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消費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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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的來自各項所得和售出債務投資兩方面的收入，在任何一個時期中，少于他購買商品和債務投資兩方面的支出，就會減少他的現金餘額）
國内投資對國内消費品生産的比率如果高，就會造成消費品的高的輸入水平，并且投資計劃所需用的資本财貨可能也需要輸入。
所以有些國家的處境往往是這樣：它們的國際收支情況妨礙了國内投資。
（實際上，除了那些特别引起國外貸款者的興趣的國家，或者它們的工業在世界市場上處于非常有利的競争地位的國家，國内投資對國内生産的比率方面的有效限制，通常是支付的平衡） 節儉和企業 食利者的道德教導人們節儉和擇取穩當的債務投資，這種道德一半支持和一半破壞企業家的道德，企業家的道德教導人們積累一種日益增加的生産能力。
在任何特定的情況下，食利者在消費方面的支出水平愈低，通貨膨脹的限度愈大，同時可能達到的積累率愈高。
當企業家（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的目的在于高的積累率，而通貨膨脹的限度是唯一的障礙時，人們愈節儉就愈适合企業家的需要。
另一方面，如果整個系統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在通貨膨脹的限度以内運行得很好，那麼，食利者的支出水平愈高，企業家就愈高興，因為它增加企業家按一定的物價對工資成本的比率能夠售出的商品的數量，使利潤比較容易取得。
節儉的程度突然提高，結果人們用在消費品上的支出減少，這對于企業家是非常煩惱的事；有些人的生産設備是根據預期的銷售量建立起來的，現在卻銷售不出去，如果因此他們解雇工人或者削減投資計劃，其他的人就也受到市場萎縮的痛苦。
節儉的程度逐漸提高，結果用在消費方面的支出和用在投資方面的支出的比率逐漸降低；這不會有什麼害處，隻要用在投資方面的支出逐漸增加到相應的程度。
可是我們沒有理由預期這種情況會發生，因為影響投資的企業家的決定和影響消費支出的食利者的決定之間并不協調一緻（除了下文即将讨論的一項例外）。
那例外的情況隻與經濟組織的一部分有關，所有關于這一部分的兩套決定可以結合在一起。
這是那些對同一企業同時具有企業家和食利者雙重資格的人，例如家庭商店的店主或者積極控制股份公司的内部股東。
對他們來說，來自投資的利潤的前景好，就可以誘使他們相對地減少消費方面的支出；他們可以減少他們交給家庭的那一份利潤，以便把較多的資金投入企業。
可是企業和節儉之間的這種關系，似乎不會在相反的方面發生作用。
當利潤的前景不佳，人們對投資不感興趣時，企業家道德并不贊成過多的花費。
這種企業家的家庭反而會不得不經濟一些，因為生意不好。
（這樣一來，弄得生意更加不好） 還有一種更微妙的情況，即食利者的節儉對企業家的處境發生影響。
無論什麼時候，外界食利者的全部财産所占的比例愈大，籌措資金就可能愈難，因為一方面食利者占有财産的比例高，可能意味着利潤所負擔的固定利息義務的比例高，另一方面因為食利者一般喜歡穩當的債務投資，不願意對冒險的投資計劃供給資金。
無論什麼時候，食利者在過去愈節儉，企業家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說）負債對資産的比例愈大，籌措新資金就會愈難或者費用愈大。
随着時間的進展，如果食利者儲蓄對投資支出的比率超過食利者财産對資本總值的比率，資金就會愈來愈難籌措。
總之，節儉使積累率有可能提高，然而又妨礙它的提高。
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這種矛盾的作用，是我們希望能用經濟分析來說明的主要問題之一。
資本的積累 在通貨膨脹的限度和國際金融所構成的限制範圍以内，企業家（作為一個整體）怎樣實行投資計劃，決定着整個系統将達到怎樣的資本積累率。
生産能力、資金和貨币制度所決定的内部限制，在過去已經确立的投資率的左右具體化，因而在通貨膨脹的限度面前構成種種緩沖，使投資率不緻迅速地提高得超過原來的水平。
可是，至于什麼因素支配那投資率得以确立的水平，我們知道的很少。
我們知道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國家這種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如果認為不同的原因就是企業家間激烈競争的那種傳統（有别于有飯大家吃的那種馬馬虎虎的精神），就是很快的技術進步的速度或者很大的保留利潤的傾向（積聚準備金供給投資需要的資金，不向外面借款），那就會混淆現象和原因。
另一方面，如果必須依據一種來自新教或者不知什麼東西的&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來解釋，那也是不很令人滿意的。
經濟分析需要一種還處在科學研究的幼稚階段的從曆史上來研究的比較人類學來補助它本身的不足。
同時經濟分析根本還沒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務，還沒有弄清楚積累率方面的差異以及變動的後果和近因。
所以有些國家的處境往往是這樣：它們的國際收支情況妨礙了國内投資。
（實際上，除了那些特别引起國外貸款者的興趣的國家，或者它們的工業在世界市場上處于非常有利的競争地位的國家，國内投資對國内生産的比率方面的有效限制，通常是支付的平衡） 節儉和企業 食利者的道德教導人們節儉和擇取穩當的債務投資，這種道德一半支持和一半破壞企業家的道德，企業家的道德教導人們積累一種日益增加的生産能力。
在任何特定的情況下，食利者在消費方面的支出水平愈低，通貨膨脹的限度愈大，同時可能達到的積累率愈高。
當企業家（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的目的在于高的積累率，而通貨膨脹的限度是唯一的障礙時，人們愈節儉就愈适合企業家的需要。
另一方面，如果整個系統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在通貨膨脹的限度以内運行得很好，那麼，食利者的支出水平愈高，企業家就愈高興，因為它增加企業家按一定的物價對工資成本的比率能夠售出的商品的數量，使利潤比較容易取得。
節儉的程度突然提高，結果人們用在消費品上的支出減少，這對于企業家是非常煩惱的事；有些人的生産設備是根據預期的銷售量建立起來的，現在卻銷售不出去，如果因此他們解雇工人或者削減投資計劃，其他的人就也受到市場萎縮的痛苦。
節儉的程度逐漸提高，結果用在消費方面的支出和用在投資方面的支出的比率逐漸降低；這不會有什麼害處，隻要用在投資方面的支出逐漸增加到相應的程度。
可是我們沒有理由預期這種情況會發生，因為影響投資的企業家的決定和影響消費支出的食利者的決定之間并不協調一緻（除了下文即将讨論的一項例外）。
那例外的情況隻與經濟組織的一部分有關，所有關于這一部分的兩套決定可以結合在一起。
這是那些對同一企業同時具有企業家和食利者雙重資格的人，例如家庭商店的店主或者積極控制股份公司的内部股東。
對他們來說，來自投資的利潤的前景好，就可以誘使他們相對地減少消費方面的支出；他們可以減少他們交給家庭的那一份利潤，以便把較多的資金投入企業。
可是企業和節儉之間的這種關系，似乎不會在相反的方面發生作用。
當利潤的前景不佳，人們對投資不感興趣時，企業家道德并不贊成過多的花費。
這種企業家的家庭反而會不得不經濟一些，因為生意不好。
（這樣一來，弄得生意更加不好） 還有一種更微妙的情況，即食利者的節儉對企業家的處境發生影響。
無論什麼時候，外界食利者的全部财産所占的比例愈大，籌措資金就可能愈難，因為一方面食利者占有财産的比例高，可能意味着利潤所負擔的固定利息義務的比例高，另一方面因為食利者一般喜歡穩當的債務投資，不願意對冒險的投資計劃供給資金。
無論什麼時候，食利者在過去愈節儉，企業家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說）負債對資産的比例愈大，籌措新資金就會愈難或者費用愈大。
随着時間的進展，如果食利者儲蓄對投資支出的比率超過食利者财産對資本總值的比率，資金就會愈來愈難籌措。
總之，節儉使積累率有可能提高，然而又妨礙它的提高。
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這種矛盾的作用，是我們希望能用經濟分析來說明的主要問題之一。
資本的積累 在通貨膨脹的限度和國際金融所構成的限制範圍以内，企業家（作為一個整體）怎樣實行投資計劃，決定着整個系統将達到怎樣的資本積累率。
生産能力、資金和貨币制度所決定的内部限制，在過去已經确立的投資率的左右具體化，因而在通貨膨脹的限度面前構成種種緩沖，使投資率不緻迅速地提高得超過原來的水平。
可是，至于什麼因素支配那投資率得以确立的水平，我們知道的很少。
我們知道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國家這種水平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如果認為不同的原因就是企業家間激烈競争的那種傳統（有别于有飯大家吃的那種馬馬虎虎的精神），就是很快的技術進步的速度或者很大的保留利潤的傾向（積聚準備金供給投資需要的資金，不向外面借款），那就會混淆現象和原因。
另一方面，如果必須依據一種來自新教或者不知什麼東西的&ldquo資本主義精神&rdquo來解釋，那也是不很令人滿意的。
經濟分析需要一種還處在科學研究的幼稚階段的從曆史上來研究的比較人類學來補助它本身的不足。
同時經濟分析根本還沒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務，還沒有弄清楚積累率方面的差異以及變動的後果和近因。