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資本輸出和争取經濟區的鬥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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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生産，很快滿足了新開辟的市場的需要，并超過了這些需要，這又反過來表現為紡織工業的生産過剩。
但是，另一方面，英國對這些新開辟市場的特殊商品的消費能力也受到限制。
雖然這種消費能力，從純粹數量上來看，自然比其他外國市場上的消費能力要大得多，但是，這裡決定性的因素是質的特性，即外國市場能作為英國商品以等價物送回來的産品的使用價值。
就專門的奢侈品來說，它的消費在英國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特别是紡織工業，卻力求異常迅速地擴大生産規模。
但是，紡織品的出口，增加了對殖民地産品的進口，而對奢侈品的消費卻根本沒有按同樣的程度擴大；相反地，紡織品生産的迅速發展，要求利潤以提高的比率來積累，而不是用于奢侈品的消費。
因此，每一個新的外國市場的開辟，在英國都以危機而告終。
這種危機一方面是由紡織品價格在外國的跌落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殖民地産品價格在英國的暴跌引起的。
英國産業危機的全部曆史都表明了這些特殊的危機原因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圖克仔細地探索了所有殖民地産品的價格，以及早期的産業危機如何合乎規律地伴随着這些商業部門的完全崩潰。
這種情況隻是随着現代運輸體系的發展才開始改變。
現代運輸體系的發展把重點轉移到冶鐵業，而與新開辟的市場的交易同時越來越沿着這樣的方向推移：不再是單純的商品貿易，而是資本輸出。
資本作為借貸資本的輸出，已經大大地擴大了新開辟的市場的吸收能力。
假定一個新開辟的市場能夠出口100萬英鎊的商品，那麼，它在商品交換中的吸收能力(假設是等價交換)也同樣等于100萬英鎊。
但如果這一價值不是作為商品，而是作為借貸資本(例如以國家借款的形式)被輸出到這個國家，那麼，新市場通過輸出自己的剩餘而能支配的100萬英鎊的價值，就不是用于交換商品，而是用來使資本生息。
因此，如果這一價值作為資本被輸送到這裡，利息為10％，那麼，現在被輸出到這個國家的價值可能不是100萬英鎊，而可能是1000萬英鎊；如果利息降低到5％，就可能是2000萬英鎊。
這同時也說明利息率下降對于市場擴大的能力的巨大意義。
外國借貸資本的激烈競争具有這樣的趨勢：利息率甚至在落後國家中也急劇下降，從而又增加了資本輸出的可能性。
但産業資本輸出的影響遠比借貸資本形式的輸出重要得多。
這也就是産業資本形式的資本輸出具有越來越大的意義的原因。
因為資本主義生産轉移到外國市場，使這一市場完全擺脫了自己消費力量的限制。
這種新型生産的收益實際保證了資本的增殖。
但是，對銷售來說，絕不僅僅考慮新開辟的市場。
相反地，這些新區域裡的資本也向那些其産品在世界市場上的銷售得到保證的生産部門那裡轉移。
例如，南非的資本利用就完全擺脫了南非的吸收能力，因為其主要的生産部門即金礦開采業的銷售的可能性恰恰是無限的，資本的利用在這裡僅僅取決于采礦的自然擴張能力和充足的勞動人口的存在。
同樣，例如銅礦的開采也與殖民地的消費力量無關，而必須在新市場上尋求自己大部分産品銷路的真正消費資料工業的擴大，很快就遇到消費能力的限制。
因此，資本輸出擴大了由新市場的消費能力所産生的限制。
但是同時，把資本主義運輸方法和生産方法移到外國，也在那裡造成經濟的迅速發展。
通過自然經濟關系瓦解而産生出的較大的國内市場，擴大了為市場而進行的生産，從而增加了被出口的以及因此又可以用來支付新輸入資本的利息的産品。
如果開發殖民地和新市場以前首先意味着開發新的消費資料，那麼，現在新資本主要投向為産業提供原料的生産部門。
同時，随着服務于資本輸出需要的國内産業的擴大，被輸出的資本就投向為這些産業提供原料的生産。
因此，被輸出的資本的産品便在宗主國找到吸收場所；由于國内産業和被輸出的資本的生産相依為命，英國生産活動的狹小範圍便大大擴展了。
但是，我們知道，開辟新市場是結束産業蕭條、延長繁榮時期以及緩和危機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
資本輸出加速了對國外的開發，最大限度地發展了它們的生産力。
同時，它在本國也增強了那種必須提供被作為資本輸往國外的商品的生産。
因而，它成了資本主義生産的強大動力。
随着資本輸出的普遍化，資本主義生産進入了一個新的狂飙與突進運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内，似乎繁榮和蕭條的周期縮短了，危機也緩和了。
生産的迅速提高也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而這種需求的增加有利于工會。
資本主義固有的貧困化趨勢，在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似乎被克服了。
生産的迅速增長阻礙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弊病的認識，造成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生命力的樂觀估計。
今天，殖民地和新市場開發的快慢如何，從根本上取決于它們為投資服務的能力。
按資本主義方式生産的、在世界市場上的銷路被保證的以及對宗主國的産業具有重要意義的産品在殖民地越多，上述能力也就越大。
但是，1895年以來的資本主義的急劇膨脹造成價格上漲，首先是金屬和棉花價格上漲，從而大大加強了對開發這些重要原料的新來源的沖動。
于是，輸出的資本主要在能夠生産這些産品的地區尋找活動餘地，并轉到尤其像采礦這樣能立即按高度資本主義方式來經營的領域。
由于這種生産，殖民地可以輸出的剩餘又增加了，從而提供了新投資的可能性。
因此，新市場上的資本利用的步伐大大加快。
開發的障礙不是各該國家資本的缺乏，這倒是可以通過資本輸入來消除；在大多數場合，另外一種情況越來越起幹擾作用：缺少&ldquo自由的&rdquo勞動，即缺少雇傭勞動；工人問題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似乎隻有通過暴力手段才能解決。
情況總是這樣，當資本最初面對與它的增殖需要相矛盾、在經濟上隻能逐漸地和極其緩慢地加以克服的關系時，它便訴諸國家政權，使它服務于創造必要的自由雇傭無産階級的暴力剝奪。
在其初期階段，這種無産階級可能是歐洲農民、墨西哥和秘魯的印第安人；今天，則是非洲的黑人。
這些暴力方法屬于殖民政策的本質，沒有它們，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資本主義意義。
正如一無所有的無産階級的存在一般來說是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條件一樣，它們也成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推行殖民政策而又要消除它的暴力方法，就如同廢除無産階級而又想維持資本主義一樣，是一種沒有經過嚴肅思考的幻想。
強制勞動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
主要的手段是對土著人的剝奪，奪走他們的土地，即奪走他們迄今為止的生存基礎。
土地被移交給征服者；同時，這樣一種趨勢也日益發揮作用：土地不是移交個别殖民者，而是移交大土地公司。
礦産品的開采尤其如此。
這裡，按照原始積累的方法，資本主義财富突然集中到少數資本巨頭手中，而小殖民者卻沒有撈到什麼好處。
隻要想想下述情況就足以理解：巨大的财富以上述方式向掌握着英屬南非的金礦和金剛石礦的集團手裡集中，少量的則集中在西南非與大銀行有最密切聯系的德國殖民公司手中。
這種剝奪同時也在被從土地上遊離出來的土著居民中創造出一個無産階級，他們必定成為任人擺布的剝削對象。
征服者的要求自然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反抗，因而使剝奪本身成為可能。
殖民者的暴力行為本身引起沖突，這種沖突使國家幹預成為&ldquo必要&rdquo。
于是，國家着手進行徹底整治。
資本追求不加抵抗的剝削對象的努力，現在以在該地區&ldquo維持治安&rdquo的名義成為國家的任務。
整個民族，即首先是無産階級的士兵和宗主國的納稅人将要承擔執行這一任務的責任。
在剝奪不能一蹴而就的地方，就通過建立稅收制度達到同一目的，這種稅收制度要求土著居民繳納貨币貢賦，其數額唯有通過不斷為外國資本進行勞動才能籌措。
這種對勞動的訓練在比屬剛果達到完善化。
在那裡，除了壓榨性的征稅之外，極其無恥地慢性施用暴力、欺詐和蒙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手段。
奴隸制重新成為一種經濟上的理想；殘暴精神也與之同時從殖民地轉移到宗主國的殖民地既得利益者身上，并在這裡進行醜惡的慶祝狂歡。
如果土著居民不足以提供所期望的剩餘價值率水平，這或者是由于剝奪時的過激行為使土著居民不僅脫離土地，而且也喪失生命，或者是由于居民的身體素質不強或數量不足，那麼，資本就試圖通過引進外國勞動來解決勞動力的問題。
輸入苦力是有組織地進行的；同時，通過契約奴隸制這樣一種精心策劃的制度，使供求規律在這種勞動市場上不發生令人不快的影響。
當然，這不是為資本解決勞動力問題的根本辦法。
一方面，在對白人雇傭勞動留有餘地的所有國家中，引進苦力遇到白人工人的越來越強烈的反對；同時，另一方面，在歐洲殖民政策與日本(中國本身在不久的将來也必然步日本的後塵)的日益加強的擴張野心發生利害沖突的地方，在統治者階層看來，這種引進也是危險的。
因此，如果引進黃種人勞力受到限制，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講，白人勞動範圍的擴大就更受到限制。
通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把工人遊離出來的做法在歐洲已大體停止。
資本主義的迅速擴張，在最先進的國家中部分地造成相反的趨勢，而在這個狂飙與突進運動時代甚至造成完全相反的趨勢。
例如，德國資本主義在最近的兩個高漲時期，就遇到勞動人口的障礙，不得不以外籍工人對産業後備軍進行必要的補充。
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在更大得多的規模上依賴引進移民。
而英國發展的緩慢卻表現為明顯的失業。
因此，歐洲的向外移民的地區縮小至南歐、東南歐和俄國的範圍。
但是同時，由于迅速的擴張，對雇傭勞動的需求則大大增加了。
那些由于社會政治或世界政治的原因而排斥亞洲移民的國家，在它們擴張時遇到人口的障礙。
這種障礙恰恰在資本主義發展前景最好的地區裡最難克服，例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此外，在擁有廣闊自由地的這些地區，農業的擴大也同樣需要迅速增長的追加人口，這嚴重阻礙了無産階級的産生。
而且，這些地區的有些地方，人口自然增長相當緩慢。
即使在發達的歐洲國家，人口增長也不斷減慢，從而減少了可以向外移民的剩餘人口。
然而，人口的這種緩慢增長恰恰發生在對增加農産品産量有較大意義的地區，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阿根廷。
這種緩慢化造成農産品價格上漲的趨勢。
盡管農業生産本身具有強大的擴大能力，但是這種趨勢還是越來越強。
但是，人口的障礙始終僅僅是相對的。
它說明資本主義擴張還不能更迅猛地向前推進的原因，但它絕不能消除這種擴張本身。
此外，它自身就帶有醫治自己的手段。
撇開在真正的殖民地地區創造自由的雇傭勞動或強制勞動不論，撇開在資本主義宗主國由于技術進步而不斷進行的對白人勞動的相對遊離(它在擴張減慢時則提高為絕對遊離)不論，在白人勞動的殖民化地區的資本主義擴張的更嚴格的限制，就會導緻資本主義在克服對立的政治障礙的條件下，在更大的程度上轉向歐洲本土中仍然落後的農業區，從而開發一些地區，通過破壞農村家庭工業
但是，另一方面，英國對這些新開辟市場的特殊商品的消費能力也受到限制。
雖然這種消費能力，從純粹數量上來看，自然比其他外國市場上的消費能力要大得多，但是，這裡決定性的因素是質的特性，即外國市場能作為英國商品以等價物送回來的産品的使用價值。
就專門的奢侈品來說，它的消費在英國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特别是紡織工業，卻力求異常迅速地擴大生産規模。
但是，紡織品的出口，增加了對殖民地産品的進口，而對奢侈品的消費卻根本沒有按同樣的程度擴大；相反地，紡織品生産的迅速發展，要求利潤以提高的比率來積累，而不是用于奢侈品的消費。
因此，每一個新的外國市場的開辟，在英國都以危機而告終。
這種危機一方面是由紡織品價格在外國的跌落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殖民地産品價格在英國的暴跌引起的。
英國産業危機的全部曆史都表明了這些特殊的危機原因的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圖克仔細地探索了所有殖民地産品的價格，以及早期的産業危機如何合乎規律地伴随着這些商業部門的完全崩潰。
這種情況隻是随着現代運輸體系的發展才開始改變。
現代運輸體系的發展把重點轉移到冶鐵業，而與新開辟的市場的交易同時越來越沿着這樣的方向推移：不再是單純的商品貿易，而是資本輸出。
資本作為借貸資本的輸出，已經大大地擴大了新開辟的市場的吸收能力。
假定一個新開辟的市場能夠出口100萬英鎊的商品，那麼，它在商品交換中的吸收能力(假設是等價交換)也同樣等于100萬英鎊。
但如果這一價值不是作為商品，而是作為借貸資本(例如以國家借款的形式)被輸出到這個國家，那麼，新市場通過輸出自己的剩餘而能支配的100萬英鎊的價值，就不是用于交換商品，而是用來使資本生息。
因此，如果這一價值作為資本被輸送到這裡，利息為10％，那麼，現在被輸出到這個國家的價值可能不是100萬英鎊，而可能是1000萬英鎊；如果利息降低到5％，就可能是2000萬英鎊。
這同時也說明利息率下降對于市場擴大的能力的巨大意義。
外國借貸資本的激烈競争具有這樣的趨勢：利息率甚至在落後國家中也急劇下降，從而又增加了資本輸出的可能性。
但産業資本輸出的影響遠比借貸資本形式的輸出重要得多。
這也就是産業資本形式的資本輸出具有越來越大的意義的原因。
因為資本主義生産轉移到外國市場，使這一市場完全擺脫了自己消費力量的限制。
這種新型生産的收益實際保證了資本的增殖。
但是，對銷售來說，絕不僅僅考慮新開辟的市場。
相反地，這些新區域裡的資本也向那些其産品在世界市場上的銷售得到保證的生産部門那裡轉移。
例如，南非的資本利用就完全擺脫了南非的吸收能力，因為其主要的生産部門即金礦開采業的銷售的可能性恰恰是無限的，資本的利用在這裡僅僅取決于采礦的自然擴張能力和充足的勞動人口的存在。
同樣，例如銅礦的開采也與殖民地的消費力量無關，而必須在新市場上尋求自己大部分産品銷路的真正消費資料工業的擴大，很快就遇到消費能力的限制。
因此，資本輸出擴大了由新市場的消費能力所産生的限制。
但是同時，把資本主義運輸方法和生産方法移到外國，也在那裡造成經濟的迅速發展。
通過自然經濟關系瓦解而産生出的較大的國内市場，擴大了為市場而進行的生産，從而增加了被出口的以及因此又可以用來支付新輸入資本的利息的産品。
如果開發殖民地和新市場以前首先意味着開發新的消費資料，那麼，現在新資本主要投向為産業提供原料的生産部門。
同時，随着服務于資本輸出需要的國内産業的擴大，被輸出的資本就投向為這些産業提供原料的生産。
因此，被輸出的資本的産品便在宗主國找到吸收場所；由于國内産業和被輸出的資本的生産相依為命，英國生産活動的狹小範圍便大大擴展了。
但是，我們知道，開辟新市場是結束産業蕭條、延長繁榮時期以及緩和危機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
資本輸出加速了對國外的開發，最大限度地發展了它們的生産力。
同時，它在本國也增強了那種必須提供被作為資本輸往國外的商品的生産。
因而，它成了資本主義生産的強大動力。
随着資本輸出的普遍化，資本主義生産進入了一個新的狂飙與突進運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内，似乎繁榮和蕭條的周期縮短了，危機也緩和了。
生産的迅速提高也造成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而這種需求的增加有利于工會。
資本主義固有的貧困化趨勢，在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似乎被克服了。
生産的迅速增長阻礙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弊病的認識，造成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生命力的樂觀估計。
今天，殖民地和新市場開發的快慢如何，從根本上取決于它們為投資服務的能力。
按資本主義方式生産的、在世界市場上的銷路被保證的以及對宗主國的産業具有重要意義的産品在殖民地越多，上述能力也就越大。
但是，1895年以來的資本主義的急劇膨脹造成價格上漲，首先是金屬和棉花價格上漲，從而大大加強了對開發這些重要原料的新來源的沖動。
于是，輸出的資本主要在能夠生産這些産品的地區尋找活動餘地，并轉到尤其像采礦這樣能立即按高度資本主義方式來經營的領域。
由于這種生産，殖民地可以輸出的剩餘又增加了，從而提供了新投資的可能性。
因此，新市場上的資本利用的步伐大大加快。
開發的障礙不是各該國家資本的缺乏，這倒是可以通過資本輸入來消除；在大多數場合，另外一種情況越來越起幹擾作用：缺少&ldquo自由的&rdquo勞動，即缺少雇傭勞動；工人問題采取了激烈的形式，似乎隻有通過暴力手段才能解決。
情況總是這樣，當資本最初面對與它的增殖需要相矛盾、在經濟上隻能逐漸地和極其緩慢地加以克服的關系時，它便訴諸國家政權，使它服務于創造必要的自由雇傭無産階級的暴力剝奪。
在其初期階段，這種無産階級可能是歐洲農民、墨西哥和秘魯的印第安人；今天，則是非洲的黑人。
這些暴力方法屬于殖民政策的本質，沒有它們，殖民政策就失去了自己的資本主義意義。
正如一無所有的無産階級的存在一般來說是資本主義必不可少的條件一樣，它們也成為殖民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推行殖民政策而又要消除它的暴力方法，就如同廢除無産階級而又想維持資本主義一樣，是一種沒有經過嚴肅思考的幻想。
強制勞動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
主要的手段是對土著人的剝奪，奪走他們的土地，即奪走他們迄今為止的生存基礎。
土地被移交給征服者；同時，這樣一種趨勢也日益發揮作用：土地不是移交個别殖民者，而是移交大土地公司。
礦産品的開采尤其如此。
這裡，按照原始積累的方法，資本主義财富突然集中到少數資本巨頭手中，而小殖民者卻沒有撈到什麼好處。
隻要想想下述情況就足以理解：巨大的财富以上述方式向掌握着英屬南非的金礦和金剛石礦的集團手裡集中，少量的則集中在西南非與大銀行有最密切聯系的德國殖民公司手中。
這種剝奪同時也在被從土地上遊離出來的土著居民中創造出一個無産階級，他們必定成為任人擺布的剝削對象。
征服者的要求自然引起了土著居民的反抗，因而使剝奪本身成為可能。
殖民者的暴力行為本身引起沖突，這種沖突使國家幹預成為&ldquo必要&rdquo。
于是，國家着手進行徹底整治。
資本追求不加抵抗的剝削對象的努力，現在以在該地區&ldquo維持治安&rdquo的名義成為國家的任務。
整個民族，即首先是無産階級的士兵和宗主國的納稅人将要承擔執行這一任務的責任。
在剝奪不能一蹴而就的地方，就通過建立稅收制度達到同一目的，這種稅收制度要求土著居民繳納貨币貢賦，其數額唯有通過不斷為外國資本進行勞動才能籌措。
這種對勞動的訓練在比屬剛果達到完善化。
在那裡，除了壓榨性的征稅之外，極其無恥地慢性施用暴力、欺詐和蒙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手段。
奴隸制重新成為一種經濟上的理想；殘暴精神也與之同時從殖民地轉移到宗主國的殖民地既得利益者身上，并在這裡進行醜惡的慶祝狂歡。
如果土著居民不足以提供所期望的剩餘價值率水平，這或者是由于剝奪時的過激行為使土著居民不僅脫離土地，而且也喪失生命，或者是由于居民的身體素質不強或數量不足，那麼，資本就試圖通過引進外國勞動來解決勞動力的問題。
輸入苦力是有組織地進行的；同時，通過契約奴隸制這樣一種精心策劃的制度，使供求規律在這種勞動市場上不發生令人不快的影響。
當然，這不是為資本解決勞動力問題的根本辦法。
一方面，在對白人雇傭勞動留有餘地的所有國家中，引進苦力遇到白人工人的越來越強烈的反對；同時，另一方面，在歐洲殖民政策與日本(中國本身在不久的将來也必然步日本的後塵)的日益加強的擴張野心發生利害沖突的地方，在統治者階層看來，這種引進也是危險的。
因此，如果引進黃種人勞力受到限制，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講，白人勞動範圍的擴大就更受到限制。
通過資本主義的發展把工人遊離出來的做法在歐洲已大體停止。
資本主義的迅速擴張，在最先進的國家中部分地造成相反的趨勢，而在這個狂飙與突進運動時代甚至造成完全相反的趨勢。
例如，德國資本主義在最近的兩個高漲時期，就遇到勞動人口的障礙，不得不以外籍工人對産業後備軍進行必要的補充。
美國的資本主義也在更大得多的規模上依賴引進移民。
而英國發展的緩慢卻表現為明顯的失業。
因此，歐洲的向外移民的地區縮小至南歐、東南歐和俄國的範圍。
但是同時，由于迅速的擴張，對雇傭勞動的需求則大大增加了。
那些由于社會政治或世界政治的原因而排斥亞洲移民的國家，在它們擴張時遇到人口的障礙。
這種障礙恰恰在資本主義發展前景最好的地區裡最難克服，例如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此外，在擁有廣闊自由地的這些地區，農業的擴大也同樣需要迅速增長的追加人口，這嚴重阻礙了無産階級的産生。
而且，這些地區的有些地方，人口自然增長相當緩慢。
即使在發達的歐洲國家，人口增長也不斷減慢，從而減少了可以向外移民的剩餘人口。
然而，人口的這種緩慢增長恰恰發生在對增加農産品産量有較大意義的地區，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阿根廷。
這種緩慢化造成農産品價格上漲的趨勢。
盡管農業生産本身具有強大的擴大能力，但是這種趨勢還是越來越強。
但是，人口的障礙始終僅僅是相對的。
它說明資本主義擴張還不能更迅猛地向前推進的原因，但它絕不能消除這種擴張本身。
此外，它自身就帶有醫治自己的手段。
撇開在真正的殖民地地區創造自由的雇傭勞動或強制勞動不論，撇開在資本主義宗主國由于技術進步而不斷進行的對白人勞動的相對遊離(它在擴張減慢時則提高為絕對遊離)不論，在白人勞動的殖民化地區的資本主義擴張的更嚴格的限制，就會導緻資本主義在克服對立的政治障礙的條件下，在更大的程度上轉向歐洲本土中仍然落後的農業區，從而開發一些地區，通過破壞農村家庭工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