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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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特定的資質，擁有這種資質，一如前一篇論文《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說的，對于理性的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言是重要的。
為了在這個圈子裡自尊自重屹立不搖，就必須一直不斷證明自己擁有這種資質，亦即此種資質在他身上始終如一且從不間斷地被培養着。
因為，依前面的論文所闡述的，如同他的彼岸至福，他的此世的整體社會存在全系乎于他的自我&ldquo證明&rdquo[73]。
就一切經驗所及，再也沒有任何陶冶手段比這種在弟兄夥伴的圈子裡維持社會性的自尊自重之必要更為強大的了；因此，不容間斷且深沉内斂的教派紀律之對應于權威性的教會紀律，正如理性的培育與篩選之對應于命令與禁制。
在這點上，如同幾乎其他任何層面，清教教派，作為現世内禁欲最為獨特的擔綱者，乃是普世性的天主教恩寵機構最為徹頭徹尾、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唯一徹底的反對版。
對于社會性的自尊自重之無比強烈的個人利害關懷，被清教教派秉持為陶冶那種特質的手段，因此也就是這種個人的動機與自我的利己之心被用來助成&ldquo市民的&rdquo清教倫理及其派生結果的維持與傳布。
這對于其滲透流傳與強大影響力是絕對關鍵所在。
因為，再重複一次[74]，并非宗教的倫理學說，而是其倫理态度&mdash&mdash借着其救贖财的種類與條件而使得激勵作用于這種倫理态度上&mdash&mdash方為&ldquo這宗教的&rdquo特殊&ldquo風格&rdquo（Ethos），就此詞的社會學意義而言。
在清教來說，那種态度是特定的講求方法的理性的一種生活樣式，在既定的條件下，此一生活樣式為近代資本主義的&ldquo精神&rdquo（Geist）鋪平了道路。
見之于所有的清教教派的是，激勵，在救贖确證的意義上，是作用于神前的自我&ldquo證明&rdquo；在清教教派内部裡，激勵，在社會性的自尊自重的意義上，是作用于人前的自我&ldquo證明&rdquo。
二者在相同的作用方向上彼此互補，協力接生近代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特有的風格亦即近代市民階層的風格。
禁欲的宗教集會與教派的形成，特别因其激進地掙脫家父長制的威權的桎梏[75]，及其擅自解釋人必須更聽從于神甚于人這個命題的那種方式，構成了近代&ldquo個人主義&rdquo最重要的曆史基礎之一。
最後，為了理解此種倫理作用的性質，再做一番最終的比較論述是有必要的。
在中世紀的行會裡往往也見得到類似禁欲的基督新教教派的教會紀律所施行的統制，亦即對成員的一般倫理标準進行規制[76]。
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兩者對于個人的經濟态度所産生的影響有着無可避免的差異。
行會是将相同職業者亦即競争者統合起來，目的在于限制競争以及運用在競争裡的理性的營利努力。
行會培養出&ldquo市民的&rdquo美德，并且在某種意義上（此處不再詳述）是市民的&ldquo理性主義&rdquo的擔綱者。
但行會所憑恃的是&ldquo生計政策&rdquo（Nahrungspolitik）與傳統主義；隻要其經濟規制發揮出效力，其實際結果是衆所周知的。
然而教派所統合起來的，并不是基于修業年限與家族關系而在技術上獲取資格的職業夥伴，而是經過篩選與培養而在倫理上具有資格的信仰夥伴&mdash&mdash全然在程序正義與講求方法的禁欲的意義上，對成員夥伴的生活樣式加以控管與規制，而沒有足以阻礙理性營利努力之擴張的那種物質性的救濟政策的目的。
行會成員的資本主義的成就，會瓦解行會精神，正如在英國與法國所發生的，所以那種成就遭到避忌。
教派弟兄之資本主義的成就，如若取之有道，就是其自我證明與恩寵狀态的明證，會提高教派的聲望與傳教機會，因此這種成就受到歡迎，一如上面一再引用的話語所顯示的。
行會裡的自由勞動組織，在其西方中世紀的形式裡，的确&mdash&mdash相當有違其意圖&mdash&mdash不隻是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一種障礙，而同時也是一個先行階段，若無前者，恐即無後者[77]。
然而行會本身自然不可能孕生出近代市民&mdash資本主義的風格，因為此種風格的經濟的&ldquo個人主義的&rdquo動力，并非行會所能而唯獨禁欲教派的生活方法論才能夠使之獲得正當性且帶上光環。
*** 注釋 *這篇新出爐且篇幅大增的文稿曾經刊登于1906年的《法蘭克福通訊》（FrankfurterZeitung,Osternummer,1906），接着稍加潤飾後以《教派與教會》的篇名刊載于《基督教世界》（ChristlichenWelt,1906,S.558ff.,577ff.），我也一再地征引這篇文字來補綴前面的作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翻修改寫的動機在于，我所推衍出來的教派概念（相對于&ldquo教會&rdquo的概念）在這期間足堪告慰地被特勒爾奇所接納并精推細敲地運用于他的大作《基督教社會思想史》（1912），所以概念性的讨論在此可以輕松略過，而且有必要說明的地方既然已在本書第一部第二卷第一章注[209]裡說明了，這篇論文僅包含補足前作的最重要資料。
[1]就此而言，原則多半不過是紙上空談&mdash&mdash由于天主教選票的關系（還有補助教派學校的事）。
[2]詳盡細節非此處關心所在。
應當參照的是美國教會史系列（AmericanChurchHistorySeries）的個别單冊（當然評價參差不齊！）。
[3]不隻美國最高法院的每次開庭，就連任何的黨&ldquo大會&rdquo開議，都要以祈禱來開場，這當然是行之已久而煩人的行禮如儀。
[4]或者，如果這人剛好是位于餐桌首席的長者，那麼侍者端上湯來時便會懇請他：&ldquo先生，請領祈禱。
&rdquo在蘇格蘭斯開島的波特裡（Portree,Skye）的一個美好的星期日，我自己便碰上了本文裡所提的那個典型問題，出于無可奈何，也隻能這麼說：&ldquo我是巴登邦教會的成員，但我在波特裡沒法兒找到這個教會的禮拜堂。
&rdquo這說法得到那女士的首肯且欣然接受了（&ldquo哦，他不參加任何禮拜，除非是在自己的教派裡！&rdquo）。
[5]&ldquo信仰&rdquo鐵定防得了噴嚏，一個親戚這麼說。
關于韋伯1904年在美國訪問時的&ldquo宗教經驗&rdquo，可參見韋伯的妻子瑪麗安娜所寫的《韋伯傳》第九章。
&mdash&mdash譯注 [6]他對一個受浸者說：&ldquo哈啰，比爾，水不是冷得很嗎？&rdquo然後得到很認真的回答：&ldquo傑夫，我想着火熱之處（地獄！），所以不在乎水冷。
&rdquo [7]借給人而什麼也不指望（mutuumdatenihilindesperantes），見《聖經·路加福音》6：35。
中文《聖經》的翻譯是：&ldquo借給人不指望償還。
&rdquo參見本書第一部第一卷第二章注[36]。
&mdash&mdash譯注 [8]恩寵機構（Gnadenanstalt），在《宗教社會學》裡，韋伯讨論過不同的恩寵授與的觀念。
有關&ldquo制度恩寵&rdquo（因此也就是一個恩寵機構）的概念如下：&ldquo救贖所需的恩寵乃是在一持續性的基礎上，經由某些神或先知所認可而創設的制度化組織（Anstaltsgemeinschaft）來授與。
這個機構可以直接通過純粹巫術性的秘迹手法，或者是通過其所掌握的由于其執事者或信奉者之實踐而累積下來的多餘的業績（可以産生神恩或恩寵的業績），來發揮其力量。
隻要是制度性恩寵一貫地營運之處，即涉及三個基本前提。
一、教會之外無救贖：除非本身為某一特定的、被賦予掌理恩寵之機構的成員，否則即無法得救。
二、恩寵授與之有效與否，取決于機構所賦予的職權，而與祭司個人的卡理斯瑪資質無關。
三、需要救贖的個人之宗教資質，與有權授與恩寵的機構全然無關。
換言之，救贖乃是普世性的，而非僅止限于宗教達人。
宗教達人若想憑一己之力接近神、求取恩寵，而不思依賴最根本的制度性恩寵，他的得救機會以及宗教的純正性就不免&mdash&mdash而且實際上也無法避免&mdash&mdash要受到威脅。
根據此一理論，所有的人皆可能得救，隻要他們能充分履行神的要求，即可獲得足以使他們得救的制度性恩寵的授與。
因此，對于個人倫理成就所要求的水準，必須與一般人的平均資質相當&mdash&mdash實際上則意味着相當的低。
誰如果能在倫理領域成就更多（亦即宗教達人），那麼除了确保自己之得救外，他還可以為其機構積聚善功，而由此一機構再将這些善功授與那些需要的人。
我們剛剛所叙述的觀點即為天主教會的獨特立場，同時也決定了其之為一個恩寵機構的性格。
&rdquo（《經濟與社會·宗教社會學》2&mdash5&mdash10&mdash10）&mdash&mdash譯注 [9]教派間的靈魂争奪戰&mdash&mdash部分說來是大大受到牧師的物質利害所左右&mdash&mdash往往使得這種成員遴選招來非常強烈的反彈，特别在美國，這當然是個不争的事實。
因此，常見到相互競争的教派間聯合以限制這種靈魂争奪戰（譬如說聯合起來排除那些&mdash&mdash按宗教原則&mdash&mdash離婚理由不夠充分者輕易得以再婚，因為任一教派方便再婚，畢竟是個強大的吸引力）。
于此，聽說有幾個洗禮派教團有時是比較寬松的，而天主教以及（密蘇裡）路德教會則被稱賞持正嚴格，不過（據說）兩者都減少了成員。
[10]在大都會區裡好多次有人（主動）告訴我，土地投機業者通常會先蓋起一座&ldquo禮拜堂&rdquo（往往極不起眼），然後以五百到六百美元聘用一位從林林總總的神學院當中某處出身的人，許諾他會有個當牧師的光明生涯，如果他能聚集起一個教團并在禮拜堂一帶&ldquo功德圓滿地傳教&rdquo。
我可看到了破落的教堂式建築訴說着失敗的故事。
不過，多半應該是成功的。
左鄰右舍的交往、主日學等對新居民而言畢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與&ldquo倫理上&rdquo可信賴的鄰人交往。
[11]教派間盡管競争激烈&mdash&mdash就連教團晚間茶會的物質與精神奉獻種類都互别苗頭，上流的教堂還競逐音樂會的奉獻（波士頓三一教會的一個男高音，據說隻需在禮拜天獻唱，當時就有八千美元的收入）&mdash&mdash但彼此往往都還保持相當友好的關系。
譬如在我列席的衛理公會的禮拜式裡，前文所述的洗禮派的洗禮式都還被推舉為無人不為之動容受教的場景。
教團多半全然拒絕聆聽&ldquo派别分殊之教&rdquo以及一般而言教義說教，唯有倫理才能帶進布道裡。
在我聆聽為中産階級所做的那些布道裡，牧師所宣講的無非是穩健又紮實的典型的市民道德，而且當然是既家常又審慎清醒的那種，但卻是出自講者内心充沛的确信，而且往往是真心感動的。
[12]某個東部大學的閃語系&ldquo助理&rdquo告訴我，他很遺憾沒能當上&ldquo共濟會分會長&rdquo，否則的話他就會轉回商業界。
當被問到這能有什麼好處時，回答是：如果他作為一個業務員或行商而能夠證明自己擔當了這麼一個衆所周知的誠正角色的話，他便得以擊敗任何的競争者，而且身價如金。
共濟會（Freemasonry），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團體，旨在傳授并執行其秘密互助綱領。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13]基督教科學派（ChristianScience），1879年愛迪（MaryBakerEddy，1821&mdash1910）在美國創立的教派。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14]一些有學識的美國人常帶點兒忿怒地将這些事實鄙夷為&ldquo詐欺&rdquo或落伍，甚或全盤否定。
當中有好多人實際上對這些事實根本一無所知&mdash&mdash就像威廉·詹姆斯向我證實的。
然而，在極為不同的許多領域裡，這些事實的痕迹依然存在，隻不過有時是以怪異的方式存活着。
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mdash1910），美國哲學家和心理學家，1904年韋伯赴美訪問時曾與其有交往。
&mdash&mdash譯注 [15]在這些事情上，&ldquo僞善&rdquo與慣習性的機會主義在美國并不會比在我們這兒更嚴重。
畢竟，在德國&ldquo無宗派所屬的&rdquo軍官或官吏是無法想象的。
有個柏林的（&ldquo雅利安人&rdquo！）市長未獲公認，原因是他的一個小孩沒受洗。
不同的隻是此種慣習性的&ldquo僞善&rdquo運行的方向有别罷了：在我國是官吏的晉升，在美國是商業的機會。
[16]摩根（JohnPierpontMorgan，1837&mdash1913），美國金融家和工業組織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二十年間世界金融巨頭之一。
洛克菲勒（JohnD.Rockfeller，1839&mdash1937），美國實業家、慈善家，标準石油公司創辦人。
古爾德（JayGould，1836&mdash1892），美國鐵路企業家、金融家和投機者，是一位重要的鐵路創建人物，又是十九世紀美國資本主義中最惡名昭彰的&ldquo強盜貴族&rdquo。
詳見附錄15。
&mdash&mdash譯注 [17]希臘字母社團（GreekLetterSociety），美國大學裡常見的一種以希臘字母為其社名的榮譽性學生社團。
其中，創立最早且最著名的無疑是大學榮譽生協會（PhiBetaKappaSociety），當初是1776年12月美國弗吉尼亞州威廉與瑪麗學院的一些學生在獨立宣言的激勵下所成立的一個秘密社團，他們以希臘文&Phi&iota&lambda&omicron&sigma&omicron&phi?&alpha&Beta?&omicron&upsilon&Kappa&upsilon&beta&epsilon&rho&nu?&tau&eta&sigmaf（愛好智能，引導生活）為社團宗旨，并取其希臘文縮寫&Phi&Beta&Kappa三個字母（發音PhiBetaKappa）為社團名稱。
1779年哈佛、耶魯等名校相繼成立此一社團的分會，并逐漸擴展至其他各校，截至今日此社團在全美各大學共有283個分會。
在其發展過程中，大學榮譽生協會也逐步從原先兄
為了在這個圈子裡自尊自重屹立不搖，就必須一直不斷證明自己擁有這種資質，亦即此種資質在他身上始終如一且從不間斷地被培養着。
因為，依前面的論文所闡述的，如同他的彼岸至福，他的此世的整體社會存在全系乎于他的自我&ldquo證明&rdquo[73]。
就一切經驗所及，再也沒有任何陶冶手段比這種在弟兄夥伴的圈子裡維持社會性的自尊自重之必要更為強大的了；因此，不容間斷且深沉内斂的教派紀律之對應于權威性的教會紀律，正如理性的培育與篩選之對應于命令與禁制。
在這點上，如同幾乎其他任何層面，清教教派，作為現世内禁欲最為獨特的擔綱者，乃是普世性的天主教恩寵機構最為徹頭徹尾、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唯一徹底的反對版。
對于社會性的自尊自重之無比強烈的個人利害關懷，被清教教派秉持為陶冶那種特質的手段，因此也就是這種個人的動機與自我的利己之心被用來助成&ldquo市民的&rdquo清教倫理及其派生結果的維持與傳布。
這對于其滲透流傳與強大影響力是絕對關鍵所在。
因為，再重複一次[74]，并非宗教的倫理學說，而是其倫理态度&mdash&mdash借着其救贖财的種類與條件而使得激勵作用于這種倫理态度上&mdash&mdash方為&ldquo這宗教的&rdquo特殊&ldquo風格&rdquo（Ethos），就此詞的社會學意義而言。
在清教來說，那種态度是特定的講求方法的理性的一種生活樣式，在既定的條件下，此一生活樣式為近代資本主義的&ldquo精神&rdquo（Geist）鋪平了道路。
見之于所有的清教教派的是，激勵，在救贖确證的意義上，是作用于神前的自我&ldquo證明&rdquo；在清教教派内部裡，激勵，在社會性的自尊自重的意義上，是作用于人前的自我&ldquo證明&rdquo。
二者在相同的作用方向上彼此互補，協力接生近代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特有的風格亦即近代市民階層的風格。
禁欲的宗教集會與教派的形成，特别因其激進地掙脫家父長制的威權的桎梏[75]，及其擅自解釋人必須更聽從于神甚于人這個命題的那種方式，構成了近代&ldquo個人主義&rdquo最重要的曆史基礎之一。
最後，為了理解此種倫理作用的性質，再做一番最終的比較論述是有必要的。
在中世紀的行會裡往往也見得到類似禁欲的基督新教教派的教會紀律所施行的統制，亦即對成員的一般倫理标準進行規制[76]。
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兩者對于個人的經濟态度所産生的影響有着無可避免的差異。
行會是将相同職業者亦即競争者統合起來，目的在于限制競争以及運用在競争裡的理性的營利努力。
行會培養出&ldquo市民的&rdquo美德，并且在某種意義上（此處不再詳述）是市民的&ldquo理性主義&rdquo的擔綱者。
但行會所憑恃的是&ldquo生計政策&rdquo（Nahrungspolitik）與傳統主義；隻要其經濟規制發揮出效力，其實際結果是衆所周知的。
然而教派所統合起來的，并不是基于修業年限與家族關系而在技術上獲取資格的職業夥伴，而是經過篩選與培養而在倫理上具有資格的信仰夥伴&mdash&mdash全然在程序正義與講求方法的禁欲的意義上，對成員夥伴的生活樣式加以控管與規制，而沒有足以阻礙理性營利努力之擴張的那種物質性的救濟政策的目的。
行會成員的資本主義的成就，會瓦解行會精神，正如在英國與法國所發生的，所以那種成就遭到避忌。
教派弟兄之資本主義的成就，如若取之有道，就是其自我證明與恩寵狀态的明證，會提高教派的聲望與傳教機會，因此這種成就受到歡迎，一如上面一再引用的話語所顯示的。
行會裡的自由勞動組織，在其西方中世紀的形式裡，的确&mdash&mdash相當有違其意圖&mdash&mdash不隻是資本主義勞動組織的一種障礙，而同時也是一個先行階段，若無前者，恐即無後者[77]。
然而行會本身自然不可能孕生出近代市民&mdash資本主義的風格，因為此種風格的經濟的&ldquo個人主義的&rdquo動力，并非行會所能而唯獨禁欲教派的生活方法論才能夠使之獲得正當性且帶上光環。
*** 注釋 *這篇新出爐且篇幅大增的文稿曾經刊登于1906年的《法蘭克福通訊》（FrankfurterZeitung,Osternummer,1906），接着稍加潤飾後以《教派與教會》的篇名刊載于《基督教世界》（ChristlichenWelt,1906,S.558ff.,577ff.），我也一再地征引這篇文字來補綴前面的作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翻修改寫的動機在于，我所推衍出來的教派概念（相對于&ldquo教會&rdquo的概念）在這期間足堪告慰地被特勒爾奇所接納并精推細敲地運用于他的大作《基督教社會思想史》（1912），所以概念性的讨論在此可以輕松略過，而且有必要說明的地方既然已在本書第一部第二卷第一章注[209]裡說明了，這篇論文僅包含補足前作的最重要資料。
[1]就此而言，原則多半不過是紙上空談&mdash&mdash由于天主教選票的關系（還有補助教派學校的事）。
[2]詳盡細節非此處關心所在。
應當參照的是美國教會史系列（AmericanChurchHistorySeries）的個别單冊（當然評價參差不齊！）。
[3]不隻美國最高法院的每次開庭，就連任何的黨&ldquo大會&rdquo開議，都要以祈禱來開場，這當然是行之已久而煩人的行禮如儀。
[4]或者，如果這人剛好是位于餐桌首席的長者，那麼侍者端上湯來時便會懇請他：&ldquo先生，請領祈禱。
&rdquo在蘇格蘭斯開島的波特裡（Portree,Skye）的一個美好的星期日，我自己便碰上了本文裡所提的那個典型問題，出于無可奈何，也隻能這麼說：&ldquo我是巴登邦教會的成員，但我在波特裡沒法兒找到這個教會的禮拜堂。
&rdquo這說法得到那女士的首肯且欣然接受了（&ldquo哦，他不參加任何禮拜，除非是在自己的教派裡！&rdquo）。
[5]&ldquo信仰&rdquo鐵定防得了噴嚏，一個親戚這麼說。
關于韋伯1904年在美國訪問時的&ldquo宗教經驗&rdquo，可參見韋伯的妻子瑪麗安娜所寫的《韋伯傳》第九章。
&mdash&mdash譯注 [6]他對一個受浸者說：&ldquo哈啰，比爾，水不是冷得很嗎？&rdquo然後得到很認真的回答：&ldquo傑夫，我想着火熱之處（地獄！），所以不在乎水冷。
&rdquo [7]借給人而什麼也不指望（mutuumdatenihilindesperantes），見《聖經·路加福音》6：35。
中文《聖經》的翻譯是：&ldquo借給人不指望償還。
&rdquo參見本書第一部第一卷第二章注[36]。
&mdash&mdash譯注 [8]恩寵機構（Gnadenanstalt），在《宗教社會學》裡，韋伯讨論過不同的恩寵授與的觀念。
有關&ldquo制度恩寵&rdquo（因此也就是一個恩寵機構）的概念如下：&ldquo救贖所需的恩寵乃是在一持續性的基礎上，經由某些神或先知所認可而創設的制度化組織（Anstaltsgemeinschaft）來授與。
這個機構可以直接通過純粹巫術性的秘迹手法，或者是通過其所掌握的由于其執事者或信奉者之實踐而累積下來的多餘的業績（可以産生神恩或恩寵的業績），來發揮其力量。
隻要是制度性恩寵一貫地營運之處，即涉及三個基本前提。
一、教會之外無救贖：除非本身為某一特定的、被賦予掌理恩寵之機構的成員，否則即無法得救。
二、恩寵授與之有效與否，取決于機構所賦予的職權，而與祭司個人的卡理斯瑪資質無關。
三、需要救贖的個人之宗教資質，與有權授與恩寵的機構全然無關。
換言之，救贖乃是普世性的，而非僅止限于宗教達人。
宗教達人若想憑一己之力接近神、求取恩寵，而不思依賴最根本的制度性恩寵，他的得救機會以及宗教的純正性就不免&mdash&mdash而且實際上也無法避免&mdash&mdash要受到威脅。
根據此一理論，所有的人皆可能得救，隻要他們能充分履行神的要求，即可獲得足以使他們得救的制度性恩寵的授與。
因此，對于個人倫理成就所要求的水準，必須與一般人的平均資質相當&mdash&mdash實際上則意味着相當的低。
誰如果能在倫理領域成就更多（亦即宗教達人），那麼除了确保自己之得救外，他還可以為其機構積聚善功，而由此一機構再将這些善功授與那些需要的人。
我們剛剛所叙述的觀點即為天主教會的獨特立場，同時也決定了其之為一個恩寵機構的性格。
&rdquo（《經濟與社會·宗教社會學》2&mdash5&mdash10&mdash10）&mdash&mdash譯注 [9]教派間的靈魂争奪戰&mdash&mdash部分說來是大大受到牧師的物質利害所左右&mdash&mdash往往使得這種成員遴選招來非常強烈的反彈，特别在美國，這當然是個不争的事實。
因此，常見到相互競争的教派間聯合以限制這種靈魂争奪戰（譬如說聯合起來排除那些&mdash&mdash按宗教原則&mdash&mdash離婚理由不夠充分者輕易得以再婚，因為任一教派方便再婚，畢竟是個強大的吸引力）。
于此，聽說有幾個洗禮派教團有時是比較寬松的，而天主教以及（密蘇裡）路德教會則被稱賞持正嚴格，不過（據說）兩者都減少了成員。
[10]在大都會區裡好多次有人（主動）告訴我，土地投機業者通常會先蓋起一座&ldquo禮拜堂&rdquo（往往極不起眼），然後以五百到六百美元聘用一位從林林總總的神學院當中某處出身的人，許諾他會有個當牧師的光明生涯，如果他能聚集起一個教團并在禮拜堂一帶&ldquo功德圓滿地傳教&rdquo。
我可看到了破落的教堂式建築訴說着失敗的故事。
不過，多半應該是成功的。
左鄰右舍的交往、主日學等對新居民而言畢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與&ldquo倫理上&rdquo可信賴的鄰人交往。
[11]教派間盡管競争激烈&mdash&mdash就連教團晚間茶會的物質與精神奉獻種類都互别苗頭，上流的教堂還競逐音樂會的奉獻（波士頓三一教會的一個男高音，據說隻需在禮拜天獻唱，當時就有八千美元的收入）&mdash&mdash但彼此往往都還保持相當友好的關系。
譬如在我列席的衛理公會的禮拜式裡，前文所述的洗禮派的洗禮式都還被推舉為無人不為之動容受教的場景。
教團多半全然拒絕聆聽&ldquo派别分殊之教&rdquo以及一般而言教義說教，唯有倫理才能帶進布道裡。
在我聆聽為中産階級所做的那些布道裡，牧師所宣講的無非是穩健又紮實的典型的市民道德，而且當然是既家常又審慎清醒的那種，但卻是出自講者内心充沛的确信，而且往往是真心感動的。
[12]某個東部大學的閃語系&ldquo助理&rdquo告訴我，他很遺憾沒能當上&ldquo共濟會分會長&rdquo，否則的話他就會轉回商業界。
當被問到這能有什麼好處時，回答是：如果他作為一個業務員或行商而能夠證明自己擔當了這麼一個衆所周知的誠正角色的話，他便得以擊敗任何的競争者，而且身價如金。
共濟會（Freemasonry），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團體，旨在傳授并執行其秘密互助綱領。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13]基督教科學派（ChristianScience），1879年愛迪（MaryBakerEddy，1821&mdash1910）在美國創立的教派。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14]一些有學識的美國人常帶點兒忿怒地将這些事實鄙夷為&ldquo詐欺&rdquo或落伍，甚或全盤否定。
當中有好多人實際上對這些事實根本一無所知&mdash&mdash就像威廉·詹姆斯向我證實的。
然而，在極為不同的許多領域裡，這些事實的痕迹依然存在，隻不過有時是以怪異的方式存活着。
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mdash1910），美國哲學家和心理學家，1904年韋伯赴美訪問時曾與其有交往。
&mdash&mdash譯注 [15]在這些事情上，&ldquo僞善&rdquo與慣習性的機會主義在美國并不會比在我們這兒更嚴重。
畢竟，在德國&ldquo無宗派所屬的&rdquo軍官或官吏是無法想象的。
有個柏林的（&ldquo雅利安人&rdquo！）市長未獲公認，原因是他的一個小孩沒受洗。
不同的隻是此種慣習性的&ldquo僞善&rdquo運行的方向有别罷了：在我國是官吏的晉升，在美國是商業的機會。
[16]摩根（JohnPierpontMorgan，1837&mdash1913），美國金融家和工業組織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二十年間世界金融巨頭之一。
洛克菲勒（JohnD.Rockfeller，1839&mdash1937），美國實業家、慈善家，标準石油公司創辦人。
古爾德（JayGould，1836&mdash1892），美國鐵路企業家、金融家和投機者，是一位重要的鐵路創建人物，又是十九世紀美國資本主義中最惡名昭彰的&ldquo強盜貴族&rdquo。
詳見附錄15。
&mdash&mdash譯注 [17]希臘字母社團（GreekLetterSociety），美國大學裡常見的一種以希臘字母為其社名的榮譽性學生社團。
其中，創立最早且最著名的無疑是大學榮譽生協會（PhiBetaKappaSociety），當初是1776年12月美國弗吉尼亞州威廉與瑪麗學院的一些學生在獨立宣言的激勵下所成立的一個秘密社團，他們以希臘文&Phi&iota&lambda&omicron&sigma&omicron&phi?&alpha&Beta?&omicron&upsilon&Kappa&upsilon&beta&epsilon&rho&nu?&tau&eta&sigmaf（愛好智能，引導生活）為社團宗旨，并取其希臘文縮寫&Phi&Beta&Kappa三個字母（發音PhiBetaKappa）為社團名稱。
1779年哈佛、耶魯等名校相繼成立此一社團的分會，并逐漸擴展至其他各校，截至今日此社團在全美各大學共有283個分會。
在其發展過程中，大學榮譽生協會也逐步從原先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