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經濟周期過程中的信用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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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可以容忍，是因為(部分是由這種立法造成的)銀行券流通恰恰在這種限制最嚴格和最有害的英國和美國，由于其他種類的信用貨币流通的形成而受到限制，從而法律規定不那麼使人感覺得出來。
這也包括票據交換和支票交易的形成。
票據交換造成票據的直接抵消。
票據在它們的互相抵消的範圍内，執行自己的貨币職能，因而無需轉化為銀行券。
支票也起同樣的作用。
支票要求歸還自己的存款。
這種存款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銀行已經把它貸出。
如果我以建立在這種不存在的存款基礎上的支票進行支付，那就像我以銀行券進行支付一樣，這種銀行券同樣沒有金屬準備，而是如同被貸出的存款，僅僅以銀行的保證作為基礎。
它們經濟上具有相同的内容，雖然形式(幸而銀行立法者隻看到形式)還呈現如此差别。
在美國，除了這種銀行券流通的節約手段(正是信用貨币的一種形式能由另一種形式所代替的情況，證明了它們的本質上的同一性)外，還有一種切實保證：當面臨可能發生的危險威脅時，著名的銀行法便立即停止執行。
銀行券立法的作用，也可以削弱、有時則可以完全消除表現在危機期間國際收支變化中的一些趨勢。
我們已經看到，國際收支的變化總是在貿易收支的形成所提供的基礎上進行的。
貿易收支本身首先取決于生産的自然條件，其次取決于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
一個經濟發達的古老國家，即具有十分強大的純産業的發展、主要出口生産資料和隻有較少原料生産的國家，将會出現貿易收支逆差。
隻有當英國(具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産的第一個國家)不僅把自己的生産資料作為商品而且也作為資本輸出時，即生産資料不是賣到國外而是作為自己向外國的投資輸出時，英國才能如此強大地發展自己的生産資料出口。
例如，英國同意向南美提供一筆鐵路貸款，而南美人用這筆進款購買英國的機器、火車頭等等。
這種同時是資本輸出的輸出，便不再依賴于同時的商品輸入。
如果是單純商品輸出，隻要例如南美能夠用自己的商品進行支付，它就可以長期從英國取得生産資料，因為南美沒有積累起足夠的貨币，以便從純金屬儲備中支付這種數量的生産資料。
事實上，國際貿易的一大部分就是這種商品交換，它們在這一範圍内互相抵消。
但是，由于商品是作為資本輸出的，所以輸出量便不依賴還不發達的國家的商品生産。
它的界限僅僅在于：一方面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即生産資本的剩餘。
這恰恰是資本主義迅速擴張的原因。
因此，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工業生産，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出口提高到遠遠超過來自不發達國家的進口。
因此，貿易收支逆差便為相反的國際收支順差所彌補，因為這些國家不斷地獲得支付，即獲得由輸出的資本中産生的利潤。
決定黃金輸入和輸出的趨勢，現在按貿易收支和國際收支的具體的量的構成發揮自己的作用。
如果說美國絕沒有出現像英國早期危機時那樣經常的黃金外流，那麼，也基本上是兩個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是由銀行券立法中産生的流通信用發展的障礙。
由于美國狹小的流通信用的不足而将利息率提高到超過歐洲水平，所以美國能不斷把歐洲貨币資本吸引到本國來。
這種貨币資本在高漲時期能否重新流回歐洲并造成美國的黃金輸出，完全取決于對歐洲信用壓力的強度。
其次是美國貿易收支的構成可以起緩沖作用。
美國是一個以原料輸出為主的國家。
假定有一個好收成，美國的貿易收支恰在高漲期間便發生極大改善。
因為例如棉花、銅以及可能還有谷物的價格将會提高，貿易收支的這種改善可以削弱、消除或拖延那些導緻黃金外流發生的趨勢，因而也就削弱、消除或拖延危機的爆發。
但是，對危機的爆發來說，黃金外流的出現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條件(conditiosinequanon)。
在這方面還必須強調指出，國家銀行抵制黃金外流的力量，按照造成為輸出的目的而需要黃金的原因，而有很大不同。
例如，假若占統治地位的銀行貼現率在柏林是5％，而在巴黎僅為3％，那麼，法國的銀行便産生了為利用較高的利息率而把貨币從法國轉移到德國的動機。
例如，如果柏林的交易所投機比較活躍，法國銀行想參與進去，情況也是一樣。
這種黃金的轉移并不是由強制的經濟必然性引起的，而毋甯說是一定程度上的任意的貨币資本運動。
如果這些資本能滿足于較低的利息率或較少的交易所盈利，那麼，它們自身也可以留在法國。
因此，适當的銀行政策上的措施也可以阻止黃金的運動。
使這些貨币額保持在國内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向它們提供較高的利息，提高銀行貼現率。
同時，這也使利息率平均化。
如果銀行能拒絕兌換黃金，那它也就能夠直接阻止黃金的轉移。
已經停止現金支付的奧匈銀行為此有了法律上的權利；也能以白銀進行支付的法蘭西銀行，同樣能夠拒絕黃金支付，有時也通過行使自己加算黃金貼水權利的形式。
通過提高金價，消除了由利息差額中産生的好處，從而消除了黃金流出的動機。
英格蘭銀行和德意志帝國銀行不掌握這種直接的手段。
但至少後者在出現貨币的緊張狀況時試圖通過對黃金輸出業者施加間接壓力而限制黃金流出。
此外，對國家的國民經濟來說，這種政策如果仍限于這種黃金輸出的場合，就是完全合理的。
同時，對貨币資本自由移動或黃金外流的這種實際限制，是防止各國利息率向同一水平的國際平均化的原因之一。
但是，例如由于德國人在英國必須對商品和有價證券進行支付而德意志帝國銀行産生黃金需求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德國人首先在柏林交易所購買英國彙票；但若彙價超過平價，他們甯願用黃金支付。
倘若帝國銀行拒絕提供黃金，那些必須進行支付的德國債務人，如若不想宣告破産，就必須重新購買英國彙票。
他們的需求将使彙價提高到平價以上，這意味着德國貨币貶值，而防止貨币貶值是銀行政策的最高任務。
因此，僅僅由金融交易引起的黃金外流是可以阻止的；這時，這種金融交易恰恰必須停止。
反之，不使貨币貶值，就不能阻止為清償由商品和證券的交易中已經産生的實際債務所必要的黃金外流。
這也包括票據交換和支票交易的形成。
票據交換造成票據的直接抵消。
票據在它們的互相抵消的範圍内，執行自己的貨币職能，因而無需轉化為銀行券。
支票也起同樣的作用。
支票要求歸還自己的存款。
這種存款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為銀行已經把它貸出。
如果我以建立在這種不存在的存款基礎上的支票進行支付，那就像我以銀行券進行支付一樣，這種銀行券同樣沒有金屬準備，而是如同被貸出的存款，僅僅以銀行的保證作為基礎。
它們經濟上具有相同的内容，雖然形式(幸而銀行立法者隻看到形式)還呈現如此差别。
在美國，除了這種銀行券流通的節約手段(正是信用貨币的一種形式能由另一種形式所代替的情況，證明了它們的本質上的同一性)外，還有一種切實保證：當面臨可能發生的危險威脅時，著名的銀行法便立即停止執行。
銀行券立法的作用，也可以削弱、有時則可以完全消除表現在危機期間國際收支變化中的一些趨勢。
我們已經看到，國際收支的變化總是在貿易收支的形成所提供的基礎上進行的。
貿易收支本身首先取決于生産的自然條件，其次取決于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
一個經濟發達的古老國家，即具有十分強大的純産業的發展、主要出口生産資料和隻有較少原料生産的國家，将會出現貿易收支逆差。
隻有當英國(具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産的第一個國家)不僅把自己的生産資料作為商品而且也作為資本輸出時，即生産資料不是賣到國外而是作為自己向外國的投資輸出時，英國才能如此強大地發展自己的生産資料出口。
例如，英國同意向南美提供一筆鐵路貸款，而南美人用這筆進款購買英國的機器、火車頭等等。
這種同時是資本輸出的輸出，便不再依賴于同時的商品輸入。
如果是單純商品輸出，隻要例如南美能夠用自己的商品進行支付，它就可以長期從英國取得生産資料，因為南美沒有積累起足夠的貨币，以便從純金屬儲備中支付這種數量的生産資料。
事實上，國際貿易的一大部分就是這種商品交換，它們在這一範圍内互相抵消。
但是，由于商品是作為資本輸出的，所以輸出量便不依賴還不發達的國家的商品生産。
它的界限僅僅在于：一方面是不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即生産資本的剩餘。
這恰恰是資本主義迅速擴張的原因。
因此，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提高自己的工業生産，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出口提高到遠遠超過來自不發達國家的進口。
因此，貿易收支逆差便為相反的國際收支順差所彌補，因為這些國家不斷地獲得支付，即獲得由輸出的資本中産生的利潤。
決定黃金輸入和輸出的趨勢，現在按貿易收支和國際收支的具體的量的構成發揮自己的作用。
如果說美國絕沒有出現像英國早期危機時那樣經常的黃金外流，那麼，也基本上是兩個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
首先是由銀行券立法中産生的流通信用發展的障礙。
由于美國狹小的流通信用的不足而将利息率提高到超過歐洲水平，所以美國能不斷把歐洲貨币資本吸引到本國來。
這種貨币資本在高漲時期能否重新流回歐洲并造成美國的黃金輸出，完全取決于對歐洲信用壓力的強度。
其次是美國貿易收支的構成可以起緩沖作用。
美國是一個以原料輸出為主的國家。
假定有一個好收成，美國的貿易收支恰在高漲期間便發生極大改善。
因為例如棉花、銅以及可能還有谷物的價格将會提高，貿易收支的這種改善可以削弱、消除或拖延那些導緻黃金外流發生的趨勢，因而也就削弱、消除或拖延危機的爆發。
但是，對危機的爆發來說，黃金外流的出現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條件(conditiosinequanon)。
在這方面還必須強調指出，國家銀行抵制黃金外流的力量，按照造成為輸出的目的而需要黃金的原因，而有很大不同。
例如，假若占統治地位的銀行貼現率在柏林是5％，而在巴黎僅為3％，那麼，法國的銀行便産生了為利用較高的利息率而把貨币從法國轉移到德國的動機。
例如，如果柏林的交易所投機比較活躍，法國銀行想參與進去，情況也是一樣。
這種黃金的轉移并不是由強制的經濟必然性引起的，而毋甯說是一定程度上的任意的貨币資本運動。
如果這些資本能滿足于較低的利息率或較少的交易所盈利，那麼，它們自身也可以留在法國。
因此，适當的銀行政策上的措施也可以阻止黃金的運動。
使這些貨币額保持在國内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向它們提供較高的利息，提高銀行貼現率。
同時，這也使利息率平均化。
如果銀行能拒絕兌換黃金，那它也就能夠直接阻止黃金的轉移。
已經停止現金支付的奧匈銀行為此有了法律上的權利；也能以白銀進行支付的法蘭西銀行，同樣能夠拒絕黃金支付，有時也通過行使自己加算黃金貼水權利的形式。
通過提高金價，消除了由利息差額中産生的好處，從而消除了黃金流出的動機。
英格蘭銀行和德意志帝國銀行不掌握這種直接的手段。
但至少後者在出現貨币的緊張狀況時試圖通過對黃金輸出業者施加間接壓力而限制黃金流出。
此外，對國家的國民經濟來說，這種政策如果仍限于這種黃金輸出的場合，就是完全合理的。
同時，對貨币資本自由移動或黃金外流的這種實際限制，是防止各國利息率向同一水平的國際平均化的原因之一。
但是，例如由于德國人在英國必須對商品和有價證券進行支付而德意志帝國銀行産生黃金需求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德國人首先在柏林交易所購買英國彙票；但若彙價超過平價，他們甯願用黃金支付。
倘若帝國銀行拒絕提供黃金，那些必須進行支付的德國債務人，如若不想宣告破産，就必須重新購買英國彙票。
他們的需求将使彙價提高到平價以上，這意味着德國貨币貶值，而防止貨币貶值是銀行政策的最高任務。
因此，僅僅由金融交易引起的黃金外流是可以阻止的；這時，這種金融交易恰恰必須停止。
反之，不使貨币貶值，就不能阻止為清償由商品和證券的交易中已經産生的實際債務所必要的黃金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