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無産階級和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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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階級本身的行動，必然向無産階級指明奉行獨立的階級政策的道路，這種政策隻能以最後克服資本主義而告終。
隻要自由放任的原則還廣泛流行，隻要國家對經濟事物的幹預從而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組織的性質被掩蓋起來，就需要有較高程度的洞察力，以便理解政治鬥争的必然性。
正是在英國這樣一個不存在幹預的典型國家裡，獨立的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出現是那樣困難，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資本家階級直接地、毫無掩飾地和公然地占有國家組織，并以這種方式把它變為自己剝削利益的工具，以緻即使最後一個無産者也能感覺得到；他現在必然認識到，無産階級奪取政權是自己首要的和切身的利益，資本家階級對國家的明目張膽的攫取，迫使每一個無産者為奪取政權(這是結束自己受剝削地位的唯一手段)而努力。
反對帝國主義的鬥争激化了資産階級社會内一切階級的對立。
但是，作為資産階級最堅決的敵人的無産階級，得到其他階級的增援。
帝國主義最初也得到其他階級的支持，但最後卻把自己的擁護者趕跑了。
壟斷化越是進一步發展，超額利潤的重擔就越是壓在其他階級身上。
由托拉斯造成的物價昂貴，降低了這些階級的生活水平。
當食品價格上升的趨勢也推動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格提高時，尤其如此。
與此同時，賦稅的負擔也加重了。
這也打擊了中間階層。
這些中間階層越來越反叛了。
雇員們看到他們的前景日趨暗淡，越來越感到自己是受剝削的無産者。
甚至工商業的中間階層也注意到自己對卡特爾的隸屬關系，這種隸屬關系使他們變為單純拿傭金的代理人。
所有這些對立，在資本擴張進入緩慢發展時期，必然尖銳化到不堪承受的程度。
當股份公司和卡特爾的發展不再如此急劇地進行、新的創業利潤的産生從而對資本輸出的沖動減緩時，情況就是這樣。
當對外國的迅速開發由于引入資本主義而受到延緩時，對資本輸出的沖動也必然減弱。
對遠東的開發，加拿大、南非和南美的迅速發展，對資本主義的如此令人炫目的急劇發展起了主要作用；隻是從1895年以後，這種發展才被短暫的蕭條時期所打斷。
然而，如果說這種發展放慢了，那麼，卡特爾對國内市場的壓力必然更加尖銳地表現出來；因為正是在蕭條時期，集中進展得最快。
同時，随着世界市場擴大的放慢，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争奪自己的勢力範圍的對立更加尖銳。
當先前對競争開放的大市場(如英國)由于保護關稅的擴大而對其他國家的競争關閉時，情況就更嚴重。
戰争的危險加強了軍備和賦稅負擔，最終促使生活日益受到威脅的中間階層加入無産階級行列。
這樣，無産階級便能夠在國家權力的削弱和戰争沖突中摘取果實。
在建立在階級對抗基礎上的社會形态中，隻有統治階級已經把自己的權力集結到盡可能高的程度時，偉大的社會變革才能發生。
這是一個曆史規律。
統治階級的經濟權力，同時也總是意味着對人的權力，對人的勞動力的支配權。
但是，正因為如此，經濟的統治者也依賴于被統治者的權力。
因為這種統治者自己通過增強權力，同時也加強了那些在階級敵對狀态中同他們相對立的人的力量。
後者作為被統治者似乎是軟弱無力的，他們隻是在鬥争中，在推翻統治階級的權力中才能證明的力量，表現為潛在的力量；而統治者的力量則表現為完全明顯的力量。
隻有在兩種力量的較量中，即在革命時期，被壓迫者的力量才證明為實際力量。
經濟權力同時也意味着政治權力。
對經濟統治的同時也提供了對國家政權的權力手段的支配。
經濟領域中集中程度越高，對國家的控制越是不受限制。
一切國家權力手段的這種嚴密結合，表現為國家權力的最高發展。
國家表現為維護經濟統治的不可戰勝的工具，從而奪取政權也就同時表現為經濟解放的先決條件。
隻有當專制國家在克服了國内大領主的領地權力之後把一切權力集中于自己一身，而政權在少數最大地主手裡的集中本身形成專制王權的勝利的前提條件的時候，資産階級革命才開始。
同樣，無産階級的勝利也是同經濟權力在少數資本家巨頭或這些巨頭聯盟手裡的集中以及他們對國家政權的控制聯系在一起的。
金融資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經濟的或政治的權力在資本寡頭手上達到完成的最高階段。
它完成了資本巨頭的獨裁統治。
同時，它使一國民族資本支配者的獨裁統治同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利益越來越不相容，使國内的資本統治同受金融資本剝削的并起來鬥争的人民群衆的利益越來越不相容。
在這些敵對的利益的暴力沖突中，金融巨頭的獨裁統治将最終轉化為無産階級專政。
隻要自由放任的原則還廣泛流行，隻要國家對經濟事物的幹預從而國家作為階級統治組織的性質被掩蓋起來，就需要有較高程度的洞察力，以便理解政治鬥争的必然性。
正是在英國這樣一個不存在幹預的典型國家裡，獨立的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出現是那樣困難，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變化。
資本家階級直接地、毫無掩飾地和公然地占有國家組織，并以這種方式把它變為自己剝削利益的工具，以緻即使最後一個無産者也能感覺得到；他現在必然認識到，無産階級奪取政權是自己首要的和切身的利益，資本家階級對國家的明目張膽的攫取，迫使每一個無産者為奪取政權(這是結束自己受剝削地位的唯一手段)而努力。
反對帝國主義的鬥争激化了資産階級社會内一切階級的對立。
但是，作為資産階級最堅決的敵人的無産階級，得到其他階級的增援。
帝國主義最初也得到其他階級的支持，但最後卻把自己的擁護者趕跑了。
壟斷化越是進一步發展，超額利潤的重擔就越是壓在其他階級身上。
由托拉斯造成的物價昂貴，降低了這些階級的生活水平。
當食品價格上升的趨勢也推動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格提高時，尤其如此。
與此同時，賦稅的負擔也加重了。
這也打擊了中間階層。
這些中間階層越來越反叛了。
雇員們看到他們的前景日趨暗淡，越來越感到自己是受剝削的無産者。
甚至工商業的中間階層也注意到自己對卡特爾的隸屬關系，這種隸屬關系使他們變為單純拿傭金的代理人。
所有這些對立，在資本擴張進入緩慢發展時期，必然尖銳化到不堪承受的程度。
當股份公司和卡特爾的發展不再如此急劇地進行、新的創業利潤的産生從而對資本輸出的沖動減緩時，情況就是這樣。
當對外國的迅速開發由于引入資本主義而受到延緩時，對資本輸出的沖動也必然減弱。
對遠東的開發，加拿大、南非和南美的迅速發展，對資本主義的如此令人炫目的急劇發展起了主要作用；隻是從1895年以後，這種發展才被短暫的蕭條時期所打斷。
然而，如果說這種發展放慢了，那麼，卡特爾對國内市場的壓力必然更加尖銳地表現出來；因為正是在蕭條時期，集中進展得最快。
同時，随着世界市場擴大的放慢，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争奪自己的勢力範圍的對立更加尖銳。
當先前對競争開放的大市場(如英國)由于保護關稅的擴大而對其他國家的競争關閉時，情況就更嚴重。
戰争的危險加強了軍備和賦稅負擔，最終促使生活日益受到威脅的中間階層加入無産階級行列。
這樣，無産階級便能夠在國家權力的削弱和戰争沖突中摘取果實。
在建立在階級對抗基礎上的社會形态中，隻有統治階級已經把自己的權力集結到盡可能高的程度時，偉大的社會變革才能發生。
這是一個曆史規律。
統治階級的經濟權力，同時也總是意味着對人的權力，對人的勞動力的支配權。
但是，正因為如此，經濟的統治者也依賴于被統治者的權力。
因為這種統治者自己通過增強權力，同時也加強了那些在階級敵對狀态中同他們相對立的人的力量。
後者作為被統治者似乎是軟弱無力的，他們隻是在鬥争中，在推翻統治階級的權力中才能證明的力量，表現為潛在的力量；而統治者的力量則表現為完全明顯的力量。
隻有在兩種力量的較量中，即在革命時期，被壓迫者的力量才證明為實際力量。
經濟權力同時也意味着政治權力。
對經濟統治的同時也提供了對國家政權的權力手段的支配。
經濟領域中集中程度越高，對國家的控制越是不受限制。
一切國家權力手段的這種嚴密結合，表現為國家權力的最高發展。
國家表現為維護經濟統治的不可戰勝的工具，從而奪取政權也就同時表現為經濟解放的先決條件。
隻有當專制國家在克服了國内大領主的領地權力之後把一切權力集中于自己一身，而政權在少數最大地主手裡的集中本身形成專制王權的勝利的前提條件的時候，資産階級革命才開始。
同樣，無産階級的勝利也是同經濟權力在少數資本家巨頭或這些巨頭聯盟手裡的集中以及他們對國家政權的控制聯系在一起的。
金融資本，在它的完成形态上，意味着經濟的或政治的權力在資本寡頭手上達到完成的最高階段。
它完成了資本巨頭的獨裁統治。
同時，它使一國民族資本支配者的獨裁統治同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利益越來越不相容，使國内的資本統治同受金融資本剝削的并起來鬥争的人民群衆的利益越來越不相容。
在這些敵對的利益的暴力沖突中，金融巨頭的獨裁統治将最終轉化為無産階級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