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圍繞勞動契約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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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完全抵消,這至少仍然是極其可疑的。
當然還必須承認,産生這種抵消得經過一定時滞,在這段時間内,m由于v的提高而變小了。
因為商品價值(這裡涉及的是社會關系,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可以說成價值)等于不變資本加可變資本加剩餘價值(c+v+m),所以與m的相反變化相應的v的變化,對商品的價格沒有影響,從而對消費者沒有影響。
李嘉圖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工資的提高和勞動時間的縮短不可能對商品的價格發生影響。
這是簡單明了的。
每年的社會産品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對耗費的生産資料如機器、原料等等的補償,這一部分首先應從總産品中補償。
第二部分是生産工人一年内新生産出來的〔價值〕産品。
這種産品首先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又分為兩個亞部:一個亞部構成工人的收入,另一個亞部作為剩餘價值歸于資本家。
對消費者來說,産品價格等于兩個部分的總和,并不因第二部分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分配的比例而發生變化。
因此,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斷言工資的提高和勞動時間的縮短使産品變貴,是十分荒謬的。
盡管如此,這種論調總是一再重新出現,而且不無充足的理由。
我們剛才所作的推論,直接适用于商品的價值,即僅僅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是如此。
然而,我們知道,商品價值由于追求利潤率的平均化而發生了轉型。
但是,對個别資本家來說,或者對某一個别産業部門的資本家來說,工資的提高表現為成本價格的提高。
假定他的工資總額迄今是100,在所耗費的不變資本為100以及利潤率為30%的條件下,他以260出賣産品。
假如由于罷工獲得成功,工資現在提高到120,他的成本價格等于220;若是他仍然按260出賣他的産品,他的利潤便絕對地從60降低到40,他的利潤便從30%降低到19%以下,從而遠遠低于平均利潤率。
因此,利潤率的平均化必然發生。
這意味着:某一個别生産部門裡工資的提高,導緻了該部門産品價格的提高;這種提高是在形成一種新的一般利潤率的基礎上實現的,這種一般利潤率低于以前的一般利潤率。
但是,價格提高總是遭到抵制;價格提高意味着銷售困難,而銷售困難又反過來抑制價格的提高。
按原有價格締結的契約還必須履行。
首先,在價格的提高能夠實現之前,還要延續一段較長的時間。
嚴格地說,必須首先實現資本由該生産部門外流,因為價格的提高意味着銷售的減少,因此供給即生産必然縮減。
銷售減少的危險,在不同的生産部門中是不同的,從而引起企業家對工資要求的抵制。
這種對工資提高的轉嫁在或大或小和或快或慢的程度上進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行情狀況和産業的組織。
假定工資提高是普遍現象,被改變了的利潤率的平均化将會導緻如下結果:高于平均有機構成的産業的産品價格下跌,低于平均有機構成的産業的産品價格上升。
然而,一切工資的提高都造成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哪怕這種下降由于某一部門的工資提高而隻是緩慢地進行的,并且幅度也很小。
但是,對單個資本家來說,在達到新的價格水平之前要遭受損失,所以資本家的抵抗是完全自然的。
利潤率越低,抵抗越強烈。
我們先前看到,在小企業和小資本家活動的範圍内,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潤率占統治地位;由于這個原因,抵抗在這裡表現得最顯著,而抵抗力量同時又最弱。
工會鬥争,從企業家的觀點來看,是為利潤率的鬥争;從工人的觀點來看,是争取提高工資的鬥争(包括縮短勞動時間)。
它絕不是廢除資本關系本身即廢除對勞動力剝削的鬥争。
因為這樣一種鬥争始終是一開始就決定了的。
由于資本主義生産目的是通過對工人的剝削生産利潤,所以對企業家來說,廢除了剝削,生産也就沒有意義了。
因此,他将停止生産。
不管他個人的處境怎樣,這種處境也不可能通過繼續生産得到改善。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就不得不冒使他的工人挨餓的風險了。
如果僅僅是他所在的部門受到威脅,他就會力圖通過轉移到另一個部門來挽救自己的資本,哪怕隻有一部分也好。
因此,徹底廢除剝削的鬥争不在純粹的工會任務之列。
這是一種根本不能通過純工會的鬥争方法求得解決的鬥争,正像工聯主義&ldquo理論&rdquo希望使人相信的那樣。
即使這種鬥争從工會鬥争方法中借來,例如群衆性罷工的形式,但它并不就是反對企業家經濟地位的鬥争,而是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反對資産階級權力組織即國家權力的鬥争。
對企業家的經濟損害,始終不過是瓦解國家權力機構鬥争中的輔助手段。
這種政治任務絕不可能是工會本身的任務,而隻能使工會的組織形式為無産階級的政治鬥争服務。
但是,如果工會鬥争意味着為利潤率而鬥争,那麼,由此便總是為工會的目的設置了一定限制。
對于企業家來說,問題在于盤算;他是否能實行新的價格規定,過渡期間的損失是否會超過曠日持久的罷工損失,以及最後他是否有可能把他的資本投往其他不使自己的利潤率直接受罷工後果影響的生産部門。
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任何一次工會鬥争,從一開始就遇到一定限制;認識這些限制是工會領導的艱巨任務,并決定他們的策略。
這裡還可以得出結論
當然還必須承認,産生這種抵消得經過一定時滞,在這段時間内,m由于v的提高而變小了。
因為商品價值(這裡涉及的是社會關系,為了簡單起見,我們可以說成價值)等于不變資本加可變資本加剩餘價值(c+v+m),所以與m的相反變化相應的v的變化,對商品的價格沒有影響,從而對消費者沒有影響。
李嘉圖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工資的提高和勞動時間的縮短不可能對商品的價格發生影響。
這是簡單明了的。
每年的社會産品分成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對耗費的生産資料如機器、原料等等的補償,這一部分首先應從總産品中補償。
第二部分是生産工人一年内新生産出來的〔價值〕産品。
這種産品首先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又分為兩個亞部:一個亞部構成工人的收入,另一個亞部作為剩餘價值歸于資本家。
對消費者來說,産品價格等于兩個部分的總和,并不因第二部分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分配的比例而發生變化。
因此,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斷言工資的提高和勞動時間的縮短使産品變貴,是十分荒謬的。
盡管如此,這種論調總是一再重新出現,而且不無充足的理由。
我們剛才所作的推論,直接适用于商品的價值,即僅僅從社會的觀點來看是如此。
然而,我們知道,商品價值由于追求利潤率的平均化而發生了轉型。
但是,對個别資本家來說,或者對某一個别産業部門的資本家來說,工資的提高表現為成本價格的提高。
假定他的工資總額迄今是100,在所耗費的不變資本為100以及利潤率為30%的條件下,他以260出賣産品。
假如由于罷工獲得成功,工資現在提高到120,他的成本價格等于220;若是他仍然按260出賣他的産品,他的利潤便絕對地從60降低到40,他的利潤便從30%降低到19%以下,從而遠遠低于平均利潤率。
因此,利潤率的平均化必然發生。
這意味着:某一個别生産部門裡工資的提高,導緻了該部門産品價格的提高;這種提高是在形成一種新的一般利潤率的基礎上實現的,這種一般利潤率低于以前的一般利潤率。
但是,價格提高總是遭到抵制;價格提高意味着銷售困難,而銷售困難又反過來抑制價格的提高。
按原有價格締結的契約還必須履行。
首先,在價格的提高能夠實現之前,還要延續一段較長的時間。
嚴格地說,必須首先實現資本由該生産部門外流,因為價格的提高意味着銷售的減少,因此供給即生産必然縮減。
銷售減少的危險,在不同的生産部門中是不同的,從而引起企業家對工資要求的抵制。
這種對工資提高的轉嫁在或大或小和或快或慢的程度上進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行情狀況和産業的組織。
假定工資提高是普遍現象,被改變了的利潤率的平均化将會導緻如下結果:高于平均有機構成的産業的産品價格下跌,低于平均有機構成的産業的産品價格上升。
然而,一切工資的提高都造成了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哪怕這種下降由于某一部門的工資提高而隻是緩慢地進行的,并且幅度也很小。
但是,對單個資本家來說,在達到新的價格水平之前要遭受損失,所以資本家的抵抗是完全自然的。
利潤率越低,抵抗越強烈。
我們先前看到,在小企業和小資本家活動的範圍内,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潤率占統治地位;由于這個原因,抵抗在這裡表現得最顯著,而抵抗力量同時又最弱。
工會鬥争,從企業家的觀點來看,是為利潤率的鬥争;從工人的觀點來看,是争取提高工資的鬥争(包括縮短勞動時間)。
它絕不是廢除資本關系本身即廢除對勞動力剝削的鬥争。
因為這樣一種鬥争始終是一開始就決定了的。
由于資本主義生産目的是通過對工人的剝削生産利潤,所以對企業家來說,廢除了剝削,生産也就沒有意義了。
因此,他将停止生産。
不管他個人的處境怎樣,這種處境也不可能通過繼續生産得到改善。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就不得不冒使他的工人挨餓的風險了。
如果僅僅是他所在的部門受到威脅,他就會力圖通過轉移到另一個部門來挽救自己的資本,哪怕隻有一部分也好。
因此,徹底廢除剝削的鬥争不在純粹的工會任務之列。
這是一種根本不能通過純工會的鬥争方法求得解決的鬥争,正像工聯主義&ldquo理論&rdquo希望使人相信的那樣。
即使這種鬥争從工會鬥争方法中借來,例如群衆性罷工的形式,但它并不就是反對企業家經濟地位的鬥争,而是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反對資産階級權力組織即國家權力的鬥争。
對企業家的經濟損害,始終不過是瓦解國家權力機構鬥争中的輔助手段。
這種政治任務絕不可能是工會本身的任務,而隻能使工會的組織形式為無産階級的政治鬥争服務。
但是,如果工會鬥争意味着為利潤率而鬥争,那麼,由此便總是為工會的目的設置了一定限制。
對于企業家來說,問題在于盤算;他是否能實行新的價格規定,過渡期間的損失是否會超過曠日持久的罷工損失,以及最後他是否有可能把他的資本投往其他不使自己的利潤率直接受罷工後果影響的生産部門。
但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任何一次工會鬥争,從一開始就遇到一定限制;認識這些限制是工會領導的艱巨任務,并決定他們的策略。
這裡還可以得出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