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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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雅典市民的最高大會。
近代的群衆政治家自然也利用演講；如果我們考慮到，在近代一位候選人要做多少競選演說，就知道這在量上，已經到了極高的程度。
不過，印出來的文字效果更持久。
在今天，群衆政治家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乃是政治評論者（Publizist），尤其是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
［§30新聞工作的特殊地位］近代政治性新聞工作的社會學，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應該自成一章。
在我們這次演講中，便是稍做素描都不可能。
不過，在這裡，有幾件事，卻和我們的題目有關，因此必須一說。
新聞工作者和所有的群衆政治家一樣，同時和律師（以及藝術家）也差不多，有一項共同的命運：缺乏固定的社會分類。
就律師而言，至少在歐洲大陸情形是如此，英國以及從前普魯士的情形則不一樣。
新聞工作者仿佛屬于一個賤民階層（Pariakaste）[3]，&ldquo社交界&rdquo總是根據他們之中品行最差的代表來評價他們。
由而，對于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工作，流行着一些最奇怪的想法。
很多人不了解，在新聞工作上一項真正優秀的成就所需要的&ldquo才氣&rdquo（Geist），絕對不下于任何學術上的成就所需者；特别我們要考慮到，新聞工作必須随令當下交卷，也要考慮到，新聞工作者必須在顯然和學者完全不同的創作條件下立即見到效果。
大家幾乎從來沒有承認，和學者比起來，新聞工作者的責任要大得多，而平均而言，任何一位有榮譽感的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感，和學者比起來，非但不見遜色，反而，〔這次大〕戰時的情形已證明，要比學者來得高。
人們之所以對新聞工作者的評價較低，乃是因為在這種問題上，人們記得的，乃是不負責任的新聞工作表現，以及這類表現所帶來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後果。
說任何一位夠格的新聞工作者，在行止的思慮判斷上比一般人高明，沒有人會相信，但是實情卻正是如此。
和别的職業比起來，新聞工作這個職業，有最龐大的誘惑與之俱來；在今天，新聞工作又有其他的特殊條件與環境。
這些因素所造成的結果，使得公衆習于以一種由鄙夷和可憫的卑怯交織而成的态度去看新聞工作。
在今晚，我們無法讨論這該怎麼辦。
在此，我們所關心的，隻是新聞工作者在政治方面的職業命運，以及他們獲得政治領導地位的機會。
到目前為止，隻有在社會民主黨[4]裡面，新聞工作者有比較有利的機會。
但是在這個政黨裡，編輯的位置主要還是一種黨工的位置，不足以構成領袖地位的基礎。
［§31新聞工作者的缺乏餘裕］至于在資産階級政黨裡，整體而論，走這條路攀取政治權力的機會，和上一輩人比起來，情況反而惡化了。
自然，每一個重要的政治家，都需要新聞界的影響力，因此也需要和新聞界的關系。
但是從新聞界内部産生政黨領袖，那是絕對的例外，連想都不應該想。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新聞工作者日甚的&ldquo缺乏餘裕&rdquo，特别是沒有資産而必須靠職業維生的新聞工作者的&ldquo缺乏餘裕&rdquo；這種&ldquo沒有餘裕&rdquo，是由新聞工作在緊張度和時效性方面的急劇增長所決定了的。
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須寫出文章來，以謀生活，就像是在政治家的腳上綁上了鐵鐐。
我便知道有人，雖然具有領袖的氣質和能力，卻因為這種逼迫，而在向上追求權力的過程中，在有形的方面但尤其是精神方面遭到了永久的挫傷。
在舊政權[5]之下，新聞界和國家及政黨中居支配地位的力量保持的關系，對于新聞工作水平的傷害是不可能更大的了。
但這是必須另外處理的一個題目。
在我們的敵國中[6]，情況并不相同。
不過即使在它們那裡，以及所有近代國家中，新聞工作者的政治影響力似乎愈來愈小，而資本主義的報業大亨，如諾斯克裡福&ldquo爵士&rdquo（&ldquoLord&rdquoNorthcliff）之流，卻取得了愈來愈大的政治影響力。
［§32新聞工作的政治前途與艱辛］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大資本主義報紙事業&mdash&mdash它們控制的主要是登&ldquo分類小廣告&rdquo的&ldquo大衆報&rdquo&mdash&mdash通常都是政治上冷漠态度的典型培養者。
因為對它們來說，獨立的政治立場沒有什麼好處；尤其重要的是，持有獨立的政策，從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權力那裡，不會得到什麼在商業上言之有利的照顧。
在大戰期間，廣告業務曾經被大規模地用來對報業施加政治性的影響，而現在，似乎這個做法會繼續下去。
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大報可以躲開這種壓力，但是小報的處境就困難多了。
不論在其他方面，新聞工作有什麼樣的吸引力、有什麼程度上的影響力、有什麼程度的行動可能，尤其是負什麼程度上的政治責任，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環境裡，新聞事業的生涯，不是政治領袖向上爬升的正常管道&mdash&mdash它也許不複是這種管道，也許尚不是這種管道，這就隻好等着看了。
某些新聞工作者&mdash&mdash不是全部&mdash&mdash認為應該放棄不具名原則；但是放棄這個原則，是不是就能給上述的情況帶來改變，實在很難說。
在大戰期間，德國報紙用特别聘請的文壇名流擔任&ldquo指導&rdquo[7]；他們雖然始終是直接以真名出現，但我們在好幾個有名的例子中的經驗顯示，責任感并沒有因此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樣增加。
無分黨派，有些這類報紙，正好就是以低級而出名的煽情報刊，借着放棄匿名原則，它們追求并且獲得了銷路。
這些先生們、發行人及煽情式的新聞工作者所得到的是巨利，而當然不是榮譽。
我們在此所說的話，毫無反對署名原則的意思；我們談的是一個十分複雜曲折的問題，某一個現象自然不等于問題的全部。
不過，到目前為止，署名的新聞工作，仍然不是走上真正的領袖地位的道路，也不是負責任地經營政治可循的途徑。
事态在未來會如何變化，尚有待觀察。
話說回來，新聞工作這條路，在任何情況中，都是職業性的政治活動最重要的途徑之一。
這條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走的。
性格薄弱的人，絕對不能走這條路，特别是那些隻有在安定的位置上才能維持心靈平衡的人。
一位年輕學者的生涯，雖然靠的是機運和僥幸，但是至少學者的身份會使他受到一些堅固規範的約束，讓他不至于失足。
可是新聞工作者的生涯，在每一方面來說，都是徹底的冒險，而身處的條件又以一種在其他任何情境中都無法見到的方式，考驗着個人内在的安定自信（Sicherheit）。
在新聞職業生涯中往往十分辛酸的經驗，可能還不是最糟的事。
成功的新聞工作者，相應于外在的試探而必須具備的内在力量，才是最難企及的。
的确，在一種看來平起平坐的姿态下，出入豪門的沙龍中當座上客，常常因為被人所懼，所以受到大家的阿谀奉承，但自己心裡卻清楚知道，隻要自己一離開，背後的門甫一關上，主人可能就必須向他的貴賓們解釋，為什麼他會和&ldquo那個報界挖人隐私的低級作家&rdquo有關系&mdash&mdash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
同樣，你必須随&ldquo市場&rdquo的需求，對任何一件事、對生活中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問題，迅速而言之成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你的意見不能完全膚淺，尤其不能因為暴露了自己的底盤而喪失尊嚴&mdash&mdash這是會有不堪逆睹的後果的。
因此，許多新聞工作者，到頭來在人性方面完全失敗，喪失了一切價值，也就不足為異。
值得吃驚的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這個階層中居然還有許多可貴的、道地的人存在；這個事實，不是外人能輕易想象得到的。
*** [1] 在本文中，&ldquoDemagoge&rdquo一詞或譯作&ldquo群衆鼓動者&rdquo，或譯作&ldquo群衆政治家&rdquo。
韋伯認為&ldquo直接訴求民意認可的統治者&rdquo（見p.207注2）基本上都是成功的&ldquoDemagoge&rdquo（見《經濟與社會》第1部分第3章第7節，p.268；中譯見《支配的類型》）。
&ldquo民主化和群衆鼓動的做法是在一起的&hellip&hellip隻要群衆不再被視作行政管理的純粹被動對象，也就是說，隻要群衆的态度具有某種積極的意義。
&rdquo《經濟與社會》附錄Ⅱ（p.1450）。
[2] Strategoi是雅典的最高軍事長官，由公民大會選舉産生，而非用抽簽産生。
[3] 韋伯對賤民階層的定義，見《經濟與社會》第2部分第6章第6節6（p.493），又參見英譯者在p.209的注釋。
[4] 凡接受議會民主制和改良主義（不以革命為手段）的社會主義及工人運動，一般泛稱為社會民主主義。
第一國際解散後，歐洲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多數變成本國的社會民主黨（在英國則發展出工黨）。
随着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各國社會民主黨内部的左派又分裂出來，形成共産黨。
在此，韋伯指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
[5] 指1918年11月革命之前的德國政權。
[6]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協約國。
[7] &ldquoLeitung&rdquo，法譯本作&ldquo總編輯&rdquo。
六 ［§33黨工］如果新聞工作者，作為職業政治家的一種形态，要求我們對頗為久遠的過去作一回顧，那麼黨工（Parteibeamten）則僅是過去幾十年來的新發展，甚至有一部分是近年來才有的發展。
為了從曆史的沿革演進上，掌握到這一類型人物的位置，我們必須對政黨之為物以及政黨的組織做一番考察。
［§34政黨經營形态的起源］任何政治團體，隻要它有相當規模，也就是說在地域上和職掌的範圍上，超過了一個小的農村行政區，同時其掌權者是定期選舉産生的，那麼在這樣一個團體中的政治經營，就必然是一種由有利益關系的人來進行的經營（Interessentenbetrieb）。
這也就是說，一群相對而言數目不大的人，主要的關心所在是政治生活，亦即對分享政治權力有興趣；他們通過自由的招攬勸誘，替自己尋得追随者，推自己或手下為候選人，募集财源，争取選票。
如果沒有這種經營形态，我們很難設想，在大規模的團體中選舉要如何進行。
在實際中，這種經營形态表示，有權利投票的公民，要分成在政治上積極活動的人和在政治上消極被動的人。
由于這個區别所涉及的是自由意志的問題，所以諸如強迫投票制或者&ldquo職業團體&rdquo代表之類的措施，或者其他公然在事實上針對這種事态以及針對職業政治家的支配所設計的措施，是無法消除這個區别的。
領導層和追随者，屬于積極活動的分子，他們要以自由招攬勸誘的方式，擴大追随者的範圍；追随者以同樣的方式，争取被動選民把票投給領袖。
這些主動與被動的部分，都是每個政黨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
但是政黨的結構多有差别。
舉例來說，中世紀城市的政黨&mdash&mdash比如教皇黨（Guelfen）和皇帝黨（Ghibellinen）[1]，就完全是個人的追随者組成的黨。
試觀教皇黨的章程（StatutodellaparteGuelfa），我們會聯想到的是，布爾什維克黨及其蘇維埃：貴族&mdash&mdash原先這是指所有以騎士為業并因此有采邑資格的家族&mdash&mdash的财産被充公；他們不得任官職，亦無投票權；章程規定了超地區性的黨委員會、嚴密的軍事性組織、對打小報告的人加以饋賞。
這使我們想起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過嚴格過濾的軍事以及（特别是在俄國）秘密警察組織，對&ldquo資産階級&rdquo&mdash&mdash也就是企業家、商人、以租金及利息為所得的人、僧侶、王室後代、警探&mdash&mdash的解除武裝、剝奪政治權利以及财産充公政策。
這中間的相似之處，如果我們做進一步的觀察，會顯得更為明顯。
就教皇黨而言，它的軍事組織，是一支按照登錄在冊的封建莊園為準建立起來的騎士軍隊，貴族幾乎占有一切領導位置。
在另一方面，蘇維埃則保留了&mdash&mdash或者不如說重新引入了&mdash&mdash高薪企業家、論件工資制、泰勒制度（TaylorSystem）[2]、軍事紀律和廠房紀律，并引入外資。
一言以蔽之：蘇維埃不得不再度接受他們曾經當作資産階級體制而對抗的一切事物。
他們必須接受這些事物，以便經濟和國家能夠運作。
此外，蘇維埃還重新建立了以前沙俄的秘密警察制度（Ochrana），作為國家武力的主要工具。
不過，在這裡，我們毋須讨論這類武力的組織。
我們所要讨論的，是在選票市場上，通過冷靜而&ldquo和平&rdquo的政黨競争，以争奪權力的職業政治家。
［§35政黨在英國初起時的形态］在我們通常意義之下所謂的政黨，最初都純粹是貴族的追随者之組合。
英格蘭便是一個例子。
當一位貴族，因為某種原因，改變了自己的黨籍，所有依附于他的人，也都跟着跳黨。
直到改革法案（ReformBill）[3]之時，很大數目的選區的議員席位，是由大貴族家族以及（此一事态意義同樣重要）國王所控制的。
與貴族政黨相近的是名門望族（Honoratioren）[4]的政黨，随着市民階級力量的上升，這種政黨在各處出現。
在西方的典型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領導下，有&ldquo教養和财産&rdquo的圈子，部分因于階級利益、部分因為家族傳統、部分則由于純粹意識形态方面的原因，分化成為各類政黨，并且由他們擔任領導。
教士、教師、大學教授、律師、醫師、藥劑師、富農、制造業者&mdash&mdash在英格蘭整個自認為&ldquo紳士&rdquo（gentlemen）的階層&mdash&mdash起先形成了偶然性的團體，甚至于地方性的政治俱樂部；另一方面，在動蕩的時代，小市民階級會顯示自己的存在；而無産階級，如果有領袖&mdash&mdash通常這種領袖不會來自無産階級内部&mdash&mdash也偶然會表現自己的力量。
在這個階段，還沒有作為全國性常設團體、跨地區組織起來的政黨可言，凝聚力完全仰仗國會議員，地方望族則在候選人的選擇上有極大的重要性。
選舉時提出的政綱，部分源自候選人的政見訴求，部分則遵循望族聚會或者國會黨部的決議。
地方性俱樂部的領導，或者在沒有俱樂部的情況下（這是大部分的情況），完全不具固定形式的政治經營，在正常時候是少數始終有興趣的人來做的；這種工作是一種偶務性的零工，在性質上屬于一種副業性的、名譽性的工作。
隻有新聞工作者，才是接受報酬的職業政治家，隻有報紙的經營，才是持續的政治經營。
在報紙以外，唯一稱得上持續的政治經營者，隻剩下國會會期。
國會議員和國會裡的黨領袖，當然知道在需要有政治行動的時候，應該向哪些地方望族求助。
但是隻有在大都市裡，才見得到常設的政黨機關；它們有不多的黨費收入、定期的聚會和公開的集會供議員報告國會裡的活動。
黨的生命，隻有在選舉期間，才真正活起來。
［§36政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國會議員所關心的，是地區之間在選舉時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是全國廣泛階層承認的一個統一的綱領以及在全國一緻進行的宣傳活動所能形成的沖擊力。
在這種關心的推動下，政黨的組織遂逐漸緊密和強化。
不過，雖然地方性的黨機構逐漸開始在中等城市建立，心腹人（Vertrauensmänner）也在全國伸展，同時國會中有一個本黨議員作為中央黨部的領袖，和這些地方組織構成的網保持固定的聯絡，黨機構的性格在原則上是一種&ldquo望族&rdquo團體這一點，卻并沒有改變。
在中央黨部之外，仍然見不到受薪的黨工。
地方黨組織，仍然完全是由&ldquo有名望&rdquo的人領導；而他們之所以擔任這種工作，為的是他們原本便享有的名望。
這些人，是所謂的&ldquo望族&rdquo；他們雖然在國會之外，但他們可以和那些适巧在國會中有席位的望族階層一起施展影響力。
不過，黨所編輯的黨通訊，已經對新聞界和地方集會提供愈來愈多的思想性影響。
黨員繳納的定期黨費，逐漸變得不可或缺；這中間有一部分，必須拿來供中央開銷。
德國的政黨組織，在不太久之前，大部分都處在這個發展的階段上。
在法國，政黨發展的這種頭一個階段的某些部分，仍然完全居于主要的地位：國會議員的結合仍然十分不穩定，在國會以外的全國範圍上，我們見到的是數目很小的一些地方望族，以及在個别選舉活動中，由候選人本人或者他們背後的大支持者為他們拟定的綱領。
當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這些綱領都是參考國會議員的決議和綱領，再适應地方情況而得出來的。
這種體制，起先隻在局部上有所突破。
主業的職業政治家數目依然很小，主要隻包括選出的議員、黨總部的少數職員以及新聞工作者。
在法國，這類人還包括已得到或正在謀求&ldquo政治官職&rdquo的官職獵取者。
就形式上來說，到此為止的主要情形是，政治仍然是一種旁骛性的副業。
在議員中，夠得上部長資格的人，數目非常有限，而候選人因為他們的望族性格，更是如此。
但是，在政治的經營中有間接的利害關系特别是物質方面的利益關系的人，數目非常大。
既然政府部會的一切行政措施，特别是和人事有關的一切決定，在考慮的時候都注意到了它們對選舉有利與否的影響，于是各種各樣的要求都托付給本區議員去斡旋，以求其實現。
而不論利弊如何，部長必須傾聽這位議員的話，特别如果這位議員是站在部長的多數黨這邊的時候&mdash&mdash因此，成為多數黨乃是每個人的追求目标。
個别的議員，控制了他自己選區的一切官職的任命權，以及一般而言他選區内所有事務的各種照顧。
反過來，為了連任，議員也必須維持和地方望族的結合。
［§37政黨組織的獨立和強化］這種在望族的圈子以及特别是在國會議員支配下的甯靜祥和狀态，和政黨組織最近代的形式，構成十分尖銳的對比。
最近代的政黨組織形式，乃是民主、普選權、赢取群衆和組織群衆的必要性，以及在領導上發展出最高度的統一性和形成最嚴格的紀律這兩方面的要求，所共同孕育的産物。
望族之支配、國會議員之操縱，都告式微。
在國會之外的&ldquo主業&rdquo政治家，把政黨的經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們或者是以&ldquo企業家&rdquo的方式行事&mdash&mdash美國的老大（boss）或者英國的&ldquo選舉經紀人&rdquo（electionagents），在事實上便是這種&ldquo企業家&rdquo&mdash&mdash或則是領固定薪水的政黨職員。
在形式上，民主大為廣泛化。
國會黨部不再制定具有最高地位的綱領，地方望族不再決定候選人的名單。
現在，已經組織起來了的黨員集會選擇候選人，并送代表去參加上一級的黨會議。
這樣一級一級的會議可能有好幾層，直到全國黨代表大會。
自然，權力事實上是在那些在組織中持續地工作的人手中，或者是組織的運作在金錢方面或人事方面必須依賴的那些人手裡&mdash&mdash例如說梅賽納斯（Maecenas）型的支持恩護者（Mäzenaten），或者強有力的政治利益團體（比如塔曼尼廳〔TammanyHall〕[5]）。
最具決定性意義的，就是這種由人構成的整個機構（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根據其特色，這種機構被稱為&ldquo機器&rdquo〔Maschine〕）&mdash&mdash或者不如說指揮這機構的人&mdash&mdash向國會議員挑戰，有條件把自己的意願，在幾乎是非常大的程度上強加在國會議員的身上。
對于黨領袖的選擇，這更具有特别的重大意義。
現在，黨魁就是整個機器所追随的那個人，可以無視于國會黨團。
換言之，這種機器的登場，意味着直接訴求民意認可的民主制（plebiszitäreDemokratie）的到來。
［§38黨工的期待］追随黨魁的黨員，尤其是黨工和黨的企業家，當然會期待他們領袖的勝利給他們帶來個人的報酬&mdash&mdash不論是官職，或其他的利益。
最要緊的是，他們會期待他們的領袖給他們這類利益，而不會期待&mdash&mdash尤其不會隻期待&mdash&mdash個别國會議員給他們這些利益。
他們特别期待領袖的人格在黨的選戰中訴諸民心（demagogische）的效果，會增加選票和人民的托付（Mandate），由而增加權力，使機會盡可能地擴展，好讓追随者得到他們所冀望的報酬。
為一個自己樂于效忠、皈依的人工作，而不是為一批平庸人物組成的政黨的抽象綱領工作，帶來的滿足是精神性的&mdash&mdash這是所有領袖所具備的&ldquo卡理斯瑪&rdquo成分；但這方面的滿足，隻是黨工們的動機之一。
［§39政黨新舊形态之間的沖突］政黨的這種〔新〕形态，在和追求自身影響力的地方望族及國會議員的不斷潛在鬥争中，在極為不同的程度上，有了突破和進展。
這種情形，首先在美國發生在資産階級政黨的身上；然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社會民主黨身上，主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
沒有普遍承認的領袖存在，挫折會接踵而來；而即使有這樣的領袖存在，各種各樣的讓步也無法避免，方能滿足黨内望族的虛榮和私人利益。
但是，在另一方面，黨機器也有可能進入黨工的支配之下；畢竟，日常的事務原本便是由他們來處理的。
按照某些社會民主黨圈子的看法，他們的黨已經屈從于這種官僚化（Burokratisierung）了。
不過，隻要一個領袖的人格，具備了強烈的群衆吸引力，要黨&ldquo官僚&rdquo向他輸誠，仍是比較容易的。
〔這是因為〕黨工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的利益，都和領袖的吸引力可望形成的政黨權力，有着密切的關系。
再者，為一位領袖工作，本身便比較有精神上的滿足感。
可是，如果在一個政黨中，黨工和&ldquo望族&rdquo并坐掌握對黨的影響力&mdash&mdash資産階級政黨常有這情形&mdash&mdash領袖的崛起便困難多了。
因為這些盤踞着主席團或委員會小職位的望族，正是借着這些職位，在精神上&ldquo取得自己生命的意義&rdquo。
他們對群衆政治家的新人（homonovus）身份感到反感，深信自己在政黨政治的&ldquo經驗&rdquo（這在實際上确實是十分重要的）上勝過來者，在意識形态上則憂心黨的老傳統會崩壞；這些，決定了名門望族的行為。
黨裡面一切傳統取向的分子，都會支持他們。
尤其重要的是，鄉村以及小資産階級的選民都要找尋他們所熟悉的望族的名字，而不信任他們不曾聽過的人。
不過，這種〔作為群衆政治家的新〕人一旦成功，這類選民對他的認定也會更堅定。
現在，我們舉幾個主要的例子，以窺望族式的結構形态和近代政黨式的結構形态之間的争鬥；我們特别要考察奧斯特羅戈爾斯基（M.J.Ostrogorskij）所描述的直接訴求民意認可形态的擡頭。
*** [1] 教皇黨和皇帝黨，是中世紀末期意大利政治中相争的兩派。
&ldquoGuelfen&rdquo一詞的來源，是德文的&ldquoWelf&rdquo；這是十二、十三世紀時，企圖奪取皇帝地位的一個家族的姓。
&ldquoGhibellinen&rdquo一詞的來源，則是德文的&ldquoWaiblingen&rdquo，這是當時擁有神聖羅馬帝國皇位的德國Hohenstaufen家族的一個城堡的名字。
這場鬥争的起源是FrederickIBarbarossa（1155&mdash1190）想要統治意大利的野心。
意大利各方勢力于是有欲擁德國Hohenstaufen家族自重者（皇帝黨，Ghibellinen），也有欲引教皇力量抗拒皇帝者（教皇黨，Guelfen）。
逐漸地，這場鬥争擴散到意大利全境，各邦原有派系紛紛向教皇黨或皇帝黨靠攏。
[2] 泰勒制度來自美國工程師泰勒（F.W.Taylor）的構想。
他在所著ThePrincipleofScientificManagement（London&NewYork,1911）一書中，首創&ldquo科學管理&rdquo一詞，提出一套增加工人産量的方法。
[3] 英國近代史上，共有三次改革法案（1832，1867，1884）；這裡所指的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
在十八世紀，國會議員的選舉依循傳統，已無法照顧到人口分布和階級結構随着工業革命而産生的巨大變化。
一些選區早已荒廢無人迹，但仍有代表它們的國會議員；這類選區的國會席位，實際上是由國王和大地主貴族所控制。
十八世紀末葉，中産階級及新興都市（如伯明翰、曼徹斯特）開始推動選舉改革。
改革的運動雖曾一度因法國大革命造成的反動浪潮而暫時消匿，但十九世紀初開始，要求改革的力量日益強大，終于在1832年由自由黨政府通過改革法案。
從此，選區的設置較能配合人口的分布，又放寬選舉權，使得有權投票的人數增加約百分之五十。
但直到第三次改革法案通過，英國成年男子中仍隻有百分之四十有投票權。
[4] 韋伯對&ldquo名門望族&rdquo的定義，見《經濟與社會》第1部分第3章第10節20（pp.290&mdash291），中譯見《支配的類型》；參見第2部分第10章第2節（pp.950&mdash951）。
[5] 塔曼尼廳是紐約曼哈頓地區民主黨黨機器的俗稱。
TammanySociety本為美國獨立戰争後出現的愛國社團之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受黨老大制度的影響，逐漸腐化，是美國地方政黨政治黑暗面的一個象征。
七 ［§40早期英國政黨的組織］首先，我們來觀察英國的情形。
在1868年以前，英國政黨的組織幾乎純粹是一種名門望族的組織。
托利（Tories）[1]保守黨在農村的支持者，是安立甘（Anglican）國教[2]的牧師，此外的支持者則大部分是學校的資深教師，最主要的則是郡内的大地主。
輝格（Whigs）[3]自由黨的支持者，主要是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4]的牧師（如果地方上有這種人在）、郵局局長、鐵匠、裁縫、繩匠&mdash&mdash也就是因為能時常和人聊天，而有機會散播政治影響力的工匠之類的人。
在城市裡，各政黨則按照人們的經濟觀點、宗教觀點或者隻是因于家庭中留傳的政黨觀點，而有各自的支持者。
但無論怎麼樣，望族總是政治經營的承當者。
在望族之上，另外存在着國會及各政黨，包括其内閣和黨魁（Leader）&mdash&mdash這個人是部長會議的主席或者是反對黨的領袖。
在黨魁之側，是黨組織中最重要的職業政治家&mdash&mdash國會黨部書記長（Whip）[5]。
官職的分配權在國會黨部書記長手裡，因此求官者必須找他，而他則就這些問題和各選區的議員磋商。
在各個選區，也慢慢發展出了一個職業政治家的階層：在地方上招募來的代理人（Agenten）；起先，這類人不受薪酬，和德國的&ldquo心腹人&rdquo的情況差不多。
但是在這類人之外，選區内又發展出了一類資本主義式的企業家：所謂的&ldquo選舉經紀人&rdquo。
這種人的存在，在英國近代以保障選舉公正為旨的立法下，是無可避免的。
這種立法的目的，是要控制競選時所耗的費用，以對抗金錢的影響力；它規定候選人有義務申報在選舉中用了多少錢。
這是因為在英國&mdash&mdash那裡比原來在德國類似的情形嚴重多了&mdash&mdash候選人在啞掉喉嚨之外，還會嘗到錢包空扁的滋味。
有了選舉經紀人之後，候選人隻需付他一筆總數；通常選舉經紀人會用這筆錢達成最大的效果。
在英國，無論是在國會或者在民間，就&ldquo黨魁&rdquo與黨内名門望族山頭之間的權力分配而言，&ldquo黨魁&rdquo經常居于一種非常重要的地位。
這是因于一個迫切的理由：非如此，則不可能有能瞻望全局并因此而具有穩定性的政策可言。
不過，國會議員和黨内山頭大老的影響力，仍然是相當可觀的。
［§41黨務會的崛起］在以前，黨的組織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
這種組織方式是一種混合體，一半由望族來營運，一半是由職員和企業家從事的經營。
從1868年開始，&ldquo黨務會&rdquo制度（caucussystem）[6]開始發展。
起先，這隻是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地方選舉中采用，但它逐漸擴及全國。
一位非國教派的牧師和張伯倫（JosephChamberlain）一起建立了這個制度。
發展這個制度的起因，是選舉權的民主化。
為了要赢取群衆的選票，就必須建立起由看來民主化的團體所結合成的龐大組織。
在都市的每一個區，都要組成一個選舉團體，以使整個經營體系不歇地運動，也使每一件事都最嚴格地官僚制度化。
結果，受薪職員的數目逐漸增加；整體說來，可能已網羅百分之十選民的地方選舉委員再從這些職員中選出有互選權利的黨幹事（Hauptvermittler），作為政黨政治的正式運作者。
整個驅動力量，在于地方的圈子，尤其是對社區共同體政治有興趣的人&mdash&mdash社區共同體政治，總是最有實質利益可圖的地方。
這類地方性的圈子，也是籌募資金的第一線。
這種新興的機器，既然已擺脫了國會議員的領導，很快地便開始和原來的掌權者&mdash&mdash特别是國會黨部書記長&mdash&mdash展開鬥争。
在有地方利益的人支持下，這種機器得勝，國會黨部書記長必須認輸，和這種機器妥協。
結果，所有的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最後則集中到位于黨的頂峰的那一個人手裡。
在自由黨裡面，這整個體制的興起，是和葛萊斯頓（W.E.Gladstone）搶上權力寶座連在一起的。
這個機器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壓倒名門望族，是因于葛萊斯頓&ldquo偉大的&rdquo群衆鼓動力的魅力，因于群衆堅定地相信他的政策具有道德内容、信任他人格的道德性格。
一種恺撒&mdash直接訴求民意認可式（cäsaristisch-plebiszitäre）[7]的因素&mdash&mdash選舉戰場上的專政者&mdash&mdash在政治中登場。
它十分迅速地有了表現。
1877年，黨務會首次在全國大選中開始活動，成果驚人：狄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在他成就的最高峰時刻垮台了。
在1886年，這個機器已經完全接受葛萊斯頓個人的卡理斯瑪式領導。
當愛爾蘭自治（Home-Rule）問題[8]出現的時候，整個機器從上到下沒有人問：&ldquo我們是站在葛萊斯頓的立場上嗎？&rdquo而是完全聽信葛萊斯頓的話，和他一緻。
大家說的是：&ldquo不論他怎麼做，我們聽他的。
&rdquo&mdash&mdash結果，他們拋棄了這個機器的創造者本人：張伯倫。
［§42新式政黨機器在幾個方面的影響］這樣的一套機器，需要可觀的人事架構。
在英國，直接依賴政黨政治為生的人，大約有兩千之數。
當然，純粹為了謀取官職，或者為了可圖之利，而在政治中活躍的人，數目更多，特别是在地方的自治政治中。
除了經濟上的機會之外，對于黨務會中有能力的政治家，還有讓他滿足虛榮的機會。
變成一位&ldquoJ.P.&rdquo或者甚至&ldquoM.P.&rdquo[9]，在性質上和最大的（也是正常的）野心所發的追求，并非二物。
明顯地具有良好教養的人（也就是&ldquo紳士&rdquo），可以達成他們的這種目标。
貴族的榮銜，則是最高的目标，特别是對那些以巨金資助的人&mdash&mdash黨的财務，大約有百分之五十依賴〔這些〕匿名的捐助者。
那麼，這套體制有什麼影響呢？在今天，除了少數内閣閣員（和幾個獨行客）之外，英國國會議員一般而言，都不過是紀律良好的投票動物罷了。
在德國，一個帝國議會的議員，至少在自己的桌子上處理私人信件，由而表現他還在為了國家福祉而行動。
在英國，連這種姿态都沒有必要。
國會議員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投票和不要做出背叛黨的事情來。
國會黨部書記長要他到場的時候，他一定要在議場出現；内閣或者反對黨領袖有指示時，他必須依令行事。
當一個強人式的領袖存在時，全國的黨務會機器都絕對控制在他手中；這些機器本身，幾乎完全沒有意見可言。
這樣一來，淩駕于國會頭上的，是實質上直接訴求民意認可的專政者。
他利用黨機器把群衆召集起來跟從他；對他來說，國會議員僅是追随他的政治俸祿者罷了。
［§43英國新式政黨機器下的領袖］這種領袖是怎麼挑選出來的呢？首先，就能力而論，哪一種能力是挑選時的考慮？姑不論在任何地方都是最具決定性的&ldquo意志&rdquo這個性質，最重要的能力自然是能做具有鼓動群衆力量的演說。
從以前像柯布登（RichardCobden）之輩訴諸理智的時代，到葛萊斯頓之善于運用仿佛&ldquo讓事實自己說話&rdquo的技巧，政治演說的性質已經有了許多改變。
在今天，我們見到的往往是純粹訴諸情緒的手法。
救世軍在鼓動群衆的時候，所用的也就是這類手段。
今天的情形，我們可以稱之為&ldquo利用群衆的情緒而建立的專政&rdquo。
不過，因為英國國會裡非常發達的委員會制度的緣故，任何有意進入領導階層的政治家，都能夠而且必須參與委員會的工作。
近幾十年來所有重要的閣員，在背景上都有這一段真實而有效的工作訓練。
這套從提出委員會報告到公開檢讨其中建議的實際作業，保證了這段曆練有其選才的實際效果，把那些除了做動人演說外别無所長的人淘汰掉。
［§44早期美國政黨的發皇］以上是英國的情形。
可是和美國的政黨組織比較起來，英國的黨務會制度不過聊具雛形。
在美國的政黨組織身上，直接訴求民意認可這個原則，得到了特别早，也特别純粹的表現。
照華盛頓的理念，他所締造的美國，應該是一個由&ldquo紳士&rdquo（gentlemen）來治理的共和國。
在他那個時代，&ldquo紳士&rdquo指的是地主或者受過大學教育的人。
在開始的時候，美國的情形也确實是如此。
當政黨初度開始組織的時候，衆議院的議員聲稱自己才是領導者，一如名門望族在英國當道時的情形。
當時，黨的組織相當松散，直到1824年都是如此。
在某些地區&mdash&mdash這些也是最先展開近代發展的州&mdash&mdash黨的機器在1820年以前便在成形中了。
到了傑克遜（AndrewJackson）這位西部農人所支持的候選人當選為總統，舊傳統終告推翻。
1840年初期，當重要國會議員如卡爾霍恩（JohnC.Calhoun）和韋伯斯特（DanielWebster）從政治生活退休之後，主要議員對黨的領導便正式結束，因為到了這時候，國會面對全國性的黨機器，幾乎所有的權力都被奪去了。
直接訴求民意認可制的&ldquo機器&rdquo能如此早就在美國有所發展，原因是唯有在美國，行政部門的首腦，也就是&mdash&mdash這是最重要的一點&mdash&mdash分派官職的首腦，乃是在直接訴求民意認可制下投票選出的總統；以及因于&ldquo三權分立制&rdquo，總統職權的行使幾乎獨立于國會。
因此，在總統當選之後，官職俸祿者真正的掠奪對象，也就被當作戰利品而分發到手。
在傑克遜時代，&ldquo獵官制&rdquo（spoilssystem）[10]相當系統地被化成一項原則,其後果也已成形。
［§45獵官制］這種獵官制，這種以聯邦官職獎賞得勝候選人的跟随者的做法，對于今天的政黨構造來說，代表着什麼？完全沒有定見（gesinnungslos）的政黨互相對立；它們純粹是獵官者的組織，端看如何能獲得選票，而拟出随時可以改變的綱領；它們立場的改變，即使在别的國家有類似的情形，在程度上也無法相比。
各政黨都是完全地、絕對地以最重要的選戰為着眼點來配備設計的。
至于最重要的選戰，自然是指有關官職分派的選舉：聯邦總統及各州州長的選舉。
各政黨在&ldquo全國代表大會&rdquo（nationalconventions）中，決定綱領和候選人，不受國會議員的幹預；這個黨代表大會，又是在形式上非常民主地由各地代表團所組成；這些代表的授權委托，來自黨的最基層投票人會議：&ldquo預選會&rdquo（primaries）。
在預選會的階段，出席黨代表大
近代的群衆政治家自然也利用演講；如果我們考慮到，在近代一位候選人要做多少競選演說，就知道這在量上，已經到了極高的程度。
不過，印出來的文字效果更持久。
在今天，群衆政治家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乃是政治評論者（Publizist），尤其是新聞工作者（Journalist）。
［§30新聞工作的特殊地位］近代政治性新聞工作的社會學，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應該自成一章。
在我們這次演講中，便是稍做素描都不可能。
不過，在這裡，有幾件事，卻和我們的題目有關，因此必須一說。
新聞工作者和所有的群衆政治家一樣，同時和律師（以及藝術家）也差不多，有一項共同的命運：缺乏固定的社會分類。
就律師而言，至少在歐洲大陸情形是如此，英國以及從前普魯士的情形則不一樣。
新聞工作者仿佛屬于一個賤民階層（Pariakaste）[3]，&ldquo社交界&rdquo總是根據他們之中品行最差的代表來評價他們。
由而，對于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工作，流行着一些最奇怪的想法。
很多人不了解，在新聞工作上一項真正優秀的成就所需要的&ldquo才氣&rdquo（Geist），絕對不下于任何學術上的成就所需者；特别我們要考慮到，新聞工作必須随令當下交卷，也要考慮到，新聞工作者必須在顯然和學者完全不同的創作條件下立即見到效果。
大家幾乎從來沒有承認，和學者比起來，新聞工作者的責任要大得多，而平均而言，任何一位有榮譽感的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感，和學者比起來，非但不見遜色，反而，〔這次大〕戰時的情形已證明，要比學者來得高。
人們之所以對新聞工作者的評價較低，乃是因為在這種問題上，人們記得的，乃是不負責任的新聞工作表現，以及這類表現所帶來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後果。
說任何一位夠格的新聞工作者，在行止的思慮判斷上比一般人高明，沒有人會相信，但是實情卻正是如此。
和别的職業比起來，新聞工作這個職業，有最龐大的誘惑與之俱來；在今天，新聞工作又有其他的特殊條件與環境。
這些因素所造成的結果，使得公衆習于以一種由鄙夷和可憫的卑怯交織而成的态度去看新聞工作。
在今晚，我們無法讨論這該怎麼辦。
在此，我們所關心的，隻是新聞工作者在政治方面的職業命運，以及他們獲得政治領導地位的機會。
到目前為止，隻有在社會民主黨[4]裡面，新聞工作者有比較有利的機會。
但是在這個政黨裡，編輯的位置主要還是一種黨工的位置，不足以構成領袖地位的基礎。
［§31新聞工作者的缺乏餘裕］至于在資産階級政黨裡，整體而論，走這條路攀取政治權力的機會，和上一輩人比起來，情況反而惡化了。
自然，每一個重要的政治家，都需要新聞界的影響力，因此也需要和新聞界的關系。
但是從新聞界内部産生政黨領袖，那是絕對的例外，連想都不應該想。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新聞工作者日甚的&ldquo缺乏餘裕&rdquo，特别是沒有資産而必須靠職業維生的新聞工作者的&ldquo缺乏餘裕&rdquo；這種&ldquo沒有餘裕&rdquo，是由新聞工作在緊張度和時效性方面的急劇增長所決定了的。
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須寫出文章來，以謀生活，就像是在政治家的腳上綁上了鐵鐐。
我便知道有人，雖然具有領袖的氣質和能力，卻因為這種逼迫，而在向上追求權力的過程中，在有形的方面但尤其是精神方面遭到了永久的挫傷。
在舊政權[5]之下，新聞界和國家及政黨中居支配地位的力量保持的關系，對于新聞工作水平的傷害是不可能更大的了。
但這是必須另外處理的一個題目。
在我們的敵國中[6]，情況并不相同。
不過即使在它們那裡，以及所有近代國家中，新聞工作者的政治影響力似乎愈來愈小，而資本主義的報業大亨，如諾斯克裡福&ldquo爵士&rdquo（&ldquoLord&rdquoNorthcliff）之流，卻取得了愈來愈大的政治影響力。
［§32新聞工作的政治前途與艱辛］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大資本主義報紙事業&mdash&mdash它們控制的主要是登&ldquo分類小廣告&rdquo的&ldquo大衆報&rdquo&mdash&mdash通常都是政治上冷漠态度的典型培養者。
因為對它們來說，獨立的政治立場沒有什麼好處；尤其重要的是，持有獨立的政策，從在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權力那裡，不會得到什麼在商業上言之有利的照顧。
在大戰期間，廣告業務曾經被大規模地用來對報業施加政治性的影響，而現在，似乎這個做法會繼續下去。
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大報可以躲開這種壓力，但是小報的處境就困難多了。
不論在其他方面，新聞工作有什麼樣的吸引力、有什麼程度上的影響力、有什麼程度的行動可能，尤其是負什麼程度上的政治責任，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環境裡，新聞事業的生涯，不是政治領袖向上爬升的正常管道&mdash&mdash它也許不複是這種管道，也許尚不是這種管道，這就隻好等着看了。
某些新聞工作者&mdash&mdash不是全部&mdash&mdash認為應該放棄不具名原則；但是放棄這個原則，是不是就能給上述的情況帶來改變，實在很難說。
在大戰期間，德國報紙用特别聘請的文壇名流擔任&ldquo指導&rdquo[7]；他們雖然始終是直接以真名出現，但我們在好幾個有名的例子中的經驗顯示，責任感并沒有因此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樣增加。
無分黨派，有些這類報紙，正好就是以低級而出名的煽情報刊，借着放棄匿名原則，它們追求并且獲得了銷路。
這些先生們、發行人及煽情式的新聞工作者所得到的是巨利，而當然不是榮譽。
我們在此所說的話，毫無反對署名原則的意思；我們談的是一個十分複雜曲折的問題，某一個現象自然不等于問題的全部。
不過，到目前為止，署名的新聞工作，仍然不是走上真正的領袖地位的道路，也不是負責任地經營政治可循的途徑。
事态在未來會如何變化，尚有待觀察。
話說回來，新聞工作這條路，在任何情況中，都是職業性的政治活動最重要的途徑之一。
這條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走的。
性格薄弱的人，絕對不能走這條路，特别是那些隻有在安定的位置上才能維持心靈平衡的人。
一位年輕學者的生涯，雖然靠的是機運和僥幸，但是至少學者的身份會使他受到一些堅固規範的約束，讓他不至于失足。
可是新聞工作者的生涯，在每一方面來說，都是徹底的冒險，而身處的條件又以一種在其他任何情境中都無法見到的方式，考驗着個人内在的安定自信（Sicherheit）。
在新聞職業生涯中往往十分辛酸的經驗，可能還不是最糟的事。
成功的新聞工作者，相應于外在的試探而必須具備的内在力量，才是最難企及的。
的确，在一種看來平起平坐的姿态下，出入豪門的沙龍中當座上客，常常因為被人所懼，所以受到大家的阿谀奉承，但自己心裡卻清楚知道，隻要自己一離開，背後的門甫一關上，主人可能就必須向他的貴賓們解釋，為什麼他會和&ldquo那個報界挖人隐私的低級作家&rdquo有關系&mdash&mdash這的确不是容易的事。
同樣，你必須随&ldquo市場&rdquo的需求，對任何一件事、對生活中任何可以想象到的問題，迅速而言之成理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你的意見不能完全膚淺，尤其不能因為暴露了自己的底盤而喪失尊嚴&mdash&mdash這是會有不堪逆睹的後果的。
因此，許多新聞工作者，到頭來在人性方面完全失敗，喪失了一切價值，也就不足為異。
值得吃驚的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這個階層中居然還有許多可貴的、道地的人存在；這個事實，不是外人能輕易想象得到的。
*** [1] 在本文中，&ldquoDemagoge&rdquo一詞或譯作&ldquo群衆鼓動者&rdquo，或譯作&ldquo群衆政治家&rdquo。
韋伯認為&ldquo直接訴求民意認可的統治者&rdquo（見p.207注2）基本上都是成功的&ldquoDemagoge&rdquo（見《經濟與社會》第1部分第3章第7節，p.268；中譯見《支配的類型》）。
&ldquo民主化和群衆鼓動的做法是在一起的&hellip&hellip隻要群衆不再被視作行政管理的純粹被動對象，也就是說，隻要群衆的态度具有某種積極的意義。
&rdquo《經濟與社會》附錄Ⅱ（p.1450）。
[2] Strategoi是雅典的最高軍事長官，由公民大會選舉産生，而非用抽簽産生。
[3] 韋伯對賤民階層的定義，見《經濟與社會》第2部分第6章第6節6（p.493），又參見英譯者在p.209的注釋。
[4] 凡接受議會民主制和改良主義（不以革命為手段）的社會主義及工人運動，一般泛稱為社會民主主義。
第一國際解散後，歐洲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多數變成本國的社會民主黨（在英國則發展出工黨）。
随着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分裂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各國社會民主黨内部的左派又分裂出來，形成共産黨。
在此，韋伯指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
[5] 指1918年11月革命之前的德國政權。
[6]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協約國。
[7] &ldquoLeitung&rdquo，法譯本作&ldquo總編輯&rdquo。
六 ［§33黨工］如果新聞工作者，作為職業政治家的一種形态，要求我們對頗為久遠的過去作一回顧，那麼黨工（Parteibeamten）則僅是過去幾十年來的新發展，甚至有一部分是近年來才有的發展。
為了從曆史的沿革演進上，掌握到這一類型人物的位置，我們必須對政黨之為物以及政黨的組織做一番考察。
［§34政黨經營形态的起源］任何政治團體，隻要它有相當規模，也就是說在地域上和職掌的範圍上，超過了一個小的農村行政區，同時其掌權者是定期選舉産生的，那麼在這樣一個團體中的政治經營，就必然是一種由有利益關系的人來進行的經營（Interessentenbetrieb）。
這也就是說，一群相對而言數目不大的人，主要的關心所在是政治生活，亦即對分享政治權力有興趣；他們通過自由的招攬勸誘，替自己尋得追随者，推自己或手下為候選人，募集财源，争取選票。
如果沒有這種經營形态，我們很難設想，在大規模的團體中選舉要如何進行。
在實際中，這種經營形态表示，有權利投票的公民，要分成在政治上積極活動的人和在政治上消極被動的人。
由于這個區别所涉及的是自由意志的問題，所以諸如強迫投票制或者&ldquo職業團體&rdquo代表之類的措施，或者其他公然在事實上針對這種事态以及針對職業政治家的支配所設計的措施，是無法消除這個區别的。
領導層和追随者，屬于積極活動的分子，他們要以自由招攬勸誘的方式，擴大追随者的範圍；追随者以同樣的方式，争取被動選民把票投給領袖。
這些主動與被動的部分，都是每個政黨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
但是政黨的結構多有差别。
舉例來說，中世紀城市的政黨&mdash&mdash比如教皇黨（Guelfen）和皇帝黨（Ghibellinen）[1]，就完全是個人的追随者組成的黨。
試觀教皇黨的章程（StatutodellaparteGuelfa），我們會聯想到的是，布爾什維克黨及其蘇維埃：貴族&mdash&mdash原先這是指所有以騎士為業并因此有采邑資格的家族&mdash&mdash的财産被充公；他們不得任官職，亦無投票權；章程規定了超地區性的黨委員會、嚴密的軍事性組織、對打小報告的人加以饋賞。
這使我們想起布爾什維克黨的經過嚴格過濾的軍事以及（特别是在俄國）秘密警察組織，對&ldquo資産階級&rdquo&mdash&mdash也就是企業家、商人、以租金及利息為所得的人、僧侶、王室後代、警探&mdash&mdash的解除武裝、剝奪政治權利以及财産充公政策。
這中間的相似之處，如果我們做進一步的觀察，會顯得更為明顯。
就教皇黨而言，它的軍事組織，是一支按照登錄在冊的封建莊園為準建立起來的騎士軍隊，貴族幾乎占有一切領導位置。
在另一方面，蘇維埃則保留了&mdash&mdash或者不如說重新引入了&mdash&mdash高薪企業家、論件工資制、泰勒制度（TaylorSystem）[2]、軍事紀律和廠房紀律，并引入外資。
一言以蔽之：蘇維埃不得不再度接受他們曾經當作資産階級體制而對抗的一切事物。
他們必須接受這些事物，以便經濟和國家能夠運作。
此外，蘇維埃還重新建立了以前沙俄的秘密警察制度（Ochrana），作為國家武力的主要工具。
不過，在這裡，我們毋須讨論這類武力的組織。
我們所要讨論的，是在選票市場上，通過冷靜而&ldquo和平&rdquo的政黨競争，以争奪權力的職業政治家。
［§35政黨在英國初起時的形态］在我們通常意義之下所謂的政黨，最初都純粹是貴族的追随者之組合。
英格蘭便是一個例子。
當一位貴族，因為某種原因，改變了自己的黨籍，所有依附于他的人，也都跟着跳黨。
直到改革法案（ReformBill）[3]之時，很大數目的選區的議員席位，是由大貴族家族以及（此一事态意義同樣重要）國王所控制的。
與貴族政黨相近的是名門望族（Honoratioren）[4]的政黨，随着市民階級力量的上升，這種政黨在各處出現。
在西方的典型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領導下，有&ldquo教養和财産&rdquo的圈子，部分因于階級利益、部分因為家族傳統、部分則由于純粹意識形态方面的原因，分化成為各類政黨，并且由他們擔任領導。
教士、教師、大學教授、律師、醫師、藥劑師、富農、制造業者&mdash&mdash在英格蘭整個自認為&ldquo紳士&rdquo（gentlemen）的階層&mdash&mdash起先形成了偶然性的團體，甚至于地方性的政治俱樂部；另一方面，在動蕩的時代，小市民階級會顯示自己的存在；而無産階級，如果有領袖&mdash&mdash通常這種領袖不會來自無産階級内部&mdash&mdash也偶然會表現自己的力量。
在這個階段，還沒有作為全國性常設團體、跨地區組織起來的政黨可言，凝聚力完全仰仗國會議員，地方望族則在候選人的選擇上有極大的重要性。
選舉時提出的政綱，部分源自候選人的政見訴求，部分則遵循望族聚會或者國會黨部的決議。
地方性俱樂部的領導，或者在沒有俱樂部的情況下（這是大部分的情況），完全不具固定形式的政治經營，在正常時候是少數始終有興趣的人來做的；這種工作是一種偶務性的零工，在性質上屬于一種副業性的、名譽性的工作。
隻有新聞工作者，才是接受報酬的職業政治家，隻有報紙的經營，才是持續的政治經營。
在報紙以外，唯一稱得上持續的政治經營者，隻剩下國會會期。
國會議員和國會裡的黨領袖，當然知道在需要有政治行動的時候，應該向哪些地方望族求助。
但是隻有在大都市裡，才見得到常設的政黨機關；它們有不多的黨費收入、定期的聚會和公開的集會供議員報告國會裡的活動。
黨的生命，隻有在選舉期間，才真正活起來。
［§36政黨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國會議員所關心的，是地區之間在選舉時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是全國廣泛階層承認的一個統一的綱領以及在全國一緻進行的宣傳活動所能形成的沖擊力。
在這種關心的推動下，政黨的組織遂逐漸緊密和強化。
不過，雖然地方性的黨機構逐漸開始在中等城市建立，心腹人（Vertrauensmänner）也在全國伸展，同時國會中有一個本黨議員作為中央黨部的領袖，和這些地方組織構成的網保持固定的聯絡，黨機構的性格在原則上是一種&ldquo望族&rdquo團體這一點，卻并沒有改變。
在中央黨部之外，仍然見不到受薪的黨工。
地方黨組織，仍然完全是由&ldquo有名望&rdquo的人領導；而他們之所以擔任這種工作，為的是他們原本便享有的名望。
這些人，是所謂的&ldquo望族&rdquo；他們雖然在國會之外，但他們可以和那些适巧在國會中有席位的望族階層一起施展影響力。
不過，黨所編輯的黨通訊，已經對新聞界和地方集會提供愈來愈多的思想性影響。
黨員繳納的定期黨費，逐漸變得不可或缺；這中間有一部分，必須拿來供中央開銷。
德國的政黨組織，在不太久之前，大部分都處在這個發展的階段上。
在法國，政黨發展的這種頭一個階段的某些部分，仍然完全居于主要的地位：國會議員的結合仍然十分不穩定，在國會以外的全國範圍上，我們見到的是數目很小的一些地方望族，以及在個别選舉活動中，由候選人本人或者他們背後的大支持者為他們拟定的綱領。
當然，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這些綱領都是參考國會議員的決議和綱領，再适應地方情況而得出來的。
這種體制，起先隻在局部上有所突破。
主業的職業政治家數目依然很小，主要隻包括選出的議員、黨總部的少數職員以及新聞工作者。
在法國，這類人還包括已得到或正在謀求&ldquo政治官職&rdquo的官職獵取者。
就形式上來說，到此為止的主要情形是，政治仍然是一種旁骛性的副業。
在議員中，夠得上部長資格的人，數目非常有限，而候選人因為他們的望族性格，更是如此。
但是，在政治的經營中有間接的利害關系特别是物質方面的利益關系的人，數目非常大。
既然政府部會的一切行政措施，特别是和人事有關的一切決定，在考慮的時候都注意到了它們對選舉有利與否的影響，于是各種各樣的要求都托付給本區議員去斡旋，以求其實現。
而不論利弊如何，部長必須傾聽這位議員的話，特别如果這位議員是站在部長的多數黨這邊的時候&mdash&mdash因此，成為多數黨乃是每個人的追求目标。
個别的議員，控制了他自己選區的一切官職的任命權，以及一般而言他選區内所有事務的各種照顧。
反過來，為了連任，議員也必須維持和地方望族的結合。
［§37政黨組織的獨立和強化］這種在望族的圈子以及特别是在國會議員支配下的甯靜祥和狀态，和政黨組織最近代的形式，構成十分尖銳的對比。
最近代的政黨組織形式，乃是民主、普選權、赢取群衆和組織群衆的必要性，以及在領導上發展出最高度的統一性和形成最嚴格的紀律這兩方面的要求，所共同孕育的産物。
望族之支配、國會議員之操縱，都告式微。
在國會之外的&ldquo主業&rdquo政治家，把政黨的經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們或者是以&ldquo企業家&rdquo的方式行事&mdash&mdash美國的老大（boss）或者英國的&ldquo選舉經紀人&rdquo（electionagents），在事實上便是這種&ldquo企業家&rdquo&mdash&mdash或則是領固定薪水的政黨職員。
在形式上，民主大為廣泛化。
國會黨部不再制定具有最高地位的綱領，地方望族不再決定候選人的名單。
現在，已經組織起來了的黨員集會選擇候選人，并送代表去參加上一級的黨會議。
這樣一級一級的會議可能有好幾層，直到全國黨代表大會。
自然，權力事實上是在那些在組織中持續地工作的人手中，或者是組織的運作在金錢方面或人事方面必須依賴的那些人手裡&mdash&mdash例如說梅賽納斯（Maecenas）型的支持恩護者（Mäzenaten），或者強有力的政治利益團體（比如塔曼尼廳〔TammanyHall〕[5]）。
最具決定性意義的，就是這種由人構成的整個機構（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中，根據其特色，這種機構被稱為&ldquo機器&rdquo〔Maschine〕）&mdash&mdash或者不如說指揮這機構的人&mdash&mdash向國會議員挑戰，有條件把自己的意願，在幾乎是非常大的程度上強加在國會議員的身上。
對于黨領袖的選擇，這更具有特别的重大意義。
現在，黨魁就是整個機器所追随的那個人，可以無視于國會黨團。
換言之，這種機器的登場，意味着直接訴求民意認可的民主制（plebiszitäreDemokratie）的到來。
［§38黨工的期待］追随黨魁的黨員，尤其是黨工和黨的企業家，當然會期待他們領袖的勝利給他們帶來個人的報酬&mdash&mdash不論是官職，或其他的利益。
最要緊的是，他們會期待他們的領袖給他們這類利益，而不會期待&mdash&mdash尤其不會隻期待&mdash&mdash個别國會議員給他們這些利益。
他們特别期待領袖的人格在黨的選戰中訴諸民心（demagogische）的效果，會增加選票和人民的托付（Mandate），由而增加權力，使機會盡可能地擴展，好讓追随者得到他們所冀望的報酬。
為一個自己樂于效忠、皈依的人工作，而不是為一批平庸人物組成的政黨的抽象綱領工作，帶來的滿足是精神性的&mdash&mdash這是所有領袖所具備的&ldquo卡理斯瑪&rdquo成分；但這方面的滿足，隻是黨工們的動機之一。
［§39政黨新舊形态之間的沖突］政黨的這種〔新〕形态，在和追求自身影響力的地方望族及國會議員的不斷潛在鬥争中，在極為不同的程度上，有了突破和進展。
這種情形，首先在美國發生在資産階級政黨的身上；然後，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社會民主黨身上，主要是德國社會民主黨。
沒有普遍承認的領袖存在，挫折會接踵而來；而即使有這樣的領袖存在，各種各樣的讓步也無法避免，方能滿足黨内望族的虛榮和私人利益。
但是，在另一方面，黨機器也有可能進入黨工的支配之下；畢竟，日常的事務原本便是由他們來處理的。
按照某些社會民主黨圈子的看法，他們的黨已經屈從于這種官僚化（Burokratisierung）了。
不過，隻要一個領袖的人格，具備了強烈的群衆吸引力，要黨&ldquo官僚&rdquo向他輸誠，仍是比較容易的。
〔這是因為〕黨工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的利益，都和領袖的吸引力可望形成的政黨權力，有着密切的關系。
再者，為一位領袖工作，本身便比較有精神上的滿足感。
可是，如果在一個政黨中，黨工和&ldquo望族&rdquo并坐掌握對黨的影響力&mdash&mdash資産階級政黨常有這情形&mdash&mdash領袖的崛起便困難多了。
因為這些盤踞着主席團或委員會小職位的望族，正是借着這些職位，在精神上&ldquo取得自己生命的意義&rdquo。
他們對群衆政治家的新人（homonovus）身份感到反感，深信自己在政黨政治的&ldquo經驗&rdquo（這在實際上确實是十分重要的）上勝過來者，在意識形态上則憂心黨的老傳統會崩壞；這些，決定了名門望族的行為。
黨裡面一切傳統取向的分子，都會支持他們。
尤其重要的是，鄉村以及小資産階級的選民都要找尋他們所熟悉的望族的名字，而不信任他們不曾聽過的人。
不過，這種〔作為群衆政治家的新〕人一旦成功，這類選民對他的認定也會更堅定。
現在，我們舉幾個主要的例子，以窺望族式的結構形态和近代政黨式的結構形态之間的争鬥；我們特别要考察奧斯特羅戈爾斯基（M.J.Ostrogorskij）所描述的直接訴求民意認可形态的擡頭。
*** [1] 教皇黨和皇帝黨，是中世紀末期意大利政治中相争的兩派。
&ldquoGuelfen&rdquo一詞的來源，是德文的&ldquoWelf&rdquo；這是十二、十三世紀時，企圖奪取皇帝地位的一個家族的姓。
&ldquoGhibellinen&rdquo一詞的來源，則是德文的&ldquoWaiblingen&rdquo，這是當時擁有神聖羅馬帝國皇位的德國Hohenstaufen家族的一個城堡的名字。
這場鬥争的起源是FrederickIBarbarossa（1155&mdash1190）想要統治意大利的野心。
意大利各方勢力于是有欲擁德國Hohenstaufen家族自重者（皇帝黨，Ghibellinen），也有欲引教皇力量抗拒皇帝者（教皇黨，Guelfen）。
逐漸地，這場鬥争擴散到意大利全境，各邦原有派系紛紛向教皇黨或皇帝黨靠攏。
[2] 泰勒制度來自美國工程師泰勒（F.W.Taylor）的構想。
他在所著ThePrincipleofScientificManagement（London&NewYork,1911）一書中，首創&ldquo科學管理&rdquo一詞，提出一套增加工人産量的方法。
[3] 英國近代史上，共有三次改革法案（1832，1867，1884）；這裡所指的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
在十八世紀，國會議員的選舉依循傳統，已無法照顧到人口分布和階級結構随着工業革命而産生的巨大變化。
一些選區早已荒廢無人迹，但仍有代表它們的國會議員；這類選區的國會席位，實際上是由國王和大地主貴族所控制。
十八世紀末葉，中産階級及新興都市（如伯明翰、曼徹斯特）開始推動選舉改革。
改革的運動雖曾一度因法國大革命造成的反動浪潮而暫時消匿，但十九世紀初開始，要求改革的力量日益強大，終于在1832年由自由黨政府通過改革法案。
從此，選區的設置較能配合人口的分布，又放寬選舉權，使得有權投票的人數增加約百分之五十。
但直到第三次改革法案通過，英國成年男子中仍隻有百分之四十有投票權。
[4] 韋伯對&ldquo名門望族&rdquo的定義，見《經濟與社會》第1部分第3章第10節20（pp.290&mdash291），中譯見《支配的類型》；參見第2部分第10章第2節（pp.950&mdash951）。
[5] 塔曼尼廳是紐約曼哈頓地區民主黨黨機器的俗稱。
TammanySociety本為美國獨立戰争後出現的愛國社團之一，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受黨老大制度的影響，逐漸腐化，是美國地方政黨政治黑暗面的一個象征。
七 ［§40早期英國政黨的組織］首先，我們來觀察英國的情形。
在1868年以前，英國政黨的組織幾乎純粹是一種名門望族的組織。
托利（Tories）[1]保守黨在農村的支持者，是安立甘（Anglican）國教[2]的牧師，此外的支持者則大部分是學校的資深教師，最主要的則是郡内的大地主。
輝格（Whigs）[3]自由黨的支持者，主要是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4]的牧師（如果地方上有這種人在）、郵局局長、鐵匠、裁縫、繩匠&mdash&mdash也就是因為能時常和人聊天，而有機會散播政治影響力的工匠之類的人。
在城市裡，各政黨則按照人們的經濟觀點、宗教觀點或者隻是因于家庭中留傳的政黨觀點，而有各自的支持者。
但無論怎麼樣，望族總是政治經營的承當者。
在望族之上，另外存在着國會及各政黨，包括其内閣和黨魁（Leader）&mdash&mdash這個人是部長會議的主席或者是反對黨的領袖。
在黨魁之側，是黨組織中最重要的職業政治家&mdash&mdash國會黨部書記長（Whip）[5]。
官職的分配權在國會黨部書記長手裡，因此求官者必須找他，而他則就這些問題和各選區的議員磋商。
在各個選區，也慢慢發展出了一個職業政治家的階層：在地方上招募來的代理人（Agenten）；起先，這類人不受薪酬，和德國的&ldquo心腹人&rdquo的情況差不多。
但是在這類人之外，選區内又發展出了一類資本主義式的企業家：所謂的&ldquo選舉經紀人&rdquo。
這種人的存在，在英國近代以保障選舉公正為旨的立法下，是無可避免的。
這種立法的目的，是要控制競選時所耗的費用，以對抗金錢的影響力；它規定候選人有義務申報在選舉中用了多少錢。
這是因為在英國&mdash&mdash那裡比原來在德國類似的情形嚴重多了&mdash&mdash候選人在啞掉喉嚨之外，還會嘗到錢包空扁的滋味。
有了選舉經紀人之後，候選人隻需付他一筆總數；通常選舉經紀人會用這筆錢達成最大的效果。
在英國，無論是在國會或者在民間，就&ldquo黨魁&rdquo與黨内名門望族山頭之間的權力分配而言，&ldquo黨魁&rdquo經常居于一種非常重要的地位。
這是因于一個迫切的理由：非如此，則不可能有能瞻望全局并因此而具有穩定性的政策可言。
不過，國會議員和黨内山頭大老的影響力，仍然是相當可觀的。
［§41黨務會的崛起］在以前，黨的組織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
這種組織方式是一種混合體，一半由望族來營運，一半是由職員和企業家從事的經營。
從1868年開始，&ldquo黨務會&rdquo制度（caucussystem）[6]開始發展。
起先，這隻是在伯明翰（Birmingham）的地方選舉中采用，但它逐漸擴及全國。
一位非國教派的牧師和張伯倫（JosephChamberlain）一起建立了這個制度。
發展這個制度的起因，是選舉權的民主化。
為了要赢取群衆的選票，就必須建立起由看來民主化的團體所結合成的龐大組織。
在都市的每一個區，都要組成一個選舉團體，以使整個經營體系不歇地運動，也使每一件事都最嚴格地官僚制度化。
結果，受薪職員的數目逐漸增加；整體說來，可能已網羅百分之十選民的地方選舉委員再從這些職員中選出有互選權利的黨幹事（Hauptvermittler），作為政黨政治的正式運作者。
整個驅動力量，在于地方的圈子，尤其是對社區共同體政治有興趣的人&mdash&mdash社區共同體政治，總是最有實質利益可圖的地方。
這類地方性的圈子，也是籌募資金的第一線。
這種新興的機器，既然已擺脫了國會議員的領導，很快地便開始和原來的掌權者&mdash&mdash特别是國會黨部書記長&mdash&mdash展開鬥争。
在有地方利益的人支持下，這種機器得勝，國會黨部書記長必須認輸，和這種機器妥協。
結果，所有的權力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最後則集中到位于黨的頂峰的那一個人手裡。
在自由黨裡面，這整個體制的興起，是和葛萊斯頓（W.E.Gladstone）搶上權力寶座連在一起的。
這個機器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壓倒名門望族，是因于葛萊斯頓&ldquo偉大的&rdquo群衆鼓動力的魅力，因于群衆堅定地相信他的政策具有道德内容、信任他人格的道德性格。
一種恺撒&mdash直接訴求民意認可式（cäsaristisch-plebiszitäre）[7]的因素&mdash&mdash選舉戰場上的專政者&mdash&mdash在政治中登場。
它十分迅速地有了表現。
1877年，黨務會首次在全國大選中開始活動，成果驚人：狄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在他成就的最高峰時刻垮台了。
在1886年，這個機器已經完全接受葛萊斯頓個人的卡理斯瑪式領導。
當愛爾蘭自治（Home-Rule）問題[8]出現的時候，整個機器從上到下沒有人問：&ldquo我們是站在葛萊斯頓的立場上嗎？&rdquo而是完全聽信葛萊斯頓的話，和他一緻。
大家說的是：&ldquo不論他怎麼做，我們聽他的。
&rdquo&mdash&mdash結果，他們拋棄了這個機器的創造者本人：張伯倫。
［§42新式政黨機器在幾個方面的影響］這樣的一套機器，需要可觀的人事架構。
在英國，直接依賴政黨政治為生的人，大約有兩千之數。
當然，純粹為了謀取官職，或者為了可圖之利，而在政治中活躍的人，數目更多，特别是在地方的自治政治中。
除了經濟上的機會之外，對于黨務會中有能力的政治家，還有讓他滿足虛榮的機會。
變成一位&ldquoJ.P.&rdquo或者甚至&ldquoM.P.&rdquo[9]，在性質上和最大的（也是正常的）野心所發的追求，并非二物。
明顯地具有良好教養的人（也就是&ldquo紳士&rdquo），可以達成他們的這種目标。
貴族的榮銜，則是最高的目标，特别是對那些以巨金資助的人&mdash&mdash黨的财務，大約有百分之五十依賴〔這些〕匿名的捐助者。
那麼，這套體制有什麼影響呢？在今天，除了少數内閣閣員（和幾個獨行客）之外，英國國會議員一般而言，都不過是紀律良好的投票動物罷了。
在德國，一個帝國議會的議員，至少在自己的桌子上處理私人信件，由而表現他還在為了國家福祉而行動。
在英國，連這種姿态都沒有必要。
國會議員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投票和不要做出背叛黨的事情來。
國會黨部書記長要他到場的時候，他一定要在議場出現；内閣或者反對黨領袖有指示時，他必須依令行事。
當一個強人式的領袖存在時，全國的黨務會機器都絕對控制在他手中；這些機器本身，幾乎完全沒有意見可言。
這樣一來，淩駕于國會頭上的，是實質上直接訴求民意認可的專政者。
他利用黨機器把群衆召集起來跟從他；對他來說，國會議員僅是追随他的政治俸祿者罷了。
［§43英國新式政黨機器下的領袖］這種領袖是怎麼挑選出來的呢？首先，就能力而論，哪一種能力是挑選時的考慮？姑不論在任何地方都是最具決定性的&ldquo意志&rdquo這個性質，最重要的能力自然是能做具有鼓動群衆力量的演說。
從以前像柯布登（RichardCobden）之輩訴諸理智的時代，到葛萊斯頓之善于運用仿佛&ldquo讓事實自己說話&rdquo的技巧，政治演說的性質已經有了許多改變。
在今天，我們見到的往往是純粹訴諸情緒的手法。
救世軍在鼓動群衆的時候，所用的也就是這類手段。
今天的情形，我們可以稱之為&ldquo利用群衆的情緒而建立的專政&rdquo。
不過，因為英國國會裡非常發達的委員會制度的緣故，任何有意進入領導階層的政治家，都能夠而且必須參與委員會的工作。
近幾十年來所有重要的閣員，在背景上都有這一段真實而有效的工作訓練。
這套從提出委員會報告到公開檢讨其中建議的實際作業，保證了這段曆練有其選才的實際效果，把那些除了做動人演說外别無所長的人淘汰掉。
［§44早期美國政黨的發皇］以上是英國的情形。
可是和美國的政黨組織比較起來，英國的黨務會制度不過聊具雛形。
在美國的政黨組織身上，直接訴求民意認可這個原則，得到了特别早，也特别純粹的表現。
照華盛頓的理念，他所締造的美國，應該是一個由&ldquo紳士&rdquo（gentlemen）來治理的共和國。
在他那個時代，&ldquo紳士&rdquo指的是地主或者受過大學教育的人。
在開始的時候，美國的情形也确實是如此。
當政黨初度開始組織的時候，衆議院的議員聲稱自己才是領導者，一如名門望族在英國當道時的情形。
當時，黨的組織相當松散，直到1824年都是如此。
在某些地區&mdash&mdash這些也是最先展開近代發展的州&mdash&mdash黨的機器在1820年以前便在成形中了。
到了傑克遜（AndrewJackson）這位西部農人所支持的候選人當選為總統，舊傳統終告推翻。
1840年初期，當重要國會議員如卡爾霍恩（JohnC.Calhoun）和韋伯斯特（DanielWebster）從政治生活退休之後，主要議員對黨的領導便正式結束，因為到了這時候，國會面對全國性的黨機器，幾乎所有的權力都被奪去了。
直接訴求民意認可制的&ldquo機器&rdquo能如此早就在美國有所發展，原因是唯有在美國，行政部門的首腦，也就是&mdash&mdash這是最重要的一點&mdash&mdash分派官職的首腦，乃是在直接訴求民意認可制下投票選出的總統；以及因于&ldquo三權分立制&rdquo，總統職權的行使幾乎獨立于國會。
因此，在總統當選之後，官職俸祿者真正的掠奪對象，也就被當作戰利品而分發到手。
在傑克遜時代，&ldquo獵官制&rdquo（spoilssystem）[10]相當系統地被化成一項原則,其後果也已成形。
［§45獵官制］這種獵官制，這種以聯邦官職獎賞得勝候選人的跟随者的做法，對于今天的政黨構造來說，代表着什麼？完全沒有定見（gesinnungslos）的政黨互相對立；它們純粹是獵官者的組織，端看如何能獲得選票，而拟出随時可以改變的綱領；它們立場的改變，即使在别的國家有類似的情形，在程度上也無法相比。
各政黨都是完全地、絕對地以最重要的選戰為着眼點來配備設計的。
至于最重要的選戰，自然是指有關官職分派的選舉：聯邦總統及各州州長的選舉。
各政黨在&ldquo全國代表大會&rdquo（nationalconventions）中，決定綱領和候選人，不受國會議員的幹預；這個黨代表大會，又是在形式上非常民主地由各地代表團所組成；這些代表的授權委托，來自黨的最基層投票人會議：&ldquo預選會&rdquo（primaries）。
在預選會的階段，出席黨代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