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問題
關燈
小
中
大
下的定義，依其組織形式應被視為&ldquo資本主義的&rdquo經濟的一大部分都要被劃出&ldquo營利&rdquo經濟的範圍之外，從而屬于&ldquo需求滿足經濟&rdquo的範圍。
換言之，在私人企業家的指導之下，以一種資本周轉的形式（包括貨币與具有貨币價值的财貨），通過購入生産手段與賣出産品以達緻獲利目的的經濟&mdash&mdash無疑就是&ldquo資本主義企業&rdquo的經濟&mdash&mdash也同樣可能帶有&ldquo傳統主義的&rdquo性格。
這在近代經濟史的過程裡非但不是個例外，反而正是個通則&mdash&mdash盡管飽受&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一波又一波日益強大的侵擾而一再中斷。
一個經濟的&ldquo資本主義&rdquo形式與引領此一經濟的精神之間，一般而言确有&ldquo适合的&rdquo關系（adäquateBeziehung）存在，然而并非&ldquo法則性的&rdquo相互依存關系（gesetzlicheAbhängigkeit）。
盡管如此，我們在此還是暫且要用&ldquo（近代）資本主義精神&rdquo[25]一詞，來指涉那種以我們在富蘭克林之例上所見到的、将工作奉為天職有系統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這是出于曆史的理由，因為那種心态在近代資本主義企業裡找到其最适合的形式，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企業則在此心态上找到最适合的精神推動力。
然而，這兩者也很可能分别各自存在。
富蘭克林自己充滿着&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而當時他的印刷工場在形式上與任何手工業經營絲毫無異。
我們還會看到，我們稱之為&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的那種心态的擔綱者，不但絕不僅止于，或者主要是身為商貿貴族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而毋甯大多是力争上遊的産業界的中産階層[26]。
即使到了十九世紀，此一心态的典型代表，并非利物浦或漢堡等地身負祖上傳來商業資産的上流士紳，而是曼徹斯特或威斯特伐利亞地區[27]往往出身寒微而出人頭地的新貴。
其實早在十六世紀情形業已如此，當時興起的工業主要大多是由這樣的新貴創辦的[28]。
比如一家銀行，或大出口商、大型零售商，或是以轉售家庭手工制品為業的大規模貨莊，确實隻有以資本主義企業的形式才有可能經營。
然而，他們可能全都是在非常傳統主義的精神下營運：發行紙币的大銀行根本無法以其他方式經營；一整個時代的對外貿易全都奠基在帶有強烈傳統性格的獨占與規制的基礎上；在零售業方面&mdash&mdash我們說的可不是現今那些向政府呼叫求援的、規模既小又欠資本的遊手好閑之輩&mdash&mdash終結古老傳統主義的革命正在進行中；正是這樣一場變革摧毀了舊日形态的批發體系，而近代的家内勞動不過是在形式上與這舊體系有類似之處而已。
這場革命的經過如何？有何意義？盡管我們是如此熟悉，但還是要再舉個實例來加以說明。
直到上個世紀（十九世紀）中葉，貨莊批發商的生活，至少在歐陸紡織工業的某些部門裡[29]，依我們今日的概念看來，是相當悠閑的。
我們可以将其生活情形略做如此想象：農人帶着他們的紡織品（以麻布來說，往往大多或全都是由自家生産的原料所制成）到批發商所住的城裡來，經過詳細的、通常是官方的品質檢查後，依慣常的價格領取貨款。
批發商的顧客是販售點遠在各處的外來的中間商，他們多半并不依樣品選貨，而是按傳統的品質要求直接從貨棧裡購貨，或者在交貨日期很久之前就向貨莊的批發商下訂單，然後再由貨莊轉而向農民下訂。
親自上門購貨的顧客雖有，但不多，而且久久才來一次，其餘就靠通信以及慢慢愈來愈多的樣品寄送來補足。
營業時間并不長，一天恐怕就五六小時，有時更是少得多，有市集的時候營業時間就會拉長些。
收入還可以，足以維持像樣的生活，光景好時，尚可累積一筆小财富。
競争者之間由于營業方針頗為一緻，彼此的關系也相對融洽，天天泡在&ldquo小酒館&rdquo裡痛飲，氣味相投者更是燕遊往還，生活步調一派閑适舒緩。
以上情形不管從哪一點上看來，都是一種&ldquo資本主義的&rdquo組織形式&mdash&mdash無論我們是着眼于企業家的純粹在商言商的性格，或是着眼于資本在事業裡的翻滾運轉上不可或缺的這個事實，或者最後着眼于經濟過程的客觀面向或簿記的方式，皆是如此。
然而，這仍屬&ldquo傳統主義的&rdquo經濟，如果我們從激發企業家的精神這一點來看：傳統的生活方式、傳統的獲利率、傳統的勞動量、傳統的事業經營方式、傳統的勞資關系，以及本質上傳統的主顧圈子、招攬新顧客與商機的方式等，全都支配着事業經營，成為這群企業家的&mdash&mdash很可以這麼說&mdash&mdash&ldquo風格&rdquo（Ethos）的基礎。
有一天，這種悠閑的狀态突然被搗毀了，而且往往全然沒有發生組織形式上有任何根本改變的情形，比如轉變成集中經營或機械織造等。
所發生的事或許僅僅隻是這樣：有個出身某批發貨莊家庭的年青人從城裡來到農村，精心挑選符合他需要的織工，逐漸強化對他們的監督與控制，以此使他們從農人轉變為工人，另一方面，通過盡可能直接接觸終端客戶的方式，将零售業務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親自招攬顧客，年年按例造訪他們，尤其是完全因應客戶的需求與願望來調整産品的品質以迎合他們的&ldquo口味&rdquo，同時開始實行&ldquo薄利多銷&rdquo的原則。
如此一來，這樣一種&ldquo理性化&rdquo過程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會發生的結果，這時也出現了：若不跟進，就得退場。
田園牧歌的場景在激烈的競争苦鬥展開下全面崩解；巨額的财富賺了來，但并不放貸取息，而是不斷投資到事業上；昔日安逸舒适的生活态度，讓位給刻苦的清醒冷靜；迎頭跟進的人就出人頭地，因為他們不願消費，隻想賺錢；仍想按老路子過活的人勢必得節衣縮食[30]。
而且，在此至關緊要的是，在這類的情形裡通常并不是什麼新貨币的注入，才帶動了此番變革&mdash&mdash在我所知的一些情況裡，從親戚那裡籌借個數千馬克就足以使整個革新過程上路&mdash&mdash而是新的精神，亦即&ldquo近代資本主義精神&rdquo，灌注了進來。
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原動力為何的問題，首要并不在于追究可供資本主義利用的貨币量從何而來，而是，尤其是，在于資本主義精神之發展的問題。
舉凡此種精神覺醒并且能發揮作用之處，它便會自行籌措到所需的貨币額來作為運作的手段，但反之則不然[31]。
雖然如此，此一新精神的登場通常并非安然平順。
猜疑，有時是憎恨，尤其是道德的憤怒，一般而言會如潮水般湧向最初的革新者，關于其生平也往往開始制式的飛短流長，繪聲繪影地傳說他有不可告人的醜事&mdash&mdash我就知道許多個這樣的例子。
少有人能坦率承認，正是這樣一種&ldquo新式的&rdquo企業家，唯獨具有一種異常堅毅的性格，方能始終保持清醒冷靜的自制，從而避免道德上與經濟上的沉船滅頂；除了眼光明銳與行動力具足之外，尤其是極為堅決且高度突出的&ldquo倫理&rdquo資質，才能使他在這樣的革新裡赢得客戶與勞工絕對不可或缺的信任，一直保持張力以克服無數的對抗，尤其是能夠擔負起現在所要求于企業家的、與安逸的生活享受無法并存，甚且與日俱增緊迫密集的工作。
這些是與适合于過去的傳統主義迥然有異的另外一種倫理資質。
上述這種變革，表面上并不起眼，但對于此一新精神之貫徹于經濟生活中實具決定性意義，而開創此種變革者，通常并非經濟史上任何時代都慣見的那些蠻勇厚顔的投機者與經濟冒險家，也不是那些隻不過是個&ldquo大金主&rdquo的人，而是在嚴苛的生活訓練中成長起來，心細又膽大，尤其清醒且堅定、敏銳且全心投入工作，帶有嚴格市民觀點與&ldquo原則&rdquo的人。
人們傾向于認為，此種個人的道德資質與任何倫理準則一點關系也沒有，更甭說宗教思想；在這個方向上，本質上毋甯是某種消極因素，換言之，自因襲的傳統解脫出來的能力，亦即比什麼都重要的自由的&ldquo啟蒙思想&rdquo，才是這樣一種做事業的生活樣式最适合的基礎。
而且，事實上，現今一般的情形就是如此。
生活樣式與宗教出發點通常沒什麼關系，即使有，至少在德國，多半也是負面的。
現在，那些充滿着&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的人，要不是對教會抱有敵意，就是漠不關心。
深信天國無所事事的想法，對他們活躍的性格而言沒什麼吸引力，宗教在他們看來不啻是把人從地上的勞動抽離的手段。
如果有人問他們，這樣不眠不休的奔走追逐，到底&ldquo意義&rdquo何在？畢竟，鎮日奔走而無暇享用财富，對于純粹此世的生活取向而言豈不是顯得毫無意義嗎？他們偶爾會給這麼個答案&mdash&mdash如果有的話&mdash&mdash&ldquo為了子孫後代&rdquo；可是這顯然并不是唯獨他們才有的動機，&ldquo傳統主義的&rdquo人們同樣是這麼想的；所以，更常見而且毋甯更正确的響應幹脆是：為事業而不停地勞動已成為&ldquo生活上不可或缺的&rdquo一部分。
事實上這就是唯一确切的動機，而此一表态同時也點明了：從個人幸福的觀點看來，此種生活樣式是如此的非理性，在其中，人是為事業而活，而不是反過來（事業為人而存在）。
當然，光是财富就能取得的權勢與聲譽，也扮演了某種角色：就像在美國，整個民族的夢想一旦被引領到純粹數量之大的方向上，那麼此種數字的浪漫之美就會對商人裡的&ldquo詩人&rdquo産生無法抗拒的魔力。
至于不是這樣的國家，被此種魔力魅惑住的，整體而言并不是那些真正的領導人物，特别不是那些老牌的成功企業家。
自己躲入家族世襲财産與貴族名号的避風港裡，兒子則在大學與官僚體裡表現出企圖忘卻出身來曆的行徑，一如德國的資本主義新興家族常見的光景，畢竟不過是仿冒的頹唐産物。
資本主義企業家的&ldquo理想型&rdquo[32]，就像我國也有些出色的範例所代表的，和這類或粗魯或文雅的虛張聲勢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他們不但避免虛榮與不必要的花費，也避諱有意地利用權勢，并且對于他們所受到的社會贊賞的外在表征也是敬謝不敏。
換言之，他們的生活樣式往往具有某種像是前引富蘭克林的&ldquo訓示&rdquo所清楚彰顯的禁欲色彩&mdash&mdash我們将會深究這個對我們而言重要的現象所具有的曆史意義。
特别是他們所秉持的某種程度的冷靜自制絕非偶發，而是常态，而且比起富蘭克林見仁見智的那種自持，本質上更加誠實正直。
他們的财富加之于個人身上的，可說是&ldquo一無所有&rdquo，隻除了給人以&ldquo遂行天職&rdquo的那種非理性的感覺。
然而正是這點，在前資本主義的人看來，似乎是如此無法理解、不可思議、既不體面又令人鄙夷。
如果有人能把畢生勞動的目的唯獨專注于背負着大量的金銀财寶走進墳墓，對他來說，這顯然不外是倒錯的本能&mdash&mdash&ldquo貪欲&rdquo（aurisacrafames）&mdash&mdash的産物罷了。
當今，在我們的政治、私法與交易體制底下，在我們的經濟特有的經營形态與結構當中，這種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如人所說，很可以被理解為純粹是适應的産物。
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需要這種對于賺錢&ldquo天職&rdquo的獻身：這種獻身，在人對于外物的态度裡，是如此切合于資本主義結構的一種，而且是與經濟生存鬥争裡的存活條件如此緊密地連接在一起，所以事實上現在可以不必再談什麼&ldquo營利的&rdquo生活樣式與單一統合的&ldquo世界觀&rdquo之間的必要關聯。
特别是此種生活樣式再也沒有必要援引任何宗教勢力的贊同為支持，并且覺得教會規範對于經濟生活的影響&mdash&mdash隻要還感覺得到的話&mdash&mdash就像國家對于經濟生活的規制一樣，不啻是一種妨礙。
如此一來，商業與社會決策上的利害關系通常有決定&ldquo世界觀&rdquo之勢。
凡是在生活樣式上無法順應資本主義的成功條件者，勢必向下沉淪，或者至少是上升不了。
不過，這些都是近代資本主義業已取得勝利并解脫昔日支柱之後的時代才有的現象。
如同其過去唯有與興起中的近代國家權力相結合，方足以打破中古經濟規制的舊有形式那樣，我們或可暫且先這麼說，其與宗教力量之間的關系恐怕也是一樣的。
是否這樣？并且在何種意義下是這樣？正是此處所要加以探讨的。
因為，以賺錢作為人有義務要達成的目的本身、作為&ldquo天職&rdquo，這樣一種觀念是與其他任何時代的道德觀感相背反的，這幾乎無須證明。
被納入教會法裡且在當時（如同福音書裡有關利息的經文一樣）[33]被認為是真正教義且适用于商人活動的那個教條，&ldquo總非上帝所喜&rdquo[34]，以及聖托馬斯·阿奎那[35]用以指稱營利欲的用語&ldquo卑鄙&rdquo（turpitude，甚至包括那無可避免且倫理上容許的利得在内），都已經包含了天主教教理對意大利城市之金融勢力利益的高度讓步，後者與教會在政治上極為緊密關聯；盡管，相當多的人仍抱持着激進的反營利觀點[36]。
而且，就算是在天主教會的教理更加順應通融之處，例如在安東尼·佛羅倫薩那兒[37]，這樣的觀感也從未完全消失過：以營利為目的本身的行為，根本是一種恥辱（pudendum），隻不過為了既已存在的生活秩序，必須加以容忍罷了。
當時的某些倫理學者，尤其是唯名論學派的倫理學家，接受資本主義營業形态的萌芽發展乃是既成事實，并且試圖證明這并無不可，尤其是證明商業貿易乃是必要的，在其中發展出來的&ldquo勤勞&rdquo（industria）不啻是正當的利得源頭而且在倫理上并無可非議&mdash&mdash盡管這樣的證明不無矛盾；然而，當時支配性的學說卻拒斥資本主義式營利的&ldquo精神&rdquo為卑鄙，或者至少不能給予倫理上的正面評價。
像富蘭克林那樣的一種&ldquo道德&rdquo觀，簡直不可思議。
這尤其是參與資本主義運作的人們本身的見解：要是站在教會傳統的立場上，他們的畢生操勞頂多不過是道德上不相幹的、被容忍的，但由于常有違犯教會禁止取息的教義之虞，從而危及其來世的幸福；于是，如史料所顯示的，當富豪去世之時，總有巨大款項流入教會機構作為&ldquo良心錢&rdquo，有時候甚至是歸還給生前的債務人，作為從他們身上不當榨取的&ldquo高利貸利息&rdquo。
不如此做的僅僅是&mdash&mdash除了異教徒或被視為有危險傾向的人之外&mdash&mdash那些在心理上已從傳統中解放出來的城市商業貴族。
不過，即使是懷疑論者與非教會人士通常也總是會借着大筆捐贈來讨好教會，因為面對死後的不确定狀況，這不啻是個保險的好手段，而且确實也因為（至少根據流傳得相當廣泛的寬松看法）僅隻是表面服從教會的誡命就足以保證天上的福分[38]。
就此，正好清楚顯露出當事者本身認為自己的行為乃是自外于道德的甚或是反道德的。
那麼，從道德上頂多是被容忍的這種行徑如何能轉變成富蘭克林那種意義的&ldquo天職&rdquo呢？再者，在當時世界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核心，十四與十五世紀的佛羅倫薩，也是所有列強的貨币市場與資本市場裡，營利被視為道德上可議的或頂多是被容忍的，然而位處邊陲的北美賓夕法尼亞州，于十八世紀時仍是小市民的社會狀态，經濟上光是由于貨币的短缺就經常要被迫退縮回以物易物的手段，大型的工商企業猶不見蹤影，銀行還在起步階段，但在此，營利卻被視為一種道德上可稱贊的，而且毋甯是必須遵循的生活樣式的内涵；對此，該做何曆史解釋呢？&mdash&mdash于此，要說成是&ldquo物質&rdquo狀态之&ldquo反映&rdquo在&ldquo精神的上層建築&rdquo上，就真的是無謂至極。
那麼，外表上純粹以赢得利潤為目标的那種活動，之所以被歸屬為個人懷有義務感的&ldquo天職&rdquo的範疇，到底是源于何種思想氛圍呢？因為，正是這樣一種思想為&ldquo新式&rdquo企業家的生活樣式提供了倫理的基礎與支撐。
人們一般都認為&ldquo經濟的理性主義&rdquo是近代經濟整體的基調&mdash&mdash特别是桑巴特對此做了明智且影響深遠的闡述。
若這話所指的是：從科學觀點來重組生産過程，用以解除生産過程裡人類天生自然的&ldquo生物的&rdquo限制，從而使勞動生産力得以擴大，那麼，這無疑是對的。
在技術與經濟領域上的這個理性化過程如今無疑也決定了近代市民社會&ldquo生活理想&rdquo的一個重要的部分；為人類的物質性物資供應的一個理性組織而服務勞作，無疑也總是成為萦系于&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代表人物心頭上的畢生事業的指針。
人們隻消看一看富蘭克林為費城的市政改善所做努力的描述，就自然會明白這個極為理所當然的事實。
為許許多多的人&ldquo提供工作&rdquo、協力促成家鄉城市的經濟&ldquo繁榮&rdquo&mdash&mdash與資本主義相結合、以人口及貿易量之增長為取向的經濟繁榮&mdash&mdash所感受到的喜悅與驕傲，所有這些明明白白全是近代企業家階層特有的人生喜悅，而且被認為無疑是&ldquo理想主義的&rdquo。
同時，在嚴密精算的基礎上進行理性化，對緻力追求的經濟成果進行妥善計劃且清醒冷靜的運籌帷幄，實乃資本主義私人經濟的一個根本特色，與農夫隻圖糊口的生活、古老行會工匠依恃特權的陳腐老套、以政治機會與非理性投機為取向的&ldquo冒險家資本主義&rdquo正相對反。
以此，将&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的發展看做是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部分現象，似乎是最好理解的，而且此種精神應該是從理性主義對于終極人生問題的原則态度衍生出來的。
如此一來，基督新教唯有被當作隻是扮演了純粹理性主義人生觀的一個&ldquo初熟果&rdquo的角色時，方才成為曆史觀察的對象。
隻是，當我們認真地試圖這麼做時，立即顯示出這樣的解題辦法根本是行不通的，因為理性主義的曆史顯示出它在各個人生領域裡絕非平行應和地向前發展。
例如私法的理性化，如果我們将之理解為法律素材在概念上的單純化與編整，那麼達到至今為止最高程度的，是古代末期的羅馬法，而在一些經濟最為理性化的國家裡，私法的理性化程度卻是最為落後的，特别是在英國，羅馬法的複興因為當時有勢力的法律家行會的作梗而失敗，反而是在南歐的天主教國家，羅馬法往往保持支配性的優勢。
十八世紀時，純粹現世本位的理性哲學盛行之處，并不僅限于，甚或主要是在資本主義最高度發展的國家。
伏爾泰[39]思想迄今仍是拉丁語系天主教國家裡廣大的上流階層與（實際上更重要的）中産階層的共同财産。
不僅如此，如果将&ldquo實際的理性主義&rdquo（praktischerRationalismus）理解為：有意識地把世界上的一切連接到個我的現世利益上，并且以此為出發點來做判斷的生活樣式，那麼這樣的生活形态過去是、現今仍是諸如意大利人與法國人那種骨子裡深植着&ldquo随心所欲&rdquo的民族真正典型的特色；借此，我們已可說服自己，此種理性主義絕非資本主義所需的那種人以&ldquo職業&rdquo為使命的關系得以滋長茁壯的土地。
人們正可從最為不同的終極觀點、循着相當歧異的方向來&ldquo理性化&rdquo生活&mdash&mdash這個簡單卻又常被遺忘的道理，應當放在任何有關&ldquo理性主義&rdquo的研究的開端。
&ldquo理性主義&rdquo是個曆史概念，其中包含着無數的矛盾，所以我們理應加以研究的是，那個曾經是而且至今一直都是我們資本主義文化最特色獨具的構成要素，亦即&ldquo天職&rdquo思想與為職業勞動獻身&mdash&mdash一如吾人所見，這從享樂主義的利己觀點看來是如此的非理性&mdash&mdash得以從中滋長茁壯的那種&ldquo理性的&rdquo思考與生活，到底是何種精神孕育出來的？在此，讓我們感興趣的，正是存在于此一&ldquo天職&rdquo觀（如同存在于任何&ldquo職業&rdquo概念）當中的那個非理性的要素，到底從何而來的問題。
*** 注釋 [1]這幾段文字代表韋伯對其方法論的一些簡短摘要。
有關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著作，詳見其《學問論集》（GesammelteAufsätzezurWissenschaftslehre,1922）。
&mdash&mdash譯注 [2]最後一段出自NecessaryHintstoThoseThatWouldBeRich（寫于1736,Works,Sparksedition,II,p.80），其餘出自AdvicetoaYoungTradesman（寫于1748,Works,Sparksedition,II,pp.87ff.）。
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mdash1790），十八世紀美國政治家、科學家、哲學家。
詳見附錄14。
&mdash&mdash譯注 [3]DerAmerikamüde（Frankfurt,1855），衆所周知是萊瑙的《美國印象記》的詩意改寫。
此書作為文學作品在現今讀來或許甚為無趣，但作為資料，記述德國人與美國人的對比，甚至可以說，記述德國自中世紀的神秘主義以來，境内天主教徒與基督新教徒的内在生活（不管其他種種）共通的特征，與清教&mdash資本主義的活動力之對比，實在無人能比。
克恩伯格以較自由的筆法來翻譯富蘭克林的文章，在此就原文做了校訂。
萊瑙（NikolausLenau，1802&mdash1860），十九世紀奧地利最傑出的詩人，以寫哀傷的抒情詩著稱。
這些詩歌既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悲觀情緒，也反映了他個人的絕望心情。
1832年10月，萊瑙為了尋求心靈的平靜與自由，曾離開歐洲到美國。
在美國度過的一年歲月雖然也給他留下一些美好的回憶，但他對美國的整體印象并不佳。
他曾批評：&ldquo美國人一無所知，唯金錢是求，沒有理想。
&rdquo&mdash&mdash譯注 克恩伯格（FerdinandKürnberger，1821&mdash1879），奧地利作家。
參與1848年的維也納革命，被迫流亡德國。
1849年他又介入德勒斯登（Dresden）的暴動，為此入獄。
他一生寫過不少劇本、小說和散文。
韋伯此處提到的書全名為DerAmerikaMüde:AmerikanischesKulturbild。
&mdash&mdash譯注 [4]雅各·富格爾（JakobFugger，1459&mdash1525），十五六世紀德意志企業家族領導人，詳見附錄15。
&mdash&mdash譯注 [5]桑巴特以此句為其《近代資本主義》一書的篇首題詞（DermoderneKapi-talismus,1.Aufl.,BandI,S.193,cf.S.390）。
[6]當然，這并不表示，富格爾是個不在乎道德或無信仰的人，或者富蘭克林的倫理盡呈現于上述文章裡。
應該犯不着引用布倫塔諾的文章（《近代資本主義之萌芽》，1916，頁150f.）就足以使這位著名的慈善家免于此種誤解，盡管布倫塔諾似乎有陷我于此誤解之嫌。
反之，問題毋甯是在于：這樣一位慈善家如何能以一個道德家的格調寫下（布倫塔諾忽略了其殊為獨特的形式）這樣一些字句來？ [7]我們的提問方式之所以不同于桑巴特，正是基于這點。
此一差異之極為重大的實際意義，後面便會明白。
此處要注意的是，桑巴特并未忽視資本主義企業家的這個倫理側面。
隻是，在他的思考脈絡裡，此一側面俨然是資本主義作用下的結果，而我們此處在目的上必須采取相反的假定。
最終的立場非等到此番研究結束時才有可能。
關于桑巴特的見解，參見前引書，頁357、380等。
他的思路與西美爾的《貨币哲學》的精彩論述（最後一章）相關聯。
有關他在《資産階級》（Bourgeois）一書裡對我提出的批判，後文将再述及。
此處必須先擱置關于此點的任何詳細讨論。
[8]自傳裡說道：&ldquo我終于确信，人與人的交往當中，真實、正直與誠實，對我們的人生幸福而言是最最重要的；自此，我下定決心終生力行到底，并将這決心寫進日記裡。
天啟對我來說确實沒什麼分量；但我抱持着這樣的想法，某些行為并不壞，隻是因為天啟禁止罷了，而某些是好的，因為天啟這麼命令；然而，或許這些行為會被禁止，是因為它們本來就是對我們有壞處的，或者會被命令，是因為它們本來對我們就有好處&mdash&mdash盱衡一切的結果是這樣的。
&rdquo（Autobiography,p.112,ed.F.W.Pine,HenryHolt,NewYork,1916） [9]&ldquo因此我盡量避開他人的眼光，并且說這&rdquo&mdash&mdash由他發起的圖書館興建&mdash&mdash&ldquo是&lsquo一群友人&rsquo委托我去拜訪他們所認為的愛好閱讀者并做出此項提議。
以此方式，我的事業進行順利，而且往後碰到這樣的時機，我都同樣照章行事；從我一再的成功經驗，很可以誠心地推薦給各位。
目前小小犧牲一下你的虛榮，後面便會有充分的報償。
如果一時之間真正的功勞還不确定該歸給何人，那麼便會有比你更好虛名的人勇于出面，然後嫉妒将為你取回公道，拔下被侵占的榮耀之羽，置回真正的擁有者身上&rdquo（Autobiography,p.140）。
[10]布倫塔諾（S.125,127Anm.1）借由此處的記述來批判後面我們詳論現世内禁欲讓人屈從于&ldquo理性化與紀律化&rdquo的内容，說這理性化是朝着&ldquo非理性生活樣式&rdquo的&ldquo理性化&rdquo。
事實上，的确沒錯。
沒什麼事情本身即為&ldquo非理性的&rdquo，而是從某個特定的&ldquo理性的&rdquo觀點看來是如此。
對無信仰者而言，一切的宗教生活是&ldquo非理性的&rdquo，對快樂主義者來說，所有的禁欲生活樣式是&ldquo非理性的&rdquo，然而就他們的終極價值看來，這卻是種&ldquo理性化&rdquo。
若說本篇論文能有什麼貢獻的話，無非是希望能借此解明乍看之下便知其意的&ldquo理性的&rdquo這個概念其實是有極複雜多樣的意涵。
[11]路德的譯法是&ldquoinseinemGeschäft&rdquo，舊的英文《聖經》則譯為&ldquobusiness&rdquo。
關于這點，參見本書第一部第一卷第三章注[1]。
引文見《聖經·箴言》22：29。
&mdash&mdash譯注 [12]布倫塔諾詳細但有點不精确地為富蘭克林做辯護（《近代資本主義之萌芽》，頁150f.），說我看錯了富蘭克林的倫理資質。
對此質疑，我僅以這幾句話來回複，在我看來，這已足夠令其辯護顯得多餘。
[13]韋伯的注釋，駁斥桑巴特的論斷。
詳見附錄1。
&mdash&mdash譯注 [14]出自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前70&mdash前19）的史詩《埃涅阿斯紀》（Aeneid）3，57。
&mdash&mdash譯注 [15]可惜布倫塔諾在前引書裡把所有種類（不管是靠戰争或靠和平方式）的營利追求全都混為一談，然後指出&ldquo資本主義的&rdquo（相對立于例如封建的）利得追求之特征在于指向貨币（而非土地），如此而已，再進一步的區分&mdash&mdash隻有這樣才能得出清楚的概念&mdash&mdash他不止拒斥，而且還就我們此處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建構起來的（近代！）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提出了令我大惑不解的主張：他把應該加以證明的東西都拿來作為前提。
[16]參較桑巴特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很适切的表述，DiedeutscheVolkswirtschaftimneunzehntenJahrhundert,S.123,oben。
一般而言我無需再特别指出，以下的研究&mdash&mdash雖然在整個決定性觀點上要溯及到更加古老得多的著作&mdash&mdash在
換言之，在私人企業家的指導之下，以一種資本周轉的形式（包括貨币與具有貨币價值的财貨），通過購入生産手段與賣出産品以達緻獲利目的的經濟&mdash&mdash無疑就是&ldquo資本主義企業&rdquo的經濟&mdash&mdash也同樣可能帶有&ldquo傳統主義的&rdquo性格。
這在近代經濟史的過程裡非但不是個例外，反而正是個通則&mdash&mdash盡管飽受&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一波又一波日益強大的侵擾而一再中斷。
一個經濟的&ldquo資本主義&rdquo形式與引領此一經濟的精神之間，一般而言确有&ldquo适合的&rdquo關系（adäquateBeziehung）存在，然而并非&ldquo法則性的&rdquo相互依存關系（gesetzlicheAbhängigkeit）。
盡管如此，我們在此還是暫且要用&ldquo（近代）資本主義精神&rdquo[25]一詞，來指涉那種以我們在富蘭克林之例上所見到的、将工作奉為天職有系統且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這是出于曆史的理由，因為那種心态在近代資本主義企業裡找到其最适合的形式，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企業則在此心态上找到最适合的精神推動力。
然而，這兩者也很可能分别各自存在。
富蘭克林自己充滿着&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而當時他的印刷工場在形式上與任何手工業經營絲毫無異。
我們還會看到，我們稱之為&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的那種心态的擔綱者，不但絕不僅止于，或者主要是身為商貿貴族的資本主義企業家，而毋甯大多是力争上遊的産業界的中産階層[26]。
即使到了十九世紀，此一心态的典型代表，并非利物浦或漢堡等地身負祖上傳來商業資産的上流士紳，而是曼徹斯特或威斯特伐利亞地區[27]往往出身寒微而出人頭地的新貴。
其實早在十六世紀情形業已如此，當時興起的工業主要大多是由這樣的新貴創辦的[28]。
比如一家銀行，或大出口商、大型零售商，或是以轉售家庭手工制品為業的大規模貨莊，确實隻有以資本主義企業的形式才有可能經營。
然而，他們可能全都是在非常傳統主義的精神下營運：發行紙币的大銀行根本無法以其他方式經營；一整個時代的對外貿易全都奠基在帶有強烈傳統性格的獨占與規制的基礎上；在零售業方面&mdash&mdash我們說的可不是現今那些向政府呼叫求援的、規模既小又欠資本的遊手好閑之輩&mdash&mdash終結古老傳統主義的革命正在進行中；正是這樣一場變革摧毀了舊日形态的批發體系，而近代的家内勞動不過是在形式上與這舊體系有類似之處而已。
這場革命的經過如何？有何意義？盡管我們是如此熟悉，但還是要再舉個實例來加以說明。
直到上個世紀（十九世紀）中葉，貨莊批發商的生活，至少在歐陸紡織工業的某些部門裡[29]，依我們今日的概念看來，是相當悠閑的。
我們可以将其生活情形略做如此想象：農人帶着他們的紡織品（以麻布來說，往往大多或全都是由自家生産的原料所制成）到批發商所住的城裡來，經過詳細的、通常是官方的品質檢查後，依慣常的價格領取貨款。
批發商的顧客是販售點遠在各處的外來的中間商，他們多半并不依樣品選貨，而是按傳統的品質要求直接從貨棧裡購貨，或者在交貨日期很久之前就向貨莊的批發商下訂單，然後再由貨莊轉而向農民下訂。
親自上門購貨的顧客雖有，但不多，而且久久才來一次，其餘就靠通信以及慢慢愈來愈多的樣品寄送來補足。
營業時間并不長，一天恐怕就五六小時，有時更是少得多，有市集的時候營業時間就會拉長些。
收入還可以，足以維持像樣的生活，光景好時，尚可累積一筆小财富。
競争者之間由于營業方針頗為一緻，彼此的關系也相對融洽，天天泡在&ldquo小酒館&rdquo裡痛飲，氣味相投者更是燕遊往還，生活步調一派閑适舒緩。
以上情形不管從哪一點上看來，都是一種&ldquo資本主義的&rdquo組織形式&mdash&mdash無論我們是着眼于企業家的純粹在商言商的性格，或是着眼于資本在事業裡的翻滾運轉上不可或缺的這個事實，或者最後着眼于經濟過程的客觀面向或簿記的方式，皆是如此。
然而，這仍屬&ldquo傳統主義的&rdquo經濟，如果我們從激發企業家的精神這一點來看：傳統的生活方式、傳統的獲利率、傳統的勞動量、傳統的事業經營方式、傳統的勞資關系，以及本質上傳統的主顧圈子、招攬新顧客與商機的方式等，全都支配着事業經營，成為這群企業家的&mdash&mdash很可以這麼說&mdash&mdash&ldquo風格&rdquo（Ethos）的基礎。
有一天，這種悠閑的狀态突然被搗毀了，而且往往全然沒有發生組織形式上有任何根本改變的情形，比如轉變成集中經營或機械織造等。
所發生的事或許僅僅隻是這樣：有個出身某批發貨莊家庭的年青人從城裡來到農村，精心挑選符合他需要的織工，逐漸強化對他們的監督與控制，以此使他們從農人轉變為工人，另一方面，通過盡可能直接接觸終端客戶的方式，将零售業務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親自招攬顧客，年年按例造訪他們，尤其是完全因應客戶的需求與願望來調整産品的品質以迎合他們的&ldquo口味&rdquo，同時開始實行&ldquo薄利多銷&rdquo的原則。
如此一來，這樣一種&ldquo理性化&rdquo過程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會發生的結果，這時也出現了：若不跟進，就得退場。
田園牧歌的場景在激烈的競争苦鬥展開下全面崩解；巨額的财富賺了來，但并不放貸取息，而是不斷投資到事業上；昔日安逸舒适的生活态度，讓位給刻苦的清醒冷靜；迎頭跟進的人就出人頭地，因為他們不願消費，隻想賺錢；仍想按老路子過活的人勢必得節衣縮食[30]。
而且，在此至關緊要的是，在這類的情形裡通常并不是什麼新貨币的注入，才帶動了此番變革&mdash&mdash在我所知的一些情況裡，從親戚那裡籌借個數千馬克就足以使整個革新過程上路&mdash&mdash而是新的精神，亦即&ldquo近代資本主義精神&rdquo，灌注了進來。
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原動力為何的問題，首要并不在于追究可供資本主義利用的貨币量從何而來，而是，尤其是，在于資本主義精神之發展的問題。
舉凡此種精神覺醒并且能發揮作用之處，它便會自行籌措到所需的貨币額來作為運作的手段，但反之則不然[31]。
雖然如此，此一新精神的登場通常并非安然平順。
猜疑，有時是憎恨，尤其是道德的憤怒，一般而言會如潮水般湧向最初的革新者，關于其生平也往往開始制式的飛短流長，繪聲繪影地傳說他有不可告人的醜事&mdash&mdash我就知道許多個這樣的例子。
少有人能坦率承認，正是這樣一種&ldquo新式的&rdquo企業家，唯獨具有一種異常堅毅的性格，方能始終保持清醒冷靜的自制，從而避免道德上與經濟上的沉船滅頂；除了眼光明銳與行動力具足之外，尤其是極為堅決且高度突出的&ldquo倫理&rdquo資質，才能使他在這樣的革新裡赢得客戶與勞工絕對不可或缺的信任，一直保持張力以克服無數的對抗，尤其是能夠擔負起現在所要求于企業家的、與安逸的生活享受無法并存，甚且與日俱增緊迫密集的工作。
這些是與适合于過去的傳統主義迥然有異的另外一種倫理資質。
上述這種變革，表面上并不起眼，但對于此一新精神之貫徹于經濟生活中實具決定性意義，而開創此種變革者，通常并非經濟史上任何時代都慣見的那些蠻勇厚顔的投機者與經濟冒險家，也不是那些隻不過是個&ldquo大金主&rdquo的人，而是在嚴苛的生活訓練中成長起來，心細又膽大，尤其清醒且堅定、敏銳且全心投入工作，帶有嚴格市民觀點與&ldquo原則&rdquo的人。
人們傾向于認為，此種個人的道德資質與任何倫理準則一點關系也沒有，更甭說宗教思想；在這個方向上，本質上毋甯是某種消極因素，換言之，自因襲的傳統解脫出來的能力，亦即比什麼都重要的自由的&ldquo啟蒙思想&rdquo，才是這樣一種做事業的生活樣式最适合的基礎。
而且，事實上，現今一般的情形就是如此。
生活樣式與宗教出發點通常沒什麼關系，即使有，至少在德國，多半也是負面的。
現在，那些充滿着&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的人，要不是對教會抱有敵意，就是漠不關心。
深信天國無所事事的想法，對他們活躍的性格而言沒什麼吸引力，宗教在他們看來不啻是把人從地上的勞動抽離的手段。
如果有人問他們，這樣不眠不休的奔走追逐，到底&ldquo意義&rdquo何在？畢竟，鎮日奔走而無暇享用财富，對于純粹此世的生活取向而言豈不是顯得毫無意義嗎？他們偶爾會給這麼個答案&mdash&mdash如果有的話&mdash&mdash&ldquo為了子孫後代&rdquo；可是這顯然并不是唯獨他們才有的動機，&ldquo傳統主義的&rdquo人們同樣是這麼想的；所以，更常見而且毋甯更正确的響應幹脆是：為事業而不停地勞動已成為&ldquo生活上不可或缺的&rdquo一部分。
事實上這就是唯一确切的動機，而此一表态同時也點明了：從個人幸福的觀點看來，此種生活樣式是如此的非理性，在其中，人是為事業而活，而不是反過來（事業為人而存在）。
當然，光是财富就能取得的權勢與聲譽，也扮演了某種角色：就像在美國，整個民族的夢想一旦被引領到純粹數量之大的方向上，那麼此種數字的浪漫之美就會對商人裡的&ldquo詩人&rdquo産生無法抗拒的魔力。
至于不是這樣的國家，被此種魔力魅惑住的，整體而言并不是那些真正的領導人物，特别不是那些老牌的成功企業家。
自己躲入家族世襲财産與貴族名号的避風港裡，兒子則在大學與官僚體裡表現出企圖忘卻出身來曆的行徑，一如德國的資本主義新興家族常見的光景，畢竟不過是仿冒的頹唐産物。
資本主義企業家的&ldquo理想型&rdquo[32]，就像我國也有些出色的範例所代表的，和這類或粗魯或文雅的虛張聲勢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他們不但避免虛榮與不必要的花費，也避諱有意地利用權勢，并且對于他們所受到的社會贊賞的外在表征也是敬謝不敏。
換言之，他們的生活樣式往往具有某種像是前引富蘭克林的&ldquo訓示&rdquo所清楚彰顯的禁欲色彩&mdash&mdash我們将會深究這個對我們而言重要的現象所具有的曆史意義。
特别是他們所秉持的某種程度的冷靜自制絕非偶發，而是常态，而且比起富蘭克林見仁見智的那種自持，本質上更加誠實正直。
他們的财富加之于個人身上的，可說是&ldquo一無所有&rdquo，隻除了給人以&ldquo遂行天職&rdquo的那種非理性的感覺。
然而正是這點，在前資本主義的人看來，似乎是如此無法理解、不可思議、既不體面又令人鄙夷。
如果有人能把畢生勞動的目的唯獨專注于背負着大量的金銀财寶走進墳墓，對他來說，這顯然不外是倒錯的本能&mdash&mdash&ldquo貪欲&rdquo（aurisacrafames）&mdash&mdash的産物罷了。
當今，在我們的政治、私法與交易體制底下，在我們的經濟特有的經營形态與結構當中，這種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如人所說，很可以被理解為純粹是适應的産物。
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需要這種對于賺錢&ldquo天職&rdquo的獻身：這種獻身，在人對于外物的态度裡，是如此切合于資本主義結構的一種，而且是與經濟生存鬥争裡的存活條件如此緊密地連接在一起，所以事實上現在可以不必再談什麼&ldquo營利的&rdquo生活樣式與單一統合的&ldquo世界觀&rdquo之間的必要關聯。
特别是此種生活樣式再也沒有必要援引任何宗教勢力的贊同為支持，并且覺得教會規範對于經濟生活的影響&mdash&mdash隻要還感覺得到的話&mdash&mdash就像國家對于經濟生活的規制一樣，不啻是一種妨礙。
如此一來，商業與社會決策上的利害關系通常有決定&ldquo世界觀&rdquo之勢。
凡是在生活樣式上無法順應資本主義的成功條件者，勢必向下沉淪，或者至少是上升不了。
不過，這些都是近代資本主義業已取得勝利并解脫昔日支柱之後的時代才有的現象。
如同其過去唯有與興起中的近代國家權力相結合，方足以打破中古經濟規制的舊有形式那樣，我們或可暫且先這麼說，其與宗教力量之間的關系恐怕也是一樣的。
是否這樣？并且在何種意義下是這樣？正是此處所要加以探讨的。
因為，以賺錢作為人有義務要達成的目的本身、作為&ldquo天職&rdquo，這樣一種觀念是與其他任何時代的道德觀感相背反的，這幾乎無須證明。
被納入教會法裡且在當時（如同福音書裡有關利息的經文一樣）[33]被認為是真正教義且适用于商人活動的那個教條，&ldquo總非上帝所喜&rdquo[34]，以及聖托馬斯·阿奎那[35]用以指稱營利欲的用語&ldquo卑鄙&rdquo（turpitude，甚至包括那無可避免且倫理上容許的利得在内），都已經包含了天主教教理對意大利城市之金融勢力利益的高度讓步，後者與教會在政治上極為緊密關聯；盡管，相當多的人仍抱持着激進的反營利觀點[36]。
而且，就算是在天主教會的教理更加順應通融之處，例如在安東尼·佛羅倫薩那兒[37]，這樣的觀感也從未完全消失過：以營利為目的本身的行為，根本是一種恥辱（pudendum），隻不過為了既已存在的生活秩序，必須加以容忍罷了。
當時的某些倫理學者，尤其是唯名論學派的倫理學家，接受資本主義營業形态的萌芽發展乃是既成事實，并且試圖證明這并無不可，尤其是證明商業貿易乃是必要的，在其中發展出來的&ldquo勤勞&rdquo（industria）不啻是正當的利得源頭而且在倫理上并無可非議&mdash&mdash盡管這樣的證明不無矛盾；然而，當時支配性的學說卻拒斥資本主義式營利的&ldquo精神&rdquo為卑鄙，或者至少不能給予倫理上的正面評價。
像富蘭克林那樣的一種&ldquo道德&rdquo觀，簡直不可思議。
這尤其是參與資本主義運作的人們本身的見解：要是站在教會傳統的立場上，他們的畢生操勞頂多不過是道德上不相幹的、被容忍的，但由于常有違犯教會禁止取息的教義之虞，從而危及其來世的幸福；于是，如史料所顯示的，當富豪去世之時，總有巨大款項流入教會機構作為&ldquo良心錢&rdquo，有時候甚至是歸還給生前的債務人，作為從他們身上不當榨取的&ldquo高利貸利息&rdquo。
不如此做的僅僅是&mdash&mdash除了異教徒或被視為有危險傾向的人之外&mdash&mdash那些在心理上已從傳統中解放出來的城市商業貴族。
不過，即使是懷疑論者與非教會人士通常也總是會借着大筆捐贈來讨好教會，因為面對死後的不确定狀況，這不啻是個保險的好手段，而且确實也因為（至少根據流傳得相當廣泛的寬松看法）僅隻是表面服從教會的誡命就足以保證天上的福分[38]。
就此，正好清楚顯露出當事者本身認為自己的行為乃是自外于道德的甚或是反道德的。
那麼，從道德上頂多是被容忍的這種行徑如何能轉變成富蘭克林那種意義的&ldquo天職&rdquo呢？再者，在當時世界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核心，十四與十五世紀的佛羅倫薩，也是所有列強的貨币市場與資本市場裡，營利被視為道德上可議的或頂多是被容忍的，然而位處邊陲的北美賓夕法尼亞州，于十八世紀時仍是小市民的社會狀态，經濟上光是由于貨币的短缺就經常要被迫退縮回以物易物的手段，大型的工商企業猶不見蹤影，銀行還在起步階段，但在此，營利卻被視為一種道德上可稱贊的，而且毋甯是必須遵循的生活樣式的内涵；對此，該做何曆史解釋呢？&mdash&mdash于此，要說成是&ldquo物質&rdquo狀态之&ldquo反映&rdquo在&ldquo精神的上層建築&rdquo上，就真的是無謂至極。
那麼，外表上純粹以赢得利潤為目标的那種活動，之所以被歸屬為個人懷有義務感的&ldquo天職&rdquo的範疇，到底是源于何種思想氛圍呢？因為，正是這樣一種思想為&ldquo新式&rdquo企業家的生活樣式提供了倫理的基礎與支撐。
人們一般都認為&ldquo經濟的理性主義&rdquo是近代經濟整體的基調&mdash&mdash特别是桑巴特對此做了明智且影響深遠的闡述。
若這話所指的是：從科學觀點來重組生産過程，用以解除生産過程裡人類天生自然的&ldquo生物的&rdquo限制，從而使勞動生産力得以擴大，那麼，這無疑是對的。
在技術與經濟領域上的這個理性化過程如今無疑也決定了近代市民社會&ldquo生活理想&rdquo的一個重要的部分；為人類的物質性物資供應的一個理性組織而服務勞作，無疑也總是成為萦系于&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代表人物心頭上的畢生事業的指針。
人們隻消看一看富蘭克林為費城的市政改善所做努力的描述，就自然會明白這個極為理所當然的事實。
為許許多多的人&ldquo提供工作&rdquo、協力促成家鄉城市的經濟&ldquo繁榮&rdquo&mdash&mdash與資本主義相結合、以人口及貿易量之增長為取向的經濟繁榮&mdash&mdash所感受到的喜悅與驕傲，所有這些明明白白全是近代企業家階層特有的人生喜悅，而且被認為無疑是&ldquo理想主義的&rdquo。
同時，在嚴密精算的基礎上進行理性化，對緻力追求的經濟成果進行妥善計劃且清醒冷靜的運籌帷幄，實乃資本主義私人經濟的一個根本特色，與農夫隻圖糊口的生活、古老行會工匠依恃特權的陳腐老套、以政治機會與非理性投機為取向的&ldquo冒險家資本主義&rdquo正相對反。
以此，将&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的發展看做是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部分現象，似乎是最好理解的，而且此種精神應該是從理性主義對于終極人生問題的原則态度衍生出來的。
如此一來，基督新教唯有被當作隻是扮演了純粹理性主義人生觀的一個&ldquo初熟果&rdquo的角色時，方才成為曆史觀察的對象。
隻是，當我們認真地試圖這麼做時，立即顯示出這樣的解題辦法根本是行不通的，因為理性主義的曆史顯示出它在各個人生領域裡絕非平行應和地向前發展。
例如私法的理性化，如果我們将之理解為法律素材在概念上的單純化與編整，那麼達到至今為止最高程度的，是古代末期的羅馬法，而在一些經濟最為理性化的國家裡，私法的理性化程度卻是最為落後的，特别是在英國，羅馬法的複興因為當時有勢力的法律家行會的作梗而失敗，反而是在南歐的天主教國家，羅馬法往往保持支配性的優勢。
十八世紀時，純粹現世本位的理性哲學盛行之處，并不僅限于，甚或主要是在資本主義最高度發展的國家。
伏爾泰[39]思想迄今仍是拉丁語系天主教國家裡廣大的上流階層與（實際上更重要的）中産階層的共同财産。
不僅如此，如果将&ldquo實際的理性主義&rdquo（praktischerRationalismus）理解為：有意識地把世界上的一切連接到個我的現世利益上，并且以此為出發點來做判斷的生活樣式，那麼這樣的生活形态過去是、現今仍是諸如意大利人與法國人那種骨子裡深植着&ldquo随心所欲&rdquo的民族真正典型的特色；借此，我們已可說服自己，此種理性主義絕非資本主義所需的那種人以&ldquo職業&rdquo為使命的關系得以滋長茁壯的土地。
人們正可從最為不同的終極觀點、循着相當歧異的方向來&ldquo理性化&rdquo生活&mdash&mdash這個簡單卻又常被遺忘的道理，應當放在任何有關&ldquo理性主義&rdquo的研究的開端。
&ldquo理性主義&rdquo是個曆史概念，其中包含着無數的矛盾，所以我們理應加以研究的是，那個曾經是而且至今一直都是我們資本主義文化最特色獨具的構成要素，亦即&ldquo天職&rdquo思想與為職業勞動獻身&mdash&mdash一如吾人所見，這從享樂主義的利己觀點看來是如此的非理性&mdash&mdash得以從中滋長茁壯的那種&ldquo理性的&rdquo思考與生活，到底是何種精神孕育出來的？在此，讓我們感興趣的，正是存在于此一&ldquo天職&rdquo觀（如同存在于任何&ldquo職業&rdquo概念）當中的那個非理性的要素，到底從何而來的問題。
*** 注釋 [1]這幾段文字代表韋伯對其方法論的一些簡短摘要。
有關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著作，詳見其《學問論集》（GesammelteAufsätzezurWissenschaftslehre,1922）。
&mdash&mdash譯注 [2]最後一段出自NecessaryHintstoThoseThatWouldBeRich（寫于1736,Works,Sparksedition,II,p.80），其餘出自AdvicetoaYoungTradesman（寫于1748,Works,Sparksedition,II,pp.87ff.）。
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1706&mdash1790），十八世紀美國政治家、科學家、哲學家。
詳見附錄14。
&mdash&mdash譯注 [3]DerAmerikamüde（Frankfurt,1855），衆所周知是萊瑙的《美國印象記》的詩意改寫。
此書作為文學作品在現今讀來或許甚為無趣，但作為資料，記述德國人與美國人的對比，甚至可以說，記述德國自中世紀的神秘主義以來，境内天主教徒與基督新教徒的内在生活（不管其他種種）共通的特征，與清教&mdash資本主義的活動力之對比，實在無人能比。
克恩伯格以較自由的筆法來翻譯富蘭克林的文章，在此就原文做了校訂。
萊瑙（NikolausLenau，1802&mdash1860），十九世紀奧地利最傑出的詩人，以寫哀傷的抒情詩著稱。
這些詩歌既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悲觀情緒，也反映了他個人的絕望心情。
1832年10月，萊瑙為了尋求心靈的平靜與自由，曾離開歐洲到美國。
在美國度過的一年歲月雖然也給他留下一些美好的回憶，但他對美國的整體印象并不佳。
他曾批評：&ldquo美國人一無所知，唯金錢是求，沒有理想。
&rdquo&mdash&mdash譯注 克恩伯格（FerdinandKürnberger，1821&mdash1879），奧地利作家。
參與1848年的維也納革命，被迫流亡德國。
1849年他又介入德勒斯登（Dresden）的暴動，為此入獄。
他一生寫過不少劇本、小說和散文。
韋伯此處提到的書全名為DerAmerikaMüde:AmerikanischesKulturbild。
&mdash&mdash譯注 [4]雅各·富格爾（JakobFugger，1459&mdash1525），十五六世紀德意志企業家族領導人，詳見附錄15。
&mdash&mdash譯注 [5]桑巴特以此句為其《近代資本主義》一書的篇首題詞（DermoderneKapi-talismus,1.Aufl.,BandI,S.193,cf.S.390）。
[6]當然，這并不表示，富格爾是個不在乎道德或無信仰的人，或者富蘭克林的倫理盡呈現于上述文章裡。
應該犯不着引用布倫塔諾的文章（《近代資本主義之萌芽》，1916，頁150f.）就足以使這位著名的慈善家免于此種誤解，盡管布倫塔諾似乎有陷我于此誤解之嫌。
反之，問題毋甯是在于：這樣一位慈善家如何能以一個道德家的格調寫下（布倫塔諾忽略了其殊為獨特的形式）這樣一些字句來？ [7]我們的提問方式之所以不同于桑巴特，正是基于這點。
此一差異之極為重大的實際意義，後面便會明白。
此處要注意的是，桑巴特并未忽視資本主義企業家的這個倫理側面。
隻是，在他的思考脈絡裡，此一側面俨然是資本主義作用下的結果，而我們此處在目的上必須采取相反的假定。
最終的立場非等到此番研究結束時才有可能。
關于桑巴特的見解，參見前引書，頁357、380等。
他的思路與西美爾的《貨币哲學》的精彩論述（最後一章）相關聯。
有關他在《資産階級》（Bourgeois）一書裡對我提出的批判，後文将再述及。
此處必須先擱置關于此點的任何詳細讨論。
[8]自傳裡說道：&ldquo我終于确信，人與人的交往當中，真實、正直與誠實，對我們的人生幸福而言是最最重要的；自此，我下定決心終生力行到底，并将這決心寫進日記裡。
天啟對我來說确實沒什麼分量；但我抱持着這樣的想法，某些行為并不壞，隻是因為天啟禁止罷了，而某些是好的，因為天啟這麼命令；然而，或許這些行為會被禁止，是因為它們本來就是對我們有壞處的，或者會被命令，是因為它們本來對我們就有好處&mdash&mdash盱衡一切的結果是這樣的。
&rdquo（Autobiography,p.112,ed.F.W.Pine,HenryHolt,NewYork,1916） [9]&ldquo因此我盡量避開他人的眼光，并且說這&rdquo&mdash&mdash由他發起的圖書館興建&mdash&mdash&ldquo是&lsquo一群友人&rsquo委托我去拜訪他們所認為的愛好閱讀者并做出此項提議。
以此方式，我的事業進行順利，而且往後碰到這樣的時機，我都同樣照章行事；從我一再的成功經驗，很可以誠心地推薦給各位。
目前小小犧牲一下你的虛榮，後面便會有充分的報償。
如果一時之間真正的功勞還不确定該歸給何人，那麼便會有比你更好虛名的人勇于出面，然後嫉妒将為你取回公道，拔下被侵占的榮耀之羽，置回真正的擁有者身上&rdquo（Autobiography,p.140）。
[10]布倫塔諾（S.125,127Anm.1）借由此處的記述來批判後面我們詳論現世内禁欲讓人屈從于&ldquo理性化與紀律化&rdquo的内容，說這理性化是朝着&ldquo非理性生活樣式&rdquo的&ldquo理性化&rdquo。
事實上，的确沒錯。
沒什麼事情本身即為&ldquo非理性的&rdquo，而是從某個特定的&ldquo理性的&rdquo觀點看來是如此。
對無信仰者而言，一切的宗教生活是&ldquo非理性的&rdquo，對快樂主義者來說，所有的禁欲生活樣式是&ldquo非理性的&rdquo，然而就他們的終極價值看來，這卻是種&ldquo理性化&rdquo。
若說本篇論文能有什麼貢獻的話，無非是希望能借此解明乍看之下便知其意的&ldquo理性的&rdquo這個概念其實是有極複雜多樣的意涵。
[11]路德的譯法是&ldquoinseinemGeschäft&rdquo，舊的英文《聖經》則譯為&ldquobusiness&rdquo。
關于這點，參見本書第一部第一卷第三章注[1]。
引文見《聖經·箴言》22：29。
&mdash&mdash譯注 [12]布倫塔諾詳細但有點不精确地為富蘭克林做辯護（《近代資本主義之萌芽》，頁150f.），說我看錯了富蘭克林的倫理資質。
對此質疑，我僅以這幾句話來回複，在我看來，這已足夠令其辯護顯得多餘。
[13]韋伯的注釋，駁斥桑巴特的論斷。
詳見附錄1。
&mdash&mdash譯注 [14]出自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前70&mdash前19）的史詩《埃涅阿斯紀》（Aeneid）3，57。
&mdash&mdash譯注 [15]可惜布倫塔諾在前引書裡把所有種類（不管是靠戰争或靠和平方式）的營利追求全都混為一談，然後指出&ldquo資本主義的&rdquo（相對立于例如封建的）利得追求之特征在于指向貨币（而非土地），如此而已，再進一步的區分&mdash&mdash隻有這樣才能得出清楚的概念&mdash&mdash他不止拒斥，而且還就我們此處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建構起來的（近代！）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提出了令我大惑不解的主張：他把應該加以證明的東西都拿來作為前提。
[16]參較桑巴特無論在哪一方面都很适切的表述，DiedeutscheVolkswirtschaftimneunzehntenJahrhundert,S.123,oben。
一般而言我無需再特别指出，以下的研究&mdash&mdash雖然在整個決定性觀點上要溯及到更加古老得多的著作&mdash&mdash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