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危機的原因
關燈
小
中
大
好的利用。
其次，流通時間縮短了，從而資本家在流通時間内，除了真正在生産中執行職能的資本之外，還必須握有的資本量也減少了。
因此，隻是為了流通目的從而非生産性使用的資本，同為了生産利潤而在生産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相比減少了。
流通時間的縮短和周轉的加快，同時也減少了作為商品儲備閑置起來的，隻能造成非生産費用的資本部分。
因此，年剩餘價值率和年利潤率提高了，而後者由于用于流通目的的資本的減少而提高得更為顯著。
同時，剩餘價值量從而積累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因此，産業的繁榮隻不過意味着資本增殖條件的改善。
但是，最初造成繁榮的同樣情況，也包含着使增殖條件逐漸惡化，直至最後出現妨礙新投資和明顯滞銷的潛在因素。
例如，如果說在産業周期的第一個階段上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利潤率的提高，那麼，這種提高隻是在為以後利潤率下降準備了條件的情況下才能發生。
在繁榮時期，湧現出大量新投資，這些新投資必須适應最新的技術狀況。
但是，我們知道，技術的改善表現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則意味着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增殖條件的惡化。
利潤率的下降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第一，可變資本同總資本相比相對下降，從而同樣的剩餘價值率表現為一個較小的利潤率；第二，固定資本同流動資本相比越大，資本周轉時間也就越長；而周轉時間的延長也同樣意味着利潤率的下降。
此外，還有其他延長周轉時間的情況。
在繁榮階段的鼎盛時期，勞動期間可能延長，因為可能出現勞動力的缺乏，特别是熟練勞動力的缺乏，且不說在這個時期經常發生的工資鬥争。
不變資本的過度使用也會造成對生産過程的幹擾。
例如，機器超高速地運轉，如果雇用不熟練的工人，機器可能遭到損壞；或者為了不緻錯過産業開足馬力的短暫時期，忽視了維修和輔助勞動。
再進一步，流通時間也延長了。
國内市場的需求已經滿足，必須尋找更遙遠的國外市場。
商品銷售即商品向貨币的再轉化的時間延長了。
所有這些因素，在繁榮的第二個階段上都造成利潤率下降。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
在繁榮時期，由于對勞動力需求增加，勞動力的價格上漲。
這意味着剩餘價值率從而利潤率下降。
不僅如此，由于後面還要讨論的原因，利息率逐漸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因此，企業利潤率下降了。
當然，銀行資本的利潤卻由此(這種情況經常被忽視)而增加了。
但是，在這個時期，銀行不再能夠為生産擴大提供貨币。
首先，在這個時期，商品和證券的投機最盛行，對信用的要求顯著增加；其次，正如我們還要看到的，生産資本家互相提供的流通信用已不能滿足增加了的要求，銀行在這裡不得不介入了。
因此，銀行便具有以流動形式即貨币形式保持自己利潤的傾向，阻礙了它向生産資本的轉化，從而阻礙了實際的積累和再生産過程的擴大。
同時，這也意味着對生産過程的幹擾，因為銀行通過提高利息率吸收的并以貨币形式保持的貨币資本的再轉化受到阻礙，使用來擴大再生産的生産資本的相應(protanto)部分失去銷路。
因此，對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企業主收入的減少同樣意味着增殖條件的不斷惡化和積累的減少。
危機是在上述利潤率下降趨勢勝過由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價格和利潤上升趨勢的瞬間出現的。
這裡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為繁榮的結束準備了條件的這些趨勢，怎樣在資本主義競争中并通過資本主義競争而實現?第二，為什麼這種實現是激烈地而不是平緩地，是突發地而不是漸進地進行的?當然，後一個問題隻具有次要的意義，因為對行情的波動來說，繁榮和蕭條的交替具有決定意義，而這種交替的突發性僅僅是第二位的。
很清楚，如果在繁榮時期價格的上漲是普遍的和一緻的，那麼，這種上漲就是純粹名義上的，如果所有商品的價格上漲10％或者100％，那麼，它們的相對交換比例就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這樣，價格的上漲也不會對生産發生任何影響，不會引起資本在不同生産部門之間分配的變動和引起各部門之間比例關系的變化。
如果生産像前面的圖式所描述的那樣按照正當的比例進行，這種比例就無需改變，因此也不會受到破壞。
可是，如果由于價格上漲的性質可能造成排除這種均衡性的因素，情況就不同了。
那時，價格形成的變化也會引起不同生産部門之間的比例變化，因為價格和利潤的變化對資本在不同生産部門之間的分配具有決定性影響。
一旦事實表明價格上漲必然帶來資本分配關系的變化，這種可能性就變為現實性。
實際上，也可以指出妨礙這種均衡性的因素。
如果撇開技術革命不論，僅僅考察經常性技術變化的平均情況，那麼，在使用機器、一般固定資本最多的地方，歸根結底造成利潤率下降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也最大。
因為已經使用的機器、科學等等的數量越大，設備的合理性、技術的改進以及更科學的處理方法的利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和越經常地出現，出現更高的有機構成的趨勢在這裡的作用也就越強烈。
較高的資本有機構成隻不過是生産率提高的經濟表現。
生産率提高意味
其次，流通時間縮短了，從而資本家在流通時間内，除了真正在生産中執行職能的資本之外，還必須握有的資本量也減少了。
因此，隻是為了流通目的從而非生産性使用的資本，同為了生産利潤而在生産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相比減少了。
流通時間的縮短和周轉的加快，同時也減少了作為商品儲備閑置起來的，隻能造成非生産費用的資本部分。
因此，年剩餘價值率和年利潤率提高了，而後者由于用于流通目的的資本的減少而提高得更為顯著。
同時，剩餘價值量從而積累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因此，産業的繁榮隻不過意味着資本增殖條件的改善。
但是，最初造成繁榮的同樣情況，也包含着使增殖條件逐漸惡化，直至最後出現妨礙新投資和明顯滞銷的潛在因素。
例如，如果說在産業周期的第一個階段上需求的增加意味着利潤率的提高，那麼，這種提高隻是在為以後利潤率下降準備了條件的情況下才能發生。
在繁榮時期，湧現出大量新投資，這些新投資必須适應最新的技術狀況。
但是，我們知道，技術的改善表現為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則意味着利潤率的下降和資本增殖條件的惡化。
利潤率的下降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第一，可變資本同總資本相比相對下降，從而同樣的剩餘價值率表現為一個較小的利潤率；第二，固定資本同流動資本相比越大，資本周轉時間也就越長；而周轉時間的延長也同樣意味着利潤率的下降。
此外，還有其他延長周轉時間的情況。
在繁榮階段的鼎盛時期，勞動期間可能延長，因為可能出現勞動力的缺乏，特别是熟練勞動力的缺乏，且不說在這個時期經常發生的工資鬥争。
不變資本的過度使用也會造成對生産過程的幹擾。
例如，機器超高速地運轉，如果雇用不熟練的工人，機器可能遭到損壞；或者為了不緻錯過産業開足馬力的短暫時期，忽視了維修和輔助勞動。
再進一步，流通時間也延長了。
國内市場的需求已經滿足，必須尋找更遙遠的國外市場。
商品銷售即商品向貨币的再轉化的時間延長了。
所有這些因素，在繁榮的第二個階段上都造成利潤率下降。
此外還有其他因素。
在繁榮時期，由于對勞動力需求增加，勞動力的價格上漲。
這意味着剩餘價值率從而利潤率下降。
不僅如此，由于後面還要讨論的原因，利息率逐漸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因此，企業利潤率下降了。
當然，銀行資本的利潤卻由此(這種情況經常被忽視)而增加了。
但是，在這個時期，銀行不再能夠為生産擴大提供貨币。
首先，在這個時期，商品和證券的投機最盛行，對信用的要求顯著增加；其次，正如我們還要看到的，生産資本家互相提供的流通信用已不能滿足增加了的要求，銀行在這裡不得不介入了。
因此，銀行便具有以流動形式即貨币形式保持自己利潤的傾向，阻礙了它向生産資本的轉化，從而阻礙了實際的積累和再生産過程的擴大。
同時，這也意味着對生産過程的幹擾，因為銀行通過提高利息率吸收的并以貨币形式保持的貨币資本的再轉化受到阻礙，使用來擴大再生産的生産資本的相應(protanto)部分失去銷路。
因此，對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企業主收入的減少同樣意味着增殖條件的不斷惡化和積累的減少。
危機是在上述利潤率下降趨勢勝過由需求的增加而引起的價格和利潤上升趨勢的瞬間出現的。
這裡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為繁榮的結束準備了條件的這些趨勢，怎樣在資本主義競争中并通過資本主義競争而實現?第二，為什麼這種實現是激烈地而不是平緩地，是突發地而不是漸進地進行的?當然，後一個問題隻具有次要的意義，因為對行情的波動來說，繁榮和蕭條的交替具有決定意義，而這種交替的突發性僅僅是第二位的。
很清楚，如果在繁榮時期價格的上漲是普遍的和一緻的，那麼，這種上漲就是純粹名義上的，如果所有商品的價格上漲10％或者100％，那麼，它們的相對交換比例就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這樣，價格的上漲也不會對生産發生任何影響，不會引起資本在不同生産部門之間分配的變動和引起各部門之間比例關系的變化。
如果生産像前面的圖式所描述的那樣按照正當的比例進行，這種比例就無需改變，因此也不會受到破壞。
可是，如果由于價格上漲的性質可能造成排除這種均衡性的因素，情況就不同了。
那時，價格形成的變化也會引起不同生産部門之間的比例變化，因為價格和利潤的變化對資本在不同生産部門之間的分配具有決定性影響。
一旦事實表明價格上漲必然帶來資本分配關系的變化，這種可能性就變為現實性。
實際上，也可以指出妨礙這種均衡性的因素。
如果撇開技術革命不論，僅僅考察經常性技術變化的平均情況，那麼，在使用機器、一般固定資本最多的地方，歸根結底造成利潤率下降的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化也最大。
因為已經使用的機器、科學等等的數量越大，設備的合理性、技術的改進以及更科學的處理方法的利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和越經常地出現，出現更高的有機構成的趨勢在這裡的作用也就越強烈。
較高的資本有機構成隻不過是生産率提高的經濟表現。
生産率提高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