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商業政策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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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就是要補做作為英國優先地位基礎的一切東西。
此外，對關稅收入的國家利益，在間接稅制的初期，以及在廣大地區的自然經濟狀态對這種稅制的發展設置了不可克服的障礙的時期，比現在更為受到重視。
此外，在那一個時期，大陸國家的關稅收入，就其是對工業品的征收而言，對國民經濟并沒有什麼害處，雖然國内消費者必須為例如英國工業品多付關稅稅錢，但這種差額畢竟流進國庫裡了。
而現在保護關稅卻造成如下結果：國内消費者必須把超過流入國庫的巨大數額付給産業資本家和地主。
相反地，在英國，國庫的利益現在變得突出了。
因為在這種階級的政治權力關系下，已經形成的關稅制度隻有經過巨大的困難和反抗才能得到完善。
至于殖民地占有問題，如果殖民地國家廢除了保護性的關稅壁壘和特權，它們就必然面臨極強大的英國的競争的威脅。
因此，産業階級的關稅政策在大陸和美國具有不同的方向，這可以由美國資本主義的産業優勢加以說明。
大陸及美國的保護關稅制度由凱裡和李斯特作了理論上的論證。
李斯特的體系并不像李嘉圖所表述的那樣，是對自由貿易理論的駁斥。
它隻不過是一種經濟政策，這種經濟政策隻有通過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才能使自由貿易制度成為可能。
而後，自由貿易制度便是民族工業的最适當的制度。
李斯特的培育關稅隻應服務于這一目的。
因此，他要求低額關稅，以便彌合英國的先進和德國的落後之間的差距。
這種關稅隻是暫時的，因為他的政策必然使關稅最終成為多餘的。
這種發展資本主義的關稅政策，由于發達的資本主義關稅政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坦率地說，李斯特的體系是适合于資本主義落後國家的體系。
目的變異規律[1]又一次證明了自己的有效性。
一旦以資本集中和積聚的程度即卡特爾化和托拉斯化的程度以及銀行支配産業的程度&mdash&mdash簡言之，以所有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的程度為标準，那麼，不是自由貿易國家的英國，而是保護關稅的國家德國和美國，變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國家。
在德國，在國内關稅壁壘瓦解之後，特别是在帝國建立之後，産業的迅速高漲引起了商業政策利益的徹底演變。
農産品輸出的停止使地主成為保護關稅的既得利益者。
工業中的保護關稅的既得利益者同他們結合在一起。
這正是要求保護關稅、對抗更強大的英國競争的重工業的代表，特别是冶鐵業的代表。
這種産業部門有較高的有機構成，可以比較容易地承受生活資料價格的上漲。
此外，生活資料價格的上漲當時還不太明顯，它的影響被正在開始的美國農業競争所消除。
另一方面，産業由于危機的結果而遭受極其嚴重的危害。
當德國的冶鐵業由于自然和技術的原因而落後于英國時，特别是生鐵除磷法發明以前，對來自英國的競争更難以承受。
此外，在具有很高的有機構成和特别大的固定資本份額的産業中，後起者也很難趕上先發者的優先地位。
在德國，從一開始就已經同重工業發展有密切聯系的銀行資本的一部分，也贊成保護關稅政策。
保護關稅的反對者，是那些投資于出口産業的産業資本的一部分和商業資本。
但是1879年保護關稅的勝利意味着保護關稅職能轉變的開始，即從培育關稅逐漸變成卡特爾關稅。
毫無疑問，排除外國競争極大地促進了卡特爾的形成。
這是直接的促進，因為競争者的減少使他們結合更容易；這也是間接的促進，因為保護關稅就它的實際形成和起源來說(保護關稅在這個階段上，在歐洲和美國，受經營原料和半成品生産的強大資本家的支持)，通常對生産原料和半成品的産業比對為出口的成品産業更為有利。
後者必須在世界市場上同英國的這種産品競争，而英國這種産品的成本價格并沒有因為保護關稅而提高。
正是這種情況，必然促進從事生産資料生産的産業的發展，把其技術發展所必要的一切資本提供給它們支配，加速它們向更高的有機構成方面發展，從而也加速它們的積聚和集中。
這樣便為它們的卡特爾化創造了前提條件。
同時還存在着另一種最初由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而造成的情況，這種情況最終成為德國産業對英國産業具有組織優勢的一個原因。
英國産業的發展在組織上可以說經曆了由小的萌芽逐漸到大規模的發展。
由協作和工場手工業變成工廠。
工廠最初主要在紡織工業中發展起來，這種工業要求比較小量的資本。
就組織方面來看，主要仍是個人企業。
個别資本家而不是股份公司占統治地位。
資本主義财富依然掌握在個别産業資本家手裡，因此，一個富有的資本雄厚的産業企業家階級漸漸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産生出來。
他們的财産就是生産企業。
後來，特别是由于大運輸企業的發展，股份公司便獲得了更大的意義。
這時，這些大産業資本家基本上都成了股東。
就股份公司的産生和其性質而言，投資于這些股份公司的也是産業資本。
像産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一樣，銀行資本和從事發行活動的資本也掌握在個别資本家手裡，而股份銀行僅服務于流通信用，因此對産業不産生很大的影響。
從事發行活動的銀行家也一樣，他們正因為是發行家而不再是銀行家，至少部分地變
此外，對關稅收入的國家利益，在間接稅制的初期，以及在廣大地區的自然經濟狀态對這種稅制的發展設置了不可克服的障礙的時期，比現在更為受到重視。
此外，在那一個時期，大陸國家的關稅收入，就其是對工業品的征收而言，對國民經濟并沒有什麼害處，雖然國内消費者必須為例如英國工業品多付關稅稅錢，但這種差額畢竟流進國庫裡了。
而現在保護關稅卻造成如下結果：國内消費者必須把超過流入國庫的巨大數額付給産業資本家和地主。
相反地，在英國，國庫的利益現在變得突出了。
因為在這種階級的政治權力關系下，已經形成的關稅制度隻有經過巨大的困難和反抗才能得到完善。
至于殖民地占有問題，如果殖民地國家廢除了保護性的關稅壁壘和特權，它們就必然面臨極強大的英國的競争的威脅。
因此，産業階級的關稅政策在大陸和美國具有不同的方向，這可以由美國資本主義的産業優勢加以說明。
大陸及美國的保護關稅制度由凱裡和李斯特作了理論上的論證。
李斯特的體系并不像李嘉圖所表述的那樣，是對自由貿易理論的駁斥。
它隻不過是一種經濟政策，這種經濟政策隻有通過促進民族工業的發展才能使自由貿易制度成為可能。
而後，自由貿易制度便是民族工業的最适當的制度。
李斯特的培育關稅隻應服務于這一目的。
因此，他要求低額關稅，以便彌合英國的先進和德國的落後之間的差距。
這種關稅隻是暫時的，因為他的政策必然使關稅最終成為多餘的。
這種發展資本主義的關稅政策，由于發達的資本主義關稅政策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坦率地說，李斯特的體系是适合于資本主義落後國家的體系。
目的變異規律[1]又一次證明了自己的有效性。
一旦以資本集中和積聚的程度即卡特爾化和托拉斯化的程度以及銀行支配産業的程度&mdash&mdash簡言之，以所有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的程度為标準，那麼，不是自由貿易國家的英國，而是保護關稅的國家德國和美國，變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國家。
在德國，在國内關稅壁壘瓦解之後，特别是在帝國建立之後，産業的迅速高漲引起了商業政策利益的徹底演變。
農産品輸出的停止使地主成為保護關稅的既得利益者。
工業中的保護關稅的既得利益者同他們結合在一起。
這正是要求保護關稅、對抗更強大的英國競争的重工業的代表，特别是冶鐵業的代表。
這種産業部門有較高的有機構成，可以比較容易地承受生活資料價格的上漲。
此外，生活資料價格的上漲當時還不太明顯，它的影響被正在開始的美國農業競争所消除。
另一方面，産業由于危機的結果而遭受極其嚴重的危害。
當德國的冶鐵業由于自然和技術的原因而落後于英國時，特别是生鐵除磷法發明以前，對來自英國的競争更難以承受。
此外，在具有很高的有機構成和特别大的固定資本份額的産業中，後起者也很難趕上先發者的優先地位。
在德國，從一開始就已經同重工業發展有密切聯系的銀行資本的一部分，也贊成保護關稅政策。
保護關稅的反對者，是那些投資于出口産業的産業資本的一部分和商業資本。
但是1879年保護關稅的勝利意味着保護關稅職能轉變的開始，即從培育關稅逐漸變成卡特爾關稅。
毫無疑問，排除外國競争極大地促進了卡特爾的形成。
這是直接的促進，因為競争者的減少使他們結合更容易；這也是間接的促進，因為保護關稅就它的實際形成和起源來說(保護關稅在這個階段上，在歐洲和美國，受經營原料和半成品生産的強大資本家的支持)，通常對生産原料和半成品的産業比對為出口的成品産業更為有利。
後者必須在世界市場上同英國的這種産品競争，而英國這種産品的成本價格并沒有因為保護關稅而提高。
正是這種情況，必然促進從事生産資料生産的産業的發展，把其技術發展所必要的一切資本提供給它們支配，加速它們向更高的有機構成方面發展，從而也加速它們的積聚和集中。
這樣便為它們的卡特爾化創造了前提條件。
同時還存在着另一種最初由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落後而造成的情況，這種情況最終成為德國産業對英國産業具有組織優勢的一個原因。
英國産業的發展在組織上可以說經曆了由小的萌芽逐漸到大規模的發展。
由協作和工場手工業變成工廠。
工廠最初主要在紡織工業中發展起來，這種工業要求比較小量的資本。
就組織方面來看，主要仍是個人企業。
個别資本家而不是股份公司占統治地位。
資本主義财富依然掌握在個别産業資本家手裡，因此，一個富有的資本雄厚的産業企業家階級漸漸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産生出來。
他們的财産就是生産企業。
後來，特别是由于大運輸企業的發展，股份公司便獲得了更大的意義。
這時，這些大産業資本家基本上都成了股東。
就股份公司的産生和其性質而言，投資于這些股份公司的也是産業資本。
像産業資本和商業資本一樣，銀行資本和從事發行活動的資本也掌握在個别資本家手裡，而股份銀行僅服務于流通信用，因此對産業不産生很大的影響。
從事發行活動的銀行家也一樣，他們正因為是發行家而不再是銀行家，至少部分地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