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圍繞勞動契約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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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在現有生産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價格等于或大緻等于世界市場價格加保護關稅加運輸費用。
這裡，工資的提高不可能被轉嫁，因而對它的抵抗特别強大。
此外，高額卡特爾利潤已經在股票價格中被确定下來。
利潤的減少意味着股票市價的下降，從而引起股東對領導層的一切讓步的抵抗。
在這一點上，股東們受到銀行利益的支持，因為對銀行來說，較小的利潤意味着發行股票時發行利潤的減小。
另一方面，由于心理上的原因，股份公司的那些僅僅被委托的管理者的抵抗也增強了。
他們已經失去同工人的任何聯系，成為同工人相對立的他人利益的代表。
代表自己事業的企業家偶爾作出的讓步，在他們看來是不遵守義務的。
工人和資本家關系中人情的最後痕迹消失殆盡，勞動契約的内容成為完全脫離任何情感考慮的力量問題。
對企業家來說，工資率協定的有價值的特性，即保證費用相等，在卡特爾那裡是通過企業家的共同行動達到的；生産的和平時期，是通過排除多次重複的大規模的鬥争達到的。
剩下的不利之處是，使企業家在下一次鬥争時間的選擇上受到約束，對工會起到宣傳的作用。
因此，工資率協定在這裡遭到拒絕。
同時，在沒有工會幫助下實行卡特爾化的可能性，使帶有自己的卡特爾超額利潤分配的産業同盟成為完全多餘的。
主要從事出口的産業，與卡特爾化産業的地位相類似，因為它們的價格由世界市場決定，因而很難進行轉嫁。
企業家組織和工人組織的發展，賦予工資鬥争以越來越大的一般社會和政治意義。
工會反對個别企業家的遊擊戰，讓位于影響整個産業部門的群衆鬥争；如果工會掌握了由于分工而互相依賴的生産的要害部分，它們便使整個社會生産面臨停止的威脅。
這樣，工會鬥争便超越了它自己的範圍，由直接有關的企業家和工人的事情變成為社會的一般事情，即成為一個政治事件。
同時，僅僅依靠工會的手段來結束鬥争，變得越來越困難。
企業家組織和工會越是強大，鬥争持續的時間也就越久。
提高工資和降低利潤，成為一個力量問題。
企業家堅信，任何讓步都将削弱他們未來的地位，而工會的道德力量和實際力量則會增強，工會今天的勝利意味着未來的勝利。
企業家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這種戰鬥，為了達到長期征服的目的而不惜支付戰争費用。
他們的資本力量雄厚，可以堅持下來，而且比工會堅持得要久，因為補助金的支出越來越迅速地耗盡工會的資金。
但是，鬥争不總是限于這個部門，而且也波及其他向這個部門提供原料或輔助材料的部門。
這裡，企業也不得不停産，工人不得不被遊離。
這種情況在工人中間，以及在靠工人階級養活的零售商業部門裡，造成越來越嚴重的苦難，可能導緻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沖突。
非直接參加者要求結束最初的工資鬥争的欲望加強了。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實現這一要求辦法，所以便要求國家幹預。
因此，結束罷工的問題便從一個工會問題變為一個政治權力的問題。
力量的演變，由于企業家組織的産生，越是變得有利于企業家，對于工人階級來說，保證自己在政治代表機構中的盡可能大的影響，擁有一個獨立而堅決地代表工人利益以反對企業家利益并幫助工人取得勝利的代表機構，就越重要。
然而，這種勝利不僅僅歸因于政治影響，相反地，隻有在工會強大到足以以這樣的強度和力量進行純經濟的鬥争，以緻使資産階級國家在勞動條件不利于企業家時進行幹預的抵抗發生了動搖，使政治代表的任務僅限于徹底破壞這個國家時，這種政治影響才能開始發揮作用并最後取得成功。
這絕不是說，工會對工人階級是多餘的，可以用政治鬥争取而代之；相反地，工會組織的日益強大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條件。
但是，不管工會多麼強大，正是工會鬥争的規模、強度和普及程度同時使這種鬥争成為政治鬥争，并提示在工會中組織起來的工人，以政治活動補充工會活動。
因此，在一切工會發展的過程中，這一時刻必然到來：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的形成，成為工會鬥争本身的條件。
但是，一旦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存在，它的政策就不可能長期限制在推動這個政黨建立的因素上，而是成為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試圖從整體上代表所有工人的階級利益，從而超出資産階級社會内部鬥争的範圍，成為反對資産階級社會的鬥争。
但是，另一方面，企業家組織的加強，不僅沒有使工會鬥争成為多餘的，而且也沒有使工會鬥争成為毫無希望的。
有人得出結論說，因為企業家組織有力量，可以安心等待，直到工人筋疲力盡，他們的工會财力枯竭以及希望就業的人逐漸占優勢，所以工會鬥争必定總是以失敗告終，同盟歇業必定總是勝利。
這種結論是片面的。
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力量的問題，而是對利潤率影響的計算問題。
在高漲時期，同盟歇業或罷工，無論如何都意味着巨大的損失，以緻向提高工資的要求讓步，以避免鬥争，對企業家可能更為有利。
甚至以前由于同盟歇業而被削弱的工會，也能付出足夠的力量，迫使企業家在高漲時期作出讓步。
隻是在這裡，同工會還未遇到任何企業家組織的時候相比，這些讓步将被限制在更有限的範圍内，因為工會也必然對鬥争的困難感到擔心。
價格等于或大緻等于世界市場價格加保護關稅加運輸費用。
這裡，工資的提高不可能被轉嫁，因而對它的抵抗特别強大。
此外，高額卡特爾利潤已經在股票價格中被确定下來。
利潤的減少意味着股票市價的下降，從而引起股東對領導層的一切讓步的抵抗。
在這一點上，股東們受到銀行利益的支持，因為對銀行來說，較小的利潤意味着發行股票時發行利潤的減小。
另一方面，由于心理上的原因，股份公司的那些僅僅被委托的管理者的抵抗也增強了。
他們已經失去同工人的任何聯系，成為同工人相對立的他人利益的代表。
代表自己事業的企業家偶爾作出的讓步，在他們看來是不遵守義務的。
工人和資本家關系中人情的最後痕迹消失殆盡，勞動契約的内容成為完全脫離任何情感考慮的力量問題。
對企業家來說，工資率協定的有價值的特性，即保證費用相等，在卡特爾那裡是通過企業家的共同行動達到的；生産的和平時期，是通過排除多次重複的大規模的鬥争達到的。
剩下的不利之處是，使企業家在下一次鬥争時間的選擇上受到約束，對工會起到宣傳的作用。
因此，工資率協定在這裡遭到拒絕。
同時，在沒有工會幫助下實行卡特爾化的可能性，使帶有自己的卡特爾超額利潤分配的産業同盟成為完全多餘的。
主要從事出口的産業，與卡特爾化産業的地位相類似，因為它們的價格由世界市場決定，因而很難進行轉嫁。
企業家組織和工人組織的發展，賦予工資鬥争以越來越大的一般社會和政治意義。
工會反對個别企業家的遊擊戰，讓位于影響整個産業部門的群衆鬥争；如果工會掌握了由于分工而互相依賴的生産的要害部分，它們便使整個社會生産面臨停止的威脅。
這樣，工會鬥争便超越了它自己的範圍，由直接有關的企業家和工人的事情變成為社會的一般事情，即成為一個政治事件。
同時，僅僅依靠工會的手段來結束鬥争，變得越來越困難。
企業家組織和工會越是強大，鬥争持續的時間也就越久。
提高工資和降低利潤，成為一個力量問題。
企業家堅信，任何讓步都将削弱他們未來的地位，而工會的道德力量和實際力量則會增強，工會今天的勝利意味着未來的勝利。
企業家想一勞永逸地解決這種戰鬥，為了達到長期征服的目的而不惜支付戰争費用。
他們的資本力量雄厚，可以堅持下來，而且比工會堅持得要久，因為補助金的支出越來越迅速地耗盡工會的資金。
但是，鬥争不總是限于這個部門，而且也波及其他向這個部門提供原料或輔助材料的部門。
這裡，企業也不得不停産，工人不得不被遊離。
這種情況在工人中間，以及在靠工人階級養活的零售商業部門裡，造成越來越嚴重的苦難，可能導緻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沖突。
非直接參加者要求結束最初的工資鬥争的欲望加強了。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實現這一要求辦法，所以便要求國家幹預。
因此，結束罷工的問題便從一個工會問題變為一個政治權力的問題。
力量的演變，由于企業家組織的産生，越是變得有利于企業家，對于工人階級來說，保證自己在政治代表機構中的盡可能大的影響，擁有一個獨立而堅決地代表工人利益以反對企業家利益并幫助工人取得勝利的代表機構，就越重要。
然而，這種勝利不僅僅歸因于政治影響，相反地，隻有在工會強大到足以以這樣的強度和力量進行純經濟的鬥争，以緻使資産階級國家在勞動條件不利于企業家時進行幹預的抵抗發生了動搖，使政治代表的任務僅限于徹底破壞這個國家時，這種政治影響才能開始發揮作用并最後取得成功。
這絕不是說，工會對工人階級是多餘的，可以用政治鬥争取而代之；相反地，工會組織的日益強大是取得一切成就的條件。
但是，不管工會多麼強大，正是工會鬥争的規模、強度和普及程度同時使這種鬥争成為政治鬥争，并提示在工會中組織起來的工人，以政治活動補充工會活動。
因此，在一切工會發展的過程中，這一時刻必然到來：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的形成，成為工會鬥争本身的條件。
但是，一旦一個獨立的工人政黨存在，它的政策就不可能長期限制在推動這個政黨建立的因素上，而是成為這樣一種政策，這種政策試圖從整體上代表所有工人的階級利益，從而超出資産階級社會内部鬥争的範圍，成為反對資産階級社會的鬥争。
但是，另一方面，企業家組織的加強，不僅沒有使工會鬥争成為多餘的，而且也沒有使工會鬥争成為毫無希望的。
有人得出結論說，因為企業家組織有力量，可以安心等待，直到工人筋疲力盡，他們的工會财力枯竭以及希望就業的人逐漸占優勢，所以工會鬥争必定總是以失敗告終，同盟歇業必定總是勝利。
這種結論是片面的。
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力量的問題，而是對利潤率影響的計算問題。
在高漲時期，同盟歇業或罷工，無論如何都意味着巨大的損失，以緻向提高工資的要求讓步，以避免鬥争，對企業家可能更為有利。
甚至以前由于同盟歇業而被削弱的工會，也能付出足夠的力量，迫使企業家在高漲時期作出讓步。
隻是在這裡，同工會還未遇到任何企業家組織的時候相比，這些讓步将被限制在更有限的範圍内，因為工會也必然對鬥争的困難感到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