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經濟周期過程中的信用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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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關系的形成則不同。
首先，在處于高漲鼎盛期的國家裡，利息率也最高。
因此，大量外國貨币長期地或暫時地投資于那裡。
其次，證券投機和商品投機，就其是交易所的投機而言，極其興旺，也吸引了國外的投機家，因而大量貨币流入該國，用于購買有價證券。
國際收支的具體形成總是取決于國際貿易中的信用關系。
英國(在它的危機出現之前照例總是有大量的黃金外流)為支付由它出口的商品提供較多的信用，而自己為支付進口商品卻很少利用信用。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貿易收支中必然出現的不平衡，因此将更加擴大。
僅僅貿易收支惡化本身就足以引起黃金外流。
在信用極度緊張時，任何黃金儲備的減少都會引起恐慌，使利息率進一步提高，使信譽發生動搖，特别是限制了投機，并因此促進交易所的危機。
貿易收支惡化的影響還會因國際收支的變化而加強。
高漲是一種國際現象，盡管在不同國家裡它的強弱呈現出不同的程度和層次，在其過程中呈現出時間上的差别。
假定高漲首先從美國開始并在那裡達到極盛時期，而在英國它才剛剛接近高峰。
較高的利息率和較活躍的投機把大量英國資本吸引到美國。
但是，在英國，對貨币市場的要求現在也越來越迫切，這裡的利息和投機也達到一個高的階段。
因此，過去投放到美國貨币市場上的貨币，現在又被抽回并投到英國；正是這時，美國的貿易收支也出現惡化。
因此，黃金外流加劇并導緻美國信用緊縮，從而導緻交易所危機爆發。
在商業危機之前發生的交易所危機本身，首先還使國際收支關系進一步惡化。
投于投機中的外國貨币被迅速撤回；當然，能夠被撤回的外國貨币，也就是那些不是固定在有價證券中而是使用于期貨交易和抵押交易中的部分。
在危機的初期，國外的投機家也試圖使市價跌落的證券脫手，此外還要對那些買空投機現已崩潰的證券進行強制拍賣。
就外國已經卷入的限度内，有價證券的出售使國際收支惡化。
但是同時，其他因素也在發揮作用，這些因素可能帶來轉折。
交易所危機以及可能接踵而至的銀行危機，意味着信用受到劇烈震動。
利息率上升到非常的高度并造成外國貨币資本的投資。
有價證券的貶值使外國資本家認為它們是物美價廉的，增強的有價證券輸出也同樣改善了國際收支。
同時，貿易收支也在好轉。
信用動亂使商品投機告終。
很快，下述情況便暴露出來：國内市場飽和，價格下跌，商業危機開始，進口停滞，而出口(隻要還沒有出現危機的國外市場允許)以獲得支付手段被加速進行。
破産開始。
但是，就破産觸及那些必須為進口商品向外國産業資本家進行支付的進口業者來說，他們的破産抵消了這種支付，并在這種意義上改善了該國家的國際收支。
因此，根據具體情況，在危機爆發之前或長或短的時間内黃金輸出便停止了，并讓位于危機期間和危機過後的黃金流入。
因此，在這一危機時期，黃金輸出和黃金輸入的交替，同時也意味着危機作用範圍的變化。
在流通信用由于已經形成的比例關系失調而不再能按流通需要的同樣規模擴大時，更多的黃金外流常常影響利息率。
但是，具體影響卻被銀行立法所左右。
錯誤的銀行立法的實質在于，它強制流通信用的擴大，使其不能達到由經濟規律産生的合理的限界。
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要強制地使流通信用與價值量發生某種關系，而事實上流通信用按其經濟性質同這種價值量沒有絲毫關系。
我們知道，銀行券不過是票據的轉化形式，而票據也不過是商品價值的貨币形式。
如果現在不使銀行券與票據從而歸根到底與處于流通中的商品價值發生關系(這可以通過所謂銀行的銀行券發券準備來達到，如果它被嚴格執行的話)，而是像在英國那樣與金屬儲備發生關系，或像在美國那樣甚至與國庫債券發生關系(在那裡，荒謬達到極點，債務被當作是信用提供的最大擔保；這種荒謬可以由虛拟資本的荒謬形式來說明)，那麼，人們便對借貸資本的供給制造人為的限制，這種限制當然必定立即對利息率産生影響。
在英國，銀行券的數量是由法律确定的，因此流通的需要隻能由金屬貨币來滿足(因為數量超過1400萬英鎊的一切銀行券隻不過是銀行金庫中黃金的代表，從而是經濟上實際的黃金)。
因此，在英國，任何較多的黃金外流都必然直接成為對流通的威脅。
銀行不再能夠按黃金外流(例如，為了清償由于英國歉收而增加的谷物進口)的程度把等量的票據轉化為自己的銀行券，盡管情況還完全正常，信用也沒有發生動搖。
因此，在每次黃金外流時，雖然銀行也确信這僅是暫時的，但銀行也必須立即提高利息率以保護自己的黃金儲備，因此使信用昂貴。
順便指出，這是以犧牲企業主收入來提高借貸資本利潤，從而提高銀行自己利潤的措施。
但是此外，票據向銀行券即法定支付手段、或向即使不是法定的但卻是一般公認的交付手段的兌換能力，卻變成是值得懷疑的了。
因此，日益增長的流通所要求的信用貨币的流通，便受到強行阻止，盡管生産狀況沒有為此提供絲毫原因；于是，有時人為地造成了信用貨币流通的完全中斷及其貨币危機和銀行危機的結果。
當然，迎合這種錯誤理論，把它變成實踐，給借貸資本帶來的就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好處了。
美國的情況還更為不可思議，在那裡，銀行券流通的擴大隻有通過購買國債的擴大才有可能。
由于國債量是限定的，所以需求的增加便立刻導緻市價的大大提高。
這使銀行感到，即使在高利息條件下，發行銀行券也無利可圖。
此外，如銀行放棄購買國債，從而放棄銀行券流通的擴大，就會造成利息的過度提高。
這不僅向銀行和銀行資本家提供了異常大的利潤，而且使他們一般地成為貨币市場的主宰，使他們不僅對投機和交易所實行獨裁統治，而且也通過股票事業和信用提供的中介對生産實行獨裁統治。
這也是美國交易所對财産向少數貨币資本家手裡集中赢得如此重大意義的原因之一。
如果這種銀行立法仍然得以維持，那麼，對于美國來說，償還國債恰恰意味着對自己銀行券流通的破壞。
這是一種荒唐行為，但同時也是一種方法，一種為借貸資本提供貨币的好方法，因而也是對一切救治嘗試的有效抵制。
銀行立法的限制之所以在某種程
首先，在處于高漲鼎盛期的國家裡，利息率也最高。
因此，大量外國貨币長期地或暫時地投資于那裡。
其次，證券投機和商品投機，就其是交易所的投機而言，極其興旺，也吸引了國外的投機家，因而大量貨币流入該國，用于購買有價證券。
國際收支的具體形成總是取決于國際貿易中的信用關系。
英國(在它的危機出現之前照例總是有大量的黃金外流)為支付由它出口的商品提供較多的信用，而自己為支付進口商品卻很少利用信用。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貿易收支中必然出現的不平衡，因此将更加擴大。
僅僅貿易收支惡化本身就足以引起黃金外流。
在信用極度緊張時，任何黃金儲備的減少都會引起恐慌，使利息率進一步提高，使信譽發生動搖，特别是限制了投機，并因此促進交易所的危機。
貿易收支惡化的影響還會因國際收支的變化而加強。
高漲是一種國際現象，盡管在不同國家裡它的強弱呈現出不同的程度和層次，在其過程中呈現出時間上的差别。
假定高漲首先從美國開始并在那裡達到極盛時期，而在英國它才剛剛接近高峰。
較高的利息率和較活躍的投機把大量英國資本吸引到美國。
但是，在英國，對貨币市場的要求現在也越來越迫切，這裡的利息和投機也達到一個高的階段。
因此，過去投放到美國貨币市場上的貨币，現在又被抽回并投到英國；正是這時，美國的貿易收支也出現惡化。
因此，黃金外流加劇并導緻美國信用緊縮，從而導緻交易所危機爆發。
在商業危機之前發生的交易所危機本身，首先還使國際收支關系進一步惡化。
投于投機中的外國貨币被迅速撤回；當然，能夠被撤回的外國貨币，也就是那些不是固定在有價證券中而是使用于期貨交易和抵押交易中的部分。
在危機的初期，國外的投機家也試圖使市價跌落的證券脫手，此外還要對那些買空投機現已崩潰的證券進行強制拍賣。
就外國已經卷入的限度内，有價證券的出售使國際收支惡化。
但是同時，其他因素也在發揮作用，這些因素可能帶來轉折。
交易所危機以及可能接踵而至的銀行危機，意味着信用受到劇烈震動。
利息率上升到非常的高度并造成外國貨币資本的投資。
有價證券的貶值使外國資本家認為它們是物美價廉的，增強的有價證券輸出也同樣改善了國際收支。
同時，貿易收支也在好轉。
信用動亂使商品投機告終。
很快，下述情況便暴露出來：國内市場飽和，價格下跌，商業危機開始，進口停滞，而出口(隻要還沒有出現危機的國外市場允許)以獲得支付手段被加速進行。
破産開始。
但是，就破産觸及那些必須為進口商品向外國産業資本家進行支付的進口業者來說，他們的破産抵消了這種支付，并在這種意義上改善了該國家的國際收支。
因此，根據具體情況，在危機爆發之前或長或短的時間内黃金輸出便停止了，并讓位于危機期間和危機過後的黃金流入。
因此，在這一危機時期，黃金輸出和黃金輸入的交替，同時也意味着危機作用範圍的變化。
在流通信用由于已經形成的比例關系失調而不再能按流通需要的同樣規模擴大時，更多的黃金外流常常影響利息率。
但是，具體影響卻被銀行立法所左右。
錯誤的銀行立法的實質在于，它強制流通信用的擴大，使其不能達到由經濟規律産生的合理的限界。
它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要強制地使流通信用與價值量發生某種關系，而事實上流通信用按其經濟性質同這種價值量沒有絲毫關系。
我們知道，銀行券不過是票據的轉化形式，而票據也不過是商品價值的貨币形式。
如果現在不使銀行券與票據從而歸根到底與處于流通中的商品價值發生關系(這可以通過所謂銀行的銀行券發券準備來達到，如果它被嚴格執行的話)，而是像在英國那樣與金屬儲備發生關系，或像在美國那樣甚至與國庫債券發生關系(在那裡，荒謬達到極點，債務被當作是信用提供的最大擔保；這種荒謬可以由虛拟資本的荒謬形式來說明)，那麼，人們便對借貸資本的供給制造人為的限制，這種限制當然必定立即對利息率産生影響。
在英國，銀行券的數量是由法律确定的，因此流通的需要隻能由金屬貨币來滿足(因為數量超過1400萬英鎊的一切銀行券隻不過是銀行金庫中黃金的代表，從而是經濟上實際的黃金)。
因此，在英國，任何較多的黃金外流都必然直接成為對流通的威脅。
銀行不再能夠按黃金外流(例如，為了清償由于英國歉收而增加的谷物進口)的程度把等量的票據轉化為自己的銀行券，盡管情況還完全正常，信用也沒有發生動搖。
因此，在每次黃金外流時，雖然銀行也确信這僅是暫時的，但銀行也必須立即提高利息率以保護自己的黃金儲備，因此使信用昂貴。
順便指出，這是以犧牲企業主收入來提高借貸資本利潤，從而提高銀行自己利潤的措施。
但是此外，票據向銀行券即法定支付手段、或向即使不是法定的但卻是一般公認的交付手段的兌換能力，卻變成是值得懷疑的了。
因此，日益增長的流通所要求的信用貨币的流通，便受到強行阻止，盡管生産狀況沒有為此提供絲毫原因；于是，有時人為地造成了信用貨币流通的完全中斷及其貨币危機和銀行危機的結果。
當然，迎合這種錯誤理論，把它變成實踐，給借貸資本帶來的就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好處了。
美國的情況還更為不可思議，在那裡，銀行券流通的擴大隻有通過購買國債的擴大才有可能。
由于國債量是限定的，所以需求的增加便立刻導緻市價的大大提高。
這使銀行感到，即使在高利息條件下，發行銀行券也無利可圖。
此外，如銀行放棄購買國債，從而放棄銀行券流通的擴大，就會造成利息的過度提高。
這不僅向銀行和銀行資本家提供了異常大的利潤，而且使他們一般地成為貨币市場的主宰，使他們不僅對投機和交易所實行獨裁統治，而且也通過股票事業和信用提供的中介對生産實行獨裁統治。
這也是美國交易所對财産向少數貨币資本家手裡集中赢得如此重大意義的原因之一。
如果這種銀行立法仍然得以維持，那麼，對于美國來說，償還國債恰恰意味着對自己銀行券流通的破壞。
這是一種荒唐行為，但同時也是一種方法，一種為借貸資本提供貨币的好方法，因而也是對一切救治嘗試的有效抵制。
銀行立法的限制之所以在某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