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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宗教信仰與社會階層
在一個各種宗派信仰混雜之處，隻消一瞥其職業統計，往往便會發現一個屢見不鮮的現象，此一現象在天主教的報章與文獻[1]及德國的天主教會議席上一再引起熱烈的讨論，那就是：在近代的企業裡，資本家與企業經營者，連同熟練的上層勞動階層，特别是在技術上或商業上受過較高教育訓練者，全都帶有非常濃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2]。
不隻是在信仰宗派之别與國籍之别相一緻之處，也就是與文化發展程度相一緻之處，就像德國東部地區的德國人與波蘭人之間那樣，而是幾乎舉凡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于其興盛時期裡大展手腳、按其需求而緻使人口在社會上産生階層分化而職業上産生結構分化之處&mdash&mdash而且情況越是如此，就越是明顯地&mdash&mdash在宗教派别的統計數字上顯現出這種現象來。
誠然，在近代大型工商企業裡，基督新教教徒在資本擁有[3]、經營領導與高階勞動上的相對優勢人數[4]，亦即相對于新教徒占整體人口的百分比來，他們在此等事務上的超高比率，部分而言要回溯到曆史的成因上[5]，而且可以推溯到遠遠的過去，在其中，屬于何種宗派似乎并不是經濟現象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倒可說是其結果。
要從事上述這些經濟職能，部分是以資本擁有、部分是以所費不赀的教育為必要條件，多半是要兩者兼備，而現今則非得是遺産繼承者或是某種程度的富裕人士不可。
昔日帝國的許許多多極為富裕的、受惠于自然與交通且經濟上最為發達的地區，特别是大多數的富裕城市，在十六世紀時皈依了基督新教，而此事的後作用力如今仍使基督新教徒在經濟的生存鬥争裡受惠不已。
那麼，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曆史問題：經濟上最為發展的地區為何會對宗教革命具有如此強烈的傾向？答案絕非如我們一開始所想的那麼簡單。
誠然，自經濟的傳統主義裡解放出來似乎是個重要的契機，此一契機必然強烈支持了懷疑宗教傳統與全面反抗傳統權威的傾向。
然而，其中必須要考慮的一點，也是如今往往被忘懷的一點是：宗教改革的意義并不在于消除教會對于生活的支配，而毋甯在于以另一種形式來取代原來的支配形式。
的确，舊有的是一種極為松弛的、實際上當時幾乎讓人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情況下不過是形式上的支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人們所能想見的最為廣泛的程度、深入到家庭生活與公開生活的所有領域裡、對于整體生活樣式無休止地苛責與嚴陣以待的規律。
天主教教會的支配&mdash&mdash&ldquo懲罰異端，但寬容罪人&rdquo，以往如此更甚于今&mdash&mdash如今仍為呈現徹底近代經濟面貌的民衆所服膺，如同十五世紀末世上所知最為富裕、經濟上最為發展的地區的人們之服膺于它那樣。
加爾文教派的支配[6]，如其于十六世紀施行于日内瓦與蘇格蘭，十六七世紀之交施行于尼德蘭大部分地區，十七世紀施行于新英格蘭以及一度于英國本身，對我們而言，是教會所能施加于個人的統制裡最令人無法忍受的一種形式。
當時舊有的城市貴族的廣大階層，不管是在日内瓦或荷蘭或英國，感受正是如此。
出現在經濟最發達地區的宗教改革者所加以非難的，并不是教會對于生活的宗教支配太多，而是太少。
到底為什麼，當時正是這些經濟發展最先進的國度，而且，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在這些國度裡正是當時經濟上崛起的&ldquo市民的&rdquo中産階級，會忍受那種史無前例的清教的專制暴政（puritanischeTyrannei）？不隻如此，還為了要替其辯護而發展出一種英雄主義？就這樣一個市民的階級而言，英雄主義還真是空前絕後聞所未聞的，就像卡萊爾不無道理所說的，這是&ldquo我們最後的英雄主義&rdquo[7]。
然而，進一步來看，重要的是：或許如我們所說，在近代經濟裡，基督新教徒于資本擁有與領導地位上占了較重的分量一事，如今部分而言必須理解為這不過是他們在曆史傳襲上平均較有利的财産條件的結果，但另一方面，種種現象顯示，因果關系無疑并非如此。
在這些現象裡，稍舉幾例便可明白：首先，不管是在巴登、巴伐利亞或匈牙利，一般确實可見的是，天主教徒的父母通常給予其子女的高等教育的種類與新教教徒的父母所給予的大異其趣。
天主教徒在&ldquo較高的&rdquo教育機構的學生與畢業生裡的百分比，整體而言遠遠落後于天主教徒在人口裡所占的比率[8]，此事在很大的程度上或可歸因于上述遺産繼承的差别上。
不過，在天主教徒的畢業生當中，從近代的，特别是為了技術研習與工商職業做準備且一般而言為了迎合市民的營利生活之故所設的特定的學校&mdash&mdash諸如實業高中、實業中學、高等小學&mdash&mdash畢業的百分比，同樣也明顯遠遠落後于新教徒[9]，然而提供人文高教的預備教育卻是他們所偏好的。
此一現象是上述方法所無以解釋的，而相反，此一現象本身卻必然足以說明天主教徒較少從事資本主義營利的緣故。
不過，更加引人注目的一個事實，有助于我們了解為何天主教徒較少參與近代大工業的熟練勞工階層。
工廠大幅度地從手工業的子弟那兒補充其熟練的勞動力，也就是讓手工業為其準備勞動力，并在準備完成之後将之交付給企業，而此一衆所周知的現象在基督新教徒的雇工身上遠比在天主教徒雇工那兒本質上強烈許多。
換言之，天主教徒的雇工顯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業裡的強烈意願，所以比較多成為工匠師傅，而基督新教徒則相對較多流入工廠，為的是在這兒占有熟練勞工層與工業經理層的高階位置[10]。
在這些事情上，因果關系無疑是這樣的：得自教育的精神特性，以及特别是此處經由故鄉與雙親家庭的宗教氣氛所制約的教育方向，決定了職業的選擇與往後的職業命運。
在德國，天主教徒較少參與近代營利生活一事之所以如此突出，正是因為這與自古以來[11]且于今仍是的那種經驗背道而馳。
民族上或宗教上的少數者，作為&ldquo被支配者&rdquo而與作為&ldquo支配者&rdquo的另一個集團處于對立的情況下，由于其自願或非自願的被排除于政治上的有力地位之外，通常特别強力地被驅往營利生活的軌道上，而他們當中最具天賦的成員，由于在政治活動的舞台上毫無用武之地，故而試圖在這方面滿足其名利心。
在俄國與東普魯士踏向經濟繁榮發展的波蘭人，很明顯便是如此&mdash&mdash情形與他們作為支配者的加利西亞[12]地方相反&mdash&mdash還有在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的休格諾教徒、英國的非國教派與教友派教徒[13]以及&mdash&mdash最後但非最微末&mdash&mdash兩千年來的猶太人，也無非是如此。
然而我們在德國的天主教徒身上卻看不到一丁點這樣的作用，或者至少沒什麼顯著的事實，即使是在過去被迫害或僅隻被寬容的時代裡，不管是在荷蘭或在英國，他們也和基督新教徒相反，并沒有顯現出什麼特别突出的經濟發展。
實情反倒是這樣的：基督新教徒（尤其是後面特别要加以詳究的某些教派），不管是作為支配者階層也好，作為被支配者階層也罷，也不論是作為多數者或是作為少數者，在在展現出一種走向經濟理性主義的特殊傾向，而在天主教徒身上，無論他們是身處這樣的或那樣的地位，過去跟現在都看不到同樣的傾向[14]。
因此，生活态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必須從宗教信仰的恒久的内在特質當中來尋求，而不是單隻求之于其一時所處的外在曆史&mdash政治情況[15]。
重要的是，首先我們或許應該研究一下，宗教信仰的種種特性裡到底是或曾經是哪些要素導緻了前述的那種态度傾向，并且部分而言至今仍在發揮作用。
從表面的觀察且從某些近代的印象出發，人們可能會試圖為以上的對立做如此的定式化：天主教較強烈的&ldquo超塵出世&rdquo（Weltfremdheit）、其最高理想所顯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導緻其信奉者對于此世财貨不大感興趣。
此種推論事實上也相應于現今普受歡迎的對于兩個宗派的評判模式。
基督新教這一方利用此一觀點來批判天主教生活樣式的（真實的或所謂的）禁欲理想，而天主教那一方的響應則是指責&ldquo唯物主義&rdquo乃是由基督新教所帶來的整個生活内容的世俗化所造成的結果。
有個當代學者相信，兩派對于營利生活的态度所顯示的對比，應做如此的定式化：&ldquo天主教徒&hellip&hellip較為平靜，較少營利欲；比起危險、刺激但可能帶來榮耀與财富的生活來，他們偏好盡可能的安定生活，即使收入少一點。
俗諺谑雲：要不吃得好，要不就睡得穩。
在眼前這個事例上，基督新教徒偏愛吃好，天主教徒甯願睡穩。
&rdquo[16]事實上，在德國當代對教會較不關懷的基督新教徒裡，以&ldquo想要吃得好&rdquo來描述其生活動機，盡管未必盡然，但至少部分而言是正确的刻畫。
然而，事情在過去可就大不相同：英國、荷蘭與美國的清教徒如衆所周知，正是以&ldquo俗世享樂&rdquo的正對反面為其别具一格的特色；而且誠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這個正對反面對我們而言正是其最重要的一個性格特色。
不隻如此，例如法國的基督新教長久以來即具有被烙印在各地的加爾文教會，尤其是烙印在信仰鬥争時代的&ldquo十字架下&rdquo者身上的性格特色，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保有此種特色。
雖然如此（或者，如我們後頭還得提問的，或許正因為如此？），衆所周知，新教教派乃是法國工業與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擔綱者之一，而且在幸免迫害的小規模範圍裡至今仍是如此。
如果生活樣式裡的這種嚴謹與強烈無比的宗教關懷可以稱之為&ldquo超塵出世&rdquo，那麼，法國的加爾文教徒不論過去與現在至少都像諸如北德的天主教徒一般的超塵出世，後者對天主教的切心投入無疑已達世上無一民族可與比拟的程度。
二者以同樣的方式各自與國内占支配地位的宗派分道揚镳：法國的天主教，在下階層裡是極度生活享樂，其上階層則是徑直敵視宗教，而德國的基督新教如今欣欣然融入俗世的營利生活裡，其上階層則是異常宗教漠然[17]。
再沒有什麼比這種比較更清楚地顯示出，以如此混沌暧昧的觀念，諸如天主教（所謂的！）&ldquo超塵出世&rdquo、基督新教（所謂的！）唯物主義的&ldquo俗世享樂&rdquo以及諸如此類的許多觀念，在此根本解決不了什麼問題，而且既不符現今情況，至少更不切合既往的過去。
然而，如果硬是要利用這樣的觀念來進行讨論，那麼，除了上面的說明之外，還有其他一些現象自然而然會引發如此的想法：一方是超塵出世、禁欲與宗教虔信，另一方是資本主義營利生活的參與，二者的整個對立難道不是反而有着一種内在的親和性（Verwandtschaft）？ 事實上，從非常表面的關鍵契機出發，已經清楚顯露出，基督教虔信的最深沉内在形式的代表者裡，出身于商人圈子的數目有多麼大。
特别是，虔敬派[18]的最熱切的信奉者裡不可勝數地是來自此一出身。
人們或許可以設想，這是内在不适應商人職業的天性對于&ldquo拜金主義&rdquo[19]的一種反動，而且确實如聖方濟[20]及其他許多虔敬派教徒那樣，改宗者本身往往如此主觀表述其&ldquo皈依&rdquo的始末。
同樣的，一個顯然常見的現象，亦即有那麼多大規模資本主義的企業家&mdash&mdash直到羅德茲[21]為止&mdash&mdash是來自教士家庭，或許也可以被試圖解釋成對于青少年時期的禁欲教育的一種反動。
然而這樣的解釋方式碰到以下情況可就不靈光了，亦即：當練達的資本主義企業精神，與貫穿并規制整體生活的虔信的無比強烈形式，同時着落在同一個人與群體的身上時。
并且，這并非零星個案，而是在曆史上占有重要角色的基督新教教會與教派的整個集團獨樹一格的特征。
特别是加爾文派，舉凡其登場現身之處[22]，便顯示出這種結合。
在宗教改革的擴張時期裡，加爾文派（如同其他任何新教教派）很少在任一地區與某一特定的階級相結合，然而特色獨具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ldquo典型的&rdquo是，法國的胡格諾派教會裡的改宗者當中，修道僧與實業者（商人、工匠）卻特别為數甚夥，尤其是在迫害的年代裡[23]。
西班牙人早就知道，&ldquo異端&rdquo（dieKetzerei，指尼德蘭的加爾文教派）&ldquo提振了商業精神&rdquo，而佩蒂爵士[24]在其有關尼德蘭資本主義興隆的原因探讨裡，便得出與此完全一緻的見解。
戈泰因[25]指稱加爾文教派的分布地為&ldquo資本主義經濟的溫床&rdquo[26]，實有其道理。
于此，我們當然也可以說，這些分布地大多發源于法國與荷蘭的經濟文化，而這兩國經濟文化的優越性才是上述狀态的關鍵所在，或者說這也是因為流放的重大影響以及與傳統生活關系撕裂所緻[27]。
然而，在法國本身，如同我們從柯爾伯特的奮鬥當中所得知的[28]，即使是在十七世紀，事情還是如出一轍。
奧地利&mdash&mdash不消說其他國家&mdash&mdash便時而直接引進新教的制造業者。
隻不過，并不是所有的新教教派好像都一起在這個方向上發揮同樣強大的作用。
加爾文教派在德國似乎也強力發揮了此種作用；比如&ldquo改革派&rdquo這一宗[29]，在烏伯塔[30]，如同在其他地方，相較于其他宗派，似乎更加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
例如比起路德教派[31]，不論就大體而言或就各地情況來說，特别是在烏伯塔，此派的推進作用俨然可證[32]。
至于蘇格蘭，巴克爾和英國詩人特别是濟慈[33]都強調了此種關系[34]。
更加醒目顯著而隻消稍加提示一下就行的是，在新教諸派裡，其&ldquo超塵出世&rdquo如同其财富在在為人所稱道的那些教派，特别是教友派與門諾派[35]，無不是宗教的生活規制與事業精神的最強盛發展兩相結合在一起。
前者在英國與北美所扮演的，正是後者在尼德蘭與德國所扮演的角色。
在東普魯士，盡管門諾派教徒絕對拒絕服兵役，但由于他們是工業不可或缺的擔綱者，腓特烈·威廉一世[36]也隻得聽任了事，這隻不過是許許多多衆人皆知、足以見證此種勢态的事實之一，隻是有鑒于這個君王的性格，這應該是最強而有力的一個事證。
最後，在虔敬派信徒身上，同樣可以看到強固堅定的信仰與同等強盛發展的事業精神與成果的兩相結合，這也是無人不知的[37]&mdash&mdash光是想到萊茵河地區和卡爾夫[38]一地的情形便已足夠。
因此，在這僅止于大體初步的描述裡，無需再堆砌更多的事例。
因為，這少數幾個例證已經全都顯示出一件事：&ldquo勞動的精神&rdquo、&ldquo進步的精神&rdquo，或人們傾向于歸諸新教所提振起來的精神，并不能被理解成現今通常所說的&ldquo俗世享樂&rdquo或&ldquo啟蒙主義&rdquo之類的意義。
路德、加爾文、諾克斯與沃特[39]的早期基督新教，與我們現在所說的&ldquo進步&rdquo實在沒什麼關系。
現今連最極端的宗教家都不想加以拒絕的現代生活的整體層面，是昔日的基督新教所正面敵視的。
因此，如果說昔日的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表征與近代資本主義文化之間有某種内在親和性存在的話，那麼我們好說歹說也不能試圖由其（所謂的）多多少少唯物主義的或當然是反禁欲的&ldquo俗世享樂&rdquo當中去尋求，而毋甯應從其純粹宗教的特性當中去尋求。
孟德斯鸠[40]提及英國人時（《法意》20：7），說他們&ldquo在三件重要事情上遠比世上其他民族都要來得先進，那就是信仰、商業與自由&rdquo。
那麼，他們在營利領域上的優越性&mdash&mdash連同（屬于另一關聯層面的）他們對自由政治體制的運作特質&mdash&mdash會不會是和孟德斯鸠所稱許他們的那種虔信程度有所關聯呢？ 當我們如此提出問題時，一連串可能的關聯，盡管隐約蒙，立刻浮現在我們眼前。
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盡可能清楚地把這些飄浮在眼前的模糊關聯扒梳條理出來，盡管所有的曆史現象裡無不隐沒着如此淘之不盡的形形色色。
為此，我們必須跳脫開至此一直運用的含糊不清的一般概念，并且緻力于深入探究曆史上出現的基督教各門各派裡的那些偉大的宗教思想世界的固有特征與相互間的歧異。
不過，在此之前，還有必要對一些事加以說明：首先，是關于我們試圖做出曆史解釋的對象有何特性？其次，是關于什麼意念使得我們在這個研究範圍内得以做出此種解釋？ *** 注釋 [1]參照例如Schell,DerKatholizismusalsPrinziPdesFortschrittes（Würzburg,1897）,S.31v.Hertling,DasPrinziPdesKatholizismusunddieWissenschaft（Freiburg,1899）,S.58。
[2]我的一個學生仔細研究了關于這方面，也就是巴登的信仰統計，截至目前最為詳盡的統計資料。
參見MartinOffenbacher,&ldquoKonfessionundsozialeSchichtung,&rdquoEineStudieüberdiewirtschaftlicheLagederKatholikenundProtestanteninBaden（TübingenundLeipzig,1901）,VolkswirtschaftlichenAbhandlungenderbadischenHochschulen,Bd.IV,Heft5。
以下叙述所征引的事實與數字，全都出自此一論文。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詳見附錄6。
&mdash&mdash譯注 [3]例如1895年巴登地區成為資本收益稅課稅對象的資本額： 每一千名基督新教徒 954060 馬克每一千名天主教教徒 589000馬克 猶太人則是每千人超過四百萬馬克，自然遙遙領先居于首位。
數字根據歐芬巴哈（Offenbacher），前引論文頁21。
[4]關于這點，參照歐芬巴哈前引論文的整體說明。
[5]關于這點同樣參照歐芬巴哈前引論文最初兩章的更進一步詳述。
[6]加爾文（JohnCalvin，1509&mdash1564），法國新教神學家，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人物。
加爾文教派（Calvinism），詳見附錄6。
&mdash&mdash譯注 [7]卡萊爾（ThomasCarlyle，1795&mdash1881），十九世紀英國曆史學家和散文作家。
卡萊爾在《英雄崇拜》一書裡特别為馬丁·路德與諾克斯留下一章《作為教士的英雄》。
詳見附錄13。
&mdash&mdash譯注 [8]1895年巴登的人口中，基督新教徒占37.0%，天主教徒占61.3%，猶太人占1.5%。
1885&mdash1891年小學以上、不屬于義務教育的學校學生，在信仰類别上分布如下（歐芬巴哈，頁16）： 在普魯士、巴伐利亞、烏騰堡（Württemberg）、阿爾薩斯&mdash洛林（Reichslanden）與匈牙利等地也出現完全相同的現象（參見歐芬巴哈，頁18f.）。
[9]參見前注數據，據此，天主教徒就讀各中等學校的學生百分比，比起天主教徒在總人口中的百分比，低了三分之一，隻有在高等學校（主要是為神學研究做準備）的學生百分比上，比平均高了數個百分點。
與後文所述相關聯的，我們要特别指出，關于基督新教徒在各中等學校占較高比率的這種典型的現象，在匈牙利的改革派那兒更形顯著（歐芬巴哈，前引論文頁19末尾批注）。
[10]參見歐芬巴哈，前引論文頁54所舉例證及論文末尾諸表。
[11]佩蒂爵士（Petty）的作品裡描述得特别好的片段，下面将一再引用。
[12]加利西亞（Galizien），東歐的一個地區，詳見附錄18。
&mdash&mdash譯注 [13]胡格諾派（Huguenot）、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與教友派（SocietyofFriends），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出現的教派。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14]佩蒂所舉關于愛爾蘭的例證，其中道理很簡單，因為在那兒，基督新教徒階層隻不過是不在地的地主罷了。
若認為還有什麼多過于此的意味，那麼就像&ldquo蘇格蘭裔愛爾蘭人&rdquo的地位所顯示的，将會是（如衆所知的）謬誤。
資本主義與基督新教之間的典型關系，存在于愛爾蘭如同其存在于其他各處（關于愛爾蘭的&ldquo蘇格蘭裔愛爾蘭人&rdquo，參見C.A.Hanna,TheScotch-Irish,twovols,Putnam,NewYork）。
[15]這當然并不否定，後者也會産生極為重要的結果，并且特别是與以下事實并不矛盾：如同後文所說的，許多基督新教教派是規模小并因此為同構型的少數集團，這點對其整體生活氛圍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時也對其參與經濟生活的方式有反作用的意義，就像例如居住在日内瓦與新英格蘭之外的嚴格的加爾文教徒，無論何處都顯示出來的特色那樣，即使是在取得政治支配地位之處。
世上所有宗教的亡命者，譬如從印度、阿拉伯、中國、叙利亞、腓尼基、希臘、倫巴底和&ldquocawerzische&rdquo等地流亡到其他地方，并成為高度發達國家的商人訓練的擔綱者，不啻是個普遍的現象，但與我們的問題一概無涉。
（布倫塔諾在其經常被引用的、關于《近代資本主義之萌芽》一文裡，即以其自身的家族來說明。
不過，外地出身的金融業者，作為優秀的商業經驗與貿易關系的擔綱者，存在于所有時代的任何地方。
他們絕非近代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并且，如後文所述，遭到基督新教徒待以倫理上不信任的眼光。
迥異于此的，從羅卡諾［Locarno］搬遷到蘇黎世的基督新教家族，如Muralt、Pestalozzi等，很快就成為蘇黎世一地近代特有的、資本主義的［産業的］發展的擔綱者。
） [16]歐芬巴哈，前引論文頁68。
[17]對于德國與法國境内種種信仰的特色、其間的對立差異與阿爾薩斯（Alsace）的民族鬥争裡的其他文化要素之間的錯綜複雜情形，維奇的論文有非常細緻的考察：W.Wittich,&ldquoDeutscheundfranzösischeKulturimElsaß,&rdquoIllustrierteElsässischeRundschau,1900（也以别冊出版）。
[18]虔敬派（Pietism），歐洲宗教改革後出現的教派。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19]拜金主義（Mammonism），源自瑪門（Mammon，貪婪），基督教所謂的七大罪之一，其實也就是财神，從希臘文Mamonas而來。
耶稣說過：&ldquo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
&rdquo（《聖經·馬太福音》6：24）&mdash&mdash譯注 [20]聖方濟（St.FrancisofAssisi，1181&mdash1226），天主教方濟會創始人。
詳見附錄12。
&mdash&mdash譯注 [21]羅德茲（CecilRhodes，1853&mdash1902），英國殖民者，南非金融家和政治人物。
詳見附錄15。
&mdash&mdash譯注 [22]這時，指的當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在當地畢竟還存在的情況下。
[23]關于這點，參見例如DupindeSt.André,&ldquoL'ancienneégliseréforméedeTours.Lesmembersdel&rsquoéglise,&rdquoBull.delasoc.del'hist.duProtest.,4,p.10。
對此，人們也很可以&mdash&mdash特别是天主教徒的論者更易于抱此種見解&mdash&mdash認為，從修道院甚或一切宗教的規制裡解放出來的欲求，是主要的動機所在。
然而，不隻當時的反對派人士（包括拉伯雷）不同意此種看法，就連胡格諾派的第一次全國會議裡（例如L.Synode,C.partric.,qu.10beiAymon,Synod.Nat.,p.10）關于金融業者是否可以擔任教會長老的良心問題，也顯示這點；而且，盡管加爾文無疑持肯定的立場，全國會議裡由于心懷不安的會衆成員不斷提出質疑，因而對是否準許收取利息的問題一再反複讨論的事實，一方面顯示出，在他們之中關心此一問題的人實在很多，但同時也顯示出，希望能撇開忏悔義務而徑行&ldquo高利貸之惡&rdquo（usurariapravitas）的願望，并不是什麼關鍵重點（在荷蘭，參見下文，情形也是一樣。
讓我們就此聲明，教會法的取息禁令，在本研究中一概不扮演任何角色）。
[24]佩蒂爵士（SirWilliamPetty，1623&mdash1687），英國政治經濟學家、統計學家。
詳見附錄13。
&mdash&mdash譯注 [25]Gothein,WirtschaftsgeschichtedesSchwarzwaldes,I,S.67. 戈泰因（EberhardGothein），曾任教海德堡大學，韋伯同事。
&mdash&mdash譯注 [26]關于這點，參見桑巴特的簡短注記：DermoderneKapitalismus,I.Aufl.,S.300。
可惜，由于受到凱勒的影響，桑巴特後來在其大作裡（DerBourgeois,Müchen,1913），在我看來關于這點是此作最無力的部分，捍衛了一個完全錯誤的&ldquo命題&rdquo，我們将适時再論及。
參見F.Keller,UnternehmungundMehrwert,SchriftenderGörres-Gesellschaft,12Heft.，此作盡管有許多不錯的記述（但在這點上卻也了無新意），仍然未及天主教近代護教者著作的水平。
[27]因為，再清楚不過的是，光是離鄉背井的這個事實，便屬于勞動強化的一個最有力的手段（參照第一部第一卷第一章注[15]）。
同樣是波蘭的少女，在家鄉時，無論怎樣有利的賺錢機會也提振不了她們傳統主義的惰性，然而當她們到了像薩克森這種陌生的地方工作賺錢時，卻好像完全變了個人，經得起無止境的剝削利用。
意大利的出外勞動者也顯現出完全相同的現象。
此時，決定性關鍵絕不僅僅是由于移入較高的&ldquo文化環境&rdquo而受到教育影響&mdash&mdash當然這也是個有力的因素；因為當工作的性質，譬如從事農業，與在故鄉時完全沒有兩樣，甚或被安置在外來勞工營裡等，一時要忍受在家鄉時根本不會忍受的較低下生活水平時，還是出現相同的現象。
光是在一個迥異于熟悉之地的不同環境下勞動的這個事實，便足以打破傳統主義，并産生&ldquo教育的&rdquo效果。
美國的經濟發展是多麼地仰賴于這樣的作用，幾乎是不用加以分說的。
若溯及古代，巴比倫俘囚對于猶太人而言也具有完全相同意義，可以說，該加以大書特書的，其他例如瑣羅亞斯德教徒的情形也是一樣的。
不過，對基督新教徒而言，正如清教的新英格蘭殖民地的經濟特色，對照于天主教的馬裡蘭、聖公會的南部地方、諸教派混合的羅得島，相互間不容否認的差異所顯示的，各自的宗教特性所産生的影響，極為明顯地扮演了作為獨立因素的角色，就好比耆那教徒在印度的情形。
巴比倫俘囚，前六世紀猶太人被俘虜到巴比倫一事。
詳見附錄16。
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前六世紀波斯宗教改革家和瑣羅亞斯德教創始人。
其教徒曾因受迫害逃往印度，被稱為帕西（Parsi）。
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史籍稱為祆教。
&mdash&mdash譯注 [28]】柯爾伯特（Jean-BaptisteColbert，1619&mdash1683），法國政治人物，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
詳見附錄14。
&mdash&mdash譯注 [29]如衆所知，改革派的信仰，無論采取何種形态，大半或多或少是溫和化的加爾文派或茲文利派。
改革派（Reformedchurch），指歐陸加爾文派各教會。
詳見附錄7。
茲文利（HuldrychZwingli，1484&mdash1531），瑞士神學家，近代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肇始者之一，加爾文的先行者。
&mdash&mdash譯注 [30]烏伯塔（Wuppertal），德
不隻是在信仰宗派之别與國籍之别相一緻之處，也就是與文化發展程度相一緻之處，就像德國東部地區的德國人與波蘭人之間那樣，而是幾乎舉凡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于其興盛時期裡大展手腳、按其需求而緻使人口在社會上産生階層分化而職業上産生結構分化之處&mdash&mdash而且情況越是如此，就越是明顯地&mdash&mdash在宗教派别的統計數字上顯現出這種現象來。
誠然，在近代大型工商企業裡，基督新教教徒在資本擁有[3]、經營領導與高階勞動上的相對優勢人數[4]，亦即相對于新教徒占整體人口的百分比來，他們在此等事務上的超高比率，部分而言要回溯到曆史的成因上[5]，而且可以推溯到遠遠的過去，在其中，屬于何種宗派似乎并不是經濟現象的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倒可說是其結果。
要從事上述這些經濟職能，部分是以資本擁有、部分是以所費不赀的教育為必要條件，多半是要兩者兼備，而現今則非得是遺産繼承者或是某種程度的富裕人士不可。
昔日帝國的許許多多極為富裕的、受惠于自然與交通且經濟上最為發達的地區，特别是大多數的富裕城市，在十六世紀時皈依了基督新教，而此事的後作用力如今仍使基督新教徒在經濟的生存鬥争裡受惠不已。
那麼，如此一來就形成了一個曆史問題：經濟上最為發展的地區為何會對宗教革命具有如此強烈的傾向？答案絕非如我們一開始所想的那麼簡單。
誠然，自經濟的傳統主義裡解放出來似乎是個重要的契機，此一契機必然強烈支持了懷疑宗教傳統與全面反抗傳統權威的傾向。
然而，其中必須要考慮的一點，也是如今往往被忘懷的一點是：宗教改革的意義并不在于消除教會對于生活的支配，而毋甯在于以另一種形式來取代原來的支配形式。
的确，舊有的是一種極為松弛的、實際上當時幾乎讓人感受不到的、在很多情況下不過是形式上的支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人們所能想見的最為廣泛的程度、深入到家庭生活與公開生活的所有領域裡、對于整體生活樣式無休止地苛責與嚴陣以待的規律。
天主教教會的支配&mdash&mdash&ldquo懲罰異端，但寬容罪人&rdquo，以往如此更甚于今&mdash&mdash如今仍為呈現徹底近代經濟面貌的民衆所服膺，如同十五世紀末世上所知最為富裕、經濟上最為發展的地區的人們之服膺于它那樣。
加爾文教派的支配[6]，如其于十六世紀施行于日内瓦與蘇格蘭，十六七世紀之交施行于尼德蘭大部分地區，十七世紀施行于新英格蘭以及一度于英國本身，對我們而言，是教會所能施加于個人的統制裡最令人無法忍受的一種形式。
當時舊有的城市貴族的廣大階層，不管是在日内瓦或荷蘭或英國，感受正是如此。
出現在經濟最發達地區的宗教改革者所加以非難的，并不是教會對于生活的宗教支配太多，而是太少。
到底為什麼，當時正是這些經濟發展最先進的國度，而且，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在這些國度裡正是當時經濟上崛起的&ldquo市民的&rdquo中産階級，會忍受那種史無前例的清教的專制暴政（puritanischeTyrannei）？不隻如此，還為了要替其辯護而發展出一種英雄主義？就這樣一個市民的階級而言，英雄主義還真是空前絕後聞所未聞的，就像卡萊爾不無道理所說的，這是&ldquo我們最後的英雄主義&rdquo[7]。
然而，進一步來看，重要的是：或許如我們所說，在近代經濟裡，基督新教徒于資本擁有與領導地位上占了較重的分量一事，如今部分而言必須理解為這不過是他們在曆史傳襲上平均較有利的财産條件的結果，但另一方面，種種現象顯示，因果關系無疑并非如此。
在這些現象裡，稍舉幾例便可明白：首先，不管是在巴登、巴伐利亞或匈牙利，一般确實可見的是，天主教徒的父母通常給予其子女的高等教育的種類與新教教徒的父母所給予的大異其趣。
天主教徒在&ldquo較高的&rdquo教育機構的學生與畢業生裡的百分比，整體而言遠遠落後于天主教徒在人口裡所占的比率[8]，此事在很大的程度上或可歸因于上述遺産繼承的差别上。
不過，在天主教徒的畢業生當中，從近代的，特别是為了技術研習與工商職業做準備且一般而言為了迎合市民的營利生活之故所設的特定的學校&mdash&mdash諸如實業高中、實業中學、高等小學&mdash&mdash畢業的百分比，同樣也明顯遠遠落後于新教徒[9]，然而提供人文高教的預備教育卻是他們所偏好的。
此一現象是上述方法所無以解釋的，而相反，此一現象本身卻必然足以說明天主教徒較少從事資本主義營利的緣故。
不過，更加引人注目的一個事實，有助于我們了解為何天主教徒較少參與近代大工業的熟練勞工階層。
工廠大幅度地從手工業的子弟那兒補充其熟練的勞動力，也就是讓手工業為其準備勞動力，并在準備完成之後将之交付給企業，而此一衆所周知的現象在基督新教徒的雇工身上遠比在天主教徒雇工那兒本質上強烈許多。
換言之，天主教徒的雇工顯示出一直留守在手工業裡的強烈意願，所以比較多成為工匠師傅，而基督新教徒則相對較多流入工廠，為的是在這兒占有熟練勞工層與工業經理層的高階位置[10]。
在這些事情上，因果關系無疑是這樣的：得自教育的精神特性，以及特别是此處經由故鄉與雙親家庭的宗教氣氛所制約的教育方向，決定了職業的選擇與往後的職業命運。
在德國，天主教徒較少參與近代營利生活一事之所以如此突出，正是因為這與自古以來[11]且于今仍是的那種經驗背道而馳。
民族上或宗教上的少數者，作為&ldquo被支配者&rdquo而與作為&ldquo支配者&rdquo的另一個集團處于對立的情況下，由于其自願或非自願的被排除于政治上的有力地位之外，通常特别強力地被驅往營利生活的軌道上，而他們當中最具天賦的成員，由于在政治活動的舞台上毫無用武之地，故而試圖在這方面滿足其名利心。
在俄國與東普魯士踏向經濟繁榮發展的波蘭人，很明顯便是如此&mdash&mdash情形與他們作為支配者的加利西亞[12]地方相反&mdash&mdash還有在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的休格諾教徒、英國的非國教派與教友派教徒[13]以及&mdash&mdash最後但非最微末&mdash&mdash兩千年來的猶太人，也無非是如此。
然而我們在德國的天主教徒身上卻看不到一丁點這樣的作用，或者至少沒什麼顯著的事實，即使是在過去被迫害或僅隻被寬容的時代裡，不管是在荷蘭或在英國，他們也和基督新教徒相反，并沒有顯現出什麼特别突出的經濟發展。
實情反倒是這樣的：基督新教徒（尤其是後面特别要加以詳究的某些教派），不管是作為支配者階層也好，作為被支配者階層也罷，也不論是作為多數者或是作為少數者，在在展現出一種走向經濟理性主義的特殊傾向，而在天主教徒身上，無論他們是身處這樣的或那樣的地位，過去跟現在都看不到同樣的傾向[14]。
因此，生活态度之所以不同，主要必須從宗教信仰的恒久的内在特質當中來尋求，而不是單隻求之于其一時所處的外在曆史&mdash政治情況[15]。
重要的是，首先我們或許應該研究一下，宗教信仰的種種特性裡到底是或曾經是哪些要素導緻了前述的那種态度傾向，并且部分而言至今仍在發揮作用。
從表面的觀察且從某些近代的印象出發，人們可能會試圖為以上的對立做如此的定式化：天主教較強烈的&ldquo超塵出世&rdquo（Weltfremdheit）、其最高理想所顯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導緻其信奉者對于此世财貨不大感興趣。
此種推論事實上也相應于現今普受歡迎的對于兩個宗派的評判模式。
基督新教這一方利用此一觀點來批判天主教生活樣式的（真實的或所謂的）禁欲理想，而天主教那一方的響應則是指責&ldquo唯物主義&rdquo乃是由基督新教所帶來的整個生活内容的世俗化所造成的結果。
有個當代學者相信，兩派對于營利生活的态度所顯示的對比，應做如此的定式化：&ldquo天主教徒&hellip&hellip較為平靜，較少營利欲；比起危險、刺激但可能帶來榮耀與财富的生活來，他們偏好盡可能的安定生活，即使收入少一點。
俗諺谑雲：要不吃得好，要不就睡得穩。
在眼前這個事例上，基督新教徒偏愛吃好，天主教徒甯願睡穩。
&rdquo[16]事實上，在德國當代對教會較不關懷的基督新教徒裡，以&ldquo想要吃得好&rdquo來描述其生活動機，盡管未必盡然，但至少部分而言是正确的刻畫。
然而，事情在過去可就大不相同：英國、荷蘭與美國的清教徒如衆所周知，正是以&ldquo俗世享樂&rdquo的正對反面為其别具一格的特色；而且誠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這個正對反面對我們而言正是其最重要的一個性格特色。
不隻如此，例如法國的基督新教長久以來即具有被烙印在各地的加爾文教會，尤其是烙印在信仰鬥争時代的&ldquo十字架下&rdquo者身上的性格特色，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至今仍保有此種特色。
雖然如此（或者，如我們後頭還得提問的，或許正因為如此？），衆所周知，新教教派乃是法國工業與資本主義發展最重要的擔綱者之一，而且在幸免迫害的小規模範圍裡至今仍是如此。
如果生活樣式裡的這種嚴謹與強烈無比的宗教關懷可以稱之為&ldquo超塵出世&rdquo，那麼，法國的加爾文教徒不論過去與現在至少都像諸如北德的天主教徒一般的超塵出世，後者對天主教的切心投入無疑已達世上無一民族可與比拟的程度。
二者以同樣的方式各自與國内占支配地位的宗派分道揚镳：法國的天主教，在下階層裡是極度生活享樂，其上階層則是徑直敵視宗教，而德國的基督新教如今欣欣然融入俗世的營利生活裡，其上階層則是異常宗教漠然[17]。
再沒有什麼比這種比較更清楚地顯示出，以如此混沌暧昧的觀念，諸如天主教（所謂的！）&ldquo超塵出世&rdquo、基督新教（所謂的！）唯物主義的&ldquo俗世享樂&rdquo以及諸如此類的許多觀念，在此根本解決不了什麼問題，而且既不符現今情況，至少更不切合既往的過去。
然而，如果硬是要利用這樣的觀念來進行讨論，那麼，除了上面的說明之外，還有其他一些現象自然而然會引發如此的想法：一方是超塵出世、禁欲與宗教虔信，另一方是資本主義營利生活的參與，二者的整個對立難道不是反而有着一種内在的親和性（Verwandtschaft）？ 事實上，從非常表面的關鍵契機出發，已經清楚顯露出，基督教虔信的最深沉内在形式的代表者裡，出身于商人圈子的數目有多麼大。
特别是，虔敬派[18]的最熱切的信奉者裡不可勝數地是來自此一出身。
人們或許可以設想，這是内在不适應商人職業的天性對于&ldquo拜金主義&rdquo[19]的一種反動，而且确實如聖方濟[20]及其他許多虔敬派教徒那樣，改宗者本身往往如此主觀表述其&ldquo皈依&rdquo的始末。
同樣的，一個顯然常見的現象，亦即有那麼多大規模資本主義的企業家&mdash&mdash直到羅德茲[21]為止&mdash&mdash是來自教士家庭，或許也可以被試圖解釋成對于青少年時期的禁欲教育的一種反動。
然而這樣的解釋方式碰到以下情況可就不靈光了，亦即：當練達的資本主義企業精神，與貫穿并規制整體生活的虔信的無比強烈形式，同時着落在同一個人與群體的身上時。
并且，這并非零星個案，而是在曆史上占有重要角色的基督新教教會與教派的整個集團獨樹一格的特征。
特别是加爾文派，舉凡其登場現身之處[22]，便顯示出這種結合。
在宗教改革的擴張時期裡，加爾文派（如同其他任何新教教派）很少在任一地區與某一特定的階級相結合，然而特色獨具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ldquo典型的&rdquo是，法國的胡格諾派教會裡的改宗者當中，修道僧與實業者（商人、工匠）卻特别為數甚夥，尤其是在迫害的年代裡[23]。
西班牙人早就知道，&ldquo異端&rdquo（dieKetzerei，指尼德蘭的加爾文教派）&ldquo提振了商業精神&rdquo，而佩蒂爵士[24]在其有關尼德蘭資本主義興隆的原因探讨裡，便得出與此完全一緻的見解。
戈泰因[25]指稱加爾文教派的分布地為&ldquo資本主義經濟的溫床&rdquo[26]，實有其道理。
于此，我們當然也可以說，這些分布地大多發源于法國與荷蘭的經濟文化，而這兩國經濟文化的優越性才是上述狀态的關鍵所在，或者說這也是因為流放的重大影響以及與傳統生活關系撕裂所緻[27]。
然而，在法國本身，如同我們從柯爾伯特的奮鬥當中所得知的[28]，即使是在十七世紀，事情還是如出一轍。
奧地利&mdash&mdash不消說其他國家&mdash&mdash便時而直接引進新教的制造業者。
隻不過，并不是所有的新教教派好像都一起在這個方向上發揮同樣強大的作用。
加爾文教派在德國似乎也強力發揮了此種作用；比如&ldquo改革派&rdquo這一宗[29]，在烏伯塔[30]，如同在其他地方，相較于其他宗派，似乎更加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
例如比起路德教派[31]，不論就大體而言或就各地情況來說，特别是在烏伯塔，此派的推進作用俨然可證[32]。
至于蘇格蘭，巴克爾和英國詩人特别是濟慈[33]都強調了此種關系[34]。
更加醒目顯著而隻消稍加提示一下就行的是，在新教諸派裡，其&ldquo超塵出世&rdquo如同其财富在在為人所稱道的那些教派，特别是教友派與門諾派[35]，無不是宗教的生活規制與事業精神的最強盛發展兩相結合在一起。
前者在英國與北美所扮演的，正是後者在尼德蘭與德國所扮演的角色。
在東普魯士，盡管門諾派教徒絕對拒絕服兵役，但由于他們是工業不可或缺的擔綱者，腓特烈·威廉一世[36]也隻得聽任了事，這隻不過是許許多多衆人皆知、足以見證此種勢态的事實之一，隻是有鑒于這個君王的性格，這應該是最強而有力的一個事證。
最後，在虔敬派信徒身上，同樣可以看到強固堅定的信仰與同等強盛發展的事業精神與成果的兩相結合，這也是無人不知的[37]&mdash&mdash光是想到萊茵河地區和卡爾夫[38]一地的情形便已足夠。
因此，在這僅止于大體初步的描述裡，無需再堆砌更多的事例。
因為，這少數幾個例證已經全都顯示出一件事：&ldquo勞動的精神&rdquo、&ldquo進步的精神&rdquo，或人們傾向于歸諸新教所提振起來的精神，并不能被理解成現今通常所說的&ldquo俗世享樂&rdquo或&ldquo啟蒙主義&rdquo之類的意義。
路德、加爾文、諾克斯與沃特[39]的早期基督新教，與我們現在所說的&ldquo進步&rdquo實在沒什麼關系。
現今連最極端的宗教家都不想加以拒絕的現代生活的整體層面，是昔日的基督新教所正面敵視的。
因此，如果說昔日的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表征與近代資本主義文化之間有某種内在親和性存在的話，那麼我們好說歹說也不能試圖由其（所謂的）多多少少唯物主義的或當然是反禁欲的&ldquo俗世享樂&rdquo當中去尋求，而毋甯應從其純粹宗教的特性當中去尋求。
孟德斯鸠[40]提及英國人時（《法意》20：7），說他們&ldquo在三件重要事情上遠比世上其他民族都要來得先進，那就是信仰、商業與自由&rdquo。
那麼，他們在營利領域上的優越性&mdash&mdash連同（屬于另一關聯層面的）他們對自由政治體制的運作特質&mdash&mdash會不會是和孟德斯鸠所稱許他們的那種虔信程度有所關聯呢？ 當我們如此提出問題時，一連串可能的關聯，盡管隐約蒙，立刻浮現在我們眼前。
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盡可能清楚地把這些飄浮在眼前的模糊關聯扒梳條理出來，盡管所有的曆史現象裡無不隐沒着如此淘之不盡的形形色色。
為此，我們必須跳脫開至此一直運用的含糊不清的一般概念，并且緻力于深入探究曆史上出現的基督教各門各派裡的那些偉大的宗教思想世界的固有特征與相互間的歧異。
不過，在此之前，還有必要對一些事加以說明：首先，是關于我們試圖做出曆史解釋的對象有何特性？其次，是關于什麼意念使得我們在這個研究範圍内得以做出此種解釋？ *** 注釋 [1]參照例如Schell,DerKatholizismusalsPrinziPdesFortschrittes（Würzburg,1897）,S.31v.Hertling,DasPrinziPdesKatholizismusunddieWissenschaft（Freiburg,1899）,S.58。
[2]我的一個學生仔細研究了關于這方面，也就是巴登的信仰統計，截至目前最為詳盡的統計資料。
參見MartinOffenbacher,&ldquoKonfessionundsozialeSchichtung,&rdquoEineStudieüberdiewirtschaftlicheLagederKatholikenundProtestanteninBaden（TübingenundLeipzig,1901）,VolkswirtschaftlichenAbhandlungenderbadischenHochschulen,Bd.IV,Heft5。
以下叙述所征引的事實與數字，全都出自此一論文。
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詳見附錄6。
&mdash&mdash譯注 [3]例如1895年巴登地區成為資本收益稅課稅對象的資本額： 每一千名基督新教徒 954060 馬克每一千名天主教教徒 589000馬克 猶太人則是每千人超過四百萬馬克，自然遙遙領先居于首位。
數字根據歐芬巴哈（Offenbacher），前引論文頁21。
[4]關于這點，參照歐芬巴哈前引論文的整體說明。
[5]關于這點同樣參照歐芬巴哈前引論文最初兩章的更進一步詳述。
[6]加爾文（JohnCalvin，1509&mdash1564），法國新教神學家，十六世紀歐洲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人物。
加爾文教派（Calvinism），詳見附錄6。
&mdash&mdash譯注 [7]卡萊爾（ThomasCarlyle，1795&mdash1881），十九世紀英國曆史學家和散文作家。
卡萊爾在《英雄崇拜》一書裡特别為馬丁·路德與諾克斯留下一章《作為教士的英雄》。
詳見附錄13。
&mdash&mdash譯注 [8]1895年巴登的人口中，基督新教徒占37.0%，天主教徒占61.3%，猶太人占1.5%。
1885&mdash1891年小學以上、不屬于義務教育的學校學生，在信仰類别上分布如下（歐芬巴哈，頁16）： 在普魯士、巴伐利亞、烏騰堡（Württemberg）、阿爾薩斯&mdash洛林（Reichslanden）與匈牙利等地也出現完全相同的現象（參見歐芬巴哈，頁18f.）。
[9]參見前注數據，據此，天主教徒就讀各中等學校的學生百分比，比起天主教徒在總人口中的百分比，低了三分之一，隻有在高等學校（主要是為神學研究做準備）的學生百分比上，比平均高了數個百分點。
與後文所述相關聯的，我們要特别指出，關于基督新教徒在各中等學校占較高比率的這種典型的現象，在匈牙利的改革派那兒更形顯著（歐芬巴哈，前引論文頁19末尾批注）。
[10]參見歐芬巴哈，前引論文頁54所舉例證及論文末尾諸表。
[11]佩蒂爵士（Petty）的作品裡描述得特别好的片段，下面将一再引用。
[12]加利西亞（Galizien），東歐的一個地區，詳見附錄18。
&mdash&mdash譯注 [13]胡格諾派（Huguenot）、非國教派（Nonconformist）與教友派（SocietyofFriends），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後出現的教派。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14]佩蒂所舉關于愛爾蘭的例證，其中道理很簡單，因為在那兒，基督新教徒階層隻不過是不在地的地主罷了。
若認為還有什麼多過于此的意味，那麼就像&ldquo蘇格蘭裔愛爾蘭人&rdquo的地位所顯示的，将會是（如衆所知的）謬誤。
資本主義與基督新教之間的典型關系，存在于愛爾蘭如同其存在于其他各處（關于愛爾蘭的&ldquo蘇格蘭裔愛爾蘭人&rdquo，參見C.A.Hanna,TheScotch-Irish,twovols,Putnam,NewYork）。
[15]這當然并不否定，後者也會産生極為重要的結果，并且特别是與以下事實并不矛盾：如同後文所說的，許多基督新教教派是規模小并因此為同構型的少數集團，這點對其整體生活氛圍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時也對其參與經濟生活的方式有反作用的意義，就像例如居住在日内瓦與新英格蘭之外的嚴格的加爾文教徒，無論何處都顯示出來的特色那樣，即使是在取得政治支配地位之處。
世上所有宗教的亡命者，譬如從印度、阿拉伯、中國、叙利亞、腓尼基、希臘、倫巴底和&ldquocawerzische&rdquo等地流亡到其他地方，并成為高度發達國家的商人訓練的擔綱者，不啻是個普遍的現象，但與我們的問題一概無涉。
（布倫塔諾在其經常被引用的、關于《近代資本主義之萌芽》一文裡，即以其自身的家族來說明。
不過，外地出身的金融業者，作為優秀的商業經驗與貿易關系的擔綱者，存在于所有時代的任何地方。
他們絕非近代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并且，如後文所述，遭到基督新教徒待以倫理上不信任的眼光。
迥異于此的，從羅卡諾［Locarno］搬遷到蘇黎世的基督新教家族，如Muralt、Pestalozzi等，很快就成為蘇黎世一地近代特有的、資本主義的［産業的］發展的擔綱者。
） [16]歐芬巴哈，前引論文頁68。
[17]對于德國與法國境内種種信仰的特色、其間的對立差異與阿爾薩斯（Alsace）的民族鬥争裡的其他文化要素之間的錯綜複雜情形，維奇的論文有非常細緻的考察：W.Wittich,&ldquoDeutscheundfranzösischeKulturimElsaß,&rdquoIllustrierteElsässischeRundschau,1900（也以别冊出版）。
[18]虔敬派（Pietism），歐洲宗教改革後出現的教派。
詳見附錄7。
&mdash&mdash譯注 [19]拜金主義（Mammonism），源自瑪門（Mammon，貪婪），基督教所謂的七大罪之一，其實也就是财神，從希臘文Mamonas而來。
耶稣說過：&ldquo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
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
&rdquo（《聖經·馬太福音》6：24）&mdash&mdash譯注 [20]聖方濟（St.FrancisofAssisi，1181&mdash1226），天主教方濟會創始人。
詳見附錄12。
&mdash&mdash譯注 [21]羅德茲（CecilRhodes，1853&mdash1902），英國殖民者，南非金融家和政治人物。
詳見附錄15。
&mdash&mdash譯注 [22]這時，指的當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在當地畢竟還存在的情況下。
[23]關于這點，參見例如DupindeSt.André,&ldquoL'ancienneégliseréforméedeTours.Lesmembersdel&rsquoéglise,&rdquoBull.delasoc.del'hist.duProtest.,4,p.10。
對此，人們也很可以&mdash&mdash特别是天主教徒的論者更易于抱此種見解&mdash&mdash認為，從修道院甚或一切宗教的規制裡解放出來的欲求，是主要的動機所在。
然而，不隻當時的反對派人士（包括拉伯雷）不同意此種看法，就連胡格諾派的第一次全國會議裡（例如L.Synode,C.partric.,qu.10beiAymon,Synod.Nat.,p.10）關于金融業者是否可以擔任教會長老的良心問題，也顯示這點；而且，盡管加爾文無疑持肯定的立場，全國會議裡由于心懷不安的會衆成員不斷提出質疑，因而對是否準許收取利息的問題一再反複讨論的事實，一方面顯示出，在他們之中關心此一問題的人實在很多，但同時也顯示出，希望能撇開忏悔義務而徑行&ldquo高利貸之惡&rdquo（usurariapravitas）的願望，并不是什麼關鍵重點（在荷蘭，參見下文，情形也是一樣。
讓我們就此聲明，教會法的取息禁令，在本研究中一概不扮演任何角色）。
[24]佩蒂爵士（SirWilliamPetty，1623&mdash1687），英國政治經濟學家、統計學家。
詳見附錄13。
&mdash&mdash譯注 [25]Gothein,WirtschaftsgeschichtedesSchwarzwaldes,I,S.67. 戈泰因（EberhardGothein），曾任教海德堡大學，韋伯同事。
&mdash&mdash譯注 [26]關于這點，參見桑巴特的簡短注記：DermoderneKapitalismus,I.Aufl.,S.300。
可惜，由于受到凱勒的影響，桑巴特後來在其大作裡（DerBourgeois,Müchen,1913），在我看來關于這點是此作最無力的部分，捍衛了一個完全錯誤的&ldquo命題&rdquo，我們将适時再論及。
參見F.Keller,UnternehmungundMehrwert,SchriftenderGörres-Gesellschaft,12Heft.，此作盡管有許多不錯的記述（但在這點上卻也了無新意），仍然未及天主教近代護教者著作的水平。
[27]因為，再清楚不過的是，光是離鄉背井的這個事實，便屬于勞動強化的一個最有力的手段（參照第一部第一卷第一章注[15]）。
同樣是波蘭的少女，在家鄉時，無論怎樣有利的賺錢機會也提振不了她們傳統主義的惰性，然而當她們到了像薩克森這種陌生的地方工作賺錢時，卻好像完全變了個人，經得起無止境的剝削利用。
意大利的出外勞動者也顯現出完全相同的現象。
此時，決定性關鍵絕不僅僅是由于移入較高的&ldquo文化環境&rdquo而受到教育影響&mdash&mdash當然這也是個有力的因素；因為當工作的性質，譬如從事農業，與在故鄉時完全沒有兩樣，甚或被安置在外來勞工營裡等，一時要忍受在家鄉時根本不會忍受的較低下生活水平時，還是出現相同的現象。
光是在一個迥異于熟悉之地的不同環境下勞動的這個事實，便足以打破傳統主義，并産生&ldquo教育的&rdquo效果。
美國的經濟發展是多麼地仰賴于這樣的作用，幾乎是不用加以分說的。
若溯及古代，巴比倫俘囚對于猶太人而言也具有完全相同意義，可以說，該加以大書特書的，其他例如瑣羅亞斯德教徒的情形也是一樣的。
不過，對基督新教徒而言，正如清教的新英格蘭殖民地的經濟特色，對照于天主教的馬裡蘭、聖公會的南部地方、諸教派混合的羅得島，相互間不容否認的差異所顯示的，各自的宗教特性所産生的影響，極為明顯地扮演了作為獨立因素的角色，就好比耆那教徒在印度的情形。
巴比倫俘囚，前六世紀猶太人被俘虜到巴比倫一事。
詳見附錄16。
瑣羅亞斯德（Zoroaster），前六世紀波斯宗教改革家和瑣羅亞斯德教創始人。
其教徒曾因受迫害逃往印度，被稱為帕西（Parsi）。
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史籍稱為祆教。
&mdash&mdash譯注 [28]】柯爾伯特（Jean-BaptisteColbert，1619&mdash1683），法國政治人物，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
詳見附錄14。
&mdash&mdash譯注 [29]如衆所知，改革派的信仰，無論采取何種形态，大半或多或少是溫和化的加爾文派或茲文利派。
改革派（Reformedchurch），指歐陸加爾文派各教會。
詳見附錄7。
茲文利（HuldrychZwingli，1484&mdash1531），瑞士神學家，近代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肇始者之一，加爾文的先行者。
&mdash&mdash譯注 [30]烏伯塔（Wuppertal），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