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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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北萊茵&mdash威斯特伐利亞州城市。
詳見附錄18。
&mdash&mdash譯注 [31]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mdash1546），德國教士，掀起了十六世紀歐洲史上著名的宗教革命。
路德派（Lutheranism），詳見附錄6。
&mdash&mdash譯注 [32]在幾乎全屬路德派的漢堡，直到十七世紀時，唯一的資産家是某個知名的改革派家族（承蒙渥爾教授惠予告知）。
[33]巴克爾（HenryThomasBuckle，1821&mdash1862），英國史家，詳見附錄13。
濟慈（Keats，1795&mdash1821），英國詩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mdash&mdash譯注 [34]所以，主張此種關聯，并非什麼&ldquo新的&rdquo物事，拉瓦埃（Lavaleye）與阿諾德（MatthewArnold）等人都已提到這點，反之，毫無道理地加以懷疑，才是新鮮。
問題在于，對此關聯做出說明。
[35]門諾派（Mennonite），歐洲宗教改革後出現的教派。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36]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I，1688&mdash1740），普魯士第二代君主。
詳見附錄14。
&mdash&mdash譯注 [37]當然，這并不否定，官方的虔敬派，如同其他宗教的立場，由于家父長制的氛圍，後來抵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某種&ldquo進步&rdquo，例如從家内工業轉移到工場制度。
同樣，某種宗教立場力求達成的理想，與此一立場對其信徒的生活樣式實際産生的影響，是必須嚴格區分清楚的。
這點我們後面還會常常觀察到。
關于虔敬派勞工契合工業勞動的獨特勞動能力，從我自己對威斯特伐利亞的一個工廠所做的考察裡取得了實例，收在論文&ldquoZurPsychophysikdergewerblichenArbeit,&rdquoArchivf.Soz.,BandXXVIII,S.263，及其他多處。
[38]卡爾夫（Calw），德國黑森林東北的小鎮。
詳見附錄18。
&mdash&mdash譯注 [39]沃特（GisbertVoёt，1588&mdash1676），荷蘭改革派正統論的代表人物，多爾德宗教會議主要人物之一。
諾克斯（Knox），十六世紀蘇格蘭宗教改革領袖，蘇格蘭長老派的創始人。
詳見附錄9。
&mdash&mdash譯注 [40]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mdash1755），法國哲學家。
詳見附錄13。
&mdash&mdash譯注 第二章資本主義的&ldquo精神&rdquo 在這篇論文的标題裡使用了好像有點了不起的概念：&ldquo資本主義的精神&rdquo。
對于此一概念到底該做何理解呢？當我們嘗試給它個&ldquo定義&rdquo時，馬上就面臨到存在于研究目的本質裡的某些困難。
假如有某種對象，既用得上這樣的名稱又具有任何意義的話，那麼這對象就隻能是個&ldquo曆史實體&rdquo（historischesIndividuum），也就是說那必定是個在曆史真實當中的各種關聯的複合體，是我們就其文化意義的觀點在概念上總绾成一個整體的那種實體。
然而，這樣一種曆史概念，由于在内容上牽涉一種在其個别特性裡饒富意義的現象，所以不能依&ldquo類同、種别&rdquo（genusproximum,differentiaspecifica）的公式來加以定義（德文的話就是&ldquo界定&rdquo），而是必須将其曆史真實當中所得出的個别構成要素慢慢加以交織糅合而成。
因此，終極的概念掌握并不在于研究的開端，而必定是在研究的結尾；換言之，我們此處所謂的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的最佳的&mdash&mdash亦即就此處所關切的觀點看來最适的&mdash&mdash定式表述，必定會在探讨的過程當中且作為其主要的成果顯露出來。
隻是，這些觀點（後文會再提及）絕不是我們可以用來分析那些被考察的曆史現象的唯一觀點。
其他觀點于此，如同面對一切曆史現象，也會得出其視之為&ldquo本質的&rdquo其他特征。
依此，結果便是：關于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的概念，從我們的觀點看來是本質性的東西，既不能也完全沒有必要被當作是唯一可能的理解。
此乃根源于&ldquo曆史概念形成&rdquo的本質，在方法上，其目的并不是要把曆史真實嵌插在抽象的類别概念裡，而是要在往往且無可避免各具獨特個别色彩的具體發生關聯裡，緻力整理出曆史真實的面目[1]。
以此，如果要明白确定我們正試圖分析且做曆史說明的這個對象，那麼重點就不在于對它做出個概念性的定義，而是首先至少要對我們此處所說的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預做一番舉例說明。
事實上，這樣的舉例條陳對于研究對象的理解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為此目的，我們将從關于此一精神的一件文獻入手。
此一文獻以幾近古典的純粹性包含着此處最為緊要的内涵，而且同時也具有與宗教全無直接關系的好處，因而&mdash&mdash對我們此處的主題而言&mdash&mdash是&ldquo沒有預設前提的&rdquo： &ldquo記住，時間就是金錢；一個每天能靠自己的勞動賺取十先令的人，如果有半天是在閑逛或賴在家裡，那麼即使他隻花了六便士在這休閑上，卻不該隻計算這項，除此，他實際上還多支出了或毋甯說浪擲了五先令。
&ldquo記住，信用就是金錢。
如果有人将錢存放在我這裡超過該交還的日期，那麼他等于是把利息或在這期間借着這筆錢我所能賺得的都贈送給我。
這總計起來會是相當可觀的數目，如果一個人的信用既好又大并且善加利用的話。
&ldquo記住，金錢天生具有孳生繁衍性。
錢能生錢，錢子還能生錢孫，如此生而又生。
五先令一翻轉就是六先令，再一翻轉就成七先令三便士，然後一直翻轉到一百鎊。
手頭的錢越多，翻轉孳生出來的錢就越多，所以獲利也就節節高升，越來越快。
殺死一頭母豬，等于是殺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上萬頭豬。
毀掉五先令，等于是謀殺了（！）它所能孳生的一切，不知有多少鎊。
&ldquo記住，俗語說，善付款者是他人錢袋的主人。
一個大家都知道他會準時依約定付款的人，就能夠随時借取到他的朋友剛好用不着的所有錢财。
&ldquo這往往大有好處。
除了勤奮與節儉，再沒什麼比得上任一次交易都守時與公正更有助于年輕人功成名就。
所以依約準時償還欠款，一刻也拖不得，以免朋友生氣因而對你永遠關緊他的荷包。
&ldquo足以影響個人信用的任何行為，不管再怎麼不足為道，都必須小心留意。
無論是早上五點或晚上八點，你的下槌聲響傳到債權人耳裡，都會讓他安心個半年；倘若在你理當勞作的時刻，他卻看到你在撞球場的身影或聽到你在酒館裡的話聲，那麼第二天早上他就會來催你還錢，甚至在你還籌措不及時就要你還清。
&ldquo除此之外，你的槌聲還顯示出，你對自己的債務并未忘懷，這讓你看起來像個既小心又誠實的人，将會提升你的信用。
&ldquo注意，别把手頭所擁有的都當成是自己的财産，并依此順當過活。
許多動用到信用的人都沉陷在這樣的迷思裡。
為免如此，要對自己的支出與收入精确地計算清楚。
如果你勞心費神地留意到每一筆收支，那麼便會有這樣的好結果：你會發現，小小的一丁點花費足以聚積成一大筆數額，也将發覺，本來可以省下多少而将來又可以省多少&hellip&hellip &ldquo假設你是個大家熟知的精幹又正直的人，那麼一年有六鎊，你就可以有一百鎊使用。
每天無謂花掉一格魯先（Groschen，十便士）的人，每年就浪費了六鎊，而這是使用一百鎊的代價。
要是每天浪費相當一格魯先價值的部分時間（而且可能就隻有幾分鐘），日複一日，一年下來等于浪擲了使用一百鎊的特權。
如果白白浪費價值五先令的時間，就等于損失五先令，可能不啻是把五先令往海裡丢。
損失了五先令的人，所損失的不止是這個數目，而是損失了利用這錢做買賣所能賺到的一切利得&mdash&mdash這數額，從青年到老年，将累積成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
&rdquo 在這段文章裡教訓我們的，正是本傑明·富蘭克林[2]&mdash&mdash這和克恩伯格在其既富才氣又蠻帶惡意的《美國厭惡：美國的文化圖像》[3]裡，指為所謂揚基的信仰告白而加以嘲諷的内容并無不同。
富蘭克林以獨特方式所宣告的，是&ldquo資本主義的精神&rdquo，沒人懷疑，但沒有什麼人會認為，人們對此一&ldquo精神&rdquo所能理解的如今全都包含在裡頭了。
讓我們稍停一下看看這段文章。
其中的生活智能在克恩伯格的《美國厭惡》裡被總結為：&ldquo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榨錢&rdquo，然而在此種&ldquo貪吝哲學&rdquo裡所突顯出來的特色，是信用可靠的誠實人的理想，尤其是認為個人的義務在于以擴大自己的資本作為前提利益且為目的本身的想法。
事實上，此處所訓誨的不單是生活技術，而是一種獨特的&ldquo倫理&rdquo，違犯此一倫理，不僅是愚蠢，而且還被視為忘失義務&mdash&mdash這就是事情的精髓所在。
這兒所教導的不隻是&ldquo從商才智&rdquo&mdash&mdash這類東西其他地方多得是；這兒所展現的是一種風格（Ethos），而就是此一特質吸引了我們。
雅各·富格爾[4]有個業已退休的商業夥伴來勸說他不妨退隐，因為他如今确實賺得夠多了，好歹也讓别人有些賺頭；富格爾駁斥說這是&ldquo怯懦&rdquo，并回答說&ldquo他（富格爾）可不這麼想，隻要有可能就要賺&rdquo[5]；此話的&ldquo精神&rdquo與富蘭克林的迥然有别：前者所表達的是商人的膽大無畏和一種無關道德的個人嗜欲[6]，而後者所呈現的是一種帶有倫理色彩的生活樣式準則的性格。
本文所謂的&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的概念，就是在此種特殊意涵下指稱的[7]。
當然，指的是近代的資本主義。
因為，此處所談的僅止于此種西歐&mdash美國的資本主義，這自然是由于提問的方式使然。
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與中世紀，都曾有過&ldquo資本主義&rdquo。
然而，如我們将看到的，它們全都欠缺那種獨特的風格。
固然，富蘭克林所有的道德勸誡如今全都轉向了功利：誠實是有用的，因為它帶來信用，守時、勤奮、節儉無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
推而論之，譬如說，要是誠實的表面功夫就達到同等的效果，那麼這就夠了，再在這美德上多做不必要的努力，在富蘭克林眼裡看來必然顯得是無謂的浪費。
而且，事實上，當我們在他的自傳裡讀到他&ldquo皈依&rdquo那些美德的故事[8]，或甚而是關于他談論到嚴格保持簡樸的外表及故意隐晦自己的功績以博取世間人認同的效用時[9]，必然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在富蘭克林看來，那些美德和所有的美德一樣，隻有當它們對個人具體有用時才算是美德，而且光以表面功夫來作代用品而産生同等效用時，那麼這也就夠了&mdash&mdash就嚴格的功利主義而言，這實在是個無可避免的歸結。
德國人常覺得美國式的美德不過是&ldquo僞善&rdquo，在此似乎罪證确鑿。
隻不過，實情絕非如此單純。
不隻富蘭克林自己的性格，一如浮現于其自傳裡的那種世所罕見的誠實正直，加上他将美德必然對他&ldquo有用&rdquo的這個事實歸諸上帝對他的啟示以使他心向美德，凡此種種在在顯示，這其中所蘊含的确實不光是純粹自我中心主義的花腔巧調而已。
其實，尤其是這&ldquo倫理&rdquo的&ldquo至善&rdquo（summumbonum）&mdash&mdash賺錢，賺更多的錢，并嚴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樂&mdash&mdash是如此全然褪盡一切幸福主義甚或快樂主義的念頭而純粹地認為這就是目的本身，因而單就個人自己的&ldquo幸福&rdquo或&ldquo利益&rdquo而言，這不啻是完完全全的超越，而且簡直極為不合理[10]。
營利變成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求的手段。
對于人天生的情感而言，這簡直就是我們将談到的&ldquo自然&rdquo事态的倒錯，毫無意義，然而如今卻無條件地公然成為資本主義的指導綱領，正如尚未觸及資本主義氣息的人所會感到的那樣陌生。
然而，這同時卻也帶有某種情操，與一些宗教觀念緊密關聯。
如果有人問起，為什麼要&ldquo從人身上掙錢&rdquo，富蘭克林在其自傳裡引用了一句《聖經》經文來回答，盡管他自己是個無宗無派的自然神論者，但這卻是他那嚴格加爾文派教徒的父親在他年輕時不斷耳提面命的：&ldquo你看見在其職業（Beruf）上辦事殷勤的人嗎？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rdquo[11]賺取錢财，隻要是以合法的方式，在近代經濟秩序裡乃是職業上精誠幹練的表現與結果，而此種精誠幹練，于今不難看出，正是富蘭克林道德訓誨的根骨始末，如其在上引文章連同其所有著作毫無例外地向我們所揭示的[12]。
事實上，這種職業義務（Berufspflicht）的獨特思想，如今我們是如此地熟悉，其實卻又如此地不認為是理所當然，因為這乃是個人應當感覺到的一種義務，而且是有義務實際意識到一己&ldquo職業的&rdquo活動内容，而不管其内容如何，特别是不管這在天生情感看來是否必然顯得是自身勞動力甚或隻是财貨資産（作為&ldquo資本&rdquo）的純粹利用而已；此一思想正是資本主義文化的&ldquo社會倫理&rdquo獨樹一格的特征，而且就某種意義而言，正是其本質之所在。
然而此種思想應該不單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才能發生滋長，反之，我們後文将會試圖追溯到過往以究明根底。
當然，我們更不能認為，對現今的資本主義而言，其個别擔綱者，諸如近代資本主義經營的企業家或勞動者，有意識地學習采納此種倫理準則是其繼續存在的條件。
現今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是個巨大的宇宙，個人呱呱墜地于其中，對他而言，至少作為個體，這是個他必須生活在裡頭的、既存的、事實上如銅牆鐵壁般的桎梏。
這宇宙強迫個人奉行其經濟行為的規範，隻要個人被卷入市場關系中。
制造業者要是長期背此規範而行，注定會被市場經濟淘汰，就像勞動者不能或不願适應這樣的規範，就會變成失業者淪落街頭。
如今已支配經濟生活的資本主義以經濟篩選的方式來教育與創造其所需的經濟主體&mdash&mdash企業家與勞動者。
不過，正是如此，我們可以輕易看出，以&ldquo篩選&rdquo的概念來作為解釋曆史現象之手段的限制。
因為适合資本主義特性的那種生活樣式與職業觀若要能被&ldquo篩選&rdquo出來，亦即從其他種類中勝出，那麼它們顯然首先就必須是既已形成的，而且并不是形成于個别孤立的個人，而是人群團體所具有的一種觀念見解。
因此，關于其如何形成，才真正是必須加以解釋的。
天真的曆史唯物論認為那種&ldquo理念&rdquo是作為經濟狀況的&ldquo反映&rdquo或&ldquo上層建築&rdquo而産生的，關于此種看法我們會于後文詳加讨論。
在此，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隻要指出以下這點也就夠了：無論如何，無可懷疑的，在富蘭克林的出生地（馬薩諸塞州），&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就我們此處所指意義而言）先于那兒的&ldquo資本主義發展&rdquo（早在1632年人們就已抱怨新英格蘭&mdash&mdash相對于美國其他地區&mdash&mdash擅于利得追求精算的特殊現象），而譬如在隔鄰的殖民地，後來的美國南方各州，資本主義精神則遠遠處于尚未發達的狀态；雖然如此，後者卻是為了商業目的而由大資本家所創建的，而新英格蘭殖民地則是由牧師、學院畢業生，連同小市民、手工匠與自耕農出于宗教理由所建立起來的。
在此情況下，因果關系與&ldquo唯物論&rdquo立場所設想的，毋甯恰好相反。
這類理念的成長期一般說來比起&ldquo上層建築&rdquo的理論家們所認為的更加荊棘滿目，而且其發展更非如草木生花。
資本主義精神，就我們至此對這概念加以掌握的意義而言，必得與一整個敵對勢力的世界曆經一番艱苦的鬥争方得卓然挺立。
前引富蘭克林的講述所表達出來的精神，赢取了一整個世代人的稱賞，然而若在古代及中世紀[13]，這會被貶斥為卑污貪婪、毫不自尊自重的表現，如同現今所有那些最未卷入或最不适應近代特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群體一般所持的看法。
因此，這并不光是由于&mdash&mdash一如人們常常這麼說的&mdash&mdash&ldquo營利欲&rdquo（Erwerbstrieb）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仍是不為人所知或尚未發展，或者也不是因為，如同近代浪漫主義者所玄想的&ldquoaurisacrafames&rdquo[14]，亦即無可抑制的拜金欲，在當時甚或如今，在市民的資本主義圈外較之資本主義特有領域内，來得更微弱。
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之區别，并不在這點上。
中國滿大人、古羅馬貴族與近代農業主的貪欲，經得起任何比較。
拿坡裡的馬車夫或船夫、亞洲從事類似行當的代表，甚或南歐或亞洲國家的工匠們之&ldquo貪财&rdquo，一如任何人都能體會的，比起處于相同情況下的英國人，都遠遠來得更加徹底，尤其是更加肆無忌憚[15]。
借着賺錢以充實自我利益的絕對肆無忌憚之普遍橫行支配，是市民的資本主義發展在西方判準的評量下，仍屬&ldquo落後&rdquo的那些國家的固有特色。
如同任何工廠業主所知的，這些國家的勞動者之缺乏&ldquo自覺&rdquo（coscienziosità）[16]，像是意大利較之于德國，乃是其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是。
資本主義無法雇用那些毫無紀律的&ldquo随心所欲&rdquo（liberumarbitrium）者來作勞動者，而且正如我們從富蘭克林那兒所學到的，言行舉止一貫厚顔無忌的商人也同樣無法為資本主義所用。
對于錢财的&ldquo欲求&rdquo有多大程度不同的發展，并非區别的分殊所在。
貪财與吾人所知的人類曆史同其久遠。
我們将會看到，那些毫無保留地一意以貪财為動力、就像&ldquo為利揚帆赴地獄，哪怕煉火灼盡帆&rdquo的荷蘭船長那樣的人，絕不是讓近代特有的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滋長成&mdash&mdash這是重點所在&mdash&mdash群體現象的那種心志的代表。
毫無顧忌、内心不受任何規範所約束的營利，曆史上無時不有，隻要時空環境允許的話。
如同戰争與海上劫掠，與異種族、非團體夥伴往來、不受規範束縛的自由貿易也是無拘無礙的；凡在&ldquo兄弟間&rdquo的關系之下禁止的，在&ldquo對外道德&rdquo（Außenmoral）之下卻可容許通行。
并且，外在上，舉凡懂得以貨币方式聚積财富并提供機會得以利用财富&mdash&mdash經由康曼達、承包稅賦、舉貸國債以及融資戰争、王侯宮廷與官員等方式&mdash&mdash來獲利的所有經濟體裡，總會有土生土長的、形同&ldquo冒險&rdquo的資本主義營利存在。
同樣的，嘲弄倫理限制的那種内在的冒險家心态也四處可見。
絕對且有意肆無忌憚地追求利得，往往正緊貼着最嚴格的傳統束縛而立。
随着傳統的崩解以及自由營利之多多少少長驅直入社會團體内部，結果通常并不是這新進事物獲得倫理的肯定與正當化，而毋甯隻是事實被容忍，要不是被視為與倫理不相幹，就是根本不受歡迎，但不幸卻無可避免。
這不僅是所有倫理學說的普遍立場，而且，本質上更加重要的，這也是前資本主義時代一般普通人的實際行為所表現出來的态度。
所謂&ldquo前資本主義&rdquo，指的是：理性的經營方式的投資與理性的資本主義勞動組織尚未成為決定經濟行為取向的支配力量。
不過，這樣的态度卻是人們在适應市民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前提條件時，普遍遭遇到的最強烈的内在障礙之一。
披着&ldquo倫理&rdquo外衣、受着規範束縛的特定生活樣式意義下的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首先必須相搏鬥的對手，是人們可以稱之為傳統主義的那樣一種感覺與作風。
在此，同樣必須中止做出最終&ldquo定義&rdquo的任何企圖，我們毋甯得就幾個特殊情況來說清其含意&mdash&mdash當然也不過是暫定的。
且從底層，也就是勞動者開始。
為了從&ldquo他的&rdquo勞動者獲取盡可能最大量的勞務且提升勞動的密集度，近代企業主常用的一個技術手段是論件計酬（Akkordlohn）。
例如在農業方面，收成的時候最是講究盡可能提高勞動密集度，因為每當天候不穩定，收成速度是否能加快到極限往往關系到莫大的獲利或者無比慘重的損失。
以此，最常被采用的就是論件計酬制。
因為，随着收益的增加與經營密度的提升，企業主對于收成加速的關注通常也愈見加遽，所以當然會一再試圖通過升高勞動者的論件計酬費率，以提供他們在短時間内就能賺取非常高的報酬的機會，從而使他們有興趣提高自己的勞動成效。
隻是，在此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困難：提高論件計酬費率的結果，往往并不是增加，反倒是減少了同一時間内的勞動量，因為勞動者對于費率提高的響應，不是一日工作量的增加，而是減少。
譬如說，每收割一畝（Morgen）地的報酬是一馬克時，有個人一天收割2.5畝，所以一天就賺取2.5馬克，若是将論件計酬費率提高為每畝1.25馬克，那麼結果并非如預期的，他會為了較高的賺錢機會而收割到3畝，從而賺到3.75馬克&mdash&mdash照理說本來應該是這樣的。
然而相反，他卻一天隻收割2畝，因為如此一來照樣可以賺到2.5馬克，套句《聖經》上的話說，這讓他&ldquo知足&rdquo了。
賺得多反不如做得少來得愉快。
他不會問：我一天能賺多少，如果我把工作量放到最大程度的話？而是問：我必須做多少工，才能夠賺到我一向所得的報酬（2.5馬克），從而滿足我的傳統需求？這不過是我們稱之為&ldquo傳統主義&rdquo的那種心态的一個例子：人們并非&ldquo天生&rdquo就想要賺得愈多愈好，而是想單純地過活，過他所習慣的生活，而且隻要賺到足以應付這樣的生活就好。
無論何處，舉凡近代資本主義開始借着提升人類勞動密集度以提振其&ldquo生産力&rdquo的工程時，總會遭遇前資本主義經濟勞動的這種鮮明特性層出不窮的頑強抵抗，而且時至今日，近代資本主義所要面對的勞動階層愈是&ldquo落後&rdquo（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來），其遭遇到的頑抗也就愈強。
再回到我們前述的例子，既然通過較高報酬率來提振&ldquo營利心&rdquo（Erwerbsinn）的訴求宣告失敗，那麼反其道而行的試圖便不難想見，亦即借着降低勞動者的報酬率來迫使他比以往做更多的工才賺得到向來的所得。
且說，低薪資與高利潤之間似乎有着連帶關系，這是過去的膚淺之見，如今亦然：凡是多付到薪資上頭的，必然會使利潤蒙受相應的減損。
資本主義打從一開始也一而再地走上這條道路，而且幾百年來守着這樣的信條：低薪資是&ldquo有績效的&rdquo（produktiv），意思是，低薪資可以提高勞動成果，一如彼得·庫爾[17]曾說過的，民衆因為貧窮且貧窮當頭時才肯工作&mdash&mdash就這點而言，我們後面會看到，與早期加爾文教派的精神完全吻合。
隻是，這個看似如此有效的手段，效果自有其界限[18]。
當然，資本主義為求發展，必須要有能使其在勞動市場上以低價雇用的過剩人口存在才行。
但是，太龐大的一支&ldquo預備軍&rdquo有時确實有利于其量的擴大，然而卻有礙于其質的發展，特别是對轉型為勞動密集運用的經營形态有所妨害。
低工資絕不等同于廉價勞動。
純就量的方面來看，不足生理所需的薪資無論如何都會使勞動效能下滑，長此以往，這甚至意味着&ldquo最不适者生存&rdquo的後果。
現今一般的西裡西亞人即使拼盡全力也隻能在同一時間内收割到薪資較高且營養較好的波美拉尼亞人或梅克倫堡人三分之二強的田地面積[19]，而出身愈近東邊的波蘭人肉體勞動成果就愈不及德國人。
純就生意面而言，舉凡産品的制造要求任何一種夠格的（熟練的）勞動之處，或是使用高價而易損壞的機器，或者一般而言需要有某種程度的敏銳注意力與創意之處，低薪資根本無法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支柱。
以此，低薪資不僅不劃算，而且還造成與意圖正相對反的效果。
因為，在此情況下，不僅絕對要有高度的責任感，而且一般還得具備一種心态，那就是至少在工作的時候去除掉不斷計較怎樣才能最悠閑最不費力又能賺到同樣薪水的想法，并且把勞動當作絕對的目的本身&mdash&mdash&ldquo天職&rdquo（Beruf）&mdash&mdash來從事。
然而這樣一種心态絕非天生自然的。
不管高薪或低薪都無法直接産生出這種心态，它隻能是長年累月的教育過程的結果。
現今，資本主義一旦基石穩固，在所有的工業國家以及在各工業國的一切産業領域裡，都能較為容易地募集到所需勞力。
然而在過去無論是何種情況下，這都是個極大的難題[20]。
縱使現在，資本主義若無一位強而有力的助手來支持，則至少不一定總是能達到這個目的，而這有力幫手，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在資本主義成長期間是其良伴。
意何所指？我們可以再舉一例來加以說明。
今日，落後的、傳統主義的勞動形式，特别常由女工來呈顯其圖像，尤其是未婚女工。
雇用少女，尤其是德國少女的雇主幾乎無不異口同聲地抱怨：這些女工毫無丁點能力與意願放棄傳統和已學到的勞動方式以利另一種更加實用的方法得以采行，也全然欠缺能力與意願去适應和學習新的勞動形式、去集中甚或隻是去運用她們的智力。
再怎麼分析說明如何可能使其勞作輕易，尤其是使其收入更豐，通常面對的是她們的完全無法理解，而提高論件計酬費率，碰到習慣之壁也隻能徒呼負負完全無效。
與此大異其趣的&mdash&mdash而且這點對我們的考察而言并非不重要&mdash&mdash一般說來是唯獨受過特殊宗教教育的少女，特别是虔敬派信仰流傳地區的少女。
我們常聽說，而随機的統計調查也證實[21]：最完善的經濟教育可能性大大地呈現于這群少女身上。
思考的集中能力、&ldquo對工作負有義務&rdquo的絕對專心态度，在她們身上往往特别與積極計算獲利多寡的嚴密經濟性以及冷靜的克己自制結合在一起。
以勞動為目的本身，以及符合資本主義所要求的以勞動為&ldquo天職&rdquo的觀念，在她們身上找到最有利的土壤，而通過宗教教育的結果，戰勝傳統主義因襲章程的機會也最大。
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的這層觀察[22]再度告訴我們，無論如何值得問一問：适應資本主義的能力與宗教契機二者間的這種關聯性，在資本主義的成長期裡是如何可能發生的？因為從許多個别現象中可以推斷，二者間在當時即處于類似的關聯情況。
例如，十八世紀時衛理公會的勞動者遭受其職場同僚的嫌惡與迫害，絕不隻是或主要是因為其宗教的偏執詭異&mdash&mdash英國有過更多更偏激的教派，而毋甯是肇因于其特殊的&ldquo勞動意願&rdquo&mdash&mdash從其勞動工具如此一再地被毀損的記錄裡即可得知。
不過，首先讓我們再次回到當代，而且這回是針對企業家的情形，用以闡明&ldquo傳統主義&rdquo的意涵。
桑巴特在其有關現代資本主義起源的讨論裡[23]，區分了&ldquo需求滿足&rdquo（Bedarfsdeckung）與&ldquo營利&rdquo（Erwerb），視其為左右經濟史走向的兩大&ldquo主軸&rdquo；前者緻力于滿足個人的需求大小，後者則跨越了需求的門檻而緻力于追求利得與獲利的可能性，二者決定了經濟活動的形态與方向。
他所指稱的&ldquo需求滿足的經濟體制&rdquo（SystemderBedarfsdeckungswirtschaft），乍看之下似乎與我們此處所表述的&ldquo經濟的傳統主義&rdquo并無二緻。
如果我們把&ldquo需求&rdquo的概念視同為&ldquo傳統的需求&rdquo，那麼二者事實上是一緻的。
但是如若需求不限于傳統需求，那麼按照桑巴特在其著作的另一處[24]對&ldquo資本&rdquo所
詳見附錄18。
&mdash&mdash譯注 [31]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mdash1546），德國教士，掀起了十六世紀歐洲史上著名的宗教革命。
路德派（Lutheranism），詳見附錄6。
&mdash&mdash譯注 [32]在幾乎全屬路德派的漢堡，直到十七世紀時，唯一的資産家是某個知名的改革派家族（承蒙渥爾教授惠予告知）。
[33]巴克爾（HenryThomasBuckle，1821&mdash1862），英國史家，詳見附錄13。
濟慈（Keats，1795&mdash1821），英國詩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mdash&mdash譯注 [34]所以，主張此種關聯，并非什麼&ldquo新的&rdquo物事，拉瓦埃（Lavaleye）與阿諾德（MatthewArnold）等人都已提到這點，反之，毫無道理地加以懷疑，才是新鮮。
問題在于，對此關聯做出說明。
[35]門諾派（Mennonite），歐洲宗教改革後出現的教派。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36]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WilhelmI，1688&mdash1740），普魯士第二代君主。
詳見附錄14。
&mdash&mdash譯注 [37]當然，這并不否定，官方的虔敬派，如同其他宗教的立場，由于家父長制的氛圍，後來抵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某種&ldquo進步&rdquo，例如從家内工業轉移到工場制度。
同樣，某種宗教立場力求達成的理想，與此一立場對其信徒的生活樣式實際産生的影響，是必須嚴格區分清楚的。
這點我們後面還會常常觀察到。
關于虔敬派勞工契合工業勞動的獨特勞動能力，從我自己對威斯特伐利亞的一個工廠所做的考察裡取得了實例，收在論文&ldquoZurPsychophysikdergewerblichenArbeit,&rdquoArchivf.Soz.,BandXXVIII,S.263，及其他多處。
[38]卡爾夫（Calw），德國黑森林東北的小鎮。
詳見附錄18。
&mdash&mdash譯注 [39]沃特（GisbertVoёt，1588&mdash1676），荷蘭改革派正統論的代表人物，多爾德宗教會議主要人物之一。
諾克斯（Knox），十六世紀蘇格蘭宗教改革領袖，蘇格蘭長老派的創始人。
詳見附錄9。
&mdash&mdash譯注 [40]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mdash1755），法國哲學家。
詳見附錄13。
&mdash&mdash譯注 第二章資本主義的&ldquo精神&rdquo 在這篇論文的标題裡使用了好像有點了不起的概念：&ldquo資本主義的精神&rdquo。
對于此一概念到底該做何理解呢？當我們嘗試給它個&ldquo定義&rdquo時，馬上就面臨到存在于研究目的本質裡的某些困難。
假如有某種對象，既用得上這樣的名稱又具有任何意義的話，那麼這對象就隻能是個&ldquo曆史實體&rdquo（historischesIndividuum），也就是說那必定是個在曆史真實當中的各種關聯的複合體，是我們就其文化意義的觀點在概念上總绾成一個整體的那種實體。
然而，這樣一種曆史概念，由于在内容上牽涉一種在其個别特性裡饒富意義的現象，所以不能依&ldquo類同、種别&rdquo（genusproximum,differentiaspecifica）的公式來加以定義（德文的話就是&ldquo界定&rdquo），而是必須将其曆史真實當中所得出的個别構成要素慢慢加以交織糅合而成。
因此，終極的概念掌握并不在于研究的開端，而必定是在研究的結尾；換言之，我們此處所謂的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的最佳的&mdash&mdash亦即就此處所關切的觀點看來最适的&mdash&mdash定式表述，必定會在探讨的過程當中且作為其主要的成果顯露出來。
隻是，這些觀點（後文會再提及）絕不是我們可以用來分析那些被考察的曆史現象的唯一觀點。
其他觀點于此，如同面對一切曆史現象，也會得出其視之為&ldquo本質的&rdquo其他特征。
依此，結果便是：關于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的概念，從我們的觀點看來是本質性的東西，既不能也完全沒有必要被當作是唯一可能的理解。
此乃根源于&ldquo曆史概念形成&rdquo的本質，在方法上，其目的并不是要把曆史真實嵌插在抽象的類别概念裡，而是要在往往且無可避免各具獨特個别色彩的具體發生關聯裡，緻力整理出曆史真實的面目[1]。
以此，如果要明白确定我們正試圖分析且做曆史說明的這個對象，那麼重點就不在于對它做出個概念性的定義，而是首先至少要對我們此處所說的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預做一番舉例說明。
事實上，這樣的舉例條陳對于研究對象的理解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為此目的，我們将從關于此一精神的一件文獻入手。
此一文獻以幾近古典的純粹性包含着此處最為緊要的内涵，而且同時也具有與宗教全無直接關系的好處，因而&mdash&mdash對我們此處的主題而言&mdash&mdash是&ldquo沒有預設前提的&rdquo： &ldquo記住，時間就是金錢；一個每天能靠自己的勞動賺取十先令的人，如果有半天是在閑逛或賴在家裡，那麼即使他隻花了六便士在這休閑上，卻不該隻計算這項，除此，他實際上還多支出了或毋甯說浪擲了五先令。
&ldquo記住，信用就是金錢。
如果有人将錢存放在我這裡超過該交還的日期，那麼他等于是把利息或在這期間借着這筆錢我所能賺得的都贈送給我。
這總計起來會是相當可觀的數目，如果一個人的信用既好又大并且善加利用的話。
&ldquo記住，金錢天生具有孳生繁衍性。
錢能生錢，錢子還能生錢孫，如此生而又生。
五先令一翻轉就是六先令，再一翻轉就成七先令三便士，然後一直翻轉到一百鎊。
手頭的錢越多，翻轉孳生出來的錢就越多，所以獲利也就節節高升，越來越快。
殺死一頭母豬，等于是殺了它所能繁衍的成千上萬頭豬。
毀掉五先令，等于是謀殺了（！）它所能孳生的一切，不知有多少鎊。
&ldquo記住，俗語說，善付款者是他人錢袋的主人。
一個大家都知道他會準時依約定付款的人，就能夠随時借取到他的朋友剛好用不着的所有錢财。
&ldquo這往往大有好處。
除了勤奮與節儉，再沒什麼比得上任一次交易都守時與公正更有助于年輕人功成名就。
所以依約準時償還欠款，一刻也拖不得，以免朋友生氣因而對你永遠關緊他的荷包。
&ldquo足以影響個人信用的任何行為，不管再怎麼不足為道，都必須小心留意。
無論是早上五點或晚上八點，你的下槌聲響傳到債權人耳裡，都會讓他安心個半年；倘若在你理當勞作的時刻，他卻看到你在撞球場的身影或聽到你在酒館裡的話聲，那麼第二天早上他就會來催你還錢，甚至在你還籌措不及時就要你還清。
&ldquo除此之外，你的槌聲還顯示出，你對自己的債務并未忘懷，這讓你看起來像個既小心又誠實的人，将會提升你的信用。
&ldquo注意，别把手頭所擁有的都當成是自己的财産，并依此順當過活。
許多動用到信用的人都沉陷在這樣的迷思裡。
為免如此，要對自己的支出與收入精确地計算清楚。
如果你勞心費神地留意到每一筆收支，那麼便會有這樣的好結果：你會發現，小小的一丁點花費足以聚積成一大筆數額，也将發覺，本來可以省下多少而将來又可以省多少&hellip&hellip &ldquo假設你是個大家熟知的精幹又正直的人，那麼一年有六鎊，你就可以有一百鎊使用。
每天無謂花掉一格魯先（Groschen，十便士）的人，每年就浪費了六鎊，而這是使用一百鎊的代價。
要是每天浪費相當一格魯先價值的部分時間（而且可能就隻有幾分鐘），日複一日，一年下來等于浪擲了使用一百鎊的特權。
如果白白浪費價值五先令的時間，就等于損失五先令，可能不啻是把五先令往海裡丢。
損失了五先令的人，所損失的不止是這個數目，而是損失了利用這錢做買賣所能賺到的一切利得&mdash&mdash這數額，從青年到老年，将累積成一筆相當可觀的數目。
&rdquo 在這段文章裡教訓我們的，正是本傑明·富蘭克林[2]&mdash&mdash這和克恩伯格在其既富才氣又蠻帶惡意的《美國厭惡：美國的文化圖像》[3]裡，指為所謂揚基的信仰告白而加以嘲諷的内容并無不同。
富蘭克林以獨特方式所宣告的，是&ldquo資本主義的精神&rdquo，沒人懷疑，但沒有什麼人會認為，人們對此一&ldquo精神&rdquo所能理解的如今全都包含在裡頭了。
讓我們稍停一下看看這段文章。
其中的生活智能在克恩伯格的《美國厭惡》裡被總結為：&ldquo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榨錢&rdquo，然而在此種&ldquo貪吝哲學&rdquo裡所突顯出來的特色，是信用可靠的誠實人的理想，尤其是認為個人的義務在于以擴大自己的資本作為前提利益且為目的本身的想法。
事實上，此處所訓誨的不單是生活技術，而是一種獨特的&ldquo倫理&rdquo，違犯此一倫理，不僅是愚蠢，而且還被視為忘失義務&mdash&mdash這就是事情的精髓所在。
這兒所教導的不隻是&ldquo從商才智&rdquo&mdash&mdash這類東西其他地方多得是；這兒所展現的是一種風格（Ethos），而就是此一特質吸引了我們。
雅各·富格爾[4]有個業已退休的商業夥伴來勸說他不妨退隐，因為他如今确實賺得夠多了，好歹也讓别人有些賺頭；富格爾駁斥說這是&ldquo怯懦&rdquo，并回答說&ldquo他（富格爾）可不這麼想，隻要有可能就要賺&rdquo[5]；此話的&ldquo精神&rdquo與富蘭克林的迥然有别：前者所表達的是商人的膽大無畏和一種無關道德的個人嗜欲[6]，而後者所呈現的是一種帶有倫理色彩的生活樣式準則的性格。
本文所謂的&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的概念，就是在此種特殊意涵下指稱的[7]。
當然，指的是近代的資本主義。
因為，此處所談的僅止于此種西歐&mdash美國的資本主義，這自然是由于提問的方式使然。
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與中世紀，都曾有過&ldquo資本主義&rdquo。
然而，如我們将看到的，它們全都欠缺那種獨特的風格。
固然，富蘭克林所有的道德勸誡如今全都轉向了功利：誠實是有用的，因為它帶來信用，守時、勤奮、節儉無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
推而論之，譬如說，要是誠實的表面功夫就達到同等的效果，那麼這就夠了，再在這美德上多做不必要的努力，在富蘭克林眼裡看來必然顯得是無謂的浪費。
而且，事實上，當我們在他的自傳裡讀到他&ldquo皈依&rdquo那些美德的故事[8]，或甚而是關于他談論到嚴格保持簡樸的外表及故意隐晦自己的功績以博取世間人認同的效用時[9]，必然會得到這樣的結論：在富蘭克林看來，那些美德和所有的美德一樣，隻有當它們對個人具體有用時才算是美德，而且光以表面功夫來作代用品而産生同等效用時，那麼這也就夠了&mdash&mdash就嚴格的功利主義而言，這實在是個無可避免的歸結。
德國人常覺得美國式的美德不過是&ldquo僞善&rdquo，在此似乎罪證确鑿。
隻不過，實情絕非如此單純。
不隻富蘭克林自己的性格，一如浮現于其自傳裡的那種世所罕見的誠實正直，加上他将美德必然對他&ldquo有用&rdquo的這個事實歸諸上帝對他的啟示以使他心向美德，凡此種種在在顯示，這其中所蘊含的确實不光是純粹自我中心主義的花腔巧調而已。
其實，尤其是這&ldquo倫理&rdquo的&ldquo至善&rdquo（summumbonum）&mdash&mdash賺錢，賺更多的錢，并嚴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樂&mdash&mdash是如此全然褪盡一切幸福主義甚或快樂主義的念頭而純粹地認為這就是目的本身，因而單就個人自己的&ldquo幸福&rdquo或&ldquo利益&rdquo而言，這不啻是完完全全的超越，而且簡直極為不合理[10]。
營利變成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求的手段。
對于人天生的情感而言，這簡直就是我們将談到的&ldquo自然&rdquo事态的倒錯，毫無意義，然而如今卻無條件地公然成為資本主義的指導綱領，正如尚未觸及資本主義氣息的人所會感到的那樣陌生。
然而，這同時卻也帶有某種情操，與一些宗教觀念緊密關聯。
如果有人問起，為什麼要&ldquo從人身上掙錢&rdquo，富蘭克林在其自傳裡引用了一句《聖經》經文來回答，盡管他自己是個無宗無派的自然神論者，但這卻是他那嚴格加爾文派教徒的父親在他年輕時不斷耳提面命的：&ldquo你看見在其職業（Beruf）上辦事殷勤的人嗎？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rdquo[11]賺取錢财，隻要是以合法的方式，在近代經濟秩序裡乃是職業上精誠幹練的表現與結果，而此種精誠幹練，于今不難看出，正是富蘭克林道德訓誨的根骨始末，如其在上引文章連同其所有著作毫無例外地向我們所揭示的[12]。
事實上，這種職業義務（Berufspflicht）的獨特思想，如今我們是如此地熟悉，其實卻又如此地不認為是理所當然，因為這乃是個人應當感覺到的一種義務，而且是有義務實際意識到一己&ldquo職業的&rdquo活動内容，而不管其内容如何，特别是不管這在天生情感看來是否必然顯得是自身勞動力甚或隻是财貨資産（作為&ldquo資本&rdquo）的純粹利用而已；此一思想正是資本主義文化的&ldquo社會倫理&rdquo獨樹一格的特征，而且就某種意義而言，正是其本質之所在。
然而此種思想應該不單是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才能發生滋長，反之，我們後文将會試圖追溯到過往以究明根底。
當然，我們更不能認為，對現今的資本主義而言，其個别擔綱者，諸如近代資本主義經營的企業家或勞動者，有意識地學習采納此種倫理準則是其繼續存在的條件。
現今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是個巨大的宇宙，個人呱呱墜地于其中，對他而言，至少作為個體，這是個他必須生活在裡頭的、既存的、事實上如銅牆鐵壁般的桎梏。
這宇宙強迫個人奉行其經濟行為的規範，隻要個人被卷入市場關系中。
制造業者要是長期背此規範而行，注定會被市場經濟淘汰，就像勞動者不能或不願适應這樣的規範，就會變成失業者淪落街頭。
如今已支配經濟生活的資本主義以經濟篩選的方式來教育與創造其所需的經濟主體&mdash&mdash企業家與勞動者。
不過，正是如此，我們可以輕易看出，以&ldquo篩選&rdquo的概念來作為解釋曆史現象之手段的限制。
因為适合資本主義特性的那種生活樣式與職業觀若要能被&ldquo篩選&rdquo出來，亦即從其他種類中勝出，那麼它們顯然首先就必須是既已形成的，而且并不是形成于個别孤立的個人，而是人群團體所具有的一種觀念見解。
因此，關于其如何形成，才真正是必須加以解釋的。
天真的曆史唯物論認為那種&ldquo理念&rdquo是作為經濟狀況的&ldquo反映&rdquo或&ldquo上層建築&rdquo而産生的，關于此種看法我們會于後文詳加讨論。
在此，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隻要指出以下這點也就夠了：無論如何，無可懷疑的，在富蘭克林的出生地（馬薩諸塞州），&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就我們此處所指意義而言）先于那兒的&ldquo資本主義發展&rdquo（早在1632年人們就已抱怨新英格蘭&mdash&mdash相對于美國其他地區&mdash&mdash擅于利得追求精算的特殊現象），而譬如在隔鄰的殖民地，後來的美國南方各州，資本主義精神則遠遠處于尚未發達的狀态；雖然如此，後者卻是為了商業目的而由大資本家所創建的，而新英格蘭殖民地則是由牧師、學院畢業生，連同小市民、手工匠與自耕農出于宗教理由所建立起來的。
在此情況下，因果關系與&ldquo唯物論&rdquo立場所設想的，毋甯恰好相反。
這類理念的成長期一般說來比起&ldquo上層建築&rdquo的理論家們所認為的更加荊棘滿目，而且其發展更非如草木生花。
資本主義精神，就我們至此對這概念加以掌握的意義而言，必得與一整個敵對勢力的世界曆經一番艱苦的鬥争方得卓然挺立。
前引富蘭克林的講述所表達出來的精神，赢取了一整個世代人的稱賞，然而若在古代及中世紀[13]，這會被貶斥為卑污貪婪、毫不自尊自重的表現，如同現今所有那些最未卷入或最不适應近代特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群體一般所持的看法。
因此，這并不光是由于&mdash&mdash一如人們常常這麼說的&mdash&mdash&ldquo營利欲&rdquo（Erwerbstrieb）在前資本主義時代仍是不為人所知或尚未發展，或者也不是因為，如同近代浪漫主義者所玄想的&ldquoaurisacrafames&rdquo[14]，亦即無可抑制的拜金欲，在當時甚或如今，在市民的資本主義圈外較之資本主義特有領域内，來得更微弱。
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之區别，并不在這點上。
中國滿大人、古羅馬貴族與近代農業主的貪欲，經得起任何比較。
拿坡裡的馬車夫或船夫、亞洲從事類似行當的代表，甚或南歐或亞洲國家的工匠們之&ldquo貪财&rdquo，一如任何人都能體會的，比起處于相同情況下的英國人，都遠遠來得更加徹底，尤其是更加肆無忌憚[15]。
借着賺錢以充實自我利益的絕對肆無忌憚之普遍橫行支配，是市民的資本主義發展在西方判準的評量下，仍屬&ldquo落後&rdquo的那些國家的固有特色。
如同任何工廠業主所知的，這些國家的勞動者之缺乏&ldquo自覺&rdquo（coscienziosità）[16]，像是意大利較之于德國，乃是其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之一，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是。
資本主義無法雇用那些毫無紀律的&ldquo随心所欲&rdquo（liberumarbitrium）者來作勞動者，而且正如我們從富蘭克林那兒所學到的，言行舉止一貫厚顔無忌的商人也同樣無法為資本主義所用。
對于錢财的&ldquo欲求&rdquo有多大程度不同的發展，并非區别的分殊所在。
貪财與吾人所知的人類曆史同其久遠。
我們将會看到，那些毫無保留地一意以貪财為動力、就像&ldquo為利揚帆赴地獄，哪怕煉火灼盡帆&rdquo的荷蘭船長那樣的人，絕不是讓近代特有的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滋長成&mdash&mdash這是重點所在&mdash&mdash群體現象的那種心志的代表。
毫無顧忌、内心不受任何規範所約束的營利，曆史上無時不有，隻要時空環境允許的話。
如同戰争與海上劫掠，與異種族、非團體夥伴往來、不受規範束縛的自由貿易也是無拘無礙的；凡在&ldquo兄弟間&rdquo的關系之下禁止的，在&ldquo對外道德&rdquo（Außenmoral）之下卻可容許通行。
并且，外在上，舉凡懂得以貨币方式聚積财富并提供機會得以利用财富&mdash&mdash經由康曼達、承包稅賦、舉貸國債以及融資戰争、王侯宮廷與官員等方式&mdash&mdash來獲利的所有經濟體裡，總會有土生土長的、形同&ldquo冒險&rdquo的資本主義營利存在。
同樣的，嘲弄倫理限制的那種内在的冒險家心态也四處可見。
絕對且有意肆無忌憚地追求利得，往往正緊貼着最嚴格的傳統束縛而立。
随着傳統的崩解以及自由營利之多多少少長驅直入社會團體内部，結果通常并不是這新進事物獲得倫理的肯定與正當化，而毋甯隻是事實被容忍，要不是被視為與倫理不相幹，就是根本不受歡迎，但不幸卻無可避免。
這不僅是所有倫理學說的普遍立場，而且，本質上更加重要的，這也是前資本主義時代一般普通人的實際行為所表現出來的态度。
所謂&ldquo前資本主義&rdquo，指的是：理性的經營方式的投資與理性的資本主義勞動組織尚未成為決定經濟行為取向的支配力量。
不過，這樣的态度卻是人們在适應市民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前提條件時，普遍遭遇到的最強烈的内在障礙之一。
披着&ldquo倫理&rdquo外衣、受着規範束縛的特定生活樣式意義下的資本主義&ldquo精神&rdquo，首先必須相搏鬥的對手，是人們可以稱之為傳統主義的那樣一種感覺與作風。
在此，同樣必須中止做出最終&ldquo定義&rdquo的任何企圖，我們毋甯得就幾個特殊情況來說清其含意&mdash&mdash當然也不過是暫定的。
且從底層，也就是勞動者開始。
為了從&ldquo他的&rdquo勞動者獲取盡可能最大量的勞務且提升勞動的密集度，近代企業主常用的一個技術手段是論件計酬（Akkordlohn）。
例如在農業方面，收成的時候最是講究盡可能提高勞動密集度，因為每當天候不穩定，收成速度是否能加快到極限往往關系到莫大的獲利或者無比慘重的損失。
以此，最常被采用的就是論件計酬制。
因為，随着收益的增加與經營密度的提升，企業主對于收成加速的關注通常也愈見加遽，所以當然會一再試圖通過升高勞動者的論件計酬費率，以提供他們在短時間内就能賺取非常高的報酬的機會，從而使他們有興趣提高自己的勞動成效。
隻是，在此出現了一種獨特的困難：提高論件計酬費率的結果，往往并不是增加，反倒是減少了同一時間内的勞動量，因為勞動者對于費率提高的響應，不是一日工作量的增加，而是減少。
譬如說，每收割一畝（Morgen）地的報酬是一馬克時，有個人一天收割2.5畝，所以一天就賺取2.5馬克，若是将論件計酬費率提高為每畝1.25馬克，那麼結果并非如預期的，他會為了較高的賺錢機會而收割到3畝，從而賺到3.75馬克&mdash&mdash照理說本來應該是這樣的。
然而相反，他卻一天隻收割2畝，因為如此一來照樣可以賺到2.5馬克，套句《聖經》上的話說，這讓他&ldquo知足&rdquo了。
賺得多反不如做得少來得愉快。
他不會問：我一天能賺多少，如果我把工作量放到最大程度的話？而是問：我必須做多少工，才能夠賺到我一向所得的報酬（2.5馬克），從而滿足我的傳統需求？這不過是我們稱之為&ldquo傳統主義&rdquo的那種心态的一個例子：人們并非&ldquo天生&rdquo就想要賺得愈多愈好，而是想單純地過活，過他所習慣的生活，而且隻要賺到足以應付這樣的生活就好。
無論何處，舉凡近代資本主義開始借着提升人類勞動密集度以提振其&ldquo生産力&rdquo的工程時，總會遭遇前資本主義經濟勞動的這種鮮明特性層出不窮的頑強抵抗，而且時至今日，近代資本主義所要面對的勞動階層愈是&ldquo落後&rdquo（從資本主義的觀點看來），其遭遇到的頑抗也就愈強。
再回到我們前述的例子，既然通過較高報酬率來提振&ldquo營利心&rdquo（Erwerbsinn）的訴求宣告失敗，那麼反其道而行的試圖便不難想見，亦即借着降低勞動者的報酬率來迫使他比以往做更多的工才賺得到向來的所得。
且說，低薪資與高利潤之間似乎有着連帶關系，這是過去的膚淺之見，如今亦然：凡是多付到薪資上頭的，必然會使利潤蒙受相應的減損。
資本主義打從一開始也一而再地走上這條道路，而且幾百年來守着這樣的信條：低薪資是&ldquo有績效的&rdquo（produktiv），意思是，低薪資可以提高勞動成果，一如彼得·庫爾[17]曾說過的，民衆因為貧窮且貧窮當頭時才肯工作&mdash&mdash就這點而言，我們後面會看到，與早期加爾文教派的精神完全吻合。
隻是，這個看似如此有效的手段，效果自有其界限[18]。
當然，資本主義為求發展，必須要有能使其在勞動市場上以低價雇用的過剩人口存在才行。
但是，太龐大的一支&ldquo預備軍&rdquo有時确實有利于其量的擴大，然而卻有礙于其質的發展，特别是對轉型為勞動密集運用的經營形态有所妨害。
低工資絕不等同于廉價勞動。
純就量的方面來看，不足生理所需的薪資無論如何都會使勞動效能下滑，長此以往，這甚至意味着&ldquo最不适者生存&rdquo的後果。
現今一般的西裡西亞人即使拼盡全力也隻能在同一時間内收割到薪資較高且營養較好的波美拉尼亞人或梅克倫堡人三分之二強的田地面積[19]，而出身愈近東邊的波蘭人肉體勞動成果就愈不及德國人。
純就生意面而言，舉凡産品的制造要求任何一種夠格的（熟練的）勞動之處，或是使用高價而易損壞的機器，或者一般而言需要有某種程度的敏銳注意力與創意之處，低薪資根本無法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支柱。
以此，低薪資不僅不劃算，而且還造成與意圖正相對反的效果。
因為，在此情況下，不僅絕對要有高度的責任感，而且一般還得具備一種心态，那就是至少在工作的時候去除掉不斷計較怎樣才能最悠閑最不費力又能賺到同樣薪水的想法，并且把勞動當作絕對的目的本身&mdash&mdash&ldquo天職&rdquo（Beruf）&mdash&mdash來從事。
然而這樣一種心态絕非天生自然的。
不管高薪或低薪都無法直接産生出這種心态，它隻能是長年累月的教育過程的結果。
現今，資本主義一旦基石穩固，在所有的工業國家以及在各工業國的一切産業領域裡，都能較為容易地募集到所需勞力。
然而在過去無論是何種情況下，這都是個極大的難題[20]。
縱使現在，資本主義若無一位強而有力的助手來支持，則至少不一定總是能達到這個目的，而這有力幫手，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在資本主義成長期間是其良伴。
意何所指？我們可以再舉一例來加以說明。
今日，落後的、傳統主義的勞動形式，特别常由女工來呈顯其圖像，尤其是未婚女工。
雇用少女，尤其是德國少女的雇主幾乎無不異口同聲地抱怨：這些女工毫無丁點能力與意願放棄傳統和已學到的勞動方式以利另一種更加實用的方法得以采行，也全然欠缺能力與意願去适應和學習新的勞動形式、去集中甚或隻是去運用她們的智力。
再怎麼分析說明如何可能使其勞作輕易，尤其是使其收入更豐，通常面對的是她們的完全無法理解，而提高論件計酬費率，碰到習慣之壁也隻能徒呼負負完全無效。
與此大異其趣的&mdash&mdash而且這點對我們的考察而言并非不重要&mdash&mdash一般說來是唯獨受過特殊宗教教育的少女，特别是虔敬派信仰流傳地區的少女。
我們常聽說，而随機的統計調查也證實[21]：最完善的經濟教育可能性大大地呈現于這群少女身上。
思考的集中能力、&ldquo對工作負有義務&rdquo的絕對專心态度，在她們身上往往特别與積極計算獲利多寡的嚴密經濟性以及冷靜的克己自制結合在一起。
以勞動為目的本身，以及符合資本主義所要求的以勞動為&ldquo天職&rdquo的觀念，在她們身上找到最有利的土壤，而通過宗教教育的結果，戰勝傳統主義因襲章程的機會也最大。
對于現代資本主義的這層觀察[22]再度告訴我們，無論如何值得問一問：适應資本主義的能力與宗教契機二者間的這種關聯性，在資本主義的成長期裡是如何可能發生的？因為從許多個别現象中可以推斷，二者間在當時即處于類似的關聯情況。
例如，十八世紀時衛理公會的勞動者遭受其職場同僚的嫌惡與迫害，絕不隻是或主要是因為其宗教的偏執詭異&mdash&mdash英國有過更多更偏激的教派，而毋甯是肇因于其特殊的&ldquo勞動意願&rdquo&mdash&mdash從其勞動工具如此一再地被毀損的記錄裡即可得知。
不過，首先讓我們再次回到當代，而且這回是針對企業家的情形，用以闡明&ldquo傳統主義&rdquo的意涵。
桑巴特在其有關現代資本主義起源的讨論裡[23]，區分了&ldquo需求滿足&rdquo（Bedarfsdeckung）與&ldquo營利&rdquo（Erwerb），視其為左右經濟史走向的兩大&ldquo主軸&rdquo；前者緻力于滿足個人的需求大小，後者則跨越了需求的門檻而緻力于追求利得與獲利的可能性，二者決定了經濟活動的形态與方向。
他所指稱的&ldquo需求滿足的經濟體制&rdquo（SystemderBedarfsdeckungswirtschaft），乍看之下似乎與我們此處所表述的&ldquo經濟的傳統主義&rdquo并無二緻。
如果我們把&ldquo需求&rdquo的概念視同為&ldquo傳統的需求&rdquo，那麼二者事實上是一緻的。
但是如若需求不限于傳統需求，那麼按照桑巴特在其著作的另一處[24]對&ldquo資本&rdquo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