行的支配下，利息率在1880年第一次下降到4％以下。
在奧匈銀行中，1903年第一次出現3.5％的利息率，這是帝國在币制調整後所經曆的最初的蕭條時期。
因此，就利息率的界限随銀行組織和币制的技術的完成而向下運動這一點來說，應該認為是一種進步。
&rdquo 施沃耐爾還提供了下列數字： 最近50年中每10年的平均貼現率： 年代英格蘭銀行法蘭西銀行德意志帝國銀行奧匈銀行總平均 1897&mdash19063.522.854.284.053.67 1887&mdash18963.042.713.594.213.38 1877&mdash18863.192.964.114.263.63 1867&mdash18763.253.894.344.854.09 1857&mdash18664.824.484.835.064.79 &ldquo總平均在1857&mdash1866這10年間最高，是4.79％。
在1867&mdash1876這10年間，它降到4.09％，但仍然很高。
1877&mdash1886年，它跌到3.63％。
在1887&mdash1896的10年間，它是3.38％，達到谷底。
最後10年，平均為3.67％，高于前20年，但比産業和金融高漲的最初20年(1857&mdash1876)還低得多。
&rdquo 從所有這些材料可以得出結論:利息率的高低并不是以某種方式由利潤率決定的，而是由對貨币資本需求的大小決定的，正像這種需求受繁榮期的發展快慢、速度、強度和範圍的制約一樣。
在考察非常高的利息率時，情況總是表明，應該在貨币制度中尋求它的原因。
例如，在1799年，漢堡的貼現率提高到15％。
但是，隻有最好的票據和僅僅在有限的規模上，才能按這一比率貼現(圖克：《價格史》，第一卷第241頁)。
原因恰恰在于缺少有彈性的貨币體系，正像現在在美國利息率很高而又經曆巨大波動時所表明的那樣。
相反地，它們同利潤率的某些變化完全無關。
88&ldquo在使用貨币所獲較多的地方，對于貨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較多的報酬；在使用貨币所獲較少的地方，對于貨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較少的報酬。
&rdquo(斯密：《國民财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81頁)亞當·斯密的這一原理雖然很清楚，但卻沒有被證明，而且也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