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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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整體生命中，學問的使命是什麼以及它的價值在哪裡。
［§15前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關于這點，過去與現代，呈現相當大的對比。
讓我們回想一下柏拉圖《理想國》第七卷開頭那個精彩的意象：一群人被鐵鍊鎖在山洞裡，面向石牆，光的源頭就在他們身後，他們卻看不見。
他們隻關心光射在石牆上所顯現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
終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轉過身去，看見了太陽。
目眩神搖之下，他四處摸索，結結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講出來。
别人都說他瘋了。
漸漸地，他習慣了用眼睛去注視這道光源，然後，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中，引領他們走向光明。
這個人是哲學家，而太陽代表學問的真理。
唯有在這真理之中，我們才不以幻覺與影像為足，而是追求到真實的存在。
［§16概念的發現之意義］但是，時至今日，誰還對學問抱着這樣的态度？現在年輕人的想法，剛好與此相反：在他們眼裡，學問所做的思想建構，乃是一個由人為的抽離所構成的渺冥世界；這些人為的抽離，伸出瘦骨嶙峋的雙手，試圖抓住現實生命的元漓之氣，卻總是惘然。
其實，在生命裡面，在柏拉圖指為洞穴牆上的影像的舞動之間，正是有道地的真實在搏動；舍此之外，一切都完全是生命的衍生物，是沒有生命的幽靈。
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呢？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挾熱情而發的勃勃意興，終極言之，必須歸諸一件事：在當時，概念（Begriff）&mdash&mdash一切學問性的知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mdash&mdash的意義，頭一次被有意識地發現了。
蘇格拉底（Socrates）發現了概念的重要性；不過蘇格拉底并不是這世界上唯一有此創見的人。
在印度，諸君也可以找到和亞裡士多德（Aristotle）邏輯十分相近的一套邏輯的開端。
但在希臘地區以外，沒有人像蘇格拉底這樣意識到概念的重要意義。
他首先利用此一便利的工具，對人一步一步地施加邏輯上的壓力，迫使對方必須承認：或者自己一無所知，或則概念便是唯一的真理，并且是永恒的真理，永遠不會像盲目人類的活動那般消散于空無。
在蘇格拉底的弟子眼前展現的，正是這項強烈的經驗。
由這些，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隻要發現美、善，或者例如勇氣、靈魂，或任何事物的正确概念，就等于把握到這件事物的真實存在。
而這種知識，似乎又使人得以知道并教導人在世上應如何正當行事，最主要的，作為城邦的公民應該如何正确行事。
對于心中思考徹頭徹尾以政治為依歸的希臘人來說，這個問題就是一切。
人努力從事學問，便是為了這個理由。
［§17理性實驗的興起］在上述希臘心靈所發現的概念之側，是學術工作的第二項偉大工具：理性實驗（rationaleExperiment）；這是文藝複興時代的産物。
借着理性實驗方克獲得可以穩當控制的經驗；如果沒有它，現代經驗科學便不可能成立。
當然，在這之前，人們已經開始做實驗；舉例而言，在印度，為改良瑜珈禁欲技巧，曾進行生理實驗；在古希臘時期，為了戰争技術的目的，曾進行數學性質的實驗；在中古時期，目的則是為了開礦。
但把實驗提升成為研究本身的原則，則是文藝複興的成就。
這項發展的先驅，當推藝術領域的偉大創新者：達·芬奇（LeonardodaVinci）及與他相當之人，特别是十六世紀用試驗鋼琴在音樂中進行實驗的人，更具代表性。
通過這些人，實驗傳入學問的領域；伽利略曾在這方面發揮最大的影響，而通過培根（FrancisBacon），實驗開始進入理論的領域。
接着，在歐洲大陸的大學裡，若幹精密學科也陸續采用實驗方法，起初特别是意大利及荷蘭的諸大學。
［§18近代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對這些踏在近代之門檻上的人，學術代表什麼意義？在達·芬奇這類藝術實驗者與那些音樂創新者看來，學術是通往真實藝術的道路；而對他們來說，所謂到真實藝術，意思就是到達真實的自然。
藝術當被提升到學問的地位；這意思主要是說，藝術家應該跻身于大學者（Doktor）的地位，無論在社會方面言之，抑就其個人生命的意義言之。
例如達·芬奇的《論繪畫》，就是本着這樣一種抱負而寫成的。
但今天的情形又如何呢？&ldquo學術為通往自然之路&rdquo這句話，聽在年輕人耳朵裡，不啻亵渎神聖。
現在年輕人的論調剛好與此相反：我們要從學術的理知主義中解放出來，以回複人的自然本性，由此回歸大自然。
學術是通往藝術的道路？算了。
這句話連批評都可以免了。
&mdash&mdash但是，在精密自然科學興起的時代，人們對學問有更高的期望。
如果你們記得斯瓦默丹（JanSwammerdam）所說的&ldquo我借解剖跳蚤，向你們證明神的旨意&rdquo，你們就知道在新教（Protestantism）與清教（Puritanism）的（間接）影響之下，學術工作者眼中自己的任務乃是：指出通往神的道路。
當時人們已經無法從哲學家及他們的概念和演繹中找到這條路&mdash&mdash當時整個敬虔神學（pietistischeTheologie）[5]，特别是斯彭内爾（PhilippJakobSpener），都知道不能循中世紀所走的道路去尋找神。
上帝隐藏了起來，他的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他的意念不是我們的意念。
[6]不過，通過精密自然科學，人既然可以有形地把握他的作品，人就希望找出他對世界的旨意的蛛絲馬迹。
然而今天情形又如何？除了幾個老兒童&mdash&mdash在自然科學界，還真有這種人&mdash&mdash誰還相信天文學、生物學、物理學或化學上的知識，能在世界的意義這個問題上對我們有所啟發？誰還相信自然科學能夠指點迷津，告訴我們要循哪一條路才能找到它的蹤迹？其實，照這些自然科學的傾向，一旦它們真要涉及這些問題，那麼有所謂世界的&ldquo意義&rdquo存在這個信念，将會被它們從根鏟除。
總而言之，學問引導我們&ldquo走向神&rdquo？學問這種明确非宗教的力量？學問是一種非宗教的力量，今天已沒有人會在心底懷疑，即使有人尚不肯對自己承認。
與神合一的生命，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要從學問的理性主義與理知主義解脫出來。
這種盼望，或是其他意義相類的希望，已成為德國具有宗教傾向或渴望獲得宗教經驗的年輕一代不時可聞的主要口号之一。
他們追求的尚不隻是宗教經驗，并且是經驗本身。
唯一令人奇怪的，是他們所走的途徑：到目前為止，非理性的領域，乃是理知主義唯一尚未觸及的領域，然而現在卻被提升到意識層面，并置于放大鏡下仔細檢視。
以近代理知主義形态出現的非理性浪漫主義，其實就是這樣産生的。
不過，取這種途徑以求擺脫理知主義，最後得到的結果，很可能與當初心目中的目标背道而馳&mdash&mdash最後，還有人要以一種天真的樂觀，歌頌科學&mdash&mdash也就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支配生活的技術&mdash&mdash是到達幸福之路；經過尼采對那些&ldquo發現了幸福&rdquo的&ldquo終極的人&rdquo[7]加以毀滅性的批判之後，我對此完全不用費詞了。
除了某些在大學裡教書或坐在編輯台上的老兒童，還有誰相信這一套？ *** [1] 南非土著人種之一，原居于好望角附近，現已幾乎滅絕。
[2] 據Gerth與Mills的說法，韋伯自席勒（FriedrichSchiller）取得&ldquo世界的除魅&rdquo（日譯本作&ldquo解除魔咒&rdquo）一詞；見H.H.Gerth&C.WrightMills,trans.andeds.,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NewYork,1946）.p.51。
但是Gerth與Mills沒有告訴我們席勒在何處用過此詞，我們也沒有機會從席勒的作品中找到此詞的出處。
不過，根據英國一位研究黑格爾的學者的說法，席勒的詩《希臘衆神》（DieGötterGriechenlands）充分地表達了此一觀念，見RaymondPlant,Hegel:AnIntroduction,2nded.（Oxford,1983）.pp.37&mdash38。
唯席勒此詩中隻有dieentgotterteNatur（除去了神的自然），并無&ldquo除魅的世界&rdquo。
[3] 亞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始祖，生于公元前兩千年左右，以遊牧為生，據說享壽一百七十五歲。
&mdash&mdash日注 [4] &ldquo年高而享盡了生命&rdquo，是《舊約》中常見的字眼，見《創世記》25章8節、25章17節、35章29節，及《約伯記》42章17節。
[5] 敬虔派是近代神學中由路德派衍生出來的一個重要流派，強調信者内心經驗中的&ldquo絕對依賴感&rdquo，反對制度化、形式化及理論化，推崇基督徒個人的性靈與實踐方面的成就。
[6] &ldquo上帝隐藏了起來&rdquo句，見《以賽亞書》45章15節；&ldquo道路&rdquo與&ldquo意念&rdquo句，則見《以賽亞書》55章8節：&ldquo我的意念不是你們的意念，你們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
&rdquo [7] 見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SprachZarathustra）第一部分序言的第五節。
照尼采的描述，&ldquo終極的人&rdquo是最鄙陋可厭的人，和&ldquo超人&rdquo成對比，是近代歐洲中産階級庸俗、安逸、自大性格的寫照：&ldquo他們一邊眨眼，一邊喊着：我們已發現幸福了！&rdquo 四 ［§19學問的價值作為學術工作的預設］讓我們回到本題。
當&ldquo通往真實存在之路&rdquo&ldquo通往真實藝術之路&rdquo&ldquo通往真實自然之路&rdquo&ldquo通往真實上帝之路&rdquo&ldquo通往真實幸福之路&rdquo種種古老幻象均被掃空之後，在〔今天〕這種種心态狀況下，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意義安在？托爾斯泰曾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最簡單的答案：&ldquo學問沒有意義，因為對于我們所關心的唯一重要問題：&lsquo我們該做什麼，我們該如何生活？&rsquo它沒有提供答案。
&rdquo學問對這些問題沒有提供答案，已是不争的事實。
尚待讨論的問題隻在于，在什麼意義之下，學問&ldquo沒有&rdquo答案，以及對一個問題問得正确的人，學問能否提供一些幫助&mdash&mdash今天，人們往往習于把&ldquo學術沒有預設&rdquo挂在嘴邊。
真有這麼一回事嗎？這得看個人如何了解&ldquo沒有預設的學術&rdquo。
所有的學術工作，皆預設邏輯與方法論的規則為妥當：這些是人在世界上定位的一般性基礎，而至少就我們的特定問題而言，這些預設最不構成問題。
不過，學問進一步預設：學術工作得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亦即&ldquo有知道的價值&rdquo。
顯而易見，我們所有的問題都包含在這裡；因為這項預設無法用學術方法證明。
這個預設，隻能根據它的終極意義來诠釋（deuten），而這種終極意義，個人隻能根據自己對生命所抱持的終極立場，加以接受或拒斥。
［§20價值預設與各類學科的關系］學術工作與其預設之間的關系，随學科結構的差異而有極為不同的形态。
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或天文學預設：在學術研究所能達到的範圍以内，把握宇宙現象的最高法則，是一件值得花心力去做的事。
它們把此一預設當成是不證自明之理，不僅因為我們用這種知識可以得到技術性的成果，而且，如果這類知識的追求是一項&ldquo志業&rdquo，它本身即是有價值的。
但是，此一預設本身，絕對無法加以證明。
至于要證明這些科學所描繪的世界有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說它有&ldquo意義&rdquo，或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有其意義，就更不可能了。
自然科學不尋求這類問題的答案。
其次，讓我們來看看一門從科學觀點來說高度發達的實用技藝，即現代醫學。
醫療工作一般性的&ldquo預設&rdquo，用平常的話來說，在于盡忠職守，也就是把生命本身維系住，并盡一切可能減少痛苦這回事。
不過，這句話很有問題。
醫療人員必須盡力維系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的生命，即使病人懇求讓他離開人世，即使家屬認為病人的生命對他們來說已失去價值，同時也無力負擔維持他這沒有價值的生命所需的費用，因而同意讓他解脫痛苦。
也許這是一個凄慘的精神病患者，他的親人，不管承認與否，都希望，也必然希望他早點死掉。
可是唯有醫學的預設，加上刑法的規定，阻止醫生放棄對這種病人的治療。
這個病人的生命值得活嗎？在什麼情況下有活的價值？醫學不問這些問題。
所有自然科學提供的答案，都是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希望在技術層面支配生活，我們應該怎麼做。
至于我們是否應該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術層面支配生活和這樣做有無終極意義，自然科學或是完全略而不提，或是依照它們本身的目标來預設答案。
再以藝術學為例。
藝術學認定世上有藝術品這種東西的存在。
它要知道藝術品是在哪些情況下産生的。
但是它不問藝術的領域是否竟是屬于魔性的至尊至美存身的領域，竟是一個屬于此世的領域，因而其本質竟是反上帝的，它貴族式的最悲情竟與人類博愛的精神背道而馳。
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學不問是否應該有藝術品存在。
再看法理學：法學的思考，部分受到具有必然性的邏輯一般原則（Schemata）的限制，部分受到約定俗成的一般原則的限制；法律思想的規則被認為是妥當的，也就是當某些法律規則以及它們的某些解釋方法被承認具有拘束力量時，即由法理學來加以确立。
對于是否應該有法律，以及人們是否應該隻設定這些規則，法理學是不聞不問的。
它隻能指出，如果我們希望得到某種結果，那麼根據我們法律思想的規範，這條法律條文是獲得該結果最适宜的方法。
再來，我們看看曆史性的文化學科（historischenKulturwissenschaften）。
這些學科教我們如何從其起源的條件上，了解政治、藝術、文學與社會等方面的文化現象。
但是它們本身，對于這些文化現象在過去或在今天有無存在的價值，并沒有答案，它們也不會告訴我們，是不是值得費工夫去認識這些文化現象。
它們隻預設：通過這個了解的過程，參與&ldquo文明人&rdquo的共同體，是有價值的（Interesse）。
可是它們提不出任何&ldquo科學&rdquo性的證明，證明實情确實如此。
同時，它們做此預設，絕不證明此乃理所當然。
事實上，這根本就不是自明之理。
［§21政治不屬于課堂］現在，我們回到離我最近的學科：社會學、曆史學、國民經濟學、政治學與目的在于诠釋上述學科的各種文化哲學。
有人說，在大學講堂中，政治沒有立足之地；我同意這種說法。
在學生這方面，政治不屬于講堂。
舉個例子來說，倘若反戰學生在我以前柏林大學的同事舍弗爾（DietrichSchäfer）的課堂上，圍住他的講台，大聲叫嚣，一如傳聞中主戰學生對佛斯特（FriedrichWilhelmFörster）教授的行徑，我會同樣感到遺憾，雖然佛斯特教授的看法，在許多方面，與我有莫大的距離。
然而，在教員這方面，政治一樣不屬于課堂。
如果老師對政治的關心，是基于一種學術上的興趣，就尤其不該在課堂上談政治。
因為在現實政治中采取某種立場是一回事，而對政治結構與政黨立場進行學術分析則是另一回事。
當一個人在公衆集會上談民主，大可不必隐瞞自己的立場；甚至我們可以說，站好清楚明确的立場，是他無可逃避的責任。
在這類集會上，人們所用的語言，并非科學分析的工具，而是一種政治訴求，為的是争取他人的支持。
它們不是
［§15前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關于這點，過去與現代，呈現相當大的對比。
讓我們回想一下柏拉圖《理想國》第七卷開頭那個精彩的意象：一群人被鐵鍊鎖在山洞裡，面向石牆，光的源頭就在他們身後，他們卻看不見。
他們隻關心光射在石牆上所顯現的影像，并努力揣想它們彼此之間的關系。
終于，其中一人成功地粉碎了他的桎梏，轉過身去，看見了太陽。
目眩神搖之下，他四處摸索，結結巴巴地把所看到的講出來。
别人都說他瘋了。
漸漸地，他習慣了用眼睛去注視這道光源，然後，他的使命是回到洞穴的囚犯中，引領他們走向光明。
這個人是哲學家，而太陽代表學問的真理。
唯有在這真理之中，我們才不以幻覺與影像為足，而是追求到真實的存在。
［§16概念的發現之意義］但是，時至今日，誰還對學問抱着這樣的态度？現在年輕人的想法，剛好與此相反：在他們眼裡，學問所做的思想建構，乃是一個由人為的抽離所構成的渺冥世界；這些人為的抽離，伸出瘦骨嶙峋的雙手，試圖抓住現實生命的元漓之氣，卻總是惘然。
其實，在生命裡面，在柏拉圖指為洞穴牆上的影像的舞動之間，正是有道地的真實在搏動；舍此之外，一切都完全是生命的衍生物，是沒有生命的幽靈。
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呢？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挾熱情而發的勃勃意興，終極言之，必須歸諸一件事：在當時，概念（Begriff）&mdash&mdash一切學問性的知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mdash&mdash的意義，頭一次被有意識地發現了。
蘇格拉底（Socrates）發現了概念的重要性；不過蘇格拉底并不是這世界上唯一有此創見的人。
在印度，諸君也可以找到和亞裡士多德（Aristotle）邏輯十分相近的一套邏輯的開端。
但在希臘地區以外，沒有人像蘇格拉底這樣意識到概念的重要意義。
他首先利用此一便利的工具，對人一步一步地施加邏輯上的壓力，迫使對方必須承認：或者自己一無所知，或則概念便是唯一的真理，并且是永恒的真理，永遠不會像盲目人類的活動那般消散于空無。
在蘇格拉底的弟子眼前展現的，正是這項強烈的經驗。
由這些，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隻要發現美、善，或者例如勇氣、靈魂，或任何事物的正确概念，就等于把握到這件事物的真實存在。
而這種知識，似乎又使人得以知道并教導人在世上應如何正當行事，最主要的，作為城邦的公民應該如何正确行事。
對于心中思考徹頭徹尾以政治為依歸的希臘人來說，這個問題就是一切。
人努力從事學問，便是為了這個理由。
［§17理性實驗的興起］在上述希臘心靈所發現的概念之側，是學術工作的第二項偉大工具：理性實驗（rationaleExperiment）；這是文藝複興時代的産物。
借着理性實驗方克獲得可以穩當控制的經驗；如果沒有它，現代經驗科學便不可能成立。
當然，在這之前，人們已經開始做實驗；舉例而言，在印度，為改良瑜珈禁欲技巧，曾進行生理實驗；在古希臘時期，為了戰争技術的目的，曾進行數學性質的實驗；在中古時期，目的則是為了開礦。
但把實驗提升成為研究本身的原則，則是文藝複興的成就。
這項發展的先驅，當推藝術領域的偉大創新者：達·芬奇（LeonardodaVinci）及與他相當之人，特别是十六世紀用試驗鋼琴在音樂中進行實驗的人，更具代表性。
通過這些人，實驗傳入學問的領域；伽利略曾在這方面發揮最大的影響，而通過培根（FrancisBacon），實驗開始進入理論的領域。
接着，在歐洲大陸的大學裡，若幹精密學科也陸續采用實驗方法，起初特别是意大利及荷蘭的諸大學。
［§18近代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對這些踏在近代之門檻上的人，學術代表什麼意義？在達·芬奇這類藝術實驗者與那些音樂創新者看來，學術是通往真實藝術的道路；而對他們來說，所謂到真實藝術，意思就是到達真實的自然。
藝術當被提升到學問的地位；這意思主要是說，藝術家應該跻身于大學者（Doktor）的地位，無論在社會方面言之，抑就其個人生命的意義言之。
例如達·芬奇的《論繪畫》，就是本着這樣一種抱負而寫成的。
但今天的情形又如何呢？&ldquo學術為通往自然之路&rdquo這句話，聽在年輕人耳朵裡，不啻亵渎神聖。
現在年輕人的論調剛好與此相反：我們要從學術的理知主義中解放出來，以回複人的自然本性，由此回歸大自然。
學術是通往藝術的道路？算了。
這句話連批評都可以免了。
&mdash&mdash但是，在精密自然科學興起的時代，人們對學問有更高的期望。
如果你們記得斯瓦默丹（JanSwammerdam）所說的&ldquo我借解剖跳蚤，向你們證明神的旨意&rdquo，你們就知道在新教（Protestantism）與清教（Puritanism）的（間接）影響之下，學術工作者眼中自己的任務乃是：指出通往神的道路。
當時人們已經無法從哲學家及他們的概念和演繹中找到這條路&mdash&mdash當時整個敬虔神學（pietistischeTheologie）[5]，特别是斯彭内爾（PhilippJakobSpener），都知道不能循中世紀所走的道路去尋找神。
上帝隐藏了起來，他的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他的意念不是我們的意念。
[6]不過，通過精密自然科學，人既然可以有形地把握他的作品，人就希望找出他對世界的旨意的蛛絲馬迹。
然而今天情形又如何？除了幾個老兒童&mdash&mdash在自然科學界，還真有這種人&mdash&mdash誰還相信天文學、生物學、物理學或化學上的知識，能在世界的意義這個問題上對我們有所啟發？誰還相信自然科學能夠指點迷津，告訴我們要循哪一條路才能找到它的蹤迹？其實，照這些自然科學的傾向，一旦它們真要涉及這些問題，那麼有所謂世界的&ldquo意義&rdquo存在這個信念，将會被它們從根鏟除。
總而言之，學問引導我們&ldquo走向神&rdquo？學問這種明确非宗教的力量？學問是一種非宗教的力量，今天已沒有人會在心底懷疑，即使有人尚不肯對自己承認。
與神合一的生命，有一個基本前提，就是要從學問的理性主義與理知主義解脫出來。
這種盼望，或是其他意義相類的希望，已成為德國具有宗教傾向或渴望獲得宗教經驗的年輕一代不時可聞的主要口号之一。
他們追求的尚不隻是宗教經驗，并且是經驗本身。
唯一令人奇怪的，是他們所走的途徑：到目前為止，非理性的領域，乃是理知主義唯一尚未觸及的領域，然而現在卻被提升到意識層面，并置于放大鏡下仔細檢視。
以近代理知主義形态出現的非理性浪漫主義，其實就是這樣産生的。
不過，取這種途徑以求擺脫理知主義，最後得到的結果，很可能與當初心目中的目标背道而馳&mdash&mdash最後，還有人要以一種天真的樂觀，歌頌科學&mdash&mdash也就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支配生活的技術&mdash&mdash是到達幸福之路；經過尼采對那些&ldquo發現了幸福&rdquo的&ldquo終極的人&rdquo[7]加以毀滅性的批判之後，我對此完全不用費詞了。
除了某些在大學裡教書或坐在編輯台上的老兒童，還有誰相信這一套？ *** [1] 南非土著人種之一，原居于好望角附近，現已幾乎滅絕。
[2] 據Gerth與Mills的說法，韋伯自席勒（FriedrichSchiller）取得&ldquo世界的除魅&rdquo（日譯本作&ldquo解除魔咒&rdquo）一詞；見H.H.Gerth&C.WrightMills,trans.andeds.,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NewYork,1946）.p.51。
但是Gerth與Mills沒有告訴我們席勒在何處用過此詞，我們也沒有機會從席勒的作品中找到此詞的出處。
不過，根據英國一位研究黑格爾的學者的說法，席勒的詩《希臘衆神》（DieGötterGriechenlands）充分地表達了此一觀念，見RaymondPlant,Hegel:AnIntroduction,2nded.（Oxford,1983）.pp.37&mdash38。
唯席勒此詩中隻有dieentgotterteNatur（除去了神的自然），并無&ldquo除魅的世界&rdquo。
[3] 亞伯拉罕是以色列民族的始祖，生于公元前兩千年左右，以遊牧為生，據說享壽一百七十五歲。
&mdash&mdash日注 [4] &ldquo年高而享盡了生命&rdquo，是《舊約》中常見的字眼，見《創世記》25章8節、25章17節、35章29節，及《約伯記》42章17節。
[5] 敬虔派是近代神學中由路德派衍生出來的一個重要流派，強調信者内心經驗中的&ldquo絕對依賴感&rdquo，反對制度化、形式化及理論化，推崇基督徒個人的性靈與實踐方面的成就。
[6] &ldquo上帝隐藏了起來&rdquo句，見《以賽亞書》45章15節；&ldquo道路&rdquo與&ldquo意念&rdquo句，則見《以賽亞書》55章8節：&ldquo我的意念不是你們的意念，你們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
&rdquo [7] 見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SprachZarathustra）第一部分序言的第五節。
照尼采的描述，&ldquo終極的人&rdquo是最鄙陋可厭的人，和&ldquo超人&rdquo成對比，是近代歐洲中産階級庸俗、安逸、自大性格的寫照：&ldquo他們一邊眨眼，一邊喊着：我們已發現幸福了！&rdquo 四 ［§19學問的價值作為學術工作的預設］讓我們回到本題。
當&ldquo通往真實存在之路&rdquo&ldquo通往真實藝術之路&rdquo&ldquo通往真實自然之路&rdquo&ldquo通往真實上帝之路&rdquo&ldquo通往真實幸福之路&rdquo種種古老幻象均被掃空之後，在〔今天〕這種種心态狀況下，學術作為一種志業的意義安在？托爾斯泰曾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個最簡單的答案：&ldquo學問沒有意義，因為對于我們所關心的唯一重要問題：&lsquo我們該做什麼，我們該如何生活？&rsquo它沒有提供答案。
&rdquo學問對這些問題沒有提供答案，已是不争的事實。
尚待讨論的問題隻在于，在什麼意義之下，學問&ldquo沒有&rdquo答案，以及對一個問題問得正确的人，學問能否提供一些幫助&mdash&mdash今天，人們往往習于把&ldquo學術沒有預設&rdquo挂在嘴邊。
真有這麼一回事嗎？這得看個人如何了解&ldquo沒有預設的學術&rdquo。
所有的學術工作，皆預設邏輯與方法論的規則為妥當：這些是人在世界上定位的一般性基礎，而至少就我們的特定問題而言，這些預設最不構成問題。
不過，學問進一步預設：學術工作得出的成果，有其重要性，亦即&ldquo有知道的價值&rdquo。
顯而易見，我們所有的問題都包含在這裡；因為這項預設無法用學術方法證明。
這個預設，隻能根據它的終極意義來诠釋（deuten），而這種終極意義，個人隻能根據自己對生命所抱持的終極立場，加以接受或拒斥。
［§20價值預設與各類學科的關系］學術工作與其預設之間的關系，随學科結構的差異而有極為不同的形态。
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或天文學預設：在學術研究所能達到的範圍以内，把握宇宙現象的最高法則，是一件值得花心力去做的事。
它們把此一預設當成是不證自明之理，不僅因為我們用這種知識可以得到技術性的成果，而且，如果這類知識的追求是一項&ldquo志業&rdquo，它本身即是有價值的。
但是，此一預設本身，絕對無法加以證明。
至于要證明這些科學所描繪的世界有存在的價值，也就是說它有&ldquo意義&rdquo，或是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有其意義，就更不可能了。
自然科學不尋求這類問題的答案。
其次，讓我們來看看一門從科學觀點來說高度發達的實用技藝，即現代醫學。
醫療工作一般性的&ldquo預設&rdquo，用平常的話來說，在于盡忠職守，也就是把生命本身維系住，并盡一切可能減少痛苦這回事。
不過，這句話很有問題。
醫療人員必須盡力維系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的生命，即使病人懇求讓他離開人世，即使家屬認為病人的生命對他們來說已失去價值，同時也無力負擔維持他這沒有價值的生命所需的費用，因而同意讓他解脫痛苦。
也許這是一個凄慘的精神病患者，他的親人，不管承認與否，都希望，也必然希望他早點死掉。
可是唯有醫學的預設，加上刑法的規定，阻止醫生放棄對這種病人的治療。
這個病人的生命值得活嗎？在什麼情況下有活的價值？醫學不問這些問題。
所有自然科學提供的答案，都是回答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希望在技術層面支配生活，我們應該怎麼做。
至于我們是否應該以及是否真的希望在技術層面支配生活和這樣做有無終極意義，自然科學或是完全略而不提，或是依照它們本身的目标來預設答案。
再以藝術學為例。
藝術學認定世上有藝術品這種東西的存在。
它要知道藝術品是在哪些情況下産生的。
但是它不問藝術的領域是否竟是屬于魔性的至尊至美存身的領域，竟是一個屬于此世的領域，因而其本質竟是反上帝的，它貴族式的最悲情竟與人類博愛的精神背道而馳。
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學不問是否應該有藝術品存在。
再看法理學：法學的思考，部分受到具有必然性的邏輯一般原則（Schemata）的限制，部分受到約定俗成的一般原則的限制；法律思想的規則被認為是妥當的，也就是當某些法律規則以及它們的某些解釋方法被承認具有拘束力量時，即由法理學來加以确立。
對于是否應該有法律，以及人們是否應該隻設定這些規則，法理學是不聞不問的。
它隻能指出，如果我們希望得到某種結果，那麼根據我們法律思想的規範，這條法律條文是獲得該結果最适宜的方法。
再來，我們看看曆史性的文化學科（historischenKulturwissenschaften）。
這些學科教我們如何從其起源的條件上，了解政治、藝術、文學與社會等方面的文化現象。
但是它們本身，對于這些文化現象在過去或在今天有無存在的價值，并沒有答案，它們也不會告訴我們，是不是值得費工夫去認識這些文化現象。
它們隻預設：通過這個了解的過程，參與&ldquo文明人&rdquo的共同體，是有價值的（Interesse）。
可是它們提不出任何&ldquo科學&rdquo性的證明，證明實情确實如此。
同時，它們做此預設，絕不證明此乃理所當然。
事實上，這根本就不是自明之理。
［§21政治不屬于課堂］現在，我們回到離我最近的學科：社會學、曆史學、國民經濟學、政治學與目的在于诠釋上述學科的各種文化哲學。
有人說，在大學講堂中，政治沒有立足之地；我同意這種說法。
在學生這方面，政治不屬于講堂。
舉個例子來說，倘若反戰學生在我以前柏林大學的同事舍弗爾（DietrichSchäfer）的課堂上，圍住他的講台，大聲叫嚣，一如傳聞中主戰學生對佛斯特（FriedrichWilhelmFörster）教授的行徑，我會同樣感到遺憾，雖然佛斯特教授的看法，在許多方面，與我有莫大的距離。
然而，在教員這方面，政治一樣不屬于課堂。
如果老師對政治的關心，是基于一種學術上的興趣，就尤其不該在課堂上談政治。
因為在現實政治中采取某種立場是一回事，而對政治結構與政黨立場進行學術分析則是另一回事。
當一個人在公衆集會上談民主，大可不必隐瞞自己的立場；甚至我們可以說，站好清楚明确的立場，是他無可逃避的責任。
在這類集會上，人們所用的語言，并非科學分析的工具，而是一種政治訴求，為的是争取他人的支持。
它們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