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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特征所在，那麼首先要問：哪個生活領域被理性化了？朝哪一個方向理性化？準此，首要任務是去認識西方的，尤其是近代西方的理性主義的獨有特質，并說明其起源。
鑒于經濟因素的基本重要性，任何作此說明的嘗試，皆必須尤其顧慮到經濟上的條件。
不過，因果關系的另一方面亦不該被忽略。
因為，經濟的理性主義的形成，不僅有賴于理性的技術與理性的法律，亦且（一般而言）也取決于人們采取某種實用&mdash理性的生活樣式（Lebensführung）的能力與性向。
一旦這種能力與性向為精神上的障礙所阻撓，則經濟上的理性的生活樣式亦将遭遇到嚴重的内在阻力。
在過去，在世界任何地區，人類生活樣式最重要的形成要素，究屬巫術與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對這些力量的信仰而來的倫理義務觀念。
這部論文集下面所收錄與補正的論文便是來讨論這些力量與觀念的。
最開頭的兩篇是較早的論文，試圖在一個重大要點上，探究上述問題裡多半是最難捕捉的側面，亦即特定的宗教信仰内容對于&ldquo經濟心态&rdquo，也就是對于某一經濟形式的&ldquo風格&rdquo（Ethos）的形成所具有的制約性，而且特别是以近代的經濟風格與禁欲基督新教的理性倫理之間的關聯為例來說明。
因此也隻是就因果關系的一個側面來追究。
後面關于&ldquo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rdquo的數篇論文，則是試圖綜觀世上最重要的文化宗教與其文化環境中的經濟及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并且有必要的話，找出必須進一步與西方的發展加以比較的問題點，以追索出因果關系的兩面。
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讓西方宗教的經濟倫理相異于其他經濟倫理的固有要素，多多少少獲得清楚的因果歸屬。
所以，這些論文并不是想要做廣泛的文化分析&mdash&mdash雖然時而不得不如此；毋甯反倒是故意要強調，種種文化領域裡無論過去或現在，那些與西方文化發展相對照的成分。
換言之，就是徹底着眼于呈現西方發展的景象時那些顯得重要的部分。
就此目的而言，其他取徑似乎是行不通的。
隻不過，為了避免誤解，我們在此必須明确強調此一目的的界限。
另一方面，至少對那些不谙此道者，我們也必須提出警告，可别誇大了本書這些文章的意義。
漢學家、印度學家、閃族學家與埃及學家，自然不會在這裡頭發現任何他們所不知的新事物。
我們所冀望的隻是：在事關本質重要性的關鍵點上，并沒有他們必須評斷為确實錯誤之事。
至于一個非專家到底是否有能耐至少盡量做到接近這樣的理想，則是作者所不知的。
任何人若隻能利用翻譯，并且關于碑文、文物與文獻等史料的利用與評價方式，隻能仰賴那些時常充滿争議而自己又無法對其價值獨立做出判斷的專家作品時，很明顯的，無論如何都隻能對自己的著作價值抱持着非常謙卑的态度。
再者，現存&ldquo史料&rdquo（亦即金石文字與古文書）的翻譯量，部分而言（特别是中國方面）比起殘存的重要史料的分量，可說是少之又少，那麼情形更是如此。
鑒于以上種種，下面這些論文無疑全都具有暫定的性格，特别是關于亞洲的部分[12]。
唯有專家才有權做最終的判斷。
隻是，可以想見，唯獨因為執此特殊目的、由此特殊觀點來論述的專家著作始終未曾出現，故而才有這些論文的書寫。
它們注定會被&ldquo超越&rdquo，就像所有的學術作品遲早會被超越一樣，隻是程度更大，意義也強烈得多。
這樣一種為了比較而跨入其他專門領域的作品盡管異常危險可疑，卻也無可避免；隻是，能夠成功的程度有多大，作者本身倒必須心存極為保留的結論。
現今的時尚與文藝熱潮認為，根本可棄專家于不顧，或者可将之貶為&ldquo直覺反應者&rdquo的下屬。
幾乎所有的學問都多多少少受惠于業餘人士，而且往往是相當有價值的觀點。
但是，若把業餘知識當作學術的原則，那麼學術就完了。
想要&ldquo直觀&rdquo的人，大可上電影院，而且，對這些人來說，即使是在目前這個問題領域上，現在也還有大量以文學的形式來表現的東西提供給他們[13]。
再沒有什麼比這種心态更加遠離意圖依據嚴密的經驗研究來做極其清醒論證陳述的了。
而且，容我再加一句，想要聽&ldquo布道&rdquo的人，大可去宗教聚會。
在此做比較處理的諸文化之間，存在着怎樣的價值關系，以下論文概不置一詞。
人類命運的曆程足以讓稍窺其一斑者震撼擊節不已，這倒是真的。
然而，他最好将他個人小小的感慨保留給自己，就像望見高山與大海時那樣；除非，他自知被召喚并賦予能力，去做藝術的呈現或先知的要求。
其他大半的情況下，長篇大論地講述&ldquo直覺&rdquo，其實隻不過是在隐瞞沒有與對象保持距離的缺失，這和對人欠缺清醒洞察的态度一樣，都是必須加以批判的。
若就民族志的研究在當今所占的地位而言，特别是想要對亞洲的宗教意識做出真正徹底的論述時，那些相關的研究當然是不可不加引用的佐證；然而，以下的論文為顧及其所追求的目的，幾乎不太加以利用，這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要說明的。
原因倒并不僅止于個人的工作精力有其限度，主要的緣故毋甯是，此處所必須處理的問題端在于，各地區的&ldquo文化擔綱者&rdquo階層的特定宗教倫理所觸及的各種關聯，因此或可容許我們這麼做。
的确，我們真正在意的是，這個階層的生活樣式所發揮的影響。
誠然，唯有将民族志&mdash民俗學的事實拿來作對比時，才能真正确實掌握那種影響的特質，這是一點也沒錯的。
因此，我們必須明白承認并且強調，在此有一缺陷，那是民族志研究者很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出指摘的。
我很希望能用有系統的宗教社會學研究成果來稍微填補一下這個缺陷[14]。
但這樣的企劃顯然将逾越目的有限的這番研究的界限。
是故，以下諸論文必須滿足于如此企圖，亦即盡可能揭露出與我們西方的諸文化宗教相對照的比較點。
最後，也應該考慮到問題的人類學層面。
當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特定種類的理性化&mdash&mdash甚至在各個相互間（看似）獨自發展的生活樣式領域裡&mdash&mdash在西方，而且唯獨在西方發展出來；那麼，自然而然會有這樣的設想：其中的決定性關鍵是在遺傳的素質。
作者本身倒不吝予承認，在個人主觀見解上，贊成生物學的遺傳素質具有重大的意義。
隻是，盡管人類學的研究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但眼下我卻看不到任何方法足以正确掌握，甚或隻是大緻推斷出，遺傳素質在何種程度上，尤其是以何種方式、什麼連接點，對我們此處所探讨的發展産生影響。
社會學與史學的課題之一（應該）就在于，首先盡可能揭露出，借由對命運與環境的反應，便能得到充分解說的一切影響與因果鎖鍊。
達到這點，并且當比較人種神經學與比較人種心理學長足進展到遠超過其于現今，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前途無量的初步階段時，我們或許才能期望，甚
鑒于經濟因素的基本重要性，任何作此說明的嘗試，皆必須尤其顧慮到經濟上的條件。
不過，因果關系的另一方面亦不該被忽略。
因為，經濟的理性主義的形成，不僅有賴于理性的技術與理性的法律，亦且（一般而言）也取決于人們采取某種實用&mdash理性的生活樣式（Lebensführung）的能力與性向。
一旦這種能力與性向為精神上的障礙所阻撓，則經濟上的理性的生活樣式亦将遭遇到嚴重的内在阻力。
在過去，在世界任何地區，人類生活樣式最重要的形成要素，究屬巫術與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對這些力量的信仰而來的倫理義務觀念。
這部論文集下面所收錄與補正的論文便是來讨論這些力量與觀念的。
最開頭的兩篇是較早的論文，試圖在一個重大要點上，探究上述問題裡多半是最難捕捉的側面，亦即特定的宗教信仰内容對于&ldquo經濟心态&rdquo，也就是對于某一經濟形式的&ldquo風格&rdquo（Ethos）的形成所具有的制約性，而且特别是以近代的經濟風格與禁欲基督新教的理性倫理之間的關聯為例來說明。
因此也隻是就因果關系的一個側面來追究。
後面關于&ldquo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rdquo的數篇論文，則是試圖綜觀世上最重要的文化宗教與其文化環境中的經濟及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并且有必要的話，找出必須進一步與西方的發展加以比較的問題點，以追索出因果關系的兩面。
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讓西方宗教的經濟倫理相異于其他經濟倫理的固有要素，多多少少獲得清楚的因果歸屬。
所以，這些論文并不是想要做廣泛的文化分析&mdash&mdash雖然時而不得不如此；毋甯反倒是故意要強調，種種文化領域裡無論過去或現在，那些與西方文化發展相對照的成分。
換言之，就是徹底着眼于呈現西方發展的景象時那些顯得重要的部分。
就此目的而言，其他取徑似乎是行不通的。
隻不過，為了避免誤解，我們在此必須明确強調此一目的的界限。
另一方面，至少對那些不谙此道者，我們也必須提出警告，可别誇大了本書這些文章的意義。
漢學家、印度學家、閃族學家與埃及學家，自然不會在這裡頭發現任何他們所不知的新事物。
我們所冀望的隻是：在事關本質重要性的關鍵點上，并沒有他們必須評斷為确實錯誤之事。
至于一個非專家到底是否有能耐至少盡量做到接近這樣的理想，則是作者所不知的。
任何人若隻能利用翻譯，并且關于碑文、文物與文獻等史料的利用與評價方式，隻能仰賴那些時常充滿争議而自己又無法對其價值獨立做出判斷的專家作品時，很明顯的，無論如何都隻能對自己的著作價值抱持着非常謙卑的态度。
再者，現存&ldquo史料&rdquo（亦即金石文字與古文書）的翻譯量，部分而言（特别是中國方面）比起殘存的重要史料的分量，可說是少之又少，那麼情形更是如此。
鑒于以上種種，下面這些論文無疑全都具有暫定的性格，特别是關于亞洲的部分[12]。
唯有專家才有權做最終的判斷。
隻是，可以想見，唯獨因為執此特殊目的、由此特殊觀點來論述的專家著作始終未曾出現，故而才有這些論文的書寫。
它們注定會被&ldquo超越&rdquo，就像所有的學術作品遲早會被超越一樣，隻是程度更大，意義也強烈得多。
這樣一種為了比較而跨入其他專門領域的作品盡管異常危險可疑，卻也無可避免；隻是，能夠成功的程度有多大，作者本身倒必須心存極為保留的結論。
現今的時尚與文藝熱潮認為，根本可棄專家于不顧，或者可将之貶為&ldquo直覺反應者&rdquo的下屬。
幾乎所有的學問都多多少少受惠于業餘人士，而且往往是相當有價值的觀點。
但是，若把業餘知識當作學術的原則，那麼學術就完了。
想要&ldquo直觀&rdquo的人，大可上電影院，而且，對這些人來說，即使是在目前這個問題領域上，現在也還有大量以文學的形式來表現的東西提供給他們[13]。
再沒有什麼比這種心态更加遠離意圖依據嚴密的經驗研究來做極其清醒論證陳述的了。
而且，容我再加一句，想要聽&ldquo布道&rdquo的人，大可去宗教聚會。
在此做比較處理的諸文化之間，存在着怎樣的價值關系，以下論文概不置一詞。
人類命運的曆程足以讓稍窺其一斑者震撼擊節不已，這倒是真的。
然而，他最好将他個人小小的感慨保留給自己，就像望見高山與大海時那樣；除非，他自知被召喚并賦予能力，去做藝術的呈現或先知的要求。
其他大半的情況下，長篇大論地講述&ldquo直覺&rdquo，其實隻不過是在隐瞞沒有與對象保持距離的缺失，這和對人欠缺清醒洞察的态度一樣，都是必須加以批判的。
若就民族志的研究在當今所占的地位而言，特别是想要對亞洲的宗教意識做出真正徹底的論述時，那些相關的研究當然是不可不加引用的佐證；然而，以下的論文為顧及其所追求的目的，幾乎不太加以利用，這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要說明的。
原因倒并不僅止于個人的工作精力有其限度，主要的緣故毋甯是，此處所必須處理的問題端在于，各地區的&ldquo文化擔綱者&rdquo階層的特定宗教倫理所觸及的各種關聯，因此或可容許我們這麼做。
的确，我們真正在意的是，這個階層的生活樣式所發揮的影響。
誠然，唯有将民族志&mdash民俗學的事實拿來作對比時，才能真正确實掌握那種影響的特質，這是一點也沒錯的。
因此，我們必須明白承認并且強調，在此有一缺陷，那是民族志研究者很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出指摘的。
我很希望能用有系統的宗教社會學研究成果來稍微填補一下這個缺陷[14]。
但這樣的企劃顯然将逾越目的有限的這番研究的界限。
是故，以下諸論文必須滿足于如此企圖，亦即盡可能揭露出與我們西方的諸文化宗教相對照的比較點。
最後，也應該考慮到問題的人類學層面。
當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特定種類的理性化&mdash&mdash甚至在各個相互間（看似）獨自發展的生活樣式領域裡&mdash&mdash在西方，而且唯獨在西方發展出來；那麼，自然而然會有這樣的設想：其中的決定性關鍵是在遺傳的素質。
作者本身倒不吝予承認，在個人主觀見解上，贊成生物學的遺傳素質具有重大的意義。
隻是，盡管人類學的研究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但眼下我卻看不到任何方法足以正确掌握，甚或隻是大緻推斷出，遺傳素質在何種程度上，尤其是以何種方式、什麼連接點，對我們此處所探讨的發展産生影響。
社會學與史學的課題之一（應該）就在于，首先盡可能揭露出，借由對命運與環境的反應，便能得到充分解說的一切影響與因果鎖鍊。
達到這點，并且當比較人種神經學與比較人種心理學長足進展到遠超過其于現今，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前途無量的初步階段時，我們或許才能期望，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